实践与理论关系的再理解 | 《<资本论>哲学的新解读》读书札记
文摘
2024-11-12 23:57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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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总以新的方式回顾哲学上不断被提起和思考的问题。中国人对于马克思的最新解读某种意义上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头开始的。理论性的“教条主义”和实践性的“经验主义”从智慧的角度来说总是我们十分容易犯的错误。
对于《资本论》的哲学的新解读，很多学者是以“实践哲学”来标识的，某种意义上和上个世纪八十年的以来的思想解放相互呼应。
我们阅读的这本书的作者鲍金说：
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是实践哲学，而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最重要的表征就是《资本论》哲学，《资本论》哲学突出地体现着马克思实践哲学。（鲍金）
当然，这样说并非后人瞎猜。人们可以从马克思自己的文本中找到可靠的依据。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作者总结学界对于实践概念的理解方式主要分为四类：
一是在“活动”或“感性的人的活动”的意义上理解实践概念。二是在“视角”的意义上理解实践概念。三是在“革命化”的意义上理解实践概念。四是在“实践形态”的意义上理解实践概念。（鲍金）
这四类对于实践哲学的理解只有第四种稍微抽象一些。
如果说“活动”“视角”和“革命化”意义的实践概念分别表述着实践的内容、实践的视角和实践的问题的话——其主体都是“实践”，那么“实践形态”的意义的实践概念则表述着哲学体现自身的方式和形态——其主体变成了“哲学”。这种意义的实践概念无法采取对象化的方式加以讨论，以为一旦对象化，那么人们正在讨论的东西就从实践滑向了理论，从而就理论化了。因此严格说来，“实践形态”意义的实践作为实践的实践、以实践的形态存在着或“实践”着。对于这种意义的实践概念，合适的方式不是定义、分析和推理，二是展示、显示和呈现。（鲍金）
我们看在这里作者说了很多废话，无非是强调最后一种对于实践的理解是基于现象学的理解。这说明了我国年轻一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深受现象学的影响。人们可能十分注重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而忽略了两者之间根本的区别。因为缺少对于哲学思想史上从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间发展关系的理解，所以，无疑导致了一种对于形而上学上知识化的正确态度的缺失。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政治对立其实带有时代性的特点，因为在具体的时代彼此对立的阶级持有不同的哲学立场。但是从形而上学到辩证法的思想发展中并非单纯的反对而是一种扬弃关系。所以，丰富的辩证法需要在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夯实起来。就智慧问题来说，哲学史上有三位人物不容忽视，分别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马克思。苏格拉底是一位实践型的智慧思想家，他以对话的方式将智慧的各种可能性展现出来，尤其是为智慧问题的讨论确立了普遍性和特殊性之关系这一问题域，可以说已经触及智慧问题的关键和核心，这对后世思想家思考相关问题产生了深渊的影响。不过，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完整揭示智慧问题的人，苏格拉底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空乏、偏差和失误之处，突出例证便是苏格拉底对话规定了智慧的方向为克服特殊、把握普遍，这就为智慧蜕变为知识埋下了伏笔，例如他的学生柏拉图以苏格拉底智慧思想为逻辑前提构建了理念论，而理念论正是西方哲学知识论传统（或理论哲学传统）的一个代表。（鲍金）
鲍金在这里的视角非常有意思。他所例举的三位哲学家，特别是在古希腊三哲之间唯独撇开了柏拉图的实践倾向。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在到亚里士多德，我们完全可以看成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过程。作者指出智慧蜕变为知识的关键就是“克服特殊、把握普遍”。那么，为什么理论性的知识认识需要具备“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特点呢？这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所谓知识，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从实际的角度来说我们需要当知识去指导我们实践的时候要避免犯错保证正确使得得到人所需要得到的结果。与苏格拉底相比，亚里士多德是理论型的实践智慧思想家，因此他的风格是理论地阐述，这为他全方位地展开实践智慧的规定性创造了条件。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智慧不仅是实现目标的工具理性，而且是指引人们去追求好生活和总体善的价值理性，价值目标处于实践智慧的灵魂地位，马克思的实践智慧思想就明显继承了这一思想。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的阐述重点放在普遍真理于特殊情景的运用方面，从而大大接近了实践智慧的精髓。（鲍金）
在这里作者实际上在古希腊师徒三哲身上完成了“实践-理论-实践”的正反合。到亚里士多德身上就变成了理论型的实践。人类实践越来越不是表现为任意的乱动而是表现为带着某种观念的实践，特别是这种观念越来越基于人类整体的智慧积累。如果说从特殊到普遍是一种对于理论知识的完成，那么从普遍到特殊就变成了理论的实际应用。模糊地说作者描述了一个理论来自于实践又返回实践的循环过程。因为理论哲学基于世界的自足完整性之预设，能够很方便地从某一个出发点建构起一个首尾一贯、逻辑自洽的解释性体系，因此体系的问题在理论哲学中往往不是至关重要的，而实践哲学基于世界的绝对开放性之预设，已然无法建构稳定的、闭合的理论体系，但只要实践哲学还是哲学，就必然以体系的形式存在，因而马克思的实践哲学面临着一个确定体系之合理尺度的问题。（鲍金）黑格尔将事物的自身关系作为其体系的动力原则，这与任何从外部寻找事物发展动力的形而上学做法划清了界限，但是黑格尔所提到的事物终究还是指绝对精神，而不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这就以完美的体系淹没了活生生的人类历史；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突出优点是有着巨大的历史感，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相互联系、相互照应，体现出了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不过进一步研究发现，黑格尔实质上坚持历史服从逻辑，而非逻辑反映历史，其历史头上总是笼罩着逻辑这样一个“强制性结构”，这就闷死了其体系中到处涌动的历史感；黑格尔哲学体系推崇有着真实内容的思维，而非纯粹形式化的思维，但是他的形式的自身关系中发现内容和规定内容的做法，又在实质上回到了形式规范内容的老路，最终必然导致形式牺牲内容的代价。（鲍金）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就已经非常注意传统形而上学过分强调形式而忽略了“内容”。所以从康德到黑格尔都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从理论到理论这种掩盖了实践（内容）的努力，只不过康德是以唤醒认识活动的方式完成的，而黑格尔的目的是重新唤醒“现实”。所以黑格尔方才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如果我们把理性等同于理论，把现实等同于人的实践，实践就是“理论-实践”与“实践-理论”，连在一起就是“理论-实践-理论-实践”。这当然是在这个人类实践活动链条上的智慧的取舍，不能说不对，但是有一定的片面性。何况就理性本身来讲，理性作为知识还是作为精神，显然意味也是不同的。具体到《资本论》，其实践哲学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实践哲学向现实生活转化的加强的过程，即理论形态的实践哲学直接地引导并同时转化为实践形态的合理的现实生活。就此而言，《资本论》这一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目的的政治经济学工作同时成为合理的现实生活之实现的哲学努力。这里涉及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马克思是如何发现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乃是合理的现实生活之实现的本质障碍的；二是马克思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研究中，亦即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如何体现出实践哲学的意蕴的。（鲍金）对于革命者来讲马克思是呼吁大家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似乎又以及其严肃的态度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自发现实的理论形态。就此而言，看上去似乎马克思并不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反而在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乎理性”。就其研究对象而言，《资本论》的理论形态是对于研究对象的合理的抽象。但是只要在这个结构中我们同样发现了潜藏在其中不可克服的矛盾，那么，这个社会形态作为历史运动就指向着一个不同的未来，这才是马克思想要告诉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