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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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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文学编者的话
作家读史，自然有一般读者没有的感觉。因为作家知道史是如何作出来的，自己也是写史的行当。这就是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了。
本刊将连续刊发作家黄仁柯的读书随笔，总题《读史琐记》，近期不定期的推出，以飨读者，并为当下的全民读书热潮推波助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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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韵阁文稿 张慕槎著
读史琐记(九）
廉吏，能吏：
薛岳麾下张将军
文/黄仁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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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将军者，浙江诸暨籍诗人、散文家、书法家张慕槎先生也。张慕槎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投笔从戎，先后在十九路军蔡廷楷部、第九战区薛岳部，担任中将、少将。虽然所任都是军中文职，参谋师爷之类，但尊称一声将军，应该也无不可。抗战胜利后，张先生经保荐，出任浙江省甲等一级县丽水县县长。1949年3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主要领导人的策动下，先生率队武装起义，走进革命队伍，先后担任浙东行署主任秘书、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虽然参事也就是个副厅长级的闲散职务，但按照浙人习惯，官居副厅，也就是可以称之我党高级干部的了。《松韵阁文稿》应该是印刷得最简单最朴素最不光鲜靓丽的一册。但是，如果仅因为一本书“其貌不扬”就认准它一定“穷酸”，“嫌贫爱富”，看走眼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为《松韵阁文稿》作序者二人，一是复旦大学校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教授，一是我国著名版本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周子美教授；为《文稿》题写书名的是书法泰斗、清末（1906年）最末一科秀才、傅雷先生授业恩师、108岁的书法家、诗人苏局仙先生；为《文稿》设计封面的是我国美术史研究最负盛名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伯敏先生。而马一浮先生，在晚年因白内障几乎全盲的状态下，“深恐辜负佳文，亦尝竭目力以读之”，并在读后认定文稿“行文甚美”，“异日编入方志，定可流传”。马先生与梁潄溟、熊十力合称“现代三圣”（或新儒家三圣）。老人家、周总理礼贤下士，曾多次会见他，向他讨教儒学精髓。而陈毅元帅有一回到杭州蒋庄探望，恰逢先生午休，元帅宁可在廊下淋雨，也不忍惊了先生的甜梦，使得文坛诗坛继“程门立雪”之后，又多了一个“马门立雨”的掌故。…….这样一批文化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一起为《松韵阁》“站台”，把当今文坛那些花里胡哨、噱头巴脑、“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玩意儿，不知甩出了几条街！眼尖的读者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本文标题中“薛岳麾下”这几个字。也难怪呀，薛岳将军在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实在是太触目了。张治中将军就曾经多次公开表示：薛岳将军是抗日战争中击毙日本侵略者最多的一个！可以说，薛将军不仅是中国军队中公认的“战神”，也是盟军中公认的杰出将领。仅在四次长沙会战中，将军就自创“天炉战法”，歼灭日军十万余众，在盟军中广受嘉许。为此，杜鲁门总统向他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虽然在1950年的海南岛战役中败给了韩先楚，1952年将军回到宝岛后，国民党当局仍然把陆军一级上将的军衔授给了他。国民党军队特级上将仅授了蒋介石一人，一级上将实际上就成了“天花板”。而且一级上将只授了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极少的几个人，薛岳忝列其中，应该是军人极高的荣耀了。可以说，薛岳将军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就连他的晚景淒凉，也淒凉得别具一格。1993那年，将军已经97岁。因为付不起房租，一级上将竟然被房东告上了法庭。面对着法官的质问，老人沉默良久，只感慨着说了一句话：“我曾经消灭了十万日军啊！”此话一出，嗡嗡营营的法庭瞬时死寂。法官和陪审人员一齐陷入沉默。这事轰动了整个台湾。说爱国心也好，说天良发现也好，反正全岛哗然。薛岳在海南败北、退居小岛之后，当局一直没有授予他任何实权。后来还因在最后主政广东时省政府的一笔糊涂账而遭人构陷，背了好长一段时间的黑锅，几乎让砸了“饭碗”。这场官司唤起了民众对于民族苦难的沉痛回忆。在媒体和民众的共同声讨努力之下，李登辉迫于压力恢复了对于薛岳的经济供应，老英雄这才得以较为安全地度过晚年，享寿102岁。这样的故事俯首即拾。不过本文想要述说的是薛岳将军的麾下，附带着说这么一个段子，无非也就是想打打开场锣鼓，让大家伙先暖暖身。开场锣鼓打过，“书归本传”，也就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常言道：强将手下无弱兵。张先生能够得到薛岳的尝试与器重，他的能力与品德，应该不言自明。当然，也有人会产生一点疑问。薛岳是广东韶关人，张慕槎是浙江诸暨人；薛岳是11岁（1907年）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又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的职业军人，张慕槎却是出身诸暨枫桥的一个小学教员。两个人既非同乡，又非同学，鸡皮鹅皮的，怎么会扯到一块去了的呢？这话有点说来话长，我们得走直了简捷着点说。张先生之所以能够与薛岳将军走到一起，是因了大革命，因了社会发展的风云际会。张先生又名张紫峰，1906年出身于诸暨枫桥五十六都杨坞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诸暨是越王勾践复仇雪耻的中兴之地。民风骠悍，不怕风腥气。当年吴越两军对阵，剑拔弩张。吴军正虎视眈眈等待越军冲锋，却只见越军大营中令旗晃动。正猜不透这令旗晃动的具体含义，500乌鸦兵已经连眼皮都不眨一眨就自己抹了脖子，漫天喷溅的血雨吓得吴军丧魂落魄，像着了魔法一般，一溃千里，败不成军。这故事二千年来在诸暨一直传为美谈。可以说，诸暨男孩骨子里流淌着敢打敢拼不怕死的热血。正因如此，大革命风暴中，诸暨走出了俞秀松、张秋人、汪寿华、宣侠父、宣中华、钱正英、钱希钧等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也走出了宣铁吾等好大一批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张先生6岁启蒙，14岁考入大东公学。由于家境贫寒，十六岁公学毕业之后，先生就先后在诸暨四五个农村小学当起了小学教员。公学听起来像个中专，实际上也就是个高小。对此，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教书之余，四处求教，吸取知识的养分。也因如此，先生结识了当时诸暨许多思想先进的同道。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的1926年，诸暨县举行国民党代表大会，20岁的先生不仅代表枫桥区参加会议，还担任了枫桥区党部的分区长。北伐军兴，先生也像许多诸暨男孩一样，到蔡廷谐的十九路军投笔从戎。由于当过五年小学教员，写得一手好字，没用多少时日，先生就扛上了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少校秘书兼军法官的金牌牌。到得抗日军兴，他又经人举荐，到同为十九路军旧部的九战区薛岳所部担任了一个军的军法处长。这以后，先生就与薛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抗日战争最吃紧的1942年至1945年，经薛岳举荐，先生在湖南省平江县当了三年县长，并被薛岳任命为九战区长官部少将参事。张先生在国民党军中的最高军职是陆军中将、南昌军官总队副总队长。虽然这个中将副总队长看似与薛岳关系不大，但“朝中无人莫作官”，谁（包括张慕槎）心里都明白，没有薛岳力挺，先生肩上这个中将牌牌，可不是那么好戴的！简述过薛岳将军与张先生这段历史渊源，接下来评说评张先生的《松韵阁》一书，也许就更加水到渠成了一点。先生是诗人、散文家、历史学家。先生的诗是格律诗，辑录在《松韵阁诗稿》中。散文和其他史学研究，以及其他历史学者撰写他的传记、回忆录，则一并收集在《松韵阁文稿》一书中。我对律诗少有涉猎，不敢妄议。对于散文（尤其是偏向史学的传记、回忆录）却情有独钟。我一向认为回忆录属于“野史”，而“野史”对于后人撰修“正史”，有着极其重要的参照与补充的意义。《松韵阁》就是这其中具有参照意义的的一部。薛岳认定先生是个“能吏”“廉吏”，所以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2至1945年，保荐先生出任平江县县长。先生在平江三年的的所作所为，证实了薛岳将军识人不谬。当然，最能证实先生人格品质的，应该还是平江县的四五十万老百姓。《松韵阁》收录了1986年10月《平江文史》第九期刊登的黄白隆先生的文章《张慕槎在平江》，以及《诸暨史志》1987年2期刊登的陈铭列先生的《甘棠遗爱话槎翁》。两位先生以白描笔法，通过几则鲜活的事例，朴实无华地表现了张先生治理平江三年的“廉”与“能”。平江这个地处，赌风历来盛行，就是抗日战争打得炮火连天，县城上下，照样赌得昏天黑地。先生一到平江，就同全县老百姓“约法三章”：“赌博必禁；物价必平；役政必公”。他把这个“约法三章”亲笔书写，石印印刷，送往全县每家每户，还到处用石碑刻上“永禁赌博”四个大字 ，立于交通要道。尤其难得的是张先生禁赌，不是“柿子专拣软的捏”。他禁赌，不仅敢治二流子，对官宦显贵也绝不手软。陈铭列先生的文章就讲到了这样一个例子：“思村乡有个大劣绅王稚予，民愤很大，长年窝赌。张慕槎亲往捉拿，下于县狱，罚他扫街，百姓拍手称快。黄金乡官绅黄季野，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少将参事，横行乡里。张慕槎勒令其在孙中山遗像前请罪，直到他宣誓绝赌后，才免于游街示众。群众说：‘这些人是老虎头上的虱子，县长都敢捉，其他人还敢犯法？’”（见《松韵阁》P170页 173页）对这件“捊虎须”的往事，黄白隆先生在《平江史志》上发表的文章，还更加细致、准确一些。他说： 黄季野与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是同学。杨森聘任他为副长官部少将参议。他在平江家中享福，经常在家中聚赌。张慕槎把他找到县府，提出两个解决办法，一是游街示众，二是在县府当着全体官佐向孙中山先生遗像请罪，保证今后决不再聚赌。黄季野惧怕张慕槎的敢作敢为，只有答应履行这二条。走过程序，张慕槎也就见好就收，以礼相送，还对黄季野作了表扬。黄季野是当时平江居家享福的最大豪强，他犯禁都让张慕槎搞得颜面扫尽，其他小的豪强，那里还敢聚众再赌！（见《松韵阁》P176页）张先生在平江县长任上，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平江无正式娼妓，有之，则为暗娼，娼而曰暗，纵操贱业而不失廉耻之心也。同是炎黄的好子女，安有生而愿为娼妓者呼？有之，必为生活所迫耳，为不良风气所驱使也。故禁娼，不能以强迫命令行之，而要采取潜移默化的办法。”这番言论应该说很好地体现了先生的人本主义思想。正因如此，他在平江搞禁娼，先采取了一种优容政策，允许她们（娼妓）暂时维持现状。但也规定她们必须每天学习织棉布，由五尺起逐渐增加，达不到这个指标，就不准再做暗娼。经过了一段时期，暗娼们学会了织布技能，对做暗娼就产生了一种厌恶。这时，张慕槎就又做出了新的规定，命令做暗娼的女人必须结婚。不结婚者不准做暗娼。而等她们结婚后，又有那一个丈夫是可以愿意自己的妻子去做暗娼的呢？于是不到一年，整个平江就自然而然地消除了暗娼。这个结果让整个湖南都为之一震。那时候薛岳已经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夫人出任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在一次省政府工作会议上，夫人就命秘书宣读她的书面发言说：平江张县长在禁赌的同时，对暗娼先教之以生活技能，继劝令分别从良，维护她们的廉耻，尊重她们的人格，娼妓不禁自禁，这个办法很好！希望各县推行！抽壮丁是民国时期最让老百姓胆战心惊的一项举措。即令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抽壮丁仍然是国统区扩充（补充）兵员的重要手段。而在这项举措实施的过程中，许多有势力的豪强恶棍假公济私，鱼肉乡里，让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饱受欺凌，怨声载道。张慕槎作为一个县长，当然“无力回天”。但是在执行这个“政策”的过程中，他却敢于凭着良知，竭力维护公平与公义。一次，先生微服到南乡安定出巡，在一凉亭休息，见一人匆忙奔跑而来。先生拦问他为什么跑？他说我只有一个独子，保长硬要征去当兵，我请人写了呈文，去见袁乡长，请求开恩免征。先生把他的呈文拿来一看，问说：保长有几个儿子？答曰：有两个。先生提笔就把呈文批了：“独子照例不应征。该人之子，应予免征，遗额以该保保长之子补充应征可也。”这人怪先生凃坏了他的呈文，说：“我辛辛苦苦请先生写的呈文被你弄坏了！”先生说：“不要紧，你送给乡长去看就行了，乡长是我的朋友呢！”虽然疑团满腹，农人还是去见了乡长。乡长见文后问他说：“你到县上去见了张县长？”农人说不曾。乡长说：“你这呈文可是张县长亲笔批了话的。”农人这才知道在凉亭上见到的是县长。又过不久，张先生出巡西乡后返县，途经英集岭突遇一农人率家小摆着香案在路上跪接。先生以为农人一定碰到了什么冤枉，所以“拦马头告地状”。连忙上前询问农人有何冤屈？农人说：大人，我正是那天在凉亭里碰到你的那人呀！我独子叫保长捉了壮丁，全凭你县长批呈文放回，让我全家不致饿死。听说县长出巡各乡，我们天天在此恭候，今天有缘，给您老人家叩个头！张先生挥泪将农人扶起，后来常语人曰：“县长之所以称之父母官，因其为亲民之官也，理应实心爱民方是！”（引自《松韵阁》P178页）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县一级地方政府机构都比较简捷，一县设七个科，每科往往一个科长，一个办事员，加上警察局二三十个警察，总拢起来也就是三四十个人。七个科中，有一个科不叫科，叫监印，往往都由县官的太太担任。张先生生前同我说过，说这种设置方法，讲透了也就是多给县官一份薪水，而已而已。先生当不免俗，他当县长，他夫人骆志清女士自然也就当了监印。骆氏夫人是一个很娟秀的江南女子。有一位杭州的中学语文老师写文章，说骆氏夫人像极了张曼玉。骆女士我见过，但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最起码，她的腰枝就肯定没有张曼玉那么纤细。有一回，张先生赴耒阳参加省政府召开的一个行政会议。当时县里存有7万斤积余的公粮。县政府有几个掌权的人物策划着要把这批公粮集体私分了，要求骆氏夫人盖印虚词报销。持此议的都是县政府掌握公粮分配的实权人物。他们料想张先生不在家，他们又没忘了县长应得的好处份额，监印一个女流，一定会乖乖地跟着大流走。他们没有想到骆氏夫人竟然严词拒绝，任你说破嘴，她就是坚持着不盖印！张先生回县后，完全赞成夫人的处置，将平江县积余的7万斤公粮全部交公。当然，对犯糊涂的下属，张先生也没太着意追究。炮火连天的，养家糊口，不容易。不该得的东西不争。不该拿的东西不拿。先生这方面做得很靠硬。而且，有好多时候，该他拿的东西他也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由于在平江的工作优异出色，1944年，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给张先生颁发了3万6千元奖金。在当时，这可是笔巨款，可以办好多事。可是当年8月，先生就把这笔钱如数捐献给县立中学，用以增办高中部。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张先生用行动破了这个魔咒。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不容易！（引见《松韵阁》P167 P171页）五是炮火连天更要吃饭，任何时候都不敢忘记发展生产这个硬道理。武汉会战之后，湖南成了日本人想啃又总是啃不下来的硬骨头。我的祖居地湖南澧县，偏处湘西北一偶，但在常德会战之后，日本人竟然一连数次派兵“扫荡”、杀人放火。平江距离长少不远，当然不能幸免侵略者的暴行。张先生主政平江三年中，日本人的铁蹄就数次践踏在平江的土地上。然而，纵使硝烟弥漫，张慕槎也一刻不敢怠慢了农商。先生出身贫家，深知解决吃饭问题对于老百姓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每天一大早，他就要跑街上去敲各商店的门，催叫早起开市。至于穿草鞋打赤脚跑乡下去接见农民、体察民隐，更成了他的家常便饭。而且他每每下乡，多是微服，只带一个工作人员，往往就在贫苦人家食宿，不摆架子，这使得他往往能比别人更多地听到真话。1943年，有个平江读书人给他写了一个《平江治安䇿》的条陈，他读后十分重视，立交下属传阅，采样执行，并且亲笔回复，颁奖500元嘉勉。主政平江三年，张先生号召全县发展副业，提高茶、麻、油、纸、等土产土制的质量，多养猪、羊、鸡、鸭等家家禽、家畜。他尤其注重发展平江传统的青布生产，提倡一户一机。在他离开平江时，平江的织布机，果然达到了57000余台。“人是要吃饭的”这个浅显的道理，在张慕槎治理下的平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还有许多生动的例证，宥于篇幅，只有忍痛割爱。正因为有着这一系列具体的实证，41年之后，平江人民仍然尊张先生为廉吏、能吏，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八一五光复之后，张先生经人保荐回到久别的浙江故乡，出任丽水县县长。由陆军中将而一县县长，在现今许多人来说，可称得是“高射炮打蚊子”了。但对于张先生那代的不少人，这种官场上的起落沉浮，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民国（北洋政府）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先生，不当总理后，也就是到海南岛当了一个县长。1949年3月丽水起义后，张先生先任浙东公署主任秘书，再任绍兴救济院院长，再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91年85岁那年魂归道山。也就是说，张先生在红旗下工作生活了41年。这41年中，相对于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张先生的工作、生活，还应该可以称得上“比较稳定”。当然，这个“比较稳定”可不是波㳕不惊、顺风顺水。最起码，有三个问题就曾让先生“无措手足”。张师母也是个知识女姓，不仅在张先生当县长的时候出任“监印”，还当过平江县的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先生出任绍兴救济院院长，师母也被组织上安排在救济院当了老师。后来精兵简政，救济院也不能例外。先生是院长，师母自然要带头，于是辞去公职，两份“口粮”也就变成了一份。先生是个生性豪迈的人，喜欢交朋友，喜欢请客吃饭。诸暨距离杭州又近，七大姑八大姨的亲眷子侄来来往往，家里面经常“高朋满座”。虽然先生后来提出了一个“一夜、二餐、一张票”（即住宿一晚、供二顿饭、送回程车票）的规矩，但那里挡得住一众亲友“到杭州做嬉客”的“积极性”？“高朋满座”热闹倒是热闹了，但先生家也在热闹中自然而然就成了“月光族”。先生要顾及面子，夫人却不能。月头月尾找同事友好“调个头”（杭州俚语，借款的意思）就成了师母生活中的常态。二是“无后”的尴尬。不过先生夫妇都是诸暨大东公学的同学，伉俪情深。一番商议之后，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小丫头，这丫头后来又长得婷婷玉立，很有孝心，这事也就平稳地过去了。三是五十年代中期那场风暴中差点“翻船”。不过，同别人有点不一样的是，先生的“翻船”危机，倒不是因为他在运动中说了什么话，而是因为他听了整风动员后，感慨执政党的胸襟伟大，激动之余，仿照有关民主人士，也写了一首题为《鸣放篇》的诗歌。先生的这首诗歌就是在当年运动的背景下，也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问题是先生的诗在整风会上朗读之后，让另外一个民主人士产生了发言的冲动。而这一冲动，就让他换来了一顶“帽子”常言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位先生让戴上“帽子”，要怨也只能怨他自己没有“管牢”自己的嘴巴，同张先生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张先生不这么看，他总觉得是自己读了那个“鸣放篇”，让发言者失去了节制。为此，当X先生成了“敌人”家中门可罗雀的时候，张先生却一次又一次的到X先生家里看望。这事引起了单位领导的警惕，立马找X先生“启发诱导”，要X先生揭发张先生的“严重问题”。此时的X先生已是惊弓之鸟，那里还敢违拗领导的意旨？不过他也不愿意昧着良心编瞎话，只有搜肠刮肚，把张先生平日与他闲谈中说过的一些落后话揭发举报，向领导交差。张先生为此捱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整。虽然最终侥幸过了关，但他与X先生几十年的交情，也就不可挽回地终结了。虽然遇到了这些坎坎坷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晚年的张先生仍然意气奋发，一如既往地关注国家的发展进步，关注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1981年10月，他就与在浙江的原国民党政界人士（专员、县长）18人联名致信台湾的老友，呼唤和平统一、振兴中华。联名信在电台和报纸上播发之后，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封信是张先生起草的，但他把自己的名字署在最末一位。丽水起义之后，他就和薛岳将军断绝了联系。但是他相信，薛岳将军一定会看到（听到）这个信。除了关心国事，晚年张先生更热衷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他是浙江逸仙书画院、西湖诗社两个社会团体的创始人，后来又两次担任这两个社团的名誉社长。他写了许多诗词、楹联、遊记、散文、文史资料，还就《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情始末和《西施出处》等历史专题，写了很有份量的文章。苏步青先生在为《松韵阁文稿》所作的序中，就有这样的评介：“（其所作《五泄之行》，对于东西龙潭诸胜，曲尽其妙。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叹为‘奇作’。查徐宏祖墓志，徐尝游五泄，但《徐霞客游记》中，失载五泄风光，今得慕老斯篇，可补《徐霞客游记》之缺矣。”“慕老之诗，为时而作； 慕老之文，亦为时而作； 慕老为人洒脱，诗如其人，文亦如其人，其尊师重道之虚心求教美德，老而弥笃，故余乐而为之序。”（引见《松韵阁》P5 P6页）苏步青先生是一位具有国际声望的数学家。他如此评价张先生的文字，先生为人为文的炉火纯青，就是显而易见的了！张慕槎先生谈不上大英雄。在他85年的人生经历中，也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要说到“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却可以肯定当之无愧。先生在反抗外敌、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不怕牺牲、不畏强暴、顽强拼博、廉洁奉公、至诚爱民，绝对称得上“能吏”、“廉吏”；他在解放战争末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顺应历史潮流，率众武装起义，建国后又致力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仅此几端，就足以认定他做了“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当然，先生已故世多年，“送葬”“开追悼会”是不必了，但“秀才人情纸半张”，写篇文章呼吁呼吁，让他那本受到马一浮、苏步青们交口称誉的《松韵阁文稿》不致佚失、湮没；让后来者记住先辈们曾经走过了多少坎坷与泥泞，记住他们的业绩，发扬他们的精神，应该也是十分必要，而且也是可以做到的。也许，这就是我以老迈之躯，在国庆放假期间努力写作这篇《读史琐记》的动力之所在吧。（2024年10月3日下午6时初稿于 杭州，2024年10月5日下午6时改于静怡斋，2024年10月6日下午5时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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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仁柯，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原驻会国家一级作家。已出版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七百余万字。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奖。根据其原创小说改编并参加编剧的29集电视连续剧《记忆的证明》在中央电视台多次播出，获2004年度中国广播电视大奖飞天奖一等奖和飞天奖最佳编剧奖，再获2005年度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2006年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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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题写：林邦德
编 辑：东东 西西
终 审：独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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