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02日-
编者的话
这是著名学者、一级教授陈思和先生一个特别的回忆录《从广场到岗位》，用理论形态书写而成。在此书出版之前，本刊就刊登了部分章节。在取得作者授权后，本刊将继续选载这部书的精彩内容（不展示书中的中文注释）。本刊向陈思和先生致敬，并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从广场到岗位 陈思和著
北京出版集团 文津出版社出版
陈思和教授在参加活动仪式中
内容简介
陈思和专栏
广场的形成（外一篇）
文/陈思和
我们梳理新文化传统是为了梳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谈到六代知识分子的传承关系，也同样含有梳理传统的意思。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浩劫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后，必须要认知的一种自觉，谁都想问一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何处去？两代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梳理晚清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传统，梳理中有思考，希望找到知识分子未来的可能性。王晓明提出晚清士大夫意识中的四大观念构成了新文化传统的基本支柱；我从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着眼，王晓明描绘的四大观念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士人阶层从传统庙堂意识的价值取向朝着现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价值取向的转化。
李泽厚
为什么要讨论价值取向？因为价值取向决定着社会行为的方向，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什么人生方向，是由其相对稳定的价值导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塑造不同的知识分子。古代士人相信“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他们饱读诗书、传承道统，深信唯有读书做官、辅助君王这一途径，才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但是在晚清废除科举，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新学”以后，随着学科分类和知识专业的确立，知识分子接受知识的内涵与方式都发生变化了，天变，道也随之变了。东洋西洋的高等学府里，哲学文史、政治法律、社会经济等等，就连存放“天道”的宇宙太空，都成了专门学科，都有专门的知识体系做支撑，没有一种包罗万象的帝王之学，更没有官场梯队的预备演习。知识专业化是为了服务社会，即便是政治、法律、社会、教育等学科，也是服务于现代社会管理系统，并为此设置的具体岗位。旧时读书人所谓“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卖货给庙堂的主儿；而现代知识体系面向社会，面向民众，通过服务民众这个“中介”来提升国家软实力，间接地为国家服务。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民众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了。但是，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不是在短期内确立完成的，它需要有一个社会实践的漫长过程，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对于转型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从“货与帝王家”到“服务民众”，从廊庙天下到社会岗位，之间的价值落差实在太大，用一个现代的词来描述，就是他们深深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对于这种历史的大趋势，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是看得清清楚楚，也很理解，但在当时，经历着巨变中的人们是很难迅速适应价值观的变化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样一个让人感到尴尬的历史时刻应运而生。
严复
晚清以来，像严复、张元济、蔡元培、黄远庸、张謇、马相伯这样的成功转型者毕竟少数，他们的思想行为虽然走到了时代前沿，但在实际的人事关系上，他们与庙堂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属于最后一代士大夫，又转型为最初一代现代知识分子。他们身在民间社会的岗位上，依然拥有传统士大夫的权威性与话语权。
然而有更多的年轻知识分子（留学生）都彷徨在新时代的歧路上。他们出国学习的是新知识，但在价值取向上并没有做好在民间岗位工作的准备。鲁迅便是其中典型。据鲁迅在《<呐喊>自序》里介绍自己的学医选择：“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里包含了两种价值取向：前者是当一个服务于社会的普通医生；后者是希望能够参与国家的维新大业，改变国家的命运，因为他间接地了解到“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这种双重目标并驾齐驱的价值观，表面上看很接近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可是鲁迅在实践中又出现了怎样的结果呢？我们暂且绕过“幻灯片”的故事[3]，直接引出鲁迅选择弃医从文的理由：“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作为大清帝国的留学生，鲁迅学习“新学”的潜在目的，重要的还是在于练就一双“医国”之手。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传统里，治病也好，烹调也好，钓鱼也好，弄到后来都变成了治理国家的隐喻，而并不要求你实实在在地当一名好医生、好厨师或者好渔夫。从价值取向来说，做一个医生救治病人，如果先要看病人的精神是否觉悟，凡愚弱的病人（大多数病人都是愚弱的）似乎不值得给予救治，并不以他们的生命痛苦为不幸，我想这是当不好医生，也有违医生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当然鲁迅写这篇自序时被笼罩了激愤的情绪，有些话也不能太当真。从民间岗位价值取向分析，我觉得鲁迅至少在留学期间是没有真正做好当医生的上岗准备，他关心的依然是治国救民。鲁迅与藤野先生最后没有能够完成医术传承，有背后的价值取向在起作用。但是还有——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的是，鲁迅放弃学医，并没有退回到庙堂去，谋一官半职，或者当一个“洋翰林”，而是转向新的方向：办刊物，弄文艺，搞翻译，宣传新思想，推动改造国民的精神素质——用后来的话表述，就是启蒙。
鲁迅
鲁迅选择的人生方向，代表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既不是继续在庙堂做官谋职；也不完全是体现现代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意识。鲁迅不能满足于学一门技术，谋一种职业；他还有更大的志向和远景：改造国民性，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提升中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鲁迅的选择超越了仅仅作为职业的民间岗位，他在民间岗位之上的精神领域，建构起一个新的价值标准：教育民众、唤醒民众，在庙堂以外建构一个新的判断社会进步与否（也包括判断庙堂权力机构的进步与否）的标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根本区别，就是知识分子所依据的判断标准，既非“君意”也非“圣意”，它是一种“民意”。但这个“民意”不是传统儒家宣扬的“民为贵”思想，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民众是被统治的阶级，只能被动地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所以，代表时代进步的“民意”暂时还无法由民众自身来表达，需要知识分子向民众进行启蒙教育，传播时代进步的信息，培养人们的理性和觉悟。从晚清到五四的时期，时代进步的信息主要还是来自西方社会，中国人只有冲破传统文化的思想牢笼，真正地解放思想，放眼世界，呼吸自由，才能看清楚世界进步的趋势。很显然，这不是个别人的选择，当时大批留学生迈出国门，他们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看到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看到了法国大革命和《人权宣言》，看到了美国的民主体制实验，也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还有弥漫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和现代主义思潮……，就是这样一批留学生，最先看到了世界的希望，也许，他们看到的还只是一些现象的碎片，不那么准确，他们找到的也未必就是真理，但是他们已经触摸到世界发展大势，勇敢地担当了启蒙责任，成为那个时代又一批现代知识分子的先驱者。
我曾讲到严复在变法失败后，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于是自觉选择了翻译西方经典名著和传播西方现代思想的人生道路。他的选择也具有双重的价值取向：在以译书为职业、从事教育和出版工作的人生道路上，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但在文化传播领域，他的工作意义凸显在开启民智，鼓励青年放眼世界、了解世界，着眼于整个国民文化素质的提升。这就是在民间岗位之上的精神岗位，与鲁迅选择改造国民精神的道路是同一条启蒙的价值链上的关节点。启蒙的价值连接着清末民初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产生实际的制约作用。晚清到五四前后，许多中国留学生本来根据国外高校的学科设置选择了多种多样的专业，最终都放弃了，转而投身到社会运动和文艺运动。我们不妨罗列一下五四新文学初期作家的留学背景：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首选是农科，后来转哥伦比亚大学改学哲学；周作人是以学土木工程的名义被公派出国，但只是在立教大学读了一点古希腊语；徐志摩在美国读的是银行学和经济学，后转到英国剑桥大学学政治经济学；郭沫若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医；郁达夫先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学习法政，后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学习；张资平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地质系；另一个创造社元老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是在“造兵科”学习……再加上鲁迅的弃医从文，再加上还有许多虽然留学也没有学到什么专业知识的“游学者”的投入，一部新文学史几乎就这么歪打正着地诞生了[6]。这些留洋学生的专业与新文学本来没有什么内在关系，他们回国以后也没有考虑过确立自己的专业岗位赖以维生，或者说他们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很多人仗着留学期间学了一点外语，积极从事文学翻译和文学写作——而这正成为启蒙文化运动的最有效的武器，新文学就势发展起来，成为轰轰烈烈的启蒙文化的一部分。
很显然，这样一种现代知识分子在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趋势，背后一定有强大的价值取向在起着引导作用。我把这种以启蒙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广场意识。在《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我是这样描述的：
“广场意识”正是中国知识分子近似于摹仿伦敦海德公园的一种实验。他们幻想站在一个空旷无比的广场上，头顶湛蓝的天空，明朗的太阳，脚下匍匐着芸芸众生，仰着肮脏、愚昧的脸，惊讶地望着这些真理的偶像。他们向民众指出，哪里是光，哪里是火，从此世界上就有了光与火。假使真的存在这样的广场，作为价值转换的中介，它显然会使知识分子由民间通向一个新的南面而王的位置。
从庙堂价值取向转型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对于传统士人来说是艰难的，但转向广场价值取向并不难，在走向共和的大趋势下，知识分子从传统的“帝王师”的价值观转向“民众导师”的变身并不费力。尤其在辛亥革命以后，整个社会政治都由所谓“君王意志”向着“民众意志”转化，“民意”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谁掌握了民众舆论导向，谁代表了“民意”，谁就有力量主导国家命运；反之，独裁者（如袁世凯）背离民意，即使有力量也会遭遇众叛亲离。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第一代知识分子及时抽身庙堂而投向广场，领导民众舆论，普及民主与科学的新知识，破天荒地开创了一个在庙堂之外引领社会进步的新的价值空间。这一场华丽转身，在中国现代史上即体现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最杰出的领袖，是陈独秀。
广场上的歧路
我们把陈独秀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杰出代表，大约不会产生异议。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政治上的终身反对派，并且为之奉献出一生心血、满门忠烈。正如他在1933年国民党法庭上宣读的“辩诉状”所说的那样：
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昭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
陈独秀
我之所以认为陈独秀的一生奋斗最能够诠释现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是从四个方面来考察的：首先，陈独秀一生清贫，除了民国初年与柏文蔚的安徽督军府、二十年代初与陈炯明的广州省政府有过短暂合作以外，基本上没有直接参与地方政权下的政治活动，况且柏、陈当时都是以“革命军人”的身份建设地方政权。但即使这样，陈独秀与他们的合作范围也非常有限。晚清到民国的历史性转变中，在传统文人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庞大人群里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样彻底的拒绝庙堂。其次，陈独秀一生立意反抗，精神独立，他自我归纳的四个“反抗”，已经把体制反抗、政治反抗、思想反抗、对共产国际斯大林路线的反抗都涵盖于其中，真正做到了无所畏惧，不为某种势力左右而出卖灵魂，或背叛立场。其三，陈独秀早年考过秀才，国学底子深厚，尤其对文字研究颇有成就；在其事业最盛时期，担纲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新青年》，声誉如日中天，但是学术专业、教育事业都不能使他安身立命于民间岗位，他一生奋斗的价值志向，只在“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其四，陈独秀概述自己三十余年生涯，前半期站在知识分子方面即向大众启蒙，后半期转向为工农劳苦人民谋利益，即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众革命。在陈独秀的革命生涯里，“启蒙民众”和“领导革命”形成了自然链接的“改造中国”的奋斗目标。他的立场始终是在庙堂外、与人民大众站在一起，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民众启蒙教育的目标。我想，如果要全面展示现代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价值取向，陈独秀的一生是最纯粹、也最具有典范性的诠释。
陈独秀的人生道路的选择，对五四时期一大批向往用激进主义手段来改造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着直接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条道路上的先驱者和践行者，还有李大钊、瞿秋白等一大批没能活到1949年就献出生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包括信仰其他社会理想主义的政治活动家和民主人士……他们政治倾向不尽相同，所走的道路也多有分歧，但是他们的人生目标、价值取向都非常清楚，他们始终与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日伪政府划清界限，尽力使自己成为一种反抗、批判庙堂的力量；对于民众他们始终站在启蒙教育的立场上，旨在唤醒民众，推动社会民主进步；他们为了生计也有自己的专业和工作岗位，但他们并不把自己的专业岗位视为一种独立的价值取向，而只是依附于他们毕生“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的理想实践。他们把改造中国的理想途径放在对庙堂的批判和改造之上。广场与庙堂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构性。
与陈独秀一起发起新文化运动，但政治态度要温和得多的是胡适。胡适的温和是因为他的价值取向比较多元，庙堂型、广场型与岗位型混杂在一起，但广场型价值取向还是占主要的地位。胡适的一大贡献，就是他从美国留学回到中国，看到民国政府无能力担当起新的中华庙堂的功能和责任，于是他提出了“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主张。这个主张得到陈独秀赞成，可以看作是《新青年》在北大前期的基本方针。为什么说它是“一大贡献”？因为陈独秀是革命家，虽然他也看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而决心创办刊物，着力于思想觉悟的工作，但依他的本性是不可能回避现实政治、也不可能回避现实政治的冲突。胡适“规避政治”的主张保证了《新青年》顺利开展思想启蒙运动，包括推广白话文和提倡民主与科学，《新青年》虽然成为旧势力的眼中钉，被视为洪水猛兽，但它仍然能够在批判旧文化的斗争中所向披靡。胡适的另一贡献是广场斗争始终不忘专业岗位的坚持，他是以新思想理论指导下整理国故的学术成果赢得了北大学子的尊重，而不是耸人听闻的实验主义和写得并不好的白话诗。从五四初期的胡适的价值取向来看，他是自觉拒绝庙堂之路、坚持专业岗位、醉心于广场的思想启蒙。他提倡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提倡白话诗、介绍西方短篇小说等等，既是专业知识，又是思想启蒙，几乎是打一枪开辟一个领域，弹弹无虚发，很快就建立起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权威形象。
胡适
虽然与章太炎一代知识分子相比，胡适属于全新的留学生一代。在广场上的留学生阵营中，英美背景与日俄背景的留学生之间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不一样。胡适不谈政治只是短暂的选择，没过几年，他就在《问题与主义》中小试牛刀，接着又与丁文江等人一起创办《努力周报》，大张旗鼓地参与议政了。议政本来是广场型知识分子的题中之义，胡适的参与议政，坚持了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不断与新旧庙堂进行对话，在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政权以后，两者之间龃龉加剧，新月社一度也成为政权迫害的对象。胡适走的是一条与陈独秀截然不同的广场道路，陈独秀是庙堂的反对派和旧世界的掘墓人，胡适是实验者，他不断实验在专制体制下用和平方式来呼吁民主诉求、营造民主体制。胡适这个努力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抗战爆发，胡适出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为抗战外交奔走；1948年国民党筹办召开“国大”，胡适不知就里答应参与总统竞选，结果是自取其辱。1949年以后，胡适先去美国，后回到台湾定居，担任了中央研究院院长。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和特立独行的精神始终是国民党政府的大忌，他晚年在台湾不断受到明里暗里的攻击，终以心力交瘁而死。胡适和他的学生傅斯年等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另一类广场型知识分子，他们的价值取向一直徘徊在广场与庙堂之间，“议政”“入阁”“组党”“办报”“言论”都是广场型知识分子表述政治主张的主要渠道，但是在没有民主空间的中国庙堂之侧，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俩先后猝死的悲剧，同样象征了现代知识分子由广场到庙堂之路的断裂。
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是通过推广白话文、提倡文学革命来扩大社会影响，获得社会承认的。陈独秀的思想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广场型价值取向，深刻地代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新文学的主流精神。青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弃医从文的例子，也是典型的广场意识之体现。鲁迅的从事文艺，与起先打算从医一样，不是出于纯粹的专业意义——“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仍然有一个高于专业本身的目标，也就是启蒙。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精神传统，我称之为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它在文艺创作中强烈体现出一种大胆针砭现实、干预生活的热忱态度。这种文学的战斗精神，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每一个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都熔铸出辉煌的广场型的战士人格。鲁迅是新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的生活轨迹与陈独秀有相似之处，但又有明显不同。陈独秀始终是一个在广场上积极行动的精神战士，他游走在几重不同境遇的广场上，直至背上革命的十字架，沉沦到底；而鲁迅曾经是一个享受平稳、富裕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工作，也算是侧身于庙堂；新文学运动初期他既有创作又有翻译，还在几个大学里兼职上课，有着不菲的经济收入；但是这一切都不能给予鲁迅真正的精神满足，他在不断深入地参与到现实社会的政治斗争，与形形色色的社会鬼魅的龃龉中履行了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最终不得不在军阀势力的迫害中离开北京，南下投奔革命。然而复杂而暧昧的“国民革命”也没有让鲁迅安身立命，晚年鲁迅定居在上海时，与最为激进的革命政党发生了关联，成为左翼文艺运动的盟主与领袖。这时候的鲁迅，真正成为一个在广场上呐喊与骋驰的精神战士，无所羁绊，所向披靡，现代知识分子广场型价值取向在他身上发挥了强烈的战斗意义。
鲁迅精神传承到第二代，代表性人物是胡风。胡风也始终是一个广场上叱咤风云的精神战士。他虽然也有自己的专业岗位：文艺评论家、文学编辑，前者指他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中国文艺实际，有力推动新文学的深入发展；后者是指他通过《七月》等杂志，把一大批追求革命的文艺青年团结在鲁迅旗帜的周围，成为抗战文艺的标志性力量。但是在1949年以后，新建立的政权把胡风拒之于门外，他无法安心于一个具体的工作岗位。我阅读《胡风家书》时怎么也想不明白，胡风为什么就不能在上海或者北京接受一份普通的工作，先把工作岗位确立下来，把家庭生活安定下来，然后再在工作实践中做出成绩？然而不，胡风宁可独身待在北京，期盼着国家领导人的召见和约谈。后来他干脆举家搬到北京，又给中央写三十万言书来申诉自己的文艺主张，终于招来一场千古冤案。
胡风
我在前面说过，当年贾植芳向亦师亦友的胡风建议通过翻译文学巨著来避祸，胡风没有接受。这里分明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起作用。胡风的价值取向始终是广场型的，同时还夹杂着对庙堂的期待，却没有民间岗位的自觉。而贾植芳是在先后进入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当教授以后才慢慢接受了民间岗位的价值观。之前的贾植芳也是一个热血沸腾的广场型知识分子，否则他就不可能与胡风成为肝胆相照一生的朋友。《狱里狱外》记载了贾植芳与当买办的伯父的对话。他伯父经商致富，广置家产，见侄儿人生道路坎坷，就劝他回家来继承家业做个商人，不要在外穷折腾。贾植芳回答：“伯父，你出钱培养我读书，就是让我活得像个人样，有自己独立的追求。如果我要当个做买卖的商人，我就是不念书跟你学，也能做这些事，那书不是白念了么？”于是，贾植芳拒绝了伯父为他安排的前程，顽固不化地朝着新的灾难走去……，如果不从价值取向上分析，很难弄清这场对话的真正含义。贾植芳拒绝伯父的建议，不是对商人经商行为表示鄙视。在回忆录里，贾植芳也记载了他曾经迫于生计做过买卖，更何况他和哥哥贾芝长时期的生活、读书和出国留学，都是由商人伯父提供经济资助。这段话的关键词在于：读书、独立、追求，这才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品格。中国传统意义上是农商社会，务农经商是中国士人进出庙堂以外的主要生活形态，没有什么可鄙视的。但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开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世界性视域，让他们具备了超越一般务农经商做官的人生模式。贾植芳的这段话说出了那么一层意思：商人伯父出钱培养两个侄儿读书，让他们在新式教育中接受了新文化精神，让他们明白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和作用，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伯父所期望的传统生活模式中去了。因为他们有了新的独立于传统观念的追求。至于追求什么？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贾芝原先是孔德学院学生，接受法国式的教育，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象征派诗人，因为与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恋爱结婚，受其影响奔赴延安参加抗日，后来成为民间文学研究领域的领导干部；贾植芳则参加社会运动和学潮，几次被捕入狱，他在战争中创作小说和报告文学，成为一个受到胡风赏识的七月派作家。这对山西地主家庭出身的亲兄弟都属于二十世纪第三代知识分子，他们是迎着五四的晨曦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观洋溢着青春的、广场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1949年以后，贾芝从广场走向了新庙堂；而贾植芳因胡风案的牵连，再一次走进监狱。晚年的贾植芳则在大学教席上重新树立起民间岗位的新取向。
也许可以这么说：陈独秀、胡适、鲁迅到胡风再到贾植芳，是五四新文化发展道路上的三代知识分子，他们共同用坎坷的生命歧路构建起现代知识分子的广场型价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波澜壮阔的兴起及其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相得益彰。广场意识在五四运动中找到了典范性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普及了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也使这种价值取向高度凝聚起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传统。
（选自第三单元：广场）
陈思和近照
作者简介：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和治理实验基地主任。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曾获2 0 0 4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三届国家名师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领衔）等。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当代文学批评。著有《陈思和文集》（七卷）、《思和文存》（三卷）以及编年体文集十八种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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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题写：林邦德
编 辑：东东 西西
终 审：独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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