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专栏|《从广场到岗位》选载一：专家评论+读《追问录》

文摘 2024-11-02 00:02 浙江

-2024年11月02日-

（总第679期）

编者的话

这是著名学者、一级教授陈思和先生一个特别的回忆录《从广场到岗位》，用理论形态书写而成。在此书出版之前，本刊就刊登了部分章节。在取得作者授权后，本刊将继续选载这部书的精彩内容（不展示书中的中文注释）。本刊向陈思和先生致敬，并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从广场到岗位陈思和著

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陈思和先生以讲话的形式梳理自己的文学思想，这也可看作是一部理论形态的回忆录。在陈思和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身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史；探究文学史的问题，无法绕开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责任及其在既定的社会传统及现实背景下所进行的实践，而这些都最终受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所驱使，与他们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作者选取文学性语词——庙堂、广场和民间岗位，作为研究价值取向的关键词，借用这些词汇背后的深层含义，来勾勒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史及其在社会中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浙东文学

专家评论

在“生命的幽深处”游弋

——陈思和《从广场到岗位》读后

文/王宏图

——时光荏苒，陈思和老师迄今已在大学从教42年了。恰逢其时，他的新著《从广场到岗位》新鲜出炉。乍看书名，人们会以为它是一本旧作新编，“广场”“岗位”这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耳熟能详的概念，早在1993年便由他在《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中提出，它对20世纪以降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轨迹作了极富原创性的阐释；尽管争议频现，但已成为相关领域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话题。但细读全书后发现，它全然不是将以前论文加以辑集改编，而是一部新写的著作。更为引人瞩目的是，它抛弃了论著或论文写作的固有模式，采用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文体，以自我言说的方式将以往数十年间提出的诸多关键语词作一番细密的梳理，在回瞻其萌芽、生成、发展的轨迹中重新作一番整体性的阐述。思和师计划写作六本，如今面世的《从广场到岗位》则是这一系列著述的第一本。

——全书除开场白和结语外，分为五个单元，作者详尽翔实地展现了“广场”“岗位”等词语浮现的具体历史场域，并以晚清以来知识界的发展大势与流变为背景，追溯了其形成的内在理路，其间渗透着鲜明的个人化思考与情感体悟。因而这部新作的很多段落带有回忆录的色调，只不过它不是聚焦个人的生活事件，而是其精神发展成长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部理论形态的个人回忆录，前些年钱理群先生的《我的精神自传》与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后者对个人生活的描述占据了更多的篇幅。

——《从广场到岗位》是一部相当奇特的文本。从外观看，它采用作者口述方式，带有相当口语化的色彩和鲜明的现场感，行文流畅明晰，罕有晦涩难解之处。由于全书插入了作者本人和其他学人先前与论题相关的诸多文字，它便不再是一个单一层面的文本，而与那些文本交叉、重叠、折射、扩展，乃至程度不一的反思与修正。它仿佛成了一部蕴含着多视角多声部讲述、声辩、驳诘的复合文本，思和师不仅和自己，还与朋辈友人以及先贤进行严肃的对话，在当下全新的时代氛围中拓展、深化着已有的精神空间。

——回顾以往的治学经历，思和师在书中如此夫子自道：“我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文学史理论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把这项研究工作视为一种实验。我不是事先周密设计了一套理论体系，然后去著书立说。我几乎都是用单篇论文的形式探讨文学史理论关键词的各种可能性。”学术研究就其本义而言就是一项探索未知的智力冒险，如果答案一清二楚地放在眼前，又有什么必要去研究呢？这种拾人牙慧的研究又会有什么价值呢！作者在书中论及李长之对五四精神的批评时，引用了他提出的“生命的幽深处”这一措辞。李长之先生的这一提法对思和师的研究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他渐渐领悟到，“而所谓‘生命的幽深处’恰恰是我们长期缺乏关注、视而不见的新的研究空间。文学史上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幽暗深邃的空间，正是需要我们去探幽寻胜、有所发现的。”

陈思和教授在新书发布会上讲话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新兴的理论名词话语习惯于吹毛求疵，难以容忍有一丁点粗陋、不完美之处。他们期盼的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论述框架，层层递进、形成闭环完美的论证。但它貌似无懈可击，其实阻断了思想进一步深化、开拓的可能性。思和师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许多关键词术语（例如“民间”“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无名”与“共名”以及“新文学发展整体观”等）自问世以来，经常被人指斥为存在着含义不清、边界不明、态度暧昧等缺陷。熟悉思和师的人都知道，他从来都不是从一个先定的概念框架出发展开论述，而是通过对个别、具体的问题研究，不断开辟出新的研究空间，抽绎出新的理论解释。而上述那些贬义语展示的恰恰是他探索、思考时的真实情状，是对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命的幽深处”的碰触。自然，思和师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努力“通过解读一系列创作文本，不断地充实和丰富关键词内涵，使关键词逐步显现出自身的丰富性和多义性。”任何人都不可能穷尽真理，生命的幽深处总潜藏着未知的机理、脉络，它永远等待有心人进一步的探索，而思和师正是这样一个目光敏锐犀利的有心人。对于广场、岗位这类关键词，思和师的这本新著本身就是一次新的阐释，将先前被遮蔽的隐微层面曝光于世。

——在此，我想起穆旦当年写下的诗句，它们向生命的幽深处投上深情的一瞥：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而这一“生命的幽深处”不仅仅存于业已逝去的往昔岁月中，它更遍布于当下的时空、在周围热气沸腾的生活之流中。无论是对“广场”“岗位”等术语的阐发与辨析，还是对其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话语构架的搭建，思和师孜孜以求的并不仅仅是纯学术的探究，更多的是通过理论话语的阐释，表达自身在当下的生命体悟与感受，表达一个知识者在时代巨大的变革潮流中精神上的探究与回应。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在谈及《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一书时曾坦言：“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持。”不难发现，30余年前他对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战斗精神”“现代战斗意识”和“忏悔意识”等论题的阐发中秉持的学术激情和现实关怀，沿续到了今天，也成为《从广场到岗位》一书的主基调。它映射出百余年来中国知识者精神追求与上下求索的轨迹与传统，给人以多方面的启迪，并激发人们勇敢地勘察迈向未来的路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文学评论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浙东文学

陈思和专栏

从广场到岗位（选载一）

文/陈思和

读《追问录》

追问录王晓明著上海三联书店

王晓明说“人文精神寻思”应该理解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诘问和自我清理。”这是针对当时社会现象提出的严肃思考。自我反省需要突破时空所限的当下性，往上追溯，在历史中寻找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缺陷所在。知识分子面对当下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无奈与无力感，都与精神传统本身的缺陷有关。这种反省可以追溯到古早年代，也可以就近从当代计划经济体制寻找因果。在追问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思考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根源方面，王晓明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从1989年秋天起，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准备，他认真阅读了一批先秦诸子的书籍，并通过现代人的立场去解读历史文献，企图寻找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与今天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之间的联系。他得出的结论是：“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有这样的灵魂，今天的中国文学所以会有这样的面目，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正在于先秦文人不幸遭遇上天下无道的乱世，只能遗传下那一份偏重退缩，讲究‘隐’‘藏’的基因？也许历史对我们特别苛刻，在大多数的时候，中国文人竟不断地被推进先秦诸子遭遇过的那种乱世，以至那一份遗传基因也随之扩展、膨胀，不断派生出新的变种？也许自先秦以来，历代文人开辟的新的思想之渠，都并没有能够伸出多远，以至你只要理清楚先秦传统和那些新渠之间的纠缠交叉，便不难把握中国文人悲剧性的历史命运？也许看清了文人的这一种悲剧命运，我们对两千年来中国社会为什么走出这样一条特别的历史道路，也就能够有所理解？一个人有怎样的命运，当然要看他遇上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但是，环境并非天外来客，它常常就是人自己的产物，不但是这一代人的产物，还是上一代乃至更上一代人的产物。因此，历史的因袭绝不只是盘踞在我们内心，恐怕更多地还是化身为我们四周的环境。”于是作者感叹：“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更觉得先秦文人与我们非常接近，我们其实还远没有走出笼罩住他们的阴影，那一道仿佛无边无涯的历史的阴影。”

这是《追问录》后记的最后一段话，王晓明以四个巨大的问号结束追问，他的问题也是他的结论：对先秦到当下的文人（知识分子）传统寄予了沉痛的批判。这本小册子虽然没有涉及到五四新文化，但是作者提到了“今天的中国文学所以会有这样的面目”，让人联想到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潜流与漩涡》所分析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的创作心理障碍。因此，他的思路，是通过先秦文人精神基因来解读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心理障碍。只要这样一种“偏重退缩，讲究‘隐’‘藏’”的精神基因还制约着知识分子的潜在心理障碍，当代知识分子就无法真正地从古代文人的精神传统里摆脱出来：在古代封建专制体制下，文人们出处行藏的全部功能都被孕育在这一种精神基因的母胎之中，而在计划经济的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依然被这种基因所约束，其行为表现为猥琐、驯顺而且自私，甚至在愈演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有那么一点无耻。这本书是具有前瞻性的，王晓明在写作过程中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市场经济大潮很快成为社会发展主潮，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又生成了新的意义：在当下，先秦诸子遗留下来的精神基因使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精神状况非但没有得到好转，反而变本加厉了。这就决定了当下的知识分子依然是牢骚满腹、孤芳自赏的传统文人，或者变成随波逐流、趋炎附势的乌合之众，丧失知识分子应有的在市场经济潮流下批判自我、涅槃新生的机会。这也是紧接着提出“寻思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真正的出发点。

王晓明的《追问录》给了我很多启发。这本书在描述先秦到当下文人（知识分子）传统的基因时，说到了文人与时代的关系，作者说：“一个人有怎样的命运，当然要看他遇上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而“先秦文人不幸遭遇上天下无道的乱世”，“中国文人竟不断地被推进先秦诸子遭遇过的那种乱世。”“乱世”这个词，在书中有特定所指的意义，作者用“天下无道”来规定一个特殊的境遇。“天下无道”就是没有普世公理可讲。先秦诸子遭遇的“乱世”，是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的时代，是诸侯瓦解天子、家臣又颠覆诸侯，谁也不把谁当作权威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的“天下无道”，又是指一种思想解放的前提，客观上为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提供了条件[2]。照郭沫若的历史分期说，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奴隶制度行将消亡、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度正在崛起的过程，在“天下无道”的局面下，各诸侯国无论代表没落的奴隶制度还是先进的封建制度，其本质都是专制集权体制。《追问录》第九节专门讨论了墨子“尚同”思想，作者指出最具江湖色彩的墨子，依然摆脱不了“君主崇拜”的悲剧。“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经走到了中央集权的专制形态的边缘，正向里面迅速地滚进去。”[3]从诸子的政治主张来看，不但法家、纵横家们擅于投机，属于所谓“有奶就是娘”的政客阶层，而大多数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也都集中在如何依附一个专制政权，希望某个君主来改变“天下无道”的局面，以求重新获得“天下有道”的大一统帝国。至于历史决定由秦国、还是楚国、或者齐国来统一这个局面，本质上没有差别。所以，这个“天下无道”的“乱世”对先秦诸子而言，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乱世”打碎了大一统的周天子权威，群雄逐鹿，金瓯缺碎，给诸子纵横捭阖、发挥才能提供了现实政治舞台，古代知识分子最阳刚的一面也就呈现在这个乱世之中。各派人士都在君主面前斗智斗勇，巧舌如簧，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只是权力斗争太残酷，君主喜怒无常，宦海风险莫测，这才导致古代士人处心积虑总结出各种苟全性命的人生哲学。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国专制在中国政治史上延续两千多年，逐渐使得那一套“偏重退缩，讲究‘隐’‘藏’”的生存智慧成为庙堂文化的“基因”，深深地根植在中国士人的精神血脉里。

这样一种君主专制与知识分子参政的博弈中，最后胜出的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我觉得孔子不是诸子中最聪明的智者，却是最勇于实践并有创造力的学者。首先是他头脑里没有迂腐的正统道德观念，虽然他口口声声要“复周礼”，但在周游列国时他并未明确要帮助正宗血统的政权，只是希望有权势者信任他并为他提供施展理想的政治平台。不管这个平台是否正统，他都愿意前去试试机会。相比之下，后世文人讲究什么“汉贼不两立”、“每饭不忘君”、“愧无半策匡时难，惟余一死报君恩”等等劳什子，境界远不如孔子。其次是孔子对仕途蹭蹬也看得很开，做不了官，可以退回乡里办私学，有教无类，广招学生。他的思想学术和政治理想，即使不能在庙堂施展，还可以通过教育传播开去。他还自编教材，整理古代文献，所谓“六经”者，《易》对应上古哲学，《书》《春秋》对应古今史学，《诗》《乐》对应文学艺术，《礼》为上层政治学，构成完整的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知识系统，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并不过分。孔子把著书立说、私学育人、整理古代文献三者合一，初步实践了古代儒生在庙堂以外实现安身立命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对我后来作知识分子民间岗位价值取向的探讨，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三，——呵，还有其三：我前面说的孔子著书立说并不准确，严格地说，孔子只是“立说”而不“著书”，他自己也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是通过研究古代文献材料，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学术观点。这是孔子最了不起的地方。因为他面对的那些诸侯国君主，是通过血缘政治或者阴谋篡位才上位的，他们必须依靠暴力手段来实行强权统治；作为无权无势的儒生要参与庙堂政治，就必须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思想传统，这种传统惟有来自上古时代的政治理想，才有足够的权威性，威慑世俗君主。这就是孔子提倡“克己复礼”的政治动机。孔子通过整理“六经”，勾勒出一幅上古时代“王道乐土”的境界，形成儒家学派的“道”，把这种“道”的学说通过教育世世代代传授下去，逐渐形成了古代士人的学统。以道统、学统与君主的政统相搏弈，合则留，兼济天下；不合则去，独善其身；当不了官，还可以回到民间从事学问与私家教育，躬耕自己的园地。

如果我们把古代士人阶层与现代知识子作个比较，古代士人没有自己专业知识的价值取向[5]，他们所有的学问都围绕着经世致用，为国家政权服务，只有庙堂一条路。但是在专制时代，君主有绝对权威，士人要在庙堂中分到一杯残羹，必须付出巨大代价。孔子的高明之处，就是煞费苦心地搞出了一套高于、大于、正于君王权力的学问体系，以此来作“帝王师”的资本，参与君王的权力分配。这样的思维惯性，我称之为庙堂价值取向。这个价值系统里不完全是“隐”与“藏”的心机和权术，还是掺杂了某种阳刚的、不畏权势的积极因素[6]，就如鲁迅所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7]这里所指的并非都是儒生士人，但也确实包含了古代士人阶层中某些脊梁式的人物。这也是一笔精神遗产，我们当下知识分子应该珍视。

（选自第二单元：追寻）

（未完待续）

陈思和近照

作者简介：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和治理实验基地主任。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曾获2 0 0 4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三届国家名师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领衔）等。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当代文学批评。著有《陈思和文集》（七卷）、《思和文存》（三卷）以及编年体文集十八种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隔天与我们遇见的小提示：

刊名题写：林邦德

编辑：东东西西

终审：独山客

扫描识别二维码

关注浙东文学

欣赏原创文学

浙东文学

浙东文学艺术小说、散文、诗词、书法、美术、评论及各类活动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