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专栏|《从广场到岗位》选载二:回到新文化传统

文摘   2024-11-17 05:24   浙江  

-2024年11月16日-

(总第686期)

           








编者的话


   这是著名学者、一级教授陈思和先生一个特别的回忆录《从广场到岗位》,用理论形态书写而成。在此书出版之前,本刊就刊登了部分章节。在取得作者授权后,本刊将继续选载这部书的精彩内容(不展示书中的中文注释)。本刊向陈思和先生致敬,并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

         




从广场到岗位 陈思和著 

北京出版集团 文津出版社出版



陈思和教授在参加活动仪式中




内容简介

陈思和先生以讲话的形式梳理自己的文学思想,这也可看作是一部理论形态的回忆录。在陈思和看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身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史;探究文学史的问题,无法绕开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责任及其在既定的社会传统及现实背景下所进行的实践,而这些都最终受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所驱使,与他们的价值取向息息相关。作者选取文学性语词——庙堂、广场和民间岗位,作为研究价值取向的关键词,借用这些词汇背后的深层含义,来勾勒知识分子的精神发展史及其在社会中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浙东文学

陈思和专栏

 

             



从广场到岗位载二


文/陈思和



回到新文化传统


中国新文学整体观 陈思和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对我产生过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在晚清人物的月旦评论,它是整体性提升了我的思维境界和思维方法,让我看到了一个由时间构成的、宏大而流动着的整体性世界。我后来试图用李泽厚的思维境界和方法来研究现代文学史,写作了《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里有一篇研究鲁迅的文章,提到二十世纪六代知识分子的问题。那篇文章写于1978年,所用的还是那个时代的话语形式,把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之上。通过李泽厚的简短的描述,鲁迅及其先驱者如章太炎(最早两代)、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第三、第四代)、李泽厚这一代(第五代)的历史可能性以及对下一代(第六代)的期待,都有机地连接起来了。其表述如下:
“总之,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如果再加上解放的一代(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的一代,是迄今中国革命中的六代知识分子(第七代将是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代都各有其时代所赋予的特点和风貌、教养与精神、优点与局限。例如最早两代处于封建社会彻底瓦解的前期,他们或来自农村环境或与社会有较多的关系和联系,大多沉浸在忠诚的爱国救亡的思想中,比较朴质认真,但他们又具有较浓的士大夫气息,经常很快就复古倒退,回到传统怀抱中去了。第三代眼界更宽,见闻更广,许多成为学者教授,有的首创与农民战争结合进行武装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栋梁和柱石。第四代大多数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学生知识分子群,聚集于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更疏远一些了,他们狂热、激昂然而华而不实,人数较多,能量较大,其中许多人在抗日战争中走上‘与工农兵相结合’的路途,成为革命的骨干。第五代绝大多数满怀天真、热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们虔诚驯服,知识少而忏悔多,但长期处于从内心到外在的压抑环境下,作为较少。其中的优秀者在目睹亲历种种事件后,在深思熟虑一些根本问题。第六代是在邪恶的斗争环境中长大成熟的,他们在饱经各种生活曲折、洞悉苦难现实之后,由上当受骗而幡然憬悟,上代人失去了的勇敢和独创开始回到他们的身上,再次喊出了反封建的嘹亮呼声,他们将是指向未来的桥梁和希望。总之,这几代知识分子缩影式的反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李泽厚对于每一代知识分子群的特征的概括,现在经过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检验,有些论述是到位的,有些论述已被证明不很准确。但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年份里,我读后确有醍醐灌顶之感,由此觉悟到:每一代知识分子的努力追求,都不是孤立的“代”的努力追求,彼此之间是有传承和回响的精神联系,这是一种前赴后继的关系;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在文学史研究领域尤感明显,有助我把二十世纪文学史视为一个整体,历史研究与当下研究必须联系在一起,“当下”又必然伸向未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现在似乎还看不到终结的迹象,没有下限,只有无限的可能性;既然有无限的可能性,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就显得特别重要:研究者不是被动接受和阐释教科书里的教条,而是高扬主体性去颠覆那些束缚思想的教条,创造性地解释已然,指示当下,影响未来。文学史的未来可以被创造,作者、读者、研究者等等——所有的文学工作者,都可能是未来文学史的创造者。鉴于这样的理解,我把文学传统比作一条汹涌的精神之河:
我常常说,新文学传统就是一道水流,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中的信息,传布开去……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从阅读《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到写作《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是我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一次自觉的学习和模仿。我的那本小册子写得幼稚粗疏,处处留下前者影响的痕迹。但这种影响痕迹却给我的写作带来了良好效应,那种整体宏观的、以代际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在当时的读书界受到欢迎,由此坚定了我的专业自信,它使我有意识地把自己的生命追求融入到历史的代际传承和发展中去,这就是我后来常常说的:研究现代文学成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的意思。如果说,“从晚清到五四”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它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体制迅速崩溃,随之而来的士人阶层的庙堂意识也土崩瓦解,士人转而吸纳新的世界信息,投身于实践,探索新的价值取向,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结胎、孕育、成型的阶段;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新思想启蒙、白话文普及、新的知识分子岗位逐步建立,推动了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股新生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参与改变国家命运、改变世界关系的社会运动,进入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强、自信并积极发挥作用的阶段。本书所讨论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正是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开始酝酿和实践,并在“五四”后十年左右的曲折、迂回、革命、失败和分裂等一系列的经历中,逐渐铸成了它的雏形。
最近重读了我与王晓明的对话稿《知识分子的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这是1996年初我们在香港中文大学作的一次讲演,我俩同台演讲一个题目:如何理解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的关系。王晓明对新文化传统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他分析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士人阶层普遍感受到的时代危机:“19世纪产生的那种普遍的危机感,作为一种心理情绪,与中国士大夫经国济世的传统非常契合。更重要的是,它拥有社会乃至个人生活中触目可见的大量政治、经济和军事现象的直接支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危机感就像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肥沃的一片精神土壤,经过它的反复作用之后,有一些思想种子就这么异常粗壮地生长起来了。”由此形成了二十世纪的新文化传统。王晓明分别阐释了晚清士大夫中间比较流行的主要四种观念:“注重对抗性的世界/国家观念”、“历史‘进步’规律的观念”、“把社会、国家和民族之类的集体性事物看得至关重要的观念”和“一种在社会、政治变革的意义上特别重视文化、艺术和思想作用的观念”,最后他特别强调说:“我愿意特别强调这四种观念对近现代思想文化变迁的重要作用。如果说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严复和陈独秀、胡适这两代人的努力,在一部分文化人中间,确实形成了一套以救世为宗旨,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深具乐观意味的思想话语,那么,由于192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内外环境诸种因素的持续作用,这套话语还逐渐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的主干。”

王晓明与陈思和。陈昶 图

对王晓明的现场阐释,我当时做了一个补充。大概的意思是:“王晓明概括的四种思想观念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化发展过程中最普遍的四大支柱,也是支撑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四大支柱,我们在研究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中国文学史时,许多问题都可以到这四个方面去寻找原因。譬如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文学思潮演变中,总是受到现实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制约?为什么文学史研究者总是企图寻求一种最能代表时代特征的艺术样板,来构筑文学的‘主流’?为什么不同的文学思潮、派别、理论主张之间的论争,总是迅速地演化成对抗性的冲突,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还有文学艺术自身的价值,虽然自王国维时代就开始被强调,但总是很难得到充分的发展?王晓明还有一个观点也很重要,他研究二十世纪文学史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自二十年代后,凡以各种方式突破了这四大思想观念的种种制约,从比较单一的状态走向多样化的文学创作,才是有价值的文学。”我与王晓明的演讲并没有事先排练,都是在讲演过程中互相启发,即兴发挥。我想到的一些问题,都是王晓明的讲话对我的启发,我要强调的是王晓明提倡“突破”四大观念的意思。这个意思,并不是他在那次演讲中所讲的内容,而是我俩在聊天时讨论过。在我看来,“新文化传统”与“当代立场”联系在一起,那新文化传统也会随着当下的发展而变化、丰富自身的内涵。新文化传统是在发展过程中的,除了主流的思想观念以外,它还包括自身的对立面,即反对它、突破它的反叛因素。传统是通过不断产生反叛因素、容纳反叛因素来推动自身的蜕变发展。梳理传统不是为了把传统神圣化和凝固化,而是要看到它的问题所在,然后来突破它。我提出的这层意思,是与我后来对知识分子广场意识的理解有关的。
有意思的是,在这次演讲中,王晓明也即兴发挥,补充了我的观点。我在发言时讲到了民间价值取向。大致的意思是:维新运动失败,康、梁的庙堂意识受到挫折,谭嗣同用流血祭奠了士大夫最后的理想主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道路,也是我所谓的“广场意识”的价值取向,由此奠定;这似乎一向被人看作是知识分子新文化传统的主流。但是在另一面,戊戌变法失败之前,张謇在《马关条约》以后就喊出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并且身体力行地转向地方建设。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他离开庙堂参与创办商务印书馆,站在民间的岗位上,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办实业、办教育、办出版、都是民间岗位,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用武之地。从文化积累发展的长远观点看,这可能比在广场上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主流更有建设性。王晓明听我这么说,他就插话补充:“知识分子走民间道路,仍然是知识分子。张元济他们办商务印书馆也好,办纱厂也好,办大学也好,都不过是一种手段,他们有自己的一个立场,这个立场实际上是在他离开庙堂之前就已经确立。……这就是说,他们当时就已经形成了他们日后坚持的那个立场。所以,他无论做什么事情,做官也好,不做官也好,都万变不离其宗。他是在实践他那个信念。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想做一个知识分子的话,首先就要有一个独立的批判的立场,并且有实践这个立场的自觉。这是在中国做一个知识分子最困难的地方。”
我沉浸地读着当年的对话文本,被那些真诚的文字打动。这是二十六年以前的事。感谢当时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记录者那么忠实地记录了我们的对话。从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开始,我和王晓明多次合作,多次提出针对时代的话语,以引起学界讨论,企图探索可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道路。我们各有追求,但互相欣赏;各有侧重,能互为补充,从未想到学术以外的狗苟蝇营、或者咬牙切齿的世界。
(选自“第二单元:追寻”)
(未完待续)
 
 


陈思和近照


作者简介:陈思和,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和治理实验基地主任。兼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曾获2 0 0 4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三届国家名师奖、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领衔)等。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中外文学关系、当代文学批评。著有《陈思和文集》(七卷)、《思和文存》(三卷)以及编年体文集十八种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隔天与我们遇见的小提示:

刊名题写:林邦德

编      辑:东东 西西

终      审:独山客




扫描识别二维码

关注浙东文学

欣赏原创文学



浙东文学
浙东文学艺术小说、散文、诗词、书法、美术、评论及各类活动展示
 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