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1日-
编者的话
本刊一直重视文学评论包括相关学术研究,今天继续选载的周保欣教授的《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也是。一般来说,作家创作依靠的是感性智慧,而评论家做学术文章凭得是理性智慧。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本刊向周保欣致敬,祝愿他笔健,会有更多佳作问世。
本刊推荐,希望大家喜欢。专辑的文字有些长,抱着对于文学的虔诚,请耐心读完。开卷有益。
浙东文学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 周保欣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紧接选载一)
地方志与当代小说的“舆地”诗学
文/周保欣
从方志的角度观照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舆地学是不能不考虑的,因为,方志首先就是地学,作家以地方志作为文学创作资源,地方志书中的地学知识、地学思维、地理价值观等便必然会顺势而下,进入作家创作中。“舆地学”就是地理学。所谓“堪舆”,堪,即是仰观天象,舆,便是俯察地理。与现代地理学不同,舆地学是中国古代的地理学,包含着很多中国古代的智慧、思想和方法。文学与史学、地学浑然融通,古今如一。只是,古今的写作者对“地”的情感、认识和理解,以及他们的地理观念、地理审美思维等,却有霄壤之别。古人对地的把握,是放在大道中加以认识的,与天对应,天和地都是道的实践,都有“心”,故《易经》有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地呈现出的是宽厚和随顺的德性,是道德化和形而上学的,含有阴阳、五行、星野等思想。而今人对地的认识,显见得已经剔除了玄学、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回归到现代地理科学的认知领域。特别是过去的读书人以“治”天下为使命,舆地学便是他们“治”的实学和重要学问,“山川形势、城邑道路、关隘名胜、历史沿革、物产民族等,涉及外交、军事、经济、内务、方志等各个方面,包括治河、海塘工程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2]所以,古代的读书人,多有舆地的学问和兴趣。文学领域的诗、词、文、赋和小说中,各种地理事象和地理生活具陈,除了对自然之物的叙写外,像皇都、宫室、名楼、江河、山岳、寺观、村落、津渡、关隘等,应有尽有;纪行、游览、风土记、地理志写作等,也一应俱全。地学思维甚至成为文学史的定名法则,像《诗经》中的风、雅、颂,就是依据地理位置来定名,雅、颂以镐京为中心,风,则依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国的地理位置定为“十五国风”;《楚辞》更是直接以楚地命名,意为楚人之声和楚人歌词。至少从古代文学来看,地理思想对文学的渗透和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因为学科分类的原因,地理成为专门的知识,作家大多没有地学的特别兴趣,更主要的是因为民族危机和社会变革的内在要求使然,中国作家的聚焦点基本转移到社会与人的解放,写社会、写人、写历史的文学,遂成为主流,“现实主义”“文学是人学”等观念构成文学的经典法则。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历史宏大叙事解体,文学向地方、民间下潜,兼及“寻根文学”的推波助澜和马尔克斯、福克纳等的影响,作家的风土写作、地理志写作方式渐渐复萌,不少作家借助地方志和其他史学、地学文献,创作出大批富含舆地趣味和美学品格的优秀作品,汪曾祺、林斤澜、刘绍棠、王蒙、张承志、韩少功、李杭育、陈忠实、莫言、贾平凹、阿来、迟子建、刘亮程、范稳等,都是极有代表性的作家。这种舆地写作是值得探究的。我们既需要从一般理论上去探讨小说舆地写作的各种可能性,亦需从小说史的层面,综合打探当代小说重返舆地写作传统过程中的古今通约、古今对话诸问题,比如:地理如何形塑着当代小说的内部世界?作家们的地理观对中国传统的地学思想有何赓续和创新?作家们的地理观如何建构着小说的思想世界与审美世界?舆地写作的当代意义何在?等等,都需要做深入的阐发。有鉴于此,本节拟选择几个代表性作家,就其舆地写作的特点、内涵及其写作的意义做初步的探讨。
第一节 以名示意、地学景观与“小说地名学”
舆地写作可论之处甚多,地名是其中最基础部分。就中国而论,地之有名始于何时无从考证。作为术语,“地名”最早见于《周礼·夏官·形方氏》:“原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3]。据著名人文地理学家陈桥驿考证,中国早期典籍中,“《禹贡》记载的地名约1300处;《山海经》约为《禹贡》的10倍;《汉书·地理志》涉及地名超过4500处;《后汉书·郡国志》超过4000处;《宋书·州郡志》超过 2000处;《南齐书·州郡志》超过2000处;《魏书·地形志》超过 6000处;《水经注》20000处左右”。[4]古人为地命名,多依地物的一二主要特征,或以山,或以水,或以植物,或以动物,或以姓氏,或以官职,或以气象,或以色泽等,不一而足。《水经注》总结地名的命名规律:“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 ,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5]《水经注》还总结出了“因山以取名”“因水以取名地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称”“以物象受名”“以物色受名”等地名命名原则。[6]只是小说家写地,可以虚构,亦可据实,或虚实相间。统观当代作家的小说创作,虚构地名者自是大有人在,但据实叙录者更不乏其人。特别是在创作上,存在着普遍的所谓“童年经验”或“乡村经验”,加之作家们营造自己的“约克纳帕塔法体系”野心使然,微观地理学上的地名叙写丰富而驳杂。很多小说,篇名即含地名,如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古华的《芙蓉镇》、王安忆的《小鲍庄》、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高老庄》、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阎连科的《丁庄梦》、叶广芩的《青木川》、向本贵的《凤凰台》《盘龙埠》、红柯的《金色的阿尔泰》、孙惠芬的《上塘书》《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刘醒龙的《圣天门口》《黄冈密卷》、赵本夫的《天漏邑》、胡学文的《营盘镇》、范稳的《碧色寨》、邓刚的《潜进阿尔木湾》、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天等山》、叶舟的《敦煌本纪》、冯飞的《野猪岭饭店》、向春的《河套平原》、阿莹的《长安》,等等,都是以地名为小说的篇名。以地名为小说篇名,本是中国小说命名法的一种。旧时的小说,以人为篇名的,有《穆天子传》《汉武故事》《燕丹子》等。以地为名的小说更多,如《海内十洲记》《西京杂记》《酉阳杂俎》《杜阳杂编》《齐东野语》《江淮异人录》《秦淮画舫录》等,都是享有文学史盛名的笔记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本就有极饱满的地学元素。就小说本身而言,地名作为小说的名称,意味着小说某种空间上的限定性,意味着故事将在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空间中展开。小说家们在特定的空间和异空间,即小说地名所呈现出的相对固定的地域社会,与外部更大的时代、社会、历史空间的互动中展开叙事,这是《红楼梦》《水浒传》等的共同的特点。《红楼梦》以贾府深宅为聚焦点,外通莽莽浩宇、荡荡乾坤,使用的是穿插勾连的功夫,聚而不散,缥缈无定,整部小说的意旨,就全在红楼一“梦”里,“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7]。“红楼梦”是以名示意。这种以地名喻示“不言之言”的,当代小说不乏其例,《芙蓉镇》《高老庄》《白鹿原》《天漏邑》《凤凰台》《圣天门口》《敦煌本纪》等都较为典型。如古华的《芙蓉镇》,作为一部反思小说,作品开篇呈现给读者的,就是“一览风物”,写镇子旧时的繁华:“芙蓉镇街面虽小,居民不多,可是一到逢圩日子就是个万人集市”。“三省十八县,汉家客商,瑶家猎户、药匠,壮家小贩,都在这里云集贸易。猪行牛市,蔬菜果品,香菇木耳,懒蛇活猴,海参洋布,日用百货,饮食小摊……满圩满街人成河,嗡嗡嘤嘤,万头攒动”。[8]风物者,景物与风习而已,于寻常百姓而言,就是生活的热闹与喧腾、富足与安稳。可是在特定时代,人的日常生活却被淹没在各种运动里,人不再是人,而是“坏分子”“黑五类”“右派”“黑鬼夫妻”等,劳改、监管、自杀、发疯等,成为镇上另一种“风物”。小说最后,“运动根子”王秋赦幽灵般的声音在镇子上回荡:“千万不要忘记啊——!”“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啊——!”孤绝的尾音,阴森可怕。小说中的芙蓉镇以何镇为蓝本,究竟是作家古华故乡嘉禾县的唐村镇,还是湘西永顺县的王村(谢晋电影《芙蓉镇》拍摄地,现已改名为芙蓉镇)?不得而知。但是古华以“芙蓉镇”名之,且写到芙蓉河、河岸的木芙蓉树、“芙蓉姐子”等,“芙蓉”显然是一种别有深意、别有意涵的预设。《本草纲目》有“木芙蓉”条目。“木芙蓉”释名“地芙蓉”,气味“微辛,平,无毒”,主治“清肺凉血,散热解毒,治一切大小痈疽肿毒恶疮”[9]。小说中芙蓉镇之芙蓉,有没有特别的含义,此处不便作强解,但是那些动辄将人打成牛鬼蛇神的政治运动,何尝不是正常社会的“痈疽肿毒恶疮”?李国香、王秋赦们对政治运动的热情与情感陷溺,又何尝不需要“清肺凉血,散热解毒”的健康人性作为疗救的良药?《芙蓉镇》是借名,借“芙蓉”之名,强化小说的批判功能。相比较而言,贾平凹的《高老庄》则是另一种借名。小说取境《西游记》中“高老庄”,借用猪八戒在高老庄娶亲,酒后现出猪妖原形的故事,“假道于山川,不化而应化”,以比附《高老庄》的主旨。《高老庄》写的同样是现形的故事,只不过现形的不再是猪八戒,而是大学教授高子路。子路出身农家,接受高等教育后成了大学教授。原本子路应该像孔子的弟子子路那样,勇武而刚直,辨别是非,行仁义,但《高老庄》中的子路,却继承了高老庄纯种汉人矮小腿短的特点。他一心要洗脱农家子弟的身份和趣味,为此不惜和乡间的原配妻子菊娃离婚,娶了城里大宛名马似的女子西夏,以改变下代的基因。然而,在为父亲去世做三周年祭,他再次回到高老庄,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时,子路却被彻底地打回“高老庄人”的原型,那些潜存在高老庄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如封闭、狭隘、自私、小气、粗鄙等,在子路重回高老庄的生活环境时,一一再现。贾平凹借道于《西游记》中的“高老庄”,表达的其实是对乡土文明中人的精神退化的精深思考,用心实在是良苦。和《芙蓉镇》《高老庄》的借名相比,赵本夫的《天漏邑》更有哲学的、人类学的复杂气象。此作颇有《红楼梦》的味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小说中,两条线索交叉轮替,作家一边以田野调查的方式,以简笔写出天漏村的亘古、蛮荒、偏僻、神秘的历史,另以繁笔写出天漏村的人的天性与人性。天漏村是个与世隔绝之所在,世间传说,天漏村是远古遗民的部落,古舒鸠国的都邑,历朝囚徒的流放之地,天象诡异,时有雷电伤人之事发生,人也诡异,沿袭着古老的法则。《天漏邑》的故事极为复杂、情节奇特,但究其宗旨,写的不外是人的罪性与恶性。天有“漏”,故有女娲补天之说,但天之“漏”又岂可尽补?哪里会有无“漏”之天呢?“漏”,是事物的本质。于事和物而言,是亏欠、欠缺,是不完整、不圆满;于人而言,则是德性有亏。《天漏邑》处理的,就是人的罪性和原罪问题,但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发展出内在的忏悔文化,有的是外在的天谴机制。小说中,天漏村时有雷暴现象,三千年来劈杀了一万多人,似乎就是一个隐喻。《周易》中有“无妄”卦,“《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无妄往,吉”[10]。《说文》云:“妄,乱也”。无妄,就是没有虚妄、诈伪之意。天下雷行,万物皆不可虚妄,皆需有敬畏之心,大概就是《天漏邑》对人、对人性、对人的罪性与恶性的本质的思考。对小说家来说,地和地名可以利用之处很多。地,不单提供小说故事情节展开和人物活动需要的物理空间,地名更是以其不可替代的地方性地理文化特质,构成小说家的标识。特别是在中国,内部为高山、江河所分割,形成很多大小不一的文明体,各地地形、地貌、植被、土壤、气候殊异,历史、语言、生活、礼俗、人情相远,地理特征和地名的命名机制相差很大,所以,区域性的地名系统,无论虚与实,多会构成各地独特的地名景观。如汪曾祺,居于高邮地区,地处江淮之间,中间有运河相连,湖泊星罗棋布,他的小说的地理景观,就难免会有“水”的韵味和智慧。如《大淖记事》: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11]大淖、河源、沙洲等地名系统,和茅草、芦荻、蒌蒿等植被,呈现出的鲜明的河湖湿地特色。生于斯,长于斯,汪曾祺即便写其他地方,也离不开诸如此类的地名系统,如《故里杂记》写“后街”:侉奶奶住在一个巷子的外面。这巷口有一座门,大概就是所谓里门。出里门,有一条砖铺的街,伸向越塘,转过螺蛳坝,奔臭河边,是所谓后街。[12]街区的尽头,还是越塘、臭水河、螺丝坝等。这类地名系统,是汪曾祺小说中颇具地方特色的地理景观,在《辜家豆腐店的女儿》《黄开榜的一家》《昙花、鹤、鬼火》《故里杂记》等小说中,这些地名反复出现。水系地名景观,给汪曾祺的小说带来盎然的生机和无尽的韵致。“自然水性即我性,水情即我情”[13]。水无定法,亦无形法,故以万物为形法,所以,汪曾祺的小说,总是有任性、任情而不拘礼法和敢于突破世俗陈规的力量。最典型的就是《受戒》,菩提庵成了“荸荠庵”,荸荠庵便是菩提庵,“庵里没有清规,连这两个字都没有”,“牌客除了师兄弟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14]无分别,无善恶、无是非,世俗与佛法泯然为一,确乎是达到众生平等、万法为一的大境界。汪曾祺小说的地名景观,承载着高邮人的记忆,东大街、泰山桥、竺家巷等,无一不带着高邮的地方特色。汪曾祺小说中的地名多有出处,大多能够在《高邮县志》和《江苏省高邮县地名录》等典籍中得到求证,如《大淖记事》中的大淖、一沟、二沟、三垛等,《高邮县志》中都有记载。即便是《受戒》中的庵赵庄、荸荠庵,虽是虚构,但也各有其原型。就是说,汪曾祺小说中的地名景观,虽说有鲜明的高邮特色,但多是汪曾祺信手拈来,至多不过是略加改造而已。相比较而言,贾平凹对地名的运用,则有更多的主观创造性。他的小说地名之多,类型之丰富,命名之讲究,实为当代作家中所罕见的。如《秦腔》:街景有清风街、秦镜楼、魁星阁,乡镇有西山湾、天竺乡、竹林关镇,地名有三角地、七里沟,山景名有虎头崖、屹甲岭、伏牛梁等,涉及的地名有数十个。特别是近些年,贾平凹的兴趣转向了写秦岭的地方生活和其中的人事,写秦岭的山石、草木、鸟兽,连续创作出《山本》《老生》《秦岭记》三部长篇小说,其中涉及的地名更为丰富。比如《老生》,作品中的地名系统就涉及几乎秦岭山地环境中的所有地学类型。山崖:空空山、竺山、首阳山、青栎坞山、大庾山、虎山、鸡冠山、熊耳山、熊崖镇街:上元镇、正阳镇、寺坪镇、竹林镇、过风楼镇、回龙湾镇、皇甫街村寨:马王村、棋盘村、苟家村、祁家村、镇西街村、老鹰嘴村、陈家沟村、当归村、大明坪村、横涧村、八王寺村、黄柏岔村、琉璃瓦村、苟树洼村、石瓮村、老城村、王沟村、谢坪寨、涧子寨、口前寨、野猪寨其他地名:回龙湾、八道峪、东川、甘家梁、王屋坪、万湾坪、铁佛寺、清风驿、麦溪沟、花家砬、巩家砭自然地理形态上,小说写到的有河、川、山、崖、梁、坪、屿、砬、砭等;社会和人文地理形态上,小说写到了村、镇、街、观、寨、驿、寺等。这些地名,有的因为地的形状而得名,像虎山、鸡冠山、熊耳山、棋盘村、石瓮村、老鹰嘴村;有的因为物产而得名,像野猪寨、当归村、黄柏岔村等;有的因为姓氏和人物得名,像甘家梁、王屋坪、马王村、苟家村、祁家村、陈家沟村、王沟村、谢坪寨等;有的因史迹、神话传说得名,像空空山、首阳山、过风楼镇、八王寺村、琉璃瓦村等;还有因为方位而得名,如东川、横涧村等。这些地名有实有虚,究竟何为实何为虚,难以逐一求证。毫无疑问,写作这部小说,贾平凹肯定动用了大量地方志资源。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地名作为小说的叙事构成时,对《老生》这部小说的成形及其主旨的深化实有莫大的帮助。一方面,形形色色的地名,构造出一个具象的秦岭,特别是像梁、坪、屿、砬、砭、寨、驿之类,带有明显北方、山区和黄土高原特色的地名的反复出现,对秦岭的自然、人文、历史地理景观建构起到重要支撑性作用;另一方面,这些地名连缀起的移动空间,构成了《老生》的整个叙事空间。在《老生》的后记里,贾平凹说:“《山海经》是我近几年喜欢读的⼀本书,它写尽着地理,⼀座山⼀座山地写,⼀条水⼀条水地写,写各方山水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却写出了整个中国”。“《山海经》是⼀个山⼀条⽔地写,《老生》是⼀个村⼀个时代地写。《山海经》只写⼭水,《老生》只写人事”。[15]这种微观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名所连缀的叙事空间,使得《老生》情节紧凑,叙事富有跳跃性,没有丝毫的沉闷。特别是小说中的地名,多依秦岭的山川形势而得名,或水云聚散,或阴阳晦明,或疏密深远,因此,整体上看,《老生》取形用势,小说更是因了秦岭的体势和形法,而有了某种跳跃的、晦暗不明但又纵横吞吐的气象。就像小说开始“像棒槌戳在天空”的空空山一样,贾平凹因为擅用秦岭的地名和山川形势,因此让《老生》窥得天地之理,进而有了生生不息的气机。
第二节 微观地理与小说“史地学”
其实,就地名而言,绝然不单纯是纯粹的地理知识,它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涉及诸如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人口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天文学、气象学、风水学、土壤学,以及考古学、训诂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中国的地名学,因为一地地名之产生、沿袭、变革的过程极为复杂,所以,地名所包含的内容就变得丰饶而复杂。在《〈史记〉地名考》一书中,钱穆先生曾提出地名学的三个原则:“一曰地名原始。其先地名亦皆有意义可释,乃通名,非专名,《尔雅》释山、释水诸篇可证”。“二曰地名迁徙,必有先后,决非异地同时可以各得此名不谋而合也。地名迁徙之背后,盖有民族迁徙之踪迹可资推说”。“三曰地名沿革,大概腹地冲要,文物殷盛,人事多变之区,每有新名迭起,旧名被掩,则地名之改为多;而边荒穷陬,人文未启,故事流传,递相因袭。如楚人南迁,屈原沉湘之故事亦随而南迁,湘水之名,始起于今湖南之洞庭流域,此后遂少变改”。[16]钱穆先生所论,包含着地名的渊源、流变、沿革,是古史地学研究的基本功夫。就小说创作而言,对待地名,自然不必像学术研究那么复杂,但借重地学和史学的叠合和贯通,小说可以获得更为开阔的历史内容,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每个地名都有它的渊源;这个渊源,本就是源自某种独特的历史。当小说家将地名植入小说中的时候,其实,就是将地名背后的历史植入小说之中,从而让小说流动着历史的气息,充满历史感。刘绍棠的《十步香草》,开篇即引《畿辅通志》和《图经志书》,介绍通州的历史和沿革:“通州上拱京阙,下控天津。潞、浑二水夹会于东南,。幽燕诸山雄峙于西北。舟车辐辏,冠盖交驰,实畿辅之襟喉,水陆之要会也。”——《畿辅通志》“通州本禹贡冀州之域,春秋战国皆属燕,秦属渔阳郡,两汉本潞县及安乐县故地,皆渔阳属邑。魏晋以降,属幽州。后魏置潞郡,隋开皇初省入涿郡。唐武德二年于此置元州,领潞、临洵、无终等县。贞观元年,省元后为潞县,后以水患徙治安乐故城,今州之东北即旧治地也,历五代皆因之。至金天德三年,升为通州。元因之。领县二,曰潞,日三河。隶大都路。洪武元年闰七月内附,并潞县于州,仍以三县隶焉。”——《图经志书》[17]如此,通州的地理位置、疆域、归属和地名的沿革,便可于志书中得以一观究竟。小说中,刘绍棠由远及近,从写通州起笔,接着写一地名——安乐窝儿,刘绍棠同样是从志书和其他典籍文献入手,确证地名安乐窝儿,是“因晋封刘禅于此而得名”[18]。刘绍棠征用《太平寰宇记》《后汉书·吴汉传》《水经注》《图经志书》《通州志》《钦定日下旧闻考》等一干典籍,求证出安乐原为一县名,旧属渔阳郡,故城在今幽州潞县西北,目前的通州,便是汉唐时代的安乐县所在地。地名之一字、一词,背后都是历史,是故事。类似的还有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中关于“淖”的叙述: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元朝以前这地方有没有,叫做什么,就无从查考了。[19]一个“淖”字,虽是轻描淡写,但植入的却是读者对于蒙元中国的复杂历史记忆。汪曾祺如何看待那段历史?如何看待蒙元中国?不得而知。在其小说《幽冥钟》,和散文《吴三桂》《我的小学》等作品中,汪曾祺不止一次提到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攻下高邮,在承天寺登基自称“诚王”,建国号为“周”一事。张士诚和元兵的“高邮之战”,是元朝败亡前的一次大规模战争,汪曾祺想必并不陌生。他的一个“淖”字推源,“据说这是蒙古话”,唤醒的便是人们对蒙元中国的历史记忆。这种植入法,小说领域比比皆是,如徐则臣的《北上》,当中就有“蛮子营”一说,“蛮子营斜对面,运河的那一边,有个村叫杨坨,住的多是北方流民,有一部分人做过义和团”[20]。“蛮”,为古代对南方民族的泛称,《周礼》中有“八蛮”之说。因为“蛮”在后来的演变中,有对南方人的蔑称的意味,所以,以“蛮子营”作为地名,多见于北方村落,在我国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很多地方,都有诸如“蛮子营村”这样的称呼。这样的村落往往是由南方人所建,因为有“营”,所以又多和驻军或军人有关。作为地名,“淖”和“蛮子营”之名是隐含着故事,而有些作品里面,地名本就包含着故事,例如房静的《运河码头》,在小说前言里面,作者就在参考了《新沂县志》后介绍了徐州窑湾的历史:被称为大运河第一古镇的窑湾,坐落于江苏省徐州市西南部,民国前隶属宿迁、邳县两地,京杭大运河、故黄河、沂河和骆马湖在此交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是闻名全国的军事重地。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楚霸王项羽在此征收八百窑工,揭竿讨秦;元未明初,军事家刘伯温在此利用民房建筑,设置“奇门遁甲八卦迷魂阵”军事阵地,有力地打击了元军十万铁骑![21]地名是史学和地学的结合。每个地名都有它的渊源,每个地名,也各有它的历史。这个历史,有的属于地名本身,有的属于地名所划定的地方,是地方的小历史。这种小历史,与国家、时代的大历史有交集、叠合,但也有错位、悖反,且极容易被淹没在国家、时代的大历史中。在小说创作中,不少作家极善于打捞这种地方性的小历史。韩少功在他的《马桥词典》中,就通过《左传》《水经注》《宋史》等典籍,重建了一个叫做“罗国”的古国的历史。在韩少功的叙述中,春秋时代(公元前700年)就有罗国,罗人曾定居今天的湖北宜城县西南,与西南方的巴国为邻。罗人以彭水为天然屏障,抗拒北方强国——楚,但最终不敌强楚。罗人后来两次逃亡,第一次逃到枝江县,就是历史上“巴人”的发祥地;第二次是二十年左右以后的楚文王时代,再次逃到湘北,即现在的岳阳、平江、湘阴县一带。在春秋列国中,罗国几乎不为人知晓,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将湮没于时间的烟尘古道中的古罗国的历史复建起来。相似的是阿来的《瞻对》,同样是通过史料和文献,如《清实录》《清史稿》《清代藏事辑要》《清代藏事辑要续编》《西藏纪游》《西藏志》《西藏通览》《西藏纪事诗本事注》《西康史拾遗》《清季民康区藏族文件辑要》《西康札记》《康藏史地大纲》《新龙县志》,以及奏章、御批、条约、协定、档案、回忆录、报道、日记、年谱、民间传说,等等,重建一个叫做“瞻对”的地方的特殊历史。“瞻对”在藏语里是“铁打成的疙瘩”的意思,小说的标题,就是《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副标题是“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作为一部非虚构历史小说,阿来在《瞻对》里,通过大量的史料,将瞻对这个地方放置在200年的历史时段中,呈现出的是长期处于化外之地的瞻对人的“刁顽”、“捍番”和“番蛮”,以及瞻对归化于大统的大势和艰难历程。《马桥词典》和《瞻对》所叙述罗国和瞻对的历史,罗国和瞻对都是单纯被叙述的对象,是作家所要处理的全部。而在有些作品中,作家往往会穿插叙述某一地名的历史;这种地名,在小说中不占多少比重,甚至仅是微不足道的部分,但是往往却处在核心位置。典型的如《白鹿原》,其中关于白鹿传说,以及白鹿原、白鹿村、白鹿镇、白鹿书院名称由来的描写,便是如此。小说写白鹿的出现,借助的是传说。相传很古很古时候,原上曾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鹿角莹亮剔透。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白鹿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安康。白鹿原、白鹿村、白鹿镇、白鹿书院,皆因白鹿而得名。白鹿的出现在小说中不过寥寥几次,这一传说,是陈忠实对古代典籍的化用。《太平寰宇记》载:“白鹿原,在县西六里。按三秦记云‘周平王东迁之后,有白鹿游此原,以是得名’。则秦运之象也”。[22]《太平寰宇记》所陈,仅是纪事,陈忠实却将白鹿的出现化为吉兆,凡白鹿一出,带来的必是祥和、兴旺。于是小说写到:宋朝年间,一河南小吏调任观众,见一只雪白小鹿凌空一跃又隐入绿色之中再不复现,遂在此盖房修院,划定墓穴方位,后代因此兴旺起来。白嘉轩地里得一物,形似白鹿,后以水地换鹿子霖的旱地,家道自此殷实而安稳。白鹿游原,是历史;白鹿原得名,千年百年,亦有其历史。《白鹿原》这种夹杂着地名历史的叙述,和作品整体的历史叙述却构成一种彼此映照的结构。白鹿原、白鹿村有自己的内部的历史,但却同时处在一个更大的时代和历史当中,这个更大的时代和历史,有它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冷先生所说的“反正”,就是朱先生所说的“鏊子”。冷先生以医家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必然看到“反正”,因为医家讲阴阳,讲因果,讲辩证,结论所系,全在一心、一念,所看到的世界,必是“看山不是山”,故有“反正”。而朱先生承继关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大儒的身份看世界,看天下,所看到的天下,必是眼中的天下而非心中的天下,“看山还是山”,故有“鏊子”。不管如何,处在这个“反正”和“鏊子”中,白鹿原和原上的每一个人,都受制于外部“反正”“鏊子”的大历史,逃离不开“反正”和“鏊子”的命运。如果说白鹿的出现是吉兆,是万物复兴,是生机,那么,白狼在原上的出现,带来的则是衰败,是死亡,是寂灭。白鹿、白狼,就是原上的“反正”,也是天下的“反正”。这种在时代和外部的大历史中,植入地方小历史的做法,还有阿来的《云中记》。小说写的是“回来”的故事。阿巴从移民村回到云中村,是回来;阿巴从失忆中恢复记忆,再次获得记忆,是回来;阿巴妹妹的亡魂,显现于鸢尾花,是回来;云中村的废墟上出现鹿,是回来;云中村从无到有,从又再次到无,坠入岷江中,还是回来……小说的主题就是形形色色的回来。而阿巴的回来,陪伴、安慰、祭祀云中村在震中逝去的人的鬼魂,最后随云中村一道消失于岷江中,显然是小说的主线。但《云中记》中,阿来却植入了一个地方性的小历史,就是云中村的历史。小说以史诗的笔法,写云中村人的先祖阿吾塔毗,一千多年前率领部落从高原向东迁徙的创世神话,他们一路打败虎、豹等凶猛的野兽,打败矮脚人,赶走土著,最后到达云中村这个地方,定居了下来。他们的先祖阿吾塔毗化为巍峨的雪山——阿吾塔毗神山,护佑着世世代代的云中村人。这个阿吾塔毗创世的故事,与整部小说构成一种深层次的对话关系:阿吾塔毗率领部落东迁,是人类生存意志决定的,他们要从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高山、高原地区,到舒适的地方去,为此,他们披荆斩棘,克服一切困难;但是,大自然也有它的意志,地震,就是大自然的意志的结果。人的意志,在大自然的意志面前是何等的脆弱,何等的渺小,何等的不堪一击,阿吾塔毗根本无法庇护他的后世子孙。人,唯有相信鬼魂的存在,并需要得到安慰,这是阿巴作为祭师存在的全部意义。
第三节 方位地理观与小说的文化观念
地理思想、地理观念对小说的影响,还体现在地理方位。很大程度上,至少就中国文化而言,地理方位并不单纯是一个自然空间问题,它还与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政治观念等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早在殷商时期,中国人就形成了东、西、南、北的“四方”观念。因为黄河流域开发较早,相比其他地方更为发达,所以,春秋以后,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原地区逐渐形成文化上的“华夷”观念,和蛮、夷、狄、戎相对的,是华夏。《荀子•正论》有云:“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在西周分封制的基础上,中国人以国名、州土对应天上的星宿,继而形成“分野”的观念,并依据离王都的远近,将天下划分为“五服”,“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23]到了战国时期,“天下九州”观念取代“夷夏之辨”,但是“夷夏之辨”和“五服”观念,却塑造出中国人地理思维上的“中心-边缘”意识,进而形成文化和政治观念上的“中心-边缘”意识;这种“中心-边缘”意识,便是以地理空间,来区分文化和政治上的正统与非正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从观念上讲,世人皆知,作者罗贯中是“尊刘反曹”的,因为刘备是皇室宗亲,是血缘上的汉室贵胄;但是,就《三国演义》的实际呈现效果看,我们可以发现,书中所写到的曹操手下的文官集团,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原人士,如郭嘉、荀彧、戏志才、贾诩、荀攸、程昱等;相反,刘备手下的文臣,除徐庶外,几乎再没有中原人士。汉魏六朝时期,彼时人们的正统观念是以地理而非血缘来判别。由此可知,在当时中原人士的政治认同中,内心是以曹魏政权为正统的,其中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因为曹操占据着中原地区,正是如此,曹操手下才会汇聚着那么多中原人士,晋朝的陈寿撰写的《三国志》,也以曹魏为正统。这种地理观念影响下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和政治观念,深入中国人的文化生命的每个毛细血管。尤其是中国,东与西、南与北的冲突与对抗、分裂与统一,构成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轴心,人们对地理空间、方位的认知,更是别具特别的意涵。转而观照当代小说家的小说地理空间和地理方位问题,可以看出,当代作家们受传统的地理思维和地理观念影响,在小说创作上,以地理方位呈现自我的各种情感、意识、观念乃至是无意识,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而其中隐含的各种思想的、文化的、观念的、情感的内涵,更是值得认真分析。比如说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是一部以使鹿鄂温克部落女酋长玛利亚·索为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我”——一个九十多岁的、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的口吻,叙述了鄂温克这个民族近百年的隐秘的历史。在“我”的回忆里面,这个以狩猎、驯鹿为生的民族,他们与天空、山峦、密林、河流、风雪相伴,就像小说的那个开头,“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看老了”。鄂温克人就是自然之子。但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鄂温克人同时也是自然的对手,他们不得不为了活下来而不断地与灾害、野兽相搏。“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死于寻鹿途中,第二任丈夫瓦罗加死于黑熊;“我”的父亲林克雨季外出时遭雷击而死,姐姐列娜冻死在迁移的路上;弟弟鲁尼的儿子果格力从树上坠落而死,另一个儿子耶尔尼斯涅(意为“黑桦树”)被洪水冲走,女儿交库托坎被马蜂蜇死;“我”的大儿子维克特酗酒过度而死;“我”的姑姑伊芙琳的儿子金德不满母亲定下的婚姻,在婚礼结束后吊死;矮胖酒鬼马粪包酒后被伐木工人打死;善于捕鱼的哈谢摔跤病危而死,哈谢的父亲瘸腿达西在雪地里与狼搏斗而死,哈谢的儿子小达西自杀;拉吉米的捡到的女儿马伊堪跳崖自杀……小说的叙述语言不乏温婉动人,但却掩盖不住鄂温克人生存的残酷。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写到鄂温克这个民族独特的语言、信仰和生活方式,具有深沉的民族志、人类学的分析价值。就像小说中的依莲娜——鄂温克族第一个大学生一样,在走出鄂温克族的古老生活后,她不可抗拒地怀念鄂温克,她的画中,总少不了驯鹿、篝火、河流和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山峦;可是每次回到鄂温克,住上一两个月后,她就会心烦意乱,因为山里太寂寞了。迟子建实际上也是在一个矛盾的张力中,去触摸鄂温克民族的历史和生活的作家,她知道:鄂温克族走出高山和密林,带着家当和驯鹿下山是现代文明的大势所趋;但同时,古老的狩猎文明也因此而走向消亡。值得关注的,倒并非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异域书写和文明挽歌,而是这部小说的篇名,即《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右岸”。何谓额尔古纳河的“右岸”?这里面就涉及地理思想史问题。中国古代有“江左”“江右”之说,这个“江”,自然指的是长江。通常的说法,是长江在芜湖和南京之间呈南北流向,古人在地理上以东为左,故江东即为江左。这种说法用以描述长江勉强说得过去,但描述额尔古纳河则不通,因为,额尔古纳河发源于大兴安岭西侧,为中国和俄罗斯界河,流向上,它是自西南流向东北,迟子建所写的区域恰是河流的东边,如果按以东为左的惯例,那么应当是额尔古纳河“左岸”,而非“右岸”。迟子建的“右岸”如何得来?这里面确实包含丰富复杂的地理观念问题。五代时人丘光庭的《兼明书》卷五“江左”条云:“晋、宋、齐、梁之书,皆谓江东为江左。明曰:此据大约而言,细而论之,左当为右,何以明之?按水之流之,随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则左在东而右在西;水东流,则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则左在西而右在东。昔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则洞庭在西,彭蠡在东,其水北流故也。昔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则洞庭在西,彭蠡在东,水北流故页。”[24]按照丘光庭随水流方向定左、右的说法,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丘光庭的说法是否符合古人的地理思想?其实不然。东晋以降,之所以称江东为江左,实际上,是以西晋的中原心态在看的。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名门望族、士人衣冠南渡。东晋虽在江南立足,但北方中原是名门望族和士人的故土,他们观天下的地理思维和地理眼光,还是以中原、故土在看,很难摆脱中原的思维和眼光。明末清初人魏禧《日录•杂说》也讲到“江左”“江右”的问题,他提出:“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何也?曰: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耳。”[25]这里的“自江北视之”,就是东晋士人望族观照天下地理的眼光。以这样的地理思维思考,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亦有复杂况味。小说中,迟子建曾写到鄂温克族人的一次迁徙:三百多年前,俄军侵入了我们祖先生活的领地,他们挑起战火,抢走了先人们的貂皮和驯鹿把反抗他们暴行的男人用战刀拦腰砍成两段,对不从他们奸淫的女人给活生生地掐死,宁静的山林就此变得乌烟瘴气,猎物连年减少,祖先们被迫从雅库特州的勒拿河迁徙而来,渡过额尔古纳河,在右岸的森林中开始了新生活。所以也有人把我们称为“雅库特”人。[26]鄂温克族人究竟发源于何地?是个复杂问题,此处不去探讨,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长期没有文字,迁徙频繁,就更难考证。但贝加尔湖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发源地。“鄂温克人的故乡,是西边的勒拿河……在离勒拿河不远的地方,有个拉玛湖……都说我们的祖先是从拉玛湖的高山上过来的。”[27]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自己也写到:勒拿河是一条蓝色的河流,传说它宽阔得连啄木鸟都不能飞过去。在勒拿河的上游,有一个拉穆湖,也就是贝加尔湖。有八条大河注入湖中,湖水也是碧蓝的。拉穆湖中生长着许多碧绿的水草,太阳离湖水很近,湖面上终年漂浮着阳光,以及粉的和白的荷花。拉穆湖周围,是挺拔的高山,我们的祖先,一个梳着长辫子的鄂温克人,就居住在那里。[28]“拉穆湖”,也即贝加尔湖,是鄂温克族人的故乡,“祖先诞生的地方”。至此,我们应该可以理解,鄂温克人的迁徙,是沿着西北—东南的方向,走到额尔古纳河的。在几百年前俄罗斯的东进、南侵下,鄂温克人的先祖被迫迁徙“去东南方,太阳升起的地方,东海之滨”。[29]拉穆湖,那个永远没有冬天的祖先诞生的地方,变成了鄂温克人回不去的故乡。额尔古纳河的“右岸”,便有了“自拉穆湖视之”的故土意味,“右岸”,带着鄂温克人浓浓的乡愁。地理方位体现出作家的地理思维,而这个地理思维,很多时候却与作家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暗通款曲。这些地理思维和地理观念,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而在当代的小说中呈现出某种历史和文化意识的幽深。如《白鹿原》,其中就涉及很多方位描写。小说中两次出现异象——白鹿的出现和白狼成灾,都是从“南”写起。白鹿从南山飘逸而出,然后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尔消失,这是吉兆;而一只纯白如雪的白狼从南原山根嘈说起来,所过之处牲畜遭害,血腥遍野,这是凶兆。就白鹿原的地理而言,其位于秦岭南麓,另外三面为浐河和灞河所环绕。据《雍録》载:“白鹿原者,南山之麓,坡陁为原”,[30]因此,白鹿显形和白狼出没,自南方秦岭而来,此一方位或许并无问题。但小说写白嘉轩娶七个女人所涉及的方位,却不免值得玩味。小说的开头,便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去过七房女人”。随之,小说具陈七个女人的方位:头房媳妇,是西原上巩家村人;第二房是南原庞家村殷实人家庞女儿;第三房是北原上樊家寨的一户殷实人家的头生女;第四房是南原上靠近山根的米家堡村人;第五房,是东原李家村木匠卫老三的三女儿;第六房,是南原上一户姓胡的小康之家;第七房,是山里盘龙镇上与白家交好的吴掌柜的五女儿仙草。从地理方位上来看,白嘉轩的七房女人,分别是西原—南原—北原—南原—东原—南原—秦岭山中(位属南)。七房女人中,南边占了四房,另外东、西、北原上各有一房。可以看出,“南”,在陈忠实的地理意识中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这个地位,某种程度上,是秦岭在陈忠实心理上的地位的反映,而来自最南边——秦岭大山里的仙草,终成了白嘉轩最后一房媳妇,结束了白嘉轩娶一房死一房的厄运。综合白嘉轩的七房女人来看,南原、西原、北原的六房皆为殷实人家,唯有东原的木匠卫老三的女儿,是出身穷苦人家,且是家里最苦命的三丫头,死,也是半疯半颠时栽进奇臭难闻的涝池溺死。很难断定,陈忠实的地理思维中,有没有“贵南”而“贱东”的意识,但至少就《白鹿原》来看,“东边”确实是与不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黑娃娶了田小娥,被父亲鹿三赶出家门,于是“黑娃连夜引着媳妇出了门,走进村子东头一孔破塌的窑洞”。[31]这口破塌的窑洞,最终成了被仁义白鹿村视为荡妇的田小娥的葬身之地,窑洞的废墟上,竖立起一座六棱砖塔,塔下压着的,便是田小娥被烈火焚烧的骨殖。在这一系列的描写中,“东边”是与淫荡、恶、败坏、毁灭相联系的。这种对“东边”的复杂地理意识,从另外一个陕西作家贾平凹的小说《老生》中,也可看出端倪。《老生》的特别之处,是在每个故事的开始、中间,及小说的最后,插入关于《山海经》的问答,并以“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为引子开启每个故事。《山海经》的山经,包括“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那么,《老生》何以只取“南山”“西山”“北山”,而舍“东山”和“中山”?有人认为,是因为作家“拒绝了象征着主流和中原的‘东方’与‘中州’:‘南山’‘西山’‘北山’是‘中国’的边缘”的缘故。[32]此论是否精当,可存而不论。从作家的地理观来看,无论陈忠实还是贾平凹,以陕西观“中国”,当不会有自外于“中心”之感。虽然在《左传》的叙述中,陕西曾经被贬为西戎之地,但秦地毕竟有周入主中原、秦统一六国的壮举,所以不应该有政治或者文化上的边缘的感觉。如果说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有着某种程度上对“东方”的规避,我认为,当与中国历史上的东、西之争有相当的关系。无论周击败殷商、秦挫败六国,还是楚汉相争,中国的国家建构和政权轮替,早期都是在“东—西”轴线上展开的。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乃至东京和西京的“双都”格局等,都是地理上的分裂和对抗;这种地理上的分裂和对抗,在某种程度上,会塑造出作家的地理观,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再加上在战国时期,秦与六国以崤山为界,形成长期的对峙局面,东,为山东六国,西,唯有秦一个国家。崤山高山绝谷,峻坂迂回,形势险峻,是陕西关中至河南中原的天然屏障。贾谊《过秦论》中,把崤山与函谷关并称为“崤函之固”,所论的就是崤山的形势险绝,以及与东方六国的隔绝。这种天然的地理区隔,以及历史上秦地与东方六国的敌对和征伐,一定程度上,会塑造出人们的地方性地理意识乃至无意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贾平凹的《老生》,因为是以《山海经》的鸿蒙、古老、蛮荒气息,去建构小说的神秘诗学,故取南山经(两广、海南和云贵川一带)、西山经(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等)、北山经(内蒙、新疆、中亚等),而不取东山经(江浙、山东、福建、环渤海一带)和中山经(河南、山西、陕西、江淮地带等),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因为,《山海经》所写到的山系、水系和大荒经的异国,其实是汉以前中原地区人士对边地、异域的想象。就早期中国人的地理认知而言,最早接触到的异域就是东边的太行山以东地区,包括泰山和山东沿海一带,所以,中国早期的神话、传说,诸如蓬莱、瀛洲、方丈三座仙山的传说以及泰山封禅等,都是在东边发生的。而随着秦汉对南方和北方的拓殖,以及汉代张骞凿空西域,特别是佛学东进,西方给中国人带来更多更丰富的异域想象,神人、仙家、妖魔、鬼怪、道士、高僧等,中国的神话体系在地理纬度上已经从东边转移到西部。贾平凹的《老生》写的是秦岭山脉,很显然,“东山经”离得太远,“中山经”因为处在中原,早就因为人文化而祛除了神秘意味,因此,唯有南山、西山、北山,方可承载着秦岭山脉的神秘色彩,这大概是贾平凹不屑“东山经”和“中山经”的另一个理由。
第四节 作为小说叙事学的地理
这种融贯着历史观念和文化观念的地理方位,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小说重要的叙事手段,是小说家的重要表达方式和修辞策略。如汪曾祺的《受戒》,其中就有多处写到地理方位。其中写小英子家:小英子的家像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33]独门独户,三面都是河,唯有一条小路通向荸荠庵,写出的是小英子家的静谧、幽深和安全。汪曾祺特别强调:“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向荸荠庵”。按照小说的一般写法,汪曾祺未必非要写出荸荠庵和小英子家的地理方位关系,作家只要写出小英子家居里,荸荠庵在外,有一条小路通向荸荠庵即可。或者即便写出方位,东边、南边、北边均可,何以一定要是“西面”?西面一条小路,意味着小英子家在荸荠庵的东面。这个究竟是随意的闲笔,还是别有深意的安排?我想肯定是后者。小说接下来写小英子家,桐油油过的大门上,贴着的万年红春联,便是关于“东边”的最好诠释:有了“东边”,未必就是名副其实的“向阳门第”,就有“春常在”;但是如果没有“东边”,自然就不会有“向阳门第”,就不会有“春常在”。而要做到真正的“春常在”,亦须“积善人家”,这是日常伦理的辩证。对联充满俗世的气息。但祛除虚妄的信仰,回归到人的俗世的幸福,回归到对人性、人情的基本尊重,求得俗世的岁月静好,求得世俗生活的祥和、安宁和快乐,不正是汪曾祺写作《受戒》的目的吗?如果说陈忠实、贾平凹等西部作家,有着隐隐的对“东边”的戒惕和规避之意,那么,汪曾祺却恰恰相反,他的“东边”是生活化、日常化、经验化的。最基本的经验就是:东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它代表着希望和勃勃的生命气机。所以,他的《受戒》中对“东边”的好感随处可见:如写善因寺,“善因寺是全县第一大庙,在东门外”。似乎唯有“在东门外”,才配得上善因寺为“全县第一大庙”的地位。写荸荠庵的空间布局,“大殿东边是方丈,西边是库房”,方丈的地位,是通过“东边”体现出来的。“大殿东侧,有一个小小的六角门,白门绿字,刻着一副对联: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34],这个“一花一世界”,就是荸荠庵和尚们日常生活的地方,幽静而隐蔽的地方,这种对日常生活之所在的推重,也是通过“东边”体现出来的。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的文学语境中看,汪曾祺的《受戒》不属于“反思”小说的范畴,但是,它却比所有的反思小说更具有反思的力量,那就是它不是以直面历史、直面生活的方式展开反思,而是将日常的、经验的、世俗的、伦常的,但同时又富有诗意的生活和人性提引到“庵赵庄”的生活中来,以一地为镜像,反抗那些反日常、反经验、反世俗、反伦常的清规戒律。而小说中“东边”的日常化、经验化、生活化,更是汪曾祺生活理想重构的一种重要的修辞形式。《受戒》中的地理方位,其功能主要是小说主题学方面的,而在有些小说中,地理元素还起着搭建小说结构的作用,如贾平凹的《商州》。《商州》是贾平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分八个单元,每单元的起首,贾平凹都是以地方志的手法,写一个地方的地理形势和它的文化气运。小说虚设一个叙事视角——“他”,“他”是商州的后生,能文能武,十九岁那年进了省城,后来留在省城西安。“他”极喜游览新境,考察种种奇域异地的风物习俗。小说便是以“他”一月行经商州七县十八镇为虚线,实写商州人事风物。小说的第一单元从商州写起,接下来是武关、山阳县、埭花镇、商县、达坪镇、照川坪镇等,第八单元以华山收尾。《商州》故事的“形”,是刘成和珍子凄美的爱情,以其勾连起商州地区古老的民风民俗,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商州社会变革的潮起潮落。说贾平凹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最具地理自觉和地理思维的,似乎并不为过。《商州》中,贾平凹以不同的地理眼光写不同的地方。如写商州和武关,是王勃《滕王阁序》中“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写法,“商州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接壤交错地面,人有南北特点”[35],“如果说商州是八百里秦川的门户,那么这门户上的一把铁锁,就该是武关了”[36];写埭花镇和山阳县,则又换成《山海经》写法,“丹江流经商州市后,就开始了它的冰糖葫芦式的旅程:三十里,是沙河子开阔地;再三十里是张村开阔地;又,二十里夜庙,十五里埭花,三十里金盆”;[37]写达坪镇,则是中国画的“皴”字诀:“整个镇子东是一座孤峰,南是一座孤峰,北是一座孤峰,西稍偏一点,又是一座孤峰。从峰上往下看,是一个瓮,或是一口井”。[38]《商州》这部小说骨架,便是由商州的七县十八镇构造而成,再由江、河、山、岭、村、洞、岩、沟、路等串联成网络状的结构。贾平凹的《商州》,堪称是商州的地理书。贾平凹个人地理志式的写作兴趣,也由此有了开端。在他后来关于秦岭的系列长篇小说《山本》《老生》《秦岭记》等作品中,贾平凹的舆地写作思想更为深刻广博,艺术上显得更加炉火纯青。特别是《老生》,体现出典型的依据地理空间结构小说的艺术特征。时间上,该作贯穿20世纪30年代到新世纪之初;空间上,小说主要以秦岭山脉的四个不同地方:山阴县、岭宁县、三台县、双凤县为背景,通过四个故事串联起秦岭地区百年的历史。第一个故事,写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秦岭地区游击队的故事,地点以山阴县正阳镇为主;第二个故事,写土地改革时期,故事的地点是岭宁县的老城村;第三个故事,写的是人民公社、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地点主要在三台县过风楼公社;第四个故事,写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地点以双凤县回龙湾镇的当归村为主。贾平凹极擅长在“人—地”关系中,把握地理环境和人的精神、情感、心理、道德状态的关系。写四个地方,除时代不同外,还写出四个地方地形地貌、人物、动物、植被的差别。秦岭的山是不一样,各处的草木禽兽和人也不一样。山阴县的山深,树木多为高大的樟树和松树,林中多豹子、野猪、熊等大动物,人也骨架魁实。岭宁县属川道,树木矮小又没走兽,偶尔见只豺狼,剩下的就是飞禽,城里更是栖聚大量麻雀。过风楼的风硬,连鸡、羊这些家畜家禽也爱斗,鸡掐仗时鸡毛就全翻着,像两个毛团滚过来滚过去。羊也爱斗,常常是主人牵了羊在路上碰见了,它们就牴起来,还会在风里各自退后几步,然后低头紧跑着冲过去,两只羊头撞在⼀起,合着风发出很大响声。当归村盛产药材,特别是庾参和当归,但是当归村的男⼈竟世世代代害着一种病,代代都是一米四五的个头,镇街上的人叫他们半截子。贾平凹以四个地方的自然性格,对应着四个时代和人的历史性格。第一个故事中的山阴县,山深林密,多凶猛的大动物,所以,对应的是暴力、复仇、绑架以及惨烈的厮杀,这与上世纪秦岭山脉中游击队、地方武装、保安队在此展开拉锯战的历史现实是相符合的。第二个故事中的岭宁县,难见走兽,山里只有飞禽,城里是大量的麻雀,所以,土改时期,流氓无产者马生在乡村弄权作势,在丈量土地、财产登记、阶级成分划定中,蝇口谋食,逼死逼疯地主王财东、张高桂,逼疯地主媳妇玉镯。第三个故事中的三台县过风楼镇,风硬,连鸡和羊都逞勇好斗,对应的是特殊年代运动迭起中,从公社到村老皮、刘学仁、冯蟹这些人身上的另一种阴、狠和好斗。第四个故事中的双凤县回龙湾镇当归村,盛产各种药材,却治不好自家的病——男人的矮化,人种的退化。当归村的“当归”,倒流河的“倒流”,本就暗含着贾平凹的某种社会思考和文明思考。地学对于小说的叙事学意义,还在于它能为小说提供情节和故事的支架功能。小说的情节和故事,不独是在时间中延展,也需要“地方”提供空间的支持。虚构的小说如此,那些带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的小说更是如此。如李洱的《花腔》。小说纯属虚构,但李洱以虚虚实实、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一套虚构方法,构造出一个“葛任”是谁,葛任死亡之谜之类具有哲学和新历史主义双重意味的话题。作为一部虚构小说,《花腔》全书由三个采访录构成。每一个采访录,另外分为正文和副本两部分,讲述人的话语之中,夹杂着其他的引述人话语,引述人话语之中,再加入引述,环环相扣。在副本当中,李洱史料套史料,文献套文献,地方志、对话、新闻报道、回忆录、口述史、党史、校史、家史等交叉使用,李洱当取则取,信手拈来,构造出一个叠合多种可能的迷宫式历史叙事。《花腔》的最大特点是在小说结构上,李洱巧妙运用两套地理系统,构造出小说的骨架:一套是借用《红楼梦》的虚拟地理系统。葛任出生的地方,是青埂山下青埂镇;死去的地方,是大荒山中的白陂镇;“我”在追索小红和阿庆的踪迹时,翻阅的是无稽地区的志书——《无稽方志》。这样,《红楼梦》中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等,便被移植到《花腔》中来。此一移植,便是告诉读者:《花腔》不过是“花腔”,是“满纸荒唐言”。另一套是真实的地理系统。小说的三个部分,三个受访者的身份不同,时间、地点也俱各不同,但共同点是都有一个寻找葛任的地理迁延。特别是第一部分《有甚说甚》,讲述者白圣韬医生是革命者,后来叛变革命。他被延安派出去寻找葛任,所以,他的讲述,是严格按照“延安—张家口—武汉—大荒山—白陂镇”的顺序展开的。这个地理空间的延展,构成白圣韬的活动轨迹。小说第一部分的叙事,就是按照这样的地理逻辑往前推进的。而在第二、三部分,两个讲述者——潜入军统的地下党赵耀庆,和军统中将范继槐,情节设置则主要围绕大荒山的内部地理,和葛任经历,如杭州、上海、日本、延安等地展开的。这种以空间地理为故事推进逻辑的做法,在小说创作中很普遍,区别在有虚有实。李洱的《花腔》是似实而虚,而周新华的《喝彩师》则是似虚却实。小说写浙江常山一代数百年来的喝彩行业,开头写到的明代册封使林鸿年出使琉球,带走一个少年,这是小说的一个虚构和埋下的一条线索,《喝彩师》后面的故事,多与这个少年的后人有关。情节虽为虚构,但明清两代的琉球册封使从北京出使琉球,要经过衢州,这却是史实。因为,横渡台湾海峡涉及海流、台风等多种不确定因素,至少在明清时节,这些因素都不是可以轻易克服的,所以册封使出使琉球,从福建出发是最短的航程。从北京到杭州,换水路,从衢江一路上溯,在江山的清湖码头上岸,换乘陆路便可进入福建。迄今为止,衢州、常山一带,还有很多和明清册封使有关的古迹和遗存。因为空间地理承担着小说的情节支撑功能,所以,地名的地理位置、顺序、真伪等,对小说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特别是真实的地名,其真伪、位置和相互间的顺序关系就显得更加重要。如姚雪垠的五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作为一部历史小说,作品中所写到的人物、事件、时间、地点等,很多都是真实的。地点的错谬,会对小说的叙事形态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小说<李自成>中的几个地名方位》一文中,作者对《李自成》的若干地名及位置提出详细考证,其中,就有小说中出现100多次的地名——“白羊店”。据作者考证,白羊店古今的实际地名为白杨店。古籍《舆程记》载:白杨店位于桃花铺西北八十里、麻涧东南八十里处。白杨店北靠大山“十八盘”(《李自成》中疑似被写成“智亭山”),南临丹江岸。“十八盘”靠近丹江北岸的一面是悬崖绝壁,岩下的丹江面宽水深,悬崖和大江为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而“十八盘”的地形复杂,山道崎岖,只要派兵守住山岭,放置官兵从武关方向进犯,白杨店便万无一失。李自成派重兵镇守麻涧和白杨店,对商州的驻军形成钳形包夹之势,可以让农民军处在有利的局面。但小说《李自成》却将白杨店的地理位置由丹江川的古代要道错移到丹江以南二十多里的崇山峻岭里去了,这样,当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向湖北郧西一带山区作战略转移时,本来从十八盘直取龙驹寨,再经武关、荆紫关就行了,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对,只好让农民军放着这条弓弦直路不走,而使农民军到丹江以南二十多里处绕个大弓背,再抢渡一次丹江向东北方向走几十里,再折转来向东南方向进军。[39] 地理方位和位置的变更,改变了小说的情节。舆地学和小说的关系,还有很多可论的地方,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略加讨论。从中国当代小说发展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或者是小说的理论研究,地学思想和小说的关系,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这不仅是因为地学与文学的交融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也不仅在于中国传统的地学思想、地理观念对我们的政治观念、历史观念、文化观念、生命观念有着深刻的影响,更主要的是:小说本就与地理、地学有盘根错节的联系。作家写小说不可能不涉及各种地理元素,小说家思考问题,也不可能脱离人与地理、风俗与地理、历史与地理等诸多关系。如果说,时间思维是作家历史地把握这个世界的一种方法,那么,地理思维同样是作家把握这个世界的非常重要的方式。特别是中国小说,如前所言,地学、史学、文学的会通是我们的传统,当代小说如何从这个传统中吸取有效的思想资源和美学资源,成就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理论,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另外,以常识推论,“中国”并非一个具有同质性的概念,地有东西高低,天有南北寒暑,江河山岳纵横,高原、山地、江河、海洋、丘陵、盆地、平原、戈壁、沙漠、草原交杂分布。不同的自然、地理、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物产、交通条件等,塑造着各地不同的文明、历史与社会生活。各地文明、历史与社会生活的差异,反过来决定着文学基础、风貌和发展水平的差异等。当我们说“中国小说”时,“中国”仅是一个国别统一性的概念,而如何从小说世界看到丰富、多样的“小说中国”,这是我们需要从地理的角度研究小说的重要理由。[1]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第29页,中华书局,2011年。[2]罗见今、王淼:《晚清舆地学者与新地学的兴起》,《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3]孙怡让:《周礼正义》(第八卷),第3258页,中华书局,2015年。[4]侯慧奔:《陈桥驿与地名学》,《中国地名》2015年第12期。[5]【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二“河水”,第1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6]【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第79、27、141、120、98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7]【清】曹雪芹:《红楼梦》(胭脂斋批评本)(上),第2页,岳麓书社,2006年。[8]古华:《芙蓉镇》 ,第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9]【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第四册),第213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10]杨天才、张善文译注:《周易》,第234、235页,中华书局,2011年。[11] 汪曾祺:《大淖记事》,《汪曾祺全集》小说卷2,第1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2] 汪曾祺:《故乡杂记》,《汪曾祺全集》小说卷2,第192、1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3]【明】唐志契:《绘事微言》,第36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14] 汪曾祺:《受戒》,《汪曾祺全集》小说卷2,第9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15] 贾平凹:《老生•后记》,第2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16]钱穆:《史记地名考》(上),第3、4、5页,九州出版社,2011年。[17] 刘绍棠:《十步香草》,第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8] 刘绍棠:《十步香草》,第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9]汪曾祺:《大淖记事》,《汪曾祺全集》小说卷2,第1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20]徐则臣:《北上》,第39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21]房忆雪:《运河码头》(第一部),第7页,新世界出版社,2019年。[22]【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第二册),第556页,中华书局,2007年。[23] 【唐】杨倞注,耿芸标校:《荀子》,第182、1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24]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兼明书及其他二种》,第45页,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初版。[25]【清】魏禧:《魏叔子文集》(下),第1129页,中华书局,2003年。[26]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27]参阅宋晗:《鄂温克民间传说中的族源地与民族迁徙》 ,《民族艺林》2013年第4期。[28]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第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 [29]参阅宋晗:《鄂温克民间传说中的族源地与民族迁徙》 ,《民族艺林》2013年第4期。[30]【宋】程大昌著、黄永年点校:《雍録》卷七,第145页,中华书局,2002年。[31]陈忠实:《白鹿原》第12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32] 陈思:《“新方志”书写——贾平凹长篇新作<老生>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6期。[33]汪曾祺:《受戒》,《汪曾祺全集》小说卷2,第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34]汪曾祺:《受戒》,《汪曾祺全集》小说卷2,第9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35] 贾平凹:《商州》,第1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36] 贾平凹:《商州》,第2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37] 贾平凹:《商州》,第7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38] 贾平凹:《商州》,第124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39]校征:《小说<李自成>中的几个地名方位》,《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未完待续)
周保欣近照
作者简介:周保欣,男,1968年出生,安徽肥东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华文摘》《学术月刊》等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伦理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等专著4部。多项成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浙江省文艺评论奖等。
终 审:独山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