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首献|《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选载+后记

-2024年12月20日-

浙东文学

朱首献新著

 

《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

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  朱首献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年6月

绪论

科学主义是一种笃信科学万能、坚持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理念。在具体运作上，它抹杀学科域限，倾向于将人文社会科学捆绑至自然科学范畴，进而把自然科学的价值范式、认知谱系和方法论推演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滥觞中国，肇自近世，晚清以降，国运式微，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文人学士，在“痛吾国之不国、痛吾学之不学”的纠结中，概“观欧风而心醉，以儒冠为可溺”。在这种社会集体意识的驱动下，中国走上了“被科学”之路。甲午战祸，更使构建科学信仰而不再是师夷长技、制铁船造火器等形下器物仿拟倍受国人推崇。如此，师法泰西，黜伪崇诚，追求真理，破除成见就成了晚清学人心目中的头等大事。此后，历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加冕乃至与机械唯物史观的联姻，科学精神逐渐由“器”而“道”，在近世中国社会思想领域登堂入室，最终升腾为科学主义，成为近百年来中国学术研究最重要的理念指南和价值归依，并由此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学科内涵、叙述策略、知识视野、方法谱系、体例预设等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一

19世纪末期，在欧洲著述文学史风潮的冲击下，日本兴起了一场书写文学史的运动。据矢岛佑利、野村兼太郎的《明治文化史》描述，这场运动“像台风一样在日本登陆”，其横扫一切之势由此可见一斑。正是这场运动，催生了一系列以文学史命名的日本文学史著述。但这场运动的势头并不止于此，一部分日本学者似乎并不满足于研究本国的文学史，而是旁骛四涯、别采邻邦，将目光转向中国，这样，数种由日人所著的《中国文学史》方得以次第问世。1898年，日本学者笹川临风、古城贞吉分别以通史的形式出版了两种《中国文学史》。随后，日本学人笹川种郎、儿岛献吉郎、久保得二也分别以中国文学为题材著述了《中国文学史》（1898）、《中国大文学史》（1899）、《中国文学史》（1904）。比之于东邻，中国本土对于中国文学史及其写作的认知与实践近乎还是一片空白，因此，日人以中国文学为题材的文学史行动着实让国人感到惊讶。实际上，在日人著述中国文学史之风盛行之前，早在1854年，德国人硕特就曾付梓《中国文学史稿》，其后，1880年，俄国人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杀青。在这种“四面楚歌”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境遇中，国人被迫仓促上阵，在对“何谓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学究竟是什么”尚且不甚了了的境况下，开始了近代中国最早由国人自己著述中国文学史的学术实践历程。1904年，执教于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以百日的速度草就了第一部由国人自著的《中国文学史》。而几乎与此同时，东吴大学的文科教员黄人、海宁中学堂的来裕恂等也分别开展了他们的中国文学史写作行动。自此之后，由国人构成的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队伍也日益庞大起来，变得越来越蔚为大观。

事实上，自20世纪初京师大学堂文科教员林传甲、海宁中学堂来裕恂、东吴大学黄慕庵等撰写早期《中国文学史》开始，科学主义就已涉足中国文学史学科的研究策略、话语建构、理念预设等。在距今近百余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中，从早期林传甲首张科学精神且以“文学科学”称谓文学史（按：林著倡导文学史研究的实事求是精神，将“空疏鲜实”的治文之风斥为“博士卖驴”；推崇“解剖观察之法”，将古人读书之“分节绘图释例”法与日本汉文典的“解剖观察法”等而视之，称其“不可废也”；以“精实”为品文之标准——第13章第7节言：“幕王谢之纤丽，不务冲之精实，此中国文学所以每况愈下矣。”第六章第18节云：“论事之文，于科学为近”；在运思中多夹杂数学、逻辑学、地理学、语言学等内容，且有评语“诗文亦奇实验之效”等）的文学史观念，到来裕恂推崇科学，痛惜中国科学精神之不昌（按：在评议先秦文学时，来著认为，先秦文学虽制造了中国文学的空前繁荣，但其弊亦不少：其一，该期缺乏“论理之学”，致文化上多诡辩，少科学，因此，“文学不能光大”；其二，该期缺乏“物理之学”，虽有“格物一目”，然“有录无书”，“传者既微”，致文学“蹈於空疏”。稍作辨析，则可发现来氏此论潜隐的科学主义倾向——来氏所谓的“论理之学”，实指自然科学中的形式逻辑，而他所谓的“物理之学”，则为严复所称的思辨名学。由此看来，来氏对先秦文学弊端分析的内在操作系统实为科学主义。如果结合来著其他章节对国朝文学“道光以来，西学东渐，於是欧亚文化，混合为一。迄今学校兴，学科分，求学之士，凡得之於学堂者，皆有科学之性质，於是文章益形进步矣”以及对近今文学“中国之文学，自此将与欧美合乎。是又开前古未有之景象，而文学史上，又为之生色矣”的评判，答案就更为了然。此外，来著中尚有“文学以竞争而进步，中国六家九流、诸子百氏，其分门别户，立说各不相同。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文学以竞争而发达”等本自进化观念的判断。总之，统揽来著，我们可以看到，科学主义实乃其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的重要学理背景。）再到黄慕庵更为统系、严密的科学主义文学史观倾向(按：黄慕庵的科学主义文学史倾向较之林传甲和来裕恂更为成熟和自觉，首先，在文学演进路线上，黄著秉持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学同于世运、人心，进化之机“固未尝少息”。在具体路径上，黄著指出，“文治之进化非直线形，而为不规则之螺旋形。盖一线之进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轨。故历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却者，有中止者，有循环者。及细审之，其范围必扩大一层，其为进化一也。”其次，在文学史功能上，黄著斥责鼓吹他国文学皆有进化、独中国文学无进化且今不如古的谬论，认为中国文学不但一直在进化且较之他国文学更加“精微浩瀚”，堪称国粹。在他看来，文学史不仅可以保存国粹而且还能动人爱国之情。此外，黄著树“诚（真）”为衡文标准，提出“远乎真者，其文学必颇”，并对中国传统中“诈伪曲饰”的文学陋习进行抨击，强调文学史当具“爱智之精神”，只有这样它才能将“美恶研棋，直陈于前”，使“障翳抉则光明生，糟粕漉则精华出”，让人“有所取鉴而能抉择也”。再次，在文学史方法上，黄著提出文学史属于“叙述”，当用叙述之法。这里需指出的是，黄著所谓的“叙述”非一般意义上之“叙述”，而是另有深意。这关涉到梁启超的新史学。在《中国史叙论》中，论及史学方法时，梁启超指出：“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新史学之界说》中，他又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从这两处论断看，梁启超显然将“叙述”或“记述”视为史学之法。不仅如此，在梁启超那里，作为史学之法的“叙述”或“记述”，并不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造家谱”，而是“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黄著所取“叙述”之义，当与梁氏相同，即中国文学史应去阐明中国文学演变的“公理”和“公例”。)，科学主义显然已经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观念建构的重要指导思想。

二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

与林传甲、黄慕庵、来裕恂等在中国文学史实践中首开科学主义的风气不同，此后，胡适、郑振铎、胡云翼、刘大杰、容肇祖、钱基博等则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中的科学主义实践推向高潮。胡适将清儒的考据之法与西方的实证主义结合在一起，创造了胡式的实证研究方法。关于这种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十分证据，说十分话”，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做什么事情必须要做到：拿证据来！可以说，重视科学方法，自觉加以实践，是胡适治学的重要特征。正如陈平原指出那样，“胡适治学之所以能独辟蹊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方法的自觉’”。陈平原这里所说的方法，实际上指的就是以实证、归纳和进化论等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的方法。统而言之，胡适毕其一生倡导的所谓科学方法，其骨子里也不过就是那种“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科学主义”或“实证精神”。与胡适比肩，郑振铎这位被人称为“有搜集旧小说珍本”癖好的文学史家早在1923年就已号称自己要“‘无征不信’，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前人未开发的文学园地”。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做文学史得以“冷静的考察去寻求真理”，进行“文学之科学的研究”——像植物学家研究树木、地质学家研究矿石一般，“把文学当作一株树、一块矿石一样”去研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又将本自科学主义的归纳考察和进化观念视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必由之路”。除郑振铎外，周作人、李长之、杨丙辰、胡云翼、刘大杰、容肇祖、钱基博等人也以科学主义为其建构中国文学史观的圭臬。如周作人称文学史家就是“一个科学家”；李长之不仅认为文学史就是对文学发展的具体况状及其规律性进行探讨的“科学”，而且，在方法论上，他还提出治文学史“要狠”，要有一种“理智的硬性”；杨丙辰呼吁文学史家要向着同一条“科学大道奔趋”；胡云翼主张文学史采取“谨慎、客观和求信”的态度；钱基博则为文学史下了“文学史者，科学也”这样一个定义，并进一步强调文学史研究乃“客观之学”，建议文学史家应该像动物学家记载动物、植物学家记载植物一样，“诉诸智力”；刘大杰在引用朗松“写文学史的人，切勿以自我为中心，切勿给与自我的情感以绝对的价值，切勿使我的嗜好超过我的信仰。我要做作品之客观的真确的分析，以及尽我所能收集古今大多数读者对于这部作品的种种考察批评，以控御节制我个人的印象”之论后自称，“我在写这本书时，是时时刻刻把他这这一段话记在心中的”；容肇祖则言必称胡适，注重实证的精神，批判退化史观，坚持历史进化论，自觉运用归纳的方法；刘大白认为文学史的方法应该像“仪表”和“针尺”那样；谭正璧提倡文学史研究方法的内证法和旁证法等等。总之，在以上诸人的鼎力推动下，科学主义顺理成章地深入中国20世纪早期文学史观的腹地，进而绘成了草创期中国文学史“合乎近代理性的科学的发展图式”。朱自清在谈及中国早期的文学史著述时曾有这样一个比喻：“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是还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戏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现在看来，这个比喻实在是切中肯綮，因为它点破的几乎就是早期中国文学史观的那种唯科学是从的科学主义本质。

建国之后，正如195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被学界称为红皮本的《中国文学史》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马列主义就不能建立任何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因此，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科学真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逐渐居于核心的地位，客观、进化、归纳、实证等科学主义的理念与方法在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中或者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相结合而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或者因为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相悖而从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中逐渐退场。其中，红皮本《中国文学史》就是典型的代表，该著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指出，文学是社会现象，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每一时代的文学面貌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于是，各时期“文学的特征”、“文学的发展规律”，就不再是“杂乱无章不可理解的东西”，而是可以给予“科学的说明的”。对于如何科学地说明每一时代文学的特征、文学发展的规律，作者指出，“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使文学史成为科学”，丢开“历史唯物主义”，丢开“决定文学内容的社会基础”去侈谈文学，就不能正确解释文学现象，“科学的说明文学发展规律”。而丢开社会的发展趋势，丢开对进步的与反动的事物的了解，去空谈文学，也就失去了“评价文学的根本依据”。作者同时指出，资产阶级的文学史家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要么“根本不去分析社会历史情况，只是就文学而谈文学”，要么虽有社会历史情况的分析，却只不过或者为了“装点门面”，并没有把它和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的具体分析“联系起来”，或者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从社会状况出发去分析文学”，但实质上却是“歪曲了社会本质”，来为说明“自己的文学观点服务”。作者认为，林庚的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时代上的“盛唐”与文学上的“盛唐气象”的公式，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作者认为，资产阶级的文学史家丢掉了经济基础决定文学这个原则，所以，在他们的文学史观中，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与承继关系便被夸张到了“不适当的”、甚至是“绝对的地步”，同时，造成一个作家的“社会基础”也就被作家之间的“表面风格的继承”所吞没了。诸如此类的文学史中的“笑话”不胜枚举，例如在《西游》的研究中，不去研究它是由怎样的现实决定的，而去考证《西游》中的猴子与印度猴子的关系；在文学史的分期上，搬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这些奇怪的名堂等等。所以，作者指出，丢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地研究文学现象，结果也就丢掉了“文学史的科学性”，不能“正确地解释文学现象”，更谈不上深刻地“阐明文学发展的规律”，这样的文学史说到底就不能不仍是“一笔糊涂账”。王瑶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也提出，“文学史既是一门文艺科学，也是一门历史科学，它是以文学领域的历史发展为对象的学科。因此一部中国文学史作为反映人民生活的文学的特点，也要体现作为历史科学、即作为发展过程来考察的学科的特点。”“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实际上，从王瑶这种观点我们亦可以看出，他显然还没有摆脱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对文学鉴赏和文学研究的区分的论述，他的这种认知实际上依然存在着将文学史视为寻求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学科，而没有看到文学史著者自身的审美能力、评判能力和立论的能力在文学史实践中异乎寻常的作用。一句话，他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楚河汉界地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而忽视了文学史实际上也兼有文学批评的责任和功能。尤其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学术界对文学史观反思的兴致日益高涨以及“重写文学史”口号的出笼，一系列重要的以“审美”、“人性”、“文化”、“文学本位”等为核心文学史著作相继问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中的科学主义宿弊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扬弃。

三

瞿世英像

正是因为科学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和文学史的书写实践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对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问题的深入、系统地研究就成了客观评估百年来中国文学史的学科成就、合理定位其学科本质、扬弃其学科宿弊，进而实现这一学科知识、观念和方法创新之必需。20世纪初，时值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科学主义之风盛行之际，瞿世英、周作人等学者就曾对其作过发难，如瞿世英认为，科学只顾知识和物质，不顾感情和精神，缺乏对人生的整体关照，这样，文学一定会吃科学的亏。周作人则对当时人们常拿科学常识来反驳文艺问题，甚至热衷用数学方程来表示文艺结构的做法提出过批评，他认为，以此来进行文艺研究总归是太科学了。固然，瞿、周等人的发难虽非专对中国文学史观而言，但仔细辨析，我们仍能看到他们对是时已在中国文学史观建构中初具风气的科学主义思维的不满，遗憾的是，这些发难最终却因国人顽固的科学信念而流于破产。近年来，随着中国文学史学科危机之渐显以及文学史观重构中文学本位、审美意识的加强，学界开始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中的科学主义流弊进行反思、清理和盘点，并由此催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朱晓进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张毅的《“赛先生”与中国文学研究》、叶舒宪的《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西方知识范式对中国本土的创新与误导》等，这些成果对深入反思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由于视野、论域、方法乃至学术立场等方面的局限，致使这些成果在对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建构的研究上存在着以下遗憾：第一，研究重点多放置在20世纪早期，而对20世纪中后期机械唯物史观、阶级论、人民性、80年代的方法热以及重写文学史思潮等这些与科学主义攸关的论域则较少涉足，如上面提到的朱文，它虽然以进化论和机械唯物主义文学史观为个案对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问题进行了反思，肯定了进化论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研究建构自身学科品格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批判了其把文学史的研究仅仅看做用来印证事物进化的普遍规律,而忽视了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目的和意义的科学主义倾向。但对于进化论文学史观深层的科学主义机制，文章并未进行深一步挖掘。而对机械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影响的研究上，作者也只是强调了其注重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激发了人们对文学发展规律探究的兴趣，并没有看到其与科学主义的关系，更谈不上深入的阐释。而对于阶级论、人民性、80年代的方法热以及重写文学史思潮等这些与科学主义攸关的论域，则根本上溢出了作者讨论的范围。第二，研究视角也相对单一，科学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影响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在文学史的学科属性、研究方法上的认识和选择，而且渗透到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文本的话语立场、叙事策略、知识视野、体例设置等各个方面，但是，目前所见到的研究却往往多停留于对科学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在文学史的学科属性和研究方法问题的分析上，而对上面我们所提到的深层次的问题的认识并不是很充分，实际上，没有对以上我们所列的这些问题的分析，对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问题的研究就不可能走向系统化、深层次和全方位。第三，这些成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多侧重理念层面的探讨，缺乏文本细读精神，它们普遍将科学主义向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介入过程视为仅仅只是一个观念演绎过程（虽然也有成果认识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如上面所提到的朱文，但也仅仅只是提倡而已，在具体的研究中并未落到实处），忽视了其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文本生产的统摄和潜在影响，从而将本该在这一研究领域作为重中之重来展开的文本细读研究付诸阙如。第四，因为研究者本身依然未能从根本上跳出科学主义的窠臼，致使其研究普遍包含着科学主义的倾向，因此，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科学和审美的关系，导致其在对科学主义的批判的同时又陷入了科学主义的怪圈，从而使其理论的说服力大打折扣。如张文对20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虽然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可贵的是，它也看到了该时期科学主义有意混淆自然科学与社会、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别的学科规约逻辑，并且也对该时期中国文学史观上所体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略有涉猎，但遗憾的是，其只是将这种分析纳入到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这个层面来进行，而没有从文学史观的这个角度展开，尤其是在对20世纪中后期的研究中，作者除了认为80年代的方法热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之外，将自己的关注点放置在对80年代后期的人文主义反对科学主义潮流的研究上，而没有看到这个人文主义潮流之中的人性论、审美论等也同样包含着科学主义的色彩。这种理论上判断的错位使得该文对科学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影响之盛、波及之广的认识并未达到深刻的层次。这种错位判断在其他的研究中也同样有所体现。

作为理念指南，科学主义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的影响是深层次、全方位的，其具体的体现也是复杂的、动态的呈现的。既在显性、直接上有表露，也在隐性、间接上有表露。研究他们之间动态、复杂的关联对中国文学史学科构建新的知识生长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晚近，业内对中国文学史学科批判的呼声日涨，诸如“中国文学史高产却不优生”、“中国文学史写作正在‘垃圾化’”、“中国出现了文学史的颓废”等过激之辞也时有所见，撇开其中意气用事的成分不论，中国文学史学科到了必须进行观念创新和知识创新的历史关节点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重构中国文学史理论、实现中国文学史学科的观念、知识、机制、话语等多重创新，对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言。

      科学主义是深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和书写实践中的一个“楔子”，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影响不可谓不甚，可以说，正是在它的触发和驱动之下，一代中国文学史学人才得以毕缕蓝路、载笔竞陈、续流扬波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的辟创、构建与发展之途。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科学主义几乎已成为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学科之踵”，更是我们进一步实现中国文学史学科学术创新、方法创新必须扬弃的学科桎梏，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科学主义的加持，一代中国文学史学人的情怀抱负、家国使命、学术梦想、学科意志、时代关切和文学史版图等将何以寄身？

      本著依照发生的层次、脉络和历史呈现的逻辑从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发轫、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演化等角度尽可能全面解析其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的诸种影响和学术细节展现，这实际上也是作者十余年来学习以及从事文学史理论研究的一个阶段性小结。毋庸讳言，科学主义与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和文学史学科构建、发展之间的深层勾连甚为错综，不仅关系复杂，而且所涉学者、文献、问题等亦体量庞大，限于作者的能力，著中遗误之处自然在所难免，恳请诸位读者和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从事文学史理论的研究，始于十余年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杜书瀛、党圣元两位恩师对我的宽容、鼓励、关爱和支持，是多年来我在文学史理论探索道路上不懈跋涉的源源动力。在本著修改的过程中，党圣元师又提供了细致、具体的建议。师恩浩荡，景行行止，两位恩师长久以来的关怀足以让我铭记终生，借此机会，我也想对他们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本著先后受到浙江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以及浙江大学文科精品力作出版资助计划的支持和资助。在此，亦向上述诸项目的资助和支持表达衷心的感谢！

      同时，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王小溪老师，作为本著的责任编辑，她为本著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大量细致、艰辛的劳动，她的严谨、负责、敬业的工作亦为本著增益良多。感谢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陈叶、秦佳慧老师，她们在本著出版过程中给予了诸多关心和帮助。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和妻子，也向他们表达我的歉意，多年来，正是他们默默地支持、理解与付出，才确保了我潜心于本著写作的时间和精力。

      是为记。

朱首献

癸卯初春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均苑

 

 

朱首献近照

作者简介：朱首献，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兼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等。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出版专著《文学的人学维度》《当代中国文论八讲》《现代中国文论八讲》《科学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建构》等，曾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国内外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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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题写：林邦德

编      辑：东东 西西

终      审：独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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