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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26日-
编者的话
本刊一直重视文学评论包括相关学术研究，今天继续选载的周保欣教授的《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也是。一般来说，作家创作依靠的是感性智慧，而评论家做学术文章凭得是理性智慧。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本刊向周保欣致敬，祝愿他笔健，会有更多佳作问世。
本刊推荐，希望大家喜欢。专辑的文字有些长，抱着对于文学的虔诚，请耐心读完。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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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文学地方志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 周保欣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紧接选载二）
地方志与当代小说的“博物”写作
博物写作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统。早在《诗经》时期，物就是诗歌的重要构成。朱熹说“解《诗》，如抱桥柱浴水一般，终是脱离不得鸟兽草木”[1]，讲的就是鸟兽草木训诂对解诗的重要。继《诗经》之后，《楚辞》《山海经》《博物志》《述异记》《十洲记》《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等，同是博物写作的典范。传统中国写物风尚的形成，与农耕社会人们对天地的谦恭和对自然的崇拜有关，惟因生活于农耕社会，才有人对自然的亲，方可以写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桑之未落，其叶沃若”、“雄雉于飞，泄泄其羽”这种人与自然感通的句子。中国文学写物之风的萎顿，是史学、佛学及世俗社会挤压的产物，正是史传和世情文学的发达，使得物在文学中的地位逐步降低。特别是现代文学，因为民族危机和西学的激荡，社会变革意识、启蒙思想深入人心，文学的核心场域，渐渐转移到社会领域与人的问题上，“问题小说”成为时代变革的先声，“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得以建立。兼及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向西方学习，求得的主要是观念、技巧和修辞层面的东西，物的描写本就不是西方文学所长。两相叠加，中国文学远离物的描写就势成必然。从这样的小说史视野出发加以观察，我们会发现，近些年来，诸如李锐的《太平风物》、王安忆的《天香》《考工记》、贾平凹的《山本》等写物小说的出现，是有小说史分析价值的。它表明：在经历上百年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努力之后，中国作家正有意向中国小说的古典传统回归。我们需要在小说史的视野中，去思考当下作家写物审美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得失，作家写物风尚与传统文学的同异与关联，分析写物美学对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的意义，等等。有鉴于此，本文以贾平凹的《山本》为对象，具体探讨这些问题。之所以选择《山本》，是因为相对于《太平天物》《天香》《考工记》等，《山本》所写之物是自然的，能与中国古典传统所写之“物”更好地对接，小说写物的丰富性和小说史意蕴，更值得深入研究。![]()
第一节 道心即自然：《山本》的“写物”观
《山本》写物之丰富，丝毫不逊色于《山海经》《博物志》《镜花缘》等典籍。虽说《红楼梦》所涉物的种类极丰富，但它是以器物描写为主，主要得益于明清时期中国器物美学的发展，与《山本》的自然物描写不可同日而语。《山本》究竟写了多少物种？有人统计，“动物类八十四种，植物类一百八十种，以及其它菌类、果类之属，共计二百七十八种。”[2]整部小说，物的叙写铺排极为繁复。大致而言，《山本》之写物，有草木、动物二类。其中写动物，则有鸟、兽、鱼、虫四类，主要有葫芦豹蜂、哈什蚂、熊、斗鱼、扑鸽、啄木鸟、白面豹子、练鹊、百舌、鹭鸶、白鹭、豹猫、狸子、酒红朱雀、鹤等。写草木，则有树木、花草、药本、菌类、果类五类，其中包括栲树、皂角树、檞树、砍头柳、牵牛蔓、天鹅花、荷瓣兰、水晶兰、隔山撬、接骨木、牛肝菌、鹅膏菌、裤裆果、鹅儿肠、狗筋蔓、隔山撬、白前、白芷等。一部五十万字的小说，写到将近三百种的动植物，平均每一万字，就有六种动物或植物。所涉种类，远超《诗经》的150余种，直追《山海经》。![]()
我们知道，小说不是地志类书籍，不是科普读物。小说不可能像一般的知识普及读物那样，详尽介绍各种草木、动物的习性和特点。如果贾平凹就是一般性地写到各种草木、动物的名称，而不做细节、情节上，环境和人物塑造上的处理和展开，那么，这种草木、动物叙述，对小说写作而言又有何意义？因为，小说所写到的很多动物和植物，不要说一般的读者不知所云，即便是长期生活在秦岭山脉里的人，恐怕也会觉得生疏。这种冷僻的动物、植物描写，显然不是小说所需要的。但是，倘若贾平凹对小说所涉的近三百种动物、植物都要俱各有交代，那么，又如何保证小说不枝蔓旁逸而凌乱芜杂？这就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贾平凹为什么要写“物”？第二，贾平凹如何处理小说中的“物”？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又是具有同一性的，作家的写作的目的，往往决定他写作的手段，所以，贾平凹为什么写物，自然就决定着他写物的方法和手段。在很多创作谈包括《山本》的后记中，作家都提到《山海经》对他创作的影响。贾平凹说，他“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成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3]小说完稿后，他原打算把小说的名字写成《秦岭》，只是担心和原先的《秦腔》混淆，才改成《秦岭志》，再变成如今的《山本》。由此可见，像《山海经》那样去记录秦岭的草木和动物，确为作家写作之初衷。但是《山海经》也好，《道德经》《易经》也罢，像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不可能在创作上会受制于这些典籍。贾氏之写草木、动物，必有他作为一个成熟作家的自我考量。就《山本》来看，我以为，贾平凹之写草木与动物，物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说物是目的，是因为作家确有写出秦岭草木、动物丰饶之意愿；说是手段，是因为在贾平凹的写作意识中，物，不过是作家观天法地、观世事常变的方法而已。就是说，贾平凹其实是在一个更高、更大的哲学认知中，找到了“物”作为他叙事的一个基点。这种高的、大的哲学是什么？就是《山本》当中的“本”字。何为“本”？何为秦岭之“本”？其实贾平凹也语焉不详。《山本》的书名，用作家的话说，就是“山本，山的本来，写山的一本书”。作家毕竟不是理论家，很难用清明的理论术语或概念概述他所理解的“本”。从整部小说所呈现出的意境和境界看，不难发现，贾平凹所谓的“山本”，当是秦岭之为秦岭，秦岭之地之为秦岭之地、秦岭之人之为秦岭之人的“本然”。小而言之，贾平凹想在小说中去触摸秦岭的生命与文化的本原；大而言之，作家是想在国家文化地理的层面上，建构起秦岭与“中国”的文化命理联系。在《山本》的后记中贾平凹说，他想写“一本秦岭之志”。在他看来，秦岭是神圣的，是“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的“龙脉”，是“中国最伟大的山”。[4]借小说当中麻县长的话，就是：“秦岭可是北阻风沙而成高荒，酿三水而积两原，调势气而立三都。无秦岭则无黄土高原、关中平原、江汉平原、汉江、泾渭二河及长安、成都、汉口不存。秦岭其功齐天，改变半个中国的生态格局哩。我不能为秦岭添一土一石，就所到一地记录些草木，或许将来了可以写一本书”。[5]这样的表述，其实是把秦岭上升到了国家地理的高度，去看它与“中国”的关系。从这样的认知出发再看《山本》当明白，“本”就是事物的根源，是《说文》所谓的“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6]贾平凹是想在一个根源上、在一个本源处，去看秦岭，看秦岭的山水、自然、人伦与世事，去看秦岭的世道与人心易变。这个本、根源、本源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天地心、道心。作家是站在一个超越人与物的高处，去看秦岭的人与物。小说当中，物，是天地心的具象；人世，也是天地心的具象。写物，即是鸟、兽、草、木、鱼、虫。写人，则是涡镇世事的激越与悲怆。小小的涡镇，不仅牵连着军阀、红军、游击队、国民党、保安团、土匪、逛山、刀客等不同政治和地方武装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涡镇内外，还有家族与家族间、家族内部的是是非非和恩恩怨怨，如井宗臣、井宗秀兄弟的分道扬镳，井家和阮家的恩怨、争斗和仇杀。小说开篇写道：“陆菊人怎么能想得到啊，十三年前，就是她带来的那三分胭脂地，竟然使涡镇的世事全变了”。[7]开篇之语当中，十三年是否有着特殊的意涵？不得而知。十二生肖、十二地支，古人把十二年称为一纪。如果说十二年是一个轮回，那么十三就是一个新的轮回的开始，所以十三年究竟是作家的一个有意的设定，还是无意的闲笔，此处不敢确定；但是三分胭脂地却显见是撬动小说的支点。三分地，多么渺小的一块地啊！可就是这么一个三分地的“龙脉”，却改了井宗秀的个人命运、改了涡镇的世事，操纵着陆菊人的命和她的半生。天命、时运、人事，全在这个三分地里面。![]()
很显然，涡镇是秦岭的缩影，也是中国的缩影。涡镇事，就是天下事；作家写涡镇，其实也是写中国。其中的黑白、是非、善恶、爱恨、情仇，都包含在那个“本”当中。一花一世界。这个“本”，现于鸟兽草木，则化为秦岭山脉的山岳、河流、草木、花鸟、禽兽、鱼虫。现于人，则有世间的生老病死、恩怨情仇、你死我活，及缠杂难断的世间伦常、家族仇恨和政权的斗争。这个“本”是“一”，超越具象。有人批评《山本》，认为小说写到太多血腥、暴力、仇恨、杀戮，是一部“在价值观、情感表达以及艺术形式等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这样的作品能够在文坛流行并获得广泛关注，表明当下的文学批评界存在圈子化、江湖化等不良倾向”。[8]的确，从小说的细节处理来看，《山本》有些地方确实是过于血腥，像三猫通敌，被陈皮匠活剥人皮，做成一面鼓；为给哥哥井宗丞报仇，井宗秀下令让手下人夜线子、马岱活剐邢瞎子，然后把肉一条条扔出去喂狼等场景，都有令人不适之处。但是否可据此就断定作家的价值观就存在问题呢？我觉得似可存疑。因为如前所述，作家是在一个哲学的高处，去俯察自然万物与世间众生的，残忍不是作家的残忍，而是作家之所见，是作家的“观”。天地本就藏污纳垢，人世的善恶是非美丑，不过是天地本然的显现。贾平凹自己也说，“《山本》里虽然到处是枪声和死人，但它并不是写战争的书，只是我关注一个木头一块石头，我就进入这木头和石头中去了”。[9]贾平凹把这种所见和自己的“观”，称为庄子式的“天我合一”。小说中的万物与众生，世事沧桑，命运蹉跎，不外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由“我”所见的、从“一”所派生出的“万物”而已。就贾平凹的处理方式而言，人的世界、物的世界，在小说中不是并行不悖的。它们作为那个由“本”、由“一”、由根源处派生出的“二”，是合在“一”当中的。人在物中，物在人中。所以，作家在小说的整体构造上，物，并不是独立在人之外；人，也并不是独立在物之外，而是人与物共生。艺术处理上，《山本》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物做情节化、故事化处理。比如小说开始，写到的第一个物类，就是葫芦豹蜂。但葫芦豹蜂，在小说中却不单是一个生物物种，它进入到小说的情节当中，推动着故事的发展。小说开始，陆菊人的娘在割毛竹时被野葫芦豹蜂蛰死，她爹到镇上的杨记寿材铺赊了一副棺，四年了还不起钱，遂有杨掌柜提出让陆菊人当童养媳抵债的动议。陆菊人嫁到涡镇，带来了三分胭脂地，改变了涡镇的世情和很多人的命运，包括她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事情。追踪事情的因果，葫芦豹蜂，恰是世事变化的起因。正是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葫芦豹蜂，小说中却不止一次左右着涡镇的形势，左右着小说的推进。土匪五雷占据了涡镇，正打算撤出，手下的土匪玉米却被陆菊人招来的野葫芦豹蜂蛰死，五雷去而复返，于是，就有了土匪五雷和井宗秀媳妇偷情，井宗秀设计以井为坟，埋了自家媳妇的一节，陆菊人和井宗秀的精神之恋也由此开始。小说中，类似这样的以“物”推动故事和情节发展、转折的现象非常多。像皂角树、隔山撬、娑罗树、冥花等，它们有的在小说中起到塑造情节和故事的功能，有的则起到象征和暗示的功能。比如长在涡镇中街十字路口的那棵高大的皂角树，凡是德行好的人经过，就会自动掉下一两个皂荚。再比如，随陆菊人出嫁的那只身子的二分之一是脑袋，脑袋的二分之一是眼睛的黑猫，在小说中前前后后出现20多次，每次出现，都预示着涡镇或者陆菊人个人生活中将会有重要事情发生。凡此种种，都是在物与人的统一中展开的小说叙事。这种物与人的交集，最典型的体现就是在麻县长身上。作为读书人，麻县长有自己的抱负与愿景，他原本想造福一方，伸展平生之志，但生于乱世，政局混乱，社会弊病丛生，再加上自己不能长袖善舞，便心灰意冷，渐渐退回到自然当中，萌生出写一部秦岭的植物志、动物志，留给后世的想法。小说中，麻县长一出场，作家就写到他的窗前栽种的十几盆花草，有地黄、筚笈、白前、白芷、泽兰、乌头、青葙子、苍术，十几种花草，都是药材。这些药材，是有修辞学上的隐喻功能的，隐含着麻县长虽有治世之心，却无治世之力的无奈。他只能在室内栽种药材，以出世的方式，在秦岭的草木和动物身上，找到一个读书人的入世的寄托。特别是面对那盆春来抽高薹，夏初结籽角，根像似萝卜，无论生吃还是炖炒，都能消食除胀，化痰开郁的莱菔子，麻县长感叹道：“这是化气而非破气之品啊！”天下熙熙，世间攘攘，暴力和屠戮，炮声和枪声，人们自然可以从利益和立场的角度去解释历史和社会，但归根结底，人世间所有的冲突和争斗，何尝不是麻县长所悟的一个“气”字呢？是非、对错、善恶、美丑，正确或者不正确，很多时候，何尝不是因为人们观念、立场不同，而衍生出的隔渊相望和水火不容？在一个文明、理性的社会，人们可以凭借“理”去化“气”，而不文明、不理性的社会，人们必然会以“气”去冲决“理”，去破坏“理”。可惜的是，麻县长所生活的世道，就是一个以“气”御“理”，而非以“理”化“气”的时代。山中何所有，枪声与炮声。秦岭之中，不同政治势力，以及土匪、逛山、刀客等，各凭武力你来我往，即便是麻县长自己，也不断为史三海、阮天保、井宗秀这些表面上是他的手下，实际上掌握了枪杆子，凌驾于他之上的人所挟持而身不由己。读书人麻县长只能是“心将流水同清净，身与浮云无是非”，他不仅不能在大的社会冲突面前有丝毫的作为，反而为这个社会的冲突所裹挟，最后葬身于炮火之下的涡潭的激流和漩涡之中，留下两部书稿：《秦岭志草木部》和《秦岭志禽兽部》。小说中的三个读书人，麻县长是以出世的态度寄托入世的心思。城里读书的井宗丞，则直接卷入到世事之中，与时俯仰，与世俯仰，最后却为和自己同一个阵营，有家族仇恨的阮天保设计所害。另一个读书人，安仁堂的医生陈先生，既可断吉凶，亦可悬壶济世，救人于病痛；虽是个瞎子，却比明眼人活得明白，活得通透。三个读书人当中，陈先生当是那个“一”，洞察天地而知晓古今。比较而言，麻县长则是那个试图合天地、阴阳、人物为一的“二”；而井宗丞，则是那个由“一生二，二生三”所生出来的，活泼泼的无数个具体生命之一。第二节“连续的世界观”与《山本》的混沌美学
写阴阳、图谶、鬼神、符咒等古老民间生活，可谓是贾平凹的一贯风格。从早期的《美穴地》《五魁》《白朗》《商州》，到《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再到近些年的《古炉》《老生》等，除极少数写实性特别强的作品——如《鸡窝洼人家》等，贾平凹绝大多数作品都摆脱不掉这类的描写。贾平凹在文学界素有“鬼才”之称，除了他幽冥莫测、诡谲多变的叙事方式外，也归因于其作品中鬼神怪诞因素的浓厚。贾氏自己也说：“我老家商洛山区秦楚交界处，巫术、魔法民间多的是，小时候就听、看过那些东西，来到西安后，到处碰到这样的奇人奇闻异事特多，而且我自己也爱这些，佛、道、禅、气功、周易、算卦、相面，我也有
一套呢。”[10]从地理形要上看，贾平凹出生的商洛地区位于秦岭的南坡。据《秦陇羌蜀四省区志》所载，商洛地名沿革“春秋晋上洛邑，汉置上洛县，南太延五年置荆州，太和十一年改曰洛州，后周改曰商州”。[11]《太平寰宇记》载商州：“古商于之地，禹贡梁州之域。周为豫州之境。春秋时其地属晋，所谓晋阴之地。战国时其地属秦，卫鞅封于洛邑”。[12]商洛地区历史上的归属摇摆不定。但在文化基因上，商洛因为地处三界，而不可避免地浸染着秦地、荆楚、巴蜀的三地古风。这个古风究竟如何去理解很难说清楚，但荆楚、巴蜀自古就是中国巫风最为盛行的地方，兼及东汉张道陵、张鲁在汉中创“五斗米教”，汉中成为中国的道教中心，以及唐以后佛教在长安的传播，商洛地区确实是聚拢着巫风、道教、佛教的浓郁风气。![]()
如何理解贾平凹创作上的志怪志异的习气，自然是人言言殊；但显而易见，贾平凹写鬼神、巫术、图谶、阴阳、生死等，与其他很多作家不同，贾平凹确实是把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当作“有”在写，而不是像其他作家那样，明知其为“无”，却以搜奇猎异的手段，把虚境、幻境写得煞有介事。这种以“有”的眼光去看别人眼中的“无”，其根本的原因，还是起因于作家的世界观。不管是巫术、道教、佛教，还是贾平凹所说到的周易、八卦、风水等，归根结底，都是“连续的世界观”的产物。所谓“连续的世界观”，借用的是台湾考古学家张光直的说法，指的是“人和外在环境之间，没有一道明确的断裂区隔。世界万物跟我没有绝对的差别，这个可以变成那个，那个可以变成这个”。[13]在“连续的世界观”当中，生与死无疆域，人与物无界限，所以鬼神是存在的，人可以知物，物亦可以知人。这种“连续的世界观”，是殷商时期早期先民祖先崇拜、鬼神崇拜观念的体现，虽说后来周人的价值观讲“未知生，焉知死”，儒家意识形态排斥鬼神，但殷商的鬼神文化和“连续的世界观”却对民间生活、道家文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回过头来再看贾平凹的《山本》，就是典型的“连续的世界观”的审美体现。小说中作家写到的人与鬼、人与草木、人与动物是没有界限的、相通的。正是如此，我们会在小说中看到，镇子上下雨天的时候，在杨家棺材铺的门口，会站着一排鬼；打更的老魏头，会在夜晚看到吐出长长的舌头的鬼去白世强家投胎，老魏头的家里挂着一幅钟馗像；陆菊人给死去的丈夫杨钟上坟时，会看到黑乎乎的、成群的乌鸦和阳雀在空中飞，再后来是一只背上有人面纹的蜘蛛趴在燃过香的地上……。在这个“连续的世界观”中，不单人与鬼可以相通，人的生命与动物、草木的生命之间，也是物性、人性相交。小说中，周一山能够听得懂鸟语和兽语。县衙门口，他听见两只狗的对话，哀叹它们过去是山上的虎，现在却成了狗。在井宗秀和麻县长商谈究竟把县城放在平川还是涡镇时，周一山猛然醒悟到，井宗秀属虎，所以决不能把县城放在平川，否则就是“虎落平川不如犬”了。像这种兽、鸟言人语，物性与人性相通的现象，在《山本》中非常普遍：老皂角树下突然说话的狗，龙王庙旧址上冒着紫气的醉猴，山中常在月圆时分嘘气成云的蟒蛇，懂得陆菊人心思、眼睛森煞的黑猫，声音像老人一样夜里雌雄相唤的西鸱鸺……，诸如此类的灵异现象，在《山本》中到处都是。如果我们就据此认为，贾平凹的写作方式是志怪和志异的，把《山本》归入到传统小说的路子上，那么就未免失之简单了，因为如前所述，贾平凹的写作，其立足点不在怪和异本身，而在于作家有自己的哲学，有自己的“观”。回到前面的看法，贾平凹是在天地自然的同一性中去把握人和物的，因为处在一个大的同一性中，所以，天性、人性、物性是合于一的。所以在小说的写法上，《山本》惯用的手法是“以物譬人”。黑河白河里长得色彩斑斓的斗鱼，眼对着眼，一动不动，可一旦咬起来，却谁都不松口——这是以斗鱼喻人与人之间的逞勇斗狠。安仁堂陈先生说：蜜蜂有天毒，它采花粉酿蜜，是削减自己的天毒——这是以蜜蜂善恶同体，喻人不如蜂，有天毒却不会削减天毒。小说中“以物譬人”最精彩的，当属麻县长。在释放井宗秀和杜鲁成之前，他让俩人各说出三个动物的名字，再给每个动物前面加三个形容词。井宗秀说的是龙、狐、鳖。云从龙，升腾变化；狐，漂亮，聪慧，有媚；鳖则能忍，静寂。而杜鲁成说的则是驴、牛、狗。驴和马生的儿子为骡，可怜；牛犁地推磨，生前挨鞭子，死后皮蒙鼓；狗则忠诚。麻县长就是从俩人说的动物当中，窥见井宗秀和杜鲁成的禀赋和性格。这种把人和物放在同一性中的写法，是中国文学、文化的传统，它的重要出处，就是“连续的世界观”。这种“观”法和所“观”，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化想象。除《诗经》外，《楚辞》也多有名状草木的诗句。《易经》就是以“文言”和“系辞”解释自然的“象”。像《史记》“殷本纪”写殷契的诞生，“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14]王权天授的观念下，帝王的诞生却是因玄鸟而受孕。《山海经》之《大荒西经》叙述西王母：“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15]记夏后启：“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16]人与动物、草木、鬼神世界的边界是模糊的。虽说儒家有“人禽”之辨，但文学领域，动物修炼成仙、成精、成怪，人鬼相恋的题材，却不知有几何。在这种“连续的世界观”的审美观照下，《山本》的世界是混沌的，天与地、人与物、善与恶、正与邪、黑与白、阴与阳、情与欲、今与往，一切泯然于混沌之中。小说中的涡镇，就是混沌最形象、最直观的诠释。涡者，旋流也。小说如此写涡镇的由来：“涡镇之所以叫涡镇，是黑河从西北下来，白河从东北下来，两河在镇子南头处交汇了，那段褐色的岩岸下就有了一个涡潭。涡潭平常看上去平平静静，水波不兴，一半的黑河水浊着，一半的白河水清着，但如果丢个东西下去，涡潭就动起来……”。[17]涡潭，就是汇聚着善恶、是非、黑白、对错，却没有方向的不确定的力量。历史和人性当中，何时不是涡潭，何处不是涡潭？小说从写涡潭起到写涡潭终。最后，当肥胖的麻县长在炮火的烟尘中滚动着肥胖的身躯，滚进河里，双手划动着进入涡潭，河水“开始旋转起来，越旋转越快，瞬间里人不见了，礼帽还在水面上浮着”[18]的时候，一切的是非、善恶、美丑，都在这里终结了，麻县长消失于涡潭的混沌之中，涡镇也成为秦岭的一堆尘土。在一片混沌当中，《山本》氤氲着“无常”的气息。陆菊人偶见两个赶龙脉的人，知道了自家的萝卜地是真穴，能出官人，这是无常；井宗秀在父亲无法下葬的情况下，杨掌柜给了他陆菊人陪嫁的三分地的龙脉葬父，命运由此而轮转，是无常；麻县长办公室吃茶，一阵风乍起，吹翻了案头上的卷宗，认为是天意而释放了井宗秀、杜鲁成等，是无常；井宗秀虽然无意中得到三分胭脂地，有过短暂的发达，随后兄弟俩还是死于阮天保的算计，仍然是无常。就是这样的无常，构成了涡镇人最严厉的命运本质。无常是混沌的本然。混沌是天地未分前的阴阳未定；是《西游记》篇首所说的“混沌未分天地乱，茫茫渺渺无人见”；是班固的《白虎通义》所说的“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判清浊”，天地既分，清者为精，浊者为形。[19]远古的人们，因为没有是非心、分别心，而时时事事处于混沌之中；现代人则因为有了知识、理性、规则，有了是非、黑白、对错、善恶的判断，自以为就走出了混沌，然而，知识之外呢？我们的规则和理性无法判别和解决的疑虑呢？仍然是混沌。《山本》写的，就是这样的混沌，是现代的混沌。![]()
《山本》的混沌，是指向生活、人性、历史的本质的，是指向世事和人性最复杂之处的无理数。但是，这并不是说贾平凹宣扬的就是“此亦无是非，彼亦无是非”的价值观。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混沌是贾平凹对生活、历史、人性的认知，是他基于个人生命经验的一种对世界的判断，是他个人的“现实主义”，这并不意味着贾平凹就在价值立场上认同他所写出的混沌。正是如此，在《山本》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贾平凹设置了三个深含意味的人物，那就是安仁堂的陈先生、130庙的宽展师父和陆菊人。陈先生是道家人物，早年随元虚道长学医，他的智慧是超越于世事的，所以对于混沌世界的无常，陈先生说：“世上的事看着复杂，但无非是穷和富、善和恶，要讲的道理也永远就那么多，一茬一茬人只是重新个说辞、变化个手段罢了。”[20]这就是陈先生的大智慧。而宽展师父是个出家人，也是哑巴，小说中写到宽展师父的130庙，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菩萨的大愿，这是佛家的大无畏，也是宽展师父的大无畏。她对世界的发声，是通过尺八完成的。尺八既是乐器，也是礼器和法器，一曲《虚铎》空灵而悠远，把人带到飘渺太虚之境里去。至于陆菊人，则是世俗世界的圣者。井宗秀在她的身上能看见光晕，像庙里地藏菩萨的背光。那面古铜镜上“昭日月光明”五个字，就是陆菊人的写照。这样的三个人物，是贾平凹安排在作品中的三个有效视点，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力量，各自从不同的层面，穿透了世事的无常和世界的混沌，呈现出思想的智慧和光芒。这些智慧和光芒，是陈先生、宽展师父和陆菊人的，也是贾平凹的。第三节 《山本》“写物学”的现代性问题
《山本》的博物写作，接通了当代小说与中国古典文学伟大传统的联系。这样的写作不独是贾平凹所独有，在近些年的小说创作中，似渐形成一种写作风潮，像前面所提到的李锐的《太平风物》、王安忆的《天香》《考工记》，还有张炜、阿来、迟子建、红柯、张翎等的不少作品中，都有博物写作的特点。对于当代小说家们的写物风尚，很难从一个特定角度去阐述其成因，但从贾平凹的情况看，博物写作当与他的年龄增长及随之而来的趣味变化，及其对小说、生命、世界理解的变化有关。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写作都是后退的。创作与思想上，年龄越大就越容易向传统靠拢，所以近现代以来，很多思想家和文学家晚年多多少少都是一个复古者。生活上，年龄越大，就越会放下，压没个人的自我，而把自己放在更大的天地江河中。贾平凹的《山本》，我以为就是作家向传统，向天地江河回归的产物。这样的作品，40岁、50岁的贾平凹未必想得到写，想得到也未必能写得出，唯有60岁以后，人生渐渐去除虚妄，返璞归真，方得见心、明性，才可写出《山本》这样的作品。就贾平凹而言，《山本》可说是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作家把自己看“小”了。因为把自己看“小”了，才能看到秦岭的“大”，看到秦岭的苍苍莽莽，大得如神。一旦作家看到了秦岭的“大”，作家的自我自然就会胸臆开阔起来，进而写出浩浩荡荡的世界与自我文化生命的“大”来。试想：40岁时候的贾平凹，大概觉得自己知晓了社会与历史的全部秘密，所以才会以决绝的颓废，写出如《废都》那样的作品吧。《废都》中的贾平凹，是把天下放在自己的眼里，去写《废都》的。《废都》的“废”字，废掉的是一个时代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废掉的是一个“都”，直有横风断云，可废万古江河之势。到了写《山本》之时，贾平凹是把自己放在天地江河，放在秦岭里，才写出《山本》的绵延与跌宕。![]()
从小说史的层次来看，今日的作家之写物，不可能是简单地回到传统，而是必然要有现代的转化和创生。因为，当下的作家，毕竟受过西方现代小说的洗礼，所以，作家们创作中如何会通中西，构造出当代性的写物美学经验，就非常值得关注。就贾平凹和他的《山本》来看，这部小说的最大贡献，就是把小说重新放回到大自然中，或者反过来说，把大自然重新搬回到小说中来。小说不仅写到了大量的鸟兽虫鱼，树木花草，还有诸多山峦、河流、云雾、悬崖峭壁、岩石之类的描写。生态－自然系统的秦岭，与另外由城镇、村落、寺庙、衙门、街道、店铺、茶庄、酒楼等社会－历史系统组成的秦岭纵横交错，构成《山本》的整个小说世界。如前所述，现代以来，因为民族危机和社会发展问题，中国的文学撤出了自然，突入到社会与人生问题当中，成为社会变革与人性解放的尖兵。作为现代文学发端的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推倒“山林文学”和“古典文学”，而建立“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在写实、写人生观念指导下，近百年时间，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把“现实主义”视作小说的最高典律。似乎只有写社会、写人生进而是写人性的文学才是好文学，完全忘了人还是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文学除了是“人学”之外，还应该是“自然学”，是“物学”。近百年中国文学的自然环境和风景描写，因为过于突出人和社会的问题，大多时候是缺失的，文学中的自然美、自然哲学大部分时候同样是缺失的。在这种意义上来讲，贾平凹的《山本》，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的一次有力的纠偏。《山本》写自然、写物，其诗学意义，是复活了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的“兴”。众所周知，“兴”是《诗经》“六义”之一。何为“兴”？孔安国释之为“引譬连类”，[21]朱熹则解释为“感发志意”。[22]释义虽不同，但大致意思不外是人的见物起意。按照《尔雅·释言》的说法，“兴，起也”，讲的就是同一性中人对物的同情心、同理性所引发的人对物的感兴。因为人可以见物起意，所以古典诗歌中，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之类著名的诗句。《山本》中，安仁堂陈先生见蜜蜂采蜜，思量人不会削减自己的毒性，是“兴”。麻县长一进办公室，见牵牛花开了三朵，琢磨着是不是有三个人来言事，是“兴”。陆菊人见虎凤蝶，思量着成就井宗秀和花生的姻缘，花生与井宗秀成亲后，陆菊人把院子里的指甲花认定是花生，是“兴”。剩剩见到鬼灯擎，就想到是鬼给他爷爷和爹擎着灯，是“兴”……。《山本》中，这种见物起意的细节非常之多。因为有“兴”，小说所写之物，就不再是自然之物，而构成了明代文论家胡应麟所说的“兴象”。对于《山本》对自然的描写和其中的“兴”和“兴象”，且不做理论上的讨论。从世界文学范围来看，西方文学虽然也有写自然，且不乏有《瓦尔登湖》那样的经典名作，但西方文学却没有“兴”，没有“天人合一”，没有“物我两忘”，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方作家写自然，自然是“它”，写的是自然的“形”；而中国作家写自然，却是在哲学意义上的“物”“我”的同一中写自然的，写的不单是自然的“形”，还有糅合着人的情理的“意”，进而构成“象”和“境”，其中的况味，实非西方文论可诠释。《山本》的写物与“以物譬人”的写法，从另外意义上说，是一种另类的启蒙。这个启蒙的特点，就是以物化人。人能够见物起意，有“兴”的能力，说明人的内心是开放的，有着对天地、自然、万物的尊敬和敏感，说明人的内心是柔软而不是粗砺的。这样的启蒙，是以天性、物性、人性的统一，以自然的智慧，去召唤起人们内心对人的自我重新认识。这个自我认识，包含着和谐、均衡的理念。同时，就像大自然既有日月朗照，也有风雨雷电一样，人性的内部，也是善与恶的统一。贾平凹《山本》的“以物譬人”的修辞学智慧在于：他不是以理想主义的求善去恶的理念，去要求生活、人性、社会保持一贯的美好，而是求得大自然那种阴阳的平衡。大自然一旦失去平衡，就是天地失调；而人性一旦失去内在的平衡，则是人文伦理的失调和社会秩序的失位，就是作品中所说的：“那年月，连续干旱着即是凶岁，地里的五谷都不好好长，却出了许多豪杰强人”，“成了气候的就是军阀，没成气候的还仍做土匪”。[23]小说中，这种平衡的理念处处可见，涡镇上河有黑河有白河，山中的动物常有阴阳相和，艾草也依阴坡、阳坡生长而分阴阳。山里有蟒蛇，月圆时分嘘气成云，人要是误入其中即身子僵硬，气短而死，而能治愈的，却是山上七叶子树的叶子熬汤。这种阴阳平衡的理念，就是自然界的智慧。贾平凹这种以物性启发人性的“物性启蒙”修辞学，让我们对现代以来文学领域的启蒙有了一个反思的立场，即：所谓的“启蒙”，是否就是以不可置疑的准则、清明的理性、先在的知识，去驱除人心的暗昧，拔除人内心中的刺？是否就是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这类西式的观念，去重塑我们的价值世界？恐怕未必如此。姑且不论，现代以来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精英式启蒙，是否如庄子《逍遥游》所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24]因为民众与知识分子价值世界的不统一，民众的无知，而导致启蒙的失效。即便这种精英式的启蒙是有效的，它也不会是启蒙的唯一的形式。在这种知性的启蒙之外，还有一种智性的启蒙，就是把人放在天地和自然之间，在人与物的交往、人与天地的交往中，感受到自然的和个人生命经验的力量，并从自然和生命经验世界中提炼出思想与智慧。这个启蒙路径，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就是“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那种历史兴亡中的渔樵闲话。真正的智慧，就是在天地间与自然中悟得大道，所以，中国古代的智者，大多为“耕者”形象。孔子之楚，遇到南方智者长沮、桀溺，就是“耦而耕”；孔子之前吴的智者季札为避王位，不惜“弃其室而耕，乃舍之”；[25]陶渊明退隐和诸葛亮隐居南阳，过的就是“种豆南山下”和“躬耕陇亩”的生活。似乎在大智者的眼里，唯有与天地相交相接，方有源源不绝、变动不居的生命气机，而增益智慧？不管怎样，钱穆论“兴、观、群、怨”时有云：“诗尚比兴，多就眼前事物，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故学于诗，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此小言之。若大言之，则俯仰之间，万物一体，鸢飞鱼跃，道无不在，可以渐跻于化境，岂止多识其名而已。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乃所以广大其心，导达其仁”。[26]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在《山本》的后记里，贾平凹说，他在写这部小说时，曾写过条幅挂在室中，左边挂的是“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右边挂的是“襟怀鄙陋，境界逼仄”。这里的现代性和传统性，是解读《山本》的两个重要概念。我们知道，贾平凹是一个热爱传统、痴迷民间，且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有精深研究的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浸染着传统生活和民间风习。《山本》也不例外，涡镇人的饮食起居、婚嫁丧葬、礼俗信仰、人际交往等，小说写得面面俱到，弥漫着特殊的时代气息和地方色彩。涡镇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和食色性，与秦岭的自然、山水、地理形要、交通、植被、动物、矿物、气候、人口等水乳交融，共同构建起一幅氤氲着传统性、民间性的生活画面。小说虽然写到了秦岭山脉的“大时代”，写到军阀混战、国共内战，但所有的“大时代”事件，其实都是融化在秦岭人的生活日常和人伦日常中，融化在秦岭的草木云石之中。因为古典、传统、民间情结过重，在很多细节的处理上，作家有时甚至有耽迷其中之嫌。但是，贾平凹毕竟是站在现时代，以现代立场、现代意识在写《山本》，他不可能一味地以传统和民间立场去看传统和民间，而必须要跳出传统和民间，去写传统和民间。从《山本》的情况看，贾平凹所谓的“现代性”，并不是我们习见的那些以西方概念、西方价值为主导的现代性。恰恰相反，贾平凹是从传统和民间的内部，去发掘可超越于时代和现实的人生智慧、道德力量与文化精神。《山本》中最具代表的，恐怕就是小说中的陈先生，他既是一个具有通彻天地宇宙智慧的人，可堪破人生的苦处、痛处、短处、难处，可医治和校正人心，同时也是一个医者，可救治人身体的疾病，可救命。小说中，他是陆菊人精神导师，引导着陆菊人向上，向人生的光明处和开阔处走；而陆菊人正是在陈先生的外在接引，与三分胭脂地的“龙脉”可出官人的内在想象中，不断走向自我的完善。不过，陈先生毕竟是一个理想化的人物。贾平凹从传统和民间生活当中深挖精神资源，试图为传统和民间找到一个现代的出口，愿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说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是重新返回古希腊和古罗马，走的是传统复兴的路子，那么，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恐怕要远比西方复杂，单纯的复古很难做到，原因很简单：西方的现代性，是复活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文主义，以对抗中世纪宗教神权对人的压抑，而中国的文化现代转型，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恰恰就是传统自身。如果单纯地从传统和民间内部寻找文化因素，来解决传统和民间问题，那么，这何异于一个人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淖里拉出来？不管怎么说，《山本》是一部摆脱了西方文学、美学观念影响，返回中国文学古典传统的一部书，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对《山本》有俱各不同的评价，但它重返中国文学之“中国”的努力，值得肯定。特别是小说对天地，对自然，对物的美学思考，于近些年来的生态文学之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经验，它一方面打通了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的思想联系，另一方面，又不乏富有现代意义的，和贾平凹个人特点的当下沉思。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山本》不是一部没有瑕疵的小说，但它绝对是一部有小说史意义的重要作品。
注释
[1]黎靖德：《朱子语类》（第六册），第209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2]李小齐：《贾平凹小说<山本>自然书写的文化原型》，《商洛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3]贾平凹：《山本》，第522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
[4]贾平凹：《山本·题记》，作家出版社，2018年。
[5]贾平凹：《山本》，第300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
[6]汤可敬撰，周秉钧审定，《说文解字今释》（卷十一），第二册，第7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7]贾平凹：《山本》，第1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
[8]鲁太光：《价值观的虚无与形式的缺憾——论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
[9]贾平凹：《山本》，第525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
[10]贾平凹、张英：《地域文化与创新：继承与创新》，《作家》1996年第7期。
[11]白眉初：《秦陇羌蜀四省区志》第四册，第56页，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总发行，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初版。
[12]【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六），第2733页，中华书局，
[13]杨照：《庄子》，第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14]【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一），第81页，中华书局，2011年。
[15]冯国超译注：《山海经》《大荒西经》第十六，第524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
[16]冯国超译注：《山海经》《大荒西经》第十六，第520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
[17]贾平凹：《山本》，第3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
[18]贾平凹：《山本》，第517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
[19]【清】陈力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上），第421页，中华书局，1994年。
[20]贾平凹：《山本》，第525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
[2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2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第166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23]贾平凹：《山本》，第6页，作家出版社，2018年。
[24]陈鼓应注释：《庄子今注今释》（上），第13页，中华书局1983年。
[25]司马迁：《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二），第1337页，中华书局，2011年。
[26]钱穆：《论语新解》，第522页，九州出版社，2011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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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保欣近照
作者简介：周保欣，男，1968年出生，安徽肥东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新华文摘》《学术月刊》等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伦理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等专著4部。多项成果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浙江省文艺评论奖等。
终 审：独山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