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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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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文学
编者的话
对于小说的研究评论，也可以写成小说一样可读可品，这就是知名文学评论家王春林的评论作品《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21--2022）》，留给我们的印象。评论家的评论目光无疑是有效的，因为近距离观察，他把目光盯准了国内大牌的杂志、出版社，其次是大牌作家的作品；他的评论语言突破了一些评论家所谓的评论腔，即故意制造的一些名词用以突显自己不同一般的品质，而展示的通俗易懂文本。本刊为王春林喝采，也希望看到他更多更精彩的著作。
经授权，本刊将选载这一部作品的精彩内容，以飨读者。专辑的文字有些长，为了显示对文学的虔诚态度，请保持足够的耐心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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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现场 2021-2022 王春林著
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现实批判与历史沉思或者艺术的奇思异想
文/王春林
汗血宝马系列摄影/童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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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分析将从《灶王传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8月版）艺术结构的角度切入。最起码，贯穿于《灶王传奇》始终的有这样三条时有穿插彼此交叉的结构线索。由于小说被命名为“灶王传奇”，所以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主人公豆腐灶王（实际上，伴随着故事情节的演进，豆腐灶王的身份曾经先后发生过三次变化。最早在谭豆腐家做灶王，自然是豆腐灶王，后来到广灵直峪，做过大槐树董姓的田家灶王，再后来又被重新安排，成为蔚州一个官宦大户人家曹家灶王。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姑且还是笼统地把他称之为豆腐灶王）置身于其中的仙界，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以灶王为核心的一整套民间道教传说谱系。由于这一谱系过于庞杂，所以，我们又可以更进一步地把它切割为天庭、地府、水族，以及城隍等四个旁系。其一，是看似整日价被祥云缭绕的天庭（也即天界）。天庭最重要的当然是两位最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全称为昊天金阙无上至尊自然妙有弥罗至真玉皇上帝）和王母娘娘（全称为上圣白玉龟台九灵太真无极圣母）。除他们俩之外，天庭的神仙还有四大金刚、四灵二十八宿、北斗七星君、十方天尊等。其二，是人死后魂魄的归属地地府（也即下界）。主要神仙分别是北阴酆都大帝、十殿阎罗、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以及那些总是拿着布袋四处搜寻亡者魂魄的黑皂吏。如果一个人的魂魄在死后的三天之内不能被黑皂吏用布袋携至地府，那它就变成无所依归的所谓孤魂野鬼。当然，无论如何也都少不了的，也还有所谓的孟婆汤与奈何桥。其三，是以龙王为核心的专门主管水域负责解决降水问题的水族。其四，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支旁系，就是与豆腐灶王关系最为密切的城隍这个脉络。主要包括蔚州的城隍老爷，以及他身边的高经承（所谓经承，依照百度百科的说法，就是清代时候各部院衙门里专门承担书写文稿等事吏人等的总称。用现在的话语来说，应该也就相当于领导干部身边的秘书）、仓大吏，还有就是他所下辖的土地爷，以及门神、灶王等等。当然，因为小说被命名为“灶王传奇”，所以灶王自然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群体。除了主人公豆腐灶王之外，活跃于文本中的其他灶王，也还有铁匠灶王、饼店灶王、田家灶王、大车店灶王、王家灶王等。
但在介绍以上四种旁系构成情况的同时，不能不指出的一点是，诚如李浩自己所言，在民间道教谱系方面，他其实也带了一点“私货”，多多少少对既有的传说有所改造：“我承认，我在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略略地改造了民间传说的‘神仙谱系’——这个所谓改造是局部的。在大的方面，我遵从了道家神仙职阶的一般设置，譬如三清四祖、玉皇与王母、五方五老、北极四圣、五斗星君、四灵二十八宿、四值功曹等等等等，但另一方面出于我想要的艺术效果，而将灶王、土地安排归城隍管理，为他们建立更明确的仙阶层次，更重要的是为灶王建立了有序、有层的‘管理制约’‘行政条约’和‘规章制度’，这样，他身上所能承担和呈现的那部分才会更好地呈现出来，同时也有了管理上的逻辑线……为了艺术效果，我也更多强化了城隍的‘地位’，让城隍成为联通人间、乡间小神小仙、天庭和地府的‘中转衙门’，同时强化了‘龙王’这一民间神的地位和职阶……当然这一切都是为在写作伊始就已经设置好的，在完成了这一想象性的‘现实’之后，灶王、门神、城隍和玉皇都需要尊从小说开始前预设的律令，他们需要接受‘必然结果’。”①无论如何，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我们都得感谢李浩的如此一种“自供状”。一方面，有了他的“自供状”，我们才能够确认《灶王传奇》中肯定带有支撑性的民间道教谱系中，那些部分是真实的，那些部分是虚构的。即使是那些真实的部分，也同样需要作家专门去查找相关的资料。这些东西，都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凭空获知的。但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却在于，只有那些合理虚构的部分，方才能够充分凸显出作家那“天马行空”一般的艺术想象力。很大程度上，对李浩《灶王传奇》的阅读，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莫言那部同样以其“奇思异想”，以一种出色的想象力而著称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如果说莫言的《生死疲劳》在构思上非常成功地借鉴了佛教所谓“六道轮回”的理念，让主人公西门闹冤死后的灵魂先后经历六次轮回转世的方式来巧妙切入到自土改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生活，那么，李浩毫无疑问就是通过自己有所改造后的民间道教传说谱系，借助于豆腐灶王这一主人公形象的巧妙设定，很好地切入到明代的一段历史之中。两相比较，二者之间的异曲同工之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知道其他读者的阅读感觉如何，反正在我，阅读《灶王传奇》时最感觉畅快淋漓的，就是李浩的那些既匪夷所思但却又在情理之中的“奇思异想”，也即一种出类拔萃、绝对非同寻常的艺术想象力。这种令人赞佩不已的艺术想象力，集中不过地表现在作品中的民间道教传说谱系这一方面。这其中，尤其令我由衷赞叹的，就是作家关于灶王来历的那种创造性想象性虚构。当然，这种想象性虚构，是从灶王所具有的主要功能而展开的。（城隍说）：“‘你要知道，灶王，就是一项负责记录家庭发生、呈报给城隍和地府的公务差事，属于仙人中的差役，没什么法力；当然你可不能因此轻视你的工作，它意义重大，非常非常地重要，要知道对人间的赏罚和民情的了解，都要依据你们的提供！灶神职重，秉下民倚伏之权，这话你应当早就听过……’或者，我从我的前生开始说起，那时我是一个穷困的书生，希望自己能记下圣贤书里的每一个字，希望得到一个功名，为此……”与此相对应的，是城隍面对豆腐灶王时的如此一种话语表述：“哟，你是谭豆腐家的灶王？是是是，还是我点的你呢，当时我看到你的秋闱试卷，就觉得这个人可用，不用可惜……”再加上，铁匠灶王的如此一种牢骚：“‘还读书人呢，’铁匠灶王有些忿忿，‘自私，怯懦，虚伪。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啦？说得比唱得都好，可遇到事儿，就一心想着自己！我怎么和他们……这个破灶王，不做也罢！再去轮回也罢！’”以及：“咱们都是归属仙界的读书人，能不能不像那些乡野村夫——起码你也是人家的一家之主啊，对不？”还有就是：“你们灶王，能管什么，能做什么？不过就是负责记记事，记录每天这家人的情况，他们家婚丧嫁娶用不着你们，讨得好坏你们也帮不上忙，遇到什么头疼的事儿你们其实也毫无办法……”综合以上细节和叙事话语，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就是，第一，为城隍所管辖的所有灶王，他的前生不仅全都是男性（如此一种设定背后，是不是有一种男权主义的嫌疑？我觉得，一种可能是，李浩或许并没有意识到如此一种嫌疑的存在，另一种可能是，在已经明确意识到了这样一种嫌疑存在的前提下，李浩却仍然坚持这样一种表达。如此一种现象所说明的，只能是某种无可奈何的残酷现实），而且全都是在科举时落第的书生（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就是知识分子）。第二，在这个仙界或者说民间道教传说谱系中，灶王所处的地位最为卑微低贱。没有任何法力（既不能腾云驾雾，也不能呼风唤雨）且不说，其职事只能是作为一位旁观者，在无法进行任何介入的前提下，做一种真实的记录。其他且不说，单只是能够把只具有旁观者功能的灶王形象与现实生活中“百无一用”的书生或者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就足以说明李浩某种天才艺术想象力的存在。这里，还有一个潜在的命题就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知识分子阶层一个标志性的特征，就是能够以一种独立的批判的品格积极介入各种社会事务。就《灶王传奇》来说，借助于灶王尤其是豆腐灶王这一富有正义感的人物形象（知识分子形象）的设定而寄托作家某种真切的反思与批判意旨，恐怕也同样是李浩的某种艺术寄寓之所在。![]()
《灶王传奇》中的第二条结构线索，就是由豆腐灶王所先后供职过的三户人家联袂构成的充满了日常烟火气的人间生活这一条故事脉络。第一家是蔚州西南堡依靠做豆腐为生的谭豆腐家。一个虽然谈不上多么富有但却也算不上贫穷的中等普通人家。他们家共有三口人，谭豆腐夫妇之外，还有一个年仅六岁的独生子小冠。小说开始的时候，豆腐灶王已经在谭豆腐家整整做了七年灶王。没想到的是，因为受到明朝和瓦刺之间战争的影响，整个西南堡惨遭大祸，不少人家被亡门灭户，其中就包括谭豆腐一家。因此而失业的豆腐灶王被蔚州城隍重新安排到远在广灵直峪的大槐树董姓人家，做了田家灶王。如果说谭豆腐家算得上是一个家境尚可的普通人家，那么，这个董姓人家就是一个生活条件非常糟糕的穷苦人家。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尽管满心地委屈和不情愿，但一向忠于职守、忍辱负重的豆腐灶王，却还是千方百计地坚持在这个贫苦人家做了长达六年之久的灶王。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豆腐灶王与城隍老爷、高经承之间某种特殊关系的具备，所以，还没有等到豆腐灶王在董姓人家任作为期满，他就被重新安排到了蔚州一个曹姓的官宦之家继续他的灶王生涯。其他的几个姓氏或许是随意的选择，但曹姓的选择，却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了那个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由于胡适和俞平伯他们这些新红学家们的积极努力，在目前的红学界，不仅认定贾宝玉身上很明显地有曹雪芹自己的影子存在，而且还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曹家，也曾经如同小说中的贾府一样，遭遇过被抄家的惨痛劫难，已经是一种为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常识。当然。如此一种联想之所以能够得以发生，主要还是因为第一，曹家如同贾府一样，也是一个钟鸣鼎食的官宦大户人家。李浩在小说中不无细致地开列出的那些琳琅满目的食谱，便足可以从某个侧面折射这一点。第二，这个曹家，也如同另一个曹家，当然也还有贾府一样，都曾经惨遭过被抄家的灭门大祸。能够从董姓这样一个穷苦贫贱之家“摇身一变”成为曹家这样一个富贵人家的灶王，对于豆腐灶王来说，某种扬眉吐气、一步登天感觉的生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这样，在一步登天成为显赫一时的曹府灶王之后，一直等到曹家后来因抄家而彻底败落，豆腐灶王才结束了自己灶王史上最鼎盛的一个阶段。到小说结尾处，经过了一段候补灶王的短暂等待，豆腐灶王终于被城隍老爷重新安排，又开始了自己新的灶王生涯。小说的第三条结构线索，是故事发生的具体朝代，也即明朝皇室高层的政治斗争与军事行动。但在讨论这条线索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思考并加以澄清的一个问题，就是《灶王传奇》到底能不能被理解成一部历史小说。这一问题提出的前提，是金赫楠和李浩他们俩所持有的这样一种观点。先是金赫楠认为：“所以，《灶王传奇》尽管和明朝那些事有关，但它却绝不是历史小说，它指向的仍旧是你一直以来都关注的那些东西。”②对此，李浩给出的回应是：“我写下的《灶王传奇》当然不应看作历史小说，它的支点不是历史，历史只是一个背景的作用，我用来考察的是人和人生，是人在命运中、秩序中、荒谬中、无奈中、欲念中、悲苦中或欢愉中的种种‘可能性’。”③一方面，我们固然不能说他们俩的观点就毫无道理，但在另一方面，我想特别强调的却是，在很多小说作品中，无论是历史也罢，还是现实也罢，实际上也都只能是作为背景的一直存在。通常情况下，被一位真正的作家置于中心位置的，肯定是如李浩所强调的“人和人生”。但问题也就来了，难道我们就能够因此而把所有的小说都称之为“人生小说”吗？事实上，历史也罢，现实也罢，都属于题材层面上的文学外部问题。尽管说这种外部的表象未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小说作品的内在艺术品质，但我们也不能轻易忽略它的客观存在。而且，更进一步说，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由于《灶王传奇》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一部具有突出现代主义或者说先锋特点的长篇小说。关键还在于，当一位作家试图以现代主义的方式去切入表现历史的时候，其书写的难度必然会有所增加。正是因为以上的理由，所以，我还是不怎么认同金赫楠和李浩他们俩关于《灶王传奇》并非一部历史小说的判断。尽管没有机会和李浩就相关问题做深度交流，但我坚持认为，要想如其所愿地写好《灶王传奇》，除了必须在民间道教传说谱系方面下足够的考古学或者说别一种“田野调查”功夫之外，李浩同时也必须在明史方面下足够的功夫。说到足称波诡云谲的明代历史，与《灶王传奇》紧密相关的，最起码有两个地方。其一，是标志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土木之变”。所谓“土木之变”，指的是明朝正统十四年，也即公元1449年，雄踞北方的瓦刺人入侵中原。明英宗朱祁镇亲率十万大军出征迎敌，不料却最终兵败被俘的事变。因这一次战争的发生地为土木堡，所以又被称为土木堡之变或者土木之祸。小说中谭豆腐一家三口的惨死，西南堡的变为一片废墟瓦砾，就是因为土木之变的缘故。其二，是明英宗朱祁镇在被废七年多之后重新复出，再次执掌朝政：“田家灶王告诉我，太上皇朱祈镇真的又当起了皇帝。而当了七年多皇帝的他的弟弟朱祈钰，又回到了郕王——田家灶王问我，你知道太上皇复位的那天有多惊心动魄不？我讲给你听……”明英宗兄弟俩如何颠倒着做皇帝倒也罢了，关键的问题是，朝政的更迭竟然影响到了曹家的盛衰。正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由于曹家的大少爷多年在吏部任职，有意无意间受到牵连的缘故，曹家到最后竟然落了个被抄家的悲剧结局：“也就是那天早上，我在蔚州衙门的外面读到秋后问斩的告示，曹家父子一十七口赫然在列。告示上，他们所犯的罪名或是结党营私、官爵私所亲、胁君误国，或是祸乱纲纪，蝇苟谋私、干扰刑训，或是草菅人命、淫乱奢靡、为害乡里，并没有之前所传的试图谋反之类的罪名。”但即使侥幸逃脱了诸如谋反之类的大逆之罪的指控，曹家父子一十七口的被秋后问斩，却是注定无法逃脱的必然结局。更进一步说，曹家的被抄但也还罢了，关键是这一抄家的直接后果，就是豆腐灶王被迫再一次流离失所，成为等待城隍老爷重新安排的候补灶王。最早接触常芳长篇小说《河图》（载《收获》长篇小说2022年秋卷）的时间，是2021年的秋天。当时，因为担任首届凤凰文学奖评委的缘故，我曾经有幸在作品尚未正式出版前就阅读到了一批长篇小说，其中就包括有常芳这一部篇幅字数多达四十万字的《河图》。没想到，这一次，由于刊发时的版面限制，我所具体谈论的版本竟然被压缩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只剩下了区区十万字左右。既如此，我所展开讨论的，也就只能是这个被压缩后的版本。至于完整版的《河图》，只能等到以后择机再论了。面对这部长篇小说，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小说标题的特别及其由来。由“河图”二字，我们所不由自主联想到的，便是中华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所谓“河图洛书”。因为本人这一方面知识结构的欠缺，所以这里姑且只能照录百度百科中的相关说法。“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神秘图案，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被誉为‘宇宙魔方’，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术数之源。语出易经《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河，黄河。洛，洛水。”“河图洛书是远古时代人民按照星象排布出时间、方向和季节的辨别系统。”“河图洛书的来由，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千古之谜。‘河图洛书’最早收录在《尚书》之中，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记述。但从实证的角度确定河图洛书出在某个具体地点，很难找出严格的科学依据。”尽管未能从常芳那里得到确切的证实，但据我猜测，作家之所以一定要征用“河图”来为自己的小说命名，其原因极有可能与传统所谓“河图洛书”的说法紧密相关。当然，这种关联，无论如何也只能从一种象征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从象征的层面上来说，常芳的深层意图或许是借助于自己笔下的历史故事以探究挖掘中华民族内蕴的某种精神密码也未可知。与此同时，无法被忽略的另外一点是，“河图”这一标题的征用，也有可能与故事的发生地有关。无论是作为省府所在地的济南，抑或还是距离济南不太遥远的泺口镇，所依傍着的均是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既如此，从以十万字的篇幅绘制一幅缩略版的转型期历史图谱的角度来说，小说标题的含义也完全解得通。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里转型期的具体所指，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以对封建帝制的终结为显著特点的辛亥革命，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说，无论如何都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一个重要历史转型时期。借用李鸿章那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来说明这个历史时期，一点都不为过。正因为常芳的小说紧紧地抓住了这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来展开自己的小说故事，所以，我们才更愿意把《河图》看作是一部旨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各种现象进行素描式艺术表现的长篇小说。尽管说作品的整体叙事脉络比较繁多（原因在于，常芳的初衷或许是试图全方位、立体化地对那一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生活做一种全景式的艺术呈示），但相比较而言，由于南氏家族在文本中所处的核心地位，所以《河图》又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带有一定家族叙事意味的长篇历史小说。某种意义上，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全都是依托于南氏家族的醋园（南氏家族主要经营酿醋生意）而渐次向外辐射展开的。活跃于文本中的南氏兄妹主要包括有大少爷南海珠、二少爷南怀珠、大小姐南明珠，以及她的丈夫，那位身为泺口镇巡警局长的谷友之。三兄妹中，社会政治立场最激进的，是那位身为记者老爷的二少爷南怀珠。南怀珠激进行为的突出标志，就是在武昌起义发生的消息传到济南后，他和一群貌似“志同道合”的朋友，热衷于效仿武昌，在山东济南也宣布独立。用他对哥哥南海珠的话来说，就是：“不过，你肯定想不到，就在今天，在谘议局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上，我们共和派拿出了拟定好的《山东独立大纲》。可惜的是，最后时刻，事情却砸在了从北京请来的那帮和平派手里。只差一小步，我们就能跟武昌城那样，宣布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宣布独立，成立中华民国山东军政府了。”面对弟弟所持有的激进社会立场，对世事有着更清醒认识的南海珠，所持有的，是一种不赞成的态度。他的不赞成态度，乃是因为受到了洋太太（也即我们稍后会提及的那个名叫马利亚的英国女人）相关观念影响的缘故：“南海珠低头看着手里的烟斗。庆幸也完全可能是这样：他们前脚推翻紫禁城里的小皇帝，后脚就变成了那对洋人夫妇讲过的法国革命，断头台上的刽子手们，个个都忙得脚打后脑勺。”尤其令南海珠倍感忧心的一点是，弟弟南怀珠他们以“独立”为招牌的那个什么“革命”，甚至一定会影响到他们南氏家族以酿醋为中心的平稳生活。问题在于，南海珠的反对态度并没有能够影响到一心一意地投身于独立运动的南怀珠他们。到最后，经过一番相互扯皮，一番彼此“讨价还价”的努力，在“谘议局”换名为“保安会”之后，南怀珠他们的独立终于宣告成功。但出乎南怀珠他们意料之外的一点是，宣布独立后仅仅过去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曾经的“独立”就被宣布取消了。就在独立被宣布取消的同时，“在城里一处叫做五龙潭公园的地下密道里，还发生了一场令人震惊的爆炸案。”若非南怀珠侥幸地恰好躲在咸新枝的温柔乡里一晌偷欢，这一场爆炸案时他恐怕就已经在劫难逃了。![]()
问题在于，在劫难逃者尽管侥幸逃过一劫，但却也终归还是在劫难逃。革命者南怀珠尽管在德国领事馆的帮助下，偷偷地溜回到了醋园（“当然，他没有告诉周约瑟，德国人愿意帮助他们的条件，是日后山东重新取得独立后，他们要把德国人在胶州湾的使用权限，再延长一百年。而且，他已经说服他们，在城里重新宣布独立前，他们首先要帮助他取得泺口独立。”），企图东山再起，但他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的行踪在被妹夫谷友之发现之后，竟然会命丧于这个很是有些城府的巡警局长之手。在巧妙设计让南怀珠与冯一德会面后，他先把两颗子弹射进冯一德的身体，紧接着又把接下来的两颗子弹射向了毫无心理准备的南怀珠：“最后，他打出了第四颗子弹，并将那把枪迅速塞进冯一德手里，让它暂时回到了它的主人身边。”这样一来，谷友之就貌似神不知鬼不觉地成功制造了一个南怀珠和冯一德他们俩人相互火并的假象。尽管没有看到所有的这一切过程，但周约瑟却凭借本能感觉到了巡警局长的过分阴险：“现在，他唯一能记起来的，是二老爷带着热乎先到了他家里，后面，是巡警局长带了那个陌生客人来；眼下，二老爷跟那个客人都死了，只有巡警局长老爷还活着。这是他唯一确定的。他心里慌乱地跳着，拿不准这位局长老爷会不会忽然冒出个歹念头，把他和热乎全给杀了。”此后发生的事实，果然再度证明了周约瑟预感的精准。他虽然又多活了几天，但终归却还是由于巡警局长的进一步设计而难逃意外死亡的结局：“‘一定是火车鸣笛的声音和它喷出的蒸汽，让那两匹牲口忽然受到了惊吓。’车夫周约瑟死去那天，巡警局长谷友之从出事现场回到泺口，对南家花园和醋园里每个询问他的人，都在这样解释。”尽管说关于谷友之一定要杀害南怀珠的心理动机，作家并没有给出直接的交代，但认真想来，巡警局长如此一种作为，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势，另一方面恐怕却也与他对南氏家族财产潜意识中的觊觎有关。事实上，只有在目睹了革命者南怀珠的由最初向往独立，到后来宣布独立，再到独立被取消后他自己也命丧谷友之之手的整个过程之后，我们方才能够明白作家为什么一定要在叙事过程中穿插讲述那个带有深邃寓意的“鹅笼书生”的故事。所谓“鹅笼书生”的故事，典出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说一个坐在鹅笼里的书生，先是从口中吐出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又从口中吐出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又从口中吐出一个女人……如此循环往复，意在传达一种人生幻中生幻、命运变化无常的意味。将“鹅笼书生”的典故与南怀珠他们流产的“独立”或“革命”联系在一起，所首先凸显出的，就是南怀珠他们激进行为的某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落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人生虚无况味。更进一步说，也不只是南怀珠他们的“独立”与“革命”，扩展开来，包括《河图》中所有的那些出场人物在内，他们的人生所具有的又何尝不都是如同“鹅笼书生”一样变幻无常的虚无本质呢？！然而，且慢，虽然说南怀珠他们“独立”“革命”的激进行为构成了《河图》的核心故事，但《河图》又绝不仅仅只是一部讲述“独立”“革命”故事的长篇小说。除了围绕“独立”“革命”所生发出的那些故事，作家的视野也还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部分，就是对辛亥革命前后西方思想观念进入中国后所引发的中西纷争的关注与表现。与这一个部分紧密相关的，就是南氏家族的那位大小姐南明珠。因为马利亚身为南明珠在女子学堂读书时的英文教师的缘故，她们俩的关系便日渐亲近起来，甚至干脆亲密到了更像一对姐妹的地步。至于马利亚的丈夫，则是那位宣教士的儿子，正在黄河上建造铁路大桥的工程师戴维。用马利亚父亲的说法，“上帝派他们到大清帝国来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把东方人的灵魂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不是奴役他们的身体。”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如此一种理念，所以，南明珠和马利亚她们，才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既想方设法救济旱灾，也在泺口建立了一所初级学堂。事实上，尽管不能说所有的现代文明观念都是由马利亚与戴维夫妇带来的，但从根本上说，现代性这一物事及其相关观念，却都与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人的进入中国存在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无论是铁路与火车的出现，抑或还是世界理念（“在那张地图上，咱们整个大清国，也不过像片桑树叶子那么大。但那上面，那片深蓝颜色的海水，莫多克先生说那片海水叫大西洋，仅是那个大西洋上，就能铺开多少张这样的桑树叶子。”“他说那张地图上标出的国家，不过是人们现在所知道的，这个地球上很多地方中的一部分。”“所以，莫多克先生总是喜欢给我们说：你们闭上眼睛想想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吧。”）的生成，全都是现代性进入中国的突出表征。正如你已经预想到的，面对着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这一物事，国人所采取的是颇为复杂的应对方式。除了南明珠这样理性方式的拥抱者之外，一种是如同周约瑟这样的虽然搞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却出于本能的接受者，甚至于他的名字，也都是拜神甫苏利士所赐的结果，另一种，则是如同来家祥这样莫名仇视现代的民粹主义者。在他的想象中，一旦拥有了生杀予夺的权力，立马就会磨刀霍霍，不管青红皂白地杀向洋人洋物：“到那时候，他选择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上一众人，先去把德国人正在修建的那座铁路桥给拆毁了，或者干脆到机器局里去，弄上几吨火药，痛痛快快地把它炸烂了。炸完后，再把修桥那些洋人，他们的老婆孩子，以及帮洋人干活那帮男人，全都四脚捆绑起来，扔进黄河里去喂鱼喂虾。不过，那个叫马利亚的洋女人，他倒是可以考虑，把她留下来。他要先睡上她几天，睡疲了，再找铁匠打造上一副铁链子，跟拴狗那样，拴住她的脖子或是一只脚，让她老老实实地教他的孩子们念书。”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过义和团思维的影响，反正，细细琢磨来家祥如此一种看似无端的“莫名狂想”，我们在其中强烈感受到的，正是一种毫无理性可言的敌洋仇外心理。尤其需要注意一点是，虽然表现方式肯定有所不同，但一直到当下时代的中国，如同来家祥这样一种反现代文明的极端民粹主义思想仍然有着很大的市场，无论如何都不能不令人警醒。常芳《河图》书写的重要现实意义，于此即可见一斑。由于篇幅所限，关于缩略版《河图》的探讨，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但请注意，文明以上的分析，也仅仅只是抓住了其中的若干重要关节而已。除了以上两个方面，其它一些，比如文本中关于辛亥革命前后真正可谓是众声喧哗的民间社会的悉心描摹与呈示，以及作家对这一问题的深度思考，便很遗憾地没有能够触及。情况之所以会是如此，关键原因在于，缩略之后只剩下骨架的《河图》，民间社会这一方面那毛茸茸的生活细节已经被舍弃了不少，因而不太容易展开深度的分析。事实上，即使仅仅是从这个十万字的缩略版中，我们也不难感觉到作家常芳那种意欲全方位、立体化地对辛亥革命前后那一特定历史时段的社会生活做一种全景式艺术呈示的高远志向的存在。也因此，如果读者您的确对常芳的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河图》感兴趣，那就请您继续去关注阅读她另外的那个四十万字篇幅的完整版。《芳华颂》（载《中国作家》杂志文学版2022年第10期），是军旅作家石钟山又一部聚焦军旅生活的长篇小说。只不过，与作家的其他作品相比较，这部《芳华颂》的一个显著特色在于，石钟山把艺术的聚焦点集中在了一个名叫董红梅的女军人身上。虽然说汉语词典的相关释义里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一语词只能使用于女性身上，但或许与释义这一的“香花”会让使用者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女性有关，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人们却约定俗成地把这一语词更多地使用到了女性身上。具体到石钟山这里，情况也同样如此。他之所以要把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芳华颂”，从根本上说，也正是因为主人公董红梅乃是一位身披戎装的女军人的缘故。既然小说被命名为“芳华颂”，肯定也就存在着一个颂什么的问题。细读文本，即不难发现，石钟山所首先要赞颂表现的，乃是一代军人身上的无私奉献精神。比如，那位父亲身为守备区司令的高干子弟马平阳，因为打小就成长在部队环境中耳濡目染的缘故，在平时的训练中，刻苦努力，不仅很快成为部队的训练标兵，而且在参军第二年的时候，就已经入了党。他舍生忘死的一件事迹就是，当一位新兵因为过度紧张，实弹演习时，手榴弹不仅没有扔出去，反而掉落在后面人群中的时候，毅然冲了上去，一脚踢开了那只还冒着烟的手榴弹：“手榴弹在远处爆炸了，所有人都木在那里，他却像没事人似的露出一口白牙冲众人笑。”比如，那位家在四川巴中的平民子弟李来权，不仅当满四年兵都没有回家探过一次亲，而且在一次部队野营拉练的过程中，他还曾经奋不顾身地在一条川流的河里，救出过两名因洗澡而被大水冲散的儿童。当然，相比较而言，无私奉献精神最集中的体现者，还是身为主人公的女军人董红梅。如同李来权一样四年都没有探过一次亲之外，董红梅的难能可贵，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她对养猪事业的倾心投入上。除了一有时间就会上山打猪草，她更是还会像对待亲人一样地对待那些猪，以至于，“她伺弄的猪舍和养的猪，被全团评为第一名。不仅猪舍干净，所养猪的头数，和膘肥体壮的样貌，都超过了其他连队的猪。”正因为如此，所以，等到猪们被杀的时候，她才会不仅远远地躲开，而且也还坚决拒绝吃杀猪菜。到后来，即使她已经被提干成为军官，进入军区教导队学习的时候，也依然在内心深处牵挂着那些猪们：“对她来说，从夹皮沟连队来到省城近郊的教导队，有着天上人间的变化，她却对夹皮沟的连队牵肠挂肚，确切地说，是对猪舍里那些猪不放心。”这样一来，也才有了她对于新来的饲养员的远程指导这一事实的形成。![]()
然而，与一代军人的无私奉献精神相比较，小说更令人动容的，却是那些感人的情义书写。人间最贵是真情，《芳华颂》中的情义，体现在很多个人物身上。比如，那位自己原本就是高干子弟，后来却由嫁入了更高贵门庭的江雪。虽然只是在教导队期间一段短暂时间的相处，但江雪却把曾经长期在基层连队养猪的董红梅当成了自己的好朋友。正是出于战友之间的一种情义，她才不仅想方设法把董红梅的工作调动至北京总部的会议接待中心，而且还特别关心董红梅个人问题的解决，一厢情愿地把谢秘书这样一个拥有美好政治前程的年轻少壮介绍给她做男朋友。比如，董红梅父亲的战友胡叔。为了能够帮助董红梅参军成为一名女军人，胡叔百般努力，一直到最后找到当年也即抗美援朝时的老排长，才在如今已经身为师长的段玉龙的鼎力相助下，使董红梅如其所愿地穿上了军装，成为部队的一员。比如，董红梅那位令人敬重的极富自我牺牲精神的姐姐。父亲去世，母亲失踪，仅仅比董红梅大八岁的姐姐，自己尚未成人，便不得不承担起了姐妹二人日常生活的全部责任。因为有妹妹的拖累，姐姐被迫嫁给了村里边一个不仅比自己年长十岁，而且还罹患有羊角风病症的男人。为了能够彻底斩断好不容易才从贫困乡村挣扎出去的董红梅与家乡和自己的关联，她竟然貌似极端无情地写信给妹妹：“小梅，你走出去了，以后就当没有家吧，把部队当家，别再回来了。”比如，那位后来竟然成为董红梅干爹的段玉龙师长。董红梅命运的被改变，可以说与段玉龙之间，存在着过于紧密的内在关联。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刻施予援手，董红梅不仅无法参军，而且也不可能被提干。他之所以会把董红梅认为干女儿，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膝下无女的夫人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女儿的缘故，但在另一方面，却也很显然与他在内心里特别体恤这个战友的遗孤有关。他对董红梅的那一片父女深情，最突出不过地体现在得知董红梅姐姐罹患重病的情况下。在夫人已经把一沓钱硬塞给干女儿的同时，段玉龙更是明确表示：“红梅，你有情有义，我们都记在心里了。我们全家支持你。你两个哥哥也说了，缺钱他们那儿还有，随时给你汇来。”比如，那位最终成为董红梅丈夫的马平阳。刚刚入伍时即给予董红梅多方面的帮助之外，他的情义更是突出地体现在了解到董红梅竟然要为姐姐捐肝的情况下：“她把捐肝救姐的决定告诉了马平阳。他的表情很平静，她以为他没听清自己说什么，于是又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决定。马平阳还是那个表情，嘴角又一次上翘，就像他每次从连队出来走着小路，到猪舍来看她的表情一样。最后马平阳说：我支持你。”为了筹措姐姐的手术费用，马平阳不仅拿出了自己的多年积蓄，而且竟然也还动员他们家施予援手。自然，说到情义，无论如何都少不了的，还有董红梅自己。她的情义，集中表现在和姐姐的情感关系上。不顾姐姐的坚决反对，一定要跑回家乡去看望生存依然艰难的姐姐之外，董红梅的情义，更是特别突出地表现在获悉姐姐患病的情况下。面对着身体状况异常糟糕的姐姐，她不仅和丈夫马平阳一起迅即把姐姐带到医院治疗，而且在了解到肝源稀缺的情况下，最终毅然决定捐出自己的肝。阅读石钟山的《芳华颂》，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的一个关键性情节，就是本来身为平民子弟的董红梅，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普遍地误认为是有着隐秘出身的高干子弟。这一误会得以生成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在她参军入伍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所有的女兵，全都有着特别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从编制上，全团就没有一个女兵编制，更不用说基层连队了。但每年接兵，又总会接几个女兵回来，领导们都心照不宣，这些兵都是后门兵，有部队首长关照的，也有地方领导打过招呼的。”既如此，女兵们天然地被认为是高干子弟，也就并非是军营里乃至于社会上一种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具体到董红梅，一方面，她的真实出身果然是普通的平民家庭，但在另一方面，她之所以能够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女兵，却也是因为在胡叔的恳求下，段玉龙师长介入干预的结果。如果没有段玉龙师长的强势干预，一介平民子弟的董红梅，单凭自己的力量，恐怕既入不了伍，也提不了干。不管怎么说，董红梅个人命运的改变，都是强大的权力发挥作用的结果。隐秘的“高干子弟”身份对于董红梅人生所产生的那种微妙作用，在决定她是否可以提干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且让我们来看林满坐连长的那一番别有意味的发言：“理由有三：其一，董红梅超期服役是第四年老兵了，一年前又入了党；其二，自从入伍就到炊事班工作，后山坡上的猪圈里的猪为证，哪一只不长得膘肥体壮？凭这一点，我认为董红梅功劳苦劳都够格了；其三，她是高干子女，不娇气不傲气，比咱们一些工农子弟还朴素。”尽管说林连长发言中的相关部分遭到了言辞谨慎的指导员的巧妙反驳与补充，但在董红梅被提干的过程中，她那传说中的“高干子弟”身份发生了相应的作用，却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以至于，连同身为当事人的董红梅自己，也都为此而困惑不已：“她不知道，这次连队把她当成破格提干的骨干，是因为自己的高干子女的身份，还是她这四年来努力的结果。”这一方面，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实际情况是，无论走到哪里，“高干子弟”这一不无神秘的身份印记，都曾经长期如影随形一般地伴随着董红梅的人生轨迹。如此一种情形，甚至还一直延续到她被江雪介绍结识了政治前程一片坦途的谢秘书的那个时候。那一次，致使他们俩心生不快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谢秘书一句“你家人和父母都好吧”的问候，触动了潜藏在她内心深处一种永远的痛。尽管董红梅到最后也没有能够搞明白，谢秘书后来带有道歉性质的“对不起，我不该问你的家事”那句话的具体所指，“是他认可了自己的真实具体情况，还是仍把她当成了高干子女，父母仍是做保密工作的”，但她的神秘身份一直到这个时候都在发生着某种作用，却是一种难以被否认的事实存在。但请注意，也正是由谢秘书探问董红梅的父母家事这一细节，我们无意间发现了石钟山小说叙事上的一个破绽所在。那就是，一方面，从谢秘书谈话时专门提到的“父母”这一语词来判断，谢秘书并不知道董红梅父亲早逝和母亲失踪这样的家庭情况。但在另一方面，按照江雪的说法，她自己很早就已经了解到了董红梅的真实身世：“江雪告诉她，在教导队时就注意到了她，也对她的身世产生了兴趣，自己的父亲和段师长是多年的战友，她是通过自己的父亲了解到她的身世的。江雪说，从了解到她身世那天就决定帮助她，于是才有了后来毕业合影时，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又想方设法推荐她调到了北京，又好心给她介绍了谢秘书。江雪还告诉她，这么做的目的就是希望她能够和她们一样，过上应该属于她的正常生活。”只要我们把以上两个细节进行对照，就不难发现问题所在。如果说江雪早在教导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董红梅的真实身世，那么，等到后来给谢秘书介绍董红梅的时候，她就应该将这些情况没有任何隐瞒地和盘托出。但从谢秘书曾经专门询问董红梅家庭情况，尤其是竟然还提及了她父母的情形来判断，谢秘书对董红梅的真实身世其实是一无所知的。如此一种情形的出现，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江雪为了撮合他们俩而主动在谢秘书那里刻意隐瞒了董红梅的贫民身世。但认真地想一想，这种处理却既不合情理，又与江雪那快人快语的性格特征有所违和。正因为如此，是在我的理解中，才会把这一情节上的自相矛盾看作是作家石钟山一种百密一疏的小说叙事破绽。但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必须指出的事实是，在阅读《芳华颂》的过程中，我的确曾经不止一次地联想到过俄罗斯作家果戈理那部影响巨大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这一剧作主要描写一个名叫赫列斯达可夫的纨绔子弟，因为与人打赌输得精光，正为此而一筹莫展的时候，偶然从彼得堡途经外省某市，没想到竟然被当地官僚误认为是肩负特殊使命的“钦差大臣”，并因此而闹出了许多笑话。如此一种联想之所以能够生成，盖因为二者都在主人公的真实与虚假身份上大做文章。虽然赫列斯达可夫的顺水推舟和董红梅的很多次试图澄清真相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两部作品艺术构思上却也的确存在着不容否认的异曲同工色彩。不管怎么说，在《芳华颂》中，主人公董红梅的身世之谜作为一种根本动力，自始至终都在强有力地不断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演进，乃是一种无可否认的文本事实。一方面，如前所述，《芳华颂》诚然是一部以情义书写为基本主旨的长篇小说，但另一方面，在强调情义书写主题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却也更应该敏锐地洞察隐藏于这一主旨背后的一种社会批判主题的存在。必须申明的一点是，这一主题的存在，依然与作为小说主要叙事动力的董红梅的身世之谜紧密相关。从小说文本的实际情形来看，董红梅那真实的平民身份，并没有导致她的被歧视。从段玉龙师长，到马平阳，再到江雪，都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方面的强有力例证。关键问题在于，人们为什么会由董红梅的参军入伍，到她后来的被提干，乃至于工作的调动这一系列事实而推测臆想她所可能拥有着的“高干子女”身份。虽然事实充分证明董红梅的“高干子女”身份乃是一种纯粹子虚乌有的传说，但细细地推想一下这一传说为什么能够得到普遍承认的现实社会基础，我们就不难明白，这一看似荒诞的身份传说背后，所实际隐藏的，正是现实社会中高干子弟和平民子弟两个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等级差异。如果承认这种社会不公平事实的客观存在，那么，石钟山借助于董红梅那由丑小鸭而最终变身为天鹅的跌宕起伏人生故事所试图抵达的一种思想意图，恐怕正是对于如此一种不公平社会现实的潜在揭示与批判。与社会批判主题紧密相关的一个人物形象，是那个和董红梅一样同为平民子弟的李来权。最初，李来权和马平阳、董红梅一起三个人竞争两个提干名额而无奈败北。这位李来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就要被迫以普通士兵的身份打道回府，却不期然间在站最后一班岗的时候，有了立功的表现。为了扑灭团部军需仓库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火，奋不顾身的李来权，竟然被严重烧伤。很大程度上，正因为李来权有着这样突出的表现，所以他好不容易在避免复员命运的同时，才获得了一次破例的提干机会，成为了连队的一名基层干部。但尽管如此，出身于普通平民阶层这一事实，却仍然不仅使他倍感自卑，而且也更是成为了内心深处一种难以释解的精神情结。李来权后来之所以会在执行排雷任务时，为了掩护战友而光荣牺牲，从心理动因的角度来说，正是这种精神情结发生作用的结果。这一点，在他写给董红梅的信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你身为高干子女平易近人，这对我们平民子弟是莫大的荣幸和安慰。像我们这些农民子弟，在和平年代没有更多立功受奖的机会，要不是复员时的前一夜团部军需仓库失火，我就不会立功，更不会破格提干。部队又一次执行排雷任务，属于我的机会来了，也许我们平民子弟，只能等待这样的机会吧。”正因为董红梅惺惺相惜地非常了解李来权的如此一种精神情结，所以，在李来权牺牲后，她才会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一种想法：“她的耳旁又响起李来权说过的话：属于我的机会来了，也许我们平民子弟，只能等待这样的机会吧……如果李来权不是平民子弟，也是干部子弟，他还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还会牺牲吗？”一方面，李来权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当然毋庸置疑，值得肯定，但在另一方面，当李来权的壮烈牺牲与他的平民子弟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却又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不那么公平的社会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李来权这一人物形象的存在，在充分凸显某种社会批判主题的同时，也还给《芳华颂》这一小说文本增加了一点悲怆的艺术色彩。![]()
面对葛芳的长篇小说《云步》（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6月版），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就是它的文体归属问题。一方面，已经承认它是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却又要专门来讨论文体归属问题，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云步》肯定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我注意到，其实，一方面，早在2018年，葛芳就出版过一部名为《六如偈》（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小说集，其中不仅收入了《六如偈》这部中篇小说，而且还把它移用来做了书名。另一方面，《云步》中的卷一《六如偈》，卷二《云步》，卷三《山月照》，卷四《垂钓声音》，卷五《归去来》这五个部分，在组构为长篇小说之前，也都曾经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分别发表于《花城》《钟山》《上海文学》《天涯》《芙蓉》等文学杂志。尽管无法从葛芳那里得到证实，但从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来判断，极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写作当初，葛芳或许并没有创作一部大体量长篇小说的艺术自觉。一种合乎艺术逻辑，也合乎创作实际的判断，恐怕就是，只有在完成了以上五个部分，并且也已经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分别发表之后，葛芳方才突然意识到这五个部分其实完全可以整合成为一部结构相对松散的长篇小说。既如此，《云步》究竟能不能被看作是一部长篇小说，自然也就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根据自己多年来的阅读经验，我所给出的是一个肯定性的答案。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云步》肯定不是一部合乎艺术常规的长篇小说。既缺乏贯穿文本始终的整一（更不用说跌宕起伏或者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任何一个始终处于文本核心地位的主人公形象，所以总体的艺术结构就必然是枝蔓而松散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又应该看到，不仅只有卷五的故事游离了同玄镇这个特定的地域，前面四个部分的主体故事全都发生在同玄镇，而且五个部分出现的人物形象也还彼此互有交叉勾连。卷一《六如偈》中活跃的人物形象，主要有评弹艺人司文育、桂月、萧岚，书店老板陈家洛，原先的镇长、后来被提拔的马市长，擅长于装神弄鬼的汪道士，以及司文育那个不成气候的浪荡儿子司斌等。卷二《云步》的核心人物虽然变成了昆剧演员林平山，还有他那个名叫程心佑的妻子，但与卷一交叉的人物，却也有司文育、萧岚、以及那个浪荡子司斌。卷三《山月照》虽然增加了陈良运、何君华、潘总等人物形象，但居于中心位置的，却毫无疑问是前两部分都曾经出现过的萧岚。卷四《垂钓声音》中的故事虽然围绕甄岭与鸣芝这一夫妻而展开，但引发矛盾的焦点人物之一，却仍然是已经在同玄镇开了小店的萧岚。卷五《归去来》的故事地点由同玄镇转移至太湖里一个名为迁山岛的小岛，主要人物是渔民作家芹菱，相对次要的一个女性人物就是萧岚。如上所述，既然五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人物形象的彼此交叉与勾连，那么，尽管的确显得比较松散，但一部长篇小说所要求的总体意义上的整一性也还是具备的。换个角度说，虽然葛芳的《云步》缺少能够贯彻始终的主人公形象，很是有一点五部分各有其主人公各自为战的感觉，但只要我们不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要求主人公只能是小说中的某一个具体人物形象的狭义理解，解放或者说打破习惯性的思维方式，那么，《云步》中就同样是有主人公形象存在的。这个主人公不是别的，正是那种看似抽象无比实则触目处皆是的“文化”。其他且不说，单只要我们细细地端详揣摩一下五个部分的标题，就能够强烈感觉到其中所蕴含的那种文化意味。且让我们来一一加以分解。首先是“六如偈”。六如偈是一个来自于佛教经典《金刚经》中那个其实已经广为人知的说法。那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其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人生在世，一定要想方设法摆脱欲望漩涡的困扰，这样才可能不再苦恼无边，才有望真正通达大道。只有把一切都看明白之后，才能够做到既可以拿起，也可以放下。然后是“云步”。所谓“云步”，是戏曲表演中的一个专有名词，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时走路的一种基本程式：双脚并拢，先脚跟分开，脚尖相对，再脚尖再分开，足跟相对，如此连续反复，使身体向左右横向移动。向左时，右脚为着力点，向右时，左脚为着力点。卷二之所以要命名为“云步”，与身为核心人物的昆剧演员林平山紧密相关。这一部分快要结尾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种描写：“挥手之间，他走起了云步，甩起了水袖，‘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一番吟唱之后，似乎所有的离愁别恨，所有的哀怨情思，都在天地之间一笔勾销了。”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云步所传达出的应该是一种舒缓自在的精神姿态。接下来是“山月照”。“山月照”语出王维的诗歌《酬张少府》中的“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一句。所谓迎着吹来的松林之风解开衣带，在山间明月的映照下独坐弹琴，所传达出的，乃是摆脱俗务的羁绊之后精神所抵达的一种自由自在状态。紧接着是“垂钓声音”。“垂钓声音”这一标题具体来源于日本一位名叫坂本龙一的作曲家。用萧岚的说法就是：“想不到吧，坂本龙一坐在冰山的边缘，牵着一根绳，将录音设备沉入冰原。那是北极圈的某一天，冰原之下传来汩汩水流声。‘我正在垂钓声音啊。’他小声说，说完笑了。是的，他在收集冰川死去时的呻吟声。比起弹奏完毕就会随着时间消逝的琴音，坂本龙一一直以来都钦慕长久、不灭的声音，大概就像是江河流淌、海浪击岸、树叶被吹动的声音吧。”最后就是“归去来”。所谓“归去来”的具体出处，肯定是陶渊明那堪称杰作的《归去来辞》。其中传诵最为广泛的一个段落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既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为物所役，已经以今天的正确衡量出了昨天的错误，那为什么还不赶快采取相应回归田园、回归大自然的行动呢？！虽然不能说其他作家在为小说命名的时候就不考虑文化内涵的问题，但相比较而言，如同葛芳这样五个部分的标题全都很讲究，有来历，典有所出的状况，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也因此，如果我们把这种真正耗费了一番心思的标题，与小说中那种悉心呵护以评弹、昆剧、古琴、茶道、美食等器物为代表的江南吴地文化，以及如同陶渊明那样一种回归田园向往大自然的生活与精神态度结合在一起，断言葛芳这部结构的确略显松散（这里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松散的艺术结构本身是不是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江南吴地文化的一种外化表征）的《云步》，乃是一部以“文化”为潜在主人公的，试图以小说的形式为“文化”赋形立传的长篇小说，就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一种说法。从文体的角度来说，也正因为有“文化”这一主人公统摄全篇，所以，我们才更有理由把《云步》界定为一部长篇小说。事实上，《云步》的五个部分，作家所聚焦的可以说全都是围绕某种文化器物而生发出的矛盾冲突。《六如偈》中，是评弹。首先是现代性强势冲击下评弹艺术的整体低迷状态：“评弹团越来越不景气，这倒是的。这么好的演员不好好珍惜，实在是作孽。有个性的人早早跳槽，凭嘴上功夫去当司仪，公司开业小型演出啦，有人家做寿啦，结婚啦，都用的着。”司文育的女徒弟桂月，之所以要经常性地跑到师傅的评弹书院来和师傅一起搭档演出，便是迫于这种整体情势的缘故。某种意义上，如果我们可以把桂月看作是评弹艺术的象征载体，那么，葛芳通过她的不幸命运遭际所试图传达出的，就是在评弹艺术总体走衰的情势下，权力对评弹艺术的强势凌辱。当然，如此一种象征性表达得以成立的前提，就是马市长甫一上任，就立马进行了古戏台的搬迁：“马市长就是当年同玄镇的马镇长，自从他被汪道士点化官运亨通，成为分管旅游的副市长后，第一目标就是全力打造千年古镇同玄镇，把原本在运河边上的古戏台搬到胭脂街，说这里资源集中，好开发。”就这样，“领导一声令下，三百多年的古戏台就挪了地方。”如此一种貌似扶持文化实则在戕害文化的行为，自然会令司文育这样的文化人倍觉齿寒。所谓象征性表达，就是指桂月有一次专门给司文育打电话请假，说自己要随团去上海演出半个多月，要师傅另外请个搭档，以免耽误生意。没想到，等到桂月从上海回来之后，却差点因为宫外孕而丢了命。尽管葛芳采用了非常含蓄的处理方法，但根据若干带有暗示性的细节来判断，那位致使桂月不幸宫外孕的作恶者，也就是这位马市长。其一，“桂月从上海回来时乘着一辆黑得锃亮的高级轿车。人从车上下来，还没来得及站稳，汽车喷了几口尾气，‘唰’地消失了。”其二，“那人曾给她许下什么诺言，什么花好月圆，什么良辰美景，全都是戏文里唱的，假的。”其三，“马市长派专车来接司文育和萧岚，说省里文化厅的领导来了，点名要听评弹《钗头凤》。马市长的高级轿车黑得锃亮，司文育觉得眼熟，一时也想不起来哪里见过。和萧岚坐在后排座，只闻到一股股香味，也不知是萧岚身上的香，还是轿车里本身就有的，还未开唱司文育就有点犯迷糊。”将以上三个细节整合在一起，如果马市长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权力的一种象征，那么，葛芳所试图形象表达的，恐怕正是政治权力对评弹艺术，对文化的一种“强奸”。![]()
《云步》里，是由林平山所代表的昆剧艺术。虽然出生于普通的乡村人家，但林平山却有着十足的昆剧艺术天赋：“林平山的扮相实在是堪称惊艳。”“长得俊，再加上化妆师笔墨点染，在舞台上水袖一闪，别说女人心动，连男人看了也会爱煞。昆曲里的曲词又是雅致，光听那曲牌名，就让人浮想联翩，什么玉山颓、醉扶归、霜天晓角、桂花锁南枝，一个个场景让人恍若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方面是出于天性，另一方面肯定也与后天的长期浸染紧密相关，林平山简直就变成了昆曲的优美化身。如果说《六如偈》更多关注政治权力与文化、艺术的冲突，那么，到了《云步》中，作家所集中思考表现的，便是文化、艺术与经济的矛盾。这一点，突出不过地体现在林平山和他的妻子程心佑之间。爸爸在省政府大院里办公的程心佑，原本是林平山戏曲学院的同学，也曾经酷爱昆曲艺术，但后来，由于时代浪潮习染影响的缘故，她竟然越来越看重世俗的经济利益：“程心佑多年前就改行了，她开服装公司，开化妆品店，她的观点要赚就赚女人和孩子的钱，赚得合情合理。”一个固执地心仪文化、艺术，另一个则早已经随波逐流地向往拥有更多的金钱，林平山和程心佑矛盾冲突的发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避免。既然如此这般地“同床异梦”，那曾经一度志同道合的他们夫妻俩最后的分道扬镳，也就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到了《山月照》里，文化的载体，变成了那张古琴，以及萧岚那位不仅极善于弹琴而且还能够斫琴的师弟何君华。首先是那张战国时代的古琴：“古琴没有名字，孤独似在湖里任意飘荡的一艘船，要去向何方，谁也不知道。暗沉的漆面，像满腹的心事要倾诉。”尽管现实生活中的为人着实有不堪之处，但小说中人物陈良运对古琴那样一种“独琴于室，无人无响，正所谓大音希声”的评价，却还是颇值得一听。尽管并非全然都与情爱有关，但萧岚所面对的，却是在陈良运与何君华之间的一种艰难选择。陈良运，从日本来到同玄镇，不仅不断地游走于上海和同玄镇之间，而且看上去较堂兄陈家洛更有飘逸之气，更见神采。如此一种情形，再加上看似不俗的谈吐，以及他一度的疯狂追逐，自然会令萧岚不由得着迷。但此后的一系列事实，包括他不仅四处兜售日本房产投资一站式服务，而且很快就和一个被称为邢总的女性打得火热，都充分证明着他的做人无底线与不可信任。与陈良运形成鲜明对照的，恰好是萧岚那位月朗风清的师弟何君华。“君华弹琴，着玄色上衣，千层底布鞋，正襟危坐，神色悯然。指尖铿然有力，右手弹拨，左手抚弦，疾速之处快而不乱，徐缓之处慢而不断。《流水》。《渔樵问答》。似在山林野外徘徊，又疑在潺潺溪涧逗留。拂过清风，风呈波浪之相。越过阡陌，明月相照。”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葛芳这一段绝对称得上妙笔生花的文字所勾勒出的何君华形象，其精神之超拔之状，就足以令人印象深刻。说到这里，无论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就是，葛芳整体行文时文字与姿态的优雅与蕴藉。如果不是长期接受着以评弹、昆曲为代表的姑苏文化的滋养与熏染，这样的文字与姿态，恐怕既很难写出，更很难做出。不管怎么说，陈良运与何君华，两相对比，真正可谓精神境界高下立现。既如此，一直心慕能够借助于文化与自然获得某种精神自我提升的萧岚之弃陈良运而择何君华，也就自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萧岚揉揉眼睛伸个懒腰，皓月当空。她想起李白的诗，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写得真好，时至今日，她才体味出真正含义。”到了《垂钓声音》中，文化的承载体变成了萧岚店里的那一杯苏式玄米茶。与苏式玄米茶紧密相关的一个核心人物，是那位自身前后有着截然不同变化的甄岭：“店里没有其他人，甄岭得了折扇，喝了玄米茶，神清气爽，仿佛做了半天神仙。其实之前他也是忙得要命，开店，做生意，接待一茬一茬的人，宾朋满座。现在一下子人生转了个弯。朋友评价说他简直是前后判若两人。的确，他对物质生活要求越来越简单，人却越来越清瘦，有奕奕神采。”如果说《山月照》中面临抉择的人物是萧岚，那么，到了《垂钓声音》中，需要作出抉择者，就是这位前后判若两人的甄岭。甄岭面对的，一方面是那位长期在官场打拼，只是一味想着怎么样购房赚钱的妻子鸣芝。鸣芝“炒股炒房，买基金理财，忙得不亦乐乎，平时办公室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盯着股市潮涨潮落，心情也随之起伏不定。”除了钱财上的贪婪之外，鸣芝一直隐瞒着丈夫的一个小九九，就是那一次去香港游玩时，在维多利亚港曾经差一点失身于一个萍水相逢的男子。另一方面，则是那个冰清玉洁似乎一尘都不染的脱俗女子萧岚。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萧岚的超凡脱俗，所以他们俩才能够彼此间惺惺相惜：“萧岚是特别随性的人。或者说，他们俩之间互相随对方的性格，你想喝茶就喝茶，你想写字画画就写字画画，你不说话就不说话，发你的呆想你的事，你想海阔天空聊生活，可以！有机锋有内容。”毫无疑问，正是彼此间如此一种高度的精神契合，才使得甄岭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唐代的王维与裴迪：“甄岭想到王维在辋川和裴迪的山居岁月，真是好啊，古槐树的白花开得粉嘟嘟的，压满了枝梢，群蜂嗡嗡响，像刮风。王维和秀才裴迪有一搭没一搭聊，对诗，喝酒，饮茶。”当然，葛芳的艺术处理方式也还是相当克制的，到最后，作家并没有让甄岭简单地放弃鸣芝，而且安排甄岭携带鸣芝一起去北欧旅游，让他们一起去坂本龙一曾经“垂钓声音”的北极圈做一种亲身体验，尝试着以如此一种方式召唤已经迷失了自我的鸣芝精神世界的魂兮归来。最后一部分《归去来》，可以说通篇都在围绕陶渊明那种向往、回归大自然的世外桃源的精神理想做文章。某种意义上，那座孤悬在太湖之上的迁山岛，就可以被看作是世外桃源的一种现实镜像。除了那个带有贯穿性质的人物萧岚之外，最主要的人物形象，是那个尽管没有考上大学，只能做一个普通农妇，但却依然有自己精神追求的芹菱。芹菱那种向往追求精神自由的独立意志，在她的这样一段话语中表现得特别淋漓尽致：“你知道吗？我在学生时代就特别痴迷写作，可是很倒霉，高考的时候因为数学发挥不利，和大学失之交臂，永远错过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女儿也上大学了，我忽然意识到——我自由了，这很重要！可以随心所欲干我喜欢干的事情，我可以暂时离开他们，就像你现在一样，去一个想去的地方！没有人能干涉我！就像我的祖母金枝一样，任性，有主见，我知道她最后跑了，扔下丈夫和五个孩子，在那个时代她多有勇气啊！”饶有趣味的一点是，小说中有着文学写作梦想的芹菱，也在写作完成着一部名为《乘着月色逃离》的以祖母金枝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现实中芹菱的故事，与作品中祖母金枝的故事，二者相互交织推动着故事情节的演进。到最后，尽管芹菱的努力一再遭受来自于大自然的打击，但意志坚定的她却始终“回也不改其乐”地坚持着自己所选择认定的人生方式。请一定不要忽略临近结尾处芹菱想象中祖母对自己说的那段话：“芹菱，人生什么都不重要，忘不掉的可能还是故乡啊！你从小出生在这里，是地地道道渔民的孩子，那就守着这片湖，这个岛，这样，你的心会特别舒服！”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千万不能简单地把这里的故乡仅仅理解为芹菱她们所在的这个迁山岛。从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葛芳所意指的，其实是所有能够如同陶渊明世外桃源一样的理想精神居所。![]()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带有江南一带东吴地域特色鲜明的一些文化器物，比如评弹、昆曲、古琴、茶道，甚至类似于陶渊明式的“世外桃源”的精神方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云步》这一长篇小说的核心事物或者说“主人公”形象。以这些器物为突出标志的一种精致的传统文化，在当下这样一个日益世俗、功利、粗鄙化的，现代性已然弥漫一切的时代，其颓败与衰亡，似乎也是合乎逻辑的必然命运。但所有的这一切，却并不妨碍饱受江南文化浸淫的葛芳，以她那虽然温婉但却从不退让的小说笔触来为这种看似无形的文化赋形立传。在一个文化必然会颓败衰亡的时代，虽然貌似没有那么剑拔弩张，那么慷慨激烈，但如同葛芳这样坚韧的书写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日益世俗、功利、粗鄙化的社会现实的一种强烈反抗。正是在这样的意义层面上，对葛芳的长篇小说《云步》，我所持有的就是一种无条件的认同与肯定姿态。由小说的标题“化蝶”，我们所马上联想到的，就是那发生在古越地的早已耳熟能详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事实果然如此，哲贵这次在他的中篇小说《化蝶》（载《收获》2022年第3期）中所呈现给读者的故事，的确与梁山伯、祝英台之间有着格外紧密的内在关联。只不过，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那样，既然是哲贵的小说，那故事的发生地一定是那条早已为公众所熟悉的信河街。从文学地标打造的意义上来说，信河街早已成为哲贵的一个代名词。因为活跃于文本中的都是越剧演员或者粉丝，所以《化蝶》又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典型的以艺术家为主人公的艺术家小说。小说一开始，主要围绕两件互有关联的事件展开。一个是对早已家喻户晓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另一个则是信河街剧团团长人选的确定。先来看团长人选的确定。因为前任团长，同时也是老艺术家的杜文灯退休在即，她的徒弟剑湫和梅如烟的徒弟肖晓红到底谁来继任，自然也就成了一个问题。这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不管是作为生角的杜文灯、剑湫，还是作为旦角的梅如烟、肖晓红，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都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可以这么说，生和旦是每出戏的魂魄所在，所有悲欢离合都因他们而产生。”照理说，既然有着明显不过的师承关系，那么，在团长的选任问题上，梅如烟无论如何都应该支持徒弟肖晓红，但由于肖晓红一方面显得对团长一职跃跃欲试，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专门来给自己打招呼，所以，梅如烟就既没有给肖晓红打钩，也没有给剑湫打钩。她没有给剑湫打钩的理由很明确：“剑湫是杜文灯的学生，杜文灯已经当了团长，难道还让她的学生接着当？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而杜文灯，则由于内心里某种嫉妒心理作祟的缘故，也同样地既没有给剑湫打钩，也没有给肖晓红打钩。她拒绝给肖晓红打钩的理由是：“肖晓红是梅如烟的徒弟，梅如烟没有坐上的位子，她的徒弟也不可能坐。”没想到，就在团长的选任一事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信河街剧团却接到了参加华东六省一市汇演的任务。为了参加汇演，剑湫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将《梁山伯与祝英台》改名为《化蝶》：“名字一改，这个戏的立意和重心调整过来了，更开阔，更有时代意义。”第二，压缩场次，增加“山伯临终”那场的内容：“唱词不动，只动旋律，既表现梁山伯临终前的神志模糊，又体现梁山伯对祝英台爱情的坚定。”到后来，由于以上合理改动，再加上剑湫在表演时把梁山伯演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不仅《化蝶》获得了华东六省一市汇演一等奖，而且剑湫也同时拿到了最佳表演奖。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到这个时候，虽然也还是会有枝节生出，但剑湫却终归还是成为了继任的团长。难道说哲贵的《化蝶》仅仅是一部沉陷于权力和名利之争窠臼中的艺术家小说吗？就在我们误以为作品将沿着这一方向继续推进的时候，哲贵却忽然峰回路转，出人意料地把艺术重心转向了对艺术家的人性与艺术之间深度纠葛的挖掘与书写。这就必须说到对《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改编。依照新任团长剑湫的设想，在保留原剧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调整：“第一，充实了第一场‘思读’的内容，目的是突出祝英台的性格，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知识，渴望自由，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下‘种子’；第二，拿掉‘山伯临终’那一场，她不让梁山伯死，在戏里弄死一个人太容易，活下去才难；第三，她将‘楼台会’和‘祝父逼嫁’次序对调，‘逼嫁’在前；第四，最后一场‘哭坟’拿掉，梁山伯没死，哭什么坟？改成‘私奔’，她要让祝英台和梁山伯私奔，剧名就叫《私奔》。”同样是按照剑湫的想法，这次改编的出发点，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赋予这个戏以“现代”的内涵，争取让更多的年轻观众走进剧场。虽然在讨论的过程中，改编方案曾经遭到很多质疑，但由于剑湫的一力坚持，最终还是获得通过。正是在接下来的拍戏过程中，艺术家的人性与艺术之间的深度纠葛，才在哲贵的笔端得到了真正可谓是淋漓尽致的书写与表现。在其中，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哲贵对艺术家一种痴迷于艺术追求的魔怔化状态的深度挖掘与生动状写。小说中，对于戏剧演员的魔怔化人格，作家曾经借助于叙述者之口进行过这样的一种揭示：“不能说这种方式独属于演员群体，剑湫想，其他职业群体也应该有，但是，对于演员来讲，这种方式更为普遍，更为激烈。她们在舞台上是戏中人，悲欢离合，相爱相杀，这个时候，她们是一体的，是彼此交融的。当她们走下舞台，错觉产生了：舞台上的生活变成了现实，舞台下的生活反倒成了虚拟，两者混淆在一起了。”但在具体展开对演员们魔怔化人格的分析之前，我们却需要首先领略一下哲贵描摹展示戏剧表演的高超艺术手段。比如，关于剑湫所饰演的梁山伯三次重复“爹娘啊，儿与她”这句唱词时的精彩呈示：“更主要的是，剑湫改动了戏中人物和观众的关系，她的三次重复，每一次重复都将观众的感情拉升一个浓度和高度，到第三遍，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了，纠缠在一起了，那是火，那是风，是雷声，更是雨声，那是病人垂危的呻吟，更是婴儿落地的哭声。毁灭了，重生了。”再比如，关于剑湫的出场“亮相”，哲贵的描写是这样的：“剑湫在抬眼之际，眼睛一瞪，射出两道金光，一下将剧场照亮了。一个优秀的演员，肯定明白一个道理，不只是‘眼睛一瞪’那么简单，那是一个演员内心世界的呈现，是与观众的沟通，甚至是与观众的‘角力’。”我相信，尽管很多人都有过看戏的经历，但能够如同哲贵这样，以精准而形象的语词和出神入化的笔触把戏剧表演的情形做如此一种惟妙惟肖呈现者，却肯定非常罕见。戏剧演员魔怔化人格的体现者，首先是身为前辈的杜文灯和梅如烟他们两位。一开始，先是被称为剧团“双姝”的她们俩同时喜欢上了那个身为文化局某处处长的男人，等到她们俩同时意识到自己早已深陷于舞台上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角色中不可自拔的时候，便不约而同地“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那个男人。”到后来，她们俩虽然各自成立家庭，但却无法如同寻常人等那样拥有世俗的幸福。杜文灯和一个军官的婚姻，维持了十二年后无疾而终。至于梅如烟，虽然没有离婚，但“她的家庭生活并不和谐，更谈不上美满。”说到底，她们俩都没有能够彻底走出舞台上的“自己”，所以才最终形成了“一种既疏离又胶着的关系。她们谁也不需要谁，可谁也离不开谁。”但相比较而言，魔怔化人格更为集中也更为极端的体现者，却是身为杜文灯和梅如烟徒弟的剑湫与肖晓红。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正如同当年的杜文灯和梅如烟之间夹杂了一个文化局的处长一样，到了剑湫和肖晓红这里，夹杂于她们俩中间的，是一个名叫尤家兴的成功商人，一个她们俩的超级粉丝。人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想不到的是，两个越剧名角，再加上一个男性的超级粉丝，他们仨之间的情感与精神之戏，其精彩和诡异程度，竟然会更加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当然，剑湫、肖晓红和尤家兴他们三位之间相互缠绕的那简直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故事，主要发生在改编后的越剧《私奔》的排练过程中。排练《私奔》的过程中，剑湫首先遇到的障碍，是扮演祝英台的肖晓红竟然怎么都入不了戏：“肖晓红不在状态，很不在状态。她演的还是原来的祝英台，还是悲剧的祝英台。她依然在老路上横冲直撞，‘轨道’不对，‘跑’死了也是白死。”即使剑湫心急如焚地再三给她“讲戏”，怎奈肖晓红仍然不在状态，就是出不了戏。万般无奈之下，同样被焦虑缠绕着的肖晓红，只好找尤家兴来解决问题。一向仗义的尤家兴，当然是有求必应，立即就把她带到了自己那个琳琅满目的陈列室里。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带，竟然在带给肖晓红一种演出状态的同时，却也把自己和肖晓红“带”到了一起。却原来，身为超级戏迷的尤家兴，不仅“是剑湫和肖晓红的戏迷”，而且更是“剑湫的戏迷”：“有一点是肯定的，尤家兴是追求剑湫时间最长的人，他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但是，尤家兴对剑湫的追求又是隐晦的，甚至是若有若无的。”既如此，尤家兴最终为什么要舍剑湫而取（娶）肖晓红呢？“对于他来说，娶剑湫还是肖晓红是有区别的，也是没有区别的。当然，剑湫和肖晓红是不同的，剑湫的‘气场’比他大，他‘驾驭’不了。正因为‘驾驭’不了，他对剑湫的想象更旺盛，对剑湫的渴望更猛烈。或者，换句话说，在他心里，对剑湫更‘珍惜’，更‘宝贝’，他会‘让’着剑湫，不敢‘放肆’。相对来说，肖晓红没有对他构成任何‘震慑’，这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言的，是无法解释的。对于肖晓红，他可以肆无忌惮，可以为所欲为，他思想上没有任何负担，在行为上不用任何收敛，肖晓红对于他来说，犹如囊中取物。”之所以说没有区别，是因为不论是娶剑湫还是肖晓红，所充分体现出的，都是尤家兴对越剧的疯狂痴迷。之所以说有区别，主要因为剑湫与肖晓红无论如何都是不同的个体。虽然说尤家兴由于内心里某种畏惧心理作祟的缘故，不敢“放肆”地亲近“气场”更大的剑湫，但他更喜欢一些的却无疑还是强势的剑湫。从这个角度来说，相对弱势的肖晓红，只能被看作是剑湫的替代品。对于这一点，婚礼上身为旁观者的杜文灯，真正可谓心知肚明：“自始至终，尤家兴的眼睛都围绕着剑湫，剑湫在哪里，他的眼睛就跟到哪里。他眼里没有肖晓红，肖晓红仿佛是透明的，不存在的。除了剑湫，整个世界都是不存在的。”尤其令杜文灯揪心不已的是：“现在，肖晓红成了尤家兴妻子，而尤家兴眼里没有妻子肖晓红，他眼里只有剑湫，只痴迷剑湫。三个人结成解不开的结，错综复杂了。这事怎么弄？杜文灯觉得没法弄。”不只是杜文灯，同样觉得“没法弄”的，更有身为作者的哲贵。既然“没法弄”，那哲贵也就只能如实地描摹呈现了。在肖晓红因为实在出不了戏而被尤家兴带到陈列室的时候，根本未曾预料到，在不经意间“出戏”的同时，自己以及尤家兴的人生竟然会和艺术发生一种深度的彼此互渗：“演出结束了，她不是祝英台了，她是肖晓红。可是，她又返回了舞台，她不是以肖晓红的身份回去的，是祝英台；尤家兴也不是尤家兴，而是梁山伯。可是，肖晓红似乎又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另一个身份是肖晓红，或者说，她这么做时，两个身份是混淆在一起的；而尤家兴也不是单纯的尤家兴，他和梁山伯合二为一了。”从根本上说，也正因为现实人生与舞台上的艺术人生发生了严重的混淆，所以，也才会有现实生活中肖晓红最终成为“尤总的夫人”这一事实发生。一方面，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能够借助于现实人生而促进品味和技能的提升固然是幸事：“剑湫惊奇地发现，仿佛一夜之间，肖晓红扮演的祝英台，与以前不同了。祝英台显得迷离，同时，又决绝，又孤注一掷。”“只有肖晓红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那不是舞台上的祝英台，不是戏中的祝英台，而是现实中的自己。她在演绎着自己。”但如果反过来，从现实人生的角度来说，如果受到了艺术的强势干扰和深度介入，那就未必是幸事了。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小说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即第8节之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尤家兴陈列室里的“布景坟茔”这样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细节：“那是一座有三个墓碑的馒头型坟茔，左边墓碑上写着‘祝英台肖晓红之墓’，右边墓碑上写着‘梁山伯剑湫之墓’，中间墓碑上写的是‘梁山伯祝英台尤家兴之墓’。”再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来自于剑湫的出人意料：“出乎尤家兴意料的是，剑湫将肖晓红化妆成了小生——梁山伯，她化妆成了花旦——祝英台。明白这一点后，尤家兴不只激动了，是蠢蠢欲动。”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剑湫和肖晓红表演时尤家兴的强烈感觉：“伴奏音乐响起来，梁山伯与祝英台站在戏台上。尤家兴站在戏台下，又不像站在戏台下，似乎他也站在台上，他既是梁山伯，也是祝英台。”“他觉得自己是梁山伯，同时也是祝英台。似乎都不是，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结合体。”到最后：“一声巨雷炸响，将戏台上的坟茔劈成两半，祝英台大喊一声‘梁兄’，水袖甩到两肩，纵身扑向坟茔。与此同时，正在后台的梁山伯冲出来了。出来了，或者说‘进去了’，确实是剑湫‘带’的，合情合理，身不由己。站在台下的尤家兴灵魂出窍了，想喊，喊不出来；想动，动弹不得，但他能够感觉到，另一个尤家兴已经跃上戏台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到这个时候，现实人生和舞台艺术的确已经乱成了一团糟。我们根本就分辨不出，哪个是生活中的剑湫、肖晓红、尤家兴，哪个又是舞台上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毫不夸张地说，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剑湫、肖晓红以及尤家兴们的现实人生与舞台艺术已然混淆到了真假虚实不分的地步。事实上，也正是借助于以上这些含蕴丰富的细节，哲贵意味深长地写出了如同剑湫、肖晓红这样一些优秀艺术家们身陷艺术之中而难于自拔的魔怔化精神状况。又或者，哲贵所真切揭示的，也可以说是艺术对艺术家所造成的一种精神和情感层面上的深度异化和扭曲。与其他小说作品的阅读不同，阅读孙频中篇小说《棣棠之约》（载《钟山》杂志2022年第4期），对我来说，是一种特别的体验过程。之所以特别，主要因为这是一部以我非常熟悉的一位朋友为生活原型而精心打造的小说作品。其中所讲述的很多故事，我不仅熟悉，而且也还曾经不同程度地介入其中。尽管如此，但说实在话，在阅读过程中，我的感觉却是既熟悉更陌生。熟悉，当然因为生活原型是我的朋友，而陌生，则主要因为小说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想象虚构的文体。正是由于孙频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地发挥了小说家那样一种简直就是“点石成金”“化茧为蝶”的想象虚构能力，所以，出现在我面前的戴南行才不复是我曾经非常熟悉的那位莫逆之交，而变成了一位有血有肉的颇具人性深度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细细品读《棣棠之约》，即不难发现，从思想内涵的角度来说，小说其实由两部分意涵组构而成。其一，是对三位异性兄弟之间殷殷手足情义的真切书写。小说标题中的“棣棠”，很显然与小说中戴南行一首题名为“棣棠”的诗歌有关：“一滴雨珠/又一滴雨珠/因与棣棠花有约/从遥远的晴空/长驱直下/轮椅上的母亲/不让我为她撑伞/她说，她忆起了谁的诗句/‘因为花朵的渴望，/人间才有了春雨。’”一滴又一滴的雨珠从天而降，如约地降落人间。目睹这一情景的母亲，便忆及了“因为花朵的渴望，/人间才有了春雨”这一诗句。春雨对花朵的不离不弃，可以说是这首诗的重点。诗人借此而传达出的，是一种总是会如期而至的践约精神。一种无法被否认的事实是，“棣棠”作为一种花名，很容易就可以让我们联想到字序颠倒后的“棠棣”这一语词。“棠棣”的重要义项之一，就是兄弟间手足之情。而孙频《棣棠之约》重要内涵的一部分，就是对戴南行、桑小军和身兼第一人称叙述者功能的“我”也即赵志平他们三位异性兄弟之间从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时期一直延续到当下时代的手足之情的描写与记述。大学期间的志同道合且不必说，单只是桑小军为了给戴南行要到住房，竟然揣着菜刀在校长办公室门口守了一天一夜，戴南行为了陪伴已经身陷囹圄的桑小军，竟然不惜以身试法，“偷盗”图书馆里的珍贵古籍，出外漫游的戴南行总是会委派信鸽如期给赵志平送信，以及赵志平对戴南行不离不弃的执意守候与寻找，这样一些令人难忘的细节，都可以被看作是他们兄弟之间手足之情的真切见证。其二，是对戴南行这样一位思想定格成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精神浪子令人印象深刻的勾勒与塑造。尽管我们很难谈论一个人的天性如何，但在戴南行身上，他那种似乎总是远离包括物质在内的人间世俗烟火生活的超然精神性品格的形成，肯定与他思想的被塑形于八十年代紧密相关。我们注意到，在叙述过程中，孙频曾经借助于叙述者之口以比较的方式谈论过几个不同时代的差异。在指认八十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之后，孙频写到：“过了很久我才慢慢想明白，一个所有人都在谈论诗歌的年代其实并不正常，但像九十年代那样，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下海经商显然也不正常，两千年之后，网络加入到人世间，社会变得更光怪陆离了一些，却连八十年代那点可爱的土气也荡然无存了。”在承认以上时代差异存在的同时，我们试图进一步思考追问的一个问题是，人世间是不是果真存在着一个正常的时代。以我愚见，正如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绝对正常的理想或者说标准的人一样，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绝对正常的理想或者标准的社会与时代。但与此同时，如果联系戴南行，那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承认，身为精神浪子的戴南行，某种意义上的确应该被视为八十年代那个崇尚浪漫的诗歌年代的产物。无论是为了诗歌写作而执意地从物理系转到中文系读书，还是孤身一人夜宿破庙为大地守夜，还是躺在夜晚的雪地里仰望星空，所凸显出的，全都是大学期间的他对精神性的迷恋与向往。身为戴南行好友的赵志平，其实很早就洞察到了他身上的这一特点：“事实上，他对所有精神性之外的事物都只字不提，自动与世俗绝缘，他像一团庞大坚固的气体，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而并没有真正的肉身。”既如此，这样一位执迷于精神性的诗人，在步入物质的九十年代乃至于网络的新世纪之后因其不合时宜而遭遇难以化解的精神痛苦，就是必然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叙述者才会这样谈论那位虽然置身于时代的洪流之中但却一点都没有与时俱进的精神性“动物”戴南行：“如果有人站在原地不动，只任凭时间像河水一样从他身边流过去，那就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效应，这个人的周围就会形成一个黑洞，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被包裹在黑洞里的人，时间对于他来说就是失效的。无论时代如何更新叠换，他都巍然不动地站在他自己的浪漫和尊严里。”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孙频认为即使是乌托邦这样的语词都无法对应说明戴南行的精神构成，所以她才不无巧妙地化用了异托邦这样的语汇：“一个人是可以创造异托邦的，它们不同于乌托邦的虚幻，它们是实实在在存在于大地之上的，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人真正的居所。”毫无疑问，无论是他对与棋道和《易经》的迷恋，抑或还是更为决绝的干脆在抛弃工作后的四处漫游，所强力凸显出的都依然是戴南行的精神浪子本质。如果允许我稍作发挥，把小说中的人物和作家本人联系起来，我们固然无法简单指认戴南行就是孙频，但二者之间精神气质上某种投契处的存在，却也是难以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以上两方面的思想内涵之外，孙频这部《棣棠之约》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艺术书写上浪漫品质的具备。事实上，孙频近期的一些作品中，也都有着浪漫传奇品质的具备。比如《海边魔术师》中关于刘小飞的相关描写，即是如此。对于这一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有所分析：“在一个已经进入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火车高铁时代，一个人竟然可以保持前现代的生活方式，竟然可以骑着马，不无优雅地在广袤的大地上一路向南，过一种类类似于游牧民的生活，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如此一种艺术描写的过程中，某种浪漫传奇色彩的具备，乃是无法被否认的文本事实。事实上，除了骑马游历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一些描写，包括刘小飞今天住在树上，明天住在船上，后天便住在一个残破的老屋里的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披着日月星辰，枕着霞光，听着风从海上赶来，餐风饮露，像个苦修的隐士，又像个孤独的类人猿’，等等，也都非常明显地散发出了一种浪漫传奇的气息。”④具体到《棣棠之约》中的戴南行，无论是他的派遣信鸽大鸢如期而至地给赵志平的递送信件，还是他后期那简直就是回归到原始状态的四处漫游生涯，一种浪漫传奇意味的存在，都是无可置疑的文本事实。请一定不能忽视小说临近结尾处关于戴南行寄居于古老黄河边的这样一些相关描写：“没有人，中间有一张桌子，也是用船木做的，桌子上摆着几只陶土做的茶杯和碗，还有一只陶土烛台，有点返回到了石器时代的感觉。除了这一张桌子和两只树根做的凳子，就再没有一件多余的家具了。”到了晚上，“烛光立刻在黑暗中挖出一个洞来，我和戴南行面对面坐在洞中。我们像退回到了几百万年前的大洪荒时代，正坐在原始人的洞穴里。”其实，较之于浪漫书写更为重要的，是孙频近作中为什么总是会出现回归古朴原始时代的相关描写。对此，我觉得，我们恐怕无论如何也都只能从一种对现代性进行深度反思和批判的那种“反现代性”的思想维度上来作出相应的理解和判断。![]()
一部以高校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的中篇小说，之所以要被命名为“弯道超车”，主要与小说开头处那一场车祸的细节紧密相关。开篇伊始，主人公西北某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奚鸣久自驾车，携带自己的研究生魏丽娜，从省城去某地级市的一所专科学院参加活动。由于急于赶路，行车途中，路遇一个较大弧度的弯道，奚鸣久试图强行弯道超车，熟料前后两车操作不当，结果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亏得损伤不大，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行程。张学东的睿智之处在于，从这样一场不期而遇的车祸出发，竟然创造性地在中篇小说《弯道超车》（载《当代》2022年第4期）中把这一交通用语和自己所供职的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进而对高校体制和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进行了足称深入的批判与沉思。虽然算不上有多么超群出众，但奚鸣久说起来也算得上是一位相对成功的高校教授。不仅自己的职称评审之路一路绿灯，而且身兼人文学院的教学副院长，同时也还是学院一家公开出版发行的学刊编委会主任。但即使优秀如奚鸣久者，却也仍然少不了来自于工作和生活的困扰。具体来说，奚鸣久所面临的，乃是两个方面的困扰。一方面的困扰来自于家庭。儿子刚刚参加完高考，成绩不够理想，只是刚刚达到了二本线。为了能够让儿子上一个相对理想的大学，在奚鸣久眼里一贯庸俗不堪的妻子赵婉，又总是在不停地唠叨折腾。如此这般来自于日常生活的难题，自然会让颇有些自命清高的奚鸣久倍感不胜其扰。但相比较而言，更严重的困扰，却来自于他的工作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事件，大约就是那个橘子皮脸男人的意外出现。那一次和魏丽娜一起去参加活动，因为奚鸣久自己不胜酒力，在老师房间里照顾导师的魏丽娜，竟然遇到一个深夜前来造访的不速之客。这个拥有一张橘子皮一样的脸庞的男人，在送上一袋土特产的同时，也送上了一篇自己的论文。他的意图其实非常明确，那就是希望论文能够在奚鸣久的帮助下在学刊发表。没想到的是，因为日常事务太过繁忙的缘故，奚鸣久竟然把这件事情全都忘到了九霄云外。这样一来，也才有了那个橘子皮脸男人和魏丽娜之间冲突的发生。为了达到发表文章的目标，橘子皮脸男人竟然以魏丽娜深夜呆在老师房间里为诬陷的依据，强行要求奚鸣久一定要认真对待自己的论文。用魏丽娜的话来说，就是：“后来临走前，他居然还厚颜无耻地说，让我务必把这些稿子亲手交给你，他说，请转告你的导师，他必须看我的论文，他答应了别人，不能出尔反尔……”尽管文章后来得以在学刊发表的事实证明这个橘子皮脸的男人倒也并非只是一味想要“弯道超车”的不学无术之徒，但奚鸣久的因此而进一步联想到现行高校体制的相关弊端，倒也并非空穴来风：“更让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卑鄙的家伙居然想要挟一个无辜的大学生来逼他就范，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他简直不能理解也无法想象。一个知识分子，既可以埋下头去专心致志撰写学术论文，同时，又可以挖空心思不惜使用任何一种卑劣的手段，试图寻找一条所谓的捷径，只为让自己的论文得以快速发表，为此便可以罔顾知识分子的品行和操守。这应该是他执教二十年来，头一次遇到这么龌龊透顶的事情。”事实上，只要你对中国当下时代的高校生活有所了解，就不能不承认，如同奚鸣久所指出的这样一种不堪情形，在日益世俗化了的中国高校，的确是一种无法被否认的客观事实。很多时候，实际的情况较之于张学东的相关描述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会是如此，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现行高校体制的不尽合理。正因为中国高校随处可见各种“弯道超车”的急功近利现实，所以，奚鸣久那篇《人文学科不应放弃知识分子的精神高度》的文章的现实意义，就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尤其是其中“一旦功利主义的色彩，涂满了人文学科领域的每一面墙壁上，我们的所有研究不过是在趋名逐利，未来，它将给整个学科领域乃至社会注入一种懒洋洋混生活的精神毒剂”这一中心论点，更是犀利尖锐地直指当下时代中国高校一种普遍的体制性弊端。但请注意，在对高校体制的弊端进行深切批判的同时，张学东也更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包括奚鸣久自己在内的那个长期生活于高校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方面，那个文章虽然写得不差但却在发表路径上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地试图“弯道超车”的橘子皮脸男人自不必说，更值得关注的，是如同奚鸣久这样曾经一度自命清高的教授学者们甚至都不怎么自觉的精神堕落。关键还在于，即使是奚鸣久自己，也只有到阑尾炎突然发作被迫躺到病床上的时候，方才对自己不自觉的“精神堕落”状况有所察觉和反省。首先，奚鸣久认识到，“也许，他骨子里就是一个善于投机取巧的人。”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跟自己并不喜欢的赵婉的结合。很大程度上，正是这样的联姻，使他实现了“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成功的提速和超车”，使他超越了诸多同事，顺利地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职称和职位。其次，他认识到，自己和那位橘子皮脸的男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只充其量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由此，他也更加深切地洞悉了自己性格中优柔寡断的一面，这就是他的宿命，一如当初接受了这桩自己并不满意的婚姻，每一个人不过是局限性的现实存在。现在他有什么资格瞧不起那个橘子皮脸男人，人家不过是想发一篇论文，他却横加阻挠上纲上线，此刻扪心自问，自己的所作所为难道就无可指摘？他不是完人，或许他曾试图追求完美，但在人生关键几步，他都习惯性地选择抄近道，依附了裙带关系，向权力和欲望低下了高贵的头颅。说白了，他不过是高校体制里的一个爬虫，与那些被他鄙视的人本质上并无二致。”第三，奚鸣久对自己和妻子赵婉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直到这一刻，他才深深意识到，一直以来他对别人的态度总是这样，其实他打骨子里就瞧不起赵婉，她作为他的人生伴侣，不过是替他生育儿子操持家务，他从来没有从精神的层面上去看待她和关心她，老婆在他生活中更像一个女佣，而他时常还对她报以冷嘲热讽。”还有第四，在对待自己学生方面，他也明显存在问题：“很多时候，他把研究生也看成是自己的私人助手和免费劳工，不停地吩咐他们做这做那，起草论文、整理录音、校对文稿，甚至帮他打理日常琐事，他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那些学生的感受……”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情况，奚鸣久清醒地认识到，一贯自命清高的自己，其实也同样是一个总是追求“弯道超车”的“既自我又自私”的知识分子。关键的问题是，奚鸣久的自我批判却并没有到此为止。等到那个橘子皮脸男人的文章在学刊上发表之后，被一种庞大的生存荒谬感团团包围的奚鸣久，更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螳臂当车”这样一个成语：“继而，他又无比真切地感悟到，这辆战车之所以如此强势不可一世，其实也有他的‘功绩’，二十年来他既是车上的乘客，又是它的驭手，是他们所有人共同铸造了这样的体制战车，而他却不明就里，甚至自不量力地想要抵制它，这未免太可笑了。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自从做了系主任的女婿那天始，他始终被牢牢地绑在这辆车上，如若抵制，首先应该抵制的就是他自己！”说实在话，当张学东把批判的矛头如此犀利地对准奚鸣久的时候，其力度很显然已经达到了如鲁迅先生所言那样一种“抉心自食”的程度。![]()
掩卷沉思，中国高校从根本上说也只是中国当下时代社会现实的一部分，高校体制以及生活于其中的那些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其实也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张学东的《弯道超车》这部中篇小说那犀利尖锐而又深刻的现实批判意义，无论如何都不容小觑和低估。①②③金赫楠、李浩《“寓言化写作”的深度和它“自成一体的天地”》，载《芳草》杂志2021年第6期。④王春林《日常、异域与浪漫传奇》，见《收获》微信公众号2022年2月19日。
王春林近照
作者简介：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商洛学院客座教授。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先后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当代文坛》《扬子江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百余万字。出版有个人专著及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多声部的文学交响》《新世纪长篇小说风景》《新世纪长篇小说地图》《贾平凹<古炉>论》《乡村书写与区域文学经验》《不知天集》《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3—2014）》《新世纪长篇小说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5一2016）》《文化人格与当代文学人物形象》《王蒙论》《文学对话录》《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7一2018）》《贾平凹长篇小说论》《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经验研究》《抉择的高度－－张平小说研究》《王春林2019年长篇小说论稿》《王春林2020年长篇小说论稿》《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9－2020）》《战争与和平的人类之梦》《长篇小说的高度》《非虚构文学：真相与反思》《海派长篇小说十论》《王春林2018年长篇小说论稿》《王春林：一个人的小说阅读榜》《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21–2022）》等。曾先后获得过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15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西部文艺研究》《黄河》年度优秀评论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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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名题写：林邦德
编 辑：东东 西西
终 审：独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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