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不明事理者主张我应淡忘冲突历史、合作望向未来，才是中日和解乃至和平的础石。然而，面对从不承认自身乃破坏和平元凶，又一再抵赖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施行细菌战等一系列暴行的日本，中国人民怎能奢望从此恶邻身上求得“和平”？中国人民怎能忘却血泪教训，失去对付豺狼的戒心？何况近年在美国围堵中国的局势下，日本高举“印太战略”、强化“四方安全对话”、又叫嚣“台海有事即日本有事”，大有重演明治以来的侵华态势。如此狼子野心，如何叫我漠视？如何忍气吞声？揆诸此般事实，中国今日的作为算不上是煽动反日情绪，而只是自卫，进而讨回历史公道──故中日关系受损的责任，绝对不在中方。
日本待我不德、不仁久矣，今又悍然谋我疆土、乱我内政。本社特此重刊2017年8月号社论〈日本投降了吗？〉，指出战败国日本迄今仍未投降，反而是战胜国内部的台湾地区尚未光复。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如此一来，我国对日本理应以何为报，已是不言自明！
今（2017）年的“七七”，是日本发起的卢沟桥事变80周年。此事件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寻找一名因内急而“失踪”的士兵所挑起，最后扩大为全面侵华。至于日本为何有权派军常驻中国华北境内？那是在义和团事件后根据辛丑条约而来的“维和部队”。
历史告诉我们：日本的“维和部队”，就是制造侵略战争的尖兵。而就在我们检讨七七的历史教训之际，日本政坛正在酝酿一波政潮，最后导致安倍内阁的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28日宣布辞职。这次事件的导火线，是稻田被发现隐瞒了日本陆上自卫队记录驻南苏丹维和部队活动的日报，因此被称为“瞒报门”。
去年10月，日媒曾要求公开日本陆上自卫队驻南苏丹维和部队活动的日报，但稻田朋美领导的防卫省却称该项材料已被销毁。后来在在野党要求下，防卫省再次查找，并在今年2月宣布在总参谋部的电脑系统中还存有其电子版，但仍称原件确已销毁。不过，日媒还是进一步揭露出：自卫队内部仍保存该日报，且稻田朋美自始知情却始终隐瞒。原因在于：这些维和日报显示，去年7月在南苏丹首都发生了激烈战斗。
根据1992年日本通过的《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PKO法），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必须以五项原则为前提，其中包括争端当事方需同意停火、当不符前述条件（发生战斗）时即行撤退。亦即，日本若向交火地区派出维和部队，自属违法。南苏丹维和部队的日报，正好就记录了当地曾发生激烈战斗，遂成为日本政府违法（并违宪）的证据。而此事一曝光，势必引发政治风暴，妨碍安倍恢复军国主义的修宪大计。因此，安倍爱将稻田朋美在国会答询时先将“战斗”说成“武力冲突”，后又谎称日报已被销毁。最后在在野党及媒体穷追之下，风暴越滚越大，安倍只好弃车保帅。
对于曾经饱受日本“维和”之害的中国人而言，“瞒报门”使我们惊觉：日本的“维和部队”又来了。
当年日本藉着派驻中国的“维和部队”制造事端、破坏和平，使其对外侵略能在中国境内发起、扩大。这样一个擅长“藉维和搞侵略”的国家，在战败后被迫接受“和平宪法”，放弃战争，而且“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自然会被视为奇耻大辱。于是，日本右翼一直想恢复为可再度“布国威于四方”的“正常国家”。日本以“自卫”为名重建军队，只是第一步。它还需要藉实战练兵，并让世人习惯其向海外派兵。这才是它参与维和、遇战不退的真正动机。此次“瞒报门”证明：日本的“维和五原则”，与其“专守防卫”、“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一样，都只是假藉和平、掩护扩军的障眼法。
即使不论日本“和平宪法”，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也不但已要求日本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宣布要占领日本领土“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定可信之证据时”；8月14日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中，还两度提及“接受联合公告”。那么，日本今天怎么竟然拥有“自卫”有余、还能派往海外“维和”的武装部队？
说到底，日本当年到底投降了吗？
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宣布：战争目标是要德、义、日“无条件投降”。1945年5月德国投降以后，轴心国中只剩日本还在做困兽之斗。日本从未打算无条件投降，而它最在意的条件，就是保住“国体”──当时在位的裕仁天皇及天皇制。
日本在19世纪的明治维新，是以内政的统一作为其他革新的前提。至于达到内政统一、中央集权的手段，就是藉由“尊王攘夷”、“王政复古”而将天皇神格化，做为国家统一、民族认同的基轴。一如二战期间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葛鲁（Joseph C. Grew，1932-1941年任驻日大使）及其亲信所提出的：日本天皇在日本民族中的地位如同蜂群中的女王蜂，一旦废了天皇，日本就会解体。因此，整个日本的统一、发展、扩张，均建立在天皇崇拜之上。这样的天皇，不论在明治宪法的条文上，还是在政治运作的实质上，都是日本的主权者，绝非不需负责的虚位元首。于是，在日本人心里，保住天皇，才能保住他们的国家、民族。
1945年2月，美英苏举行雅尔达会议，裕仁天皇对战败的迹象感到忧虑，要求任过首相的重臣上奏。近卫文麿建议以“国体护持”为目标而讲和。裕仁则采用军方的意见，认为要再争取一次军事胜利然后谈判，说：“如果能诱导敌人到台湾，尚可继续打仗，这时才诉之于外交手段亦可。”可见裕仁的意思是牺牲台湾，以换取较好的谈判条件。未料后来美国选择跳过台湾，攻打冲绳，于是绿营名嘴郑弘仪口中的“我的爸爸是日本人”得以幸免，琉球平民则超过10万死于战火。直到6月下旬冲绳战役结束，裕仁担心等到“本土决战”已难保“国体”，遂指示对终结战争迅速做成具体研究，“不可误了时机”。
另一方面，美国眼看苏联在德国投降后与西方国家力争战后利益，于是希望诱导日本早日对美投降。7月初，杜鲁门总统接受葛鲁等人建议，将“日本无条件投降”改为“日本军队无条件投降”，为保留天皇制预留空间，但不做出保证。因此，7月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完全不提最要害的“天皇”问题，仅要求“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
然而，日本对此公告的暗示并无把握，未予接受，杜鲁门便决定以原子弹迫降。8月6日，美国原子弹轰炸了广岛；8月8日深夜（日本时间9日清晨），苏联对日宣战；9日中午前不久，长崎又挨一颗原子弹；9日深夜，裕仁召开御前会议，至10日凌晨，做出“圣断”：“当我回忆起先帝明治天皇在三国干涉（按：指甲午战后俄德法三国迫使日本退还中国已同意割让的辽东半岛）时的感情，我只能咽下眼泪，……批准接受盟国波茨坦公告。”可见直到此时，天皇仍想（如同1895年的明治）暂时退让，徐图再举。而未来再举的前提仍是保住天皇。
10日上午8时，日本外相将照会以新闻形式拍发给瑞士及瑞典政府，称日本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但附以一项谅解：“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11日，美国回覆：“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政府的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这等于暗示可保存天皇及日本政府继续统治日本（唯须听命于美国），最终仍交由日本人民决定。可是日本政府举棋不定。14日上午，再开御前会议，裕仁再度裁决：“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的基础。”为了压制主战派的抵制，尽快结束战争，裕仁在14日接近午夜，亲自念读终战诏书，做成录音，并于8月15日正午透过广播向日本本土及其他日本征服地区进行“玉音放送”。这样才确保分散各地的300万日本皇军放下武器。
我们仅从裕仁“玉音放送”对日本皇军的“威力”便可反推：日本明治宪法赋予天皇的统帅权，显然不是具文。裕仁既是有实权的国家元首，也是皇军的最高统帅。他既能直接命令皇军停止作战，则前此所有对外侵略当然不可能在违反其意旨的情况下进行，因此裕仁当然负有战争罪责。然而，美国任命的盟国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有志从政，希望以最小代价完成占领与改造日本的任务，倾向透过天皇来间接占领日本，便不能不投鼠忌器，一再纵容。
台湾研究日本的权威许介鳞教授指出：按照日本明治宪法，只有天皇能够代表国家意志。日本降书若无天皇签字，法律效力就无法确定。因此，美国政府原预定由日本天皇签字于降书。可是，麦帅不但不敢要求裕仁签字，甚至不要求当时的日本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签字，以免触怒皇族。最后，在9月2日密苏里军舰受降仪式上，日方仅由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签字投降。
日本投降后，美方原预定由麦帅组成军政府，接管日本政府。但9月3日清晨，刚签字于降书的重光葵紧急晋见麦帅，警告他：若以军政府直接统治日本，可能引起严重骚乱，则其责任不在日本政府。于是麦帅立即退让，只组成“盟国最高总司令部”，配合被保留的日本政府体制，分设对口的14组。于是，投降后的日本政府继续统治日本，并将所有盟总的命令七折八扣，阳奉阴违。麦帅本人则只要享受到日人对他的表面尊崇，也无意贯彻自己的命令。
盟总成立未久，命令日本政府呈交一份外交档案时，竟遭日方拒绝。日官员主张：按照《波茨坦公告》，只有皇军“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则否。此态度等于否认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签字的降书上墨渖未干的“无条件投降”。麦帅将此事推给华府，美国政府施加了极大压力，才迫使日本交出那份文件（其内容始终没有公布）。从此，麦帅便小心翼翼，避免再引起类似问题。
由上述史实可知，严格而论，二战结束时，日本天皇（代表国家）并未投降，日本政府仅只有条件投降，唯有皇军是无条件投降。日本这种不彻底的投降，根本是在美国包庇下的诈降。
根据《波茨坦公告》，“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然而在美国包庇、日本诈降下，战犯的追究自不可能彻底。首先，日本天皇的罪责就未被追究。
根据被处绞刑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所供称，他从未做过任何违背天皇意志的事。但是，事实上，所有日本对外侵略所犯之罪，都是“皇”军在天皇旨意下所为。日人既然决意保存“国体”，就不能让裕仁站上战犯法庭。于是，日方决定要让裕仁与麦帅搞好关系。1945年9月27日，裕仁决定“纡尊降贵”主动拜访麦帅，翌日二人合照便刊上报纸。麦克阿瑟驻日5年多，裕仁天皇一共拜访他11次，会谈内容从未公布。结果则是：裕仁给足麦帅面子，麦帅则包庇裕仁躲过战犯审判。
1946年1月24日，日本首相币原喜重郎与麦帅密商藉修宪保存裕仁天皇，决定四点：创制新宪；日本接受主权在民；天皇放弃实权，成为国家象征；加入永远放弃战争的条款。日本既肯接受所谓“和平宪法”，这下麦帅当然更有理由包庇天皇。第二天，麦帅就致电华府，说：一、找不到裕仁涉嫌战犯的证据；二、如果起诉天皇，民间必起骚动，可能需要以100万以上的美军驻在日本不知多少年。于是，最终裕仁和所有皇族无一人被起诉。但是，如果天皇无罪，那么所有被起诉的战犯都是为天皇效命而走上战场者，都有理由宣称自己无辜，甚至彻底否定战犯审判的正当性。日本右翼迄今不承认战犯有罪，还将14名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与上千名乙丙级战犯当作民族英雄，入祀靖国神社，年年参拜。面对周边国家抗议，他们还忝不知耻、振振有词，其根本原因，就是“天皇无罪”！
但是，美国包庇战犯的作法还有更直接而毫不掩饰者。日本占领东北期间，为了研发生物武器，在哈尔滨近郊成立七三一细菌部队，拿活人做人体实验，丧尽天良，惨绝人寰。而麦克阿瑟一到日本，就下令搜寻七三一部队的负责人石井四郎，目的在接收这些禽兽的“研究成果”。1947年9月8日，美国国务院给麦克阿瑟的绝密电报中指示：不追究石井及其同伙的战犯罪责任。作为回报，石井把牠从中国东北偷运回日本的3000人活杀实验的观察记录交给盟总，还率其属下合写了〈用活人作细菌武器的实验报告书〉等四篇“论文”献给美国政府。结果，战犯罪起诉书果然对细菌战和化学战只字不提，凡是逃回日本的前七三一部队成员无一人遭到追诉，而美国的生物武器技术立即取得世界级领先地位！
从天皇无罪，到直接纵放七三一部队的战犯，都可看出美国追究战犯不是基于人类的公义与史实，而是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有美国这样的主子保护，日本当然更不可能对自己的战争罪行切实悔过。
麦帅在1946年2月指使盟总民政局仓促完成的“和平宪法”草案，从一开始就只是包庇天皇战争罪责的工具，麦帅自己对这部宪法也毫无诚意。譬如，1950年6月朝鲜战争一爆发，他即下令日本政府以“警察预备队”为名，建立75,000人的武装部队，完全不顾这是直接违反他下令起草的日本宪法第9条。从此，日本在“和平宪法”下，再度逐步建军扩军，直到今天又能够派兵到海外“维和”，伺机参战练兵。
日本既无诚意投降，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当然暗藏玄机。日本学者小森阳一指出：“终战诏书是以免除裕仁战争责任的形式在歪曲历史，是战后日本一系列相关言论的出发点”。诏书虽然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完全没有“战败”或“投降”等词。反之，裕仁一方面把日本向美英宣战的目的说成是为了“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另一方面又把停止作战的理由归诸：“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按：即原子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这么一来，日本俨然是为了人类的公义而发动战争，并因美国使用了违反人道的武器而成了受害者，于是为了“人类之文明”，被迫停止这场“圣战”。在诏书中，裕仁还勉励日人“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势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
一个手下“皇”军犯下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活体实验等禽兽罪行的天皇，竟称是为了“人类之文明”，“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以为万世开太平”！古往今来，可曾有过比这还要高调而无耻的战犯投降宣告？
战后日本右翼提出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其原型正是裕仁的终战诏书，而其集大成者就是1995年8月15日终战诏书50周年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此书由自民党与靖国神社相关的三个协会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该委员会的委员名单里，即有当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
作为安倍晋三传人的稻田朋美，曾公开否定远东军事法庭的合法性，宣称南京大屠杀中的“百人斩”是虚构的，主张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就任防卫大臣后，仍表示不会收回之前关于二战历史的发言。
如今，稻田朋美虽已下台，安倍晋三等右翼政客依然活跃。他们跟美国的川普、台湾的蔡英文紧密勾结，继续扭曲历史、残害正义、围堵中国、威胁和平。
我们正视史实与现实，须知：日本从未投降，台湾仍待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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