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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西欧文艺复兴和英国工业革命,我们看到其中贯穿着背离希腊─罗马传统和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过程。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在对这个“背离”过程的描述中,被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悄悄吸收的中国因素却长期遭到忽略。我们知道,西方相对深入地接触中国的开端,是路易十四时期的传教士和伏尔泰、莱布尼兹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这些学养深厚、心胸开放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与西欧文明体质差异巨大的中国文明时,用开放的眼光察觉到中国文化的长处。遗憾的是,伴随西欧现代化运动中由殖民侵略与阶级压迫所带来巨大利润的持续累积,西方知识分子开始封闭、傲慢,重新恢复了一神教文化中“上帝选民”的自信;与此同时,中国的知识菁英也对自身的文化产生深层怀疑,很快发展自身的“现代化”想象,把“现代化”的路径设定在“全盘西化”的方向上。十九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与中国历史的同步转折,导致“现代化”论述和“现代性”定义中,中国因素遭到删减。历史的真实是,源自西欧的现代化运动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吸收到几个方面的养料,包括:一,从血缘政治到公共政治、从宗教政治到世俗政治的转化;二,从细胞分裂式的民族国家创建到民族国家间的政治整合;三,文化宽容、宗教宽容和私人生活宽容。传统中国政治是从农耕定居社会的家庭出发,将家庭伦理外延、放大,成为社会的政治伦理,并进一步将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再外延成为更大范围的虚拟血缘关系,将亚洲大陆东部大的地理范围之内的所有人群想象成为同一祖先、不同分支的后裔,由此形成大范围的“天下”──传统东亚国际政治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表面上有单数最高君主和复数藩属的尊卑关系,在现实中是各个政治单位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这与现代国际政治当中表面的国与国平等,但实质的不平等构成明显的对比。与此同时,正因为这种家庭伦理政治是基于虚拟的血缘关系,它在现实政治当中并不强调真实的血缘,这与西欧和日本重视从君主到人民各个阶层的严格限定的遗传血缘关系也具有根本差异。以这种认知为基础,中国在公元前三世纪就以官僚—郡县体制取代了──在西欧和日本长期实行的那种──基于血缘、血统的封建政治。中国的公务员是由才能、德行和政绩来决定任用资格,六世纪末期之后实行的科举制度,更是构筑了中国政治的核心结构,而这一制度就是现代世界文官制度的前身。它不仅扩大了阶级流动,也保障政治和行政的稳定、延续。在中国农耕社会的生活模式当中,宗教长期扮演心灵抚慰和民间文化活动的辅助性角色,宗教政治化的倾向难以扩大、延续,这就使得中国政治呈现世俗性。中国政治始终把“苍生”置于“鬼神”之前,中国宗教的最高信仰也具有世俗的特征,即它将“天命”定义为民众利益的最高呈现,其中包含民众的生存权益、基本政治权益和自由权利。这种信念进一步扩大成为国家政治层面的“正统”观念。“正统”包含“道统”和“大一统”两个层面。“道统”是指政权传承的合法性。合法性的核心,是指施政符合民众的基本利益,才能够得到“天命”──也就是中国文化当中的最高道德意志──的授权。“大一统”是针对传统中国主要经济区域农业定居的生活型态之下,一旦发生权力中心多元化、分散化,就会加剧各个权力中心范围内的社会不平等、发生各个权力中心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暴力冲突的规律,所衍生出来的旨在终结不平衡与恶性竞争的理性思考和理性选择。与西欧、日本的传统相比,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政治思想充满理性色彩。当代世界上的国家型态与国际关系型态,仍然是以西欧的国家型态与国际关系型态作为模板,但这种态势的形成并不见得代表历史趋势,也不见得是历史的必然。西欧现代国家型态和国际关系型态的形成有长期的历史渊源,即小规模的、中等规模的区域社会在与区域宗教、区域语言等文化现象密切结合之后,形成区域化的政治现象。尽管作为高级宗教的一神教本身并不是地域性的,但宗教具有不可避免的政治化本能,使得它与地域因素结合之后呈现为教派对立、教区利益对立,这种对立在与地域世俗政治的互动中进一步固定化。整个西欧的地域世俗政治的分散化现象,亟需以军事力量作为其稳定的基础,这样就需要对内以较大规模的税收建立军国,这就使得政治势力范围内部的阶级化与阶级固定化现象日益扩大。“阶级”成为贯穿西欧社会、历史的长期话语,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话语就是“阶级”和“封建”,它所呈现的就是西欧这种小规模区域政治固定化、封闭化;阶级现象固定化、封闭化的描述,这是我们理解西欧历史的关键。与西欧相较,位于东亚大陆的中国的内部政治因为规模庞大呈现地域的开放与阶级的流动,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开放体系。西欧政治的封闭性,使得源于西欧的现代化遭遇发展的瓶颈。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是对西欧传统血缘政治的修正;从拿破仑时代发端的欧洲政治整合运动,同样是摆脱这种封闭性的努力;西欧的左翼政治运动,更是针对西欧社会的阶级封闭性所做的反抗。而这些现象背后,其实一直有延续两千年的中国政治经验的背景。然而我们看到,欧美的选举政治在极大程度上损害著文官制度的公平与效能;欧洲政治整合运动迄今举步维艰;欧美的阶级分化趋势依然不断扩大;欧美世界对亚非拉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持续进行。面对这样的世界,中国政治文化的开放性,为人类的现代化提供了令人期待的可能。选举政治被视为“现代化”国家的评判标准之一,然而其带来的政治撕裂与社会动荡往往遭忽视,如图中不服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支持特朗普的美國群眾於2021年1月6日在华盛顿游行,正是“西式民主”制度失灵的表征。【阅读更多】为何现代化重新成为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真实的议题吗?”系列之一|《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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