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启讷为台湾历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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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的核心议题，是中国的现代转型。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受到西方世界的挤压，中国的历史车轮脱离自身轨道，走上建构现代民族与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但这条道路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条陌生而险峻的道路，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说，这时的中国走进了历史的三峡，方向和前景都陷入迷茫，挫折和灾祸接踵而至。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目标的聚焦，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一向自命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把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同时列为党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的目标，二十大报告将这个目标重新聚焦在中华民族的复兴，着重强调共产党作为民族先锋队的性质，让中国人和全世界看清中共的近期政治目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它的最高理想，相反它将这个最高理想重新表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如马克思在十九世纪看到人类前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从中国传统大同理想当中汲取文化养料，将这个前景定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很难期待短视近利的资本主义政治理念看到人类脱离金钱宰制的远景，同样，在外星智慧生物袭击地球之前，我们也无法期待当代西方“发达”世界看清人类命运生死与共的真实面貌。符合这个目标的政治─经济解决方案乃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痛切体认到西式现代化在为人类带来物质进步的同时，也让人类付出了多数人被压迫、被剥削、被侵略、被殖民、被掠夺、阶层分化、贫富不均的代价；让自然界付出生态失衡、疫病丛生、天人关系对立的代价。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追求多数人的物质进步，避免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在形式上是西欧北美市场模式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妥协型态，但在实践中，这是后发现代化的优势。历史把最初的机会交给西欧北美，再给德国、俄─苏、日本第二次机会，借以修正最初的草率，错过两次机会的中国，则是从二者当中吸收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西欧北美模式现代化的最大缺失，在于少数人占据多数资源，少数人垄断利益分配，不仅在它们建立的民族国家内部制造阶级差异，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工业国家对非工业国家的压迫和剥削。这种型态的现代化，也带来政治与社会的重大弊端。工业化带来社会化的生产和经济，资本成为政治的真实基础，企业家的意志在极大程度上决定政治。社会化经济分解传统家庭结构，将大部分的家庭职能转移到社会。市场决定社会和经济运转，而市场化的成本也极为高昂，政府监护市场，但政治往往沦为市场的工具。家庭规模缩小，带来婚姻与家庭的商业契约化倾向。台湾的现代化模式有一个重要背景，即对西方的政治依赖，迫使台湾与西方利益接轨，因而必须实施西方制度，方便西方从台湾获取利益，由此，西方现代化的缺失感染到台湾的现代化过程。苏联模式是对西欧北美模式的反动，但它的最大缺失，在于其诉求反抗殖民强权剥削体制的动员型工业化，缺少市场化经济的内生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无疑必须包含建立在现代技术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也包含现代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但这一模式下的技术─经济与民主，都是扬弃西欧北美经济和民主制度缺失的产物。人类命运共同体
如前所述，西欧北美国家的形成过程和西欧北美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始终受到丛林法则的制约，它的至高状态，只限于特定民族国家的排他性利益，而传统“中国”形成的动力并不源自政治体之间的竞争，而在于一种政治理想和价值──即“天人合一”世界秩序──的认知和追求，“中国”形成的过程与此后演变的过程，一直贯穿这一价值和理想。这样的国家形成模式和世界秩序理想，已经构成目前中国所揭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汲取传统中国的“天下大同”理念，与欧美零和游戏式的强权体系迥然不同。如图中于2019年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与“亚洲文化嘉年华”，便是中国朝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其中一种友善尝试。几个世纪来，明清中国在“天下”秩序的理想下，于国际社会奉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儒家理想，长期维护东亚国际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一秩序为西欧列强和日本打破后，中国人为自救而建立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依旧奉行扶弱抑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支持亚洲及非洲、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独立、解放的理想，并竭尽全力实行。作为1930年代世界反纳粹反军国主义战争的先导，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去殖民化建立典范；冷战时期中国支援朝鲜和越南人民的反美抗争，也直接维护着冷战期间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正义。现代中国将工业化及现代化经验推展到亚、非、拉美，意味着第三世界挣脱西方工业国的长期压榨，最求自身经济自主和经济解放的前景。“一带一路”包含“大同”的价值，为人类个人及民族的平等，为人类共同利益提供了一个值得期待的选择。中国式现代经济体系
中国经济的现代性，建立在解构宗法制度和家庭经济，确立公民个人权利本位，再构筑由国家宏观控制市场运行的现代社会经济架构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经济也不轻视家庭、家族所组成的民间自治社会的价值和动力，它搭建出核心家庭与传统家族之间的融合机制，保存村庄的社会功能，让家族与村庄参与现代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中国式的现代经济体系结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素和市场经济的运行动力，由国家宏观调控，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引导经济运行。面对现代经济的实际，单一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单一的计划经济体系已呈现出单调、传统和僵硬的窘态，在现实中，世界各经济体逐渐趋向采用混合经济体制来应对复杂的经济议题。新中国建立后，设想以苏联经济制度为蓝本实行计划经济，政府透过政策和政令干预市场。自1953年起，国家每5年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一次长期规划，但在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仍保留相当比例的市场元素，由此构筑起初期工业化的基础。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在国家拥有全部生产资源、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不断强化、尽力排除市场因素的情形下，出现效率降低、资源配置效能低下等现象，而遭遇挫败；此后的五年计划、五年规划，都不同程度地容纳乃至主动运用市场经济原理。1970年代中国的外交转向，形成对外开放的契机，中国的经济体制遂由原本的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第三个五年计划迄今，中国经济见证了中国式现代经济体系从构筑到成熟、成功的过程。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政治的现代性，建立在解构传统政治及传统社会、重构保存传统价值的现代政治与现代社会之上。但中国的协商式民主，又有意避开形式投票民主的缺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考量不同地域、不同族群民众需求差异的设计；政治协商会议则是对应不同行业、专业领域技术内容的设计。这两个设计的目标，在于有公平而有效地分配经济、社会、财富资源，而最终必须经过绩效考核与考验。投票民主的根本缺失有三：其一，由于竞选过程受到资本和由此产生的资本化传播网络及资本化政治状况的根本制约，由投票产生的“民意代表”和政治职务当选人，必然，也只能代表大财团的意愿和利益。其二，由此产生的立法、行政乃至司法机构，必须继续汲取普通民众的利益以挹注资本利益，以确保下一次竞选时得到资本的支持。资本与政治势力之间为了维持交易结构的稳定与永续，通常会依市场原理自然形成以“政党”为名的复数──在实际中通常是两个──政治集团，资本藉由操控与不同政治集团间合作程度的杠杆，有效调试、平衡自身的最大利益组合。当一个政治集团与资本的合作呈现弹性疲劳，资本会将民怨引导到该集团身上，转而与另一集团合作，同时保留与前合作集团的连结。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民怨和民意可以透过“政党轮替”得到宣泄与体现，实际上，不同政治集团的轮替，只是资本以利益最佳化为导向的重新组合。其三，不需负责。理想中的民主政治应当是责任政治，但在投票民主制度下，竞选承诺并不是义务性的，在任期内的施政成败也不影响当选者的政治利益。为避免投票民主──形式上的民主的缺失，全过程民主的焦点放在资源分配与再分配之上。全过程民主的前提是“家国同构”，个人将一部分权利让渡给群体，群体决定公共产品的公共性。国家为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和贫困民众的生活，透国投资偏远落后区域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富庶及经济发展的成果再分配到弱势群体之中。如果采用单纯的投票民主则话语权掌握在富庶区域菁英阶层当中，国家的公平政治和远见政治势必无法推行。面对新冠疫情，中国奉行以人民生命安全为中心的防疫政策，动员的规模和影响，也与投票式民主的规则相背，但生命的价值得到有效的尊重。中国历史现代转型的技术面与制度面
在世界史上，西欧和北美率先工业化，并藉此塑造出目前被认定为典范的全球化、现代化样貌，这种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性当然绝不是一无是处。在日常生活层面，它的技术内容基本适应我们身处的工业化、都市化和信息化世界；或者换句话说，身处的工业化、都市化、信息化世界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舒适地”享受着这种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技术内容。与此相较，中国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起步晚于西欧、北美，只有在信息化方面与“已开发”区域大致同步，中国社会日常生活的技术内容层面有诸多不能顺利适应业已由“已开发”地区定义的“现代化”模式与现代性内容之处，就普通人生活的具体感受而言，社会运作与个人权益的保障并不十分顺畅。从现代化的技术面看，可以说，“已开发”区域的社会运作更多呈现顺畅、平衡、可控的一面；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一个跛脚的系统，它的社会运作往往在不同时段、不同空间、不同领域呈现不顺畅、失衡、失控的一面。然而，目前的全球化、现代化典范之中，明显存在着伦理、阶级、区域、种族、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结构性缺陷。伴随“已开发”区域的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尤其是三年多来疫情的考验，这种结构性缺陷所凸显出来的制度危机，已经到了人类不得不认真面对的地步。面对西欧、北美、日本等地出现的危机，中国的历史传统与中国人的现代化实践，呈现出制度方面的潜在优势和可持续的远景。面对西欧模式现代化的结构性缺陷，中国式的现代化以及它所潜在的现代性，都提供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中国的知识菁英中，多数人是在对西方现代性的既有认知中建立自身的思维和理论基础，他们对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历史的现代性缺少认知与信心。跳脱这个已被“常识化”的思维体系，才能看清贯穿二十世纪中国人的奋斗与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复兴过程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这样的实践，其实得到中国历史和中国现代政治中现代性因素的背书。检视中国人的现代性，可以确认中国的近代转型正在走出历史三峡，人类的命运也面临划时代的转机。“现代性”的再思考
中国历史上，委实并没有与“现代化”对应的概念，但以西方“现代化”为指标所勾摹的“现代性”的内容，有很多却已出现在中国的传统之中，只是它们诞生的脉络与西方历史的轨迹不同。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前，知识界所谈论的“现代性”，事实上都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特性”，它的内涵是以“西方理性”作为核心的。近代西方文明中的制度、组织、文化以及秩序等特质大致起源于欧洲中古末期，发展于西欧近代史，随着西欧势力的扩张传播到全球。因此，知识界谈论的以全球为范围的“现代性”，其内容还是“西方现代性”。伴随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态之中主导地位的确立，“西方现代性”在全球高度发展，形成了一套庞大的秩序和体系，这一套体系当中的一个面向，大概也包含布林肯（Antony Blinken）所说的“基于规则──亦即由强权设定并可随时更改──的国际秩序”。从这套逻辑看，基于这一套秩序和体系所建立的现代世界的形成过程，就是“现代化”；“全球化”也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的国家或地区都自愿或者被迫整合到这个“现代世界秩序”中，整合的过程也就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而由此形成的“现代世界”，基本上就是由西方强权形塑和主导的秩序。这里的“现代性”，由西方定义，也形塑出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非西方世界的命运。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对于从历史的角度检视“现代性”这个概念的定义，对于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这个大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并不是说中国完整改写了“现代性”的定义，也不是说中国改写了此前几个世纪“现代化”的历史，而是说，中国与众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化过程，让我们有机会延长历史关照的时段，放宽历史关照的视野；反过来，也会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现代中国国家型态的形成。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在西欧的独特发展和对全球性的主导，曾使得很多历史学家和未来学家相信，西欧北美模式将是“历史的终结”。其中，很多有学问、有见地的人认为，中国虽然大致与西欧同步，在15世纪前后出现诸多“现代”现象，但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历史演变方面存在本质的差异。这种思维逻辑的前提，是首先认定西欧模式定义了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现代性的样貌，是所有西欧以外的地球其他部分“现代性”的原型与“对照表”。当我们将这个前提先放在一边，观察世人认定的“现代性”的具体内容──包含“政治参与”、“世俗化”、“个性化”、“市场化”、“工业化”、“都市化”、“高度分工化”等等──拿到眼前检视，会发现，二十一世纪中国在这些指标方面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复制西欧模式，而是延续了中国历史自身的脉络。在欧洲中世纪结束之前，传统中国社会的阶级流动、文化多样性──就是我们在系列之二中提及的“开放与封闭”议题──，还有普通中国人对社会和政治的参与程度、世俗化、市场化乃至于个性化的程度，都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传统中国儒家与法家理念结合之下，非血缘化、理性化的政治体系、管理体系，受到西欧传教士的钦佩和羡慕；同时，也正如我们在系列之三中讲到的，中国社会甚至透过道家和中国佛教这两个颇有“后现代”色彩的文化体系，在儒法国家中扮演约束与平衡的角色。换言之，是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让“现代性”的定义更加完整，中国在此前几个世纪“现代化”的历史后面，增加了新的、划时代的、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一切都汇集到“民”。“民本”政治和“民本”社会的传统，是中国式现代化继承的核心内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跳脱思想史教科书的对立书写，将会发现在王夫之、黄宗羲与《大义觉迷录》、“三民主义”，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几项思想财富所分享的共同价值，以及它们之间的连续性线索。与中国式现代化对应的“现代性”的具体指标，无一不涉及“民”和以“民”为“本”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人类社会步入“现代”的议题上，对西欧北美版本“现代化”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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