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风化雨到对牛弹琴、贩卖文凭——台湾高教体制崩坏的前因与后果｜《远望》

文摘时事 2024-01-18 01:56 中国台湾

本文刊载于《远望》2022年10-12月号（总409-411期）；作者林金源为《远望》荣誉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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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负“传道、授业、解惑”重任的学校教育及老师们，是坚持理想与道德的最后防线。如果连他们都沦陷了，这个社会必定离“率兽食人”的乱世不远矣。

2022年11月底的九合一地方选举，引爆了台湾多位候选人及政坛要角论文抄袭、造假，乃至学位被取消的丑闻。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陈明通（历任陆委会正、副主委，时任“国安局”局长）在他政学两栖的繁忙生涯中，竟然指导了173个硕、博士生完成论文，包含该丑闻中被台大撤销硕士学位的新竹市长林智坚和桃园市长郑文灿。

根据媒体1报道，陈明通指导（或担任口试委员）的其中20本硕、博士论文所使用的数据，竟都从台大故教授胡佛主持的东亚中心“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拆分而来。20篇论文的研究方法、资料、架构都高度雷同，陈教授门下宛如量贩出产的“论文工厂”，而且20本论文的口试委员也高度重叠，表示他们是长期相处、有志一同的团队。陈明通指导过的硕博士除了报纸总编辑、名嘴、主播之外，还有“刑事局”、“调查局”、“行政院”、“外交部”等单位官员，以及绿营立委助理、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等。

1.见简立欣，〈统统找明通！台大国发所论文“20胞胎”，学生身分非权即贵〉，2022年12月8日《中国时报》。

大学教授本该是众所景仰、引领社会向上的有德、有识之士，获取硕、博士者也应具备与其学位相称的学术能力，以及求真、求善的基本信念，才不枉费社会对于大学的期许。可叹陈氏师生的“论文工厂”，完全颠覆了国人对于大学教育、师道尊严、知识分子的期许与印象。尤有甚者，陈明通“论文工厂”所显现的杏坛丑闻，并非单一个案。在政界互揭疮疤与媒体追查之下，全台还陆续爆出更多类似丑闻。显然经由此次选举才曝光的几件案例，只是台湾教育沉痾的冰山一角。

至于最悬疑、最滑稽的论文与学位风波，当属蔡英文的英国博士论文悬案。如果论文与学位屡遭国人质疑的蔡女士，都可安据台湾最高领导人之位，那么陈明通、林智坚、郑文灿等人只要避过一阵风头，必然继续呼风唤雨、“蔚为国用”。看来台湾的大学教育及教授们，不再是坚持（反而是攻破）理想与道德底线的要角。

蔡英文获得“博士”学位之后，第一个聘任她的是政治大学。如果蔡的论文、学位有疑，聘她的政大当然难逃责任与被质疑。陈明通任教的台大与首聘蔡英文的政大，都是台湾顶尖的公立大学。公立大学的经费无虞，学生来源不成问题，教职员退休福利又有保障，它最具有坚持教育理念、导正社会风气、为所当为、有所不为的条件。极讽刺的是，近来引爆的杏坛丑闻与疑案，就发生在台湾顶尖的公立大学台大与政大。至于因为早年错误高教政策而滥设的私校，几年前就开始遭受少子化、生源不足之苦。有私校主管坦承：“只要活着走进来的学生，我们都收”，此语虽属戏谑，其实就是后段私校的写照。如果条件优越的公立大学都沦为贩卖文凭的学店，或是政学两栖俱乐部，我们又怎能寄望条件更差，濒临减班、关闭的私校坚持师道尊严与教育理念？

错误政策：广设高中大学

直到1980年代，全台公立大学约只九所（包含在台复校的政大、清大、交大、中央大学等），私立大学院校也屈指可数，如从大陆迁来的东吴、辅仁，在台新创的淡江、文化等。当时每年参与大学联招考试的学生约十万人，只录取约二万人，所以即便是以最末名次录取的学生，都是十万人中的佼佼者。

读大学并非当时年轻人的唯一出路，更多中学毕业生进入专科学校。以1991年为例，全台共有大学21所，学院29所，专科学校73所。与此相对应的是，毕业后就业或升入专科的高职生与以升大学为目标的一般高中生之比，到1995年爲止都维持在七比三左右。高职生远多于高中生、专科生远多于大学生，反映的是早年台湾经济发展的状况。劳力密集产业需要大量技职人员，加上当时家庭平均所得尚低，许多父母选择让子女完成技职教育就可工作赚钱。政府当时的教育政策大体就是配合此需要。1980年代之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产业逐渐取代劳力密集产业，有余力让子女升大学的家庭也越来越多。高职、专科减少，高中、大学增多乃是正常、必然趋势。

但是不管产业结构如何升级，高职、专科总有其存在价值，不该以学院教育全面取代、排挤技职教育；何况每个学生性向不同，上大学也并非人人的最佳选择。瑞士钟表业执世界牛耳，没念大学的钟表技术工人收入亦丰。如同许多已开发国家人民，瑞士人不像台湾人非念大学不可。早年台北工专、新埔工专、台北商专等技职学校都声誉卓著，学生就业不成问题，他们对社会亦多有贡献。如今这些专科都已消失、都被“升格”为大学。由专科升格爲大学的学校，由于学校领导思维还是留在专科的格局，因此课程内容和校务运营还是在专科的框架内，以致教出许多专科程度的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以往专科生、高职生担任的职位，现在非得大学毕业不可，但是他们工作的内容却又是以往的专科生、高职生即可胜任。读书增进智慧，当然是好事。但如果读书只为求取谋职所需的文凭，全民被迫念大学，大学学历贬值，于是“不念大学不行”，“念了大学不保证行”，这乃是全体的资源与生命浪费。

解决人人都想唸大学的文凭主义之病，应该从制度面保障民众在法律上、基本生活上的平等，不因学历有所差别，并确保技职教育的质量，让其毕业生获取应有的工作与报酬，绝不是广开大学之门，让人人念大学。可惜当时台湾政府视未及此，（或是另有居心，如下述），遂无法在产业升级、人才需求转型的局面下，拟出新而合宜的教育体制，反而推动贻祸不浅的“广设高中大学”政策。

长年以来，由于升学压力扭曲正常教学，外加遭人诟病的某些教育、管教理念，1994年4月10日台湾遂爆出由台大数学系教授黄武雄主导的“四一○教改运动”。学者和民间团体走上街头，提出“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等诉求，这是岛内首次针对教育改革举办的大规模游行。教改运动诸项诉求中，“广设高中大学”后来落实为政府政策，对高等教育的体制与本质产生极负面影响。

“四一○教改”有功于纠正某些错误的教育理念与管教方法，但就“广设高中大学”一事，则有重大盲点。他们以为增设高中、大学就可减轻学生压力，其实不然。升学压力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家都想挤入优质且学费低廉的少数公立高中、大学。新设的高中、大学如果不符优质、低学费条件，前段学生升学压力仍旧不减，唯独便宜了后段学生，导致有人只考7.69分也可上大学2，这样的“大学生”叫大学教授如何施教？滥设大学加上少子化危机浮上台面后，后段学生升学压力完全解除，反而转嫁成私校求生存的压力。为了讨好、争取学生，私校宛如逢迎顾客的厂商，焉能顾及教育理念与师道尊严？

2.见张锦宏，〈7.69分就上大学录取率97%〉，2008年8月9日《联合报》。

从台湾首度直选领导人的1996年，到2000年李登辉任期结束之间，是全台大学与学院数量暴增最快的时期（参见图一）。2000年后的14年间，除了新设多所大学之外，另有数十所学院与专科升格为大学，蔚为奇观。曾参与“四一○教改”的前教育部长黄荣村事后直言，“当年主张‘广设高中大学’是希望增设公立学校，但台湾在教育上虽有左派理想，却没有左派的高税入措施，同时也无能力及不愿调整投入，所以后来大量将私立专科升格〔为大学〕，这也和选举乱承诺有关，才导致现在后果。”所谓选举承诺，是指陈水扁答应让每一县市都有一所大学。当政府财源无力广设公立大学之后，让私立专科、学院升格为大学就成为实现承诺的巧门。然而就在滥设大学的同时，台湾出生人口从1998年开始下降，“少子化”导致入学学生减少，2014年终于开启大学退场的序幕。以2022年现有大学126所、学院11所、专科12所的胃纳，加上“少子化”趋势的持续恶化，许多大专院校陆续关门已不可免。

圖一

量产台独硕博士抢夺话语权

人口现象具有长期轨迹可循，“少子化”现象早就显露端倪，绝非突然发生；前述广设大学之弊也非高深莫测不易看出，何以李登辉、陈水扁两朝仍“执迷不悟”，（有体无魂的马政府也绿规蓝随）奋力广设大学？又，如今私校纷纷退场、高校弊端逐一呈现，当年错误政策为何不见批评、检讨？当年推动教改、广设大学的掌权者，何以无一被究责？“民粹政治、滥开承诺”恐非广设大学的最根本理由。我们怀疑李、扁时代广设大学的真正目的，是为台独抢占话语权，“纾解升学压力、满足人民念大学之需”等台面理由，刚好可被利用来遮蔽不能明讲的动机。反正广设大学的恶果必须多年后才会出现，而且这些恶果由全民（并非独派自己）负担，更何况与台独建国的“神圣”大业相比，这些恶果根本微不足道，别有用心的“广设大学”于是堂皇上路。

陈水扁自豪把国民党“染绿”之前，台独尚非台湾的主流声音。绿营想要改造民意、控制话语权，就得抢占学术界的主流地位。但是当时独派声势仍弱，不可能逼退已居主流地位数十年的国民党学者。于是广设大学、用低门槛量产台独硕、博士（如陈明通所“示范”），稀释台湾学术界的“蓝色”，就成为绿营的最佳策略。在国民党学者逐渐老去、退休的同时，台独派就一一攻占其地盘，“绿色”主流于焉成形。日后后段大学即便因少子化逐一退场，但独派已经站稳脚步，也无损其主导学界的地位。从广设大学到大学退场，走了一圈冤枉路，又绕回原点，不明就里者可能会感叹、质问“既知如此，何必当初？”其实，此过程“功在党国”，它的最大功用就是帮学术界“换血”、“洗肾”、汰蓝存绿。

如前面黄荣村所言，广设高中大学本应〔视政府财力逐步〕增设公立学校，不是将私立专科浮滥升为大学。但黄氏就在扁朝出任教育部长，我们却没听过他（以及任一绿营衮衮诸公）力挽狂澜，劝阻当年的错误政策。何况陈明通“论文工厂”曝光至今，不但没被严格追究，陈的高徒郑文灿还数度被传将更上层楼。看来当年广设大学就是政治性决定，所以如今它所出现的弊端也都被政治性地忽视或掩藏。从中研院到各大学院校，再到许多政府机关，我们屡屡看到学术表现、人品操守不错的非绿人士，他们的录用、晋升、续聘、论文发表都困难重重，但是独派人士则呼朋引伴、近亲繁殖、盘据要津。从台独建国角度观之，谁说广设大学是错误政策？

错误教育理念

台湾教育体制的崩坏，不全然肇因于政治，教育学界、教育主管机关的错误理念，也需检讨。

早年由于升学压力很大，如何“快乐学习”遂成为热门话题。广设高中大学之后，想挤入优质学校的前段生，仍旧必须苦读。（全球各地不都如此？）但是中、后段学生的学习确实变得“快乐”，甚至“懒散”。

学习任何学科都须经历辛苦过程，不像病人吃了感冒药，就躺在床上等药效发挥，甚么事也不必做。越艰深的学问，学习过程越辛苦，岂有快乐可言？唯有解决一道难题、研透一门学问之后的成就感，才会带来快乐，而且此种快乐是可持续、会累积的。引导、鼓励学生撑过辛苦过程，进而品尝学习成果，才是“快乐学习”的真谛。如果为了让学生“快乐”，就牺牲“学习”过程必须坚持的标准，或是以浅层的“快乐”取代激发学生“学习”的诱因，都非教育的正道。

2000年左右，某小学校长为了鼓励阅读风气，答应学生读完多少课外书之后，就和一群老师穿着芭蕾舞装，演出〈天鹅湖〉。2000年六月底，教育部长曾志朗会见国小校长时，也答应粉墨登场。被戏称“肥天鹅”的这群非专业舞者，显然搞笑、热闹有余，艺术成分不足。此风可能来自美国，有位美国小学校长允诺学生每读完一百本书，就可朝校长脸上砸奶油蛋糕。另一校长甚至以吞食昆虫为条件，鼓励学生阅读。

“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如何让孩子感受读书乐趣，才是教育者的工作重点。校长沦落到以暴力（砸糕）、自虐（吞虫）、哗众取宠（搞笑芭雷）方式引导学生，他的形象与功用，已接近参选政客或售货专员，不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师。

广设大学之后，中、后段学校招收许多不适合、没兴趣念大学的学生。设定学生具有高度学习意愿与基本理解能力的传统教学方法，当然无法吸引学生注意，老师也不能谈离学生生活经验太远的艰深事务与道理。一肚子学问的大学教授，本应对学习动机强烈的大学生倾囊相授，现却必须改以中、小学老师的心态，设计具有游戏性质的教学方法，（例如陪学生玩“桌游”），激励学生学习动机，名之曰“快乐学习”。

缺少学习动机的后段学生，念大学其实是“误入歧途”，他们如果提早就业或进入技职学校，很可能表现得比念大学更好。帮助这些年轻人“快乐学习”的方法，应该是为他们找到适才适性的出路，不是在大学蹉跎四年。但是全台私立大学及其教授们，无能力也无意愿逼迫当政者检讨、改正广设大学的错误政策，只沦为错误政策下的牺牲品，陪伴“错误”的学生（也是牺牲品），教他们如何“快乐学习”。

从“春风化雨”到“对牛弹琴”

为了具体描述今日台湾高教之病，本文只好披露笔者在淡江大学的任教经验。淡江是国府来台后获准创办的第一批极少数私校，历史悠久，校誉与办学绩效在私校中列属前段。如果连淡江都发生下述窘况，其他后段私校的局面恐更不堪。下文所述不是针对淡江的个案批评，而是以该校为样本，描述整体私校的普遍现况。

1994年秋（“四一○教改运动”方兴未艾，“广设高中大学”政策推动的前夕），我开始在淡江经济系任教。该系当年只设大学本科，（今天各大学各学系很少不设硕士班、博士班者），每年级只有一班日间部、两班夜间部。夜间部的录取成绩低于日间部，除了少数贫困学生为了白天挣钱而选夜间部之外，多数学生都是因挤不进日间部才屈居夜间部。（大学之门大开后，已取消夜间部）。但即便当时夜间部学生的课业成绩、求学态度，都比现在日间部许多学生还好。每堂课必有学生为老师擦黑板、倒茶水，执礼甚恭。这是“广设高中大学”之前的校园景象。

我曾收到一位大三之前浑浑噩噩，但竟在大四下学期考上公立大学研究所（当时录取名额极少）的学生来信，感谢我在大三的一门课改变了他。有位工学院学生修完我的经济学原理之后，决定转系就读。（这种积极探索自我性向、努力追求目标的学生现已罕见）。又，我曾因教学评鉴分数最高，受邀在学校举办的教学研讨会上，分享、示范如何教经济学。当时我曾以“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与同仁共勉（可见当时学生普遍认真向学，我的成就感远大于挫折感）。这些事例编织成我“春风化雨”的美好经验，也证明我不是太差劲的老师。

广设大学之后，私校学生的学业水平与求学态度每况愈下。近几年来，认真听我讲课的学生快速减少，课后几乎没人与我互动，若有多是来乞讨分数者。我因为无法忍受学生在课堂上睡觉、进食、滑手机，所以主动宣布不点名，希望只看到真心向学的学生。于是六、七十人选的课，出席者可降至个位数，出席者还是猛滑手机或眼神呆滞。累积多年的经验，我编的教材越来越丰富，但我如果倾囊相授，将成学生不可承受之重，所以必须把往年编好的教材，删得更短、更简单，才不致“对牛弹琴”弹得太费劲，也制造学生的困惑。我不再相信“只有不好的老师，没有不好的学生”，取而代之的，是孔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信念，以及对于广设大学政策的极度反感。

很多学生看不懂我的考试规则，或是毫不理会我的要求。我的选择题作答规则说：“答案卷第一横列回答一至五题，第二横列回答六至十题，以此类推，共计六横列，违者扣五分”。每次考试都有人被扣分，即便我又在考场把规则朗读一遍，保证每人都知道此规定，但还是有学生被扣分。有一生举手请我看他的答卷，是否符合规定。他算是小心谨慎，可是遵循如此简白的中文叙述，他为何没信心？以这种中文能力，他能读懂大学的课本吗？

如果看懂考试规则还被扣分，只能证明该生轻忽、不严谨的心态。当“考不上大学”比“考上大学”还难时，自然产生轻忽、不珍惜学习机会的学生。至于严谨的态度，不只反映在遵守考试规则上，也表现在作答是否逻辑清晰、井然有序。大学联考差0.5分就落榜，必须苦读一年，明年再考的我们这一代，从小就被训练要把作答过程让阅卷老师一目了然，否则吃亏的是自己。现在的学生一来是考选择题长大的，缺少把思考过程严谨、有序表达的训练；二来遭“自由、民主、人权”的乱流洗礼，认定老师如果没在潦草、混乱的答卷中找出、看出学生的正确答案，错在老师，必须还给学生分数。

滥开大学之门又逢“少子化”以后，大学不断降低对学生的要求。我所说的要求，不只是“7.69分可以上大学”的成绩要求而已，还包含“对于知识的好奇心，对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以及“一个成年人的基本自我期许”。

在挤大学窄门的年代，大学生就是社会认定的知识分子。虽然不见得都能“民胞物与”、“先天下之忧而忧”，但知识分子必然对于知识具有好奇心，对于公共事务具有责任感。但现在的大学生（尤其是中后段学校的学生）眼光极其短浅，几乎只关心周边可及之事，对于太久、太远的事物接近无感。

大学生自我期许低落

我读大学的年代，多数家长无暇、无能也不会过问成年子女的大学学业。2008年我的长女进台湾大学就读，每学期都收到学校寄来她的成绩单，但收件人是学生。六年后，台湾师范大学寄给我小女儿的成绩单，收件人是家长。（形同不放心大学生可为自己学业负责。）我在淡江任教期间，常见家长因为孩子某科不及格、没毕业，登门恳求老师，或来电与系上、教务处纠缠不清。至于越俎代庖，比学生更积极打探如何选课、转系的家长，更屡见不鲜。我主张校方应婉拒家长对子女学业的不当介入，培养“大”学生为自己负责的心态与能力。但是我的意见不可能被采纳，因为学生是私校的衣食父母，耐心回应家长的询问及意见是“顾客服务”的重要一环。学校甚至主动举办新生家长座谈会，向家长详细解说（原本只须学生知道即可的）校内种种规定与讯息，这是获取家长好感以及增加生源的必须工作。总之，校方与家长的“妈宝”管教方式，都在摧毁大学生的负责心态和自我期许。这样的大学生怎可能成为知识分子？

冷漠窄视的大学生

清晨第一堂课，我走进昏暗的教室，只见几个学生摸黑滑手机，即便是举手之劳，也没人愿意主动去开灯，（大概都等别人开灯，他们或许认为开灯是老师的责任）。有一回，我故意不开灯，在漆黑中讲了十分钟的课，学生不觉有异，仍没人上前开灯。我也多次经过布告栏，看见一群学生挤在黑暗光线下看布告，而灯的开关就在不远处，我的举手之劳，让他们“重见光明”，但不保证下一次他们会主动开灯。我辈从小被教“随手关灯”，那是节能环保的“利他”行为；现在这群学生连“利己”都懒得做，怎能奢望他们有“利他”之念？如此冷漠的一代，又岂能寄望他们对公共事务具有责任感？“民胞物与”的情怀，对他们而言岂非天方夜谭？

不过，年轻人的冷漠与自我期许低落，极大程度与台湾的政治环境、社会氛围有关。台独运动解构了台湾人的历史感、价值观、是非观、判断力，年轻人心中缺少值得坚持的信念，凡事无可无不可。政治撕裂了人际关系，许多乱象也得不到解决，导致越来越多人的冷漠与得过且过心态。单凭学校教育想要扭转此趋势，殆无可能。（参见《远望》2021年3-4月合刊本，林金源〈台独教改成功，台青“同鲑鱼尽”〉。）

“国际化”泽被万邦

追求“国际化”的迷信，以及配合台独政府“新南向政策”和“扩展国际空间”等需要，台湾校园出现越来越多外籍生，但陆生则大量萎缩，几近消失。

2019学年我的班上来了四位外籍生。其中一个日本人，中、英文都不好。我不会日文，我们根本无法沟通。期末考之前，该生打道回府。来台这一趟，他究竟为何而来？学校录取他的标准为何？我都无法理解。（该生可能领有台湾政府奖学金，有恃无恐。学校录取他，则可提高注册率，又有学费收入。）

台湾私校为弥补岛内生源不足，对外籍生广开大门，容许他们同时申请多系。外籍生可在录取他的系所中，择一就读。我的学生傅○洛，拉丁裔（可能来自中华民国的中美洲邦交国，领有台湾的优厚奖学金）。第一学期的前五周，该生从未出现我班，因为他同时被本校二系录取，他虽决定就读本系，但却误跑他系上课，到学期后段才“迷途知返”。系上嘱我费心关照他漏上的课程，但他从未找我说话，也没寻求帮助。每次上课都低头忙他的事，极可能鸭子听雷，后来干脆不听，学期成绩不及格。

溥○金和古○，非洲裔，来自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海地，很认真。但二人都无法以中文听课，古最后索性不来，溥必来，但常趴着睡觉。下课后两人就来找我，我得把上课大要，用英文再讲一遍。一学年中，四次大考、八次小考，我都得把题目译成英文，否则他们无法作答。刚开始，溥无法从二元一次的供、需方程式看出这两条线的纵截距和横截距。我还教过他初中数学。

古、溥来台之前，原以为上课都讲英文，至少也是半中、半英。（招生系所多不会严格要求外籍生的中文能力，而且招生过程没有面试，学校仅能就外籍生所附审查资料判断其中文能力。）我以中文上课，他们颇觉意外、失望。

私校招收外籍生未严格要求中文能力的原因，除了为补台生不足，收到篮子都是菜之外，还跟全岛追求“国际化”的迷思有关。全台大学早有逐年增加英语授课比率之目标，所以外籍生中文不好不算其弱点，他们的人数反被校方及教育部视为推动“国际化”的成果。但是就我所见，本地生和外籍生几乎没有交流。我曾问班上成绩最好的三个学生，是否愿意教外籍生功课，他们都说自己英文差，无法与外籍生沟通。

溥又说，台湾政府给他四年奖学金，每月约四万台币。这是许多台湾年轻人在职场拿不到的待遇。至于程度比这些外籍生好很多的陆生，成绩名列前矛，他们不必费我口舌用英文讲课，又可激励较认真的台生，但根本拿不到任何奖学金。（来台陆生的程度，每下愈况，可能因为台湾对陆生不友善，渐渐收不到优秀陆生。蔡英文第二任期起，两岸关系恶化，陆生几乎绝迹。）

这学年某系某班突然来了十位东南亚侨生，他们中、英文都不好，跟不上进度，常缺课，成绩很差。当我得知“教育部奖励私立大学校院校务发展计划要点”之后，才认识到他们“身价不斐”，对学校极其重要。依前述“要点”，学生注册率未达95%的学校，教育部减奖励经费5%；注册率介于90%到95%者，减奖励经费10%，以此类推。以2022学年度淡江注册率79.27%为例，只因未达80%，将损失二千六百多万奖励。（参见图二）。但教育部给予各校“力争上游”机会，录取境外生可计入注册率，淡江只要再收26个境外生，就可达80%注册率，所以每境外生的“身价”超过百万台币。在教育部的奖励办法之下，冲高注册率成为私校的优先考虑，注册率越低的学校，越是飢不择食，滥收学生。如果台生不足，广收东南亚学生不啻是最佳选择（不必管他程度如何、动机如何）。何况在“新南向政策”之下，教育部除了资助台湾各大学与东南亚及印度的学术交流之外，可能也给予这些地区来台学生的某些补助，这就更让他们有恃无恐，即便成绩、中文不好，也趋之若鹜，来台念大学。

圖二

“国际化”几乎等于“政府撒钱，大学收人”，而撒钱和收人的主要对象则是中华民国邦交国以及新南向国家（后来又遍及立陶宛等“友台”国家）。至于台湾政府必须撒多少钱，引进多少程度不佳（甚至目的不明）的外籍生，才能弥补台生的不足，则无人闻问。曾有大学老师怀疑某些外籍生是来卖淫的，后来媒体果然披露此类新闻。政大某教授曾在高档百货公司，遇见一获取台湾政府高额奖学金的外籍生，带着母亲一起购物，让这位留美期间辛苦打工度日的教授大呼不平。媒体又多次报导私校招收的东南亚学生，完成入学、报到手续之后，就外出打工赚钱。蔡政府的“国际化”与“新南向”政策，可谓“泽被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