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启讷为台湾历史学者。
如须转载,请先徵求《远望》同意,於文首註明出处,並不得隨意更动內容。(官網:www.yuanwang.com.tw;微信:yuanwangcntw;Email:yuanwang.cntw@gmail.com)
本系列之二〈现代化与中国政治文化〉中提到,中国古代政治追求“大一统”,而“大一统”需要建立在有效统治的基础之上。战国中后期,有远见的中国传统政治家接受了以充分动员社会为目标的政治理论体系——法家思想,这一选择,推动了中国史上第一个政治统一的朝代——秦——的建立。不幸的是,秦代的过度动员,也损害了它的统治基础。
秦—汉之际的变乱提醒汉朝,国家有必要节制动员的欲望和规模,汉代因而在法家政治的基础上,加入儒家政治文化,以之作为法家政治文化的补充与平衡。汉代以降,历代在政治的外观上都凸显“独尊儒术”,在政治内容上则是儒法互补、“外儒内法”。“外儒内法”将过度动员转化为低度动员,同时引进儒家所重视的家庭、宗族等社会因素补充低度动员的不足,从这两个层面构筑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架构。依照这一政治思维所形成的国家动员规模,基本上设定在略高于低度动员的“中低度”动员之上。汉以后的主要朝代都尊崇轻税的政治理想,奉行“轻徭薄赋”、藏富于民的社会经济政策;与此同时,国家与社会共同投资兴建水利、粮仓、道路、驿站等公共设施,一同维护公共秩序。低商税和可靠的公共秩序,使得商业网路遍及国境,有效提升国家整合的程度,同时降低了整合的成本。
汉朝惩于秦朝的殷鉴,采取外儒内法的统治政策,使得国家整合更高效、成本也更低,对人民的负担也更轻。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并非宗教,它不具备宗教的排他性信仰和宗教组织化的特质。儒家——或曰“外儒内法”的体制——还容忍道家思想、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存在,甚至将这些思想视做对儒家意识形态和“外儒内法”体制的补充,而非对手。在现实中,儒家偏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回应人在社会性层面的需求,承担政治与世俗的压力;道家思想乃至道教,回应人与自然关系的疑问;佛教则回应人与人的内心、人与超自然关系的疑问;道与释,扮演着分散政治压力和世俗压力的功能;至于伊斯兰教,为了在中国社会中生存,也选择向儒家文化和中国社会妥协,以“中国化”和“族群化”的方式延续至今。西人论及“现代性”,无不以“政教分离”为重要指标,若以此为标准,中国历史上的“政教分离”可以确切追溯到重视人文的周朝取代巫术治国的殷商之际,周朝政治文化的世俗化、理性化,正是此后传统中国政治“外儒内法”化、中庸化的前提。
汉朝以降的中国,有意不在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之间做明确的二元区分,目的在于降低两种因素之间的张力;同时,也不在法律和官僚制度之间做明确的二元区分,反而区分法律上的“律”与“例”(如《大清律例》),注重“情”、“理”、“法”的结合,这一选择很容易让现代人联想到它与现代法治国家原则的冲突,但在现实中却大有益于减少诉讼成本,同时更接近政治运行的实际。这些都有助于节省制度成本,提升行政效率。
当然,中国政治的儒家外观,容易让官僚阶层误解其法家的内在本质,轻视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之上的国家制度、国家动员及国家整合等国家目标,在儒法国家的型态确定后,“儒法之争”遂成为两种治国理念冲突的主要线索。1970年代前、中期,毛泽东从国共之争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路线之争梳理出历史上“儒法之争”的线索,提醒他的同志回归中国政治的法家本质。毫无疑问,新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建立在法家国家动员和国家整合理念的基础之上的,法家路线是对20世纪中国处境的必要回应;但毛泽东时代的过度动员,也使得中国内部政治与社会张力加大,于是,重新重视儒家作为法家政治层面的缓冲和社会层面的补充,自然成为19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政治的走向。
与动员议题相关,秦朝所推动的以直接统治为目标的郡县制,也遭遇到地方的强力反弹,西汉乃容忍郡县制与封建制并行,以封建制——或确切地说,是王夫之、顾炎武所谓“寓封建于郡县”之中——作为郡县制的补充,保留地方自治的空间,为中央政府因地制宜、地方基层释放活力提供可能。13世纪末期,中国王朝有意进一步将郡县制度推广到原本采行间接统治的边疆和非汉人聚居区,这个可以被概括称做“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历经600多年才大致完成,原因亦在于中央政府的施政仍然需要依赖“封建”形式的缓冲和补充。20世纪初,被设计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的中华民国,在“中华民族”的国族建构过程中,不得不以“五族共和”作为过渡;20世纪中期,被确定为单一制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得不采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乃至“一国两制”的方式,作为单一制的缓冲和补充。在此,儒家的精神秩序被法家国家秩序的结构接受并容纳。
自西周以降,中国历史上的王朝都保留井田制度,制约土地兼并的趋势;而历次朝代更迭的真正意义,正在于土地的重新分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也部分传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变革和政权更迭的色彩。从两千多年的时间维度上看,中国社会的实质变化与土地资源重新分配的结果直接相关。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同时推动屯田、盐铁专卖和荒政。
王朝国家透过国家经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救灾、“扶贫”,设法平衡自然条件优越区域与自然条件艰困区域、经济高度发展区域与经济落后区域、贫与富、城与乡、核心与边缘、不同族群之间的差距。相对于西欧北美模式经济发展所带来资源分配不均、阶级分化和区域分化现象,王朝中国和现代中国的做法为经济平衡发展、永续发展创造了可能。
整体而言,儒法国家采行“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必须以“中庸”之道保持社会和谐,保持政治结构的长期稳定和平衡。
与中国相较,工业化之前的欧洲,尽管并没有建立世俗政治意味上的统一国家,但宗教却兼有组织力和动员力。在宗教排他性的神圣建构下,天主教会具备穿透各地方、各阶层能力,它与个体的人的接触,比任何世俗政权都更广泛、更直接;天主教会实行思想箝制,甚至有能力常态性地动员全社会“猎巫”,教会由此具备——至少是——“中高度”的动员能力;因各政治体范围有限,在名为“封建”的非国家型态军事部落的内部及部落相互之间,往往依赖中度以上的社会动员来维持自身的地位。这些都意味着即使是在“中世纪”,欧洲的基层和个人所接受的动员即已超过中国,这一传统成为资本主义高度社会动员的基础。
资本主义依靠对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压榨以及对非洲、美洲和亚洲的海盗式殖民、剥削,在其统治的范围内实行全面的高度动员,其中包括承袭中世纪的宗教动员模式,强化意识型态动员的作用。近代西欧民族国家的建构和继之而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高度依赖对立性、冲突性意识型态的动员作用。连希特勒这样迷恋权力的政客,在面对德国的战略选择议题时,竟也不能摆脱意识型态的束缚,将与德国国家利益互补,但意识型态不同的苏联设定为首要敌人,为此所进行的彻底的国家动员,给德意志民族带来了灭顶之灾。
在西欧、北美的政治文化中,中庸、调和被视为妥协、投降,政客所宣称的“公平竞争”原则中的“公平”,唯一的标准是对手的失败;为了己方的胜利、成功,必须将对方设定为妖魔,必须不择手段地保证对方的失败。同理,“现代化”,只能以西欧、北美认定的内容为标准,这个范围以外的“现代化”,只要不符合西欧、北美政治文化所设想的西方附庸、仆从的角色,必然被指定为“反人类”、“反现代化”。极限动员、极限操作的政治传统,使得西式的“现代化”丧失自我调节的能力,失去永续发展的可能。
为何现代化重新成为议题?──“‘中国式现代化’是真实的议题吗?”系列之一|《远望》
现代化与中国政治文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真实的议题吗?”系列之二|《远望》
官网:www.yuanwang.com.tw
微信公众号 : yuanwangtianxia
新浪微博:@遠望_YUAN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