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远望》2022年7-9月号（总406-408期）；作者华志一为史政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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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世鸿与其家族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台籍烈士叶盛吉生前吸收的唯一一位党员是其台大医学院的学弟颜世鸿。颜老先生出生于1927年的日据时代高雄，三岁随全家迁居泉州，尔后于1937年因父亲颜兴奉妻舅张锡铃转达的指示返台从事“群众工作”1，因而亲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甚至于1945年3月20日以台大学生身份被征发为学徒兵，但其强烈的中国民族意识始终没动摇过。当台湾光复后，返回台大医学院就读的颜世鸿结识叶盛吉，在叶盛吉的学识与人格感召之下，颜世鸿加入中国共产党，希冀一同为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献身。尽管叶盛吉不幸于1950年12月29日牺牲，颜世鸿也先后遭关押于绿岛与小琉球、饱尝13年7个月的囹圄辛酸。但出狱后的颜世鸿不忘初心，写下许多文稿以记叙身世与对中国前途的关切，还前去探访叶盛吉入狱后出生的儿子叶光毅并阅览叶盛吉文书，更将叶盛吉的狱中遗书翻译成中文。因此，颜世鸿可说是叶盛吉遗志的继承者，其特殊又隐密的家族身世，正是一部台湾人民反帝反殖民、反内战、求统一的奋斗史，这正是弥合两岸历史断层、重建台湾社会的中国认同的最有力事证。
此外，基于抗日的民族大义，张锡祺、张锡钧等人与共产党也颇有合作，张锡祺1930年于上海创立的光华眼科医院，便是掩护中/共地下党人和传递抗日情报的联络点。据颜世鸿所叙，张锡祺在另名中/共党员王学文的介绍下，“经由地下管道”加入共产党。（颜世鸿先生称张锡祺于1956年入党，见《青岛东路三号：我的百年之忆及台湾的荒谬年代》，台北：启动文化，2012年，页94。但在《老残琐言》中，又称“二舅表面上，五五年才由王学文介绍入中国共产党”（页17），与前述入党时间不符。况且，王学文是在1927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隐藏身分进入日本人创立的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教以发展谍报网，直到1937年才奉令撤退去延安，再说解放后已无需“地下管道”入党，因此张锡祺的确切入党时间，应是在王学文离开上海前的1930-1937年之间，颜世鸿先生恐有笔误）。此外，叶盛吉于1948年9月前往大陆旅行时，也在上海拜会过张锡祺数回，离别前还特意前去致意与拍纪念照（相关记载可见许雪姬、王丽蕉主编，《叶盛吉日记（八）1948-1950》，台北：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国家人权博物馆，2019年，1948年9月3日条、9月6日条、9月23日条，页235-238、251-254、296-297）。颜世鸿也发现父亲“对苏区的情形似乎熟悉。二妹出生前，我常听父亲说一些苏区的情形给母亲听，如：公妻是胡说、看病不要钱等。”（《青岛东路三号》，页93），颜世鸿也曾在1933年的“福建事变”中亲眼见到十九路军的良好军纪（《青岛东路三号》，页90）。因此颜世鸿在笔下自嘲“在这百年，颜家三代都曾为ˊ叛匪’”（颜世鸿，《上海、上海》A版未刊稿，1996年11月3日，页12），指的正是颜张两家既身为“抗日世家”、与中/共又往来甚密、自己与几名至亲更先后加入地下党的曲折经历，均是曾当权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当局眼中的“叛匪”。
颜世鸿多年来撰就大量手稿，除了《绿岛百事》与曾被改名为《青岛东路三号：我的百年之忆及台湾的荒谬年代》的《霜降》已出版外，其余手稿均尚未刊行。且颜世鸿提笔并非为了争名牟利，纯是替见证的人事与对中华民族的期许留下纪录，因此不似蒋介石日记般有诸多隐晦甚至刻意误导的情节。虽然戴国煇2曾劝颜世鸿“历史的东西，应该还给历史”，鼓励其梓行回忆录，但颜世鸿忖度“我自认为自己的文章是不上大雅……这本来只是为自己写的，趁还没有老而成果写下来，所以根本不想出版。所以我对出版，心内很乱，我第一〔深怕〕犯了如顾亭林先生所说的，把不成熟的东西轻易示人”3。由此可见，颜世鸿确实从不是为了美化或淡化某段记忆、或沽名钓誉而写作，这使其文稿的可信度与历史意义，远胜过许多政客回忆录那种搽脂抹粉的杂凑文字。
更重要的是，颜世鸿文稿是令今人认识与理解、一个真真正正的台籍中国人如何自少至老均不改其志的心路历程的珍贵文献，字里行间既饱含对中国百年苦难的感慨及未来复兴的期盼，亦表现出中/共地下党人的坚贞气节，绝无皇民化台民般推崇殖民的自贱笔调，更无自认遭“中国外来政权”迫害的自怜妄想。更可贵的是，比起未留下多少只字词组的多数地下党人，颜世鸿与叶盛吉俱有大量亲笔手稿存世，这替破解台/独史观提供了最坚实的战略武器。因此可以说，如欲重夺遭台/独势力歪曲与掌控的台湾史话语权，便不能忽视叶盛吉的存在；如欲研究叶盛吉的意义，更断不能忽略颜世鸿的继承4。唯有将叶盛吉与颜世鸿的事迹合壁审视，才能打破台/独势力建构的所谓“悲情台湾人”、“被迫选择红色祖国”、“台湾人徘徊于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之间”等荒谬谎话。
颜世鸿与“奸匪李登辉”的相见
故此，笔者特别挑选颜世鸿于《七四自述》中追叙李登辉（时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前来台南市仁爱之家访见的段落，借以对比两人的人品与见识，从而更显扬颜世鸿在道德观、国家观、民族观等方面均极难能可贵的历史意义：
那一年（按：1998年8月27日）5，有位参谋连络我，我只好连络董事长李庭芳先生。一度说可能取消，但那一天他真的来了。惊动警察署，及市政府。我随董事长李先生、主任叶先生，与李总统握手，在三楼会计室，临时设一厅做简报也由李庭芳董事长做，他只眼角扫我这边一次，而后看看日间托老老人活动，看一看，他们回去了。我们还临时在一个诊疗室设一个临时指挥所。他也许看过叶盛吉传记、或者由戴先生（戴国煇）6口里不知什么动机，听过我在这一无名的诊所当主管，一时动心想来看一看。但总不能似看朋友那么随便。他临走，我们还是按序握手，不重也不轻。所以到今天，我还是摸不到他的动机。那位上校参谋打的是我家的电话，而且是傍晚，所以动机不在“台南私立仁爱之家”。我是知道的，应是冲着我来。叶盛吉兄、戴国煇先生，还有一个极微小的原因，我写而外流的“霜降”或“上海、上海”7，而来看看这“抗日世家”、“叛匪列传”中的后裔。但我心内平平静静地让它过去了。我所以到现在不敢有太多太重的言辞。8
李登辉与颜世鸿既有相同点、亦有相异点。相同点是两人都曾为中/共地下党人。但相异点有二，一为颜世鸿至今未改初心、未忘使命，李登辉却早已“二进二出”共产党，9甚至有出卖同志之重嫌。10第二点，则是两人对中国文化、政治、历史与国族认同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从1994年痛骂中/共是“土匪政权”、对司马辽太郎抱怨身为“台湾人的悲哀”、1999年发表“两国论”，以及诸如主张“钓鱼台是日本领土”、在琉球的台籍日本兵“慰灵碑”上写下“为国作见证”等等，李登辉已不知发表过多少“反中媚日”的言论。在《台湾的主张》内，李登辉矛盾地一面自称“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也曾多所涉猎”、一面批评“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最理想的状况，是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自主权，如台湾、新疆、西藏、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11；更有甚者，李登辉还时常鼓励日本该更有自信，声称“以他国为殖民地，绝非良策，就国际道义而言，更非光采之事。但若一直耿耿于怀，不愿向前看，对日本既无益处，对台湾也无帮助”。12
但凡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晓，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近代军阀横行等兵荒马乱时期的中国，都是生灵涂炭的乱世，因此孟子回答梁惠王天下如何才能安定的问题时，直截了当地点明唯有“定于一”，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故追求大一统、再施行仁义礼乐以安天下，向来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与道德理想。台湾史家杜维运便剖明“春秋大一统之义，更是崇高的和平境界。……秦汉以后的统一局面，赖以绝而复续者屡，战祸以之而减少，生灵藉之以复苏。如春秋战国的形势不变，中国数千年历史，岂不完全演另一欧洲列强纷争之局？中国的和平，赖于中国的统一”。13故李登辉污辱维系统一的中国政治传统是“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还鼓励中国分裂为七个区域，绝不是理解与关心中国的表现，更不是为了和平，反而会招致无穷无尽的内忧外患。李登辉这些论点，与妄图反中仇华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美国情报机构做的对华报告简直毫无二致。
至于日本侵华与殖民的残忍罪责，李登辉既不追究，还鼓励日本拒绝反省，这又岂对得起死难的千万同胞？戴国煇便批评李登辉“看重日帝留下来的产业基础建设，但历史的大是大非他并没有搞清楚。……这个大是大非若都能忘记，还能面对自己的祖先吗？”14颜世鸿对此也有同感，他在阅读戴国煇的历史著作之后，便向戴国煇答覆道：“应该你与他（按：指李登辉）有段不能逾越的墙”，戴国煇还高兴地表示“你读出来了，你读到这一点”15。可见凡是对中国历史有温情、有认同、又具备良知的正常中国人，都难以忘却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烈过往，遑论苟同李登辉的谬论。
作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俯仰无愧的中国共产党员，颜世鸿当然不齿叛国叛党的“奸匪李登辉”。对这位侥幸当上台湾领导人的“李奸匪”突然“纡尊降贵”地专程来访，即使“惊动警察署，及市政府”，但对颜老这等大人物，也只“心内平平静静地让它过去”。他所谓“到现在不敢有太多太重的言辞”，其实表达的就是“何足挂齿”四个字。
李登辉虽曾为中/共地下党人，却从未真正具备中国认同。他对昔日地下党“同志”的“关切”，其心可诛。
颜世鸿的情怀与识见
亲历日本殖民侵华与国民党白色恐怖迫害的颜世鸿，能在独派当道的台湾，至今坚持中国认同与期许民族复兴，除了“抗日世家”给予的言传身教之外，博览群书、记性过人的特质也培养出颜世鸿缜密的分析能力，这使得他在面对中国的治乱兴衰以及个人的旦夕祸福之际，依旧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独行其道，而这正是他与贪生怕死、见利忘义的李登辉最大的歧异所在。并且，颜世鸿对中国既饱含感性的民族情怀，又富含理性的冷静识见，这也使他超出了一般“感性统派”的层次。
比如2000年颜世鸿前往上海浦东与表弟张荣国、张荣仁（按：俱为张锡钧之子）团聚时，担任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处副总工程师的张荣国，便劝颜世鸿应趁三峡大坝合龙前去饱览长江旧貌，霎时令颜世鸿大发思古：“孔明隆中献策三国鼎立、荆州凶变先主崩殂、白帝托孤六出祁山、星落五丈原。而后蜀亡于邓艾，自六岁前起读了多次〔三国〕演义，在厦门听数次说书，……往事难忘。……翻开地图，夏口、荆州、秭归、夷陵、猇亭、川口到演义中的走麦城、火烧连营、八阵图、白帝托孤，一连地名及故事，纵横心内。宜昌以西变化不多，火烧连营七百里，正在这一段将淹没的旧三峡”。16若无对中国历史的热爱，颜世鸿岂能如数家珍地一口气道出如此多三国典故？若无对中国历史的温情，又岂会欲在大坝完工前，游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的三峡？颜世鸿在此展现的情怀，实比某些表面高喊“两岸一家亲”的“演技派”台湾人还来得情深意挚太多。
但抒发完思古幽情后，颜世鸿旋即又严肃地写下：“为什么不少人反对兴建大坝，甚至有人怂恿台湾可攻大坝。为了这种种，决意实地走一趟”17，接着巨细靡遗地记录：“三峡大坝工程的中枢地位在中堡岛，距宜昌约四十公里。通用水位一七五公尺，洪水位一八五公尺，容水三九三亿立方米，洪水量二二一五亿立方米，最大泄洪量每秒十万立方米”，同时又积极阅读如戴晴、黄顺兴等反对派的意见。颜世鸿还不厌烦琐地爬梳从孙中山《实业计划》、1932年国民政府派出水力发电勘测队、1950年成立长江水利委员会、1957年周恩来强调三峡水利的重要性、1970年葛洲坝动工等三峡大坝的发展过程，理解“长江水利委员会拥有七十年来九千多的文件，十四个小组的研究结果，……可以想到这一计划不是匆促赶出来的”18。这段记述正凸显颜世鸿对国家建设的深切关怀，即使他无权、无势、无职、无位，根本无法影响建筑大坝的决策，但是他内心那份对祖国大地、民族未来的细心呵护，驱使他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然后才能放心地做出判断。这种重视调查、不凭感情妄发空言的谨慎作风，切中毛泽东主张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因此颜世鸿虽自知遭捕后已失去党员资格，但他务实的爱国之心，却远比许多空谈教条的左翼人士更像个实事求是的真正共产党人。
此外，颜世鸿还分析道：“他们（按：指反对建坝派）主要是怕坝崩，及一旦〔遇上〕战争或恐怖分子，可以省一个胁制的目标。前者可以由工程质量及对策解决，致〔至〕于在目前世界，求免于战乱的绝对性办法，似乎是世界人类所共存的一个很大命题，不是区区有无这一坝的问题”19。这番识见，既能顾及中国复兴的特殊需要，又能看到某些问题实为全世界普遍面对的威胁。而这也证明颜世鸿对中国认同的坚持、对中国复兴的信心，从来就不是盲目的乐观抑或人云亦云，而是确实论析之后的理智抉择，与叶盛吉一样皆属自省之后“义无反顾”地热爱祖国。
颜世鸿曾写道：“我自知年老的狼狈和痴迟，不过也知道人类经验累积的好处。对历史或现实的种种事项曾经投入不少热情及思虑，对一切发生于各国，尤其中国的虚像兴〔与〕实像，自有一种对自己判断的或然率和由自省而来的结论。……所以当年大家眼盯着北京天安门，我却注意许多大陆各地，香港、台湾，美国及欧洲国家的动作及消息。民主、自由可以是崇高的理想，也可以是杀人的暗器”，最后则写下“中国虽穷为大国，大国就是能‘信’，如孔夫子‘民无信不立’。这诡异多变的世界所期望的，或许就是对大国中国的‘信’”20。这更显露颜世鸿卓越的历史分析能力，令他既得以不受西方“民主”话语的诱惑、同时又深信中国文明的忠信传统将是国际秩序的希望——这与会通“天下大同”理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不谋而合，复兴的中国绝对不同于靠剥削与侵略发家的欧美霸权。
英雄vs.匪类：颜世鸿的真正意义
1990年的大陆春晚中，陈佩斯与朱时茂表演了经典小品《主角与配角》。在其中，饰演“配角”的陈佩斯无论如何变装、改换台词，仍然无法取代一身正气的“主角”朱时茂。“匪类”与“英雄”实取决于人格与立场，而非地位与角色，当然更不能由成败而论。
如上对比之后，“颜世鸿们”与“李登辉们”的差别一览无遗：前者看待中国的历史和未来，既可扬长又不避短，心中敞亮、满怀热血地投身于民族复兴的伟业；后者一生见风转舵、见利忘义，不断变色“转型”，但最终还是回到他的“原型”——“22岁以前是日本人”。“李登辉们”出于反中谋独的心态，无论中国有何优点俱视而不见，反而咬牙切齿地巴望中国四分五裂或愈乱愈好。因此谁是英雄？谁是匪类？已是不言而喻：颜世鸿们虽被国民党视为“叛匪”，实为中国人的英雄；而李登辉们虽也曾被国民党特务称为“奸匪”，却因其叛党叛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匪类”。
然而，尽管李登辉受到广大中国官民唾骂，但李登辉的“独流”思潮早已流毒台岛，李本人更受台/独与日本右翼尊奉为“民主先生”。部分大陆涉台官员和学者只批判李登辉个人，而回避“李奸匪”的言论已深深烙印在台湾社会内，令大多数台湾人俱化为“奸匪”党徒。如陈孔立等人便坚称“‘台湾人认同’也不完全等同于政治态度，不等于主张‘台/独’。所以，两岸认同对台湾同胞而言，可以有‘双重认同’，既认同‘我是台湾人’也认同‘我是中国人’”。21这种论点，完全忽略了自蒋经国伊始，主张“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双重认同，便含有将台湾割裂出中国范畴、向台/独意识妥协的政治意义；尔后再经李登辉的强化宣扬，所谓的“台湾认同”早已不是如“湖南认同”、“北京认同”般的朴素乡土意识，而是出自分离主义的“国家”认同。并且，根据政大选研中心的定期民调，今（2022）年6月，台湾民众中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非“中国人”者已经高达63.7%。这些人的“台湾认同”根本就是“反中国认同”。假使不能正视此一事实，大陆如何制定有效的促统方案？又如何在统一后重建台湾人的中国认同？形式上抨击李登辉个人、实质上对大量“李登辉们”的拒统谋独视而不见，无异是纵“匪”归山、任“匪类思想”继续鱼肉台湾人的心灵。
《远望》曾在社论强调正确解读与摆正对“叶盛吉们”的研究，才能破除台/独史观。假使大陆无法正视“李登辉们”乃现实中台湾社会主流的事实，不正面否定“匪类”成群的正当性，那么身为叶盛吉学弟与革命同志的颜世鸿，虽坚持一生以延续叶盛吉遗志、同时继承其凝聚两岸共同抗日反帝光荣历史的家族传统，却将在台/独建构的历史观与世界观里继续被颠倒黑白地诋毁为“叛匪”——先背叛日本殖民的“现代化德政”，再背叛国民党的“反共保台”，最后还背叛民进党的“建国大业”。如此一来，本该做为统一后台民回归祖国、重拾尊严的英雄典范的叶盛吉与颜世鸿，岂不是真的枉死与白活？
叶盛吉依据良心与理性，从皇民蜕变成坚定的中国人，但台/独势力却无所不用其极地扭曲叶盛吉的认同转变，以为其树立台/独史观话语权所用。
台/独势力垄断、曲解、掩盖“叶盛吉们”史料的行径擢发难数，而颜世鸿虽低调生活、手稿也多未出版，但不代表未被台/独势力甚至投机统派给盯上。假使如颜世鸿所料想，李登辉是因为戴国煇的介绍或《霜降》、《上海、上海》等自传而探访颜世鸿，这代表李登辉早已敏锐地察觉颜世鸿可能引发的政治波澜与历史冲击。论政治波澜，同样身为中/共地下党人，曾领导李登辉所属“新民主同志会”的刘沼光又是叶盛吉与颜世鸿的台大医学院学长，还是叶盛吉前任的医学院支部书记，李登辉自然担忧颜世鸿是否知悉自己入党、退党且叛党的过往。徐渊涛亦发现李登辉曾于1996年参观新光医院，只为了看访正担任肾脏科主任的李苍降之女李素慧，因此写下耐人寻味的一段话：“以李登辉之现实、无情性格，对当年政治难友竟表现得出奇‘念旧’与‘礼遇’，其中缘由，就有待读者自行深思了”。23故李登辉在1998年对颜世鸿表示“关注”，恐怕正有警告往日同志以安稳选情、维护个人神话的利益考量。
至于历史冲击，若李登辉当真仔细阅读过颜世鸿的自传，必能发现颜世鸿的存在、认同与身世，无一不是对李推许日本殖民“功绩”、宣扬“台湾认同”的反向重击。因此李登辉可能盘算藉由亲身观察颜世鸿，推敲颜世鸿是否会威胁到自己的政治生命与台/独理念。由此来看，狡狯的台/独势力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对其不利的反面证据，而这正是当前两岸统派必须急起直追的要务——抢救台湾地区地下党人史料、夺回台湾史话语权。否则若再遭“李登辉们”抢先占有、埋没或扭曲这些英雄的历史，叶盛吉、颜世鸿与其他或为抗击日寇、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烈士们，不是遭改头换面成为“爱台湾”献身的热血志士，就是继续被辱骂为背叛“台湾国”的赤色“叛匪”。
因此，关心国家统一的两岸中国人，与其不断重复“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或一再宣告如何惠台以促进两岸“心灵契合”，倒不如睁眼看清迄今犹在病床上等待两岸统一的颜世鸿老先生，研究他是如何在感性中培育对中国的温情热爱，在理性中深化对中国的殷切期许，并且在中国人的“大信不约”的气节中坚守叶盛吉先烈之遗志，这才是台湾人重新学习当个顶天立地中国人的楷模，也是大陆在促统与巩固统一后局势的进程中，最应援引、最应推许且最鲜活生动的人物。尽管如前所述，颜世鸿先生颇有顾炎武“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的自谦，不欲显扬自己的回忆与事迹，但这些正是“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24的战略关键。故倘若我们未注意颜世鸿的传承与现实意义，甚至“以是刻之陋而弃之”25，以为颜世鸿先生的几卷“琐言”无足轻重，那两岸中国人将在同台/独势力抢夺话语权与正当性的斗争中，继续处于下风而不自觉。
惟英雄才能成为历史叙事的主角，而匪类终将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颜世鸿vs.李登辉”之间，我们要明辨“英雄vs.匪类”，坚持作到“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26，不容青史尽成灰！
叶盛吉的牺牲是义无反顾，不是无谓悲剧——叶光毅采访记｜《远望》
建立新中国，台湾人没有缺席──纪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牺牲的叶盛吉们｜《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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