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地区农业开发极早，其农耕历史源远流长。早在西周时期，这片土地上就已开始生产粳稻，成为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蕲春县达城乡柏条铺村毛家咀遗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在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堆存粮食的遗迹，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鄂东地区早期农业活动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鄂东地区的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汉时期，迁入的“五水蛮”与土著劳动人民一道，共同开发了巴水、蕲水、浠水、倒水流域。他们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以种植水稻、茶作物为主，为鄂东地区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三国时期，吴国在寻阳（今黄梅）及巴水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屯田活动。他们引水灌溉，开垦荒地，使得水稻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其中，孙权、吕蒙等将领在屯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孙权嘉奖吕蒙的战功，任命他为庐江太守，并赐给他寻阳屯田600户，官属30人。吕蒙回到寻阳后，继续致力于垦田事业。吴建兴二年（公元253年），吴诸葛恪也在寻阳屯田，并在巴水侧设立屯田点，进一步推动了水稻种植的发展。
晋朝时期，鉴于后赵南侵导致的土地荒芜和民众流离失所，荆州刺史庾翼上表请求将西阳、新蔡二郡的荒民迁移到故寻阳地区进行屯田。孝武帝同意了这一请求，并在九江王英布旧城（今黄梅地）侨置南新蔡郡领蕲阳（蕲春改名）及侨置之苞信、慎、宋4县。这一时期，鄂东地区的农业得到了进一步的恢复和发展。南北朝时期，南梁大同八年（公元542年），在新（今黄梅）地区设立了“颂平屯”进行垦田活动。这些垦田活动不仅增加了粮食产量，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
进入唐代后，黄州地区逐渐成为桑蚕、茶叶产业的重要基地。向朝廷进贡的布匹被列为九等中的第一等，而蕲州产的蕲门、团黄茶更是自唐以来就享有盛名，其中团黄茶更是被誉为茶中极品。这些特产的产出不仅满足了皇室的需求，还推动了鄂东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
宋代时期，鄂东地区的农业得到了更加全面的发展。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政府在蕲口设立了榷货务机构，专营茶叶等农产品。茶民以茶交租，政府则通过买卖茶叶来获取税收。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政府派遣使者制造贡茶时，蕲州的贡茶更是位居首位。这一时期，茶叶生产已成为鄂东农业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此外，宋代政府还积极推行占城稻的种植。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宋真宗派遣使者从福建取来占城稻种三万斛，分发给江浙两淮地区的农民进行播种。这是占城稻引入鄂东地区的开始，对于提高当地粮食产量和丰富农作物品种具有重要意义。在宋代的其他时期，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动鄂东地区的农业发展。例如，宋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由于江湖大旱导致流民北渡江，宋政府派遣大理寺主簿薛季宣在黄冈、麻城等地设立官庄22所，为流民提供房屋和土地，并发放耕牛、农具和种子等生产资料，帮助他们重新定居并垦殖荒地。这些措施不仅缓解了流民问题，还促进了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绍熙元年至二年（公元1190-1191年），叶适任蕲州知县期间，他实行宽刑善政，为民开塘900余口，种稻10万斛。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水稻产量，还改善了当地的水利条件，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更加稳定的环境。
元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八月，朱元璋部在著名的鄱阳湖之战中战败陈友谅，随后占领蕲州、黄州。鉴于黄梅沿江湖区地势低洼，车马行走不便，朱元璋特命都水营田使康茂才（蕲州人）负责筑堤，以方便交通与农业生产。此堤后来被称为驿路堤，亦称康公堤，成为鄂东地区重要的交通与防洪设施。明朝初年，朝廷对鄂东地区的农耕文化给予了高度重视，大力推动沿江大堤建设和土地开发。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明廷派遣部臣前往鄂东，督筑青林堤（今黄广大堤）。这项工程历经四年时间，终于竣工，为黄梅下乡平原湖区沼泽地的大规模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时期的鄂东地区，农田灌溉、水利设施得到了显著改善，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升。在人口迁移与农业种植方面，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江西地区的人口开始大量迁入鄂东，而麻城人则移往德安、四川等地，这标志着朝廷“湖广填四川”政策的开始。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朝廷正式诏令蕲州、黄州试种棉花，并将种植技术向所属各县推广。自此，鄂东地区开始种植棉花，农业种植结构得到进一步丰富。![]()
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蕲州归属黄州府，黄州府自此实现了行政区划的统一。同时，朝廷在黄州府设立蕲州、黄州卫，作为常备军事机关，并兴办军屯，垦殖两州长江南北两岸的田地。据史料记载，黄州府此时造册户数已达94952户，人口总数为642160人，官民田地山塘总面积达到23.563万公顷（353.44万亩），年征夏粮米3690石，秋粮米216954石，随粮丝3229斤，纺2583。这些数据充分展示了鄂东地区在明朝初年的农业生产规模和实力。
至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黄州府共有官民田地山塘24.333万公顷（365万亩），比百年前增田地山塘7800公顷（11.7万亩）。这一时期的鄂东地区，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农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至万历年间，鄂东地区的农业开发达到了“野无遗土”的盛况。这一时期的鄂东地区，不仅粮食产量大幅增加，而且棉花、油料、桑蚕、茶叶等经济作物也得到了广泛种植和发展。鄂东地区逐渐成为明、清直至现代中国粮棉油桑茶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其农耕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鄂东地区逐步形成了南部以种植水稻、棉花、油菜为主，北部以茶叶、蚕桑等特产为主的耕作种养模式。历史上大量的外来移民，不仅促进了鄂东农业开发，也促进了鄂东农耕文化的发展。外来移民不仅推动了农业开发，也促进了农耕文化的发展。人是文化的活跃载体，古代文化传播多依赖人的迁移。移民虽多为百姓，但来自较先进地区，对迁入地文化有潜移默化影响。移民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融合与碰撞，催生了新的人文气象。![]()
自古以来，鄂东地区便是人口迁徙与融合的重要舞台，这些迁徙不仅推动了地区经济的繁荣，更为农耕文化的多元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周朝时期，武王灭商后，封梅伯诸孙为侯，其领地黄梅山一带（涵盖现今黄梅、蕲春、广济北部交界山区），便成为了早期人口迁徙的见证。战国时期，楚国北迁梅国族群至黄梅，进一步丰富了地区的人口构成与文化底蕴。
《黄州府志》详尽记载了公元前225年楚灭邾后的移民潮，邾国君民被迁入境，黄州禹王城因此得名邾城，标志着又一轮人口与文化交流的开始。东汉年间，无论是南郡“蛮”的反叛与迁徙，还是“巫蛮”在许圣率领下的屯集与投降后的再迁徙，都深刻影响了鄂东地区的社会结构与农耕文化。特别是“五水蛮”的迁入，不仅加速了五水流域的农业开发，更促进了农耕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导致了中原人口的大规模南迁，西阳、新蔡等地人口纷纷涌入鄂东，带来了北方旱作农业技术与牛耕生产方式，极大地提升了鄂东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这一时期的移民，不仅为鄂东带来了物质财富，更促进了北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深度交融，区域内的农耕文化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南宋时期，面对金人的南侵，宋金战争导致鄂东人口锐减。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南宋朝廷积极号召垦荒，岳飞等将领更是身体力行，号召江南农民北迁垦殖，为鄂东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宋绍兴四年起，江西人口开始大规模迁入江淮间，特别是蕲、黄两地，成为鄂东农耕文化的重要补充。元明之际，战乱频仍，江西等地人口再次大量迁入鄂东，其中不乏罗田、黄冈、麻城等县的定居者。明洪武年间，“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更是将大量江西移民引入黄州，他们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与文化，成为鄂东农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据《黄梅县姓氏志》记载，明朝前中期，有41个姓氏移民黄梅，其中33个来自江西中北部，这些移民不仅丰富了黄梅的人口结构，更促进了农耕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清代早期，又一轮“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潮席卷鄂东，大量江西移民带来了南方的水稻种植新技术与文化，进一步推动了鄂东农业的开发与农耕文化的大发展。这些迁徙与融合，不仅加快了鄂东农业开发的步伐，更实现了南方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大融合，形成了鄂东特有的农耕文化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