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清匪反霸斗争和“镇反”运动
广济解放初期，国民党军队溃逃时潜伏的一批武装特务，勾结土豪劣绅，收聚惯匪、“百当”队，组成大小不等的股匪和反革命地下组织，趁罗城堤溃口，县境大部地区遭受严重水灾之机，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到处抢劫公私财物，割电线，挖公路，甚至杀害革命干部。
为此，县委、县政府贯彻执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进行清匪反霸的决定，于7月份成立广济县剿匪指挥部，组织地方武装部队，以政治攻势为主，结合军事清剿，先后歼灭集结在破头山、观山寨、扁担冲、鄱阳湖的4股匪特武装。
其中，9月30日取得破头山剿匪战斗胜利。10月中旬，县剿匪指挥部副指挥长率领第二连，将正在梅川一带发起反革命暴乱（杀害革命干部1人）的所谓“华中长官公署挺进军第七纵队第三支队”围歼丁观山寨附近，生擒惯匪张文彩以下 30余人。
经过4次军事清剿，到1949年底公开作乱的股匪基本剿除；除击毙、俘虏外，有47名匪首、334名匪众主动向剿匪指挥部缴械投降。共缴获小钢炮1门、轻机枪10挺步枪 300 支、短枪 20支、子弹 3000发。此后，主要由公安部门依靠群众缉捕残匪，并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
到1950年7日，土匪武装基本肃清，共计破获剿除土匪武装104股，反革命组织24个，其主要成员均捕获归案；清査斗争恶霸地主、土匪、特务978人。对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实行镇压，对一般匪众则采取宽大政策，大部分教育释放或交由群众管制。
虽然取得清匪反霸斗争的胜利，但还有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仍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造谣、骚乱，破坏民主改革运动；有的混入国家机关从内部进行反革命破坏。为此，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于1950年7月联合发出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县迅即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年11月26至29日，在全县范围内，对已由公安部门掌握情况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统一搜捕；其中对70名逃匿县外的反革命案犯，由县公安机关派出专人，配合当地公安部门将其逮捕归案，押解回籍。各区（镇）、乡召开群众大会，对缉捕的这批反革命分子进行公审。全县参加公审大会的群众达10万人次，上台控诉反革命罪行的苦主有5000余人。经人民法庭审判，除将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处以极刑外，将大部分案犯收监，以待审理。
中央政府于1951年2月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后，县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主要是结合各项民主改革进行，依靠群众，肃清潜伏的反革命分子，打击残余反革命势力。7月2日，成立广济县清理积案委员会，由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团体，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有14名委员，其中党外人士4人。清理积案委员会将全部积存的反革命案件分3批进行讨论研究，提交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审议，最后由人民法院定案处理。1953年7月，全县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任务，镇压反革命运动亦随之结束。
农村进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
1950年12月下旬至1951年4月中旬，全县农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县委、县政府抽调240名国家干部，到农村指导。当时全县农村计有97个行政村，其中50个村派有工作组；基层政权机构较健全的47个村，由村行政组织领导开展运动。
农村各地在运动中，严格执行湖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减租减息实施细则》，所有地主、富农及公产出租的土地，一律按原定实际交租额的25%实行减租，并全数退还佃户原来所交付的押金；解放前农民向地主、富农所借旧债，一律按月利一分半计算清偿。还针对地主、富农的夺佃等不法行为，提出“反夺佃、反变卖、反倒算”，责令退出所变卖田地的款项，被夺走的佃田仍由原佃户耕种，并对不法地主分子开展说理斗争，进行经济清算。所赔、罚的钱物，由村农会主持民主评定等级，分给贫苦农民。全县减租减息共计折粮169.6万公斤，斗争不法地主分子罚款折粮128.6万公斤，使24561户贫苦农民收回所减租息和分得“斗争果实”，对当时度过春荒、恢复生产起到有利作用。
从1951年7月开始，全县土地改革由点到面逐步展开，首先在从政、余川、花桥、五里、莲花、大梅乡进行土改试点工作。
10月，县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领导全县土地改革工作。11月6日至12月3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土改干部集训会，总结6个土改试点乡的经验，学习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规定。全县抽调862名土改干部参加集训，其中县、区脱产干部799人，减租减息运动和土改试点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63人。
此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许道琦率领的省直机关宜教系统一批干部，还有湖北革命大学的一批干部、学员，到广济参加土改运动。参加集训的土改干部组成若干工作队、组，于4日分赴农村各地帮助农民进行土改工作。绝大多数土改干部艰苦深入，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创了农村干部通过“三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全县各地均以乡为单位进行土地改革。在运动中，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和政策，将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贯穿运动的全过程。运动展开时，一些不法地主分子千方百计对抗土地改革，有的地主装穷叫苦，软化农民。
花桥乡东边大垸共有41户，地主采用手段使38 户农民为其收藏财物。大梅乡一个不法地主分子召开5个房头的户族会，哄骗农民包庇他“过关”。周干垸有个地主分子放火烧毁4户贫农的稻堆。梅川有个地主分子持刀杀死一位贫农积极分子的母亲。对此，工作组进村后，反复宣传土改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访贫问苦，了解真实情况，揭穿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活动，教育农民克服单纯“造册分田、和平土改”的思想，引导农民进行自我教育，回忆对比，吐苦水，挖穷根，算剥削帐，控诉地主阶级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罪恶，提高阶级觉悟。
还特别注意联系本地实际情况，引导农民控诉户族统治、户族械斗的苦，破除封建迷信，八字命运和封建宗法观念。胡家垅乡张超凡垸的贫雇农在诉苦会上，控诉本垸两个地主户族头子以盖祠堂、修家谱为名强迫农民出钱，从中侵吞 4000多块银元和18万斤稻谷，迫使8户农民卖田卖屋，倾家荡产。吴义岭垸有49名户族械斗受害者，控诉了地主户族头子吴岭阳的反革命和户族统治罪行。通过诉苦挖根，使农民认识到封建制度是万恶之源。
各土改乡特别重视深入细致的进行个别发动，即是重点发动一批苦大仇深、老实正派的贫雇农，以他们为“土改根子”，去串连发动穷苦农民组成贫雇小组，逐步吸收中农参加；在此基础上召开农代会，成立农民协会。全县参加农民协会的成年农民有12万多人，占农村人口40%以上。
各乡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农民进行反霸斗争和划分阶级成分。全县划出贫农40051户64843人；中农29268户，117780人；富农3052户，12187人；地主3612户，14807人；小土地出租者2131户，8710人；其他阶层2624户，10673人。
紧接着，没收地主的“五大财产”，即土地耕牛、农具、房屋、浮财（多余的生活资料）。并征收富农的部分出租土地。分配的原则是划分等级，“填坑补缺”，缺啥补啥，对地主也保留一部分略低于贫雇农的生产、生活资料。全县无地少地的贫庙农共计分得土地138000多亩，耕牛2300头，水车、犁耙耖等农具12000多件，房屋12000多间，家具11万多件，大件衣、被11万多件，粮食450多万公斤。
杨林乡董干垸雇农董全和，全家五口，分得土地12亩，青砖屋3间，耕牛半头，犁2具，耙1乘，水车1乘，粮食 800斤。他特地买回毛主席挂像贴在中堂，并贴上“翻身不忘共产党，饮水当思掘井人”的对联。
在运动最后阶段进行民主建政，民主选举产生新的村、乡政权机构，建党建团，建立群众团体，巩固运动成果。全县在土改运动中发展共产党员91人，青年团员1127人，民兵10070人，妇联会员37333人，宣传员1359人。
1952年10月至1953年夏进行土改复查工作，主要是纠正土改运动中的错、漏等问题，在土改复查的基础上，正式颁发土地证和房屋所有证，
武穴镇开展民主改革
1951年8月，武穴镇开始进行城镇民主改革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放手发动工人群众，打倒统治、压迫、剥削工人的封建把头、恶霸、反革命分子，废除行帮封建制度，树立工人阶级的政治优势。当时武穴镇是黄冈地区直辖镇，中共黄冈地委派地区工会主席刘树成率领工作组，到武穴镇参加并指导运动，运动部署分两批进行：
第一批是1951年8至10月，在工商行业、码头行业和街道进行民改。中共武穴镇委、镇人民政府抽调45名国家干部，组成6个民改工作组深入基点，指导运动。作法大致是，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依靠工人、店员和城市贫民，斗倒封建把头；对依附封建把头，仅有少许反动行为的人，一般是“洗脸擦黑”，进行批评教育。在此基础上，选举成立工代会，整顿或建立工会和街道行政组织。武穴码头行业分7个码头，原先分别由7股封建把头把持，全行业有码头工人440人。在运动中串连发动374名工人加入工会，斗争大小封建把头11人“洗脸擦黑”10人。武穴镇铁业、皮革业计有手工业工人106 人，串连发动90 人加入工会，斗争封建把头3人，“洗脸擦黑”4人。
第二批是1953年3至7月，在内湖外江的民船和渔船中进行民改。故称“水上民改”，共计抽调机关干部40多人，组成5个工作组指导开展运动。这次“水上民改”实际上是以武穴镇为重点，在全县范围内的水上系统进行的。参加运动的船工船民渔民1400人（其中武穴镇有500多人），分为武穴船民、武穴渔民和龙坪、田家镇、内湖（包括大桥边至仓头埠一线）等5个水上系统开展运动，作法与城镇民主改革大体相同。在斗倒水上封建把头后，建立了船民协会。
工人群众和船民、渔民在民主改革运动中，不仅在政治上翻身，而且还得到一部分合理的经济利益。武穴镇各工商行业都签订了“劳资合同”。工人、店员的工资都适当有所提高，有的还分得一部分封建把头赔偿的经济果实。通过运动，工人群众提高了当家作主的觉悟，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如铁业工人原来人均日打15张铁扒，他们自订爱国增产计划，定为18张，实际生产达到 26张。武穴码头原来一天搬运公粮10万公斤，运动后期达到20万公斤；工人们将漏撒的零星粮食都扫起来，归还国家粮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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