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逃到了台湾

文摘   2024-12-12 19:18   湖北  
一九四九年五月,彼时国内局势已发生巨大变化。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主力遭受重创,其统治已摇摇欲坠。我部九九军隶属于汤恩伯麾下,奉命坚守高桥阵地。这一时期,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军事指挥混乱,军队士气低落。与苏州河北岸的解放军对峙,历经长达二十余日的血战,部队损失惨重,几近瓦解,已无力再战,军长邹鹏奇亦身负重伤。

五月二十五日中午,局势突现变故,解放军竟从苏州河北岸撤离,我军见状便大肆宣扬所谓“高桥大捷”。十几万上海市民不明就里,被卷入这场莫名的“胜利”庆祝之中。然而,至下午两点,风云突变,解放军于我军后方及东西南三面迅速完成了大规模包围,仅留下“吴淞口”一处未被合拢。或许是解放军秉持人道主义,有意为我军留出一条海上逃生之路。

当日晚间,我军退至江湾路同济大学附近时,便衣侦察组传来消息:南京路一带情况不明,四千交通警察已全部倒戈投共。

我军一路退至吴淞口,眼前唯有茫茫大海,却又无船只可供撤离。刹那间,解放军五百门大炮齐声怒吼,轰鸣声中,天摇地动。国民党原本准备用八百辆大卡车运往台湾的银币,排成四路纵队,绵延八里之长,恰在此时,解放军的炮弹击中其中几辆,顿时火光冲天,银元洒满码头。
待我们好不容易觅得一艘商轮时,一枚炮弹竟径直落入烟囱,商轮迅速开始向江中沉没。船上约二百人顿时乱作一团,幸得船上装载着大量竹布,每箱五百尺,共计一千五百箱。参谋长无奈下令将布箱推入江中,布箱入水后皆浮于水面。众人被迫跳入江中,而后攀附布箱奋力游向岸边。此时,炮弹如雨点般朝码头倾泻而来,我等仿若承蒙“菩萨庇佑”,又寻得招商局一艘大空船。仅有数十人得以登船,船长催促参谋长速速启航,以免重蹈前船覆辙。

船只刚一启动,岸上的部队便开枪阻拦,不许开船,但我们已无暇顾及,毅然决然地发动引擎,开足马力冲出火网。两岸的部队遂向船上开枪射击,参谋长只得下令还击,一时间自己人与自己人相互交火,岸上部队死伤众多,而我们最终得以逃出吴淞口。

我军在莲花岛苦等三日,盼来海船。汤恩伯向蒋介石请示后,派来两只登陆艇,将我们运抵台湾高雄港,后又转驻花莲港。

抵达花莲港后,我部收集残部仅三百余人。当时我任职军司令部上校人事科长,彼时的台湾虽暂时为国民党军的“避风港”,但社会局势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随后,从青岛市运抵台湾的国民党将校级军官多达一千余人,可他们皆成了无兵可带的“光杆司令”。另有一千五百名随军家属,因无房舍居住,只能在海边搭建帐篷勉强安身,其状狼狈不堪,处境极为艰难。军官们纷纷向我索要安置之所,家属们则找我讨要眷粮,每日皆令我疲于应付,焦头烂额。而我自己的家眷尚滞留南京,家中还有幼小儿女,公与私的双重困境交织,令我归心似箭。

四九年农历冬月初八,趁部队防备松懈之际,我与司令部少校兽医组长唐紫轩借舟山群岛定海县尚未解放之机,办理出境手续,于冬月中旬抵达定海,终于在腊月三十平安回到家中。

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台湾民众反应强烈,怨声载道,纷纷谴责蒋介石贸然发动内战之举。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饱受战争创伤尚未痊愈,国民党既无力战胜共产党,又何苦执意再战?

在花莲港,曾多次出现“反内战,蒋介石祸国殃民”等标语。如此众多的大陆军民涌入台湾,衣食住行等各种负担陡然加诸于台湾民众身上,怎能不引发台湾民众的强烈反对?

蒋介石妄图在台湾征兵扩充军备,台湾百姓直言:国民党八百万大军都已丢盔弃甲、一败涂地,即便将台湾八百多万百姓全部征入军队,亦无法挽救蒋家王朝覆灭的命运。

(周国良,罗田八迪河人,原国民党九十九军上校人事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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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罗田文史》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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