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继安传书故事谈正祀下的民间济渎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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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2024-11-16 08:11
北京
摘要：山川祭祀至少在周代就已经存在，作为五岳四渎之一的济水祭祀自汉代就被列入官方祀典，受国家正祀的影响，地方社会流传的李继安传书济渎神的故事表明民间济渎崇拜的形成。与地方神灵被官方纳入祀典成为国家正祀不同，庙会、祈福、祈雨等济渎民间信仰习俗体现了受国家正祀影响神灵的民间化过程。位于豫西北济源市济渎庙是隋至清代国家进行济水和北海祭祀的场所。济渎庙之中，遗存有大量关于济水祭祀的碑刻，其中有一通较为特别的宋代碑刻，讲述了李继安击石传书的故事。这通碑刻立于北宋开宝六年（973年），名为《重书龙池石块记》，碑文如下：大汉通容元年，太岁甲辰，其年大旱。有怀州河内县界沟村百姓李继安，为商泛湖，回至君山庙。祭奠次，忽见一人，衣朱衣，形仪有异，将书一封，称；“达至怀州西七十里济源县县西北约三里，有一龙池，前有石一块，但击此石，必有人出，其形差异，但勿惊畏。此书玉皇敕下济渎神行雨。子至彼当得赏钱二百贯。”李继安以书扣石，事悉皆验。碑文讲述的是怀州河内县界沟村人（今焦作市博爱县界沟村）李继安，经商到南方洞庭湖一带，在君山庙祷祝之时，接受神人嘱托将玉皇大帝敕令济渎神行雨的文书送到济渎龙池，李继安不负所托，远行千里回乡将行雨文书交与龙池中的神人，事后果然降下甘霖的传奇故事。关于李继安传书，民间俗称“李货郎捎书”故事的形成时间，一直以来莫衷一是。这一故事与唐代传书类传奇故事相比，有其独特的内涵。这一故事自宋代至明清，被地方社会多次立碑记述，表明了地方社会的某种诉求或态度。本文拟通过济渎庙中李继安传书故事对国家正祀影响下的民间济渎崇拜进行初步探讨。从碑刻题名《重书龙池石块记》可知，碑文中关于李继安传书的故事的形成要早于宋开宝六年（973年），依据碑文记载，故事发生在“大汉通容元年”，对此古人早已提出疑问。明代大梁李濂《嵩渚集》载：“考两汉、蜀汉、五代汉，并无通容纪元者，乃知后人妄为此记，以欺愚瞽，而又谬塑继安像于庙之仪门前，置大石头一块，方三四尺，以为昔人所击之时，大可笑也。且其事窃仿‘柳毅传书洞庭君 ’之事，但改击橘树为击石耳。抑岂知柳毅传书之事，亦好奇者为之，而非理之所有乎？”明代大梁（今开封）名士李濂曾于嘉靖年间到怀庆府游历，足迹所至王屋山、济渎庙、月山寺等覃怀名胜。当他游览济渎庙的时候不仅见到了上述宋开宝六年（973年）所立的碑刻，而且见到了李继安的塑像以及一块大石头。经过考证，他认为历史上的汉代没有通容纪元年号，李继安传书的故事是后人仿照“柳毅传书洞庭君”的传奇故事所作。对《重书龙池石块记》考证最为详尽的当属清代嘉道时期著名金石学家陆耀遹（1771—1836），在其所编纂的《金石续编》中对这通碑刻的纪年进行考证后认为，碑文通容年号，虽然史书未载，但应该是五代十国时期北汉刘知远所用年号，可补正史之缺。李继安传书故事中的“玉皇”即“玉皇大帝”，又称“玉帝”、“玉皇大天帝”、“玉皇大天尊”、“玉皇上帝”等，道教尊称其为“昊天金阙至尊玉皇上帝”，是道教所信奉的主持天道、总管天地人三界的大神，也是我国民间信仰的最高之神。玉皇大帝崇拜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原始信仰的天帝崇拜。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的天帝崇拜被道教吸收，南朝道士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中开始将“玉皇”与“玉帝”列入道教神仙谱系。到了唐代，随着道教兴盛，玉皇这位道教天神的影响力开始扩大，开始出现在唐人笔记、小说中，并成为文人墨客的咏颂对象。但总的来说，唐代的玉皇信仰主要流行于失落文人的圈子里，玉皇信仰的普遍流行要晚到宋代或更迟。将玉皇大帝正式请进官方祀典，奉上众神之主宝座，奠定他的天上皇帝地位的，是宋朝的几个皇帝，特别是宋真宗和宋徽宗。宋真宗亲自导演的天书事件与梦见祖先的神话，将玉皇大帝开始提到官方祭典的地位。而立庙奉祀玉皇，始于宋代。最初只是在皇室的宫观中供奉玉皇，后来各地宫观相继建有玉皇庙、玉皇殿。李继安传书故事中，玉皇给济渎神下达敕令行雨文书，济渎神要依令行事，不能违背，体现了玉皇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表明玉皇信仰在民间已经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见李继安传书的故事不会早于唐代，其形成的时间应该在唐末或五代时期。《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济渎神作为国家祀典中的五岳四渎祭祀的对象之一，由来已久。《礼记》“王制”记载：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济渎祭祀主要体现在为皇帝、国家祈福为主要目的，当改朝换代、新帝登基以及皇帝出巡、战争胜利等军国大事之时，皇帝都要按照国家祀典的规定遣官进行山川祭祀，昭告神灵。唐代以后，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皇帝也会遣官祭祀济渎神，祈雨、祈雪；或是谋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为表感谢，亦来祭祀，此时，济渎神肩负着雨神的职责。如金正大年间两年干旱、元至元七年左右旱灾蝗灾交替发生、明成化二十年北方持续干旱，皇帝都遣使臣祭祀济水神和北海神，意在消除灾害。济渎庙李继安传书故事中，济渎神作为一方司雨的神灵，行雨灵验，惠泽地方民众。地方社会对于这一故事的反复书写，进一步强化了济渎神在民间信仰中的雨神形象。无名氏立碑重书龙池石块记是在开宝六年（973年），而这一年正是历经五代十国数十年的战乱之后，北宋王朝对济渎庙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在怀州河内人、翰林学士，曾官至宰相的卢多逊所撰的《重修济渎庙记》中写道“祠庙卑圮，置而不修，礼仪废坠，驰而不举”，显示出此次重修之前，济渎庙庙貌因多年未修而残破不堪，济渎祭祀也多有荒废，重修之后庙貌焕然一新。济渎庙在北宋初年的这次大修显然是官方的行为，其目的是借助恢复济渎祭祀昭告世人，宣扬政权的合法性和皇帝的仁德，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江山永固。与此次官方大修同时所立的《重书龙池石块记》，虽然不能表明国家对于民间在济渎庙之中为李继安传书济渎神之事立碑作传的活动持支持态度，但不加干涉至少说明是认可的。在北宋开宝六年（973年）无名氏立碑重书龙池石块记之后，仅仅过了一百多年，到了崇宁三年（1104年），李继安传书的故事就被当时济渎庙的庙令马用明以立碑的方式再次书写。三百多年之后，明宣德四年（1429年），可能是崇宁三年的碑刻风化损坏，怀庆府及济源县的一众官员及济渎庙道会司道会秦洞真又立碑记述李继安传书故事，这次立碑不仅记载了崇宁三年立碑之事，而且镌刻了李继安在龙池边敲击灵石，巡海夜叉出水迎接的画面。到了明泰昌元年（1620年），在济渎庙中又立了一通记述李继安击石传书的碑刻，李继安传说的故事被再此书写。立碑人为御用太监胡滨和济源知县涂应选。从碑文记载来看，涂应选被任命为济源知县后，在披览《玉川志》（该志已佚）时，读到了李继安传书的传奇事迹，对玉帝为何不直接将敕令传与济渎神，而托李继安传书产生疑惑，他认为，玉帝之所以费劲周折托李继安传书，是为了彰显和传扬李继安的德行。钦差提督河南带管陕西税务、乾清宫近侍内承运库署库事御用太监胡滨驻怀庆府时，派人祭告济渎神，祈求国泰民安，得知李继安传书碑记已经不存后，嘱托涂应选立碑重刻其事，涂应选因此重新为李继安传书的传奇故事刻石立碑，昭告世人，以免李继安之德行湮没。地方社会并不满足于为李继安传书之事竖碑立传，已经堂皇的在济渎庙中为李继安塑像祭祀，而这显然属于朝廷并不认可的“淫祀”。根据明天顺四年（1460年）所刻《济渎北海庙图志碑》载：“水殿之前有拜殿三间，内塑继安寄书神像，并置所击灵石”，表明李濂游济渎庙所见到的李继安塑像至少在天顺年间就已经存在。到了清代，民众甚至将李继安传书故事中的神人夜叉也塑像于济渎庙神殿之后，旱时祈雨时，有通过曝夜叉像的祈雨仪式，《怀庆府志》记载了乾隆年间，知府布颜因怀庆府大旱，到济渎庙祷雨，曝夜叉像，次日果降甘霖的灵验事迹，县令黄国铨立碑记述。“济渎庙神殿后，有夜叉像，即《旧志》所载“汉代大旱，河内人李继安寄书行雨处也”。昔贤辩其事，近附会，然亦时有灵验。乾隆岁癸卯年五月，怀郡旱甚。知府布颜行部济邑，亲诣庙中斋宿祈祷，乃以夜叉像曝日中，书“风雨雷电”四字，焚令赍之。隔宿，雷雨大作，一郡均沾。邑令黄国铨勒碑纪其事。”尽管士大夫中不乏有人对李继安击石传书之说荒谬无稽，从北宋初年到清代，这一故事却被地方社会通过碑刻的方式反复书写，未曾间断，其背后所反映的不仅是对李继安德行义举的彰扬，更体现了在正统庄严的王朝济渎祭祀影响之下，玉川民间社会的土壤中济渎神信仰的蔓延生长。明宣德四年、泰昌元年，李继安传书济渎神的事迹被在此书写，并镌刻于石，参与立石的不仅有怀庆府、济源县地方官员，还有济渎庙中的道士。在国家遣官祭祀的仪式中，地方官员和道士往往是作为配角和参与者而存在的，每次国家遣官祭祀仪式之后，都会立碑纪事。现在，地方官员在国家正祀的济渎庙宇中树立石碑，记载的却是讲述“怪力乱神”李继安传书济渎神的灵异事件，不仅于此，在济渎庙中堂而皇之修建了李继安祠并塑其神像供民众祭祀。民间故事人物李继安被神化入驻国家正祀空间之中，表明明代地方社会中民间济渎信仰已经非常兴盛。民间济渎神崇拜包括仿效朝廷祭祀中的投龙简仪式而进行的投金银器行为、规模宏大的济渎庙会以及祈福、祈雨活动等。“没岁三月间，远近百姓进香后多秘带金银、仙佛、银娃、金盆之类，乘人不见，抛入池中，谓之抛长生”。清代王士祯所撰《皇华纪闻》中记载了一则天顺年间济渎“浮灵药”疗病的故事。“明天顺间，恩县人赵云，性至孝。母刘病笃，闻济源庙神有灵药，诚求可得，云往求之。越二日，水中涌出一娟囊，内盛绛桃花片，约二升许，持归煎汤奉母，疾果愈。其余愈疾又十余人。”可见济渎神崇拜在明代传播到恩县（今山东平原县、武城县）一带。明代学者李濂曾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亲自考察了济渎庙中潮赐祈福的盛况。他在《游济渎池》一文写道：“余家去济源仅三百里，数闻乡人献香祠下者，云有借贷钱布浮药以疗病之事，心窃疑之。嘉靖乙巳年春三月，计当俗所谓潮赐之期，乃单骑往观之，州县献香人纷还四至，昼夜叫佛声响震林谷。...余坐水殿竟日，见布帛桃干浮出水面者，上书姓氏年月，亟取视，咸三日内所投，则何所闻浮出远年之物皆妄传也。又见绵裹成药浮出，以应人求者，上皆有字。意神灵为之，必仙画云篆，乃皆俗笔，而服之者亦罔效，岂庙中人欲神其说而故为之耶。又乞嗣者，所投银婴儿，有沉有不沉者，盖银婴儿皆空中，其郤有渗漏者必沉，否则浮。”李濂是带着怀疑求证的眼光看待济渎池的“潮赐”习俗。经过他的观察，认为所谓的“潮赐”，不过，民众抛入池中的“成药”、“银婴”等物受到济渎池泉眼沸腾冲浮之力所呈现的一种自然现象罢了。他认为济渎作为国家正祀，只有天子才有遣官祭祀的资格。民众在此祈福，不仅不合礼制，且容易引发动乱：“先王列之为渎，庙食万世有以哉。国家定制，惟天子得遣官祭告。其历代碑刻亦云：蠢兹下民，不远千里，混男女塞道涂，群蹈僭谬以侥福田。自古奸人多假神以倡乱，如汉末之张角，诱结凶愚，至三十六万，流毒海内。为人上者可听其贸，贸而不禁其渐乎。”李濂虽然站在国家正祀的立场批判了民众在济渎庙中祈福祭祀活动，从侧面表明明代地方社会民间济渎崇拜之兴盛。由于民间的济渎神崇拜兴盛，济渎庙在每年春天三月间，逐渐形成了大型的民间庙会，士民、商贾云集，香火鼎盛，方圆百里闻名。虽然国家也时常出资对济渎庙进行修缮，但鼎盛的民间香火是庙宇的日常维修提供的主要经费来源。明代，济渎庙庙会祈福活动一度因民众大量聚集容易引起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被官方禁止。正统七年（1442年）四月，有民众在济渎庙祈福时，从水中得到诗文，引得人们争相传诵。这一事件引起时任河南巡抚于谦的警惕，他认为以前有妖贼张普祥假借佛法诳篇愚民致使发生动乱，现在每年数以万计的军民到济渎祈福，恐因此发生祸端，为了防微杜渐，将得到诗文的人押解到京城审理处治。到了嘉靖末年，由于士大夫反对民众在济渎庙中烧香祭祀的呼声，济渎庙庙会被官方禁止。“往春辄为会，顶香谒者尽远近民，而并籍香钱为修庙具。世宗末，有司以民因会为妖怪，遂罢会，每春闭庙门，民裴□不得入，庙亦渐圮”。到了万历年间，史记言担任济源县令，主持重修济渎庙，虽然是官方举动，所需赀财还是仰仗民间庙会的香火钱。“是役也，鸩工程材，公议如旧，集香钱等给之，举亡所预于民”。万历年间，嘉靖末年遭到禁止的济渎庙会得以恢复。由此可见民间济渎信仰的地方社会中的影响之大，生命力之顽强。在农耕文明时代，百姓靠天种田，其实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水，水作为农业生产的命脉，两者的紧密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古代的农耕方式。由于济渎神、北海神的水神属性，自然官方、民间赋予了行云布雨的功能。当王朝面临严重的天旱灾害时，天子遣官祭祀以祈求济渎北海神显灵降下甘霖，泽被苍生。关于官方祭祀济渎祈雨灵验的记载最早可见唐代，李颀（690—751）在《与诸公游济渎泛舟》一诗中写道，“济水出王屋，其源来不穷。洑泉数眼沸，平地流清通。皇帝崇祀典，诏书视三公。分官祷灵庙，奠璧沉河宫。神应每如答，松篁气葱茏。苍螭送飞雨，赤鲤喷回风。洒酒布瑶席，吹箫下玉童。玄冥掌阴事，祝史告年丰”。诗中对于皇帝依祀典遣官举行盛大的济渎祭祀活动，投龙简，济渎神有求必应，降下甘霖，大地五谷丰登。此后关于济渎神祈雨灵验的王朝祭祀活动屡屡见诸碑刻。受官方祈雨祭祀的影响，民间济渎崇拜中的祈雨活动更为频繁，这些祈雨活动民众为主体，地方官员在其中往往发挥主导作用。在李继安传说故事的核心内容即是玉皇大帝诏令济渎神行雨。以济渎庙为中心，在周边村庄形成了济渎祈雨祭祀圈，信仰圈的构建是信仰发展过程的见证，以信仰圈为基础产生了“九会祈雨”和“济渎挑雨”习俗。“九会祈雨”是指清代济源县城及济渎庙周边的九个民间会社举行的济渎祭祀祈雨活动，九会包括东街、西街、南街、北街、西关、纸坊以及庙道镇的东社大慰会、西社张夫子会、南社张祠堂会。九会祈雨起于何时，未有记载，但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初。祈雨会设置祈雨官、引雨官，九路人马由祈雨官统领，一般推举县令担当祈雨官。祈雨前三天，县衙上下都要斋戒，从县衙到济渎庙沿途设防，道上不允许农夫挑粪，不允许红白事占道。举行仪式的当天，鸣锣开道，黄旗掩映，乡绅耆老，手持明香，头顶烈日，会员头戴柳条帽，穿彩衣，插蓝旗。规定每路人马有一架鼓队助兴，五十人掌三眼铳，二十人打旗锣，百人掌宫灯雁牌，十人打清道旗，十人打飞虎旗，五十人背五色旗，五十人身穿朝天卦衣，手握金刀，每队近三百人，九路人马总共两千多人在前，后有宾郎五对引导祈雨官，祈雨官端坐黄罗伞下，两边随侍引雨官，四人抬着神水坛，坛中插柳。祈雨队伍浩浩荡荡，来到济渎庙龙亭，引雨官扶着祈雨官进香，九路人马三呼水神，三拜九叩，向济水神北海神许愿，由引雨官从龙池取回倒入神水坛，再取龙池水向空中挥洒，以示天降甘霖。仪式结束后，祈雨队伍退出济渎庙，祈雨会结束。一旦祈雨成功，还要再次宰牲庆贺，演戏酬神。而“济渎挑雨”则是受益济水灌溉的东边六个村庄举行的祭祀济渎神，挑挖龙池的祈雨仪式。东六村也称东六堰，包括西马头、东许村、北堰头、西水屯、北水屯、南水屯。这六个村每村都有一个阅历深厚、德高望重者担任他们的堰长，这六个村庄还共有一个总堰长，这个职位由六个村的堰长轮流担任，负责河道的维修、储水、排涝等日常管理事务。若遇到久旱无雨的年份，则要组织这六村的民众到济渎庙北海池向龙王祈雨。他们的祈雨形式和其他祈雨一样，只是多了一项义务劳动。在祈雨祭祀仪式后，他们会挑选一批青壮劳力，在北海池内清除杂草，挑挖淤泥，以疏通泉眼，增加出水量。这种义务劳动每天参加者达上百人，自带干粮，中午鸣锣吃饭，下午各自返家，直到完工为止。许庚星在民国时期曾担任济源县长，至今还流传着他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 年）率领士绅百姓到济渎庙祈雨的事迹。济渎庙中的祈雨活动自建庙之日起，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可见济渎崇拜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深远。民间信仰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地理基础和社会基础。济渎神崇拜的产生首先源于官方的建构，与地方神灵被官方纳入祀典成为国家正祀不同，济渎神民间信仰体现了受国家正祀影响神灵的民间化过程。民间济渎信仰的产生一方面是受到国家济渎祭祀的影响，另一方面，信仰区域内频繁出现的旱灾是其产生的地理基础。产生于晚唐、五代十国时期的李继安传书故事暗含地方民众对于济渎神祷雨有灵的感性认知和心理寄托，并通过不断的立碑记述来进一步强化了民众信仰的历史隐喻。作者简介：李立明，河南济源人，现定居北京，覃怀区域文化公众号《陆海微澜》创办者，业余研究覃怀地方文化。1、乾隆己酉年重刊怀庆府志（点校本），中州古籍出版社；2、郝清嫩，济源金石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1月第1版；3、梅莉. 玉皇崇拜论[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000(012):87-92.4、方百寿. 唐代文人的玉皇信仰[C]// 闽台玉皇文化研究. 1996.5、李留文，地方精英与地域文化变迁研究（13-19世纪）——以济源为例，郑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第1版；6、李瞬宇. 古代济水信仰与祭祀[D]. 郑州大学, 2017.7、余晓川 曹国正，济渎庙，河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8、庙街乡土志编写委员会，苗兆丰，庙道街乡土志，19959、姚永霞，济源经典汤汤济水，中州古籍出版社，2020年4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