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寓言故事到城市符号——“愚公移山”的历史演变与地域文化认同

文摘   历史   2024-11-11 06:59   北京  
摘要:源自《列子.汤问》的“愚公移山”寓言故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从道家思想语境中独立,被赋予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内涵,到了近现代,“愚公移山”更是被赋予中华民族自强复兴的深刻寓意。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对于“愚公移山”重新阐释,使得“愚公移山”形象进一步深入民心,人们产生了探寻这一寓言故事发源地的文化需求,作为王屋山所在地的河南济源,在“愚公移山”的传播中形成地域文化认同,“愚公移山”形象成为城市的文化符号。

    关键词:愚公移山  济源 王屋山 地域文化认同

     “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出自《列子.汤问》,现存最早的文献为东晋张湛的《列子注》,这个寓言故事讲述了北山愚公因为家门前的太行、王屋二山阻隔交通,带领家人劈山修路,期间打消妻子的疑虑,回应了河曲智叟的嘲弄,其行动最终感动天帝,天帝指派具有神力的夸蛾氏之子搬走了两座大山,自此出入交通不再有山脉阻隔。
源自《列子.汤问》的“愚公移山”,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到了近现代,“愚公移山”更是被赋予中华民族自强复兴的深刻寓意。特别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词中对于“愚公移山”重新阐释,使得“愚公移山”的形象进一步深入民心,人们产生了探寻寓言故事发源地的文化需求和心理需求,王屋山所在地河南济源在这一过程中基于历史传统和现实价值,得到地域文化认同。“愚公移山”也成为济源这座城市的文化符号。
一、“愚公移山”的传播和演变
   愚公移山这段文字在《列子.汤问》一篇中是殷汤与夏革之间对话的一部分,作为夏革向殷汤阐述道理的论据,通过愚公之口“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说明了道家“大道永恒、抱朴守愚”的思想。
到了唐代,“愚公移山”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寓言故事产生影响。中唐时期丘鸿渐作《愚公移山赋》:“止万物者艮,会万灵者人。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则愚公之道行。”作者提出的愚公移山之人道与天道说。提出了“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的思想。移山之既成,在于“愚公之道行”,“体道以通神”,因而人天同心,最终获得有成。不过唐代对于“愚公移山”的解读仍然带有道家思想色彩。
自宋代至清代,“愚公移山”的文本逐渐从道家思想的语境中独立,愚公逐渐成为一个持之以恒,自强不息的励志形象而被士人称颂,从地方志、地理志记载来看,王屋山是“昔黄帝受丹诀于是山也”,“王母洞在天坛北。古传黄帝会西王母之所”“绝顶有炼丹池、御爱松。世传轩辕访道处。西崖下为沇水,乃神禹导济之”,仅仅提到黄帝授丹经、会西王母以及大禹治水的传说,基本上未提到愚公移山寓言故事,可看愚公移山作为寓言故事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仍然非常有限。
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觉醒的中国民众尝试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重塑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一时期,愚公移山的故事得逐渐在普通民众中得到传播。1918年著名学者傅斯年在《新潮》杂志发表《人生问题发端》一文,从人生观角度对愚公移山故事进行阐释,认为“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而“人类的进化,恰合了愚公的办法”,赋予了这一古老寓言社会民主科学的新思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民众逐渐认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和持久性,只有各个阶级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才能最终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愚公移山”故事中愚公不怕困难、持之以恒、有志竟成的核心价值与抗战精神相契合,成为鼓舞全民族坚持抗战的精神支柱。1938年、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的讲话中多次引用愚公移山激励抗日斗志。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为困难的相持阶段,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创作了《愚公移山》,画作中愚公移山的形象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的写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对“愚公移山”进行了全新的阐述,号召千千万万一样民众,发扬愚公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搬掉压在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自此,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成为政治动员和革命的象征,在党内和群众中开始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看到山东莒南县厉家寨这个昔日的穷山村通过改造自然环境面貌焕然一新后,挥笔写下“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语。同时,《愚公移山》一文也作为革命经典文本之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学习。在“大跃进”运动的推动下,全国掀起学习“老三篇”之一的《愚公移山》革命经典热潮,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愚公移山”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愚公移山的精神从革命的政治动员转变为生产建设动员,全国各地、各行业学习愚公移山精神,人人争当社会主义“新愚公”,创造了诸多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以后,愚公移山精神依然被提倡和发扬。
正是由于“愚公移山”在20世纪40至50年代的深入传播,愚公移山的故事是否真的发生过?故事的发生地在现在的那个地方?故事中的王屋山、太行山在今天的什么位置?越来越多的民众自然而然产生了对这一传说故事的好奇心和文化探求。
二“愚公移山”中的历史地理
在“愚公移山”的传说故事中,涉及两座山脉太行、王屋,一处海域渤海,古代九州冀州、隐土、雍以及北山、河阳、河曲、朔东、雍南、冀之南,汉之阴等地理方位。其中“太行、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勾勒出“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形成的区域在古冀州南部,黄河北岸,太行山与王屋山两座山脉相会地带。由于古今地理观念的差异,我们有必要对其中的历史地理进行辨析。
现代地理学认为太行山是一座绵延千里的山脉,其南端为王屋山,王屋山是太行山脉的一部分。《列子》成书的年代一般认为是战国末期、西汉初期,从历史文献来看,太行山最初的范围也仅仅是现在南太行的一部分。王屋与太行是两座地位相当、并列而称的山脉。
《汉书·地理志》记载:河内郡,县十八。...野王,太行山在西北。《淮南子》曰:“武王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险固,德能覆也,内贡回矣,使吾暴乱,则伐我难矣。君子以为能持满。高诱云:今太行山也,在河内野王县西北上党关。”《续汉书郡国志》记载:“河内郡,野王有太行山。”从先秦时期到东晋,太行山的范围主要是指今天焦作、晋城交界一带的山脉。东晋以后才逐渐将北至幽州,南至河内绵延山脉称为太行山。
古人观念中的王屋山的区域范围,从唐代杜光庭所撰《天坛王屋山圣迹记》中记述“十大洞天内一王屋山清虚小有之洞,周迥万里,在洛京西北王屋县,仙人王真人治之。”王屋山“北望析城山,东北望太行”,天坛“西有王附山,东北有王母三洞”,“坛东一峰甚秀,名曰日精峰,坛西峰名曰月华峰。”另有蹑云峤、 避秦沟、伏龙岭、鸡子峰、八仙冈、青罗峰、五斗峰、麻笼、药柜二山、齐岭、垂簪峰、齐岭、玉阳山等山峰胜迹,可见,唐人观念中的王屋山主要是指以天坛山为中心的核心区域。在明代李濂的《游王屋山记》、陈贵的《游王屋山记》等游记中也体现出这一观念。
古人将沁水作为太行与王屋的分界线。沁水“源出铜鞮山,屈曲周回,水道九百里。自太行以西,王屋以东,层岩高峻。”由于今天人们观念中的太行山已经成为绵延数百公里山脉,而对于以天坛山为中心的王屋山的观念比较一致,当人们对愚公移山进行地理定位和文化探求的时候,王屋山的所在地济源作为这一寓言故事的发源地比较容易得到认同。
三、“愚公移山”的地域文化认同
在同一地域内,因长时间的交流与传播,居民的语言、信仰、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行为等会逐渐呈现趋同性,从而促使带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出现。在济源西部山区流传着与“愚公移山”类似的两个故事版本“愚公盘山”、“吕三太挖山”,这两个故事中主人公愚公和吕三太主挖山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吃水的困难,而不是为了解决大山阻碍交通的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在王屋山区流传的民间故事作为与“愚公移山”相同故事类型看待。
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们并未对于“愚公移山”产生强烈的地域文化认同。济源境内拥有王屋、太行二山具备了“愚公移山”传说故事发源地的地理条件,20世纪40-50年代“愚公移山”故事借助伟人毛泽东的两次援引广泛传播,济源地方民众身处时代浪潮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愚公移山”精神,“愚公移山”这一传统文化遗产才逐渐得到地域文化认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愚公移山》的经典革命文本的传播浪潮中,济源地区的民众逐渐建立到自身作为“愚公”后人的观念,他们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在生产建设中呈现中独特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在兴修农田水利的实践中成绩卓著。
1953年冬,济源开展了以水土保持为中心的蟒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从1953年至1957年,济源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克服资金不足、技术缺乏、条件简陋等一系列难题,在蟒河流域的13个支流内修小水库63座,山区造林15万亩,建成近万个水窖,发展水浇地10万亩,基本上控制了蟒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坡地变梯田,效益逐年提高,粮食总产量也较1952年翻了一番。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为山东厉家寨写下“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语前后,济源水利建设的成就得到报刊的大力宣传和上级部门的肯定。1957年2月1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充分利用山区水力资源的一个榜样》署名文章,介绍济源的做法和经验。1957年冬,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在豫北13县座谈会上就充分肯定了济源县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蟒河流域的经验。1957年11月17日的《河南日报》还刊发了《往日愚公发奋移山 今日群众征服干旱》的长篇通讯,系统介绍济源王屋乡的水利建设成就。1957年12月,在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授予济源县“蟒河驯服 万民受益”锦旗一面。
1958年10月31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豫北地区负责人座谈会,当毛泽东从名单上看到济源县委书记侯树堂时,毛泽东深情的说:“济源有个王屋山,是愚公移山的地方。”侯树堂马上站起来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济源县建设好。”
1958年12月,国务院授予济源有周恩来总理亲笔签名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的奖状。随着济源山区水利建设的成就在全国影响的扩大,全国26个省、自治区派出119个参观团来济源学习,苏联、罗马尼亚、越南等国家也派团前来观摩。
文化传播有赖于人类活动与大众的传媒传播。每一地域都有自身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当文化资源与信息由一地向另外一地传递和渗透时,地域文化认同便产生了。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河南日报》、《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的宣传,外地参观团的传播,愚公移山与济源紧紧地的联系在一起,济源人民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的典型代表,进一步强化了济源人民作为“愚公”后人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整个社会对于愚公移山的地域文化认同。
同一时期,为了满足外来参观团体的探寻“愚公故里”的需求,王屋山燕婆洼被济源认定为“愚公移山”遗址和“愚公故居”所在地。1967年的6月11日的纪念《愚公移山》发表22周年大会上,阳台大队正式更名为愚公大队(即现在的愚公村)。自此,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有了物化的载体,愚公移山这一独特地域文化资源在济源的正式形成并进一步强化。
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历经10年,济源人民在毛泽东主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伟大号召的鼓舞下,进行大规模水利建设,先后共有一万多名民工战斗在太行和王屋二山上,修建“人工天河”——引沁济蟒渠。先后劈掉山头320座,完成了全长101 km的总干渠和118.60 km的支干渠,兴建中小型水库37座,蓄水池200多座,提灌站156座,使平原地区和部分山岭区的近2.67万hm2土地,从此告别了干旱,基本上解决了丘陵区和平原区的灌溉问题。这一工程是南太行地区继林县红旗渠之后创建的又一项大型水利灌溉工程。
四、新时期愚公移山地域文化的拓展与强化
地域文化的发展既包括其传统文化的展演,亦包括其现实价值的提炼。如今,“愚公移山”借助现代传播体系进一步拓展了地域文化的意义空间,并增加了新的价值内涵,从而更加强化了地域文化认同。
(一)愚公移山精神的传承
济源在水利建设方面的成就是愚公移山精神的最直接的体现。继引沁济蟒工程之后,济源人民继续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向高山水利化进军,在王屋山区相继兴建了王屋山水库、天坛山水库、鳌背山水库及其相应的配套渠道,进入21世纪,为了解决西部山区群众饮水问题,用了8年时间,依托三座水库,相继修建了3个大型供水工程,在全国率先实现山区集中化、城市化供水。2001年,黄河小浪底水利工程胜利竣工,济源人民在移民搬迁,工程建设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2005年,在毛泽东的《愚公移山》发表60周年之际,济源市委、市政府将引沁济蟒渠济源段正式更名为愚公渠。2013年,济源市正式将“愚公移山、敢为人先”确定为城市精神。伴随着济源的发展,愚公移山精神已经融入民众的血液之中,成为新时期建设济源不竭的力量源泉。
(二)“愚公移山”旅游文化的传播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愚公移山”这一传统历史文化资源逐渐向现代旅游文化转换,赋予了“愚公移山”新的文化意义。
愚公移山传说的发源地王屋山成为济源重点打造的旅游名胜区,2006年申请成为世界地质公园,《列子.汤问》中山险地偏的王屋山,以其身后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秀美的自然风光迎接四方游客。王屋山下的愚公村、愚公故居也成为游客文化探源的旅游目的地,满足心中对于愚公移山这一传说故事遥远和神秘幻想。
人工天河“愚公渠”、 十年修一路的水洪池“太行云路”以及小浪底水利工程等也成为独特的体现济源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精神的旅游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的开发和电视连续剧《王屋山下的传说》、大型豫剧《愚公移山》、大型舞蹈《愚公魂》等一批优秀的影视、戏曲和文学作品,这些进一步扩大了济源愚公移山传说发源地的文化认同和影响力。
(文中配图来源网络)



参考资料:
1、济源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王屋山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黄禹康,《伟人调研留风范——毛泽东在专列上召开豫北地区负责人座谈会》,世纪桥,2013年第2期;
3、陈立新,《当年人们认定“愚公移山遗址”的背后原因》;
4、李树陈,《愚公移山精神研究进展综述(2000—2020)》,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年9月第3期;
5、常安琪,常明强,《源远流长泽被后世——愚公移山精神在济源水利事业发展中的传承》,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2017年第8期;
6、梁尔涛,《张湛与愚公移山》,,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12月第4期;
7、田兆元,邱硕,《愚公移山:20世纪的民族精神建构及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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