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一夫二妻、多妻的现象，在政府的干预下已基本绝迹，但在涧北村，却有个人是俩老婆。
当事人段有祥，是段家珍之长子（养子），这人胆大心细，上了几天私塾以后便弃学在家，或放牛或练习翻跟斗耍枪弄棒，也练得一手好农活技术。1940年左右与白沟村的李氏家族姑娘结为连理。李氏父亲是个医生，在方圆左右享有盛名。李氏聪明能干，尤其是心点很清，人称活算盘，几斤几两、几元几角，十几次的账目相加相减，你刚说完，她就脱口说出计算结果来，算的分毫不差。还剪得一手好窗花、鞋花、衣裳花，会砍馍、会炸油条，逢年过节不是这家请，就是那家叫，忙得不可开交，是涧北村有名的女能人、女强人。可夫妻二人常常发生点口角，一次俩人因小事发生别扭，段有祥赌气离家出走，到王屋的庭芳村参加了警备队。
这个组织是属于日本人管理的，级别比皇协军高一级。因为当时日本侵略中国，势力范围由东北向中原扩展，此时已基本占领了黄河以北地区。当地的百姓有的为了混口饭吃，有的被当地的伪保长抓来强迫加入，这些当兵的主要任务是抓些民工来给日本修炮楼、筹集粮款等之类的。但段有祥这个人讲义气，很会替百姓着想，不像有些人得志便猖狂，狐假虎威欺压百姓，趁火打劫中饱私囊。在当时情况下，老百姓不交纳钱粮不行，段有祥领的人走乡窜户，根据家庭当时的实际情况好言相劝，让百姓自愿上缴应交的钱粮，从不敲诈勒索也不打砸抢夺，更不闹得鸡飞狗上墙。同时也和上级关系处理得很融洽，哄得头头晕头转向，不久就被提拔为警备队小队长，在庭芳一带很有名气。
在王屋庭芳的几年内，段有祥的为人办事，被当地人传为佳话。一天段有祥领着几个弟兄去外面办事，傍晚时分刚回到队中，就听弟兄们说抓了一些嫌疑犯关在队后的一处院落里，风言风语说是几名地下共产党人，要押解到县城。段有祥听说后，悄悄地来到后院，看见其中一人是大峪附近董岭村的周继高，询问了情况之后，就悄悄定下计策，要解救他们出去。段有祥忙叫做饭的给他们送来吃的喝的，又掂了两只烤熟的野鸡和酒来到司令部，和归田司令猜拳行令，趁其酒醉心迷之机，叫周继高等人破窗而逃入王屋山中。
第二天一早，归田才知道此事，气得手打脑袋、叫苦不迭，但也是哑巴吃黄连——敢怒不敢言。因为如果事情暴露，上级责怪下来，归田可是吃不完也要兜着走。这几个人逃出之后，先跑到邵原神沟，那里是地下党活动的区域，找到组织以后，叙说了情况，不久就被组织分派到部队中担任要职，随着大军南下，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被提拔为领导干部。解放后这些人员分配到地方担任要职，不断派人前来打听段有祥的下落。1955年的时候，河南新乡地区行政公署有位姓王的处长到庭芳打听，得知段有祥是大峪镇涧北村人，步行到此，欲邀请段前往新乡就职，段有祥因为考虑到自己斗大的字不识几升，对舞文弄墨的事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就婉言谢绝了。
后来又有几个人来看望，偏僻的小山村接二连三有大人物前来拜访，这消息是不胫而走，你传我，我传他，没几天功夫就轰动了大峪镇，段有祥的名声在大峪一带如雷贯耳。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自己有一大一小两个老婆，也没有受到冲击，这大概是因为段有祥是个平民百姓，再加上人缘好没办过什么对不起良心事的缘故吧。
新中国建立后，一夫多妻制也是国家明文禁止的，可段有祥怎么会有两个呢？说起来也有一段故事。段有祥在廷芳干警备队长时也时常回来看望妻子李氏。可李氏胆子大还有点任性，二人吵嘴的事也常有发生，有时二人赌气，李氏回娘家住月儿四十不回家，段有祥也年儿半载不踏进门。由于双方大人的说和、压制，二人没有闹到离婚的地步。民国三十年，黄河以北地区闹灾荒，为了活命，李氏就和婆家的兄弟段有连及弟媳聂兰香一同逃往河南新安县，在新安县的东沃遇到了小姨家的一家子人，三人就暂时留住在小姨家里，靠推磨挣麦麸来养活自己。本来小姨家（东坡村的冯会全家）都有五个人了，再加上又增添了三个大人，日子过得更紧张了。但看在亲戚面上，也只好将就着过。一天，李氏在东沃街送馍回来遇见了娘家远门叔父要去陕西，李氏就恳求叔父带她前往大荔找他父亲，远门叔叔看她死缠没有办法，就只好答应，李氏回到家告诉小姨一声就跟着叔叔走了。
在东沃住到麦子快成熟的时候，段有连夫妇回到涧北村说起此事，家人都认为平常二人常常生气，这一走也没有个音信，估计会改嫁他人。再者逃荒年间，外出的人凶多吉少，饿死人是常有的事，也猜想她远房的叔叔也许会把她卖给有粮有钱的人家，或换个银钱、食物之类的。段有祥想到此，就在庭芳又说了个小寡妇在庭芳度日。停了一段时间，李氏从陕西大荔回来，段有祥也没有办法，就只好两头跑。土改时，当地富户有妻妾的人不少，政府出面将纳的小妾纷纷解放出来，另嫁他人过日子。可当时庭芳属于王屋县，涧北村是济源县，这个空隙让段有祥占到了。当时村里的人也风言风语的听到一些，但无实证可查，就马马虎虎的过去了。
段家的大门楼在涧北村是首屈一指，盖的高大气派，用青砖砌起，大门前的台阶用三根条石铺就，地面铺着块砖，门前有一片开阔的空地，空地前是人们前往集市的街道，主窑的窑脑有十几丈高，再加上左右厢房和南屋房，远看此家必定是大户、富裕人家，所以工作队进村时首先居住在段家的南屋，其用意是土改首先从此家开始。当时他与弟弟段有连二人还没有分家，有婆婆领着过日子。工作队的同志，看到此家的艰难生活，以为是装着给工作队的人看的，夜里就藏到其家的窑脑上偷偷观察，也没有发现此家人在夜里偷做什么吃，一连观察了几天，得出了这家也是穷困人家的结论，只是驴粪蛋——外面光而已，就把重点转移到其他人家。
实际上工作队也不知道段有祥在庭芳还有一处庄且有窑有地，土改时给段家划了个中农成分，如果工作队知道这种情况，给段家划个富农成分的也完全是应该的。因为段家珍继承父亲的家业不少，虽然其不善经营，没有多大发展，但还是保住了自己的家业。涧北村的大块地都是段家的，如东十二亩地、后十二亩地、上洼的上五亩地、下五亩地，可想而知段家在村里的地位。到了加入高级社，土地都归公了，段有祥就带着翟氏回到涧北村。此时工作队已走，其他的国家干部也不过问这事，再加上其舅父聂有俊是农会主席，其弟弟段有连在村里担任重要职务，别人也不好意思惹是生非，就这样，一夫二妻的事实延及到公元2002年，李氏八十五岁高龄去世而宣告结束。
段有祥在两个老婆之间相处的都不错，在大集体的时候，工分都记在一起，一年分红或出义务工都按一家计算。小老婆不会生育，就抱养了大婆的二儿子和自己一起过，住在后院；大婆和其他的孩子都住在前院。李氏在四十八岁那年（1963年）还生了一个儿子。人们都说生了个“墓里愁”，其实不然，她不但把孩子养大，还给儿子娶了媳妇，媳妇到家以后还生了一男一女，都是李氏亲手给养大的。这正应验了“不怕得子晚，就怕寿数短”的俗语。
李氏为段家生了三男二女（老二被小婆翟氏抱养），人们每逢谈起此事，都感叹道：要不是李氏，那段有祥光要住小老婆，到现在连根鸡毛也没有。当地的人常说：一父两娘是弟兄，一娘两爹是杂种。村中有人在私下里说，段有祥害怕两个老婆生的孩子将来会生气，就让小老婆翟氏喝了麝香茶，故意不让小老婆生产。不知这事是真是假，时至今日，也无人得知。邻里们也有的听翟氏说过，是段有祥叫自己喝过麝香，害得自己一辈子没有生育过。不过二儿子段捞从小跟着翟氏长大，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养母与养子之间的关系相处得很好。翟氏给养子娶了媳妇，还精心照看着二儿子一大家子人家，段有祥在1978年去世后（时年六十四岁），二人的关系就逐渐好了起来，对待大婆身边的二女二男如同自己的骨肉，关系都处理的相当好。翟氏于 1995 年去世，享年八十一岁。养子段捞跟前生了二男一女，都是翟氏亲手养大的。养子为报养母之恩，善待母亲，和养母娘家的后人关系也很深厚，表兄表弟这一辈份还常年来往，双方儿女们的婚事、上学、参军等较大的事情也都相互来往走动着。
段有祥这个人留给村民记忆、影响最深的事还有两件。其一是给孩子的起名。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差，李氏生了几胎都没成人，他们用了一个破法：李氏又产生时，将打场时套在石磙上的罗框拿来，让孩子生在罗框里，没想到此法很有效，孩子成活了也长大了。所以，他们把生下的女儿呼之为“罗框”，第二、第三胎的男孩名之为“石磙、捞耙”，对孩子的命名套用打麦场上的工具，这在涧北村是绝无仅有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此人的毅力、韧劲。由于住的窑洞，常年累土，窑脸风吹日晒受损严重，他就备石头圈窑、表大墙，当时会破石头的人很少，他就每天拿着一个手锤在山坡上、河滩寻找比较周正的石头，每天利用下工的的时间往家背石头，天天备，晌晌背，月月坚持，年年坚持，准备了上千块石头以后，开始圈窑表大墙，石头自己背，垒墙自己干，到关键时刻再找人帮忙。在其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内圈了两孔窑，表了大墙，土窑变成了石头窑，土墙变成了石头墙，在涧北村传为佳话。
后来又备了许多石头，圈了一孔三间的石头房，在圈顶的时候，由于大墙的顶力不足，倒塌下来，把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后来，他又把大墙重新砌起，又灌上石灰沙浆，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不幸得了疾病，在“五三一医院”医治无效，在抬回家的的路上去世。他老人家走了之后，此石房建设也就停止了，准备的石头也被后人另作他用了。随着移民的搬迁，这些石头窑都被藏入小浪底水库底。李氏去世后，后人将其三人都埋葬在一起，小浪底水库建成以后，涧北村被淹没了，不过他的坟地没有被淹，如果他地下有灵的话，还可以观望窑址，也可探入水底触摸经过千锤百炼的石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