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河南地区曾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蝗灾，这段历史常被老一辈人提及。这场灾难始于民国三十二年，即公元1943年，并持续肆虐了整整三年。彼时，正值日本侵略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自然界中蝗虫肆虐成灾，加之地方上土匪与杂牌军队的横行，使得民众生活雪上加霜。百姓们不得不以榆树皮、草根等艰难维生，饿死之人难以计数，甚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食人惨剧。
我曾听老人回忆起那段时光，当时年仅十来岁的他，只记得起初天气异常干旱，随后田间便涌现出大量蝗虫幼虫——小肉蝻，它们虽长有翅芽却尚不能飞翔。村民们尝试在地头挖沟，引导肉蝻入沟后迅速填土掩埋，但蝗虫数量庞大，难以尽数消灭。数月后，这些小肉蝻羽翼渐丰，成群结队地在空中飞舞，对农作物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最初两年，蝗虫尚未大规模入侵时，村民们尚能在田间设法保护庄稼，利用破布条和木棍制成简易的旗帜，配合铜锣的声响驱赶蝗虫，劳力充足的人家尚能勉强保住部分收成。然而，随着大批蝗虫的侵袭，这一切努力都变得徒劳无功。有一天中午，大约十点左右，一群巨大的蝗虫自西南方向飞来，黑压压一片遮蔽了天空，阳光尽失，伴随着“哗哗”的巨响，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而来。它们成群结队地栖息在树上，压断了树枝，而庄稼则被压得匍匐在地，满地皆是蝗虫，连人身上也落满了。不久，田间便一片狼藉，颗粒无收。
第一年蝗灾时，由于蝗虫不食豆类作物，村民们尚能依靠豆类收成度日。然而，秋收之后，豆类亦难以满足饥饿的民众，他们开始刮取榆树皮，晒干后碾碎成粉充饥。榆树皮用尽后，又不得不转而食用蝗虫，将蝗虫的头和内脏去除后，用锅煎食。尽管条件艰苦，但那一年总算没有饿死人。然而，第二年又遭遇了斑蝥虫害，这种虫专门啃食豆类叶片，使得本已艰难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当时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拔俺头，吃俺肉，俺去河南叫俺舅，舅能吃你黑白豆。”村里巫婆神汉们趁机散布迷信言论，声称是蚂蚱爷附身传话，称斑蝥是蚂蚱请来的，以报复人类食用蚂蚱之举。这些无稽之谈虽令人半信半疑，但在饥饿的驱使下，为了生存，村民们已无暇顾及这些，只能不顾一切地寻找吃食用来充饥。
在那个饥荒肆虐的年代，庄稼颗粒无收，家中无半点存粮的家庭，要么在绝望中饥饿致死，要么被迫踏上逃荒之路。即便家中尚有些许余粮，勉强维持生计的家庭，也生活在无尽的苦难之中。首要困扰便是杂牌军队频繁征收“派饭”，从“一支队”到“十几支队”，番号众多，他们身着寻常百姓衣裳，手持枪械，难以计数。每当一队人马到来，家家户户便需轮流供饭。有的家庭，一日之内竟被派了十几次饭。若饭菜不合胃口，这些士兵便恶语相向，甚至动脚踢翻瓦罐，饭菜散落一地，还需重新准备。在那样的年月，家中能有的不过是榆皮、草根、棉壳等粗粝之物，能送出的已是最好的了。
此外，土匪的抢掠更是雪上加霜，他们成群结队地洗劫有粮之家。有的家庭将粮食藏匿于炉坑或地下，却仍难逃被搜刮的命运。因此，少数富户或逃入城中，或雇佣家丁持枪守护。在这样的环境下，许多人因饥饿死在绝望之中。
面对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威胁，许多家庭不得不踏上逃荒之路，希望能找到一线生机。当时徐州没遭到蝗灾，生活比河南要好些。在前往徐州逃荒的途中，需在开封搭乘火车，许多人都是乞讨前行，沿途饿殍满地、惨不忍睹。有一个穿大半新月蓝袍子的中年男子躺在路边死去。一个妇女和一个十几岁的男孩，爬在他身上哭。路上有人边走边劝说:“人死了还中哩!把他身上的农裳脱下换点吃的，你们还能得个活命。”那妇女抬起头来，迟疑着不忍动手。别人又说:“赶紧脱吧!你就是不脱，一会儿别人也要脱。”听了这话，那妇女才动手把那件袍子脱了下来。然后，妇女和男孩一齐跪在地上，向尸首磕了几个头，哭哭啼啼地走了。
在开封火车站，逃荒的人群蜂拥而上，争夺着露天的货车皮，场面混乱而惨烈。有的人为了上车不惜踩踏他人，惨叫声此起彼伏。家庭的分离与失散，更是让人心碎不已。一位老汉因未能挤上火车，与儿子媳妇失散，最终饿死在原地。直到来年收成好转，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幸存者才陆续返回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