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眸·文学评论卷 |杜李：论《武陵王》的新变承继与史传传奇

论《武陵王》的新变承继与史传传奇

杜李

贝锦三夫《武陵王》系列长篇历史小说聚焦于武陵山区绵延数百年的土司制度，描绘了多位“武陵土司王”的精彩人生，充满了英雄人物的英雄传奇，以土司制度和土司家族的兴衰演变深刻地阐释了“开放、爱国、重文、图强”基层政权治理策略的重要。“武陵土司王”在时空的行走变换中擢升为英雄“大我”主体，并表现出崇文尚武的精神传统与护境安民的卫国情怀。当然，英雄的创造或书写并不仅是一种“文学行为”,无论文本内外，这种行为的最终动因，实际都是一种对生命价值与历史命运的深刻体认。《武陵王》不是在刹那间的行为中凸显或表现人物的英雄气质，宏大的叙事理想伴随着英雄传奇的成长，在“大事不虚”中深入历史、在“小事不拘”中跳出历史，彰显出深广的历史观察与阐释空间，并“通过特定的历史理解和叙事活动以确认身份认同、理解自身潜能、建构他人印象以及发现未来启示的一种自我意识，饱含着价值的取向和行动的诉求”(陈雪虎语)。

《武陵王》不满足民族性、地方性的小叙事，着眼于全局性、整体性的大历史，以开阔的视角和重构的激情铺展开宏阔的画面；并沿袭我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章回小说、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综合各自的表达优势并加以新变承继，灌注内在的美学精神并辅以民族性格，关注文化传统在民族精神建构中的意义，叙事宏阔，洞烛深微，在对历史时空的营造中渗入民俗化的历史场景、撷入作家的个体经验，并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纪传”式表现，为史传传奇的文本体式的复活或话语秩序的再生提供崭新的尝试，并由此折射出《武陵王》独特的精神结构与历史精神。

一、历史本事的文学还原

我国自古重史，殷周王室即设史官，“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唐 ·刘知己《史通》),无所不在的历史，更造就了“文史不分家”的传统。然而，对历史本事的文学还原，最终得以历史叙事的形式给以呈现，因对历史的重新发掘与再度言说的需要，先于从文化到文学嬗变、从历史到文学转化的恰是作家的观念与意识。李传锋说：“武陵山地处西南高地与中原交接带，是文化交汇之地。相比之下，武陵土司有较强的中央政权依附心理，对汉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善于借鉴和包容。武陵土司制是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成功尝试。近千年的土司时期是很多少数民族形成和成熟的时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国体的进变和民族的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大势。在民族关系上是多元共存还是强求一统，是封建制还是郡县制，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土司是作为朝廷代理人和地方统治者双重角色存在的，是王朝国家运作的区域化表现，自有其当时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土司制度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种国家管理制度，对后世也产生着深远影响。后来，中央王朝和土司的矛盾日益加剧，土官与土民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土司制度逐渐僵化，以至难以化解国体的矛盾，中华民族不得不用沉重的代价推动着历史车轮继续前行。”对于历史小说来说，作家的历史观念直接关联着历史精神的重现与历史意识的重建。

“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说文解字》)何为“历史小说”?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以真实历史人事为骨干题材的拟实小说”。《武陵王》所选取的主要人物都曾留名青史；怀着对历史的尊重，基于“大事不虚” 的叙事原则，描述千年武陵土司历史，保证着历史的真实。熊召政说：“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一是典章制度的真实；二是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是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形似，第三个是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武陵王》正是形神兼备的营构着武陵土司的历史环境与历史氛围，不仅随处重置历史画面，而且爬罗剔抉，尽量还原历史生活真实面貌。好比《武陵王之唬镇海疆》第六回写福石城内的司城，严格谨遵“遇事不离八”的传统习俗：

午门高九尺八寸，宽一丈二尺八寸，门前是八尺深，一丈八尺宽，门槛是 一块长一丈二尺八寸，从百里之外的五官坪运来的岩石，门槛枋的平面雕刻有鲤鱼跳龙门的图案，两端即平台上各有一块长八尺的磨石岩，镶刻有各种四季花草图案。

照壁更是奇特，建造在午门后的平台上，平台为八尺深，宽二丈五尺，是用小块鹅卵石掺石灰浆砌成人字形图案；照壁全是青砖砌筑，高二丈零八寸，宽二丈二尺八寸，内外光滑，雪白锃亮，内外四方有灯孔，镶嵌夜明珠。照壁外绘双凤朝阳，内绘宣慰使司所管辖的五十八旗、三百八十八峒地形图案。

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作家的文化史观主导着文本的历史观念。《武陵王》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迥异于当下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热捧，更不同于20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历史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戏说。为了抓住历史的真实，《武陵王》做足了写作准备，李传锋曾介绍：“有些问题，比如当时的人吃什么、穿什么,包括称呼，如苞谷、红苕、烟草、火炮是什么时候引进的，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否则写错了就会出洋相，写历史小说很费劲，不能光凭想象。中国历史太悠久，五千年，土司历史也是一千年左右。土司地区到底实行什么政策好?民族政策怎么完善?宗教问题怎么立法……这些问题很难办。为了尽力搞清这些问题，我们读了大量的民族史、清史、土司史、方志、家谱，跑了几个省，上山下乡看遗址，找土司坟墓，找战场痕迹……”,占据较为丰富的历史信息，在具体文本表述中对大历史事件驾轻就熟。比如《武陵王之唬镇海疆》第一回中对武陵各宣慰使司下辖长官司、入营土兵列局及各司麾下旗号，以及“士官子弟不学，不得承袭”的朝廷制度、流官升级降职明细等，都有着较为翔实而准确的描述，不仅为了解土司社会制度提供必要的知识，更为营造真实历史氛围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武陵王》中还充溢着大量关于民俗风情的描写，诸如《武陵王之恨海情天》第十四回建屋上梁仪典即将结束时掌墨师唱起的上梁歌；《武陵王之白虎啸天》第十回中老妇人向麦文松详细解答了蛊毒的来源，中蛊后的反应；以及第十九回中对红袍道人赶尸的精细描写，纯粹而客观，规定了故事的发展方向、人物的命运轨迹、情节的场景空间，真实地再现了土司时期武陵山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构成文本细节并深入小说肌理，烘托出历史氛围并深化着叙事主题。

作为历史小说，仅仅去传达或表现历史的真实是不够的，“与现实小说相比，历史小说更能体现作家创作上的自觉。因为，历史小说要兼顾历史与 小说两个方面。其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然后才是小说家。历史的真实并不等同于文学的真实。从历史到文学，有一个艰难的转化过程”(熊召 政),必须完成文化资源的文学转化，以及历史真实的文学真实转化。然而，历史小说既为小说，就不可能抹掉虚构的本质；特别是面对封建王朝的“正史”,土司历史长期被忽略，史书大都按地方官、监督者、镇压者的说法去写，只有原告说话，即使残落不齐的留存文献也在改土归流中消失殆尽，后来者查尽文献、寻访古迹也至多只能串起一条稀落的发展线珠，“作家和艺术家——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能够与世界进行一些独特的对话。他们说出了特别的感想。每个人其实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世界对话，而作家与世界的对话享有一个特权，这就是虚构。通常我们都把虚构称之为谎言，但是作家的虚构享受道德豁免权。作家是可以说谎的，作家可以运用这个权利说出比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更为重要的东西”(南帆语)。历史真实的现场只可能存留在时间的记忆之中，而文学通过“先验的”历史想象力在对历史情境的重演中抵达历史精神的现场。柯林伍德甚至认为即便历史学家也根本不可能获得历史事实，他们一样也只能是通过“建构的想象力”来寻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美国历史学家海登 ·怀特为此还提出了著名的“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学说，来阐释“文 学真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复杂关系。

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作家在文本中重现历史并非对“已发生的事”的表象临摹或简单还原，只有激活“可能发生的事”才能切入本质的真实并完成历史意识重建。“史学家的任务是深入到他论述的行动的内部去重建，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思考产生这些行动的思想。在重新思考的过程中，我们以此逐渐地理解到它们当时为什么会被这样考虑” (纪德君)。作家则需一方面撷入史学家的思考并深入“论述的行动的内部”,一方面根据历史情境设计人物的性格、思维与命运发展。这既是历史本体的偶然，也是历史小说的魅力。对于历史瞬间的刹那，历史中的人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而个体的生命价值却蕴含着无尽的可能，这也为历史意识的重建提供了阐释与挥发的空间。历史是与人的行动密切相关的，而历史小说也正是随时借助于小说的“小”——人物的日常——来消解历史叙事的  崇高。“人事之外，别无义理”(章学诚《浙东学术篇》)。《武陵王》对“人”的表现丰富而深刻，系列中每一部书都以六十余万字的篇幅来描写一个“土司王”,酣畅的笔墨塑造了从宦官佞臣到村夫小吏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武陵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线索，以人物为中心，大的历史背景、大的情节事件……包括主要人物都未敢编造”,即便如此，也并非历史人物的原型实录，更多是人物形象的艺术转化。比如《武陵王之蜀锦征袍》(又名《秦良玉》)讲述的是武陵山区第一位女土司——秦良玉，为维护国家统一、护国安民而屡建战功并封侯拜将的故事，同时也描写了秦良玉和她的拥戴者们丰富复杂的情感与内心世界。小说从多侧面描绘了秦良玉的形象，表现其性格的复杂性，使其形象丰满立体。秦良玉的智勇双全、办事果断干练，文本中可以随时举出事例。诸如朝廷下令援辽抗金，秦良玉立即奉命北上，亲率三千白杆兵扼守山海关，同袁崇焕配合，与金兵多次交锋，有效防止金兵继续叩关南下，并荣膺诰命夫人的御封；以及平叛奢安叛乱、进京勤王等，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作为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的秦良玉，既是一位驰骋疆场屡建奇功的将领，也是一位感情丰富柔情细腻的女人，这不仅表现在她对丈夫马千乘的思念，对智先、谭天虎等的追求芳心萌动，也表现在带如瑜、如璟去宁远城中驿站浣洗药浴，为她们讲解浴盆壁上的“春宫图”,并借助药浴引导她们大胆追求自己倾心的对象。作为历史小说家，无论借用何种历史布景，都是为了展示历史时空中的“人”,探究“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性书写的 寓言特质。《武陵王》所隐喻的“人性景况”是丰富而深刻的，比如为了权力而不惜父子反目手足相残。《武陵王之白虎啸天》中，容美同知田世瑛代理司主之后不愿交权，迷恋权力，明知不可为而为，最后自讨没趣，颜面扫地；百俚俾为了权力弑父屠兄，沦为禽兽之流；田锅如为图司主之位，培养亲信，与父亲暗中角力作对，最终父子反目……田九龄“以才名见忌”,在权力的漩涡中不愿“豆其相煎”,选择浪迹天涯，诗酒度日。文本的叙述并非为了图解某种政治意志，更多是在历史的追记中通过对人物思想与命运的呈现来探讨与揭示人性的某种真实，既展现了人物内心的丰富多彩，又契合了历史真实的叙事逻辑。

江飞说：“当一个作家写到一定程度，就会不可避免要触碰历史，因为历史能够给作家提供一个宏观地、系统地把握世界和时间的机会，在作家个人意义上，也是一次必要的沙场秋点兵。好的历史小说应该是一部‘创世纪’”。所谓“创世纪”,正意味着历史精神的重现与历史意识的重建。如果说历史精神是一种探究本事、追溯历史的重新叙述，那么历史意识则是一种跨越时空审视历史的再度思维。《武陵王》以强烈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的敬畏感，表达出深刻的史识，每一位“武陵土司王”都自强不息，即使面对摇摇欲坠甚至行将就木的窘境，也依然想方设法励精图治。好比《武陵王之文星曜天》中的田舜年，受命危难之际，奋力撑起危如累卵的容美府衙，拨乱反正，再次开辟了容美盛世；或者《武陵王之酉水流香》中的白再香，从土王千金沦落为春碓使女，发愤图强，“默然潜习，不露声色”,最终成长为巾帼英雄，诰封一品夫人。《武陵王》既非历史考证也非史论研究。面对沉重的话题，作家以文学赋予其轻松与快乐，注以热情，涂以色彩。在历史情节的生动复活中，呈现出历史内容的特殊意义，深刻的史识，并由此生发出深刻的思想，不仅丰富了故事的趣味，更深化了历史的意味。而“这里所说的历史感、历史意味，并不仅仅是指史实的真实，环境的渲染，细节的正确，而是指一种独特的历史的感受，它既是历史的，包含着我们民族昨天、过去的思虑的积淀，同时又是发展的，包含着今天的反思与自我认知的意绪，这是我国的悠长历史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反思融合而成的一种进取的历史精神”(钱中文语)。“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刘晌《旧唐书 ·魏徵传》),枭獐之祸、嫡庶内讧、疆场洒血等，虽已然成为过往的民族记忆，但依然不乏启示的当代意义；特别是“武陵土司王”们满腔的卫国热忱与英雄情结，考辨着个体命运在历史缝隙中的 挣扎与平衡。正如法国思想家雷蒙 · 阿隆所说：“对于过去，我们记住的往往是我们所关涉的部分。当下向过去提出的问题主导着历史学的选择。”

二、崇文尚武的卫国情怀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着英雄情结；土家族也不例外，一直存在着“崇力尚勇”的精神追求。与其他民族尊崇的“文治”英雄不同，土家族崇拜的英雄更多是“武功”英雄，不论是廪君还是巴蔓子，功绩均在“武功”。土家民间祭祀的向王天子、白帝大王都关乎着征战开疆；舍巴日、大摆手等大都有着狩猎、战争等动作的表演；土家族唯一一部史诗性质的古歌——《摆手歌》,所记录也几乎是古代英雄故事。英雄膜拜的民族文化性格与氏族祖先的神性英雄形象，因特殊的历史际遇荫及后世子孙身上便有了更为充分的表现。比如《武陵王之白虎啸天》主人公田世爵，虽自小寄养在外，却发奋勤习文武，甚至与葵儿定下双方“以一局械斗比武定胜负”的赌注等，表现出了尚武进取的性格；作者称葵儿为“钟情侠女”,其一举一动更是充满了血性和豪气。“武将大多数是青少年，不管是对他们武功的刻画，还是对他们打斗的描写，都是生命力外化的张扬奔放，是一种青春活力的集中体现”(梁归智)。《武陵王》在叙述武陵土司的中兴、鼎盛与衰亡过程中，有着大量的“武功”叙事，同时化用“白虎”暗寓，既焕发着生命的力度美学，又表达出地方民众对武勇精神的追求以及对英雄人物的敬慕。英雄情结是土家族与生俱来的民 族情结，早在长篇史诗《摆手歌》中，就将民族英雄故事与人类的起源和迁徙有机结合在了一起，独具鲜明个性。

巴赫金认为：“史诗的世界——是民族英雄主义的过去，是一个民族历史的‘开端’与‘高峰’的世界，一个父辈与始祖的世界，一个‘首创者’与‘英雄人物’的世界。”《武陵王》在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基础上，演绎着武陵土司时期一个个争战兴废的传奇故事，虽非“民族历史的‘开端’与‘高峰’的世界”,却也是充满了英雄人物的英雄传奇，既体现了史传文学的叙事传统，也满足了历史英雄的文学期待。且不说《武陵王之白虎啸天》中义仆麦文松以自己的儿子换下幼主，田世爵勇战忠峒，或《武陵王之恨海情天》中田曼如为 稳定容美疆域而兴兵讨伐邻司；单就《秦良玉》中石柱宣慰司女土司秦良玉，自率兵参加平定播州杨应龙起，至上京勤王救明，南征北战五十余年，戎马一生；《唬镇海疆》中湘西土司王彭氏双雄带领土苗虎兵南下护国抗倭，立下 “东南第一战功”。《武陵王》不同于传统的英雄叙事，英雄没有天生光鲜的花环，更侧重于成长历程的书写。《武陵王之白虎啸天》讲述了田世爵富有传奇色彩的成长经历，田世爵是老峒主的第七个儿子，不仅没有可能承继王位，而且自小寄养在外，活命于奶娘儿子的替死，在兄长的追杀逃难途中又屡屡遭遇火险水患，通过发奋求学、行万里路、结万家友，最后终成一代雄杰；当然，这叙述的中间也穿插有“搜孤救孤”“弑父杀弟”等传统小说之中的经典桥段，甚至一些匪患的描写，一方面展现了新局面“首创者”腥风血雨的艰难历程；一方面为塑造田世爵励精图治、成就大业作了必要铺垫。如果说《武陵王之白虎啸天》讲述的是内忧中的崛起，那么《武陵王之文星曜天》述说的则是外患下的生存。《武陵王之文星曜天》讲述容美土王田舜年在清、李自成余部威慑高压下苦苦求生存、谋发展的故事。同田世爵一样，田舜年文武兼修，苦心经营，促成了土司史上的中兴，并官拜一品大员，兼太子太保、骠骑大将军。梁启超说：“沈雄强毅，不屈不挠，小敌不侮，大敌不惧，有冒险进取之性质，独立不羁之气概。凡注重主观而不徒骛夫客观者，此皆尚武之精神也。”不论田世爵还是田舜年、秦良玉或者彭氏双雄，都是极具武德修养的，他们的英雄气概，也正是尚武精神的优良品质。

其实，《武陵王》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是武功英雄，更是文治英雄。“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刘邵《人物志》),文治武功而成就英雄，是偶然也是必然。《武陵王之白虎啸天》中容美土司第十一代司主田世爵，在他主政近四十年间，大兴“崇德兴文、尚武强兵、吸纳匠人、发展农耕、勤贡朝廷、和睦友邻”的发展方略，“创办学馆，广兴汉学，推广礼仪，张扬孔孟”,敦聘名师，教授圣贤，并要求老师“因材施教，有多大承受力就给多大压力，千万要严格要求，不服管教、不完成学业的，先生任打任骂”,子女中有不愿刻苦读书者，命其“与猪狗同食”。在长子田九霄没有完成课业却不愿与狗同食时，田世爵训斥道：

你以为你是人?人若无志，猪狗不如!人活在世上首先自己得把自己当狗，然后努力活得像个人!要不然，你在别人眼里永远是条狗!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田世爵严格家教使众子女卓然成才，六子田九龄更是博学精文，成为土家族以诗名家第一人，其诗才得到同时代文坛“后七子”的重视与赞赏，使之成为后续绵延数百年容美土司家族作家群的开山之人。《武陵王之文星曜天》主人公田舜年，不仅倡导诗文、崇尚演艺、自办戏班，而且身体力行，引进《桃花扇》并亲自改编成四十出的《南桃花扇》,深研诗赋，编辑田氏王族六代十位诗人的诗集《田氏一家言》。即便《武陵王之恨海情天》中的最后一代土司王田旻如，不仅将《田氏一家言》护送至宁波天一 阁收藏；而且提倡农桑、整饬茶马道；留师兴孔教，重视本土汉文化教育；鼓励女子放足，引进接痘医术……不论田世爵、田舜年还是田旻如，都通过自己的励精图治， 一次次地使得容美土司走向繁盛。如果说武功英雄在于征服与维护，那么文化英雄就在于变革与发展。美国文化学家贝尔德说：“文化英雄有许多基本类型，最普遍的是代表整个民族共有价值的人物”。不论 “伏羲作琴，神农作瑟”(《世本 ·作篇》),还是“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周易 · 系辞》),“文化英雄为一民族或一社团之理想象征”(马昌仪语),并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引领着人们慢慢从蒙昧或朦胧的状态不断迈入文明的门槛，进而跃身于不断精进与变革发展的历史新程。

“天下之本在国”(《孟子 ·离娄上》),“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 · 中庸》),《武陵王》中的土王英雄都有着远大的志向和开阔的胸襟，他们不追小名、不逐小利，都有着维护国家安定团结、促进民族繁荣昌盛的卫国情怀。《武陵王》系列每一部的主人公都有着尽忠报国、建功立业的战争故事。王朝兴隆，奉旨出征，尚可理解；然而，皇朝将倾，依然尽忠追随，并力挽狂澜、 救民水火，实在不易。《武陵王之蜀锦征袍》中的秦良玉在丈夫冤死后，没有含冤消沉，而是接替丈夫为石柱土司的长治久安深谋远虑和富民强司而苦心经营，主修三教寺，开挖玉带河，踏勘万寿寨，不仅白杆兵兵强马壮，而且全司粮食丰产、经济昌隆。为护安宁，涉险息乱龙阳；并在“萨尔浒之战”后， 积极援辽抗金，血战浑河，甚至换防护守国门，有效抗击了叩关南下的金兵。崇祯初年，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兴兵全面占领辽东，杀向明廷帝都，秦良 玉率领白杆兵进京勤王……《武陵王》将英雄的宿命置放在寻常的政治时空之中，并分解为基本的人性元素。当秦良玉在听到皇帝将处决袁崇焕的消息后，找到孙承宗尚书，并慷慨陈词：

我们的崇高使命应该是护国安民!国是我们大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没有民，何以国?没有国，何为君?您看历朝历代这君王换了一个又一个，而这个国其实是没有换的。我们都应该向保护我们的生命那样去保护国家!国家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如果失去了，就失去我们的所有。而民众才是一国之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没有民众，也没有我们生存的依靠。

赶回军营，秦良玉重绣征袍，改“尽忠报国”为“护国安民”,并下令改过旌旗、帐篷，要求全军士兵将“护国安民”铭记在心，不得亵渎。土司时期的 “武陵王”将自我置放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彰显着忧国忧民的使命意识、公而忘私的大局观念和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呈现出一种“大我”主体情愫。“武陵王”虽是“土皇帝”,却也是底层民众，他们对于民众有着强烈的生命通常状态，好比秦良玉知道皇帝将处决与自己并肩作战的袁崇焕时，产生出强烈的受难意识，以自己的身心去感受着他人的体验，精神或肉身的痛苦摧毁 “小我”的围墙，经由思想的重建，擢升为英雄“大我”主体；并在文本叙述的话语场中，容纳更多的物事，让它们互相作用、相互感通，从而构建起一个富有张力的叙事现场。在这个现场，作者追随着主角的脚步，极力透视出历史循环中隐秘的原始动力，而这样的原始动力既划定了历史的热忱也注定了历史的无情。如同《武陵王之恨海情天》中田旻如，本已走出大山，在通州为官，谨遵皇命回乡赴任土司，兴师重教，与民同乐，为稳定容美疆域和振兴容美经济，鞠躬尽瘁，砥砺前行；如此韬光养晦等来的却是朝廷的重兵压境，最后不得不投缳自尽，遗恨无限。

多民族国家能否建立一种国家认同意识，关系到政治体系的维系和稳定，同时也关系到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基础；而作为“民族国家的核心，正是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来促成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周平)。国家认同的关键在于群体成员对身份认知与利益认同而表现出的民族归属，或者少数民族是否被动受到压制或者继续维持自我；“当某个集团或个人提出一项政治要求 时，政治过程就开始了。这种提出要求的过程称为利益表达。利益表达可以由不同的结构以不同的方式进行”(阿尔蒙德);当利益通过政治结构被输送到政治体系，政治进入的相关结构也就决定着政权的慑服与利益的博弈。《秦良玉》中的袁崇焕本为抗金报国一片赤心，却遭遇政敌构陷，背负“擅自与清人媾和，矫命擅杀东江总兵”的罪名，被崇祯皇帝凌迟处决；政治的枷锁在流言之中被套在了袁崇焕头上，秦良玉虽为袁崇焕鸣冤不平，却又在皇帝的政治嘉赏中激动不已；而秦良玉拼命守护的大明朝也在金人的铁蹄下变成了大清国，秦良玉与对大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直到寿终之时依然还在周旋。对大明的身份认同与大清的情感抗拒，秦良玉英雄一生，终不过陪葬于民族冲突语境下的政治旋涡。《武陵王之恨海情天》中的田旻如同样如此，他到汉地求学，已成“上派”之官，是康熙皇帝御笔亲点让他回山承袭容美土司，最后却在改土归流的大势下，含恨自缢于万全洞。历朝历代，古今中外，千古英雄面对政治冲突，无不因身份占位而葬殁于强权。然而，民族政治与个体身份一样，往往是矛盾的重合与聚集，好比容美土司田氏一门六代九大诗人，借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 · 贝尔的“轴心理论”来看，他们有着矛盾的身份特征：一面是政客，一面是诗人，可他们将这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各扬其长地聚合一身，既凸显了民族精神的深邃，又深赋民族交融的可能。

土司制度作为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行政建制，由朝廷册封并受其节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完粮赋而不食俸禄，听征调而不用军饷”(《清朝文献通考》)。土司王既是王朝帝国地方一级政权代表，也是土生土长称雄一方区域首领，从某种角度上说是王朝政权对地方赋权的包容自治与和平共处。《武陵王之唬镇海疆》“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永顺土司曾与长沙楚王争夺疆土，势均力敌胜负难分之下盟约媾和并立下铜柱为证，使溪州之战化干戈为玉帛。“溪州铜柱”,既确立了溪州的政治地位，又承认了溪州的国家认同；自此永顺历代土司王遵循铜柱盟约平叛戡乱，捍卫社稷，贡献楠木，忠君爱国，建功立业，成为万民仰附的英雄。《武陵王之文星曜天》中田舜年从河北赵州请来能工巧匠，大兴土木，修建石桥、洞府、商道无数；特别是九峰桥，彰显了汉土民族同兴共荣的夙愿，后来又修架百顺桥，铭记其入京觐见皇上一事，不仅显现了田舜年坐镇一方的伟业，更顺应了国家一统的大势。“识时务者为俊杰，通机变者为英豪。”(《晏子春秋》)即使有清、李自成余部的威慑高压，田舜年在朝廷赋权的空间，也依然励精图治，广泛交流，知人善任，高度自治，重建容美新柳子剧团，与戏班班主结交金兰，花费重金扶持戏班；并引进与改编《桃花扇》,礼聘名师排演；盛邀顾彩旅居容美，引进京城大学子宋仕仁辅佐政务并入赘田家……除文人学士外，还广泛招贤技艺工匠或戏曲优伶，成就了容美发展大业。李传锋说：“容美土司历史的主潮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开放、爱国、重文、图强。这既是‘民族精神之内核’,也是它能成为‘楚蜀各土司，惟容美最为富强’的根本原因。”

三、传统范式的新变承继

章回体虽是《武陵王》直接显在的文体特征，却没有严格谨遵传统章回小说的模式。虽多采用章回体平铺的叙事方式，但又尝试着插叙、预叙的运用。《秦良玉》开篇通过崇祯皇帝的赐诗引出故事，而在后续故事的时空流转上整体又保持着顺序；具体文本叙述中，又运用西方小说预叙、插叙的技法，例如清风大师的指点与羽化之际留下的诗笺，就是一种暗示性的预叙，既有着对秦良玉的激励与鞭策，又暗示着时局的混乱与秦良玉的成功。《武陵王之白虎啸天》甚至采用百俚俾弑父杀弟篡夺王位失败与田世爵艰难成长讨贼扶爵成功两条线索交叉叙述来推进情节发展，并在叙事中楔入大量风俗化的历史场景描写。《武陵王》承继传统章回小说的全知视角，既以全知的视角展现广阔的历史场景与纷繁的历史情景，又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与暗示预叙来呈现出视角的限知。《武陵王之恨海情天》主人公田旻如曾被康熙皇帝两次接见并钦授正一品骠骑大将军勋爵，谨遵皇命回乡赴任土司，呕心沥血建构武陵“桃花源”,再次中兴容美土司之时也成了王朝的眼中钉，“改土归流”的狂潮将田旻如的人生和梦想击成了童粉，这种不可预料性正体现了 视角的限知；归元寺禅师的偈语诗使得田旻如笼罩在命运的牢笼之中，由于视角的限制，正暗合了人生的无常与历史的无情。除叙事视角外，《武陵王》 还继承了传统章回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和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虽然每一个主要人物故事的时间跨度都较长，但在具体的讲述中没有平均用力，注重对核心事件的突出与转场经过的省略，讲究叙事的连贯而不刻意拉大空间，没有松懈、散乱之嫌，情节波澜起伏、曲折紧凑。好比《武陵王之恨海情天》,虽线索繁多、人物繁众，但田旻如作为核心人物，他的悲剧性代表容美土司所有人，并由此在叙事上构成了整个故事的悲剧性。《武陵王》系列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打破章回小说的言行模式，广泛通过情景的渲染与举动的细察来凸显人物心理，鲜活人物形象。比如《武陵王之镇海疆》第九回写彭翼南在野鸡砣茅草山坡猎虎，心惊肉跳的猎杀场面不仅强化了故事的画面感，更将少年英雄的智勇双全表现得淋漓有致，也暗示了彭翼南的意气风发与喜不自胜。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长篇历史小说不外乎两类：一类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滚雪球式累积”,一类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聚合式累积”;前一类偏向于时间型的以朝代历史为叙事线索的历史演义，后一类侧重于空间型的以个人经历演述历史更迭的英雄传奇；并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编年体与纪传体。以章回体小说方式来讲述千年武陵土司历史的《武陵王》,如果以此来对标，是二者的复合体——外部结构采用《水浒传》式英雄纪传，内部结构展开《三国演义》式演义叙事。《武陵王》虽延续了历史演义忠于历史而又高于历史的特色，但又与《三国演义》“七实三虚”的艺术资源配置不同，更多是“三实七虚”。小说中大的历史事件和主要人物都是客观存在且合乎史实的，不论是《唬镇海疆》中的奉旨“抗倭”、《秦良玉》“抗金扶明”,还是《恨海情天》“改土归流”,包括其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基本都是正史所载；但相对于文本之中的众多底层人物群像而言，真人真事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而且仅仅只是链接历史演义叙事模式的前提，文本叙述更多的还是“真人假事”“假人真事”或“人事两假”。即便是真人真事，文本也没有拘泥于历史本身的轨迹，通过“整旧如旧”的虚构而超乎历史，并“试图以广阔的视角，将武陵土司王的命运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变革状况中进行描写，重点展示我国明、清时期武陵土司的社会矛盾和人物命运”。虽然《武陵王》系列小说是建立在作家对武陵山地区土家族历史的客观而深入的历史把握基础之上，但其艺术格局却更接近于《水浒传》而非《三国演义》,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也更多是《武陵王》叙述的语境或叙事的渊薮。

为打破时间化叙事的艺术限制，《武陵王》在内部叙事结构上尝试着多人物、多场域、多中心的纪传体式的述史方式来展开空间化叙事。“凡言司者，总其领也”(《礼记 · 曲礼》),贯穿历史其间的许多主要人物，都蕴含着曲折的经历、纠结的选择和奇异的故事，禀赋着英雄特征与传奇色彩。面对宏丰而深远的历史语境，《武陵王》系列小说不仅“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更尝试着将纪传与纪事结合起来——其隐性目的是勾画土家族近千年历史，而显形文本却是以人物为中心，简化头绪，叙述当时的史实并适度裁剪史料，集中笔墨刻画主要人物，使人物成为全书的中心，突出其传奇性、故事性和可信性。比如《武陵王之白虎啸天》中，百俚俾篡夺王位之时，田世爵还在襁褓之中，麦文松舍子救主，逃难途中得水火之神襄助大难不死，避难桑植外公家隐忍而活，韬光养晦，终成一代雄主。百俚俾之乱后留下的“银夜壶”能让濒临绝嗣的人繁衍后代，壶下面又暗藏机关，内附藏宝图，之后还帮助田舜年找到了百俚俾当年埋在晴田洞内的宝藏，发展了容美的经济，甚至还帮助容美子民在被外界封锁时度过了最艰难的盐荒。这样的过程性与艰难性必然使得其故事具有传奇性，因为传奇性的时间和人物叙事都需要一种空间的离散，人物因在各种环境中的流转，其思想与性格的进化和完成就构成了时间的链条，而一种叙事时间中的人物成长又与空间的变化自觉不自觉地结合起来。巴赫金曾称为“道路时空体”,即“道路时空体在文学中的意义是巨大的，很少有文学作品能回避任何形式的道路情节”。《武陵王》中的大部分人物都行走或跨越在不同的空间，在行走中展现和变换人生的大起大落或英雄行为。《武陵王之文星曜天》中田舜年去八峰山狩猎，灰狗子因偷熊仔而招来母熊报复，本为擒熊而巡山的向宠，却无意遭遇一只老虎并“虎口取食”猎得活虎。《武陵王之唬镇海疆》中彭翼南和解永保两司楠木之争、搏射选将校场试兵、龙舟竞渡夺魁、孤胆射虎……一方面，人物在不同空间和道路的转换与行走必然带来人生世界的新奇和魔幻；另一方面，空间的巨大转换伴随着英雄的成长，省略了过渡的情节与细节的交代，在蒙太奇般的并置与转换中连缀成传奇时间与叙事时间，紧张而跌宕的故事情节，生发出强烈的艺术效果。好比《武陵王之恨海情天》中田旻如手腕上的桃花瓣，每当将遇到异事奇缘，某片桃花瓣的颜色就会加深，手腕的桃花瓣部分还会加速跳动；美国结构主义学者马丁认为：“与大量的人物相比，功能的数量少得惊人。”《武陵王》不论采用章回文体还是延续英雄传奇，此二者均广受读者喜爱，而《武陵王》普适大众的意义更高于专注精英，加上作家多年深耕大众文史或通俗传奇，此二者可能更契合《武陵王》创作的思维惯性与审美经验。

《武陵王》在结构体式上借鉴并发展了史传文学传统，且有着庄重的历史态度和严肃的价值立场，极少猎奇心理和媚俗表现。武陵土司王，既非起义领袖也非帝王将相，他们是官更是民；是封建社会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产物，是王朝国家运作的区域化表现，自有当时的先进性和合理性。《武陵王》保持着史传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认同的双重态度，且求同更大于存异，特别是从田旻如、白再香、彭翼南等几位主人公身上能感受到浓烈的文化倾向和民族自尊。然而，《武陵王》却又拒绝了一般史传文学既定的时空叙述模式，在多视角呈现历史多元性与丰富性的同时，依据不同的历史事件和小说的思想主题对历史情节进行适度的增删与取舍，并添补合适的想象与虚构；既避免讲述历史的板滞，又保持故事演变的传奇。英国学者吉利恩 · 比尔曾在谈及《堂吉诃德》时说：“所有优秀的小说都必须带有传奇的一些特质：小说创造一个首尾连贯的幻影：它创造一个引人入胜的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由详细的情节组成，以暗示理想的强烈程度为人们领悟；它靠作家的主观想象支撑。就最普遍和持久的层次而言，也许这样理解现实主义小说更为准确，它是传奇的变种而不是取代了传奇。”我国小说叙事一直深受“史传”传统的影响，史传文学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情节都富于传奇色彩，史传文学的结构模式为小说家处理创作素材、组建叙事结构提供了现成的范例。从这个角度反观，《武陵王》系列小说更像是为一个个“武陵王”所叙写的人物纪传；基于写作发生学来说，《武陵王》完全可以看作作家一次 “拿小说当传记写”的创作实践。

如同《武陵王》系列小说对传奇纪传文学的承继源于作家阅读经验的自觉积淀，《武陵王》还延续了《李自成》式的创作范式。《李自成》不仅开创了我国历史小说的繁荣局面，更开启了湖北历史叙事的优良传统。姚雪垠曾是李传锋的前辈、师长、直接领导，“姚老当了省文联主席之后，仍然住在北京写作《李自成》,但他每年都会回武汉住一段时间处理工作。此后的二十年间，我有幸常与姚老接触并在姚老手下工作，得到他的教诲，我每上北京，也会去木樨地他的寓所拜望，听他谈历史，谈文学，谈李自成，也谈机关的工作和文坛趣事。我曾坐在他那摆满花草和满壁书架的客厅，望着那一摞摞线装古书，看着姚老一头雪白的银发，听着他总是满怀自信的激情话语，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就《武陵王》的生成动力来说，受《李自成》历史小说启发而对本民族地域重要历史人物与变故的重述，无疑是其重要动因之一。《武陵王》系列小说虽成书于近几年，武陵土家英雄故事却早已在李传锋脑中酝酿了几十年；直到退休后有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如姚雪垠一样去深入历史——研读史料典籍、亲临田野现场，寻找史证，访问村翁，感触氛围，起笔 于“想写”和“能写”间的最佳契合点。《武陵王》系列文本的卷帙浩繁、宏阔的叙事构架、政治视角的历史观照以及对古典文学传统的承继，宏大的历史叙事源于作家对历史及其人物的认知，“武陵王”同“李自成”一样，在作者历史观念中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英雄人物，文本注重对历史时空的营造，通过较为广阔的历史场景来渲染主人公在历史坐标中的功绩。为强化对主人公英雄形象的塑造，在人物原型与历史本事的基础上，虚构大量的故事细节来展现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李自成》第一卷用十一章的篇幅来写潼关大战，《武陵王之白虎啸天》前二十八回讲述田世爵富有传奇色彩的成长历程。不论《李自成》还是《武陵王》,都只是把主人公当作英雄来叙写，并没有将他们塑造成完美的理想人物；而且在生活化的全景展现与风俗化的场景描述之中，还渗透出了较为浓郁的政治情愫——纠偏“正统史观”长期束缚与扭曲的历史认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作为一切复杂矛盾的根源或中心，由围绕在主人公周围的矛盾冲突得以实现，主要人物大都代表着一定阶级与民族的倾向，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好比《李自成》中农民起义军与朱明王朝的阶级斗争，各种冲突由此展开又由此归结；《武陵王》矛盾的焦点也集中在阶级的斗争上。《李自成》也好，《武陵王》也罢，并非为了演绎历史观念或颂歌阶级与民族的斗争，而是通过丰富的情节与复杂的人性来叙说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历史唯物主义规律，从而彰显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意蕴。

当然，故事的传奇还必须依赖于叙述的传神。“没有叙述行为就没有陈述，有时甚至没有叙述内容”。叙述行为关乎着故事性质，叙事的丰富多样正寓于叙述方式的奇妙组合。如果缺乏精彩的讲述，武陵土司的传奇故事只将是一堆散碎的史海钩沉或奇闻逸事。在故事的讲述中，《武陵王》擅于变换叙述视角，制造悬疑，更凸显故事的传奇。比如《武陵王之恨海情天》开篇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们”的内聚焦讲述国子监一年一度的选秀，引出故事主人公田旻如，紧接着转换为第三人称的零聚焦讲述后面的故事，并在后面的叙述中适时转换叙述视角，叙事者在情节之间和故事内外游移，既隐喻着主人公命运的乖蹇沉浮，又让读者感受到传奇的玄妙。同时，文本还巧妙地设置了许多叙述的标记。比如“也就是田旻如到京城求学的那一年”“宴席将要结束的时候”“却说那晚田旻如带队巡哨”“八月初八这天”……这些有意设置的叙述标记，在吸引读者注意的同时，将各种虚构的想象牢牢地钳制在了历史的本事之中，传奇故事也就如此真实地脱胎其中。

《武陵王》不论延续《水浒传》式空间组合或《三国演义》式时间整合的叙事模式，还是深赋史传文学精髓或《李自成》创作范式，抑或采用何种叙述行为，都是建立在尊重基本史实基础之上的新变承继，好比文本之中的主人并非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真实历史人物，虽终究没有绕过历史原型与艺术形象的关系，但在塑造中却更加凸显了文化的精神与历史的意蕴，都是“根 据历史的基本走势，大体框架，人物与事件的大体定位，将文化历史资料的砖瓦，进行重新组合和构建，据历史精神和艺术趣味，整理出似史的艺术世界，并在高一个层次上回到历史文本，让历史文本重新焕发出艺术的光辉” (童庆炳)。

（原载《今古传奇 · 中华文学》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