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眸·文学评论卷 | 邓斌：地域风情与历史嬗变的双重变奏

恩施文学：地域风情与历史嬗变的双重变奏

邓 斌

一

本文写作的时间，恰值一个漫长的世纪刚刚走向过去，一个全新的世纪正面对我们投射出她那鱼肚白一样的温和而又神秘的曙光；本文写作的地点，是在中国中部鄂西南边陲一片正在开垦中的繁山复水之间。瞩目身前身后，前怀古人，后思来者，我看到的不仅仅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于起起落落的峻岭与沟谷丛中，于缀连星罗棋布的小城镇与古朴而野性的土乡苗寨的蛛网般的道路上，我分明感受到：独特的自然景观已经越来越新奇地构筑成一片片独特的人文景观乃至文学景观。大约三千年前一呼百应的“下里巴人”传唱到今天，难道还仅仅满足于呜咽如诉的“哭嫁歌”、苍凉悲凄的 “撒尔嗬”?难道八百里清江永远只配在狭小窄逼的沟沟岔岔里听土家妹子声声呼唤“妹娃儿要过河”却等不来斩风劈浪的“龙船”?难道湘西凤凰能走出沈从文，陕南丹凤能走出贾平凹，而拥有四百多万人口的鄂西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就注定不能“自治”出一批能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学艺术的作者与作品?

是的，对于文学，恩施人有过太久太久的期盼!

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一片古老的多民族聚居区刚刚挂起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牌子，热心的民族文化工作者也曾洞穿历史尘封的迷雾，搜罗古今，寻找渊源，企望总结与整理出属于恩施州的地方民族文学。然而，除了明清之际一部残缺不全的《田氏一家言》,除了大量山歌民歌、通俗故事、地方剧种等民间文艺，除了外地人以恩施历史事例为素材写成的一部《清江壮歌》和一部《枫香树》以外，我们几乎没有搬得上桌面的真正的民族作家创作。笔者曾翻阅过好几个县(市)的县志，除了民间文艺、通俗文学，正宗的作家创作少有圈点之作。

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强劲东风吹绿了鄂西南的山山水水，好在自治州的成立唤醒了恩施山民日益浓烈的民族文化意识。经过二十年生聚，二十年发展，渴慕已久的新时期的恩施文学终于一路风尘仆仆向着我们的世纪巅峰走来。回望历时二十年的恩施文学景观，我曾反复思索该用怎样的语言来抽象出她的特征。在风起云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信息日趋发达且各种文化急剧碰撞与高度融汇的时日，恩施州不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的桃花源，步履蹒跚的恩施文学从她起步之际就已程度不同地兼聚着地域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特征。我试图用“地域风情与历史嬗变的双重变奏” 这一形而上的概念来定义她，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遗漏和牺牲了某些具体的或局部的现象。

恩施文学不仅在艺术手法、语言形态上自然而然地浸润着土家族、苗族民间文学的某些特质，更为壮观的是所表现的题材几乎都包含着独特浓郁的地域民族风情。我们从李传锋、叶梅、王月圣、胡飞扬、龚光美、田苹、陈步松等人的长中短篇小说里，从甘茂华、田良臣、戴箕忠、覃国平等人的散文里，从田禾、朱惠民、杨秀武、陈航、张永柱、周良彪等人的诗歌中，就会感到他们尽管各有其创作个性，各有其艺术追求，但艺术思维的重心总是放在对鄂西南山民生存背景的展示中与精神世界的解剖上，他们矢志不渝地探索着恩施州土家族、苗族文化独特的精神命脉，并借助奇山异水的描绘凝聚着作者对一类沉重人生带血带泪的思考。尽管部分作品太容易受流行的政治见解、社会思潮所左右，然作家们的内心信念、人生观念毕竟在同现代文明的冲撞中发生着无可回避的裂变与转换，这种裂变与转换不断激起作家灵魂的震颤与悸动，于是，新的精神信念与新的生活欲求一样正在我们心灵的 土壤里潜滋暗长。

二

恩施人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是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作品正是鄂西南土家族人的民族精神与生存环境所展开的一场沉重的对话。作品的主人公是一只世所罕见的白色小公虎，它自从诞生在南渡江一带幽深的林莽之后，遂开始了与险恶的生存环境，与人类用私欲、金钱、愚昧、血腥编织的罗网所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虎为百兽之 王，乃是力量与强权的象征。而白虎更是土家族这个民族的图腾，因为传说中土家人的首领廪君死后，其魂化为白虎，世世代代护佑着他的子民。故在白虎身上涌动着一个民族的热血，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命运与希冀。小说描写白虎与大自然、与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冲撞搏杀，描写它内在的悲愤、孤独、仇恨等强烈的情感冲动，描写它虽具有生命的伟力却怎么也逃脱不了悲剧性的结局，整个情节流程处处与土家族人的文化精神联系起来，给人以无穷的启迪与遐思。白虎的生存是沉重的，然而主要是它内在的精神的沉重、命运的沉重、历史的沉重!土家族汉子李传锋深深地了解他的民族，白虎生存的背景总让人为着恩施州那一片奇特却又多灾多难的土地“意悬悬而泪潸潸”。

如果说，《最后一只白虎》是以独特的角度曲折地表现了鄂西南土家民族所肩负的沉重的人生，那么,王月圣的《太阳从西边出来》则是以质朴淳厚、凄婉冷峻的艺术风格，对封闭山区传统的原始愚昧的人的生存状态所作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示。小而又小的太阳河村与外世几乎隔绝，到处充斥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困和愚昧，近亲结婚，“自产自销”,根本谈不上爱与情的野蛮粗俗的性生活，致使一个聋、哑、疯、呆、瘫、残的社会群体代复一代盛演不衰。透过这道泪痕重叠的风景线，我们看到一种文化与一种人生的“劣根性”所构成的一部无比苍凉的生活画卷，看到罪恶的封建家长制与腐败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如何沆瀣一气地妨害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看到反腐败与反封建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当然，从主人公吴春月身上，我们终于看到新生事物冲破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希望，她深切呼唤“太阳从西边出来”,预示着贫困山区终将与旧传统旧风俗彻底决裂，通过治贫治愚，吴春月一类不幸者和劳动者的血肉之躯，必将高高托举起21世纪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999年，《今古传奇》连载恩施州青年作者赵春峰的长篇通俗小说《天残地缺》。小说以边陲小镇凤城为背景，以“品芳大酒楼”为窗口，用辛辣讽刺与无情批判的笔调，揭示了历史嬗变时期的20世纪90年代中小城市里某一类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社会现实。在这里，流氓、毒枭、赌徒等兴风作浪， “旷野窄门”之类反动会道门妖氛炽烈，腐蠹酷吏则假公济私坐收渔人之利， 进行钱权交易与权色交易，而大量的青春女性竟被迫沦落到风月场所无力自拔……小说通过对姚丽珍、宋玲玲、王娟等悲剧性女性形象的塑造，勾勒 出“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的“天残地缺”的社会阴影。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者如此大胆地鞭挞社会上的腐败与丑恶，旨在呼吁人们扫除阴霾，惩恶扬善，其拳拳之忱理当为世人感怀!

龚光美的《美人赠我金错刀》《沧海之恋》和程远斌的《陈友谅》是取材于 历史事件的长篇小说。历史小说所依据的材料是作者从史册与传闻中钩稽出来的，这类作品以作者的“诗心”反观前人之情事，赋予了“秦砖汉瓦”以生命的激情与活力。

《美人赠我金错刀》采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共产党开辟湘鄂西苏区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重大历史题材，讴歌了鹤峰山区土家族人民反抗强暴、崇尚真理、渴望翻身解放并为之勇于前仆后继流血奋斗的牺牲精神。小说以土家族农民知识分子陈海山等人与反动统治阶级拼死抗争的历程为线索，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斗争场景。陈海山本是一个与世无争的老秀才，在大山深处默默无闻地固守着清贫寂寞的农耕生活与教书生涯。然而，为富不仁的地主豪绅与国民党反动团防为害乡民，把这个安分守己的读书人“逼上梁山”,他以年近花甲的高龄率领乡民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由打家劫舍、抗暴安良的“神兵”首领最后成长为红军部队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作者声称自己的小说情节基本上与真实的历史事件相一致，但在“纪传体”的表述中，仍通过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展示了人物复杂多变的感情流程，使“逝去的生命”焕发出蓬勃活力与诗意。并穿插有大量优美生动的民歌民谣，从而把富有地域特色的民族风情和社会历史嬗变交汇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

龚光美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沧海之恋》取材于中唐大诗人元稹的一段爱情罗曼史。唐元和四年，元稹时任监察御史，他奉旨赴东川梓州(今四川省 三台县)查处严励大案途中，同西川女诗人薛涛一见钟情，相知恨晚。但由于元稹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触犯了上层统治者的利益，被政敌所攻讦，他和薛涛因受到离间而忍痛分手。几年后，元稹贬官江陵，妻子病故的消息传到蜀中，薛涛重新燃起了与元稹结为伉俪的希望，特写下《赠远》一诗暗示元稹。可惜元稹已在江陵纳妾，赴任通州司马途中，又同江淮名伶刘采春陷入情网。元稹的轻薄浮浪、朝秦暮楚，给一厢情愿的薛涛留下了剧烈的心灵创痛，自此她心灰意冷，隐居成都碧鸡坊，元稹寻访不遇，忧郁而返。后在晚年的落寞中，元稹追忆往日时光，思念薛涛，触发灵感，作《离思诗》以寄怀，写出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千古名句。生命的最后时刻，元稹同薛涛神会巫山，向她做了灵魂的忏悔。《沧海之恋》既是一幕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又成功地描写了封建社会官场相互倾轧和吏治腐败的黑暗现实。

程远斌的《陈友谅》以元末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为背景，描写了南方红巾军由兴师起义到转战于江汉水乡泽国地区的斗争过程。作者着力塑造农民领袖陈友谅这一“荆楚枭雄”的形象。陈友谅降生于黄蓬湖一贫苦渔家， 从小勤读诗书，摹拳习武，富有正义感。作品通过陈友谅崇鸣聚义、天门求 贤、科场斗武、攻占沔城、出任镇守、换防武昌以及耳闻目睹“天完王朝”“行宫”之争等情节的叙写，着力展示出陈友谅与社会邪恶势力乃至腐朽的封建王朝之间斗智斗勇的曲折经历，并把与之相关的一批历史人物成功地搬进作者所精心构建的文学画廊，再现了元朝末年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白热化时期风云诡谲的社会局势，并通过对艺术形象喜怒哀乐、爱憎生死等心理活动的细腻刻画，既肯定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功绩，又批评了农民起义首领们思想性格的局限性。小说虽然没有写到其后各路农民军争权夺利自相残杀而最终走向失败的历史实况，但从徐寿辉、倪文俊、邹普胜等人物性格的演变中，读者已经可以预见到所谓“天完朝廷”终将树倒猢狲散的必然结局。小说还对封建帝王荒淫无道、大小官吏贪赃枉法、地痞恶霸草菅人命的行径予以了淋漓尽致的鞭挞，由此形象化地揭示出“官逼民反”这一社会性主题。

此外，李传锋的长篇动物小说《林莽英雄》是《最后一只白虎》的姐妹篇， 其明朗活泼的语言特别适合少年读者的口味；胡飞扬的电视文学脚本《中国神兵》,胡牛的长篇传奇文学《胭粉奇案》,王月圣的传奇文学《虎钮金印传》等，均可当作历史长篇小说来读。传奇性、史实性、哲理性，融汇在这一类作品中，能给读者以灵魂的熏陶和美的享受。

三

二十年间，恩施州本土作家几乎全是“基层而业余”的文学膜拜者，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营构大部头的鸿篇巨制，只好在忙于本职与生计的岁月夹缝里，仰望文学殿堂辉映天宇的圣光来点“偶一为之”的小小尝试。因此，单从小说而言，批量生产的只能是中篇和短篇，这些作品零零散散地见诸各种报刊，迄今结集出版的还不满十部。据粗略统计，较有影响的 中短篇小说集有李传锋的《退役军犬》,叶梅的《花灯，像她的那只眼睛》《撒忧的龙船河》,王月圣的《撒尔嗬》《饥饿的土地》,甘茂华的《最美丽的》,戴箕忠的《巴人血》等。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叶梅的《撒忧的龙船河》与王月圣的《撒尔嗬》。

叶梅的小说创作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那时，她还是一名20来岁的文工团女提琴师。她的一些反映“文革”中普通农民与市民生存悲剧的精短小说问世以后，立刻引起恩施本土读者的热情关注，被人冠以“鄂西第一 梅”的称号。叶梅不仅创作十分勤奋，而且凭着其敏感的洞察力率先把恩施州富有地域特色与民族特色的风情和山民的沉重人生结合起来，用她那清 新明丽的语言加以倾诉，引发出人们带血带泪的思考。她早期写成的《谢了的花》《亲家》《半边户娘子》等，已经较完美地体现出了展示人物内在性格的功力。而真正称得上叶梅小说代表作的，应是她20世纪90年代初期写成的中篇《撒忧的龙船河》与《花树，花树》。

《撒忧的龙船河》堪称鄂西土家民族的一曲古朴苍凉的生命悲歌。小说从土家汉子覃老大的丧事落笔，尔后以“蒙太奇”手法一幕一幕闪现出死者数十年苦与乐、爱与恨、愧悔与失落、糊涂与清醒的人生经历，把一颗质朴孤独的灵魂搁置在“龙船河”这道风俗与岁月相交织的长廊里反复过滤，从而揭示了土家民族原始生存法则中有着太多的坎坷与太多的无奈，无情展示出“龙船河”人惊心动魄的生存本相。作者用土家人欢送亡灵的“撒忧儿嗬”的歌舞串起小说的全部情节，使人物的生活经历与心理流程始终激荡着雄浑粗犷的音乐的旋律，覃老大就在这旋律中一辈子驾着豌豆角闯滩啸唱，他爱过温顺如玉的女人，他有过梦绕神牵的追求，他伤害过他的亲人也被亲人所伤害，他企望走出龙船河的儿子“果真顺着龙船河远远地去了……”覃老大就在这旋律中作完忏悔，然后“迸发出全部生命的力量，朝天大笑了三声，便戛然而止，一个结实的魂魄犹如一块巨石訇然落入漆黑的深潭”。《撒忧的龙船河》把叙写人生的重点放在对人性内在秘密的揭示上，执着探索民族生存方式得以形成的文化心理因素，可以说对作者自己的早期创作和对整个恩施文学都是一次成功的超越，因此具有相当的人性深度和艺术感染力，以至连叶梅后来据此亲笔改编成的电影《男人河》都显得难以比肩。

《花树，花树》是一部山地女性凡俗人生悲情的大展示。在龙船寨，在土 家人一代一代繁衍生息的吊脚楼，每一个女人都在“灵魂聚居的拗花山”上 长着一棵“命树”,它们开着“骨嘟嘟雪白小花”,预示着女人们一生苦水浸泡的命运。从被丈夫荣哥儿所抛弃的田家老太，到她的被店老板与乡官恣意玩弄和欺骗的两个孙女，女人们似乎总也摆脱不了冷漠虚伪、卑俗愚执的男人们的戕害。按照根深蒂固的世俗观念，女人不过是男人的玩物，要就搂在怀，不要就抛下岩。爱与恨的打击使田老太耗尽了生命的养分，但她终能心安理得承受自己的命运；昭女和瑛女则不然，她们唱着这样的哭嫁歌：“娘啊，我是一口生水锅啊，/不会伸来不会缩啊，/要伸要缩除非破啊。/娘啊，我是一根青冈炭啊，/来到这世上不会弯啊，/那要扭弯除非断啊…… ” 后在一片熊熊烈火中，瑛女将自己连同自己的羞辱与愧悔一脑儿化为灰烬；昭女从悲愤中醒来，她“噙着眼泪上山，把两棵树一并砍了去”,“犹如砍去冥冥中一只任意主宰的手”,她坐上开往山外的班车，想到县城去参加成人高考。作者以犀利的笔尖洞穿风俗的坚硬外壳，解剖女性困窘与磨难的文化根源，从道德角度切入现实人生，呼唤人的良心发现，体现出其哲学意味与历史感相伴而生的大智慧，既让读者能看到复杂多变、沉闷阴冷的社会世相，又借助朦胧的“亮色”引发人们不尽的思索和感受。

叶梅的令人深深回味的中短篇小说还有《三十来岁的女人》《昨天的月亮》《之字拐》《断根草》《陌生世界》《黑蓼竹》等，这些小说中的人物或是命运的弃儿，或是人性的弱者，或是搏击世俗的弄潮儿，或是寻觅生命本真的实干家……他们共同构筑成一片富有恩施风土人情的艺术世界，让人感受到鄂西南母性土地上蓬蓬勃勃、风风火火的生命的律动。

“撒尔嗬”“哭嫁歌”“摆手舞”,是恩施土家族人代代沿袭的文化景观，常用于丧事、嫁娶与节日庆典，这类风情传达出土家族痛苦的生命流程和不息的追求精神。苗族作家王月圣笔下与此同名的一组短篇小说则借“风情”演绎故事，阐释人生，表现了丧葬风俗、婚姻礼俗下人的复杂心态，给人以五光 十色、淋漓尽致的感觉。《撒尔嗬》中奶奶、苦楝的形象集中体现土家族劳动妇女由来已久的辛酸和屈辱；而爹爹、井叔的形象，又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在风俗背景下人伦萎缩的现状。《哭嫁歌》以“我”的所闻所见跨越式地叙写了一家三代女性在同一婚俗下但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命运，从而发掘出这种文化随着历史嬗变透射出来的内在的精神本质。《摆手舞》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示一个民族的狂欢，在歌咏爱情的轻松愉悦的曲调里，也幽默地嘲笑了某些岁月迁徙中的陈腐意识。

王月圣看重风俗但绝不拘泥于风俗，他的《相识在高高的山上》《哭不得，笑不得》《长筏》《十男九痔》《心在滴血的采访》,乃至他的中篇小说《血染红了苞谷地》《女儿好细腰》《饥饿的土地》等，或是鲜活的人性呼之欲出，或是卑俗的世情暴露无遗，或是写创业的艰辛，或是写悲壮的毁灭……均能 “平中见曲，淡中隐味，小中显大”,于传统意识的背后巧妙地隐藏着作者的 “民族改造意识”,只不过其“历史深度感”和“艺术力度”尚需要进一步强化。

李传锋的短篇小说《退役军犬》《毛栗球》《牧鸡奴》《母鸡来亨儿》等，与他的长篇《最后一只白虎》《林莽英雄》互为补充，构成了一道斑斓多彩的动物小说的风景线。读李传锋的动物小说，绝不仅仅等同于观赏“动物世界” 的电视节目，这类独特的文学形象虽然是“自在的动物”,但它们身上仍体现着作者的情绪与哲学内蕴，具有相当的人性深度和艺术感染力。此外，李传锋还创作了大量乡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如《十里盘山路》《龙潭坪纪事》《烟姐儿》《热血》《灵屋》等，这些小说通过描摹山乡奇趣与风情，表现土家山人的欢乐与痛苦，倾注了作者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拳拳深情，对鹤峰山光水色、人文风俗的由衷热爱。

此外，恩施州其他本土作家所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中，既有着力表现普通人悲凄命运、讴歌劳动者奋斗历程且富有恩施州地域风情特色的现实题材的作品：如余友三的《二县长》,甘茂华的《最美丽的》《紫丁香，开在那燕子巷》,吕新琼的《我长大了》,戴箕忠的《倒排》《巴人血》,方筱君《峡江春色》,田苹的《不谈命运》《伪证》,简兆麟的《一座山好比一头牛》,谭永清的 《买房》,唐敦权的《最后的秘密》《水上人生》,吕金华的《连二垭》《老段之 死》,陈步松的《苞谷酒人家》《生生死死》,田开林的《失落》,田良臣的《七丈五旧事》,洪坚娉的《大约在冬季》,罗晓燕的《父亲的泡桐树》,谭成举的《丹青喋血》等，又有借小说技法“将沉静的史迹化为流动的艺术”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如龚光美的《凤凰俦》,田禾的《向后的马蹄印》、田珍安的《野渡》等；既有以牧歌式的情调吟咏民族风情的美好并展示民族美好心态的风俗性的艺术画卷，如向国平的《赶年贝锦寨》,周长国的《盖面肉》,唐棠的《贝锦卡的骡客》等，又有理气壮地干预生活、抨击邪恶、呼唤正气与良知的战斗性的檄文，如胡飞扬的《在劫难逃》《惊天巨骗》,梁寿臣的《花脸县长》《钞票中毒案》《女村长演义百万诈骗案》等；既有《万能胶》(陈步松)、“土司梦”系列(洪坚娉)、《雪梦》(唐敦权)、《感觉像团雾》《天堂鸟》《淡水》(杨彦华)那样通过人的意识流动宣泄内心情绪、折射生活图景的甚至颇有点“先锋”味的心理印象类小说，又有《阴雨连绵》《刘维根的乡下生活》(唐敦权)、《寒窗童话》(郑江)、《墓碑向北》(舒悦萍踪)那样直面生活矛盾、关注时代嬗变的新写实主  义类小说……总之，恩施文学一再提醒作者们关注“人”的命题，人的道德意识、审美意识、爱心、尊严感等一切属性与特征，正在被小说作者们通过“人” 的形象的塑造，深深镌刻到自己民族的意识之中。

四

甘茂华对于散文这种文体情有独钟。今年夏季，首届“湖北文学奖”揭晓，获奖作品中唯一的一部散文集就是他的《鄂西风情录》。笔者在这里并不是要以“获奖”为尺度来界定作品的艺术价值，只是想由此拉开话题，与诸君到甘茂华构建的“风情”长廊里一品爱的芬芳。

《哭嫁》《跳丧》《招魂》是甘茂华的三篇散文。细细读来，作者绝不是仅仅向我们诠释一类风俗，而是要借助风俗景观探索土家民族深层次的文化心理，揭示人性的内在秘密。“出嫁是喜事，哭嫁是风俗。”散文《哭嫁》中香妹的哭嫁，分明是在哭诉传统礼俗压抑人性的罪恶。香妹与“田哥”的爱情撼天动地却不被人间的“规矩”所容，只好双双殉情于涨潮的清江；作者看到土家人的跳丧“如痴如醉，愈劲愈锐”,想起了巴人巫风、屈子《九歌》,想起山民背负驮重、攀岩爬山的动作，竖看纷纭世事，横看茫茫人生，从而得出“这跳丧渗透着现代人意识的原始生命的美”的结论；而“招魂”一题更与《楚辞》中的《招魂》篇古今呼应，作品通过“招魂”的风俗，把肖团长与七姑娘的生死恋   情写得凄厉哀婉，在他们之间，“多少难言的隐痛和悲伤都包含在‘魂兮归来’ 这四字之中”。作者说：“民间招魂词把一个文化现象自然化，屈原招魂词则把一个自然现象文化化。它们之间的逆向构成关系向我们透露出民族文化的同源同态现象。”由是，作者创作《鄂西风情录》的初衷亦被我们有所洞视。

读《鄂西风情录》,我们一步一步品“巴人风流”,看“边地风景”,览“民间风情”,听“峡江风涛”,感受到作者的字里行间尽管对故土有低沉的吟咏和苍凉的喟叹，但更多的则是真挚的眷恋与热忱的期望。他看到“小镇愈加兴旺，人头树愈加苍老”(《人头树》),他看到“我的土家族父老乡亲们，历史淌汗的脊背朝着苍天”(《龙船调的故乡》),他也看到“清江的水，滔滔，潺潺，激荡相思的柔情，系住梦，牵住魂，如忧郁而喑哑的西部歌曲”(《素描》),他还 看到“在树林里，在山坡上，在小河边，那些土家男女俪影成双，这才是女儿会上真正的约会”(《女儿会速写》)……于是，“默默地，转身，踏上弯弯曲曲 的石梯。然后，大步跨过山门，如风，穿过雨季”;于是，“心房涨满了潮”,“眼睛湿润润的”,沿着百步石梯，正“走向迢遥的人生之旅”……甘茂华用浸透情感的文字酿造出一种神秘的氛围，向外部世界洞开了母性土地上的几多无奈，几多温馨，几多悠远绵长的指望。

甘氏散文浓郁的山地气息，独特的文化视野，高远的意境，灵动的语言， 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和谐相融的美学追求，从较高层次上描述巴人后裔 的社会生活画面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其探索成果弥足珍贵，他以切身的体验为恩施州文学新人的散文创作起到了探路导向的作用。

田良臣钟情于写作那种语言极富韵致且内蕴特别深厚的“美文”,这类散文精短、冷幽、灵秀，平和冲淡里能嚼出人生况味。他从儿时、从故乡、从乡风民俗、从对亲人的片段记忆里捕捉生命的灵光，在人生的美好与人生的 残缺里完成自己作为人的体验，通过散文笔调让物质世界在他的精神天地里发出微笑。由于作者总以平常人自居并密切关注平常人的纷纭世情，故对拉琴盲叟、痴傻乞儿、小脚老妪、莞牧村童、英年早逝的教师、杀生谋生的屠户、默默无闻的理发匠、清心独处的守林鳏夫……总怀着刻骨铭心的体谅与亲情；田良臣认为：“拥有寂寞清苦是一种际遇，享受寂寞清苦则是一种境界”(《恋旧》),故能“看月光悄没声息地从窗口溜进来，听时钟的嘀哒”(《梦教》),故乐于“躲进书屋，或静坐凝神，与圣哲对语；或伏案苦读，求教先贤；或铺纸提笔，涂鸦作文”(《书屋》),以寂寞沉重的活法赢得与艺术的日益亲近，赢得对世味的反复咂摸。

《黄昏，最好是拉琴》写童年的“我”与一个算命的瞎子拥有一段共同的岁月。那瞎子一旦全身心匍匐在油漆斑驳的琴上，立刻，“茫茫大漠有阵阵狂风滚动，黄河滩头惊涛拍岸，草原上羊鞭叩响的牧歌，旷野里老女人无援的哀号，甚至幼芽破土的呻吟，雪花纷扬的静寂……恰是长久以来我心头的向往，耳畔的呼唤”。然而，后来，瞎子爷爷死了，琴也捣碎了，因为他“叹息自己拉了一辈子琴竟没遇上个会听的”。作者把深深的忏悔与怀念浓缩在山冈上“一日的黄昏”里，委婉含蓄地表达出对一种已然失落的古朴文化的关怀。《两个老人和一棵树》写老温老儿与小温老儿的陈年旧事，人活七十古来稀，而白果树却是“爷爷辈的爷爷就见它这般模样，精精神神的……”树守望流年似水的代代人生，也“不明不白就死去一半”,人，虽不能长命百岁，却拥有人性，拥有追求，拥有某种山一般永恒的东西……《小脚婆婆》是献给哭丧哭了一辈子、而自己死后却再无人哭丧的一曲丧歌；《打电影》的一个“打” 字，为山地平淡单调的日子打起精神，牵引乡亲们从“长长的不打电影的日子”里走出来，走进一类当代人的文化之间；《走近教堂》则以无端向往之心情“追了有形无形的日头走”,在“不知该如何整肃自己”的情况下，把身心安放踏实些。

田良臣的众多散文短章中，还有捕捉生活节奏变更下凡人微妙心态的 《习惯》,有看似平常实则讽喻深刻且富有哲学意味的《杀鸡》;有坐窥万象释 放淡泊心绪的《书屋》,有以天真笔触揭示童心之美的《做父亲的滋味》,有于特定环境氛围里揭示历史变迁对人物心态不断扭曲与再造的《南山，北山》,有对野山风情和山人文化心态执着依恋的《吃洋芋》,有从思亲忆昔入手、颂扬普通人美好心灵并深远影响着后来者的《父亲的花》《师说》,有哀挽友人、 感伤美好生命匆匆流逝的《怀念老蔡》等。总之，他的散文诗意隽永，文辞典雅，感情素淡而内蕴颇丰，风土人情俯拾皆是，充溢饱和着深沉而斑镧的语言美、意境美和人物美。

李传锋不仅其动物小说自成一家，脍炙人口，他的表现山寨情韵的散文也写得十分清新明丽，娴熟老道。其主要代表作有《鹤之峰》《表妹的婚礼》《那一扇小窗》《铺喜床》等。李传锋还创作了大量游历中外名山大川与人文景观的游记体散文，这类文章既饱和着全新的审美情态，又交织着深邃的文化关怀的内蕴。

戴箕忠的散文多写巫峡，其文体风格也如巫峡一样显得峭拔奇伟、秀丽幽深，读之令人有山高水长、步移景换之感；龚光美与清清亮亮的淡水相伴多年，他的《淡水漂流散记》堪称处处是美不胜收的山光水色、温润朦胧的空山灵雨；田开林、余友三、田禾、向国平、邓德森、周长国等老作家追忆童稚幽绪、吟咏沧桑感悟常能力透纸背，令人回味无穷；而张兴培、田方明、赵先正、冯兴琼、冯兴炼、洪坚娉、钟秀灵等中青年作者的散文篇什均有精短、灵秀的特点，面对天地自然纷纭世情勇敢地捕捉生命的灵光，平和冲淡里能咀嚼出许许多多的人生况味；王月圣的《乡景》系列善于把自己熟悉的乡土风情与文化掌故融进艺术的形象中，以他的家乡白果坪为背景，或写景，或忆人，或  描摹，或抒情，篇篇均有极精彩的人生场景，处处都融汇着丰厚独特的文化底蕴；张泽洲的《香港散记》则凭着作者充沛的经验、智慧和修养，向山里人娓娓讲述了发达地区蓬蓬勃勃的变迁，语重心长地劝慰他的乡民开拓视野， 加快山区两个文明建设的步伐；叶梅、田苹、戴宇立、覃国平、罗晓燕、杨彦华等散文作者以她们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情和沉着心思破译人生密码，既能把流逝的岁月、青春的梦幻、亦悲亦喜的爱情婚姻与家居生活写得灵动皎洁清光照人，又能在乡风民俗、寒山碧水的画面上点缀层层叠叠的血与泪的图案，凭其“凝晶状态的美丽的情感”换取读者的眼泪与痴心；而同样是女性作者的谭笑、孙雁群等，则在她们富有时代使命感的散文篇章中展示出磅礴大气，其随笔体的小品有感而发，无所拘束，颇有几分“怒目金刚”式的尖锐与坦荡……

五

现在，我想谈谈近二十年来恩施州的诗歌创作。

真情实感是诗潜在的魅力，乡土之恋是诗永恒的主题。

此刻，我的桌面上放着层层叠叠歌咏鄂西的诗作，它们有：朱惠民的组诗《鄂西!鄂西》,杨秀武的《鄂西》,张永柱的《鄂西的山》,田禾的组诗《清江风情》,邹丰刚的《清江，清江》,张铁军的《清江》,周良彪的《贫困与富饶》,陈航的《乡情》,还有从水乡踏歌而来的诗人程远斌写下的《鄂西人》《巴山楚水处处情》……诗人们以灵动的笔触，借助地域风情拓展审美视野，在历史嬗变中寻觅人生真谛，既为古朴苍凉的岁月赋予了缤纷的哲思，又发掘出了崭新的时代精神的壮美。

“山高水也高/鄂西云海里沉浮着一条条处女河/不知名地竟日竟夜流/一任懦悍的放排者挑逗/只管隐约地响隐约地亮/也不留意/山峰与山峰的堆积正挤窄蓝天/也不问那来了去去了来的少妇/为何一遍遍漂洗她呆呆的影/她的大眼睛为何又恼怒又缠绵/只顾流呀一个劲地流/竟不知流的是空白。”这是从朱惠民的组诗《鄂西!鄂西》中选录的一首《处女河》,十二行诗创造了一重优美的意境，给人以充分联想的余地。如果你漂  过清江漂过淡水漂过神农溪，相信你一定会深深折服诗人艺术上的匠心独运：在鄂西大山中，河如处女般缠绵温润，处女则像河一样通体明朗、秀美多情。水里的放排者随着“竟日竟夜流”的河呼啸而去，而岸边的少妇只能“一 遍遍漂洗她呆呆的影”,其“恼怒”其“缠绵”已胜过了千言万语的爱的表述。诗中形象的创造，想象的延伸，情感的孕育，语言的洗练，丰赡奇诡且又奔突翻涌，堪称结合得自然而妥帖。

朱惠民在《关于巴人》中吟诵：“关于绝壁上神秘的悬棺/关于太阳/从左边山头升起/从右边山头滑落/或者同少男少女到溪边跳月/以强烈的原始节奏震动群山/并且把笙曲和情歌/搂在山风灌饱的结实胸膛 …… ” 他把数千年的岁月流程浓缩在语言意象中，从整体氛围上凸显出强劲深沉的韵律，通过民族文化的表象涉及了民族心理的内核，因之具有较强的震撼力。读组诗《巴人们远远地来呢还是去》,我们不仅仅看到“少女们在巴蔓曲之河游泳”,“裸臂翩翩如白蝶群嬉”,不仅仅听到“樵歌牧歌惹郎歌/如远来之风掀开记忆的云层”,“亢奋得震颤的鼓点是时间的足音”,还会更深层次地想到巴人“恍如远远地来又似远远地去”的沉重的步履；而诗人的另一首《题峡江古栈道遗迹》里更是以高亢悲壮的调子叩问远古：那些深谷绝壁上黑黑的石窟“是山鬼千百年来终未吹出人世之歌的笛孔吗/是河魂一次次提醒航船又未喊出声的空口吗/还是终未洞穿人间百态而不肯瞑目的历史的眼睛……”诗人向悠悠岁月发出一连串的问询后终于大彻大悟：“我懂了/ 懂了为何人们爬上山顶看见太阳/就情不自禁把双手举向苍天/并且大喊：呵!我的太阳”,而逝去了的古栈道“本有可歌可泣的一切炫耀千古/却留下这仅是古窟的空白/——空白呵!”诗人火辣辣的宣泄使人感受到土家民族前仆后继跋涉千古的昂扬斗志，其语言风格既是慷慨激昂的，又是蕴藉深沉的；既是剑拔弩张的，又是平和冲淡的；既喷薄于外，又含蓄于内，客观对象与主观精神在朦胧深邃的意境里达到了水乳交融的效果。

相比之下，程远斌的诗则显得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一些。程远斌系湖北天门人，46岁由水乡来到峡江一隅的巴东出任县委书记。他一到任，即汇入一群肌肉鼓凸的山里汉子之流：“喊着野性的号子/抢着背太阳/抢着背巴山”。他看到：“银花火树将山城的夜空撕碎/把数不尽的散金碎银/泼洒在这天堂人间”,他看到：巴人“从钻木取火的茫茫远夜/跋涉而来/用灯光的寓意/摄制了现代文明的彩卷……”(《夜访巴东城》)在他眼里，“巴东的山/三山盘踞俊秀雄”;“巴东的水/源远流长永不断”;“巴东的人/善良朴实勤劳勇敢”(《巴山楚水处处情》)诗人满怀深情地吟唱他所爱着的鄂西人：“鄂西多山/鄂西人因此习惯攀援/习惯凭脚力走路/这些让他们坚韧”“……鄂西人走路登音沉沉/他们健壮的脚步/踏遍风雨/一笔清江/ 是他们日夜滚涌的血脉/他们永不褪色的名片”(《鄂西人》)他盛赞神农溪见到的女导游：“见到你/人们惊叹不已/这里/竟来了天的女儿。”(《神农溪导游颂》)在铺排了女导游的纯净之美后，诗人说：“上天/竟把这样的女儿/赐给了巴东/赐给了人间。”他的《浣衣小女记》以如此灵动的笔墨摹写鄂西女儿的秀美：“小女在溪边浣衣/一张秀丽的脸/一双圆亮的眼/一身淡红/笑意嫣嫣/潺潺溪流停止跳跃/静赏小女的仙容……”,这样，美的人，美的景，就以十分鲜丽的色彩和谐地流泻在程远斌的诗行间，令人为诗人美的情思所陶醉。诗人游马渡河时，将老船工的号子、河流的自然美景以及游人那种回归人类本性的追求表述出来后，又以“尺水兴波之法”任纡折起伏的情感达到高潮：“……就让我一生为你痴情/用你纯洁的圣水/把我灵魂净化/用你柔意的纤手/梳理我冗杂的事务/马渡河哟/你使我缠绕得凌乱不堪的思绪/得到陶冶/你使我知天命的人生/焕发青春/站在风口/高唱《大风歌》/为我执着的事业/耕耘耕耘……”。程远斌的诗为崇高而折腰，为创造而膜拜，有气象宏伟、壮思飞动的画面，更有音韵铿锵、旋律急骤的抒情，可谓恩施文苑一束从山外引进的奇葩。

杨秀武给自己待出版的诗集命名为《半醒的情潮》,其对于鄂西的恋情正所谓一半在醒里，一半在梦里：“……我的太阳般慷慨月亮般多情的鄂西 /我的女人般温柔男人般剽悍的鄂西/我的一直走不出森林走不出青纱帐的鄂西/我的在嘴里嚼得出糖在手里捏得出油的鄂西/我的只生长吊脚楼不生长摩天大厦的鄂西/我的盛产歌舞盛产神话盛产龙门阵的鄂西/我的只会抽叶子烟只会喝烈性酒的鄂西/我的善良的温暖的执着的憨厚的鄂西 啊……”(《鄂西》)诗人在反复咏叹鄂西的一波三迭的旋律里思绪如霰，睡着醒着都念念不忘“我的肌肉隆起鄂西巍峨的憧憬”“我的血管流着清江不枯 的鄂西”,诗人为故土的人文风俗而倾倒，任由感情的波涛与清江一同澎湃，鄂西那不同凡响的美就很容易随着诗潮注满我们的胸腔。

杨秀武的组诗《清江流域流行爱情》是客观描绘鄂西、主观拓展诗心的别出心裁的一组风俗画。这画幅中，可见“山妹子/被铜唢呐八孔悠悠的音符/吹得两眼变成滚烫的雨季/沿着那条山路远去/大胆地走进两盅交杯酒……”(《山妹子》)可见“娶亲的队伍/像一条五月的龙船/踩着金唢呐短  短的音区/启航”(《新嫁娘》)可见“一把红伞撑开了/妹娃子要过河了/大山的小伙开始慌乱了/龙船的那扇窗帘破了/调子里的旋律定准了 …… ” (《龙船调》)可见“走进历史的清江，便有一种浅蓝浅蓝的声音/如一支横笛袭来/我便沿着这种声音/步入女人浅蓝浅蓝的风景……”(《豌豆花》)诗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恩施土家人的唢呐情结、“龙船调”情结与清江情结：娶亲的唢呐演奏着数千年古老的山野民族文化的旋律，其间有热烈的向往，也有许多不可名状的遗憾与无奈；鄂西有一脉清江，清江之源是民歌《龙船调》的故乡，“妹娃子要过河，哪个来推我”的俳恻缠绵的歌声早已唱遍了中国，那么,今天的清江儿女又有怎样的精神境界呢?诗人告诉我们：“倒影在额头的波浪/是土家人攀登的永恒背景/血管般的母亲之河啊/把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群山/写成这个民族的象形文字/使人读后激动不已”(《清江》)面对灿烂的时代与斑斓的人生，杨秀武的诗作始终清新可喜，富有情趣。在1999年澳门回归之际，他写下组诗《明天的心情》,诗人兴高采烈地吟唱：“荷花又亭亭玉立了/在一块红色的土地上风流/雪消失在这个世纪的尽头/冬天/也就这么简单地画上句号”;他在描绘“赌城”澳门“把黄金折  叠为支票或信用卡”之后，十分幽默地说：“……我清楚世界上所有之人/在这里都是输家/唯独赌赢的——/是总设计师的一国两制”(《赌场》)诗人发现了时代的真谛，也同时发现了世上最深邃的哲理，因而“半醒的情潮”已然汇入了历史进步的大潮。

田禾是一位老诗人，他“诗意地行走在鄂西南的乡地上”已有了半个多世纪。明末清初容美“田氏世家诗派”的诗风对这位正宗后裔影响极大，因此，“山里的孩子有着斗大的胆/他们的生活道路是悬崖绝壁/艰险的道路练就一副坚强的性格/这曲折的路也许就是创造的真谛”(《绝壁穿梭》)因此，“洁白，就洁白一生吧/虽是稚气，却是童心不减/血红，就血红如火吧/ 让烈火为新世界光照人寰”(《火把果》)田禾的代表诗作是他的两组乡土恋歌：一组为《清江风情》,一组为《鄂西风情录》。“风情”不是纯自然的景观，大自然虽说是丰富多彩、鬼斧神工，但只有融进人的欢声笑语、人的劳动创造， 才算得上“风”美“情”酣。诗人昂首望山：“绿里吐红，红中喷绿/雾中飞天， 云里仙姑/土家姑娘采春茶哟/采一山歌声采一谷露……”(《土女采茶》) 诗人低头看水：“蓼叶儿浮在江中/银网儿抛向碧波/撑竿儿点破了晨雾/  荡一船朝霞，收一船星宿/山岩巴跳出了水面/黄骨头在浪中嬉戏/绿波映着笑靥/水声伴随着渔歌……”(《土家渔姑》)诗人钟情于水上排工，于是衷心祝福他们“今日闯过了豹子峡/明日将飞越黑鬼滩/饱饱地美餐一顿 吧/吞下的是英雄虎胆”(《排工宴》)诗人向往水电工人的情怀：“水电工人不经营自己的安乐窝/要让那巨大的热能流向海域边疆、万户千家/见到祖国彻夜如昼/那岩鹰的歌声胜过动听的琵琶。”(《水电工人之家》)田禾的诗清新明丽正如山里花红柳绿的繁山复水，温软飘逸恰似润物无声的春夜 喜雨，其田园诗风颇具陶令风韵，“王孟遗响”。

田禾用《向后的马蹄印》一题写小说写散文也写诗歌，深情赞美“二战” 时期传奇女英雄贺英烈士率部转战湘鄂边区的斗争业绩：“……马儿向前蹄印向后/香姑大姐的计策何等巧妙/数十年的战马征程/摸透了敌人既是狐狸，又是草包/马儿向前蹄印向后/展现着大姐高尚的革命情操/紧急关头，决战时刻/她那颗彤彤的心总是向着红旗跳跃……”这类诗既有传神的细节，又有优美的诗境，是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结合。

恩施州的诗作者为数不少，他们中有与诗结缘多年迄今仍宝刀不老的张泽洲、罗炳林、张永柱、向玖云、汪南阶、杨懋之、黄益轩；又有初出茅庐既显出逼人灵气如今已成果累累的青年诗人周良彪、陈航、张铁军、郑开显、龙文采、易兴耀、牟凡、黄平；有来自山外到恩施诗坛一度跃马横刀的邹丰刚等人，又有从恩施州走出前往他乡去寻找火种的郑克洪、梅兴无、田良臣、张冬、张韵君、许琳等人。有擅长写散文诗并已出版恩施州第一部散文诗集愿“把如诗的年华交给风”的才女覃国平，又有热衷于旧体诗的吟哦并且屡有 新作问世的余建方、陈武林、胡季武、曾介阳……

总之，诗歌让我们“生活在一种意境里”(周良彪诗集名)而变得儒雅变得超脱，诗歌在整个恩施文学的长河中如美艳璀璨的雪浪花，于坎坎坷坷的进程中长开不败。

六

要想用一篇万余字的文章来总括二十年间恩施文学的风貌，无异于杯水车薪，无异于对八百里清江管窥蠡测。无数文学林苑的美景我只能伴同诸君匆匆掠过以观其大略，遗珠之憾在所难免：一是对小说、散文、诗歌以外 的体裁(如创作数量极为丰富的报告文学)因不得已而采用了“按下不表”之法；二是笔者的信息量、阅读量有限，许多奇文佳篇尚未逐一品尝，还处于 “没有发言权”之境地；三是笔者文艺美学的功底严重“贫血”,评述话语很难 挖掘出众多作品本已具备的较深层次的人文价值与艺术价值。最后，我想化用苏东坡《题西林壁》一诗的意境来表述我对恩施文学的心境：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原载《民族文学》200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