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眸·文学评论卷 | 蔚蓝：民族记忆与个体经验交集的文学书写

民族记忆与个体经验交集的文学书写

蔚 蓝

《李传锋文集》以140万字的巨幅收录了他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散文等不同的文体类型。这些作品，印证着他所曾经历过的漫长而又不寻常的创作历练，从初始起步的艰涩到文学表达纵深的延伸，在思考中不断得以强化的作家的主体性与文学的使命感，逐渐明晰并加以践行的文学审美观念与艺术表现意识，以及对小说叙事方法的不懈探求。尽管每部作品主题不一，叙事色彩迥异，表现对象在不同的时空坐标里交替，却与他整体的现实主义风格浑然一体，形成了具有李传锋书写特征的文学叙事。

李传锋的创作始终和鄂西故乡的记忆与想象相关联，在对民族记忆的深层次开掘中，显露出土家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他的小说不仅成为土家族民族风物志的标识，而且成为土家族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写照。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李传锋的作品呈现出极其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中国乡土经验，尤其是对带有鲜明地域性与民族性的乡土经验的多重阐释。就地域性来看，他的作品多取材自从小生长的鄂西山乡的乡土记忆与农耕狩猎经验，尽管时代的飞速发展改变了旧往的时空，作家自身生命的位移与生存空间的更替，还有审美视野不断地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转换，但富藏独特文化意蕴的鄂西乡土仍然成为李传锋创作中最厚重的底色。而他作品中所呈现出的民族性，多与他对自我族性的认同相关，是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极自然地对民族记忆的发掘与想象的再造，以及对民族情感发自生命需要的传达。

李传锋的创作一直致力于表达人与自然和谐生存的可能性，这一主题的表现是以其“动物小说”为载体的。他小说中最常见的叙事方式就是以动物为中心，铺叙人与自然相谐相突的原真世界。李传锋的家乡鄂西，曾是一片带有原始气息的乡土，这里有野性张扬的山野林莽，飞云流雾的绮丽风光，极具灵性的飞禽走兽，世代生存在这里的土家族人本能地对动物有一种  天然的亲密感，视动物是与自己共生共存的山林伙伴。他“从小就与大山里各种各样的动物打交道，对动物的生活相当熟悉。小时候不仅听惯了大人讲的动物故事，而且目睹了各种各样的动物”。"[1]正因为有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促使他有意识地去研究了名家的动物小说，对如何进行动物小说的叙事，如何去塑造动物形象形成了自己清晰的理念和把握方式，并且在创作尝 试中提升出一套相关理论，成为他创作动物小说的底气与优势。李传锋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对动物的叙写，《毛栗球》写一只被人驯化了的山鸡。《退役军犬》用猎犬黑豹之眼去展开叙事，写活了充满灵性又爱憎分明的猎犬黑豹。其后是《热血》《牧鸡奴》《母鸡来亨儿》,1989年出版了《最后一只白虎》。《三只北京鸭》写于20世纪90年代，1993年出版了小说集《动物小说选》,2001年写了《红豺》。将动物作为小说的主要刻画对象，在当代文坛李传锋是较早的一个，且作品也受到普遍的赞誉。《退役军犬》《最后一只白虎》 《红豺》都是写动物的小说杰作，《最后一只白虎》成为中国当代动物小说的经典之作。可以说，成就了李传锋作家声名，并给他带来创作声誉的是动物小说。李传锋动物小说叙事的特殊之处，就是将地域性与民族性融入其中，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近年来随着人们的生态意识和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写动物的小说越来越多，有关动物小说的叙事与研究也日渐成为一种趋势，李传锋再度成为研究的热点，几乎所有相关动物小说和生态小说的研究都会提到他的《退役军犬》和《最后一只白虎》。

在他的这类小说中，动物成为大自然与人的自然天性亲和的纽带。作为中间媒介，这些动物具有特殊的双重属性，一方面，是动物本能与自然灵性的天然流露；另一方面，它们又是人类精神世界与文化心理的一种外在体现。但是这两者又往往并不能共融于一体，因为人类的生存观念总是会与动物的生存现状相抵触，李传锋似乎希冀通过动物小说叙事在二者之间找 到一个平衡的支撑，在《红豺》中，我们看到了这二者渐趋弥合的可能。红豺这个最为冷酷和凶残的野兽，在小说中却成了密林中的灵兽，它娇小貌美、敏捷而雄健，以土家山民的保护神的形象出现，它的自然灵性与保护人类家园的使命得到了完美结合。作品突出了红豺在人、动物、自然环境共构的生态链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高寒山区，玉米是山里人的生存之本，而凶猛的野猪一个晚上就能把山坡上已经成熟的玉米糟蹋精光，成为与 人夺食的山中霸王，勇武的红豺与野猪相生相克。作为野猪的天敌，红豺被土家人视为土地爷养的“神狗”,在山野里保护人们的家园不受野猪的侵害。小说中充溢着野性与激情的画面，比如红豺追杀猪王的场面，为死去的儿女复仇的情景，它们与野猪的最后一战等。红豺被美化神化，不仅是因为它在食物链中所处的天然优势地位给土家人带来了生存的保证，更重要的 是它契合了土家人的精神特质，它身上野性的、极具原始力量之美的生命冲动，成为土家人崇尚自然生命激情的一种写照，红豺的美与土家人激情尚力的民族性格在小说中均得到了充分的张扬。

与他人写动物有所不同的是李传锋看待动物的眼光，他本能地视动物为共生共存的伙伴，而不是将人类置于高于动物的制高点上去低看它们。他就像对待朋友一样，那种喜爱、亲切充溢字里行间，同时他也对动物充满敬畏，他写的动物不仅有着神性的光彩，而且很多时候兽性是高过卑劣的人性的。李传锋写动物，要求其“具有独特的个性，有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有与人类相似的世态炎凉，更有生命的追求与拼搏。这是一面奇特的镜子，让我们发现了世界的另一片天地，也能照出人类长城的某些侧面”。[2]他在小说中对白虎、红豺、猎犬黑豹的刻画就符合这些要求，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自然的天性，也有超越兽性的灵性的张扬。他笔下的其他动物形象，有的虽然着墨不多，也写得富有生命的力感，像《牧鸡奴》中哀号的猎狗狮毛，爱生蛋唱歌的母鸡来亨儿，动物园里自私孤僻的东北雌虎，还有那只勇猛的 “关东大汉”,多嘴的花喜鹊，骄横的野猪王都给人留下了印象。

李传锋始终是以自觉的动物意识，去还原动物的本来面目，以兽形兽语为主要特征，真实地写出动物的活动规律和习性，尽力去除虚假的拟人化的写法，保留更为纯粹的原始自然本色。他笔下的动物，不再是我们平日在外 面或是在动物园里看到的样子，它们成为李传锋不同小说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名字，有独特的个性，它们或柔弱，或顽皮，或刚强，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有不容侵犯的“兽格”尊严，就像白虎，经历了各种危险和伤害，却一次次地舍命也要回到大林莽去，回到自己的家乡。李传锋用它们作为参照物，映衬出了人类的卑下、虚伪和变态的征服欲和占有欲，投射出人类现实生存的各种现状，由此而引发我们对动物、对生态环境，还有对人自身所作所为的思考。

收入文集中的《草莽英雄》是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的儿童版。将一只白虎作为叙事的主角，不仅在当时文坛少有，就是在当下，完全以动物来充当长篇小说主体对象的也很少见。小说情节并不复杂，一只稀有的白色的小公虎诞生在鄂西山区茂密的大林莽里，由此展开了它命运多舛而经历奇特的一生。一心护子的母虎被打死了，小白虎先是被背山货的汉子卖给了马戏班，又被动物学家发现它是一只举世罕见的白色虎。在马戏班子转移的途中小白虎侥幸脱逃回到了大森林，却又被职业偷猎者老疤逮住，想把它弄出口岸去卖大钱。在动物学家和警察的解救下，小白虎被运到省城动物园。之后小白虎又再次出逃，一方面是由省长从上而下的重视，专门成立了临时机构并组织队伍去搜寻小白虎，另一方面偷猎者老疤也在如影随形地追捕小白虎，最后在人虎的决战中，小白虎死于偷猎者的枪弹下，但它也同时结束了恶人的性命，在最后的“长啸”中悲壮地死去。

在小说中，人与动物的常规世界被置换，人成为动物视野里的一个他者。故事主要部分是以小白虎的眼光来讲述的，它处于“看”的主体位置，获得了以往只有人才可以去“看”的权利。以动物的视角去进行观照，最重要的不是描述事件，而是动物对事件的感受。小白虎的眼睛，超越了人的视野限制，更能透视到人的隐秘内心。通过动物的视角，也可以换一种角度来重 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小白虎的视角里渗入了动物的丛林法则与价值判断，像不对它构成威胁并对它友好的孩子峤峤，它就会摇尾巴向小主人问好，也会对亲近它的小毛姑娘表示亲热。但对贪婪、卑鄙、残忍的偷猎者老疤，白虎是恨恨的，总想要咬碎他。白虎也咬掉了在泥石流中死去的民工们的手脚，因为它认为正是因为他们开山炸石、毁林毁山，使它失去了家园。李传锋在叙事中是让白虎用动物的思维去思考人类，由于动物对事件的发展知之甚少，对人物的认识也有局限性，所以它对一些事物和人的行为总是难以理解，李传锋是用人兽的互衬来说明人的行为的种种不合理性，甚至是荒诞的，违反了天地自然的规律。

这部作品比一般写动物的小说有着更深层的思考内涵，且文化意蕴丰富。白虎形象的塑造，融入了土家人图腾崇拜的民族心理与历史文化积淀。在小说开头，李传锋就言明了土家族与白虎的关系，土家族是一个以白虎为图腾崇拜的民族，首领廪君，巴郡五姓皆臣之，廪君死，其魂魄化为白虎。对于白虎，土家人所敬重的不仅是它的王者风范，更重要的是它身上所体现出的“德”与“力”,唯“德”以获民心，唯“力”以服民众。所以白虎被视为廪君的魂魄，飘浮在幽深的林莽上，保佑着土家世世代代的子民。有这样的民族文化背景，白虎就不仅仅是只普通的动物，而成为民族的文化符号，反映了土家族秉有的与主流汉文化所不同的异质性。因此小说中的白虎就有了一种文化历史的隐喻和象征功能，有关白虎的叙事就超越了一般的动物叙事，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寓言，这里有土家族独特的图腾崇拜心理，有古老的神话传说的传承，有土家族的生存意识和民族精神，也有个性化的民族性格的体现。

李传锋写这部小说时，不是像一般人写动物小说那样，关注的就是动物和人，而是有意识地从民族记忆中开掘土家族特有的文化底蕴，这样就使小说有了更为厚重的民族文化感，展现了土家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并且将对白虎的这种图腾崇拜的民族无意识心理，通过情节和细节得到了细致的展示。小说中随处可见土家人世代相传的对白虎的尊奉，他们对白虎超乎寻 常的感情，已融入土家人的生存意识之中，成为民族无意识的心理积淀，像背货的土家汉子过老虎渡要在白虎栖身之处的银杏树下磕头，敬上烧酒，往树洞塞烟草。老虎吃了家里的看家狗，主人非但不生气反而因老虎的到来欣喜若狂，认为是列祖列宗的显形。母虎被老疤打死后，朱氏觉得得罪了神灵而昏倒在地，山民们跪地磕头向神灵忏悔，由此可见老虎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即便是李传锋自己也有这种民族无意识的心理，他的情感重心总是在动物那里，不论是母虎，还是小白虎，它们在各个方面都是超过人类的，激情尚力、野性纯真、爱恨分明，甚至在与人的智慧博弈上它们也略胜一筹。小白虎在出逃和反追捕的过程中，与一堆人较力较智，自视很高的人却总也抓不住它，让它一次次逃脱，这可说是李传锋赋予它的一种超拔的魅力。小说更像是一个预言，成为作家表达对动物、对地域生态、对民族发展忧患的承载对象，它不光是写给从山林里灭绝的白虎的祭文，而是对当下时代的一个警示。

长篇小说《白虎寨》以当下视点凝视土家民族的现实生存境遇，叙写土家山寨经历的时代变迁。作为一位资深的少数民族作家，李传锋不仅要用文学承载对自己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想象，而且有责任去记录自己民族走向现代与未来的历史进程。一直以来，李传锋在创作上基本是在往回走，主要是以文学的想象构建和还原着带有原乡色彩的鄂西山乡，发掘民族久远的 历史记忆和土家文化内涵的纵深，以极富诗性的话语，完成着对一个民族历史寓言的叙写。而现在，他则把文学观照的目光投向了当下的社会现实，近距离地抵近鄂西的边远乡寨，去寻找和发现农村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以及土家民族在新时代的历史进程中身心所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化。

《白虎寨》的创作立意，确立了李传锋想要寻求创作新变的目标。而这 一选择，意味着他必须打破以往固有的思维和写作模式，重新开始新的创作尝试，去实现自己创作上的转型，不再走驾轻就熟的老路，不再依凭于回忆和想象的再造去凸显民族身份和主体性，而是参与民族发展的当下，重新去认识和书写新一代土家人的现实生活。这对他来说是选择了一条较为艰难 的写作路数，让他产生忧虑的，是自己面对当代乡土社会时的距离感和书写的无力感。李传锋曾感叹对现在的农村生活不熟悉，也很难去表现，为此他曾数次回到鄂西故乡去寻找创作感觉。正是这种从生活现场获得的现实感和真实性，成为推动小说叙事的力量。《白虎寨》所表达的内容正是当下现实需要的，小说反映了国家在边远地区所进行的扶贫工作，写了土家山寨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在外部的社会情势冲击下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从中也表达了李传锋对当下农村改革、对贫穷山区城镇化、对土地流转等乡村最突出的问题所做的较为深入的个人思考。而在具体叙事中，《白虎寨》 不仅叙写了多年在基层恪尽职守、为土家族山民服务，为山乡脱贫解困尽心尽力的各级乡镇干部，而且重点写了新一代已经走出乡土的年轻人，他们主动放弃了已经熟悉的城市生活，回到自己僻远而贫瘠的家乡，延续着老一辈乡村干部的传统，为改变家乡的面貌付出着大量的辛劳和心血。小说传达着一种社会的正能量，以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激情之笔，具体而形象地表达着乡村新一代主人公的人生追求，以及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作自己对社会责任的一种坚守。

在小说中，李传锋所着力刻画的贫困山寨的拯救者和成为山民精神支撑的，是具有社会担当精神的覃建国和幺妹子这样的领头人。覃建国做了多年的乡村党支部书记，以他最朴素的善良、淳朴的美好品德为贫困山民服务，他一生倾尽全力，把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热血、生命都交付给了鄂西的贫困山乡。但覃建国拼死拼活折腾了几十年，他并没能使家乡的父老脱贫解困。他从一上任起就想打通敲梆崖修通公路，造福于乡民，结果公路还是卡在敲梆崖这段悬崖路上，而这未竟的事业就落在了他的女儿幺妹子身上。幺妹子是李传锋重点塑造的人物，是父亲的精神和人生影响着她，这也是她最终放弃城市，决心子承父业，留在白虎寨继续为乡亲们打拼的原因。与父辈这些传统的基层干部相比，幺妹子眼界开阔，具备一种现代素质和文化品格。她在广东打工多年，有着很强的适应性，不仅体现着青年人的魄力和锐气，而且也更富有开拓发展经济的智慧。她帮助山民们调整种植结构，搞魔芋开发，带领姐妹们设计抢走省里下派到别村的农艺师。也因为抢人，使县委苗书记上了敲梆崖，拍板了向白虎寨通电的事宜，使山里人从电视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继而又在山上建了铁塔用上了手机。为了修通敲梆崖公路， 她多次去县里交通局争取计划，几经周折，最后是在已退休的老县委书记和儿子的帮助下，打通了敲梆崖。他们将新的理念和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带到了古老的白虎寨，招商引资，搞魔芋生产基地，办精粉加工厂、开寮叶公司等，还有在网上进行农产品的销售，并且为白虎寨未来的发展做好了规划设计，和贫困做最后一搏。

《白虎寨》的故事主题并没有太多出乎人们意料的地方，支撑起这个主题的，一是李传锋作为成熟的老作家的创作底蕴，他在小说叙事上老到，写人状物笔法娴熟。二是作家的阅历，李传锋作为领导干部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始终保持着关切，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几乎所有中国社会和农村所经临过的变革，甚至是一些事件，都贯穿在整个小说的叙事过程中，可以说《白虎寨》对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做了多方面的展示，社会信息量很大，这是一般的人所难以做到的。三是作者对土家族民俗文化，像薅草锣鼓、土家织锦，还有对村乡世相，稼穑农事、民俗风情，生活场景和生活细节的熟稔，写起来手到擒来，李传锋在这方面积累深厚，使得小说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这部近40万字的巨制对李传锋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白虎寨》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充分肯定了李传锋创作的成功转型，而且对已经退休的他继续创作也是一种巨大的鼓舞。

《李传锋文集》对他的创作成果做了一次集中的展示，最直观而生动地呈现了李传锋所走过的文学旅程，保全了他对创作自我的不断寻找与更新的经验。返视观照这些作品，可以重拾过去曾有过的感受与感动，再度回忆李传锋的创作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曾获得过的声誉，以及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

收录在散文卷中的作品，或是自然而为地用美文写着故乡，或是情真意切地写文坛前辈和老师、朋友，或是出访游记，记录下看世界的印象，还有一部分是对创作或艺术的体悟和研究札记。这些作品展示出李传锋观照生活的另一种眼光，是以个体生命的感悟和体验，对相关自我生存的记忆所做的言说，在创作的整体意义上凸显出个人化的色彩，具有突出的纪实性的特点。这种回到个人化的立场和角度所进行的创作，不仅零距离地展示了李传锋最真实的一面，而且使他的人格素养和自身的精神气质得以充分显露。

散文卷中的许多人物和故事都来自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这不光是对已有记忆的发掘，而且传达出李传锋在写这些文字时的心境和情感体验。李传锋是一个表面平和、内心却充满激情的作家，这在《红豺》等小说中都能强烈地感觉到，这种充沛的激情激发了他的想象，不仅故事引人入胜，也使形象得以升腾，个性得以张扬，令人过目难忘。读他的散文，却发现他写得实在是很笨拙，文笔朴素而实在，不论是内容还是文字，一点都不夸饰，《皇皇花烛》写自己的新婚，平铺直叙，却很真诚地写出了国家之忧中的个人意绪， 以及对待个人情感的踏实。

李传锋是一个温情主义满满的作家。他的散文记叙着一个个具体而生动的人，展示了生命的多样性和在大时代变迁中的命运悲欢。很多人是名人、作家，有的位高权重，李传锋写他们不夸大、不溢美，更不会牵涉个人恩怨去泄愤，而是尊重人物的本真，尊重事件自身的过程。《见徐迟先生最后一面》写得很长，朴素地还原着事件的场景和经过，也最真实地写出了自己对徐迟的印象，以及对生命离去的困惑，蕴藏着很深的情感。写碧野、黑丁、黄曼君先生，还有拼命三郎刘岱、玛拉沁夫、王淑耘等，李传锋或回忆，或送别，看似淡淡却饱蘸感情地将一切徐徐道来，他对这些人的叙写，充满着温情， 也怀着深深的感恩。其实通过对这些人物的书写，也为我们提供了围绕这些人在中国文坛所曾发生过的事，对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及其他都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三峡土家妹》写了作家叶梅，也能感受到李传锋个人对这个后起之秀关注的热情，对她的每一个进步，每一次升迁都由衷地感到欣喜和祝愿。不论是对那些前辈或同辈作家，李传锋都是以一种谦卑的姿态去学习和交流，虽然他是个官员，却完全没有官场的习性，即使已经是一个出了名的作家，仍然视自己为热情的文学票友，对文学不敢有半点的懈怠，这也正是他在退休后能够写出长篇小说《白虎寨》，并且获得骏马奖的原因。

文集中收录的作品并不能完全涵盖李传锋创作的全貌。近年与他人合著的《武陵王》系列历史传奇小说，已推出三部——《白虎啸天》《文星曜天》《恨海情天》,每一部都是60余万字的恢宏的历史文学巨制。《武陵王》系列小说，整体架构宏阔，将文学观照视点聚焦于在武陵山区绵延了几百年的土司制度，从最为富强且又影响力强大的容美土司15代23位土王中选取了三位作为叙写对象，在叙写土司制度和容美家族兴衰历史的同时，也表现了自古被称为“贝锦卡”的土家民族崇武尚文的千年秘史，以及土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厚重感。小说将容美土司兴盛衰亡的命运，放置在整个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去进行观照，将明、清两代中国历史上所经临的一些大事件和社会矛盾都容括其中，由此铺展开宏阔的历史画面。武陵王系列小说，充分预留有今后可以继续扩展的叙事空间，其宏大的架构已经初见轮廓，“一共准备写六到八部”[3]，这将是一个体现出历史厚度和长度的巨大的文学工程。

注：

[1]吴道毅.李传锋访谈录[M]/李传锋研究专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 版社，2005:164.

[2]李传锋.小说林中的动物[M]/李传锋研究专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480.

[3]李传锋.李传锋文集 ·散文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985.

（原载2017年3月26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