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眸·文学评论卷 | 戴宇立：民族个性的文化审视

民族个性的文化审视

——苗族作家王月圣民族文学创作论

戴宇立

王月圣作为20世纪末期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探讨他的创作之路，对鄂西南及湖北民族文学发展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

综观王月圣的作品，有人称为“乡土文学”。但这种“乡土”气息，既不同于田园牧歌式的抒情，也不是缠绵的儿女情长，而是善于表现民族的野性与粗犷。“熟悉父老乡亲的悲欢离合”,自己的眼光“却不能凝视或透视这片土地”,没有与“本乡本土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山民们产生真正的心灵交流”,王月圣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责。因此，他的作品既不同于沈从文的《边城》,也有别于刘绍裳的《蒲柳人家》,总是给人一种沉重的意味，而这种沉重里透出的，不是同情和悲哀，而是呐喊和抗争。用王月圣的话，这是一种“民族改造意识”。它使王月圣的作品具有对现实不断批判的视野，和渴望民族生生不息的激情。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月圣是一个民族理想主义作家，体现着独特的创作个性。

艺术家的“创作个性”,是指“表现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和作品中，使一个艺术家同其他所有艺术家相区别的特殊性”。当作家受到自身生存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就会在创作中有所表现，从而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优秀的作家应当是独具艺术个性的高手。王月圣作为鄂西南少数民族本土作家，其创作以关注民族的历史变迁构成独特的民族文化景观，以疾恶如仇建构“改造民族”的创作风格，从而形成了民族本土作家的创作个性，这可称为民族个性。

以民族题材的选择来建构创作个性，对王月圣来说，最初是处于无意识 “寻找”状态，但这种寻找仍表现出朦胧的民族个性意识。短篇小说《唐喜娃拜年》,作为王月圣的处女作，可视为最早关注民族风俗民情的作品。小说看似写土家山寨的现实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实则浓墨重彩写拜年打糍粑的独特习俗，表现一种传统民族文化景观。在王月圣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撒叶儿嗬》中，共选入22篇作品，其中书写乡土民情的就有19篇。鄂西南土家苗族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得到了尽情表现。他说：“反映土家苗寨生活的放在小说之首，目的是让人们开卷稍有趣味。”(《撒叶儿嗬 ·序》)对民族传统文化题材的关注可见一斑。其中，《撒叶儿嗬》反映了土家族的丧葬习俗，《哭嫁歌》描绘了土家族的婚嫁习俗，《摆手舞》则是对土家民族歌舞的录写。王月圣在表现民族生存状况的同时，着重去表现一种民族的特性，意在形成一种创作个性。在民族风情演绎的过程中，作家的创作个性被赋予一定的特 征。这恐怕是王月圣以及鄂西南少数民族作家在相当一段时期的创作追求。事实证明，创作中这种民族个性的寻找是很有必要的。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吸吮着民族文化营养而步入文坛的民族作家，王月圣正是用民族个性打造了通向文学殿堂的理想之路，从而也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可供参照的鄂西南土家苗寨生存与变迁的民族文化范本。

在逐步趋向成熟的创作过程中，王月圣开始有意识形成民族个性化的创作思想。他在中篇小说《饥饿的土地》中，毫不掩饰对这种民族个性的追求。他认为这些作品的“语言风格应属于鄂西南这片乡土的，其故事内容也跑不出这些片土的束缚”。所写的小人物、小事情“较性格化地提示了鄂西南人的共性特征”。这部作品集选入的十篇小说中，有七篇鲜明地展示了鄂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云。《血染红了苞谷地》《苗岭喋血》和《边城蛇燹》,是运用历史的长镜头，对土家苗族的历史变迁作了惊心动魄的多方位扫描，令读者扼腕叹息，掩卷长思。《女儿好细腰》,则表现鄂西南苗寨——女儿寨里的现代生存困惑。樱桃、腊梅、秋菊三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姐妹，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却上演了不同的人生悲喜剧。小说极富山地民族特色，表现出作者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叩问与反思。《饥饿的土地》是作者关注现实，反映民族风云变幻的重要作品。王月圣把创作笔触指向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揭示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大潮在鄂西南土家苗寨掀起的层层波澜，从而构成了极具现代意味的民族变迁图。

综观这种从历史到现实的民族变迁，可以发现，王月圣创作基本倾向仍没有偏离对民族题材的把握。但这种个性追求走向极端，就必然会导致其创作的程式化、表面化，成为民族风情的通俗演绎。中篇小说《阴阳无界》中，津津乐道的是土家神秘的阴阳人——梯玛的故事，对民族祭祀进行浓墨重彩的铺叙与描写，缺乏作者自身对传统民族文化的深层次思考，难免表现出对民族个性的简单图解。

二

民族个性的追求，并不能等同于民族题材的开拓。关注民族的审美文化心理，是王月圣民族个性探索的深入。这一时期的创作，逐渐由单纯民族题材的书写向表现民族审美文化心理转化，显示出其创作个性的日趋成熟。鄂西南土家族、苗族具有粗犷的气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构成了敢怒敢怨豪爽侠义的民族性格，被清朝史志上记载为“蛮夷子”。因此，贯穿于鄂西南这个古“蛮夷之地”的民族审美文化心理是一种“野性”的呼唤，表现出粗犷的审美方式。在王月圣的小说、散文中，随处可见这种“野性”的表现。

王月圣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表现了一些陋习。在鄂西南恩施的太阳河村，“自古只走一条路：近亲通婚。表兄妹、堂兄妹成为夫妻已是规矩，村中不知始于何时，形成婚娶禁出五服之外的规定”。因此，全村有三分之一的瘫、聋、瞎、哑，傻如废人。这种陋习，严重制约了民族的健康生存与发展。“野性”的欲望，使民族审美文化蒙上一层厚厚的阴影。美变成丑，也就无审美意义可谈。王月圣正是在这种不动声色的批判中，表现出对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的探索和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也同时表现在他的小说集 《撒叶儿嗬》和《饥饿的土地》中。即使在散文集《乡景》中，也能发现这种对 “野性”的呼唤。

这种粗犷的审美方式，正适应民族的“野性”美。因此，王月圣的作品，无论是从文章的篇章结构、叙述方式，还是人物塑造、语言表达，都着力于创建具有民族审美习惯的表现方式。王月圣的小说，长于编织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不管是书写民族血与火的历史，还是反映民族现实的生存困惑，都以一种粗犷的叙事方式，大多运用传统小说结构，展示故事传奇色彩。《太阳从西边出来》中女主人公吴春月，她的命运从一开始就紧扣读者的心弦：因为近亲通婚，生了长尾巴的女儿，还有瘫儿傻女；丈夫是个玩弄女性的色狼。吴春月下决心要任太阳河村村长，把民族的陈规陋习翻个底朝天。讲故事，摆“龙门阵”,是鄂西南土苗山寨工余饭后受欢迎的消闲娱乐方式，因此，也成为王月圣小说创作的重要建构方式。极富口语化，构成了王月圣小说的又一显著特征。而口语化的风格就是粗犷与野性的融合，善于用民族方言俚语，成为其鲜明的创作个性追求。随手翻阅王月圣的作品，就能增加许多富于鄂西南土家、苗族风情的语言，使人浑身平添一种豪气。塑造侠肝义胆的“独行客”形象，是王月圣的拿手好戏。《血染红了苞谷地》里敢爱敢恨、英勇壮烈的红军侦察英雄田忠全，《边城蛇燹》中胆大艺高、为民除害的欧阳冰等，都是作家从民族文化的历史变迁中演化而成。而对现代民族人物的塑造，也展示其“粗”与“野”的独特之处。长着六指、名震四方的传奇人物“辣椒王”,手执明晃晃杀猪刀谋生的女屠户秀玉，杀人如麻、一双大脚镇 苗寨的女匪首冯蓝卿等，个个性格鲜明，野性十足，寄寓着作家独有的民族审美文化视野。

三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常用来表现文学作品民族个性的重要性，但这句话并不等于具有民族的外部特征就可以走向世界，成为具有长久魅力的文学作品。但创作的个性化应体现个性与共性的完美统一。陈美兰教授提出：21世纪的文学应有新的文学精神，这样才能引起广泛的共鸣。陈剑晖教授认为这种文学精神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启蒙”的责任，即将文学视 为照亮国民灵魂的灯光，促进中国的现代性转型；二是激情。文学应给人以亲切感，温暖感；三是回归浪漫。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精神上的浪漫，离不开文学的理想主义。可见文学只有去表现一种共有的精神，才可能完成从私人化个性向民族化共性的转变。王月圣所孜孜以求的民族个性的探索之路，进入更深层次是对民族文学精神的呼唤。这个探索过程，也表现出王月圣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思。他承认自己的作品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民族改造意识”,在每一篇作品中，这种意识“都时时刻刻从作品的不同地方渗透出来，不是直接抒写，而是比较巧妙地把这种意识隐藏在必须改造的那些传统意识的背后”(《饥饿的土地》)。其实，王月圣的这种“改造”具体表现为一种“批判”行为，包括对传统民族陋习、观念的批判。如短篇小说《娶亲队伍山里来》,写两支娶亲队伍的“抢道”。这种古老得和山一般古老、可怕得和瘟疫一般可怕的事儿，在山里的一条交叉路口出现。苗家的规矩：若是有两家同时嫁女，又同时走在一条道路上，谁先过谁吉利。得知有抢道的娶亲队伍要过，后八辈子倒邪霉。一对相爱的男女青年竹根和春月，只有在此时惊心动魄的“抢道”打斗中，去挣脱民族传统陋习的束缚，获得自由、 幸福美满的婚姻。这种“批判”在《太阳从西边出来》《女儿好细腰》等小说中，表现得尤为鲜明。

王月圣的作品始终是在一种充满激情的状态下，去完成自己“批判”的历史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月圣是一个文学的理想主义者。因而，他对文学精神的追求，从一进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之后就开始了。其间经历了三个层次的寻找与探索。

初探阶段。王月圣文学创作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作为一种 “启蒙家”的形象出现，整个时代视文学为“照亮国民灵魂的灯光”,因而对 “文学精神”的呼唤，成为现时作家的创作追求，王月圣亦不例外。作家们深感肩负的社会责任，反思历史，直面现实，讴歌真、善、美，弘扬人文精神，表现人文关怀，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潮。王月圣立足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域，在书写本乡本土的乡情故事中，渗透这种对文学“启蒙”精神的探索。小说《相识在高高的山上》,写素不相识的乘客们在汽车遇险后，迸发出崇高的牺牲精神及团结互助的友情，感人至深。小说《金黄的山湾》,写山里村寨一对孤男寡女的爱情故事，描写细致生动。人物的善良与纯真，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对人性美的赞叹之情溢于言表。即使在稍后写作的中篇小说《饥饿的土地》中，王月圣写改革开放中经济大潮对鄂西南传统民族小农意识的冲击，仍然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对一个无法挽救的爱情悲剧寄予的同情。至此，王月圣走出了轻歌曼舞式的文学世界，将文学精神的探索与严峻的社  会现实联成一体，开始人生与社会的深层思考，书写大悲大喜的民族故事，塑造敢爱、敢恨、敢怒、敢悲的民族人物形象，《饥饿的土地》可视为王月圣小说创作风格的重要转折点。由此，他的作品一改昔日写小事、小人物的小家子气度，表现出一种土苗民族的粗犷、豪爽与野性，逐渐向大视野拓展，王月圣擅长写悲剧，表现轰轰烈烈。也只有在这种创作境界中，作家的创作激情，才能如火山迸发，如瀑布飞泻，一发不可收。至此，王月圣在对文学精神  的初探中，逐步形成了一个民族作家应具有的创作个性。

迷惘阶段。步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王月圣的创作陷入一种徘徊状态。此时文学已失去社会轰动效应，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走向边缘化。文学人文精神，理想主义的失落，使90年代的文学作品欠缺一种精神内涵。因为作家主体人格的萎缩与精神境界的低下，他们笔下的人物自然很难跳出 “一地鸡毛”的琐碎平庸，或者沉溺于金钱物欲之中而不能自拔。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尖锐抨击德国小市民的琐屑与无聊，认为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精神和理想是可悲的(2001年4月9日《羊城晚报》)。当文学失去了精神追求，作家怎么办?王月圣在迷惘之中徘徊，也跳进“商海”去搏浪，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钟爱的文学创作中，重操旧业。此时，他对于如何去寻找失落的文学精神，处于一种无法把握的焦虑之中。是迎合世俗，表现“有闲阶层的趣味”,还是关注现实，表现人文关怀?这种焦虑，成为这一时期创作的重要 特点。因而，王月圣选择了与现实的远距离写作，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游弋不定。中篇小说《男儿女儿动情时》,以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笔法娓娓道来，写了“文革”前后，鄂西南一个小村里男儿女儿成长、恋爱与婚姻的蹉跎岁月；中篇小说《毒海沉浮》,写公安干警奋力拼搏禁毒、擒拿毒枭的故事，均追求作品的“可读性”与通俗性。《金印虎符传奇》写的是容阳土司的一场宫廷政变传奇。当王月圣既放不下心目中挚爱的文学，又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文学的位置，更无法正视文学走向边缘化的衰落，便紧紧抓住“通俗”这根救命绳，去完成一个作家的理想与追求。这种追求是无可奈何的，是一个文学理想主义者对现实变相的反抗。他认为自己小说的“叙述语言也是一种通俗风俗，很受一些严肃文学人物的轻视。其实，通俗而不庸俗，传奇而不猎奇的东西才适合大众口味”(《男儿女儿动情时 ·序》)。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王月圣始终没有推卸文学神圣的使命：拒绝庸俗，面向大众。在这种曲折迂回的寻找中，王月圣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探索与呼唤实在用心良苦。

较为清醒地探索文学精神阶段。从1994年开始，历时五年创作的百篇系列散文集《乡景》,成为王月圣文学创作之路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成书于 2000年9月。他终于从迷惘中走出来，结束了徘徊不定，在民族文学创作领域里，更加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创作个性。在经过世纪末焦虑之后，迈入21世纪的文学创作何去何从?我国文学批评界认为，20世纪由于商业化浪潮冲击，文学进入了一个众声喧哗的无序状态，丧失了理想和崇高，21世纪的文学应该体现出对新人文主义的追求，使文学创作表现出新的精神价值取向。新人文主义表现为作家与时代同步思考的人文关怀。也就是说，文学要回归崇高。

在王月圣的《乡景》中，可以发现对崇高的文学精神的召唤。《乡景》百篇系列散文，记叙了作者的家乡——鄂西南一个小村白果坪的山水风光、父老乡亲和作者所经历的如烟旧事，“是对自然的礼赞，是对人物的歌咏，勾勒出了一个充满童趣的山村风貌”(李传锋)。作者的笔触，看似在写已逝的历史，但桩桩件件，又无不在反照现实。这种怀旧情绪，既表现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依恋和无法割舍，也召唤着人性美与崇高的传统道德情操。在《乡景》的“山水风光”中，我们可以读到许多富于民族特色的文章。《白果树》,是作家记忆中故乡古老的白果树，“能够诉说白果坪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大自然的阴晴圆缺”,“它沉默了百年”,“具有一种向上的力量和永恒的魅力。” 作家期待自己活成如白果树一般的永恒风景，还有《小屋桥》《牛鼻子孔》《木耳山》等，在王月圣的眼中，故乡的山水风光就是用美编织的民族艺术画廊。《乡景》中的“父老乡亲”篇，写得灵动而有生气，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癞四爷、笑罗汉、朱疤子、杨殿文、父亲……使人过目难忘。这些小小的故事，是作者“在抒写他的人生感悟，是在古旧的乡街上哼唱一曲优美的小调”。王月圣认为，《乡景》是“一条铺展在心灵深处的鲜花小路”,“那片土地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条河甚至每一片绿叶每一滴清水，都将与我的整个人生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人性美的追求，始终贯穿于《乡景》全书的字里行间，高扬文学的理想主义旗帜，闪耀着传统民族文化的光彩。

他同时“渴望本书起到鉴往知今的作用”(《乡景·后记》)。因为在写作中他力求接近文化散文的特点，对民族山水风光，人情世故的形象描绘中，鲜明地展示出自身对民族文化的思考。这种思考是以写实的手法来表现的，即“说白”,不需要外加任何华丽文字的修饰。而这种朴实无华，既是王月圣作为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更体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同时，追求美好，呼唤理想，贯穿于《乡景》全书，它不仅使白果坪走出了民族区域的视野，也表现了作家与时代同步进行思考的人文关怀，从而使王月圣步入了21世纪“新人文主义”作家的行列。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月圣的文学创作将打开一个更新的视野。如何从民族“小文化”视野走进民族“大文化”的广阔天地，关注现实，烛照历史，进一步增强作品的厚重感，表现大民族的时代变迁，展示人类的生存与困惑，应是王月圣今后创作将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我们期待王月圣在“新人文主义”理想的召唤下，将会有更多的力作问世。

参考文献：

[1]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9.

（原载2005年第5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