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回眸·文学评论卷 | 戴宇立：多元文化撞击与文学涅槃

多元文化撞击与文学涅槃

—— 恩施州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小说创作综述 

戴宇立

地处我国西部的鄂西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因其独特的民族地域风情，文学创作具有独特优势。恩施州的当代民族文学创作，从1949年新中 国成立至2019年，经历了整七十年曲折起伏的发展轨迹。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文学创作的一片荒漠，到1966年走过的十七年民族文学创作启蒙与发展，继而“文革”期间文学创作的萧条，再到1980年后我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学创作生机，至20世纪末的恩施民族文学创作逐渐复苏，到21世纪初期终于迎来文学创作的涌泉喷发。世纪转型期恩施州繁荣兴旺的民族文学创作春天终于来临，而其中绽放着耀眼色彩的春景，当属恩施州的小说创作。

概 述

回顾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恩施州小说创作，主要以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前后期为分界。前期从新中国成立初至1966年“文革”初，恩施州小说创作处于萌芽起步阶段，作者创作队伍尚未形成，小说作品数量少，佳作稀缺。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作家有余友山、田开林等。而从1967年至1979年，因我国“文革”引发的社会动荡，恩施小说创作基本处于“冷”状态。中国改革开放后，恩施州的小说创作率先起步，很快异军突起，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优秀作家与作品，代表作家有李传锋、叶梅等。

至20世纪90年代末到2019年的世纪转型期，因我国改革开放的巨大社会变革，也带来了恩施州小说创作的历史性突破。本州小说创作已逐步形成集团优势，优秀作品不断涌现，长篇小说代表作家有：李传锋、叶梅、王月圣、田苹、邓斌、龚光美、雨燕、吕金华、陈步松等。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已呈现繁荣兴盛之势。据初步统计，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至21世纪2019年，综观近二十年，恩施州小说创作成果斐然。本州作者公开发表与出版的长篇小说已达30余部，待出版的还有10余部；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近30部。仅2011年至2018年，恩施州作者公开出版长篇小说近20部。在世纪转型期的 二十余年中，恩施州小说创作已经逐步形成独特民族地域的创作特色，多层次广视角地展示恩施州的地域文化风情与民族精神，在湖北省乃至全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领域已享有盛誉。

在世纪转型期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化语境下，审视恩施州的小说创作，让我们拥有展望民族文学多元发展的广阔文化视野。因为恩施州土家族、苗族的深厚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为作家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资源。同时，现代文化的影响及外来文化的侵入，对恩施州传统的地域文化小说创作产生了强烈的撞击作用。小说创作多元文化的争奇斗艳，民族作家群的形成和日趋壮大，优秀小说家创作个性的日益鲜明，构成了恩施州民族文学整体性繁荣的多面景观。这种充溢着民族情调的小说创作独特品格，呈现出恩施州民族文学多元文化融会的良好态势，可从如下方面来解读。

一、民族传奇：独特地域的文化演绎

作为小说创作，特定的人物与故事必然发生在与之相应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之中。恩施州正是一块浸润着独特民族地域文化的神奇土地。因此，这片神奇土地孕育的民族作家笔下的小说，必然密切关注着自身地域文化背景中的人物命运及故事情节。而正是这片独特地域又赋予小说一种无法复制的文化意识，因此，地域特色与文化演绎在小说中得以和谐相融。恩施州这类小说的表现呈现丰富多彩的态势。

第一，民族传奇重绘地域历史与文化。

书写民族演义与传奇故事，传承民族文化精神，是世纪转型期恩施州民族作家小说创作的一大文化景观。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便有恩施州著名苗族作家王月圣创作的中篇小说《金印虎符传奇》(1987年)问世。该小说以恩施州土司王朝历史为创作原型，叙写了容阳土司的一场宫廷政变传奇。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至2019年，这类小说创作的热情逐渐高涨，恩施州已涌现出众多中长篇小说佳作，构成了一部部远古巴地民族历史演义。

《武陵王》是武陵山区土家族历史传奇故事的章回体系列小说。2014年6月，《武陵王》前三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贝锦三夫”是湖北恩施州鹤峰籍的全国著名土家族作家李传锋以及吴燕山、李诗选的合称。李传锋主创的武陵山区土家族历史传奇故事《武陵王》章回体系列小说，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宏大的篇章巨制，精巧的艺术构思与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生动形象地刻画了武陵土司王中一批堪称“王”的历史演义，充分展示了武陵山区土家族的历史变迁以及土家族先民大气豪放、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从恩施州走向全国的土家族著名女作家叶梅，其中篇小说精品《最后的土司》同样关注鄂西南土司王朝的历史演变。小说以武陵山脉鄂西南土家族清代“改土归流”历史转型为大背景，叙写最后的土司王的人生理想追求，情爱纠葛，展示一个没落土司王朝的历史变迁，为读者留下了深层的震撼。

恩施州鹤峰县至今尚存遗址的容美土司王朝数百年历史风云，成为本州民族作家小说创作的不竭之源。恩施州作家各自从不同视角，来解读不同的土司王朝演义与英雄传奇，从而构成了一个立体式的历史画面，给世人奉献了美味无比的历史传奇大餐。恩施州土家族作家吕金华创作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容米桃花》,呈现了恩施州容米土司由盛至衰近百年的历史演义。全书以细致形象的叙事，艺术真实地再现了容米土司的三代司主的独 特文化风采。《容美土司王田舜年》是恩施州鹤峰籍作家周长国创作的长篇历史传记小说，以史料为依据，辅以艺术虚构，刻画了土司传奇人物田舜年勤勉务实、豁达豪放而又不乏跋扈狡黠的个性特征；同时展示了鄂西南土司时期的社会状况与变迁。

此外，恩施州土家族作家陈步松的长篇历史小说《苍天有眼》,以清末 (1796年)湖北鄂西南爆发的著名“白莲教”农民起义为背景，记述在官家镇压与农民反镇压的腥风血雨中，一位行侠江湖、为民杀贪官除恶人的旷世英雄横空出世。此外，恩施州土家族作家梁寿臣、向国平、向端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虎钮金印劫》,以鄂西南容美土司百余年前的历史故事为创作线索，所叙故事以“虎钮金印”为小说中心，构建全书的故事情节及人物命运，小说呼唤民族团结的主题得以充分彰显。还有恩施州苗族作家赵春峰的武侠传奇长篇小说《金笛银箫》,构建了武陵山脉古酉溪流域的独特地域文化与传奇。恩施州作家钟秀林创作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寇准的故事》，则生动形象地书写了北宋宰相寇准一生积极入世而又坎坷的人生旅程。

第二，红色传奇再现革命历史风云。

关注鄂西南民族地域现代历史风云的传奇故事，也成为恩施州作家的小说创作题材，从而奏响了一曲曲红色风暴乐章。川鄂湘黔边区及恩施州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活动的重要红色根据地。

恩施州土家族作家龚光美的历史小说《美人赠我金错刀》,再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变幻场景，书写红色风暴，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成为恩施州本土作者长篇小说崛起的重要标志。恩施州土家族作家吕金华的中篇小说《黑烟》,以“黑烟”为意象，叙述故乡恩施老城抗战时期衍生的历史故事，全文叙事细腻，情节跌宕起伏，同时赋予了小说传奇色彩，吸引读者解读悬念。恩施州土家族作家胡飞扬(笔名啸天野)创作了长篇军史小说《中国神兵》,这部小说是以贺龙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收编改造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席卷川鄂湘黔边界达数十年之久、人数达百万之众的农民“神兵”起 义运动，被称为“填补党史、军史的重大空白”。恩施州土家族作家向代元创作的长篇剿匪小说《血战匪巢》,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 独立营在鄂湘川边区与国民党残匪针锋相对斗争的故事，讴歌为创建新中国而献身的英雄志士。恩施州土家族作家蔡章武的长篇章回小说《心向红旗坪》,再现了中国土地革命时期鄂西南人民的反抗与觉醒，讴歌中国工农红军和贺龙指挥的板栗园大捷，将革命历史与地域文化交融为一体。

第三，地域传奇的文化演绎。

恩施州小说创作多注入地域风情，注重其外形建构与文化内蕴融合。恩施州作为具有独特文化风情的民族地域，为民族作家的小说题材与构思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使世纪转型期的恩施州小说创作无论从内蕴与外形看，都呈现出独有的地域民族风情与文化韵味。

在着力于民族个性化的小说创作中，恩施州苗族作家王月圣着力营造蕴含民族地域文化的艺术创作境界。他在中篇小说集《饥饿的土地》中，毫不掩饰对这种民族文化个性的追求。这部作品集选入的十篇小说中，有七篇鲜明地展示了鄂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风云。《血染红了苞谷地》《苗岭喋血》和《边城蛇燹》,是运用历史的长镜头，对土家苗族的历史变迁作了惊心动魄的多方位扫描。《女儿好细腰》,则表现鄂西南苗寨——女儿寨里的现代生存困惑。小说极富山地民族特色，表现出作者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叩问与反思，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文化的交融点。同时，王月圣的中短篇小说集《撒尔嗬》,就以鄂西南土家族的传统风情命名。综观该作品集，贯穿着王月圣对小说创作民族文化审美境界的着力追求。

恩施州土家族作家邓斌的长篇小说《盐水情殇》,是一部书写中国西南古夷水(今清江)远古巴人(今土家族)艰辛的创业与变迁史。这部小说的意义，是第一次将古巴人始祖廪君历经创业与爱情的艰辛，最终“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的传奇，演绎成可歌可泣之长篇小说，使处于千年迷雾之中的巴人图腾“白虎”,有了真实可感的精彩解读；而“巫傩”这个自远古巴地流传而来的地域文化风情，也再次满血复活于现代文明世界。此外，邓斌的中短篇小说集《雨巷》,始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鄂西南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山民。《雨巷》里的小说呈现了写意与写实交融的风格。作家在小说中运用传统写实小说手法构建小说；同时，又借助象征、幻觉、梦境、暗示、寓意、联想等手法展示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又是“写意”。邓斌《雨巷》里的大部分短篇小说都是写实的，如《诅咒外公的外婆》《饥饿人家》《小脚嫉姆》《来事》 等。因此，故事流畅，语言生动形象，颇具艺术感染力。而《雨巷》里的中篇小说则多呈现“写意”风格。《黄连苦，黄连香》,叙述了鄂西南山地农村的一 个女子覃碧媛的坎坷人生，也形象地展示了小说中讴歌人性美的主题意义。中篇小说《白太阳之陨》,以“我”的小姑文如月为中心人物，叙述了20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的一段催人泪下的惨烈故事，讴歌了为理想矢志不渝的鄂西南山地女子悲壮情怀与美好心灵。

在21世纪初，长篇小说创作异军突起，恩施州土家族女作家雨燕长篇小说《这方凉水长青苔》的文集封面注明：“以国家重点文物湖北省利川市大水井古建筑群为原型创作”,创建了恩施州长篇小说创作与地域文化交融的崭新审美意境。《盐大路》是雨燕于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书写了我国西南川鄂湘边境古盐道衍生的曲折复杂的历史故事与社会变迁。小说的作者意在 “不仅限于重构盐大路美丽神奇的风貌，更在于寻回一个地域千年凝聚不散的人文精神”(作者语)。

恩施州还有一批民族作家的小说也展示出地域文化的独特艺术魅力。土家族作家彭承忠的长篇小说《天地又一春》、中篇小说集《牟鸭客的浪漫夏 夜》、电影剧本《打把剪刀送姐姐》以及中篇小说集《倾斜的山寨》,都展示了恩施州的地域文化特色。小说集《倾斜的山寨》由七个中篇小说组成。其中《吊脚楼往事》立足于鄂西南土家族彭氏家族生存繁衍的历程，聚焦了土家族的彭氏家族从抗日战争至土地改革数十年的社会历史变迁。而在《倾斜的山寨》这篇小说中，叙述小山村的一个留守少年误入“早恋”迷途，从而酿成人生悲剧。小说揭示了一个当今农村普遍存在的“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以警醒世人。

《爱情遗留问题》是恩施州土家族作家陈步松的又一部小说力作。这部中短篇小说集的总体风格是：以鄂西南的民族历史文化及风土民情为写作背景，精心选取本地域一个个家族故事，以此来展示这个独特民族地域生存繁衍的社会变迁史。其中《苞谷酒人家》以“酒”写意，赞颂鄂西南土家人的生命激情；《黑桃村》则凸显鄂西南土家人对于生与死的大度与从容；《万能胶》用纵向的视野，讲述一个家族五代人生存、繁衍的艰难历程，并以土地寄寓生命的深刻意义。

同时，此类风格的作品还有恩施州作家戴箕忠的中短篇小说集《巴歌》。作者用故乡长江巴山巫峡的一个个挺拔秀丽的场景，展示了独特的地域传奇。在《野人》《人猴》等诸多小说中，以生动形象的叙事方式，奉献了一个个富于地域传奇色彩的精彩故事，也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社会现实的图景，给读者留下更多的人生思考。恩施州土家族作家白公创作的长篇小说《女儿会》,源于恩施土家族的传统相亲民俗。小说通过薛家三代女儿为争取爱情自由、婚姻幸福而斗争的故事，尤其前两代土家女儿富有浓郁传奇色彩的故事描述，展开了鄂西南恩施市土家族“女儿会”相亲的传统民俗风情画卷。同时，白公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我爱你》也同样具有浓郁的民族风韵。恩施市土家族作家蔡章武创作的长篇年代小说《五龙镇》,是以鄂西南恩施市的某个小镇为创作基本原型，将小说中五龙镇的范、向、覃、杨等几大家族的世代恩怨情仇，放在从清末至民国再到20世纪末期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广阔历史背景下，书写鄂西南恩施州民族地域百余年的历史变迁与社会变革。

二、文化撞击：传统与主流多元交汇

小说创作的叙事智慧与精神文化密切相关，死守传统文化意识，就无法打开小说创作的综观视野，更不能步入更高的审美境界。世纪转型期恩施州的小说创作开始呈现多元文化趋向，作家在开掘传统文化题材凸显民族精神的同时，注重与时代精神息息相通。

第一，传统意识与时代精神交会。

这也是世纪转型期恩施州小说创作的重要特点。全国著名土家族作家李传锋(恩施州鹤峰籍)的系列动物小说，是鄂西南民族文学的一道独特人文景观。小说以鄂西土家人的生活为背景，运用写实与写意相间的叙事手法，描写现代社会野生动物的生存命运，意在揭示人类虐杀动物导致生态失衡的巨大危害，并深入探究现代社会导致人类精神异化的严峻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他于20世纪末期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写土家人的图腾白虎在世纪末期濒临灭绝的生存命运，探讨民族生存的现实意义，揭示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人类共同关注话题，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长篇小说《白虎寨》是李传锋2014年1月出版的小说新作，直接反映了21世纪初当代中国农村的最新变革。小说既延续了李传锋数十年对鄂西南故乡山水风情的关注，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故乡农村改革开放的现状至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从而导致众多故乡农村打工青年返乡创业变革的故事。“引出几代人在山村与城市、土地与商品、革新与传统、亲情与爱情、历史与现实间的挣扎与突围。”(李传锋)

从恩施州走向全国的土家族著名作家叶梅的中篇小说佳作《五月飞蛾》,则展现了一幅21世纪中国西部社会的城乡变迁图。女主人公二妹是21 世纪我国西部土家族现代青年的时代映像。追求新生活，守望希望，是二妹的人生理想。为此，二妹像飞蛾扑火一样，闯进了陌生遥远而又充满诱惑的大都市，掉进了现代城市的陷阱。因此，这也注定二妹的奋斗之路充满坎坷和艰辛。这个充满现代气息的西部女性形象，为西部文学画廊增添了亮丽的审美文化色彩。此外，叶梅另一部中篇小说精品《回到恩施》,用倒叙视角，描述新中国成立之初鄂西民族地区人民艰难创业的历程，用现代思维解读历史，具有广阔的社会视野和现实意义。

第二，创作意境与主流文化精神呼应。

恩施州民族文学在开掘民族文化资源与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其小说创作与主流文化交相呼应，并积极加入主流文化精神的建构。《荣与辱》是恩施州著名苗族作家王月圣的长篇小说力作。作品以2003年春肆虐全球的 SARS病毒流行为背景，真实记录了SARS病毒给鄂西民族地区及全人类带 来的巨大恐怖与灾难；描述“非典”时期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展示了21世纪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凝聚力。王月圣的中篇小说《饥饿的土地》,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关注现实、反映民族风云变幻的重要作品。小说把创作笔触指向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揭示20世纪末期改革开放大潮在鄂西南土家苗寨掀起的层层波澜，从而构成了极具现代意味的民族变迁图。王月圣的长篇小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以改革开放初期鄂西苗族山寨——太阳村人生活写实，既控诉了近亲结婚等落后婚姻文化习俗给太阳村苗寨人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苦难，又展现了这一苗族古村寨所产生的新的时代变革，在历史文化反思中昭示现代文明的曙光。苗族作家赵春峰的长篇通俗小说《天残地缺》,则以20世纪90年代历史变革为背景，描写鄂西边陲少数民族女子下岗后所遭遇的人生命运，充满了崭新的时代气息。

恩施州知名土家族作家胡飞扬(笔名：啸天野),从20世纪90年代始，创作了一系列与金融行业有关的中短篇小说，构成了恩施州小说创作的一道独特风景。作家以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来多层面解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经济大潮中的种种弊端，其批判的锋芒力透纸背。中篇小说《惊天巨骗》以全国最大的国际金融诈骗案为写作原型，文中叙事生动，人物形象刻画神形兼备，故事曲折，悬念迭出，剑锋直指我国金融行业中现存的多种弊端与腐败现象，具有深刻的现实警示意义。此外，还有《洗钱大案》《金融界大搏杀》《破产》等多部小说，多视角解读了金融界及社会在经济领域不可忽视的贪腐弊端，发人深省。

恩施州土家族作家谭成举的短篇小说集《绝骗》,体现了他小说创作的鲜明特色，既有精彩的历史传奇故事，更有对农村基层现实的高度关注。中篇小说《风流镇》是谭成举关注农村基层社会时弊的力作。小说以武陵山区鄂西南某镇的基层干部为写作视点，关注世纪转型期中国农村由于某地地方财政体制的不成熟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盲目调整，给农村带来的社会矛盾，以此警示由此滋生的官场“游戏”和官场腐败。

民族地域的时代变革也成为恩施作家关注与赞颂的创作题材。恩施州土家族作家吕金华中篇小说集《与诉讼无关》中，大多是关注现实的作品，尤其以生养作家的鄂西南故乡小山村的改革开放现状为背景，展示当代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弊端，思考并见证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社会变迁的历程。小说 《新年好呀新年好》以“过年”为切入视角，通过描写一个从土家山寨走出去的普通公务员回家乡山寨过年的尴尬经历，展示社会转型期一个特定群体的尴尬处境。小说富含浓郁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乡土气息。小说《与诉讼无关》从一个离婚案件起笔，作家却在用一个个现实生活的琐事，书写一群介于城乡边缘的底层人们在艰难生存中却不放弃理想追求的故事，让笔者想起我国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小说名作《一地鸡毛》。

《刘维根的乡下生活》是恩施州土家族作家涌泉(本名唐敦权)的中短篇小说集。该小说集以“其冷峻而热烈的笔触”,关注鄂西南恩施州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社会变革，为读者献上了充溢着独特地域乡土气息的小说精品。中篇小说《刘维根的乡下生活》,围绕刘维根下派到基层当乡长的一段工作经历，以“烟叶外卖”的风波事件为线索贯穿小说，辐射了中国鄂西南农村乡镇基层干部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此外，小说中所叙写的官场应酬及潜规 则，则折射出“酒文化”腐败现象。小说《阴雨连绵》,写一个在仕途打拼的年轻人因忙于工作，心爱的女朋友被他人也就是被金钱所掠走。小说《村官出道》,叙述一个从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削减到村委会当村主任的年轻干部初出茅庐，最终居然为自己办起了个体竹器加工厂，导致村里的集体经济还是 “空壳”。小说的讽刺意味极浓，现实针对性强。中篇小说《门前有条弯弯的河》,辐射了“我”从小到大及家庭数十年历经艰难坎坷的人生历程与家庭变故，也见证了鄂西南恩施民族地域的社会历史变迁。恩施州土家族作家滕树勇创作的农村系列短篇小说《安神》《背老大》等，直逼当今农村改革现状与困惑，兼容恩施州古酉溪流域的地域文化风情，使小说呈现多重审美文化意境。

第三，悲剧情结凸显现代审美品格。

世纪转型期的恩施州小说创作浸润着现代多元文化的滋养。悲剧也是这一时期恩施州小说创作题材，尤其是女性悲剧小说。悲剧所蕴含的美学意义，应当就是如鲁迅先生所说“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因此，悲剧营造的是一个不懈追求理想的审美境界。

综览世纪转型期恩施州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小说文本，可以发现传统悲剧情结与现代自由精神的胶着状态，它构成了富于时代感的现代多层面文化读本。小说悲剧情结的彰显，富于自由开放的现代精神，成为女作家多元文化心理的现实写真。从恩施走向全国的著名土家族女作家叶梅，是恩施民族小说创作转型的领军人物，其中篇小说《花树花树》,将更多的笔触投向 鄂西南山地女子，书写她们的悲剧命运以及身处改革开放社会的种种困惑， 构成鄂西南又一幅多梦的民族文学景观，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该小说被译成英法等多国文字在海内外发行，并入选联合国编译的《世界小说选》。

解读恩施州土家族女作家田苹的中篇小说集《小城是真实的》,就能品味到这种独特的悲剧审美文化境界。田苹在小说中融入了土家族文化的生命意识。《天照应》写土家女子柳娘，一生为他人抚育了三个孩子，承受了许多别人无法想象的苦难，是对鄂西南土家族女性传统美德的礼赞。《阳光灿烂的早晨》的主人公是一个小瞎子棒棒儿。通过他的听觉去感知黑暗中的光明世界——土家山寨里苦命的婆婆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山野中艰难生存。患难之中的浓浓亲情感人至深，土家族的生命意识在悲剧中得到了美好的升华。同时，在中篇小说集《小城是真实的》中，田苹用一种平民视角，诠释了自己对世纪之交躁动不安的现代社会的解读。《曾经》写一个畸形的爱情故事。素不相识的囚犯，却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为冬天早晨一个穿紫色棉袄的姑娘永恒的微笑所感动。《伪证》叙说了一个20万元金钱的悲剧。昔日的三个童年伙伴，今日却变成了大款与三轮车夫的利欲交易，最终因为钱而反目成仇。虽然是书写人生的种种悲情，作家却在沉重的失落感的挣扎中，寻找平民世界理想的文化精神家园。恩施州女作家安丽芳的长篇小说《踩跷子》,于2012年5月发表于《十月》杂志；同时，《安丽芳小说精选》也已出版。安丽芳以恩施土家族苗族百姓的风土民情以及百年来恩施社会发  展为主题内容，着力书写“小人物”尤其是“小市民”的普通生存方式及喜怒哀乐，恩施人民这样评价她：安丽芳是我们这座城市小市民的代言人。

恩施州土家族女作家刘绍敏的《毕兹卡娘娘》,是一部关于鄂西南土家族毕兹卡人历史演绎与文化风情民俗的长篇小说。小说以土司后代钱家的家族变迁史为中心，记叙了自清朝“改土归流”到1949年恩施地域的历史变迁与民族文化传承，展示了恩施的土司制度，以及毕兹卡人的地域文化风情民俗，如独特婚葬风俗、地方民歌等，具有很高的文化、文献与文学价值。恩施州土家族女作家雨燕的长篇小说《这方凉水长青苔》,故事因爱结缘，又因爱生悲，演绎柳氏家族数十年的人物命运与悲欢离合，透过这部民族庄园家族史，折射大巴山麓鄂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社会变革，具有历史纵深感与审美价值。恩施市土家族作家杨秀楠、向彩源创作的长篇小说《妹是悬崖一根藤》,以女性为主人公，用细腻笔触，通过对男女主人公坎坷悲剧命运的精细描写，着力揭示人性的真善美，透视社会历史变迁。

上述小说“悲剧”营造的多维审美意境，因为滋生在恩施州这片独特的民族地域，从而又将这种“悲剧美”涂上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其中既有土家族女性人生悲剧的纯美，也有苗族女性的悲壮美。因此，恩施州女性小说审美意境融合浓浓的地域文化氛围，营造出一种别具风韵的审美文化。这种审美文化是独特而不可复制的。综上所述，恩施州小说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内蕴与审美格调。这也建构了恩施州民族文学创作所展示的传统文化与主流精神多元交汇的崭新格局。

三、现代文明：融汇时代民族精神

文学的民族性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综观世纪转型期恩施州的说创作，在展示民族地域生活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力图超越自身的民族地域文化限制，积极参与全球化语境下时代精神的建构。这种文化互渗的写作立场，使恩施州民族文学在民族地域特色之外，获得了现代性品格，也使其 在开掘民族地域文化中不仅延续了某些不朽的文学精神，而且传递着时代 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富含时代品格的崭新大文化状态，使世纪转型期的 恩施州小说创作呈现现代多维视角的文化景观。

第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撞击。

传统与现代的代沟，必然导致人类生存意识的巨大矛盾。这在恩施州小说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解读恩施州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可见充溢着西部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撞击。

著名土家族作家李传锋(恩施州鹤峰籍)的中篇小说《红豺》,再现了生态小说特有的关于人与自然的主题，是一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撞击交融的佳作。山林里的野生动物红豺，以土家山民保护神的形象出现在小说中， 它的自然灵性和厮杀野性，与保护人类家园的主题得到了完美结合。李传锋不仅让红豺成为充溢着自然活力的生命象征，而且围绕着对红豺的叙写，传达出土家人特有的民族情感，呈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多元文化内涵。这种多元文化内涵，不仅表现在李传锋动物小说系列中，如《最后一只白虎》《退役军犬》等，也表现在他于改革开放初期讴歌鄂西时代变革的中、短篇小说中，如《十里盘山路》《龙潭坪纪事》《烟姐儿》等，集中地展现了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初期鄂西土家山寨沐浴改革春风所出现的喜悦图景，很好地传达了历史转折期鄂西南民族地域所产生的时代巨变。

恩施州土家族作家宋福祥的长篇小说《身后那个村庄》,也真实反映了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改革历程。

第二，民族性与现代性交互渗透的跨文化写作。

这也成为恩施州小说创作延续民族精神的极好选择。民族文化传播始终是从恩施走向全国的著名土家族女作家叶梅小说创作的母题，而在她数十年的小说创作中，一直保持着对鄂西南土家族在社会变革中文化演变的关注。叶梅的小说《山上有个洞》,运用电影蒙太奇及交错叙述的手法，将清初改土归流时期的土司战争、现代革命时代土家人的红色革命、当下历史时期土家青年一代的进城打工奇妙地组合一起，展现近三百年来土家人的生存命运和时代演变，在民族化的叙述中，将厚重的历史感与现代文明自然交融。她的小说《撒忧的龙船河》,着意描写了覃老大等土家人“走豌豆角”、征服野性龙船河的生存背景与生存方式，赞颂土家人不屈不挠的生存意识及奋斗精神，张扬了土家族撒尔嘴文化底蕴的现代生命力。

恩施州土家族作家邓斌的中短篇小说集《雨巷》中，将中国传统小说写法与西方现代小说技巧自然交融，使小说呈现中西文化互渗特色。品读《雨 巷》,可见这些小说呈现与中国传统小说写法迥异的西方“意识流”小说创作 手法，着重关注小说人物的心理活动及精神世界。小说《雨巷》的人物只有两个在雨巷偶遇的陌生男女青年，心底萌动着对爱情的渴望。小说里以诗意般语言建构的意境“雨巷”,营造出一种唯美的韵味。《血猎》篇则写了一个血淋淋狩猎场景，幽深的密林与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交织，构成了一幅血腥的惨景，警示着社会的歪风邪气。这都融合了西方小说“意识流”手法的写意风格。

2014年问世的中篇小说《一定要去的地方》,是恩施州土家族女作家田苹的新作。小说书写了一个流传在恩施州的异国恋故事：一个日本姑娘爱上了神龙溪中国船工。小说虚实相间的描写空灵而飘逸，人物心灵美的多重展示审美韵味悠长，与小说中恩施的山川河流美景自然交融，相映生辉。同时，田苹于21世纪初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大水井》,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为社会大背景，聚焦地处我国中西部交界处鄂西南抗战的著名战役“鄂西会战”,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展示鄂西南尤其是恩施地域各族人民的爱国精神，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所表现的大智大勇，大爱情怀。

恩施州土家族作家龚光美的长篇历史小说《沧海之恋》,则是对多元审美文化意境的拓展。这部小说以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和女诗人薛涛的爱情纠葛为中心，以生动细腻的笔法，刻画了男女主人公的多重性格，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封建时代“令人警醒的、感叹人性嬗变的世俗画面，一曲没落王朝的“爱情挽歌”(作者语)。同时，小说也生动再现了盛唐时期及走向衰落的社会变迁史。

第三，物欲社会的现代困惑与精神超越。

世纪转型期是一个多元文化意识并存的时代。表现身处物欲横流现代社会的诸多困惑，探寻如何净化心灵，超越凡尘，升华精神境界，便成为恩施州作家小说创作的文化选择。

恩施州土家族作家田开林创作的中篇小说集《8号夫人》,成为本州不可多得的关注时政类小说。这部小说集，共编入田开林的8个中篇小说。作者 从自己长期从事的领导及秘书行政工作实践中选取素材进行小说创作，其中前五篇都是涉及行政秘书工作的，如《8号夫人》就是写地区行署专员小院里几个夫人的故事。还有其他几个中篇小说都是从不同视角，透视秘书生活及工作，展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层面即“官场小说”,给了读者更多的启示与警醒。此外，《8号夫人》集子中的后三个中篇小说中，既有通俗小说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还有官场视角的青年干部成长故事。因此，也更加丰富了这本中篇小说集的意蕴。此外，恩施州土家族作家宋福祥的小说集《军嫂》, 也以现代视角解读了另一种人生。

恩施州土家族作家唐敦权的小小说集《无字碑》,故事精短、直面现实，针砭时弊，讴歌美好，充满正能量。《无字碑》集共收入唐敦权的80余篇小小说，读来感觉到融汇着美与丑的交织与变幻。作品在赞颂时代的美好人物与事件中，同时贯穿着对现实问题的揭露与批判。这种美与丑的不断幻化，呈现出一种精妙瞬时，犹如美味快餐，给读者奉上爽口的精神食粮。这种美丑幻变的构思布局，通过赞颂、讽刺、魔幻、对比等多种表现手法，开掘人物的精神美，批判现实的人性丑，成为《无字碑》集的一个突出特色。恩施州土家族作家邓斌的中篇小说《家事马拉松》,真实地再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现状与困惑及种种社会众生相。作家在小说中细节描写精到传神，成功地塑造了人物的鲜明个性形象。悲剧化的结局使该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恩施州作家吴运辉在《城里的月光》这本中篇小说集里，书写自己熟悉的小镇、乡村、小县城等，用一种纯净的眼光来审视自 己身处的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他的小说语言简洁，叙事淳朴，将乡村与城市有机融合，展示自己眼中独特的社会景观。《白手帕》等篇章，描绘了典型的乡村淳朴画面；而《我是你的拉面》等篇章，则是对都市生活的真实写意。

可以说，吴运辉小说所传达的多重意蕴，也是纷繁的现代社会中一幅幅清新的人文景观。

恩施州土家族作家杨大忠于2012年出版的法制小说集《天使与魔鬼同行》，用笔记录构建恩施州和谐社会的武警天使，让社会铭记他们的功勋，同时警醒魔鬼——恶性必须根除。2008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魔土》写乡土民情，抒阳刚正气。《张叉叉列却传》是恩施州土家族作家郭大国创作的长篇现代幽默小说。作家以其流畅的叙事，幽默的语言，为读者展示了鄂西南的 一个民间幽默(列却)大师坎坷多难的人生传记。张叉叉这个民间小人物丰富多彩的故事，以及幽默机智(即“列却”)的个性特征，为这本小说建构了一种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审美品位。

此外，步入21世纪的互联网时代后，恩施州年轻一代作家崛起，网络小说也成为恩施民族地域文学创作的一道时尚风景，涌现了以谭琼辉(笔名羚 风)、肖正华为代表的一批网络热点小说作家和优秀网络小说。其中代表作有：谭琼辉出版的中国第一部描写黄金武警的网络长篇小说——《黄金奇 兵》,及其他长篇小说《杀机四伏》《无冕特工》《走在边缘》《零度狙击》《猎日风暴》《血刺》等。其作品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多家网站有专题介绍及转载。肖正华的网络长篇官场小说也获得极大成功，其主要作品有《沉潜》《公 章》《官方新闻》等，书写官场腐败的“浮世绘”,错综复杂的潜规则，触目惊心的为官之道，极具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恩施州小说创作，在经历“文革”前后的文学“冷”生存之后，终于在世纪转型期迎来勃勃生机，恩施文学由此得以涅槃重生。始终坚持地域文化，从内蕴与外形建构都浸润民族精神的深厚养 分，同时也汲取现代多元文化精华，这使恩施州小说创作在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双重滋润下，既充溢着独特地域文化韵味，又颇具现代文明风采。笔者认为，步入21世纪的恩施州小说创作正迎来一个崭新的创作繁荣期。

注释：

[1]李传锋.《武陵王》用传奇手法书写武陵山历史文化[EB/0L].武陵网，[2013-08-31].

（原载《清江》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