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置身事内
通俗、真诚、息息相关，这是《置身事内》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
初读《置身事内》的时候，我有种再回大学课堂的感觉，区别在于之前老师只讲了政府可以怎么做，但并未告诉我们他们面临的现状和实际问题是什么。很多现实层面的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会被一条条假设蒙住，留给课堂的总是一个单一且理想的环境。兰小欢的书就像是实证层面的case study，实际操作过程中各方力量和利益的角逐，才最终徐徐拉开现实的面纱。
远不如理想顺滑，却也可圈可点。
再次想起翻开这本书，是看见同事的朋友圈。大家都面临同样的招商压力，从字里行间想要读出一点有关钱从哪里来，又将往哪里去的思路。
《置身事内》的框架很清晰，上篇主要讲微观机制，分条陈述了政府的运作机制，这其中不仅有地方政府如何在当地进行治理实践，也包括如何在中央政府的框架下行使职能。细分下来，也是政府如何利用手里的资源，即土地、金融、国企等充分发挥作用，引导地方产业和企业更好发展，更高效地赚到更多的钱；下篇主要讲宏观现象，尤其围绕现在大家普遍关注的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政府债务、消费和产能问题、以及国际贸易等展开，没有回避问题，但也没有尖锐的批评，给人一种平和又理性的感觉。
书里面有两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一句是说“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分界，只有利益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另一句是：“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这让我有一种感受，比起政府这个title，我更加觉得地方的领导班子像是在经营一家公司，行政区划内的土地、金融、企业等等是可以调配的资本，如何盘活手里的资源，推动市场机制建立健全，创造更多资本，就要看各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在上篇里，作者特别强调了地方政府官员的主动性，尤其是执行层面的主动性。因为这一层级的人往往掌握信息最全面、也最直接，对事情的走向有着最根本的控制力。这一点不仅在政府，在企业亦是如此。
最近也关注到家乡政府组织力量去到各省招商引资，自治区主席也讲出去招商，一次没有效果，就多去几次。有团队去到南方省份和当地文旅集团推介项目，寻求投资，发展产业……这些我认为都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体现，是“当家人”的作为。大到相关政策的出台，小到具体措施的执行，都能看到地方政府如何在经济发展中相互竞争，努力打赢GDP的排位赛。当然，这中间也少不了中央的协调。
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这其中政府的角色不可忽视，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在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所造成的推高房价、增加居民债务负担和贫富差距，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重规模，重扩张”导致的企业债务负担重，出现债务和金融风险，在发展过程中“重投资和生产，轻消费”，结果必然是经济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不足，国际国内双循环难以均衡发展等问题的出现。
于是，作者也提出，当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可以作为其补充；但一旦市场机制相对成熟，政府就要适时改变其定位，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如何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发展方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就显得极为重要。兰小欢也提醒我们，既不要高估发达国家经验的普适性，也不要高估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未来的适用性。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或许可以从政府转变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做到以民为本开始。
毕竟让大家生活过得好一点，比大多数宏伟更宏伟。
大国大城
在《置身事内》里，兰小欢写到：“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其根源之一在于土地和人口等生产要素流动受限，所以近年来在土地流转和户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非常重要。”也提到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和房价及要素市场改革有关，这让我想起来几年前读到的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恰巧上个月末，陆教授的新书《向心城市》也付梓出版。
无论是《大国大城》还是《向心城市》，陆教授一直以来都坚持城市发展的聚集，强调劳动力、土地、资本的自由流通，反对各地区间的资源平均分配；相应的，作者更看重的是像发达国家一样实现各地区间的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上达到相对平衡。
初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刚刚毕业不久，第一印象是“理想”。几年工作下来，回过头再看书中的很多问题，更多的能够理解作者所说理想并非是要我们立即实现它，而在于作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指明一个方向。
在《大国大城》里，陆铭一直强调的观点是作为一个大国，我们的城市还是不够大。他认为上海是一个可以且应该发展为5000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中，要素回报要实现均等化。
这涉及经济学中非常基础的原理：规模经济效应。无论是工业还是服务业，都需要聚集，规模经济导致专业化，进而产生学习效应。劳动力在实际工作中相互交流提高，产生人力资本外部性，走向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
而对于城市聚集所产生的弊病，作者也指出，并非马路越宽越好。相反，窄马路更易于步行和自行车出行，也便于路边商铺的经营，进而释放经济活力。对于快速交通需求，一方面可以通过快速路来实现，另一方面提高地铁等城市交通的密集度，也能够达到很好地疏散拥堵的效果。
这也让我想起了在香港的日子，常常两站地铁之间相隔很近，出行找到就近的地铁口非常方便。比如港岛线上的铜锣湾和湾仔两站只隔1公里，铜锣湾和东铁会展站也只有800多米的距离，步行百米就找到地铁口是一件无比轻松的事情。香港街边商铺的密度就自然不必提了。
另一方面，香港的小巴行驶速度之快，是不允许车上有站着的乘客的，因为一个转弯就极有可能把人甩出去。而这些快速行驶的车辆又不会出现在城市人流密集的商业道路上，将不同需求的人车分离，又不阻碍市井经济的发展，城市公共服务颗粒度之细，让人很难说不爱。
提及资本，必然都是逐利的。相对于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和西部欠发达地区省会城市，我们很多时候会认为后者缺少投资，但实际上陆铭也指出，在经济学中并不是谁的资本少谁就缺资本，而是说谁的投资回报高，谁才更需要资本。当资本的边际收益为零时，我们才说充分调动并利用了这部分投资。
那相应的，对于不同地区的产业，也要有所布局。不如就让城市聚集，最大限度发挥人力和资本的规模效应，在人口相对稀疏的地区发展规模化的机械种植业和旅游业。对于劳动力来说，大家自然会用脚投票，当一线城市的快节奏不再能够满足人口的期望时，这一部分人口自然会向下流动。
在这本书中，作者一再强调聚集是经济规律，而政府要做的，就是让人口自由流动，拆掉户籍和福利政策的藩篱。
回想几年前初读这本书的市场环境，对比今天各大城市的人口和户籍制度改革，“理想”的意义尽显其中。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在《置身事内》和《大国大城》之后，我又重新找出来吴晓波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从管仲的“盐铁专卖”到近些年出现的经济改革困局，围绕着财政、货币、土地和产业政策行走千年，分权与均富是两个永恒的主题，而政府也总是需要在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之间适度用力。
我常常惊叹管仲收税于无形中的智慧与机敏，也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感到惋惜与痛心。就像高中历史课上老师带着我们一条条分析那样，很多政策的利弊得失虽然能够条理分明，但面临的困难也真实可见。诚如兰小欢在《置身事内》中提到：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上周五的天气很好
▲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