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死亡,是为了活得更好。
从姥爷家回来不久,有朋友告诉我他家里也有老人去世了。又过了一周,问我有没有关于死亡的书籍推荐,于是就有了这一篇读书笔记。
《最好的告别》我很久以前就读过的一遍,这次又拿来重读,加上《生命最后的读书会》和《当呼吸化为空气》,三本书的作者既有普通人,也有需要时常面对死亡的医生,他们的记录既有关于父母的死亡,也有关于自己的死亡;有的克制而理性,有的温情而柔软。
后来,也有朋友会来询问姥爷去世后的心情并表以慰藉。坦白说有时候会感到难过,比如此刻敲下这些字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会和生命达成和解,明白好好生活、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死亡,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地生活。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如果生命只剩下一年,你会用来做什么?
作者威尔·施瓦尔贝的母亲不再像以前一样心里装满了工作,她更喜欢为自己和家人着想,在生命垂暮时分,她选择与家人一起重温毕生最喜爱的一本本书。
于是,就有了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作者说读书会最大的馈赠,是让他有时间和机会向母亲提一些问题,而不是告诉她一些事情。
这不禁让人心生羡慕,因为即使母亲离开,她的回答、他们一起读过的书都将成为施瓦尔贝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和财富。
“这就像一本你特别喜欢的书,不管你上一次读它离现在过去了多久,它都会一直陪着你。 ”而对于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你并没有真正失去他,因为你还有与之有关的一切回忆。 ”
就像《寻梦环游记》所说的,一个人真正的离开,是被人们忘记。
在作者的叙述中,我也看到了母亲面对死亡的勇敢。
书中有一个段落让我印象很深刻,大致意思是说当母亲确诊癌症以后,很多亲友前来问候,比起那些说“一切会好起来”的朋友,他们似乎更能接受大家和他们一起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悲伤和勇气。
施瓦尔贝写到:“许多人愿意谈及死亡,但极少有人愿意谈及就要来临的死亡。”
母亲说:“我无惧死亡,我只是想要再多活一个夏天。”
很多时候,如果他们愿意,我们是需要和他们一起谈论死亡的。
谈论他们的死亡,才能去分担他们的恐惧和希望,不至于让他们陷入独自面对死亡的孤独。
因为对于大多数癌症病人来说,“一切会好起来”的期望更像是虚妄又飘渺的海市蜃楼,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在每个清晨满怀希望地醒来,却发现最好的情况是与昨日无异。
而书本,或许是开启这样勇敢谈话的钥匙。
共读的好处是会有一些话题的引发,进而触及到一些从来不曾讨论过的话题。比如作者就因为毛姆和凯蒂的书,和母亲谈及普通人的勇气问题。
母亲觉得相比起正在与癌症抗争的自己,那些她去主动帮助和提供服务的人,才是勇敢的人,因为他们做了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仅仅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是对的。
那一瞬间,作为读者的我也才看到,作为生命的一种可能,我们面对疾病需要勇敢,面对死亡也需要勇敢,面对自己想做的事情需要勇敢,而面对那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居然也是需要勇敢的。
原来很多我们不经意的决定与冲动,背后都是勇敢的种子在努力地向上突破。
或许生命,本就是一次勇敢的冒险。
当呼吸化为空气
相比起另外两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最为特别,它记录了一位神经外科住院医生自己的抗癌之路。
全书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是神经外科住院医生保罗的生活,下半部分是癌症患者保罗的生活。
他是个医生,也是个病患,并处于医患关系当中。
让我非常受触动的是在被诊断出癌症之前,保罗和妻子的婚姻因为两个人繁忙的工作而出现隔阂,而正是癌症,不但让他们的婚姻关系得以修复,还让他们下定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孕育出新的生命。
他们和朋友开玩笑说:挽救婚姻关系的秘诀,就是其中一人患上绝症。
但事实是,他们明白了,直面绝症的方法之一,就是深爱——袒露自己的脆弱,满怀善良、慷慨与感恩。
这是保罗妻子写在文末的一段话,这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也因为保罗重病无法执笔,由她的妻子代为完成。
或许当死亡缺席时,我们总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只有当钟声响起,告诉我们这一切即将消亡时,才懂得珍惜。
保罗说,他学习最大的动力就是探究是什么让人类的生命充满意义。
他说:文学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而神经系统科学则探索大脑最为优雅的规律。
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成为神经外科医生,又在确诊癌症后写下了这本书的原因。
生病之前,保罗的生活心想事成,按照既定的轨道一帆风顺地进行着。就像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命运都是由自身和旁人的人为行动决定的。
而生病之后他明白,人类的行动在超人类的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于是,他在书中写到:
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也许在组织和研究重复出现的经验主义数据时,科学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学却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生命中最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惧、爱、恨、美、妒忌、荣誉、软弱、奋斗、痛苦和美德。
站在医生和患者的交叉路口,保罗的经历也终于让他为自己的提问交出了最后的答卷。
他说:人一旦遭遇顽疾,最需要小心的,是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答案也会接踵而至。
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单纯的对金钱和地位的追求。在生命的终点线前,回看人对虚名浮华的追逐,会发现这些都只是捕风捉影而已。
当看着女儿出生,保罗一只手抱着刚出生的婴儿,另一只手与妻子十指紧扣,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和无限广阔的未来时,即便死亡将至,那一刻的保罗,眼中也依然充满了爱与希望。
time的意思多种多样,既可以表示此时此刻的时间,也可以表示这段时间,既是时钟的声响,也是生存的一种状态。
如果将这种生存状态对应到病人的生活中,那就不得不提到医生的职责。
有无数医生正逐渐沦为看“病”的机器,却忘记了自己看的是人,而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有思想、有个性、有价值观、有自己为之活下去的理由和意义。
所以,医者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与看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
也就是找到一种生存的状态,桥接未来和过去。
最好的告别
于是,就来到了葛文德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本《最好的告别》。
(此前,我也写过前两本:《医生的修炼》和《医生的精进》)
和保罗一样,阿图·葛文德也是一名医生。在从医生涯中,他们一直面对着不确定性的前提(缺损配置)与对完美结局(无缺陷)的希冀,但也深知,医学再怎么发愤图强,依然无法摆脱一个很确定的结局,那就是永远也无法战胜死神,生命的最后一课必定是衰老与死亡。
在葛文德的叙述中,有一个场景让我印象深刻,他说医生不仅要知道自己可以为病人做什么,更重要的是知道什么时候叫停,也就是拒绝继续为患者治疗。
这种拒绝,可以理解为另外一种接受,一种对衰老与死亡的接受,一种对生命进程的尊重与接受,与医学和医生的能力无关。
理解这一点,首先就要明白,衰老作为生命的一部分,是一系列的丧失。
在年轻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是:我要的是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这种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对于老年人同样适用。但与年轻人不同的是,或许年轻还有的选,对于面临身体一系列机能逐渐退化和丧失的老年人来说,留给他们选择的余地并不是很多。
一开始,人们还求助于医院。但衰老是一种生命状态,它无药可治,无病可医,于是疗养院应运而生,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为了给医院腾出更多的床位和资源。而无论是在疗养院还是养老机构,老年人都无法在拥有安全的基础上获得使生命幸福的基本元素。
如何让老人的生活有意义和尊严,什么时候努力治疗,什么时候放弃治疗,找到从医疗到照顾,从绝望到解脱的平衡点,或许是在医疗水平日益发达的当下,我们更加需要解决的课题。
葛文德医生提出了三种医患关系,分别是家长型、资讯型、解释型。
家长型就是医生告诉患者怎样做最好,决定就这样做。
咨讯型是医生将各种方案的利弊都介绍清楚,需要患者自己做决定。
解释型则需要以病人为中心,以病人的目标和愿望为中心,先充分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需求,再逐个介绍方案,推荐适合患者的方案。
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是在一次临终讨论中,一位荣誉教授说:如果他还能够吃巧克力冰激凌、看电视足球转播,他就愿意活着。如果能有这样的机会,他愿意吃很多苦。
这其实就给医生一把标尺,在治疗的过程中,随时判断病人还能否继续吃巧克力冰激凌、看电视足球转播。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不是吗?
于是,在某个傍晚,我也会和朋友讨论,将来走到哪一步,会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不能走路的时候吗?
还可以坐轮椅出门晒太阳,我觉得路边的花很好看;
没有办法看书的时候吗?
如果能听到一些美妙的声音,或是有听书栏目,亦或是播客,生命也不会陷入无聊;
……
或许,现在考虑这个问题真的过早了,我很难说出一个数字,或是定义某一种状态,觉得生命不再值得期待。
▲落日
诚如葛文德所说,思考死亡,是为了活得更好。
我非常感谢朋友提出的问题,让我能够再从现实回到书本,寻找死亡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如果阅读很孤独的话,那独处比将就有趣多了。
而人生来孤独,须得有人并肩同行。
很多时候我都会不经意地想起已经过世的姥爷,也会时常和家人提起他,就像他还没有离开我们一样。
在他临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和远在千里之外的子女打一通完整的电话,姥爷的缺席,和他的衰老一样,很早以前就开始了。
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仔细思考,才能确认此生再也没有办法看到他的样子、听到他的声音了。
但也会明白,姥爷已经走完了属于他的生命进程,而我依然能够带着他的爱,继续完成自己的生命。
▲初秋的傍晚总是很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