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V.S.奈保尔的记录，我似乎慢慢开始理解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理解他们为何对传统抱有如此执着的坚守，也逐渐能够体会到奈保尔在这一系列作品中的情感转变。
读完《我在印度的703天》时，正好和毛老师打了一次飞盘。提及我在上一篇笔记里提到的印度年轻人所面临的矛盾，毛老师说：如果是他，会去找一些书来看为什么印度的种姓制度如此根深蒂固。
于是便寻到了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上一篇笔记里的《重访加勒比》也是这次寻到的书，是他“美洲三部曲”的作品之一。
V.S.奈保尔出生于1932年8月17日，在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
他的祖先原本是印度北方邦东部的一个婆罗门种姓家庭，这一家族在印度社会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崇高的地位。
然而，在19世纪，奈保尔的祖父作为契约劳工，从印度漂洋过海，移民到了特立尼达岛，这一决定使得整个家族从此定居于这个加勒比海的英属殖民岛屿。
在特立尼达，奈保尔的家庭虽然已不再是印度本土的婆罗门贵族，但他们仍然保留了许多印度传统和文化习俗。
奈保尔的父亲西帕对宗教敬谢不敏，但对英国文学情有独钟，并终生怀抱作家梦。
在父亲的影响下，奈保尔从小就对英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日后赴英国留学并成为一名作家奠定了基础。
奈保尔在特立尼达的童年经历，使他对多种族混合的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
特立尼达是一个融合了黑人文化、印度文化和北美及西班牙文化的混合文化的国度，这种多元文化的交融让奈保尔在成年后能够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审视世界。
幽暗国度
初读这本书的时候，脑海中停留得最久的一个词就是“乡愁”。
受家庭生活环境的影响，虽然奈保尔在写作这本书之前从未踏入印度的土壤，但从祖辈的生活中，总是能够窥见一些独属于印度的文化，进而对这个国家产生一定的想象。
比如在很早的时候，作者就说：“外祖母屋里的许多东西是无法替换的，因为他们来自印度。”由外祖母对这些东西的态度，奈保尔明白，印度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习俗必须保持，因为它是古老的东西，这就是薪火相传。至于究竟有没有一个古老的过往文明支撑这种传承，却不是那么重要。古老的东西，无论它是一尊神像还是一张绳床，不管它有多神圣崇高，都必须被人使用，直到它残破腐朽、不堪使用为止。”
带着对故乡的想象与憧憬，奈保尔踏上了他的首次印度之旅，相伴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culture shock——“东方世界正式展现在我眼前：脏乱、盲动、喧嚣、突如其来的不安全感——你突然发觉，四海之内皆非兄弟，你的行李随时都会被人摸走.”
亲切却又疏离，冷静克制的笔法中，依然能够读到作者深刻的思考，看到印度的繁华与贫瘠，美丽与丑陋，善良与残忍，感受到印度的多元和复杂。
讲到政府，奈保尔初抵印度便被海关扣押了两瓶洋酒，在三四个机构中和政府工作人员斗智斗勇，开具不同的证明，每个证明相互独立却又环环相扣，经历几番周旋，才终于在他的洋酒被不小心打碎之前领回；
提及种姓与社会分工，作者记录了办公室里的一则在我看来“离谱"至极的故事：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司反复要求速记员协助打字员打字，遭到拒绝，在向上级“告状”无果的情况下，不得已重新叫来速记员，让他速记一封开除其的文件，才终于将其“驯服”。如此强硬的下属和戏剧化的上下级关系，若不是出自一本纪实文学，放在电视剧里，我恐怕要骂编剧瞎编了。
在印度经典《薄伽梵歌》里，有这样一段经文：“做你分内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贱；不做别人分内的事，即使别人的工作很高尚。为你的职守而死是生；为别人的职守而生是死。”
印度人对传统的恪守，也使得每个人都由此而活成了一座孤岛，人人只为自己的“功能”负责，这种功能是每个人和上帝之间的私人契约，实现自己的功能，就是实现《薄伽梵歌》所倡导的无私精神。
奈保尔说，这便是种姓阶级制度。
无疑，这样的“契约”将“个人功能”和“社会功能”拆分开来，每个人的行为都变成一种象征，而不关乎与其所在集体目标之间的一致性，进而使集体和机构变得欠缺效率，也培育了一种足以阻挠所有改革计划的心态。
对奈保尔而言，当想象中的印度与现实碰撞，他更加感觉到身在印度的自己，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过客。尽管“它的幅员，它的气候，它那熙来攘往摩肩接踵的人群，这些我心里早已经有准备，但它的某些特异、极端的层面，却依旧让我觉得非常陌生。”
这种陌生与失落，是即使奈保尔刻意寻找那些他所熟悉的细微而容易掌握的事物，也难以弥补的落差。
比如同为英国殖民地，奈保尔在印度看到的“英国风”与他在生养自己的特立尼达岛上所看到的英国风完全不同，甚至与他在英国留学时感受到的“英国风”也实在联系不起来，用作者的话说，印度这种“矫揉造作”以凸显“英国风”的感觉，让人觉得仿佛整个国家都在演戏。
本应是一部“还乡记”的，然而本书的终章却落在“奔逃”之上。
回到祖辈生活的位于北方邦东部的一个城镇，也就是六十多年前外祖父出发前往特立尼达的起点时，不消说，遇见的依旧是陌生的向导和村落。
尽管外公的名字在村落里家喻户晓，却也难逃一种疏离，这种疏离感即源于这一年积累的失望与疲惫，也因当地人将自己视为“救世主”一般的道德绑架。族长居然以奈保尔外公田地里的米为由，期待从他这里募得一笔资金。
也难怪作者说：“在印度我是一个异乡人，而我也满足于做一个在殖民地长大的印裔特立尼达人，没有过去，没有祖先”。
印度：受伤的文明
《印度：受伤的文明》是“印度三部曲”里最短的一本，也是奈保尔最尖锐和最悲观的一本。
如果说上一本里面他还有淡淡的乡愁，这一本书中，他似乎已然摒弃了自己的印度血统，西方的、现代性的视角对印度进行大肆批判。
我很赞同他在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人性有一种全面的理解，那么他也能正确地理解世界：事物没有特别的对与错，它们只是在平衡着自身。”
理解了这一句，便也能理解他在后文所说：甘地把印度带出了一种“黑暗年代”，而他的成功则又不可避免地将印度推入了另一个黑暗年代。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描述了现代人处于自由与孤独的两难状态，一方面，现代社会提供了更多的自由，但另一方面，这种自由又尝尝伴随着孤独感与不安全感。
对于印度来说，有个主人同样是安全的，他被征服得太久了，在智识上已经寄生于其他文明，制度上仰仗着他人的理念和机制让国家运转，精神上保存着本能的、非创造性生命的避难所，并将其转化成一种宗教思想，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印度会对其宗教如此依赖，它或许已经成为印度获得自我认同的唯一途径。
在这样的背景下，摆脱束缚、走向自由反而是导致迷失的冒险。换句话说，伴随着独立与发展，混乱与信仰缺失，印度正清醒意识到常常隐藏在稳定表象下的悲苦和残酷。
旧有的平衡已经不在了，印度开始学习新的观察和感受方式。
印度的危机不只是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的危机在于一个受伤的古老文明最终承认了它的缺陷，却又没有前进的智识途径，它面对的是创造力的无能、智识的薄弱、防卫能力的匮乏，以及每个印度人脑中印度观念的不足。
这一点，在作者描写印度国家设计学院的展出中可见一斑：
一双收割鞋：左鞋前端是窄窄的刀锋，右鞋的右侧是一个长一些的弯曲的刀锋。于是农民在成熟的谷田里穿行，左脚踢着切割，同时右脚画一个宽弧来切割——丰收舞蹈。
还有一位学院的明星之一，设计了一个收割工具。出于某些原因他不赞成用镰刀，也反对用长柄大镰刀，因为被割下的茎秆落在地上太沉。取代长柄大镰刀和小镰刀的是看似锋利的大剪刀般的长柄工具……放在地上时，厚金属刀锋呈小V字形，但只有一边的刀锋可以活动，农民必须把这片刀锋与固定的刀锋分开，然后（用设计者目前尚未想出的方法）收拢剪下一刀。
作者觉得这项发明给他的感觉“比古罗马时代的收割机（一种用牛推动的、边缘带锯齿的圆盘）还落后几个世纪。不过生长在城市里的设计者说，他在乡下呆了一个星期，农民们对此很感兴趣。我说这件工具需要使用者站立操作，而印度人在干某些活的时候喜欢蹲着。他说必须对人们进行再教育。”
这些让人发笑的荒谬背后，又有怎样的悲凉？
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
紧接着，奈保尔就写了最长的一篇，50万字，500多页。
相较此前两本，这一次奈保尔似乎站在了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或许只有将自己抽离出来，他才能找到一种平衡，像一位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任由不同职业、种姓的人自己叙述。作者说，他会先和不同的人沟通，觉得有用，再要求他们复述并记录下来。
在宗教、种姓、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下，印度人思想各异，也因此存在着百万个小型叛变，这一方面使得印度如多棱镜一般绚丽多彩，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无数社会问题。最终，这个幽暗国度的人在受伤的文明前转向宗教，以寻找慰藉。
在奈保尔笔下，我们看到孟买的“贱民”通过从事诸如证券交易员、秘书、作家等职业逐渐在经济和政治上崛起；也看到如我们城镇化进程般，从乡村到孟买生活的各阶层人物在谋生中的挣扎；婆罗门阶层在印度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特权地位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变革，经济地位不断衰退，坚守古老戒律及习俗也变得愈发不易；曾经毫无地位的妇女转身成为职业妇女，白天上班，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其承担家庭劳作的重任，这不仅是在印度，东亚很多国家都在经历妇女对自身和传统的观念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变革……
印度先后被孟加拉人、英国人统治与殖民，具有多民族、多宗教和多文化的特征，其文化、宗教与种族上的隔阂，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面临着各方矛盾不断激化的现状，如此，也难免遭遇各种小型叛变，带来混乱与动荡。
相比起前两本书，奈保尔的态度似乎不再那么悲观，他认为“今天的印度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份凝聚的意志，一套主导的知识，一个国家的理念”，不断地向前走是印度无可选择的出路，而这些东西则是这个国家探寻出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夏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