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新疆阿勒泰。
那两天有大地磁暴，在新疆就可以拍到极光，我受人委托，前往新疆，却不是去拍极光的，而是不顾经纪人对一个女性单独去新疆的反对，独自去画极光的。
灰灰的大地上，黄土覆盖着深绿的植被，夜深了，已经看不清。
地平线上先是一缕细细的苍黄色，接着便是大片大片的渐变的紫红，像满目的沾了露水的透亮的紫罗兰花园，饱和度拉满，竖状光栅长长地拉过半个天幕，一直蔓延到头顶上去。
不知道妈妈看不看得到这些景色。
我看了许久，心里大致有了数。
这对我便够了，我已经把这些颜色分配一一记在了心中，回去后就可以作画。
于是我戴回了墨镜，却在打算回酒店时，看见视野之内有另一个人，架着三脚架在拍极光。
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地方，遇见其他人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此刻对方一定是同道中人。
我大声“喂——”，冲她招手。
她听见了，也冲我挥手，我慢慢向她走去，走近了，她也是孤身一人，还在摆弄相机，头也不回：“极光真的太漂亮了，不是吗？”
“是啊。”
“你拍好了？”
“我是画家，来画画的。”
“真好啊，”她侧头看了看我，“有时候我看着这些景象，真的觉得人类真的渺小又孤单。你看这景色，竟然只有我们能欣赏到。”
人类或许真的渺小，但可能并不孤单，不过我不打算多解释，而是向她伸出右手：“我叫李斯，逝者如斯的‘斯’。”
“好名字，”她赞叹一声，握住我的手：“杨芹，芹菜的‘芹’。”
“杨……芹？”我怔住了，“北京大学的杨教授？”
杨芹短发微卷，戴着扁扁的椭圆眼镜，一身灰色冲锋衣。我这才看出她证件照上的模样。
她有些愕然：“你认识我？”
“是啊。”我笑了，这该是怎样的一种巧合啊，我本还在为如何能跨行业联系上她而苦恼，“我知道你。”
杨芹，北京大学语言学教授，以破译失传的语言而闻名于学术界。
我也是通过新闻报道知道她的，她的方法直接破译了一种西方的古语言。
现在，其他的语言也在用她的方法破译中，这使得她在行业内声名大噪，以至于我这种圈外人都有所耳闻。
我取消了我后续所有的行程，转而和她一起回到了北京，在路上聊了几日，已经相谈甚欢。
我给她看了我的画作，我是油画画家，以色彩著称。
在她的办公室里，我签收了一幅让我的助理快递来的我的画。
一幅50*70的油画，画的是从我工作室的窗户里看到的花园，是我最开始画的那几幅之一，一直被我私藏，没有卖出去。
那是我最著名的绘画方式，整个画布上是极鲜艳的色彩变换，只能隐隐看出一些物和景的轮廓。
在评论家口某些静物的肖像画来说，用色会显得尤其大胆丰富了。
在批评者口中，这些画对于窗外景色或者这些作品是我千篇一律不思进取的无病呻吟。
而那些戛然而止的线条、只出镜半个的物体，是毫无意义的设计。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才是对的。
我把一幅市面价值几万的画递给了杨芹教授，诚恳问：“请问，您有兴趣破译一种语言吗？”
她接过画，道了声谢，点了支烟，笑道：“哪一种？世界上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语言吗？”
我指了指那幅被她放在了一边、或许被认为只是一件礼物的画作：“就是这个，这就是一段‘话’。”
看着她不可置信的眼神，我感到有趣，又有一种终于可以宣之于口的释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不管你信不信。”
02
人的眼睛只有三种视锥细胞，分别对应红、绿、蓝三种基本颜色。
人眼可辨别的上万种颜色，都是由这三种颜色组合而来。
但是有一些人，可以看到更多的颜色。
在他们眼里，世界更加绚烂多彩，而普通人绝无可能想象他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有一些画家也是四色视觉，比如有一位，很喜欢画煎蛋。”
我在手机上搜索出来给杨芹看，“这个能一定程度上代表她眼中的世界，但是并不全面，因为一个三色视角的人永远无法拥有第四种原色所带来的色彩组合的感知。”
我也是这样的人。
我的眼睛超乎常人，可大脑仍是普通的大脑。长时间处理这些普通人看不见的颜色，我就会头晕头疼。
“这就是我在室内也戴墨镜的原因。”我推了推墨镜。
她的办公室以灰白色为主，铁质的柜子和桌子，不加修饰的白墙，我看得很舒服。
但是她自己的颜色太鲜艳了，一身薄荷色长裙，看得我眼睛刺痛，还是得戴上眼镜。
这是我设计好的步骤，从一个有趣的话题步入正题。
四色视角虽然稀少，但是也有好几例记载。
可是，我怀疑我拥有四种以上的、更多的视觉细胞。
因为我搜遍了文献，也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的例子。
从小，我就可以看见，在人们常常描述的物体之外，还有一些影影绰绰的形状，包裹起了我眼里一个又一个色块，我开始还怀疑过他们是否存在，还只是我眼中纷乱的颜色的一种特性。
那些形状中的色彩通常都尤其漂亮，形状们好像自发地知道如何在大自然中选取一个画框。
我开始试着把那些“形状”中的颜色画下来，当我反复去描摹它们的时候，我逐渐感觉这些形状中的色块似乎有某些规律。
我一边不得不相信这种形状是真实存在的，一边有了一个恐怖的念头。
当我慢慢看着这些形状在世界的光影变化中移动、伸缩、舒展时，我渐渐觉得，这些形状……是活的。
“你是说……”杨芹震惊，“一种我们从未发现过的生物？”
“甚至有可能是智慧生物。”
那么，形状所圈起来的部分是什么呢？
当我越来越熟悉自己的画作后，我渐渐有了一种觉悟，一种水到渠成的洞察。
我曾见过许多次，在风拂过的摇曳的树枝间，在流淌的车水马龙中，在一遍又一遍从滑梯上滑下的儿童前，见过两个，或者多个“形状”们聚在一起，背景变化着，它们形状中的色块也变化着，我觉得，那是它们的语言，是它们向彼此说出的话。
我的画作渐渐出名，我一直盼望有一天，有一个人可以联系我，说他发现了画作中的秘密，甚至解读他们的语言。
可惜一直没有，但是我又如此地想知道它们在说什么。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则关于你的新闻介绍，说你在语言学界，因破译失传的语言而闻名。
是的，杨教授，即使我们没有巧合地遇见，我也会前来拜访你。
“等等，可是……”杨芹皱了皱眉，迅速地抓住了一个“漏洞”，
“如果你觉得那是他们的预言，如果大家都是智慧的个体，那我们的活动，和他们说的话，到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是因，哪个是果？”
“或许本就没有因果。”我有些放空，这个问题我早已想过，
“可能是巧合，是必然，是来自更高维的我们暂时无法探究的投影。”
它们想说那些话，就有了那些物体的变化；就像我想去找你，于是就在新疆遇到了你。
03
被杨芹送客之前，我伸着脖子叮嘱她：“我的所有的画，都是形状中的色彩，网上能找到很多，你可以看一看。我送你的那幅画也是。”
杨芹笑着应下，又委婉而诚恳地建议我去精神病院看一看，随后关上了她办公室的门。
我站在她办公室门口，意识到她还是把我当成了一个神经质又自我的女人，我碰了一鼻子灰。
她本来还说要带我在校园里逛一逛，现在我只好自己逛一逛。
我找到了一个长椅坐下，看着一直跟在我身边的那个形状。
在我坐定后，它慢慢飘到了我身前，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将自己舒展得大了一些，框起了学校里的一处景。
学校的绿化做得很好，郁郁葱葱的植物间是小桥流水的造景，在被墨镜统一刷成灰黑色后，仍然很好看。
它静静地飘在那里，我看着它，内心逐渐从纷乱变得安定。
就像小时候，无论因何而难过，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总会慢慢安宁下来。
我重新开始整理思路，杨教授不肯帮忙也在情理之中，毕竟我的故事太过于匪夷所思而毫无可信度，而就算相信这个故事，破解语言也一定是一项很大的工程，没有人有义务帮我。
我只能试着再去找下一个人。
但是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眼下我需要尽快把极光画出来，避免时间久了记忆失真。
我飞回了自己的工作室，闭门谢客十来天，画完极光后，我的助理告诉我前两天有人通过经纪人找我，但因为我在忙，经纪人没让人打扰我。
我问是谁，助理说，是一个叫作杨芹的北大教授。
我火急火燎地回电话，同时叮嘱助理，杨芹教授的事一律放在最高优先级。
杨芹在电话里显得很疲惫，声音有些沙哑：“再见一面吧，我去找你。”
杨芹第二天下午就到了我的工作室，我见到她时吓了一跳，她比我上次见到时憔悴了很多。
我对她的印象是干练、精力充沛，但她现在头发衣服俱是没有打理的样子，乱糟糟的，眼里遍布血丝，但眼神发亮。
“我看你那幅画……看了很久……”她的声音有点哆嗦，“我找了你别的画来看，我研究了一周。”
“你是对的，有规律，你是对的。”她反复念叨着。
我看着她，慢慢地笑了，笑出了声，放声大笑。我因为画画，几日没戴墨镜，此刻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看着她像在照镜子。
她看着我笑，我们相对而笑，像两个疯子。
我不该低估一个语言学家对新语言的好奇和一个会去拍极光的人对世界的热爱。
我当然反复怀疑过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癔症，每日沉浸在这些过于刺激的色彩间从而大脑出了问题，幻想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或许以后真的会被送入精神病院，然后画作价格猛然上涨。
但是现在，我被一个举世闻名的语言学家承认了，这一切不是我的自娱自乐，它们真的存在。
“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的眼眶有点酸涨。
她正了正神色：“你的画还不够。我要很多，还要很多很多。”
04
接下来的几天，杨芹详细地给我讲了她的思路。
“你来找我，应该是听说过了我的方法。我设计了一种新的神经网络算法。”
“什么？”我听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词语。
“神经网络算法。”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计算机模型，可以自动从大量的素材中寻找规律，输出可能性最大的结果。”
我一直以为语言学只是纯文科的案头工作，没想到也有这么理工科的一面。
“很常见的误解。”她取笑我，
“比如楔形文字，之前破译出来的内容只有10%，但是因为已经出土了50万块文字版，量足够大，所以可以用我的方法，一举破译到了90%以上。
其他的文字现在也开始用我的方法破译了。”她狡黠地眨眼。
我惊呼一声：“50万？我可能一辈子也画不了这么多！”
“可能不需要这么多，但肯定是越多越好，现在的量远远不够。”
她记下了“更多的画”这几个字，“而且，现存的文字都是一个符号一个符号的。
像你这样，用一幅画来表示一段话或者一句话，闻所未闻。这幅画要怎么解读？要切割成小方块吗？
一个方块多大？正方形还是长方形？长宽各取多少？”
她一连串的问题让我感到挫败，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
我本来以为找到一个相信自己的语言学家是我将面临的最难的事情，没想到现在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
“那岂不是凭我们两人，可能一辈子也破译不出来？”
“当然了。”她说得理直气壮，“破译一门语言哪儿有那么容易？这可是一门全新的语言。”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待在一起。
我一小部分时间外出取景，大部分时间待在工作室里摘下我的墨镜，暗无天日地画画，用一切睁眼的时间来观察和绘画。
杨芹则戴着她的细框眼镜，编写了一个小程序，可以把我的画按照每一个像素点的颜色录入电脑，再在电脑里在我的画上打上大大小小的网格线。
她从早到晚趴在我的画上研究，我从来没见过谁用那种眼神看我的画，无论是评论家还是追随者。
我们就共同在我的工作室里工作，各自干各自的事，有时候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除了妈妈外，这是我第一次和另一个人长时间地相处。过于专注的工作和自在的人际关系让我一度忘记了一直漂浮在我身边的形状。
我画得过于努力，长时间地用眼让我一直有一些偏头痛。经纪人和助理都惊讶于我的勤奋，反而是杨芹劝我缓一缓。
“只有你一个人可以看到这一切，我都能倒下，你不能倒下。”
她强制我闭目休息一会儿，我戴着蒸汽眼罩，耳朵里听着她敲键盘啪嗒啪嗒的声音。
骤然什么也看不见，我无聊至极，又有些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视觉的害怕，只好没话找话：“你在我这里待了这么久，家里不担心吗。”
“还没成家呢。”没有了视线，她的声音就格外清晰，薄荷二手烟的味道萦绕在我鼻尖，“一辈子给学术了。你呢？”
我叹了口气：“像我这样疯疯癫癫的，谁会看得上。”
“这么妄自菲薄干嘛，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她语气温柔，“你亲人肯定不愿意让你这么说自己。”
“我妈妈在我二十岁那年去世了。”我轻轻地说。
工作室内沉默了下来，但也没有人听见我自己心里对自己说的一句“没关系”。
每天当工作结束，杨芹不再在我身边，我孤身一人的时候，会有那个形状陪着我。我不孤单的。
05
我想象过这是一个大工程，但是从未想过它会如此漫长。
杨芹的新学期开始，她不得不离开了我的工作室，回北京去。一年过去了。
我和杨芹频繁地线上会议，随后我计划把工作室干脆搬到北京，而杨芹正好头疼于邻里关系，与我一拍即合，同我买下来相邻的联排，一半作为工作室一半作为我们的住所。如此又是两年。
我知道了这项事业的漫长，不再执着于疯狂地画画，而是以稳定地频率向杨芹提供画作，再有她录入电脑，进行分析。
慢慢地，我也能够看懂一些她的程序和输出结果了。
但是没有进展，一直没有进展。
“现在的输出很混乱。一个正确的输出应该是对一种符号的意思猜测有着比较高的可能性。
但是目前的可能性都太低了，而且形成不了有意义的话语。”她苦恼地说。
唯一一件有进展的事是，这几年来，我渐渐习惯了和杨芹共事，或者说，有这样一个人在身边。她的陪伴渐渐在我的生命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
以至于我突然记起来，我好像很久、很久没有看见那个形状了？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变得混乱而焦躁，我一时几乎无法站稳。我无法接受失去它的可能性。
我开始疯狂地寻找，一间一间的房子，附近室外的每一个地方，由希望到侥幸再到绝望，连杨芹觉得我状态不对，问我这几天为什么不画画了，我都没有回答她。
对了，杨芹。我隐隐记得，正是在遇见杨芹之后，形状才渐渐从我生活中淡出的。
开始只是不在我和杨芹共处的时候出现，后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渐渐地一整天也不出现，又是什么时候彻底离开我的？
我找不到它了。它离开了。
是因为杨芹吗？
我几乎要怨恨起她来，怨恨起这个因为不放心我、而在此刻出现在我面前的人。
“和我讲讲吧。”她轻轻握住了我的手，“我们是朋友，不是吗？”
“我二十岁那年，我的妈妈去世了。”我又重复了一遍之前的话，但我下一句话，让杨芹脸色变了。
“妈妈去世后，我发现有一个形状好像一直跟着我，而当我凝神去看的时候，我发现那是，妈妈。”
我带着说出这些话，我想看她为科学和神学的胡乱结合而惊讶、为这些鬼神之说而害怕、为我长久的隐瞒而愤怒。
我想看她失控，因为我自己的失控，我想报复她，为我心里无端而卑劣的指责。
“你是想知道你的妈妈说了什么吗？”她问。
“是的。”部分原因。
她果然抽走了她的手。
我看着她。
但接着，她给了我一个拥抱：“有我呢。”
我在她怀抱里的大哭，是我第一次接纳离别的标志。
06
离别是我这一生此前从未学习过的课程。
在我二十岁那年，我为此哭过一次，从此再也没有落过泪。
或许是因为我看得见那些鬼，我知道妈妈没有离开我，她选择了留在我身边陪我。
但是现在她走了。
这是她的选择吗？还是说……鬼也有寿命吗？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离别由一次大哭，和许多许多次痛彻心扉的落泪构成。
那段时间，我常常在画画的时候突然停下，然后一个人发呆，毫无征兆地落泪。
杨芹难过于我的难过，虽然面上不显，但那几天工作室里烟味更重。
我早已闻惯了杨芹二手烟的味道，薄荷味的电子烟，没有尼古丁，只有淡淡的香气。
我沉浸于杨芹的味道，在满肺的烟味中慢慢被熨帖。
我许久没有出门，所以当经纪人向我推荐那个画展时，她极力怂恿我去，开出了作陪的价码，即使平时我一般不出席那种活动。
“就当散散心？就当陪我吧，我很想去。”她温言细语，一如她这几天的所有的话语，和从我认识她的第一天起她所有的话语。
于是我做了一个在画展里戴墨镜、自己是画家还请了一位解说讲给杨芹听的怪人。
我的画和其他人的都不一样，许多方法技巧不相通，我自己无法鉴赏他人的画，也没有那么感兴趣。
我百无聊赖地看着讲解员说着画作的手法和艺术价值，杨芹倒是听得津津有味。
我的注意力不在画上，反而更多地注意杨芹，我看着她为一幅幅的画惊叹，有时又回头看我，悄悄地和我说：“不如你画得好。”
我沾沾自喜，猛然冒出了这一趟来得真值的念头，愈发不动声色又欲盖弥彰地留意杨芹。
于是当杨芹听到色彩的跳跃与平衡时，我立刻发现了她脸色的变化。
“怎么了？”
“色彩……”她盯着眼前那幅画，喃喃自语，眼神却没有聚焦到画上，似乎已经沉浸到了自己的思绪中。
似乎想到了被我们共同反复揣摩的许许多多的我的画，“我好像有一些想法。”
那一天我们没有看完画展，而是迅速回了家。她调出过往的工作，一张张画上被打上横竖线，切割成一个个方块。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思路，参考任何一种语言，在画上去寻找字符，把每一个方块当作一个字符来破译。
“你说，我们的方向会不会错了？语言一定是一块儿一块儿的吗？或者说，你们画家会这样一块一块地看画吗？”
“不会。”我好奇，“你的想法是？”
“会不会，这种语言也要把画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呢？比如，颜色的走势？”
那一句话一说出口，我就知道，我们几乎需要推翻所有从前的工作，我有些恼怒，但是她的心态很稳定。
“正常，”她说，“在学术中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一起不眠不休了几天，我陪她梳理画作的颜色脉络，她重新编写画作的分析逻辑，处理了几幅，居然真的有了一点点苗头。
但我们意识到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梳理完的，兴奋劲过去后，我们不约而同决定细水长流，一起好好地睡了一觉。
从刚刚昏暗睡到天光大亮，杨芹发烧了。
07
病来如山倒，杨芹几日都昏昏沉沉，体温居高不下。
我陪她在医院挂水，看着医院墙上挂着的体检套餐的宣传，她虚弱地说：“到底不比年轻时候了，熬夜还要生病。”
我给她递水，不让她说话，因为她一说话就嗓音沙哑，还总是咳嗽。
她病了一周多才好，是一场大病，也是我们从此不再年轻、病痛开始找上门的开端。
后来我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们做了全身体检，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但是没有，自从我们和这种语言打交道，我们就被各种各样的巧合包围着，包括因论文审稿人的来信而错过的体检。
但是那时我们信心十足，并不在意拒稿，也不在意审稿人“看不懂”的评价。
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我们目标清晰，干劲十足，缓慢而坚定地推动着进展，看着一幅又一幅画被程序录入，程序的结果概率缓慢地攀升。
坚信等结果再好一些，再好一些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项伟大的发现公布给所有人看。
如此过了五年，杨芹又病了几次，每次感冒都要拖好久，后来又染上了长新冠，时不时咳嗽。
我们被拒稿，再被拒，即使有杨芹这个招牌也没有用，我们终于接纳了没有任何一家期刊会刊登这么奇怪的、除了我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用的东西的事实。
即使我们大部分的结果概率已经升到了50%以上，有一些字词的结果已经升上了90%。
比如，画面中央的闭合弧线的意思是“我”。
比如悬在空中的太阳，比如街边墙上的花环，比如一张脸。
比如，画面侧边的直线代表“你”。
比如斜伸出去的树枝，比如透视下的屋檐。比如你手里的烟。
比如，围绕在主语旁整齐而复杂的线条，是主语的谓语，是一种情感，是“爱”。
比如丛生的青草，比如衣服上的流苏。
比如你的短发。
曾有一个形状慢悠悠地飘到了我和你之间，向旁边的另一个形状说话，我画下了它框起来的你。
你把那幅画送进你的系统，向我解释系统输出的结果，这幅画的意思是，“我爱你”。
那一对形状在告白。
你在和我说这些的时候，咳得撕心裂肺，我前来拍你的背，你抽了张纸巾捂住嘴，这次吐出来的不是痰，是血。
我们再次上了医院，不是长新冠，是肺癌。
仿佛是一个句号，同时画在了工作和你的生命上。
杨芹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觉得无聊，仍然在翻译我挑出来的那几幅我“妈妈”说的话。
我忍不住埋怨她胸痛为什么之前不说，她却在和我说，我的妈妈让我注意身体，不要熬太晚了。
我试图没收她的电脑，她却仗着我现在不可能和她生气，问我：“你不在乎你妈妈的留言了吗？”
在乎，但没有那么在乎了。比起留言，我更想留下你更久一点。
08
“你后悔过吗？”我这样问杨芹。
在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后，你再也没有别的科研进展，把一生都放在了我的画上，做出了这个永远见不了天日的研究。
她没有回答我，而是反问我：“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巧合。”
在形状和话语外，从极光前的相遇，到阴差阳错的合租，到错过的体检以致没有发现的癌症，再到刚好在成功后的确诊，都是巧合。
“我这一生就是一个巨大的巧合。”
那时她嗓音已经很沙哑了，我不敢让她多说话，她就慢慢地在电脑上敲字，病房里只余键盘啪嗒的声音，正如我们共事的每一个日日夜夜一样。
“你想，我有了那个破译语言的发现，才招来了你；
当我破解了你的语言时，我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我这一生就像是为你而生的。”
她明明已经是光头，但还是俏皮地眨了眨眼。
我轻轻地抱住她，感受她生命的流逝。
她走的那一刻，我陪着她。我看着她闭上了眼，另一个“她”从她身体里升腾起来。
“她”飘啊飘，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框出了一幅画。
我把画记了下来。她确定我记好后，悠悠地飘走了。
我按照她教的方法，翻译了这句话，她在说，再见。
再见，杨芹，我有在落泪，却没有痛苦。
这一次，我知道如何好好道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