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振华 | 重审西方思想“古今之变”的实质与出路—以《逻辑学》对柏拉图主义的重构为例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5期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西方思想的古今之变专题”（栏目主持人：庄振华）栏目

重审西方思想“古今之变”的实质与出路

—以《逻辑学》对柏拉图主义的重构为例

庄振华 | 文

以往国内流行的两种“古今之变”叙事大抵陷入“优-劣”两极对立的格局:自西学在清末大规模入华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占据支配地位的启蒙主义认为近现代(文中简称为“现代”)走出朴素的古代与黑暗的中世纪,迈上理性与自由的阳光大道,即便面临种种风险,至少也带来了人人平等的发展机会;反之,国内承接20世纪部分西方哲学而形成的现代性批判思潮以及本世纪以来引进的施特劳斯与沃格林历史哲学,则认为现代性的几次“浪潮”“现代灵知主义”及其所表征的失序、脱轨、虚无主义才是现代的本色。表面看来,既然要谈“变”,那就必定是变“好”了或变“糟”了,两种叙事必取其一,否则谈“变”根本没有意义。殊不知“变”乃是一切时代必有的常态,若是轻易将“优”或“劣”加于某个时代,所反映的未必一定是造论者的进步意识或忧患意识,反倒可能是以过往历史的局部现象代替积极行动的懒惰心态,这不仅算不上什么科学的态度,还可能堵塞未来的出路。须知一种文明只要能延续其慧命,无论其表面暂时呈现多少“好”的或“糟”的现象,在深层次必有对其核心理念加以转化的脉络不绝如线,作为该文明的支撑。当此现代性面临重重挑战时,我们更需要的恐怕不是以简单的“优劣”论定古今之变,而是深入到纷繁嘈杂的偶然变迁之下,耐心审视古代精神在现代被继承与转化的情形,以寻求更好的出路。

在这个问题上,作为古今哲学两大顶峰的柏拉图主义与黑格尔《逻辑学》之间的深度重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思想样本。曾经探讨过两人思想关系的三位德国学者对于事实层面的变迁与差异呈现较多,对于黑格尔的重构背后的根据与义理脉络着墨较少。杜辛(K.Düsing)在《黑格尔与哲学史》一书中对黑格尔的哲学史梳理是国内耳熟能详的,除此之外他对柏拉图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有专门的对比研究,他指出两者鲜明的歧异之处:柏拉图的理念辩证法是“不矛盾的”(即遵守矛盾律),虽然允许有一个演进过程,但各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了含义的不变,而黑格尔则允许同一个范畴的含义本身发生变化,乃至包含矛盾;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黑格尔消化了新柏拉图主义对《巴门尼德》的“否定神学”解读,并将其再解读为“否定之否定”的新“肯定神学”;《巴门尼德》的方法只是被黑格尔这些后人称作辩证法而已,柏拉图则并不称其为辩证法。杜辛的最后这个观点得到了鲍姆(M.Baum)的印证,他指出《巴门尼德》的第二部分其实遵从的是芝诺的方法,而后者并非辩证法家;另外,黑格尔还将柏拉图的“两个世界”改造成了“一个世界”。哈弗瓦森(J.Halfwassen)则着重于新柏拉图主义“向一攀升”与努斯说的现代主体化这两个问题,努力从古希腊哲学与黑格尔逻辑科学两方面拓展当代欧陆哲学的古典视野。

然而,上述研究大体只是对柏拉图主义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差异的陈述,或对恢复古典视野的吁求,并未深究《逻辑学》以其“三论”(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重构柏拉图主义的详细情形,而这方面的探究恰恰是表明柏拉图主义的现代“命运”所必需的。以下先简单交待古今不同的思想情境,再分别依从《逻辑学》“三论”思路呈现上述重构的大体脉络,据此重新审视西方思想的“古今之变”。

表面看来,相隔两千余年的柏拉图与黑格尔似乎没有太大关联。在前述学者们的考证之下,我们分明看见黑格尔看重的所谓柏拉图“辩证法”文本并不被柏拉图本人当作辩证法,而柏拉图自己强调的向善的理念攀升的辩证法在黑格尔这里又四散飘零(详见下文),这种巨大的错位不正表明了时代与思想的双重变迁吗?我们考察二者的关联,难道不会沦为人为的编造?其实所谓的历史变迁,正是“常”与“变”永远交织共存的外部表现。关键不在于由“变”论“常”,甚或见“变”不见“常”,而在于知“常”以观“变”。前现代的柏拉图主义传统跟黑格尔的这种“概念与事情本身为一”的思想形态有什么关联和区别?关联在于,在事物形式网络(即知识)的意义上关心事物的合秩序性,乃是西方思想一以贯之的路线,毋论古今,而柏拉图主义与黑格尔思想都遵循了这一路线。区别在于,正如前文鲍姆所说,柏拉图与黑格尔的思想图景基本上是“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的关系。柏拉图以及由其奠定的古代和中世纪柏拉图主义看起来也是在形式网络中追求宇宙秩序,但并不像现代思想这样寻求知识在现实的感性世界无远弗届的征服。换句话说,那里的知识排斥感性世界,致力于从普通知识(即有限性、相对性、关系性概念)向高级知识(如善的理念、数学理念、一般理念)的连贯性逐级攀升,并未通过现代科学这类系统性建制下贯到感性事物横向的全盘网络。感性事物在那里并非全无意义,但它们只是启发知识攀升的契机或例示。

简单地说,前现代的柏拉图主义并不追求钜细靡遗、覆盖万物的可理解性,不像现代人那样消除一切不确定性。在它那里,知识服从于教化与攀升。它虽然也关注宇宙的合秩序性,却并不把合秩序性当作一种需要通过消除一切不确定性去“证明”的设定—那里的一些“证明”看似知识性的,实为教化性的,其旨趣在于随机点化、接引攀升。对宇宙的合秩序性有了信心和底气之后,人就放心地跟事物打交道,哪怕事物当下对我呈现为很“偶然”的,甚或呈现为厄运,也不能动摇我对宇宙秩序之善性的信心。正如黑格尔所说:“古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因为有这些东西,所以就有这些东西,它们既然是这样的,就应当是这样的。这里没有对立,因此也没有不自由,没有痛苦和煎熬。……这种对待命运的态度不提供任何慰藉,但这样的态度也不需要慰藉,因为主体性在这里尚未掌握自己的无限意义。”换言之,古典时代人们对待世事的态度是:事物就像一条“抛物线”,它的起点(宇宙秩序)和终点(当下状态)人们是确信的,中间部分却看不透,但人们也不去刻意追求看透,而是安然接纳它,反而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如何修为自身、趋近宇宙秩序上。于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吊诡的现象:前现代人尽管在世界上时时碰到各种偶然性,他们反而对偶然性中的必然性(合秩序性)更有信心;相比之下,习惯于寻求确定性的现代人尽管想尽各种办法(技术、制度、契约等)建立一些人为的“必然性”,却正因此使得偶然性越发显眼地奔涌而来,因而更容易被焦虑笼罩。

从古典柏拉图主义到黑格尔这里发生的转变,除了通常熟知的现代科学大潮的出现,即公理化演绎系统被推行于全部现代学问(我们熟知的近代唯理论、康德批判哲学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视作这一趋势在哲学领域的表现)之外,还有中世纪基督教为西方人奠定的心性结构。在《论自由意志》中,奥古斯丁展示了基督徒的一个特有的生存困境,即如果以人的欲求方式追求上帝,反而会南辕北辙,只有“反身而诚”式的“向内而后向上”的道路才是可行的。也就是说,人若是对自身的根本缺陷与行事方式毫无反思,本着粗朴的欲望之心在世界上追求宇宙秩序与绝对者,往往越求越得不到。如果说这个困境在中世纪信徒那里还只是偶然出现的局部现象,到了近代就演变成一个普遍现象,乃至成为现代理性的一个结构性困境:理性看似到处征伐,收割果实,但实际上只能收割到它以为的“果实”,可是那往往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果实。这未尝不是一种现代版的“求而不得”。若是放在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中看,上述悖论已反复重演过多次了。比如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便是很明显的一例:富裕、自由、平等的理想沦为巩固异化局面的手段,而这背后真正起支配作用的资本机制虽然完全是涉身其中的人 (资本家、工人、土地所有者、农民)合力造就的,却不因任何个人或群体的意志而消失。诸如此类的吊诡局面既有许多“先驱”,也有许多“后裔”,一直延续至今,比如令人焦虑的AI与人类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就是上述悖论的一个表现。

这种“求而不得”的困境表面看来会强化柏拉图主义的“两个世界”,实则不然。根本原因在于“求而不得”反映的恰恰是克服两个世界之间张力的努力,或者说反映的是将两个世界设定为一个世界的努力,只不过这种努力很难成功。如果说古代世界在“运动-存在”“感性事物-理念”“是-是其所是”“质料-形式”这些对子中,拥抱的是后一个环节,对前一个环节采取“断舍离”的态度,从而造成“两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亚里士多德关于“从对人而言最可知的东西走向对事物本身而言最可知的东西”的科学规划也是站在事物本身的立场上所作的自然选择,并不会产生黑格尔笔下的“哀怨意识”;那么自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古典心性结构则是以人内心设定的始点为基础,寻求连贯性地突破各层面上因现成化趋势而造成的阻滞、张力,最终追求通达绝对者。黑格尔《逻辑学》其实是这种心性结构在现代科学情境下“消化”古典资源的最宏大努力。

黑格尔《逻辑学》主要致力于呈现现代这种既通过理解寻求合秩序性,又处处遭遇否定与对抗的“求而不得”处境在其各层面的逻辑机理。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学》从一级层面(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下贯至四级层面,大都是一些“三一结构”(少数非三一结构也可以还原为三一结构),且每一个三一结构都含有一种特定的“求而不得”状态及其克服。具体而言,每个三一结构中的第二个环节最能表现出“求而不得”,而第三个环节往往是发现“越求越不得”之后的一种醒悟,即对这种“求”的状态及其预设的反思与艰难超克。相比之下,古代的层级宇宙观不是以知识难题为中心的,它措意的问题不是人的知识是否会导致封闭以及如何解除这种封闭。在古代层级宇宙观中,核心的问题不是什么“求而不得”,因此它的整个架构也不是围绕“求而不得”状态的条件、发生与克服这些问题而展开的。至于它眼中的宇宙图景究竟分为几个层级,则在未定之天,并没有什么固定格式。只要不同的思想家能用他的层级结构展示出事物本身的形式架构,有益于世人了解宇宙与人生,对人产生一种振拔之力,就达到了思想的教化目的。

《逻辑学》是管窥柏拉图主义的现代“命运”的一个窗口。从根本宗旨来说,《逻辑学》的每个范畴似乎都可以说是柏拉图主义的体现,但全面铺展来讨论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更容易使人错失真正的问题症结。下文中挑选“三论”中一些最能体现此类症结的文本略作展示。

二、存在论:一何以统摄多?

“一”和“多”是源自柏拉图的西方哲学核心词汇,在他那里具有构造整个体系的强大潜力。虽然狭义的“一”和“不定之二”是低于“善的理念”的两个本原,即充当了柏拉图宇宙图景的五个层面(善的理念、数理念、一般理念、数、感性事物)中的第二个层面,但从通贯五个层面的整体构造方式来看,这五个层面相互之间都具有“一-多”关系。具体而言,引领每一个层面及其内部事物(包括人)的秩序与形式都可以视作“一”,它最高的体现是善的理念;相对于这“一”而言的质料状态则可视作“多”(亦可称为广义的不定之二),它和一都不限于某个特定的层面(如第二或第五个层面),而是在最高层面之下的各层面上都有所体现。这个思想遗产被新柏拉图主义的“宇宙四层级说”继承下去,也成为中世纪基督教论述绝对者与尘世之间层级结构的基本架构方式。但是到黑格尔这里,一与多却“掉落”到“自为存在”这个离《逻辑学》开篇不远的范畴中,虽说具有这个范畴带来的自主性内涵,对此后的范畴也都有一定的辐射作用(这是《逻辑学》的构造方式决定了的),却远不具有柏拉图那里协同架构宇宙各大层面的潜力。不仅如此,它们本身也因为处在存在论中,所以仅仅表明事物可以“有”统一性、“有”杂多性,而根本不能解释和说明那个使得事物如此这般具有统一性和杂多性的反思性根据(即本质),乃至更深刻的思辨性根据(即概念)。它们完全不具有深度,因而也完全无法呈现有深度的事物。这意味着,在现代人看来,无论古代哲人提出多么崇高、多么具有构造能力的范畴,只要他仅仅意指世界上“有”那样崇高和具有构造能力的东西,而不以现代科学架构方式锤炼和证明那东西,那么后者就是一种独断而不具有公信力的主观确信之物。换言之,单纯强调“有”一和多,对于现代人而言是远远不够的,根本无法证明统摄这多的何以是一,也不会对现代人起到振拔与教化的作用,反而徒增“独断论”质疑。

以下来看一与多在《逻辑学》中的对应物,即“自为存在”层面上单一体和他者之间的关系。单一体对于多中的每一个而言都是他者,即多中之一。实际上每个单一体都既是单一体,又是多中之一。这是一个既相互排斥又相互需要的局面。另外,单一体的自相关联是否定性的,这意味着单一体要将自身确定下来,首先得在自身的规定性当中就包含着“不是他者”这一内涵,而非仅仅在遇到他者时才“不是他者”。此时单一体与他者之间尚未进行深入的对比,单一体仅仅出于建立自身的需要,就必须在自身的规定性中包含上述内涵。然而就是在排除他者的这个过程中,所有他者也在客观上实实在在地被单一体设定成跟它一样的单一体了。

这里还要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单一体与多的关系并不是像跨过一道门槛一样从单一体跨越出去,走向了与它截然不同的他者。这里的情形毋宁是,目前思维所在的“自为存在”层面本身就包含着单一体和多这两面。自为存在既是对单一体的设定,也是对多的排斥,实际上也就同时设定了其他众多单一体。其次,值得思考的是:“一-多”为什么在现代达不到古代的那种高度,反而会走向量化这种貌似平庸无趣的局面?主要原因在于,现代社会不再像柏拉图那里一样通过“一与不定之二”在相邻层面之间层层相因的连锁关系通达宇宙秩序,而是依照理性的眼光,将“一-多”降格为“单一体与他者”、“吸引与排斥”之间的平面化关系。

“单一体与他者”何以走向量化?看到多个单一体,我们首先容易想到相互排斥。但如果没有相互吸引,即没有单一体内部对对方的承认,单一体根本就不存在,更加谈不上什么相互排斥;但与此同时也的确必须有排斥,否则的话就谈不上“多个”单一体了,因为它们无法区分开来。同样的道理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涉及自相关联与自相矛盾的关系。表面看来,每个单一体都只顾着在内部自相关联。其实自相关联也是自相扬弃,因为如果没有自相扬弃,自相关联也不存在。比如就物质而言,如果只有彻底的自相关联,就会坍塌为黑洞。我们所见的任何物质都必定是自相关联与自相扬弃的平衡态,不可能是单纯的自相关联。

排斥和吸引的关系使得质的层面走向量的层面。如果说“单一体与多”的格局是就每个事物如何保持自身而言的,那么量便是就吸引与排斥如何渗透了事物而言的。如果说“单一体与多”的格局仅仅关注“有同一性也有他者,一与多相互需求”,即仅仅关注某东西与他者之间的并列关系(有……,又有……),而有意忽略了事物的质或形式,那么量则将上述格局中虽然蕴含着但还没有摊开来看的吸引和排斥的关系摊开来看了,就是将对质的忽视(或曰均质化)本身或无形式本身制造为一种形式,也就是将并列关系本身制造为一种形式了。到了量的层面,吸引和排斥、同一和差异就成了事情的全部,一切事物都只能通过它与其他事物的相对关系取得合法性。

由此可见,“一-多”关系在前现代的纵向攀升能力到现代已经失灵了,被转化成“单一体与他者”这种横向互嵌关系。转化的原因在于,古人那里“理所当然”的“一-多”关系(一对多的吸引,多向一的攀升)到现代就并非“当然”,甚至显得相当不自然。现代人最多只承认世界上除了“有”杂多东西之外,“也有”单一体作为一种统摄之力在它之外起作用。二者的关系只是一种外在的、否定性的关系,并非出于二者内在的本性所需,因而本质上对于双方而言乃是可有可无的。于是单一体就根本谈不上对于他者有什么吸引力,乃至使他者向自身攀升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宇宙在现代失去了纵向高度,仅仅意味着思维在存在论中暂时未能摆脱平面化。其实真正能统摄多的一并不是没有,只不过不是“自为存在”层面的这个单一体。在黑格尔看来,真正能统摄多的一是历经本质论的种种二元设定后最终得以保存下来的思辨统一体,即本质论“现实性”层面上最终达到的绝对者,这个绝对者就是概念论层面上作为具体普遍性的概念。在概念论中我们会看到,即便质料,也就是那种表面看起来不受概念制约的质料,也是概念设定下来的。而贯穿整个概念论的“具体普遍性”的核心要义便是,客观事物的存在本身就是回向绝对理念的过程,换言之,这存在本身就是绝对理念的自我设定。

黑格尔在其概念论中倡导的绝对理念,是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的思想顶峰。虽然这个思想在后世乏人问津,却并不代表它系统回向绝对者的清晰路径对后世没有参考价值,更不代表它在柏拉图主义的现代演进史上不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思想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了一条接纳并穿透现代性,在现代思想中切实安顿柏拉图主义旨趣的极罕见路子。在概念论中,“主观性”二级层面上展示的定在推论三“式”、“客观性”二级层面上列述的三种客观性、“理念”二级层面上勾画的诸理念分别可视为这些二级层面集中体现现代柏拉图主义特征的思想,以下依此顺序略作勾勒。

推论三式分别以特殊性、个别性和普遍性为中项。当特殊性作为中项时,我们的眼光放在一个个事物头上,我们从个别事物身上具有的特殊性中看出普遍性。这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考察事物的方式。常识往往以为个别事物是最实在的,构成我们考察其属性以及进一步的普遍性的立足点。但常识没有看到,实际上此时构成思维立足点的是特殊性。因为我们既接触不到纯粹的“某东西本身”(普遍性),也接触不到纯粹的“这个东西”(个别性),只能接触到直接看得见、摸得着的眼下这些属性(特殊性)。然而特殊性就是我们可以立足的地方吗?我们看得见、摸得着一个东西的各种属性,根本不代表我们也了解它们的必要性和相互关联。这是极为吊诡的局面:常识满心以为个别事物最实在,然而它的实际行为却是立足于特殊性的;但特殊性又不可立足,因此只能通过这特殊性在抽象的个别性与抽象的普遍性之间做一点“搭桥”的虚弱努力,使思维产生“占有”那两端的幻觉。

然而无论如何,各自属性(特殊性)毕竟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在个别性这个空洞的舞台上聚拢起来了。把这些属性在舞台上统一起来的是普遍性。尽管舞台上这些人物各不相同,看似毫无根据地聚在一块,但是事实上却正好如此这般聚在一块了。比如苹果的颜色、重量、气味、大小就以苹果特有的这种方式聚拢起来了,全世界都一样,无一例外。此时思维不得不承认的还不是聚拢之理(绝对必然性或普遍性),而是这个舞台本身(即这个个别的苹果,或曰个别性),因为聚拢毕竟发生在这个舞台上,没有舞台就什么都没了。可见第二式的实质是把个别性当成舞台,特殊性与普遍性在这个舞台上打交道(特殊性在明面上,普遍性在暗地里)。然而此时思维的理解还很肤浅,它把特殊性与普遍性在舞台上的关系仅仅理解成“不离不弃”,即理解成一深一浅、一里一外的二元设定。

这就需要进到第三式,此时思维反思发现支撑整个局面的其实是普遍性,于是普遍性充当中项,成了思维实际上的立足点。第三式相对而言最具思辨性,离常识也最远。基于普遍性去看个别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很多问题便一目了然:思维不必把特殊东西之间的关系看得过于偶然,但也不会把它看得过于必然。往偶然性和往必然性的方向用力过多,都是一种人为的偏执。普遍性充当了中项,成为事情真正的主体,此时个别性不会是空洞的舞台,而是必然性这一坚实内核的呈现方式,因而具有了真正的实在性,也可以坦然承担各各不同的特殊属性;特殊性不会是杂乱的多样性,而是具有必然性的有序之物,只不过这个“序”不再是思维二元设定的产物,不再是思维的一种主观解释方式,而是真正具有了客观性。

再来看相应的三种客观性。参照质的推论的三个式以及质的推论、反映推论、必然性推论这三类推论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理解客体内部三个层面的关系。机械过程构成了世界的一个完整的层面,其外延覆盖万物(而非仅仅覆盖一部分看起来最为“机械”的事物)。主导机械过程层面的是机械性,它的核心特点是外在性,即一切都相互外在地呈现出来。机器可以无限复杂、无限灵巧,但这依然无法改变它的外在性构成方式。具体普遍性在机械过程层面上只能很肤浅地呈现出来。化学过程则比机械过程更深入一些,它展现出极强的二元设定。它设定物质内部的元素结构,并通过该物质外部同类元素与这内部结构“里应外合”,推动物质发生思维预期中的反应过程。但二元设定似乎也构成了化学过程难以突破的“天花板”。这种更具深度的过程当然使得具体普遍性更生动、更立体化地呈现出来,但仍未达一间。相形之下,最能体现具体普遍性的客体层面当然是目的论。正如机械过程、化学过程一般,目的论既然超出了本质论的层面,那么它不再仅仅服务于人对事物的解释欲望和控制欲望,而是以具体普遍性的呈现为唯一标准。目的论最典型的例子是有机物以及思辨三一论。普遍性以“道成肉身”的方式,最深刻也最本真地在个别东西身上出现。

最后看黑格尔的理念论。“理念”二级层面的三个部分:生命、认识活动和绝对理念。这里大致涵括了传统的生命理念、真的理念、善的理念和绝对者理念(包括上帝理念)。如果说“客观性”二级层面是在客观世界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集中地呈现具体普遍性,那么“理念”二级层面则是对具体普遍性正面的、主题性的考察,或者说直接考察具体普遍性本身的各个层次。但我们切不可将概念论部分的目录粗粗看过,便认为“理念”二级层面将客观世界又说了一遍,认为它与“客观性”二级层面有“重复”之嫌。在“理念”二级层面,黑格尔谈到现实世界的现象时,只是将它作为理念的例子,而不像在“客观性”二级层面那样是为了从现象中看出理念。具体而言,生命理念是抽象的、自在意义上的理念,强调的是事物“一多不离”“动态同一”的秩序性;真的理念、善的理念则是在“真理-谬误”“善-恶”的二元框架下展示秩序与实存之间的张力;绝对理念则突出事物在上述张力下依然“万法归宗”式地奠基于绝对者。

至此为止,黑格尔哲学已经证明自身能切实穿透现代性,达到不亚于柏拉图“善的理念”的高度,而根本不像沃格林所说的那样是“现代灵知主义的原型案例”。但这里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需要澄清:1)在现代,思维通达绝对理念之路绝非个人的思维游戏(即个人思维从某个低级阶段走向什么高级阶段),而是黑格尔意义上“客观思想”突破现代生活方式设定的重重蔽障的艰难“自救”之路。2)这条通达绝对理念之路上的张力与危机远多于通途与机遇,比如存在论“大小(量)”层面上的量化危险、本质论“现象”层面上规律思维的自我封闭危险、概念论“客观性”层面上的现成化危险,都构成现代性的核心特质,是朴素的生活极难突破的。本文对“三论”的叙述只是对柏拉图主义的现代命运的一个简单勾勒,这绝不意味着黑格尔指出的绝对理念之路上只有坦途,毫无危机,更不意味着黑格尔为现代性提供了什么现成的答案—黑格尔只是帮助人们看清了问题的实质,至于问题的答案,只能在人们此后决心采取的行动中寻求。

柏拉图主义为西方奠定的学问路向与思想潜力,并未被现代思想穷尽,在将来的西方思想中依然会延续下去。前现代的柏拉图主义面对的敌手主要是向感性杂多、欲望、乡愿乃至虚无之中退坠的现象。无论柏拉图式的层级攀升,还是奥古斯丁的“向内而后向上”,抑或德国神秘主义的“神秘合一”,皆是为生活寻找根基所必需,绝非“脱实向虚”之举。而到了近代,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与德国唯心论诸家都面临一个极为重要的抉择:现代已绕不开理念如何在现实中自证有力并引领现实的问题,不可能像前现代那样直接奔向宇宙秩序。诚然,“一-多”、绝对者、善的理念虽然看似“平面化”“凋零”“失效”了,但在细察之下我们会发现,它们在现代思想的艰难转进中保有“迂回折返”的可能。照此看来,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实为既坚守柏拉图主义根本宗旨又切合现代特征的思想。

就“古今之变”议题而言,在思想史的层面上,我们确实有必要总结由古至今的西方思想变“好”了还是变“糟”了,有时为了呼吁人们认清“形势”,这一任务还显得相当急迫。但在哲学层面上,无论说西方思想变“好”了还是说它变“糟”了,都无法避免一种危险,那就是将过往的部分历史事实充当历史“必然性”并借以预测未来历史走向。当前更紧迫的任务与其说是作出这类总结,还不如说是寻找西方文明保有其根本理念以延续其生命力的方式。这种方式并不像20世纪一部分操之过急的现代性批判所认为的那样,早已随着传统形而上学一道失效了,因而我们需要下沉到生命意志、意向性与先验自我、本己生存、前结构、潜意识、语言游戏、他者、有限性、延异等“前形而上学”的原初状态中去。当这部分现代性批判沉浸在原初状态的幻景中而对西方渐趋“疯狂”的当代技术、“政治正确”无能为力时,我们不免怀疑它的上述判断是偏颇的。实际上,西方文明保有其根本理念的方式或许一直在人们未能察觉的情况下起作用,并力求经受现代性的自我封闭风险而不倒。在这个意义上说,接纳并穿透现代性的“黑格尔版柏拉图主义”或许应当成为在现代性中寻求突围的一个首要参考对象。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全文图片除特殊声明者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