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阐释”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5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阐释”栏目
马克思基于“普遍文明形态”的
世界历史书写范式
吴宏政 郭蓉 | 文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命题。马克思在其世界历史理论中创立了基于“普遍文明形态”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这一范式为当代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而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奠定了世界历史理论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是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过程,即从阶级社会的“特殊文明形态”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普遍文明形态”的过程。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作为世界历史最后一个“特殊文明形态”,把各民族的矛盾推向了极端,导致“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普遍文明形态”的真正确立。
[关键词]普遍文明形态;世界历史;马克思;书写范式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的六个“必然要求”。其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构成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的世界历史视野,并提出“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外部环境”的新要求。上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要求必然引发我们思考:作为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文明形态”?回到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难发现,马克思确立的“普遍文明形态”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为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进而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了坚实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批判
马克思之前的德国古典哲学也把世界历史理解为通往“普遍的世界历史”的过程,这一“普遍性”来自绝对精神的普遍性。黑格尔在神学目的论的意义上理解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这一唯心论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否定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意义,马克思对此作出了深刻批判,并为自己创立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奠定了基础。
(一)何谓“世界历史书写范式”
世界历史书写范式,是指站在何种根本立场上来看待和把握全部世界历史的总体解释原则,是关于怎样理解世界历史本质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历史哲学家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理解和把握是不同的,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或者反过来说,由于不同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不同的哲学家呈现的世界历史图景是不同的。在每一书写范式中,一旦确立了一条基本解释原则,就会把整个世界历史的各个阶段全部纳入这一解释原则之中,从而形成对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把握。因此,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包含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成了历史哲学的根本问题。
哲学家们对人类的终极性关怀集中体现在历史哲学中。如果说“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神谕是对个体生命意义的终极追问,那么,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即“人类向何处去”和“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把这两大问题视为历史哲学的终极追问,因而构成了全部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为了回答这一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同的哲学家由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差别,所找到的对于世界历史的总体性解释原则也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关于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基本问题是,我们应该按照怎样的整体逻辑来理解世界历史的整体进程?世界历史究竟是为了一个怎样的目的展开其发展和演进过程的?这一总体性解释原则也就是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
世界历史本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但对于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解释,却呈现为不同的“面相”。因此,哪种书写范式能够做到对世界历史的客观理解和解释,即书写范式是否具有客观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世界历史不是“任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否则就会陷入历史相对主义。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本质上是由世界观决定的,包含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不是所有的世界观都是客观的,黑格尔的唯心论世界观是用自己的主观概念来裁剪世界历史,虽然他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马克思认为在黑格尔那里仅仅是“思维和思维自己的同一性”,这等于同义反复而与客观的世界历史本身无关,因而这样的书写范式下所呈现的世界历史就不具有客观性。相反,马克思立足唯物史观,从客观事实出发,尊重世界历史的客观规律,建立了唯物史观的书写范式,因而能够客观地呈现世界历史本身。
(二)黑格尔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神学目的论”立场
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均致力于建构“普遍的世界历史”这一目的。但由于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不同,其相应所建构的“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含义也就不同。德国古典哲学确立了神学目的论的书写范式。按照一个普遍的神学目的来整理全部世界历史,以便把世界历史理解为通向这一普遍性目的的历史进程,这一想法是由康德首先提出来的:“把普遍的世界历史按照一场以人类物种的完美的公民结合状态为其宗旨的大自然计划来加以处理的这一哲学尝试,必须看作是可能的,并且甚至还是这一大自然的目标所需要的”。然而,限于康德对形而上学知识的否定,即关于这一绝对的形而上学的目的无法通过先天综合判断建立起必然的知识,世界历史的目的作为形上对象超出了先天综合判断的范围,因而康德的认识论否定了他自己提出的“普遍的世界历史”的认知,进而,康德便仅仅提出了这一书写世界历史普遍目的的意象,这项工作并没有完成。
康德提出的“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他自己没有完成,而是由黑格尔完成了他的意愿。黑格尔探讨“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价值论归宿是实现绝对精神本身,这是一个神学目的论的立场。这里的“绝对精神”其实就是指上帝,仿佛上帝借助于人类的思想活动而彰显上帝的伟大。这一绝对精神(上帝)返回自身的过程只是到了最后的环节即日耳曼民族才得以完成—日耳曼民族才“知道‘全体’是自由的”。至于其他民族国家,充其量是为绝对精神自我实现提供了“过渡性”环节,或者仅仅是这一世界历史进程的“开端”。比如,在他看来,“东方世界”就仅仅为世界历史实现“全体的自由”提供了开端,但东方世界“只有一个人知道自由”,希腊和罗马世界是“部分人知道自由”,而只有日耳曼民族才知道“全体的自由”。日耳曼民族则最终达成了绝对精神的自由和人类自由的和解。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自由是尾随绝对精神的自由而来的,因此“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价值论归宿在黑格尔那里仅仅归属于日耳曼世界。
诚然,黑格尔也考虑到人类自身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比如,他认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人性原理是欲望和理性的互动结果。“终究有这一天,人们会理解活动的‘理性’的丰富产物,这产物就是世界历史。”这样,世界历史就成为理性主宰之下理性和欲望的博弈结果,双方共同推动世界历史的进步。“欲望”是生命的原初力量,这也表明,人类物种的生存活动首先以“欲望”的形式构成了世界历史的推动力量。人类物种寻求生存的“欲望”给人类带来了创造历史的热情。而在“欲望”的满足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对“理性”的寻求,因而世界历史就在“欲望”和“理性”的关系中不断前进。但世界历史的终极目的则是绝对精神自我生成的过程,人类的欲望和理性只不过是实现这一神学目的的手段而已。这等于否定了从人类自身的视角来审视世界历史的做法,而马克思通过唯物史观的发现,创立了全新的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
(三)马克思对黑格尔“普遍的世界历史”观念的批判
通往“普遍的世界历史”进程,是黑格尔唯心论“四个世界”的更替,还是唯物史观的“五形态”的更替?黑格尔把世界历史书写为东方世界、希腊世界、罗马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四个环节,可以简称为“四个世界”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与黑格尔形成鲜明的对照,马克思把世界历史书写为“五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世界历史便以社会形态更替的形式,表现为五种社会形态的更替过程。尽管后来马克思遇到了“东方社会”问题,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但这一基于西欧社会历史所提出的“五形态”同样具有普遍意义,因而构成了马克思意义上的“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形成之路。显然,黑格尔的“四个世界”作为自由的不同实现程度并不是客观事实,毋宁说是黑格尔对世界历史所做的“思辨的裁剪”;而“五形态”却是世界历史的客观事实,这也证明了唯物史观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客观性。
“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如果按照思辨哲学这一做法,是无法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世界历史也不会实现永久和平。因为,“普遍的思想”仅仅是“虚假”的统治,受制于抽象的思想的统治,这本质上是一种官方意识形态。世界历史不可能在“源于精神的精神”中确立自身的统一性,所以,黑格尔为“普遍的世界历史”确立了绝对精神,可以说“绝对精神”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它迫使其他民族国家都以绝对精神为目的,而实际上只有掌握“绝对精神”(普世价值)的那个民族国家才是“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代表。
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普遍的思想”的虚假性,其本质是世界历史在生产方式领域中的“支配-从属”关系。尽管康德也重视人学路径,试图在世界历史的自然法权领域探索一条通往“普遍的世界历史”的道路,但康德终究没有摆脱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始终在对世界公民宪法的梦想中探讨“普遍的世界历史”。他没有看到,如果不改变物质生产关系,这些普遍的世界历史的法权将失去基础,因而只能是一种幻想而已。沿着康德提出的“普遍的世界历史”的二元论思路,黑格尔和马克思分别向着两个方面作出了发展:黑格尔彻底退回到了神学路径,而马克思则在保留了康德的人学路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到社会生产关系领域,这才完成了彻底的人学路径的探索。
二、把“文明形态”作为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根据
在唯物史观中,世界历史进程是通往“普遍的世界历史”的“文明形态”的演进过程。“文明形态”是由社会形态所决定的包含全部社会生活要素在内的生命有机整体。“普遍的世界历史”决定了“普遍的文明形态”。
(一)“文明形态”何以成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
从文明形态的内涵划分看,只有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文明形态”概念才能作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文明形态”主要包括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和历史哲学或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文明形态”两种。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文明形态是不同地域彼此毫不相干而各自独立地生长出来的文明形态。它们之间只是偶然地作为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彼此之间没有文明形态的更替和演进关系,因而不能将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明形态作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而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则试图在各民族文明体之间的关系中,在承诺世界历史某种目的的前提下,把全部世界历史视为不同文明形态的动态发展过程,从而为整个世界历史寻求统一性的理论认知。因此,只有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文明形态”概念才能作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
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中的“文明形态”概念至少包含以下内涵:其一,书写世界历史就是把世界历史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或者其他有机体,比如黑格尔视为绝对精神的生命有机体,这是书写世界历史的逻辑前提。其二,书写世界历史是把某种价值统一性作为统领世界历史的客观依据,赋予世界历史以某种目的。其三,不同于历史学所理解的世界历史即对零散的各个民族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的记载和编纂,而是去探究历史事件和文化事件所包含的生存意义。因此,“文明形态”有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哲学或历史哲学的区分,而“世界历史”相应就有了历史学和历史哲学的区分。后者侧重于从历史事件的背后把握世界历史的目的。因此,只有作为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文明形态”概念才能作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诸“文明形态”是彼此毫不相干的,因而不能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书写世界历史进程。
马克思把“普遍文明形态”作为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一方面颠覆了以往唯心论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另一方面为理解世界历史打开了全新的视角。这一世界历史的书写范式把人类通往“普遍文明形态”作为解释原则,为世界历史的进步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方向。
(二)“普遍文明形态”是基于“普遍的世界历史”产生的
马克思找到了通往“普遍的世界历史”的唯物史观道路,把“社会形态”作为世界历史运行的基本单位。进一步,社会形态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生产关系决定了一个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并决定了立足该经济基础的全部意识形态,包括道德、法律、宗教、文学、艺术等全部社会生活领域,因此,社会形态同时就构成了“文明形态”。这样,世界历史表现为每一个社会形态依次建立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即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而共产主义作为“普遍的世界历史”的社会形态同时也就构成了“普遍的文明形态”。前文指出了“文明形态”作为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基本规定,具体在马克思这里,“普遍的文明形态”便构成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
黑格尔曾经批评了历史不可知论,他以亚纳萨格拉斯为例,称一些历史学家把世界历史描述为一个不可知的“神意计划”,这只不过是“小贩叫卖的神意观”。黑格尔坚信人类能够认识到世界历史的本质,亦即世界精神本身。因此,世界历史通往“普遍文明形态”是能够被人类所把握到的,尽管是在世界历史已经发生之后才能把握到,但黑格尔毕竟承认了人类对世界历史“普遍文明形态”的认知能力。普遍的文明形态被黑格尔概括为“全体的自由”,马克思也提出过“全体的自由”。也就是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力图把“全体的自由”作为世界历史的价值归宿,但是,自由是谁的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这却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全体自由”的根本区别所在。
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也试图探讨“普遍的文明形态”,但为什么马克思提供的“普遍的文明形态”的书写逻辑是真理,而资本主义提供的是虚假的“普遍的文明形态”?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基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体问题而发现唯物史观原理的。尽管经验科学的考察起初具有地域性,甚至马克思本人也承认唯物史观原理的有限性,但是除掉因单个民族国家的历史特殊性对唯物史观运用中产生的特殊性问题以外(如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却是普遍有效的,这一有效性集中体现在它为“普遍的文明形态”提供了客观规律。
然而,在真正形成“普遍的文明形态”之前,这一最高的目的总是被某些特殊的民族国家以保护人类的名义来行使其世界权力,而其实质却是从自己民族国家所代表的特殊利益出发,这种情况发展到极端就构成了“世界帝国”。“世界帝国”充当“普遍的文明形态”的代言人,但实际上只是把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说成”普遍的利益,因此,“普遍的文明形态”就只能是虚假的共同体。因为冒充为“普遍的文明形态”的“世界帝国”依然保持着世界历史的“支配-从属”的格局,这便构成了通常所说的“霸权主义”。因此,这种虚假的“普遍的文明形态”不可能把人类带入真正的“文明状态”,毋宁说是一种“野蛮的文明”。
(三)世界历史是人类从“文明形态”到“文明状态”的演进过程
文明形态是一个最宏阔的概念,甚至可以把全部人类的存在方式定义为“文明形态”,以区别于动物的“自然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形态”成为一个涵盖人类一切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无所不包的“大范畴”。这就给对“文明形态”的讨论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以至于“不知从何处入手”。但是,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文明形态”在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意义上被赋予了比较确定的内涵,这为我们讨论“文明形态”打开了相对明确的视野。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意义上,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便进入了“文明形态”,但进入“文明形态”并不必然进入“文明状态”,也就是说,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形态”包含两个阶段,即“野蛮”的“文明形态”和“文明”的“文明形态”。比如,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及其以往的文明形态,都没有进入真正的“文明状态”,仍然处在“自然状态”,因此这一阶段的文明形态可以称为“野蛮的文明形态”,而只有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才真正进入“文明的文明形态”。
与“文明形态”相关联又容易混淆的概念是西方政治哲学中所使用的“文明状态”概念。所谓“文明状态”是指,用基于理性的各种制度、法律和规范,来确保共同体的生存秩序,其最高目的是使该共同体中的每个个体都能够过上好生活,并且实现永久生存。但是,人类社会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从未建立起真正的共同体,直到马克思才为人类社会进入真正的共同体提供了科学方案。因此,西方近代以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政治哲学便探讨如何摆脱“自然状态”而进入“文明状态”。
对“文明状态”的理解,至少包含三种含义:第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开始制定制度和规范,形成法律,因而把这种由法律制度规范建立的国家称为文明形态,但进入“文明形态”并不等于进入了“文明状态”。第二,直到资本主义出现,西方近代政治哲学仍然在探讨如何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这意味着,在西方政治哲学的视野里,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人类仍然没有真正进入“文明状态”。第三,马克思探讨了进入真正的“文明状态”的方案,即共产主义。
人类文明形态是从“野蛮状态”或“自然状态”逐渐演进到“文明状态”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全部人类文明演进的目的,就是共产主义文明形态的确立。当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探讨人类如何从“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时候,这里隐含的一个前提就是:人类尚未进入“文明状态”。否则,如果人类已经进入了“文明状态”,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等政治哲学家的探讨就是毫无意义的。可见,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讨论,已经默认了人类迄今尚未进入“文明状态”。然而,这些西方近代政治哲学所给出的关于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哲学原理,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在抽象的人性论和抽象的自然法权意义上探讨共同体文明状态的“哲学原理”。总之,正是由于西方政治哲学所探讨的文明状态并没有真正实现,才促使马克思开始探讨人类进入真正的文明形态的新路。
三、马克思“普遍文明形态”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内涵
按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世界历史被理解为从“特殊文明形态”向“普遍文明形态”的演进过程。这里区分“特殊文明形态”和“普遍文明形态”的标准是,该种文明形态是代表“部分人”的利益,还是代表“人类整体”的利益。前者称为“特殊文明形态”,后者称为“普遍文明形态”。按照这一标准,资本主义及其前此以往的文明形态全部为“特殊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均以“特殊阶级”作为文明主体,而以“阶级斗争”的形式不断导致“文明的冲突”。直到“普遍文明形态”的确立,人类才消灭“特殊阶级”,进而消灭“特殊文明形态”进入“普遍文明形态”,实现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
(一)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是“特殊文明形态”而非“普遍文明形态”
西方“文明冲突论”本质上是“资本扩张论”,因而资本主义文明是特殊文明形态而非“普遍文明形态”。随着资本的扩张,把一切民族都卷入资本的漩涡之中,各个民族国家打破了以往的封闭状态,因而使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资本主义在空间地域上的扩张,使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随之扩展到世界。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在空间地域上的扩展,只是在地理空间意义上达到了“普遍性”。而由于这一文明形态是以保护资本为目的的,所以它就不可能在保护人类整体的生存利益上达到真正的“普遍性”,因为资本只是维护资本家的“特殊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尽管资本在空间上扩张到全世界,但在本质上仍然是“特殊文明形态”,这一点在“文明冲突论”中得到了证明。
“文明冲突论”隐含着以“文明中心论”否定其他文明形态,试图用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取代其他文明形态之意;更为实质的是,它为资本扩张提供意识形态保护,为战争和冲突提供理论支撑。前者是“文明冲突论”的文化逻辑,后者则是“文明冲突论”的资本逻辑。两者融为一体,为人类创造文明新形态关闭了通道。但这在马克思看来却是不可能的,新的文明形态根植于人类自身的生存逻辑。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新的文明形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无法拯救今天由于“文明的冲突”所导致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状。
“文明的冲突”归根结底是由于坚持形而上学的文明观导致的,这种文明观独断地确认了西方资本主导的文明形态为优越的文明形态,所谓“文明的冲突”不是由不同的文明形态间的差异而导致的相互否定,而是在深层次上通过“文明的冲突”消灭其他文明形态,最终实现资本主导的文明形态的大获全胜。“文明的冲突”背后隐含的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因此,“文明的冲突”并非在坚持各民族文明平等基础上的差异性所导致的冲突。任何一种试图超越现存资本主导的文明形态的努力都被视为非法的,因此,“历史终结论”把“西方中心论”推向了形而上学的绝对霸权地位。这两大文明观联手形成的思潮表明,西方文明是优越的,而且是具有历史性终结的优越,因而是“绝对的优越”。这等于对其他一切文明形态的否定,因此也就在西方文明形态的意义上,终结了人类的文明形态。
(二)“普遍文明形态”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可能的
追求“普遍文明形态”根植于人类物种的生命本性,它的存在便是无条件的,或者说是人类的本质性的生存方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中集中指明了一种通向“普遍的世界历史”的生产关系基础。“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才是真正的普遍性的生产关系,进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文明形态自然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
“普遍文明形态”首先取决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生产力越发展,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越快,世界历史的程度也就越高。而世界历史的程度越高,才能为打破“支配-从属”的世界格局奠定生产关系的基础。因为世界历史进程要建立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基础之上,否则无法形成普遍交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马克思也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进一步指出了生产力高度发展对于“普遍文明形态”的重要性:“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基本规定之一。
除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这一前提,“普遍文明形态”的实质主要是生产关系中的普遍交往。“普遍文明形态”在生产关系上首先是消除城乡对立。城市是以商业为主,而乡村则以农业为主,由于产业类型的区别进而导致城乡之间的差别,特别是经济收入的差别。而共产主义作为“普遍文明形态”则消除了这一对立。“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
“普遍文明形态”需要建立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之上:
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个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此外,就整个世界历史来说,“普遍文明形态”是各个民族之间利益冲突的消除。“一般来说,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普遍的阶级”作为推动建立“普遍的世界历史”和开创“普遍的文明形态”的主体才真正诞生,这一“普遍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而共产主义的“普遍交往”则为“普遍文明形态”奠定了生产关系基础。
(三)“普遍文明形态”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
根据共产主义原理,普遍文明形态的内核价值就是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那么,为什么要自由和解放?只有自由和解放,才能确保个体之间以及各个民族国家之间进入永久和平状态,而这一永久和平状态必然是人类物种永久生存的条件。
首先,“普遍文明形态”是超越自然地理因素限制的价值选择结果。人类文明形态与人类生存活动的组织形式(马克思意义上的生产方式)有关,而不仅和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地理要素有关。黑格尔也分析过世界历史的地理条件问题,但也指出了它的限度:“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只是在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往往把自然地理因素作为考察文明的客观依据。比如,一般把人类文明划分为“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等,但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中讨论“普遍文明形态”的时候,这些自然地理因素显然已经无关紧要了。
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中,文明形态和人类理性的价值选择有关,即与“人类向何处去”这一终极性的历史哲学基本问题有关。一种文明形态的本质,也就是在其价值选择中把人类带向何方的问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决定》中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要求,因此“普遍文明形态”应该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保证各个民族的共生就必须遵守的共同价值。人类作为以文明形态而生存的独特物种,其文明形态便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毋宁说是一个价值选择的历史过程。唯有那能够保证各个民族共生的文明形态才能被称为“普遍的文明形态”。
其次,可以从文明形态的高低之分来说明世界历史是从“特殊文明形态”向“普遍文明形态”的演进过程。文化人类学的文明概念只是客观描述,因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比如,不能说巴比伦文明比印度文明先进,也不能说埃及文明比中华文明先进。而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文明形态则包含高低之分。比如,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比封建文明形态要先进,而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比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先进。“文明形态”被附加了“价值”,因此能够成为书写世界历史的范式。只要是有“价值”的客观对象,就出现了高低优劣之分。
马克思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原理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从而揭示了“普遍文明形态”的历史辩证法原理。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本质上是从“特殊文明形态”上升到“普遍文明形态”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创造一种超越资本文明形态的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必然落实在某一特定的民族文明形态当中。“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是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特殊载体,因而既是“中华民族”的特殊文明形态,同时又是“世界历史”的普遍文明形态,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在特殊性的文明形态中成就普遍性的文明形态;或者反过来说,把特殊性文明形态扬弃在普遍性的文明形态之中,两种表达实质上是同一个意思。
最后,“普遍文明形态”的终极标准是该文明形态是否能够保证人类物种永久生存。一种文明形态是否有利于人类这一物种的可持续生存,乃是评价一种文明形态的终极价值标准。人类物种为捍卫自身的可持续生存而必须扬弃资本主义文明形态,这一重大的理论自觉是从马克思那里开始的。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物种的生命活动开始于对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而生产总是要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完成,这种生产关系表达的是理性提出的公平正义要求、自由解放的要求,所以,理性作为人类物种实现永久生存的条件,就被马克思落实在了“生产关系”当中。于是,世界历史就呈现为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也随之不断提高的过程,直到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最终实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和解,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得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这一论断作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无疑是把人类物种的永久生存作为这一文明形态的终极价值标准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批判西方世界历史书写范式的基础上,创立了“普遍文明形态”的世界历史书写范式。这一世界历史书写范式为我们进一步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形态”的普遍性特征及其世界历史意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基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诞生的,因而这一文明形态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也是“世界历史”的现代文明。正因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才能够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者和奠基者。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全文图片除特殊声明者外，均由作者提供。)
图文：吴宏政 郭蓉
排版：赵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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