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于鸿宁 | 新媒体使用与社会阶层认同偏移——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4期

“国家建设与社会治理”栏目

新媒体使用与社会阶层认同偏移

——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研究

李辉 于鸿宁  | 文

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多种渠道向用户提供信息和服务的新型传播形态。它的出现和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交流互动的方式,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媒体的主要形态多种多样,其中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是其主要代表。互联网在我国的迅速普及为新媒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8年我国居民日均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已达2小时42分钟。近年来,我国网民规模呈现持续快速增长态势。据2022年12月的数据显示,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0.67亿,比前一年增长了3 549万人。其中,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83亿,占网民整体的73.4%。互联网已经深度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娱乐、社交的主要渠道之一。随着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演进,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不断多样化。网络技术的创新不仅改变了信息传播的互动方式,还通过扩展大众获得信息的方式,改变着公众的自我认知甚至深刻影响着个体对自身的社会阶层认同(即主观社会阶层认同)。相比于传统社会,人们可以通过新媒体这一媒介克服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接触新媒体空间中的多元化群体,进而对社会结构以及自身所处位置产生新的感知。个体社会阶层认同的提升与社会和谐稳定密切相关,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社会公平感会受到社会阶层认同的影响,认同度越高其“获得感”“幸福感”越高,反之则可能出现“焦虑感”“不公平感”等。为此,我国高度重视媒体舆论治理和网络生态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因此,探究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使用对我国居民社会阶层认同的影响,对推动形成良好的网络生态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维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社会分层与流动一直是社会学的重要主题,受到学界广泛关注。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发展变迁,我国学者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研究不断深化。根据陆学艺的阶层划分方法,我国存在“十大社会阶层”,且这十个社会阶层在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组织权力资源的拥有量以及职业地位上存在显著差异,但阶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李春玲通过测算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将我国社会阶层划分为五层,发现我国处于社会中层的居民占比超过80%。为此,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并研究我国居民社会阶层认同的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通过理解人们的阶层认知和阶层意识,有利于把握社会意识和社会观念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迁,人们在生活水平、经济收入以及财富积累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提升,大多数公众对于这些进步的满意程度普遍较高。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差距等问题逐渐凸显,这引发了学界对社会阶层认同的关注,深入研究其对社会的影响和应对措施。此后,学者们对于我国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研究也逐渐深入。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城乡居民对自身的社会阶层认同存在明显的偏移,其中城市居民往往倾向于低估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农村居民则更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反映了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阶层认同差异。因此,通过深入研究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可以更为全面精准地捕捉社会经济变革过程中,广大公众情感和态度变化的过程、特征与态势,从而不断完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进一步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健康、和谐、稳固的社会基础。

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探讨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因素。宏观层面的研究一般认为,阶层意识的形成与人们所处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联。宋庆宇和乔天宇通过比较上海和甘肃民众的主观社会地位差异,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居民主观社会地位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李骏对上海居民的社会阶层认同变迁进行了考察,发现房价的上涨会增强居民的资产不平等,进而影响居民的社会阶层认同偏移。上述研究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可能引致人们的社会阶层认同偏移。在微观层面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个人的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收入水平以及资产等客观阶层地位因素对社会阶层认同偏移产生影响。例如,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可能更加倾向于低估自己的社会阶层,而高收入群体则可能更倾向于高估自己的社会阶层。此外,人们通过与他人进行群体比较和自我比较,也会形成对社会阶层认同的偏移。社会阶层认同偏移是受宏观结构性因素、微观次结构性因素以及主观比较的结果。

事实上,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新媒体使用”—作为越来越全面而深刻影响广大公众社会认知的重要因素之一,现有文献对其研究尚不够深入系统,且相关文献研究在理论方法和结论等方面尚存不同的观点。例如,“网络增益论”认为,互联网使用增加了人们在社会空间拥有的文化资本以及在惯习影响下的文化实践,有助于提升人们的社会阶层认同。De Kock在对中下阶层网络实践的研究中指出,新媒体对提升该阶层在求职、工作和商务等领域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和扩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网络替代论”认为,互联网使用扩大了人们的社会网络,增加了其对“参照群体”的选择范围,互联网上的理想群体开始替代身边群体成为新的参照,而作为网络群体表征体系的网络语言具有夸大和加剧阶层对立的倾向,容易使人们在对比中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降低其社会阶层认同,使得其社会阶层认同产生偏移。作为现实社会中一股重要的塑造力量,新媒体在展现阶层分化和阶层形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在为网民提供“参照群体”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这些参照群体的呈现方式可能引发网民的“相对剥夺感”或“相对优越感”,进而对于网民的社会阶层认同偏移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新媒体上的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其他用户分享的信息而体验其从未体验过的生活,并通过这种向上的社会比较更快地感受到“相对剥夺感”。由此可见,新媒体使用对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尚未有定论,尤其是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其对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是否产生了变化,具体产生了哪些方面的变化,变化的特征如何?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是否会加剧其影响?这些问题均有待进一步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普及和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社会阶层认同偏移产生了深远影响。基于上述研究基础,本文拟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至2021年混合截面数据,实证研究新媒体使用对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其可能存在的区域以及受教育程度异质性。

社会阶层认同是指个体对自身在社会阶层中所处位置的主观判断和认同,而社会阶层认同偏移则是指个体的客观阶层地位与其主观社会阶层不一致的情况。其中,又可以依据客观社会阶层与主观社会阶层的差异分为“向上偏移”和“向下偏移”,“向上偏移”是指个体的主观社会阶层认同高于其客观社会阶层地位,反之则为“向下偏移”。有研究认为,我国居民的社会阶层认同偏移表现为一种“中间化”趋势,即上层发生向下偏移,下层发生向上偏移的现象。在我国自认为属于“下层”或“中下层”的居民的比例逐年攀升,2003年到2006年间增加了至少10%以上。这表明一部分人对自身所处社会阶层的认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向下偏移的趋势。韩钰和仇立平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向上偏移的人数是向下偏移的2倍多。这说明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对自身社会地位存在一种高估现象,即社会阶层认同向上偏移。

尽管目前学者们从多方面研究了我国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因素,但鲜有包含(新)媒体因素即新媒体使用对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影响的研究。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日渐普及于大众,新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越来越高的普及率对我国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及偏移产生了新的影响路径。互联网所构建的“虚拟环境”不同于传统的封闭社会,它所具有的匿名性、平等性传播特征,打破了现有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重新塑造了个体的社会阶层认同。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为重新定义和理解社会阶层认同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可能性。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和处境。然而,当没有明确的评价标准时,人们会倾向于通过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来评价自己。这种比较可能是与同一社会群体的成员,也可能是与其他个人或群体进行比较。通过与他人的比较,个体可以更清晰地了解自己的相对位置和状态,从而形成对自身能力和处境的评价。社会比较理论强调了人们在评估自己时所倚重的社会参照框架以及周围环境对个体认知和情感的影响。网络中的成员在新媒体上遇到的他人理想化的自我展示往往会引发社会比较过程。新媒体允许用户有选择地进行积极的自我展示,从而形成了一个将自己与看似优越的他人进行比较的平台。因为人们在媒体中更倾向于展示自己积极的一面,并且在新媒体上人们可以通过利用技术优势,相对轻松地进行有选择性和积极的自我展示,所以,用户在新媒体中产生向下社会比较的机会是相对有限的,进而产生一个向上社会比较的社会环境。Midgley et al.的研究也表明,在新媒体上,向上社会比较的数量始终超过向下社会比较,并且这些比较的影响绝大多数是负面的。同时,社会比较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只要人们接触到了他人的信息,就会不自觉地进行比较。因此,个体可能在新媒体中进行向上社会比较时,发现其相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而感受到“相对剥夺感”。

“相对剥夺”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学者斯托弗(Stover)引入,后经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关于群体行为的学说。“相对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是一种个体在与某种标准或参照对象进行比较后,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地位时所感受到的一种被剥夺的情绪体验,这种感觉常常源自个体相对较低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感到自己的能力、地位或享有的权利受到了限制或削弱,从而引发了一种失落、无助或沮丧的情绪反应。相对剥夺感的体验可能导致个体产生对社会公平性和正义性的质疑以及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挑战。在新媒体中,用户很容易将他人视作比较目标,当比较目标被视为比自己更好时,往往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刘欣提出了“阶层认知的相对剥夺”,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处于相对剥夺地位的个体倾向于产生社会不平等的看法。李培林等的研究引入了基于“相对剥夺地位”的两个“相对剥夺感”变量,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对社会阶层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强调了人们在选择参照群体时已不再局限于周围的社交圈,而是依据媒体呈现的理想社会群体和其生活方式来评价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研究凸显了相对剥夺感在当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互联网和新媒体对个体社会认知和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然而,媒体使用也反映了社会成员的经济实力、文化资源以及他们能够运用和动员这些资源的机会,同时也反映了个体对这些机会的主观感知。

新媒体对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其与客观社会结构的联系,更在于其能够转化为其他类型的资本。新媒体的发展,为居民带来了更多的教育、就业和政治参与等机会,对中下阶层在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和扩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新媒体在将个体的比较视野从熟人社会拓宽至广袤的网络社会时,也有可能形成“相对优越感”,从而降低居民的阶层认同偏移。居民在使用新媒体时,可能会获得“知足”的相对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源自居民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进行的向下比较,因此有利于提高其主观社会阶层。也有研究表明,居民会受到互联网上公开的参照信息的影响,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比较,从而低估了自身的实际社会经济地位。还有研究表明,在上行比较时,可能并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是获得“隧道效应”的积极预期,即当其他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时,人们可能会形成对自身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积极期望。

受到上述研究的启发,本文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研究假设。

假设1: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越强烈,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越高。

假设2: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产生的“相对优越感”越强烈,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越低。

居民对自身社会阶层的感知包括对当下所处社会阶层的感知以及动态的社会阶层流动情况的感知。其中,动态的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可以分为对过去已发生的社会阶层流动的感知和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社会阶层流动的预期。引发“相对剥夺感”的参照组是相对的,可以包括其他个体、群体,或者个体自身的过去状态。新媒体的发展拓宽了居民的社会网络,使得居民可能与网络上的“参照群体”进行社会阶层流动与预期的比较。因此,新媒体使用可能也会对居民的社会阶层流动感知与预期产生影响。据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两个研究假设。

假设3: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居民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向下偏移的概率越大。

假设4: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居民社会阶层流动预期向下偏移的概率越大。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同时考虑到2019年并未进行调查,本文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2017年和2021年数据,并将其合并为混合截面数据。由于数据的年份间距不同,为确保模型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本文在模型中将年份纳为控制变量,以排除模型结果可能由于年份间距差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CGSS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全国范围、持续性学术调研项目,在科研、教学和政府决策中广泛应用,因此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代表性。

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剔除了关键信息缺失或不可用的样本、15岁以下和学生个体样本,因为只有正在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人才会具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最终,共有15 733个信息完整的样本构成了本研究的分析样本,其中2015年有3 551个样本,2017年有7 716个样本,2021年有4 466个样本。这样的样本选择方法有助于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使得研究能够更真实地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被解释变量)共有三个:

(1)社会阶层认同偏移,即主观社会阶层和客观社会阶层的偏差。其中,主观社会阶层依据经典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MacArthur量表进行划分。为与客观社会阶层保持一致,本研究参考韩钰的研究将其重编码为五分类变量。客观社会阶层方面,本研究参考李春玲的研究,将居民职业转换为“标准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这一指数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国际代表性和权威性。本文参考李强和王昊的分类方法,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根据居民的ISEI数值划分其所处的客观社会阶层,同样为五分类变量。考虑到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对个体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社会阶层认同向上偏移,为此,本研究借鉴雷开春的做法,将主观社会阶层与客观社会阶层相减,小于0则表示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社会阶层流动感知。社会阶层流动感知主要依据居民对自身十年前和目前的主观社会阶层进行计算,若居民十年前所处主观社会阶层高于目前主观社会阶层,则赋值为1(社会阶层流动向下感知),否则赋值为0。

(3)社会阶层流动预期。社会阶层流动预期主要依据居民对自身目前和十年以后的主观社会阶层进行计算,若居民目前主观社会阶层高于十年后主观社会阶层,则赋值为1(社会阶层流动向下预期),否则赋值为0。

2.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解释变量)为新媒体使用频率,目前,新媒体主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媒体形态。因此,本文具体采用历年CGSS问卷中的问题“过去一年,您对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媒体的使用情况是?”,将回答“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依次编码为1—5。

3.控制变量

参考既有文献对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宏观与微观两方面选取控制变量。微观方面,本文选取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户口性质、个人年收入、是否有房、是否有车作为控制变量。宏观方面,本文选取了受访者所在省份地区、所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GDP)以及年份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因变量均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选取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模型中各变量的具体说明及部分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1。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近年来,我国居民新媒体使用频率发生了较大变化。2015—2021年我国居民新媒体使用频率显著提高,从不使用新媒体的居民占比显著下降,六年间总计下降超过21个百分点,而频繁使用新媒体的居民占比显著增加,六年间总计上升超过20个百分点。我国居民对新媒体的使用频率以及依赖度均显著增加。在此背景下,探究新媒体使用对我国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图1—图3分别是2015—2021年我国居民客观社会阶层、主观社会阶层及社会阶层认同偏移变化图。由图1和图2可知,我国居民客观与主观社会阶层均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相较于2015年,2021年我国客观社会阶层处于中下层的居民占比为25.49%,下降了近15个百分点,而中层的占比增长至42.71%,增加了近15个百分点。主观社会阶层方面,2015年与2017年整体差异不大,但2021年我国居民主观社会阶层出现明显变化,中下层向中层转移的趋势明显。这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的主客观社会阶层均有了显著的提升。从图3可以看到,我国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占比基本处于20%—30%之间,与既有研究结果一致。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新媒体使用对我国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及社会阶层流动预期的影响,本文采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如表2所示,列(1)—(3)分别为加入微观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列(4)—(6)为进一步加入宏观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回归系数符号与显著性并未发生改变,说明本文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具体来看,列(4)中,新媒体使用频率每增加1个单位,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将提升1.083倍(p<0.01),说明新媒体使用频率越高,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概率越大,进而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显著提升。假设1成立,假设2不成立。列(5)(6)分别为新媒体使用频率对居民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和预期的影响,从系数可以看到,新媒体使用频率每增加1个单位,居民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向下偏移的概率将提升1.040倍(p<0.1),而居民社会阶层流动预期向下偏移的概率将提升1.058倍(p<0.05)。越频繁的新媒体使用将有越大的概率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显著提升居民社会阶层流动感知以及预期向下偏移的概率,证明假设3和假设4成立。从控制变量来看,微观层面,年龄、受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户口性质、个人年收入、是否有房、是否有车以及政治面貌均会显著影响居民的社会阶层认同偏移。宏观层面,地区、年份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影响居民的社会阶层认同偏移。

产生上述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我国新媒体的发展也日新月异,使用新媒体的用户日益增长,从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看到,相较于2015年,2021年“频繁”使用新媒体的居民占比显著增加,六年间总计上升超过20个百分点。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新媒体的使用,将个体的比较视野从熟人社会拓宽至广袤的网络社会,进而拓宽了居民的社会网络,增加了居民社会比较的范围。第二,新媒体中的社会比较是一个非对称的过程,用户在社交平台的自我披露是有意识的,更倾向披露理想化甚至是被处理过的信息。当用户在新媒体平台中与这种“失实信息”进行比较时,可能会促使用户产生或强化自卑感,形成攀比心理,从而造成居民的社会阶层认同产生向下偏移。第三,作为网络群体表征体系的一种特殊语言形式,新媒体的广泛使用在扩大居民社会网络的同时,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夸大或加剧阶层对立的倾向。一方面,当居民在新媒体中将自己的处境与其他个人或者群体相比较而发现自己处于相对劣势时,就会产生所谓的“相对剥夺感”,即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这种“相对剥夺感”往往随着居民在新媒体中的非对称社会比较不断形成乃至强化,即我们研究结果所发现的:使用新媒体的频率越高,其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越高。另一方面,当用户在新媒体平台进行社会比较时,也会对自身的动态社会阶层流动进行比较。这种情况下,个体可能会感到自己与其他群体相比仍处于劣势地位,尽管自身的情况有所改善,但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仍然感受到了被剥夺的情绪。因此,新媒体使用频率的增加,同样会显著增加居民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向下偏移以及社会阶层流动预期向下偏移的概率。

(三)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1.剔除冗余样本

由于调查问卷选项设置的原因,客观社会阶层位于最下层的居民不会产生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因此,本文选择将客观社会阶层位于最下层,同时主观社会阶层也位于最下层的居民样本剔除(剔除827个样本),剔除后样本量为14 906个。尽管这样剔除后会导致一部分客观社会阶层为最下层,但同时也可以避免由于客观社会阶层位于最下层的居民无法选择更低的主观社会阶层而导致的测量误差。同理,本文在进行新媒体使用频率对居民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和流动预期影响的稳健性检验中,分别剔除十年前主观社会阶层与现阶段主观社会阶层均位于最下层及十年后主观社会阶层与现阶段主观社会阶层均位于最下层的居民样本,剔除后样本量分别为14 819和15 025个。

结果如表3所示,在剔除冗余样本后,核心解释变量新媒体使用频率对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社会阶层流动感知以及社会阶层流动预期影响的方向及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均未发生明显改变,说明该影响具有一定稳健性。

2.更改解释变量测量方式

在前文基准回归中,本文采用新媒体使用频率来测量居民新媒体使用情况,由于居民可能对不同媒体的使用频率都很高,可能会对回归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进一步依据CGSS问卷中“哪个媒体是您最主要的信息来源?”用以测量居民新媒体使用依赖度,将回答为“互联网(包括手机上网)”以及“手机定制消息”的样本定义为新媒体是主要信息来源,赋值为1,其余回答定义为不依赖新媒体,赋值为0,然后重新进行回归。在剔除回答为“不知道”和“拒绝回答”后的样本量为15 671个,其中,新媒体是主要信息来源的样本量为8 464个。

如表4所示,以新媒体为主要信息来源的居民其发生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是其他居民的1.215倍(p<0.01),其发生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向下偏移和社会阶层流动预期向下偏移的概率分别是其他居民的1.185倍(p<0.05)和1.196倍(p<0.05)。因此,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后,核心解释变量对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社会阶层流动感知以及流动预期影响的方向及显著性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均未发生明显改变,这一结果同样验证了该影响具有一定稳健性。

3.工具变量法

为解决回归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拟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重新估计新媒体使用频率对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本研究使用调查年份前一年居民所在省份移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居民新媒体使用频率的工具变量。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率较高的地区,个体对新媒体的使用可能更频繁,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另外,采用早期的历史数据,很难对当期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和社会阶层流动预期产生影响,满足了工具变量外生性假设。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如表5所示,Kleibergen-Paaprk的LM统计量和Wald F统计量显示,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识别问题。在考虑新媒体使用频率与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流动感知和流动预期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后,第(2)—(4)列结果显示,新媒体使用频率对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流动感知和流动预期的影响仍显著为正,表明新媒体使用频率能显著促进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向下偏移以及社会阶层流动感知和社会阶层流动预期向下偏移。这与前文结果一致。

(四)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新媒体使用对我国居民社会阶层认同偏移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将从区域及受教育程度两方面对回归结果展开异质性分析。由于Logit模型存在误差项方差设定不同、系数测度标准不同等原因[46],其分组回归系数不能直接比较,所以本文将其回归系数转化为平均边际效应进行组间差异检验,进而比较其组间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