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凤志 刘勃然 | 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新变化与中国的应对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4期

“国际关系研究”栏目

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新变化与中国的应对

黄凤志 刘勃然  | 文

长期以来,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特点是中俄日三强并立且环绕南北对峙的朝鲜半岛;美国通过驻军和联盟日韩深度介入东北亚事务并产生了强大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半个多世纪里,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接力式崛起,不断提升东北亚地区在全球的经济与政治地位,并成为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关注点。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核心问题,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和东北亚地缘政治矛盾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催生了地区安全困境,主要表现为东北亚地区的和平机制建设落后,国家间政治信任严重缺失,安全困境恶性循环。

(一)中国面临东北亚地缘安全新挑战的症结

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具有源远流长、起伏波动的特点,其缘起于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大国势力范围划分。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穿越了整个冷战历史时空绵延至今,曾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朝鲜战争、中美建交和苏联解体等重大国际事件,中国崛起也未能打破东北亚安全困境。

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的本质是美国的霸权问题。长期以来,东北亚地区六国(中、俄、朝、蒙、日、韩)关系的纵横捭阖始终受制于国际体系霸权国战略布局的影响,美国联盟日韩遏阻中俄朝是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和安全机制缺失的根本原因;朝核问题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而东北亚地区大国的兴衰变化则造成了地缘安全困境的起伏波动。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面临的新挑战与美国推出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密切相关,是美国推行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的产物,制造东北亚乃至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安全新困境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应有之义。维系安全机制缺失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保持东北亚国家间的不睦,延续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对护持美国霸权有利无弊。地理空间距离和强大国力赋予了美国“离岸平衡手”的角色,东北亚安全困境不仅有困扰美国竞争对手的作用,也有强化美日、美韩联盟的功效。美国以恶化中美关系为代价,倾全力极限施压遏制中国和平发展势头,欲通过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使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停滞和社会动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失去与美国进行国际竞争的能力,实现“汰逐中国”的目的。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核心旨在战胜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塑造不利于中国崛起的地区经济和安全环境,路径是先后以遏制朝鲜和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为名,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拉拢日本和韩国紧跟美国对华政策步伐,建构美日韩联盟,在东北亚塑造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安全环境。

从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利益视角看,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也有损害中国东北亚地缘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意图。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与安全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东北亚和平与安全始终是中国东北亚安全战略追求的目标。多年来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总体处于安全维度的“亚和平”、政治维度的“冷博弈”状态。中国对东北亚地缘安全和平环境的渴望内生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需求,致力于睦邻、富邻、友邻周边外交政策的推动,受制于一超(美国)三强(中、俄、日)战略格局下美日、美韩同盟的掣肘和朝鲜半岛南北对立及朝核问题的羁绊。长期以来,美国为维系其在东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依托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和联盟政策,在东北亚地区推行控日韩、拉蒙古、遏中俄朝的政策。结果是东北亚地区成为国际安全秩序中最复杂、局势最敏感的区域,是全球典型的异质政治文明共存地,美日韩隐形海洋势力建构了对中俄朝大陆力量围堵的态势。东北亚安全困境的发展有悖于中国追求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战略利益诉求。

(二)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原因和地缘政治困境效应

东北亚地缘环境安全困境本质上是一种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困境,同时也是国家行为体间安全认知的困境。从国家的地缘身份属性定位看,中国是一个东北亚国家,美国是北美国家,两国地理空间距离遥远,太平洋之大似乎能容纳中美两国的良性互动。但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看,美国是霸权国,中国是崛起国,中国在国家实力上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越美国,从而推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从单极走向两极或多极。在当代国际体系中有能力对中国制造系统性地缘安全困境的国家只有美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政策应对是当前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面临挑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中美实力对比关系决定了美国握有对华实施战略竞争政策的主动权,掌控了对华(局部地区)进行地缘政治挑战的选择权,而美国的同盟体系则助力了其对中国东北亚国家安全挑战的战略效能。

1.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地缘政治新指向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经历了从非敌非友的认知、利益攸关方的定位、接触+遏制的模糊政策到全面战略竞争的演变。特朗普和拜登相继执政后,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历经了逐步确立与推进的过程,中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东北亚地缘政治安全挑战也随之不断增加。

美国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具有大国权力竞争、制度竞争、价值观竞争和地缘政治围堵多维相互交织的特征,其对华政策、东北亚政策乃至印太政策的核心目标是贯通的,即遏制中国发展势头和“汰逐中国”,路径是发动对华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和地缘政治战,以“去风险”为名,行去除中国供应链的脱钩之实,通过推行“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政策,对中国高科技发展进行精准打击。美国认为,只有削弱中国的核心竞争力才能迟滞中国的发展势头,维护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阻止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效应外溢。近两年中美贸易额明显下降,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策动全球贸易去中国化的结果。

中国是东北亚国家,美国对华实施战略竞争政策不仅加剧了中美关系恶化,使两国合作互赢关系全面受损,也冲击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稳定,对中国在东北亚地区进行经济、政治、安全和环境治理合作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依据拜登政府颁布的官方文件,美国要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必须且能够汰逐中国”。美国如何塑造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如何进行战略竞争并“汰逐中国”?从近年美国对华进行战略竞争的路线图看,其方法之一就是在中国周边地区制造地缘政治的安全困境,加剧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是其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亚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之地,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关系密切。恶化中国和平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与安全环境,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海外市场,掣肘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合作,增加中国经济发展的安全成本,迟滞中国发展势头。拜登政府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重点,就是要通过打贸易战、关税战、货币战和科技战的组合拳达到“汰逐中国”的最终目标,这也决定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将出现长期化和常态化的特征。

2.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与中国东北亚多维安全困境的出现

学者在解读安全困境时,通常从结构性、进程性和功能性维度分析其产生原因和发展状态。当代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矛盾反映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则表现为区域结构性安全困境和进程性安全困境混合的特点。拜登政府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具有美国霸权剑指中国的内涵,其东北亚地缘政治效应蕴含了东北亚地区结构性、进程性和功能性的安全困境。

首先,从东北亚地区结构性安全困境的视角看,中国崛起和国家实力的发展态势触发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扳机”,揭开了美国对华施压的帷幕,使得东北亚成为美国对华进行地缘政治围堵的重要区域。而东北亚自身存在的地缘政治结构性安全困境—中日安全困境、朝韩安全困境和中国台海两岸安全困境,特别是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美国进行的强化同盟的部署并力图剑指中国,使得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极易引起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挑战效应。

中国40余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与和平发展战略建构了中国崛起的发展态势。2023年,中国GDP总量达到126.06万亿元人民币,折合18.09万亿美元,自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2023年的十余年间,中国GDP增长2倍有余。

中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经济效应及深刻蕴含已经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引发了美国朝野的战略忧虑,在中国崛起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背景下,美国战略界精英层经过“发酵”,成功将外交政策聚焦中国。2015—2016年,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接触是否失败”的议题展开了大讨论,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改变对华政策定位奠定了理论与舆论基础。继特朗普之后,拜登政府也采取了连贯性的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

2017年底,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2021年初拜登上台后,在首次外交演讲时就提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国务卿布林肯称美国将“从实力地位出发应对中国”,将美国对华政策概括为竞争、合作和对抗,提出“应该时竞争、可以时合作、必要时对抗”。2022年2月12日,拜登政府公布了《美国印太战略》文件,提出“中国正综合其经济、外交、军事、技术力量,在印太地区谋求构建势力范围,并寻求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国”,美国“要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参与根植于我们长期的安全联盟,这是我们战略的基石。为此,我们必须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发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高度聚焦“中国挑战”,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又有越来越多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实现这一意图的竞争对手。美国必须且能够‘汰逐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商务部长雷蒙多就美国对华关系发表的演讲,也清晰地表达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意图。

其次,进程性安全困境是行为体间竞争性、博弈性的安全互动,国家间安全信任和安全合作机制的缺失极易导致行为体间出现进程性的安全困境。从东北亚地区进程性安全困境的视角看,美国正以对华实施全面战略竞争为名,积极动员盟国选边站队,支持美国“汰逐中国”,使得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环境出现了复杂严峻的局面。美国+盟国+选边站队国家三种力量的合流以及美国府会源源不断出台的遏制中国的法案与政策,对中国和平发展构成了新挑战,中国被迫进行以实力求和平的防御性应对。昔日东北亚安全困境的主要特点是朝核问题和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美国组织国际力量极限施压朝鲜致使朝鲜半岛局势愈发紧张。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进程性主要表现为困境主题与特征发生了新变化,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增加了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矛盾,中日韩经贸合作开始受到美国掣肘,美国加大了整合美日韩同盟关系的力度,中美战略竞争在政治、经济、科技、外交和安全等领域多维度展开,中俄朝强化合作关系的战略需求有所增加。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地缘政治范围有溢出东北亚向印太地区布局的特点,使中国正在承受更大的地缘政治压力。

近年来,拜登政府进行的超越东北亚地缘政治的环中国周边布局,使中国面临四个方向的地缘政治压力:1)在东北亚地区强化美日、美韩同盟,极力拉拢蒙古,制造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东北亚安全环境;2)在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交汇地点,通过拉拢东盟,以菲律宾和越南为抓手,挑动南海争端;3)插手中国台湾问题,挑起台海两岸关系危机,在干涉台湾问题上不断以切香肠、跨门槛、越红线的方式打破一中原则,提升台湾“拒统”能力,维系“以台制华”政策;4)在印度洋地区支持印度反华,策动中印领土争端,制造中印对立。总之,美国正以超越东北亚的印太地缘政治视野阻遏中国崛起,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凸显了大国博弈的体系性、零和性、长期性特点。

功能性安全困境是结构性与进程性安全困境的功能反映,主要表现为东北亚各国安全合作机制和经济合作机制建构的困境,东北亚各国安全合作和经贸合作发展因此举步维艰。东北亚各国政治互信严重缺失,中俄朝与美日韩存在着各种制裁与反制裁的矛盾和斗争,如美日韩对中俄朝的各种经济制裁与施压,美国主导、日韩参与的对华光刻机和半导体制裁等。俄朝与美日韩之间民意互信缺乏,意识形态相互对立,双方政治对峙、关系僵化,缺乏灵活操作空间,严重影响了功能部门的合作。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经济合作机制等建设明显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在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背景下,中美对话合作机制也受到很大冲击,竞争色彩浓厚,合作色彩淡化。中美对话的宗旨在于通过交流、协商、合作解决分歧并推进各领域合作。中美元首会晤机制肩负着管控中美关系风险的重大使命。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举行旧金山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美元首会晤是两国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的重要方式。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带动了中日韩合作机制复苏,2023年11月中日韩三国恢复了中断4年的外长会晤机制,三国外长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中日韩合作是“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

受历史问题纠葛、新冠肺炎疫情和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等因素影响,中日韩合作发展坎坷波折。推动中日韩合作机制恢复的因素包括:1)日韩参与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后,曾寄厚望加强与西方国家经济合作来弥补对华经贸损失,但效果不佳,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无法忽视;2)美国不愿看到东北亚出现中日韩经济合作机制,但对华打压效果不佳,迫切需要两国高层对话,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对日韩产生巨大影响;3)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对中日韩合作产生推动作用;4)中日韩三国经贸高度依存,三国地缘近邻、合作共赢的基础没有改变。不过,在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背景下,中日韩怎样当好东亚合作的“领头羊”、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稳定器”、解决热点问题的“减压阀”仍面临诸多挑战。

(三)中国面临东北亚地缘安全新挑战的特点

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构成了新挑战,从竞争特点看,拜登政府对外政策聚焦“中国挑战”目标,采用体系性对华竞争方式,依赖“基于共同价值观的盟友”力量。这种同盟施压手段增加了阵营对抗的风险。中美建交以来的40多年时间里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持有非敌非友的认知、利益攸关方的定位和接触+遏制的模糊政策,中美在东北亚基本维系了合作与防范并存的关系。传统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的内容主要是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问题、冷战机制残余问题、朝核问题、东北亚国家间政治失信问题和安全机制缺失问题等,安全困境的中国指向性隐晦。近年来,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确立和开展使东北亚安全又增添了显性中美战略竞争的新矛盾,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开始面临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新挑战。

首先,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不仅具有“汰逐中国”的目标,也有塑造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和剑指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的内涵,中美存在着塑造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竞争。美国发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使中美关系从昔日隐性抗衡走向公开化,中美战略竞争遂成为东北亚安全困境升级的重要推力。两国国力美强中弱的实力对比关系使得美国能够将发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前沿推进到东北亚地区,在东北亚地区制造对华新的安全挑战,从而塑造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区域环境。美国有实力、有意愿、有条件影响日韩选边站队,将日韩拉入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战队。美国已通过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拉日韩加入美国对华芯片战、进行黄海军演、承诺帮助日本保卫钓鱼岛等剑指中国的活动,制造掣肘中国和平发展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中国则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与外交实践—通过中美元首外交管控两国分歧,推进中日韩经济合作机制—塑造东北亚和平合作的地缘政治环境。

其次,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了阵营化的萌芽。俄乌战争爆发后美俄关系不断恶化,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确立了“汰逐中国”的目标,尹锡悦政府执政后奉行联美、亲日、疏华的政策,美日韩“戴维营”元首会晤显露出美国建构亚洲版北约的意图,使得东北亚地缘政治阵营分野的萌芽有可能浮现。其一,在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中美国正在大力推动日韩选边站队,力图借用盟友之力实现“汰逐中国”的目标,具有重整同盟团队的特点。2022年2月拜登政府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提出,“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印太挑战都需要美国盟友、伙伴共同应对,特别是要与日本、韩国保持密切合作”。其二,俄罗斯深陷俄乌战场,受到西方国家孤立,日韩响应美国号召,加入对俄制裁行列,在东北亚中俄朝已同时成为美日韩针对的目标。总体看,俄罗斯身陷俄乌战争,在东北亚地区求稳自保;朝鲜与韩美敌对关系依旧;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承受了来自美国全面战略竞争更大的战略压力。其三,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俄战略互信增强,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2023年中俄贸易额达2 401.1亿美元,同比增长26.7%。中俄贸易95%以上以人民币、黄金或卢布结算,两国结成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结算去美元化的伙伴关系。中俄共建“华东北、俄远东”特别经济区已达成共识,海参崴成为中俄贸易重要枢纽港,中俄能源、粮食伙伴关系日益密切。中俄安全合作也呈强化态势,在东北亚地区海空联合巡逻和军演已实现常态化。在俄乌战争中,俄朝关系也表现出更加友好密切的发展势头。

最后,拜登政府阻遏中国崛起、制裁俄罗斯和建构美日韩同盟的举措,加剧了东北亚国家间政治互信的缺失和安全机制建构的难度。美国对华、对俄进行战略遏制的地缘政治交汇点在东北亚地区,日韩遂成为美国强化同盟的重点,蒙古成为其插入中俄之间的“楔子”。东北亚国家政治互信缺失由来已久,其与东北亚地缘政治特点关系密切:1)中俄日三强并立且环绕朝鲜半岛,使得朝核问题和朝韩对峙问题长期困扰东北亚国家。2)东北亚国家发展道路各异,外部国际环境差异较大,各自面临不同的挑战。昔日强国俄罗斯和经济落后的朝鲜遭到西方国家制裁,面临美日韩等势力遏制的挑战。日本和韩国依托西方国家步入发达国家行列,面临朝核问题和中国崛起问题。中国走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道路而实现崛起的态势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忧虑,对华进行全面战略竞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严峻。蒙古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夹在中俄之间,地广人稀、矿藏丰富,经济发展落后,奉行第三邻国外交政策,面临内陆国地缘政治的困扰问题,使其成为美日韩极力拉拢的对象。3)东北亚各国历史遗留问题持续发酵,滋生了各国间缺乏政治互信的“肥沃土壤”。中日、日韩、日俄之间的领土争端极易滋生民族主义情绪;朝韩国家分裂与对立保留了冷战的敌对状态;各国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导致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存在差异;日本否认侵略战争历史罪行的态度严重伤害了被侵略国家的民族感情。4)美国深度、强势介入东北亚(驻军日韩,强化美日、美韩同盟,制裁朝鲜与俄罗斯,阻遏中国崛起)是导致东北亚各国间国家战略利益与目标差异、各国间政治互信缺失、深受安全困境困扰的主要根源,东北亚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机制建构困难重重。

从中国的视角看,在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中,中俄、中朝、中蒙关系相对稳定,中日、中韩关系和美日韩关系均受到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的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阴晴冷暖变化始终影响着中日、中韩关系走向。近年来,中日关系政冷经凉,中韩关系疏远,美日韩战略协作强化,都有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影响,美日韩同盟的可能性伴随着《戴维营精神》《戴维营原则》和《协商约定》三份文件问世而有所增强。美日韩三国首脑公开宣称:“我们正在提升三边防务合作,以在印太地区发挥作用。这包括启动年度多域军事演习,将三边防务合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一)中日关系低谷徘徊对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的困扰

日本是重要的经济强国和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大国。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的夙愿提供了良机。日本密切关注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影响,认真研判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稳定性和效能性,日本主流派战略家对美国的遏华政策表现出积极追随的意愿。日本出台了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代表的一系列防卫文件,将中国认定为国际秩序“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强调要通过“与同盟国、同志国等的合作来应对”。中国在日本眼中已经成为地缘政治对手。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数据显示,2022年1—12月,中日关系持续走低,两国关系分值已降至-5.4分,为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日本对华态度已经不仅限于借助炒作“中国威胁论”来实现自身政治军事大国抱负,而是倾向于将中国视为战略敌手。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声称:“复兴的日本将在亚洲发挥更加自信的领导作用,以抗衡中国的力量。”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钓鱼岛争端下的中日关系正渐行渐远。自安倍晋三执政后,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呈现出友善性减弱的特点,中日关系在低谷徘徊。

从安倍晋三、菅义伟到岸田文雄,日本外交战略的特点是强化对美战略追随、对华战略制衡、战略性联合“第三方力量”。为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三届政府均奉行“联美抑中”政策,与美国保持高度的战略一致,主动承担美国的战略盟友义务与责任,极力制衡中俄朝。岸田文雄上台后曾表示,中国是日本重要邻国和最大贸易伙伴,“必须继续维持对话”,“与中国构筑稳定的关系,对两国乃至地区和国际社会都极为重要”。但岸田政府对华改善关系的愿望建立在追随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的前提下,不断采用遏制性政策工具对待中国,使得中日关系没有出现改善迹象。2022年12月16日,日本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顿计划》等国家安全文件,“国家正常化”进程取得重要突破。“日本对华竞争防范思维日趋主导战略决策,国内对华舆情持续走向恶化,执政党、政界要求对华强硬的呼声日益上升。”日本政府紧跟美国、剑指中国的意图明显,中日关系仍处于政冷经凉的低谷状态。

首先,中日高层会晤有限,战略交流与对话停滞,矛盾和龃龉增多。近年来,日本政府频繁在台湾、香港和新疆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在南海问题上否认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在日美领导人会晤、七国集团会议、美日韩峰会等各种外交场合发表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言论。

其次,日本积极参与美国对华高科技封锁行动。在美国对华科技打压行动中,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对华脱钩断链。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23年1—6月,中日进出口贸易额为1 570.13亿美元,同比下降11.2%。2023年美日荷签署了限制中国半导体生产设备出口的三方协议,日本率先行动禁止对华出口光刻机、光刻胶等23种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2023年7月3日,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对镓、锗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的公告后,日本在WTO货物贸易理事会联合美、荷、澳等32国对华发难、围攻。

再次,在军事方面日本将国家安全战略矛头指向中国,公开表态愿意在中美冲突时配合美国在东海、南海和台海采取共同行动。日本通过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提高军费开支、提升防务能力及联合军演等方式威胁、施压中国。近年来,日本是反华行动较为活跃的国家,是美国“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以及针对中国联合军演最积极、最主动的参与者。

最后,日本还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以民主、自由、人权和法制等“普世价值”为旗帜,与世界各地共同秉奉西方价值观的国家加强经济、政治合作,打造孤立中国的“民主国家联盟”,目的在于阻遏中国发展。

中日关系困境是单极国际体系下日本国家战略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考量选择的结果。日本外交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承认和支持美国霸权而博得美国的政治信任,借美国之力来提升日本在东北亚乃至在印太地区的大国地位,配合美国阻遏中国崛起的发展态势。中日围绕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事件的博弈凸显了中日关系矛盾在多领域、多维度的存在。

中日关系矛盾和冲突的症结在于:

首先,从东北亚地缘力量结构变化的视角看,出现了中国崛起的新变量。东北亚地缘政治实力结构是一个缓慢嬗变的动态系统,中国的日渐崛起使得东北亚地缘政治实力结构发生变化。中国实力增长超出日本预期,成为“中国威胁论”幽灵在东北亚地区滋生的“沃土”,美日韩对中国崛起疑虑重重。当前,中国崛起与日本谋求实现政治军事大国地位同时出现在东北亚地区时空进程中,中日两国在东北亚地区形成战略对冲态势,特别是中日对双方的未来均存有战略疑虑,进一步激活了两国安全困境的螺旋上升通道。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后,2022年中国的GDP为17.96万亿美元,日本的GDP为4.26万亿美元,中国对日本在GDP方面的优势迅速拉大到4倍之多。中国崛起的东北亚地缘政治效应是日本遇到了百年来中国“首次强大”问题的困扰,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判断和忧虑催生了防范与遏制中国的心理和政策举措。

其次,在东北亚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日本选择联美抑中政策,将中日关系推入困境。战后国际体系从两极到单极嬗变的共同特点是美国始终强大,美日同盟从建立到强化有美国占领和控制日本的历史背景,也有日本政治文化选择与强者为伍的传统。战后以来,美日外交战略互动的结果是:美国通过强化美日同盟牢牢控制了日本,美日同盟成为美国东北亚乃至印太霸权战略的基石。亲美外交是日本从未动摇的国策,是日本安保和外交战略的基轴。美日同盟成为中日关系困境和东北亚安全困境的重要成因。

再次,难以化解的中日地缘战略竞争。中日间存在的问题有:1)中日领土之争聚焦于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和东海划界问题,日本企图通过东海划界和攫取钓鱼岛主权来获得更大的海洋权益。2)中日之间政治互信低下,安全信任缺失。在近代中日关系发展中,日本扮演了侵略者角色,中国是受害者角色。中国走向强盛是日本不愿看到的,美国“汰逐中国”目标符合日本利益。3)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受制于中美关系变化。美国反华,日本跟进,中美关系友好,中日关系修复。当前,岸田文雄政府的对华政策基本承袭了前任,中日关系依然处于低谷状态,其根源在于日本紧跟美国遏华步伐,利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牵制中国,涉台问题不断试探和踩踏中国“一中原则”的红线。

最后,中日关系发展起伏波动,导致两国国民间相互不信任感迅猛上升,民意、舆论与政府决策互联互动,合力将中日关系推入谷底。历史问题、领海争端、国家外交与安全战略分歧等相互交织,经过网络媒体渲染和利益集团推波助澜,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中日交往中出现的负面事件极易情绪化和扩大化,两国国民猜忌心理和对立情感易导致双方互生厌恶。在日本国内出现了强烈的对华负面认知,“日本政府将迎合民意,维持对华整体强硬的政策立场。受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等因素影响,近年来日本民间对华好感度持续下滑。‘言论NPO’2021年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华‘印象不佳’的比例达90.9%”。

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日本正在奉行联美抑华政策,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使中日关系陷入低谷。中日两国政府也曾有过改善双方关系、管控双方矛盾的意向,岸田文雄担任日本首相后,中日首脑通话曾达成了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和密切沟通合作、管控分歧的共识,但成效不大。2023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两国领导人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在日本逢华必反成为“政治正确”的政治生态中,两国关系症结难以得到快速有效化解,中日关系短期内将继续维持低谷徘徊状态,中日关系困境对两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也将无法消除。

(二)尹锡悦政府亲美疏华政策对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的影响

中韩两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有合作共赢的发展需求。中韩建交30余年经贸关系发展迅速,“2021年中韩贸易规模接近韩国与美、日、欧贸易总和,韩国对中国的出口比重高达25%”。尽管友好交流、合作共赢是中韩建交30余年双边关系的主旋律,但韩国是一个与超级大国美国有着特殊历史渊源的国家,美国驻军韩国和控制韩国军队最高指挥权是美韩同盟条约规定的,美韩同盟是韩国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基石,韩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受益于广泛参与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美国对韩国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影响力,美韩联盟硬性规制了韩国的对华政策,美国对华政策的起伏波动掣肘了中韩关系发展。

韩国在美国东北亚地缘安全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美国楔入朝鲜半岛、掌控东北亚地缘安全局势的“桥头堡”,美国驻军韩国等于美国直接介入了朝韩对抗的前沿,既可控制韩国、威逼朝鲜,又可遏制中俄,实现以东北亚国家制衡东北亚国家的地缘均势战略意图。美国以驻韩美军和提供安全为基石、以美韩同盟为纽带、以强大国力为后盾,软硬兼施,力促韩国改变对华友好态度。

首先,中韩关系摩擦始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天安号事件”“延平岛炮击事件”爆发和朝鲜高频次进行核导试验后,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紧张,美国顺势在2013年推出了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以遏制朝鲜为名,行损害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为实,成功地将中国推向了风口浪尖,为中韩关系埋下了争端的隐患,也将东北亚安全置于日趋加剧的困境。与此同时,美韩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显著增强,美韩同盟强化与美日同盟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同步性,中韩政治与安全关系出现重大龃龉,东北亚地区再次出现了以美国为轴心、美韩与美日同盟双轮驱动、共同剑指中国的迹象。

其次,韩国政府对华外交的难题是受制于美韩同盟,对华关系从属于对美关系是韩国国家政治与安全战略决定的。中韩邻国的地缘政治属性、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和朝鲜拥核的现实使得韩国必须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与美国保持密切同盟关系,借助美国防范中国、遏制朝鲜。在经济方面,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使其不愿完全舍弃中国市场的商业利益。韩国政府以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来应对政治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平衡的外交难题,即政治与安全站队美国,经贸与中国合作。2022年12月28日,韩国总统办公室发布了《自由·和平·繁荣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在涉华问题上表示:“为实现印太地区的繁荣与和平,应以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为基础,与作为主要合作国家的中国追求共同利益,打造更加健康、成熟的韩中关系”。印太战略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构想,是亚太版的北约。韩国版的印太战略没有遏制和围堵中国的表述,但体现了美国版印太战略的其他内涵,附和了美国印太战略的蕴意,具有隐性勾连的特点。中韩地理相邻,尹锡悦政府虽有稳定中韩关系的意愿,但在中美博弈的背景下,强迫盟友“选边站队”是美国对华遏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韩国国家战略利益决定的,韩国联美抑华的外交政策本质终会显露。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副主任韩方明指出:“我们注意到自从尹锡悦上台以来,强调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念,屡屡表示世界上只有民主国家才是同盟,这和美国主导的价值观外交如出一辙。从安全靠美国,经济上依赖中国转变为安全靠美国,经济依赖世界,配合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调整的主张。在中美竞争的大格局下,韩国现政府急速向美国靠拢,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拜登政府提出印太战略后,韩国也出台了韩版的印太战略,自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再次,围绕“萨德”系统在韩国部署,中韩之间的外交折冲鲜明地反映了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2017年文在寅执政后,力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尽量避免卷入与己无关的争议,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对华作出“三不”承诺。此后,中韩关系出现缓和迹象。2022年5月,尹锡悦上台后公开表达要坚决推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立场。“萨德”雷达探测范围能够覆盖整个东北亚地区,美国在韩完成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于给中国安装了一个“摄像头”,从而严重破坏了中美战略核威慑的平衡。中韩关系面临尹锡悦政府奉行亲美政策、否认“三不”承诺立场的挑战。中韩关系发展一波三折,背后有美国的施压和挑唆,也有韩国政治与安全战略的规制。

最后,尹锡悦政府对华政策在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下发生变化,呈现出亲美疏华立场。“随着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不断升级,韩国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开始逐渐倾向于美国。”韩国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安全框架,进行美日韩三边合作,美韩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军事、经济和安全合作协议,加强情报共享和军事演习等领域的合作,美韩之间的合作关系显著加强。尹锡悦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引发了中韩关系新困境。

尹锡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显示其亲美疏华立场:一是,韩国加入了美国主导的经济制裁行动,使得中韩双方经济合作面临困难;二是,韩国政府在一些国际场合对中国进行批评,如涉及人权、领土争端等问题,引发了中韩之间的紧张局势,引起两国政治和外交关系疏远;三是,韩国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困扰,对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尹锡悦政府奉行亲美疏华政策的原因在于美韩联盟是韩国外交政策的基石,韩国的生存和发展与美国关联密切,美国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地位与韩国根深蒂固的事大主义外交理念相契合并产生了强大影响力。

尹锡悦政府的亲美疏华政策给中韩关系、美日韩合作和东北亚地缘政治带来了重要影响,它增强了美国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推动了美日韩合作进程,促进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地缘政治布局,恶化了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中韩关系发展的基础依然存在,两国具有通过加强沟通与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克服当前困难、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推动两国关系回归正轨、实现互利共赢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回旋余地。

(三)美日韩建构“小多边”对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的挑战

长期以来,美国建构东北亚版北约—美日韩同盟的努力始终受制于日韩间因历史问题(强征劳工和慰安妇)、领土争端问题和贸易争端问题等存在的龃龉。近年来,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掣肘了中韩关系的发展,而日韩关系在美国的撮合下则得到明显改善,导致美日韩三边关系互动性增强。拜登、岸田文雄、尹锡悦上台执政后,“美日韩三角关系的‘三条边’都得到明显加强,三国更加协调一致,与东北亚区域外的北约、澳大利亚等的合作也更加密切”。美国东北亚地缘政治同盟战略存在的短板是日韩不睦,其掣肘了美国在东北亚建立美日韩同盟来实现阻遏中俄朝的战略目标。日韩和解对美国实现建构美日韩同盟的目标至关重要。

1.日韩关系和解

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新变化始于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整合美日韩三边关系有益于美国推进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塑造不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2022年5月尹锡悦执政后顺应美国对华政策转变,奉行亲美日、疏中国的外交政策,东北亚地缘安全环境出现了美日韩合流剑指中国的新变化。

尹锡悦政府外交政策转变是美日韩合流—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新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在寅执政时期基于韩国“中等强国”的身份认知,面对中美战略竞争采取了“战略模糊”政策,力图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期望在政治与安全方面与美国保持联盟关系,经济与贸易方面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避免卷入与韩国直接利益无关的中美争端。尹锡悦执政后批评文在寅政府严重破坏了韩美同盟,提出要“重建”韩美同盟。为提高韩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他提出了建构“全球枢纽国家”的目标,路径是打造美韩全球全面战略同盟,进行美韩深度价值观联结。尹锡悦政府大力推行价值观外交,借出席各种国际会议机会,努力将美韩关系从以聚焦朝鲜半岛安全议题为主的军事同盟向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转化,从而告别了前任“战略模糊”政策,凸显了韩国新政府亲美日疏中国外交政策的特征。东北亚国际关系发生了美韩同盟强化、日韩关系改善、中韩关系恶化的新变化。2023年4月,美韩首脑签署了《华盛顿宣言》,该宣言被称为新《美韩共同防御条约》。

尹锡悦政府在价值观外交的旗帜下,将日本视为共享西方普世价值观—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人权的重要国家,主动放低姿态对日示好,积极改善对日关系。尹锡悦在竞选时就强调要加强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主张尽快解决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尹锡悦政府执政后迈出了调整对日政策步伐,日韩关系大幅改善。2023年3月6日,尹锡悦政府顶住国内舆论抨击和抗议压力,试图通过强征劳工“第三方代偿”方案,解决日本占领时期强征韩国劳工赔偿问题,转圜日韩关系。该方案实际上主要由韩国人自己赔偿自己,这一操作被拜登盛赞为开创性的新篇章。

2023年3月16日,尹锡悦访问日本,被人们视为“破冰之旅”,日韩两国相互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双方关系出现了“历史性和解”迹象。尹锡悦访日的成果是:两国重启“穿梭外交”,继承1998年《韩日共同宣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开辟所谓“韩日关系的新时代”;重启日韩安全对话与日韩副外长战略对话,恢复《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加强日韩与美日韩安全合作,共同分享朝鲜核导情报,共同应对朝鲜核导威胁;日方解除3项对韩半导体产品出口限制,韩方撤回在WTO提起的相关诉讼,两国加大经济交流和高新技术领域合作。显然,日韩两国强征劳工赔偿问题的解决消解了“一直被认为的事实上的对抗”。尹锡悦访日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2023年七国首脑峰会主席”的名义,正式邀请尹锡悦出席“G7”峰会。2023年5月7日,岸田文雄访问韩国,旨在推进日韩关系改善,配合美国阻遏中国,加强对朝威慑,加强美日韩三边关系。日韩首脑短时间内实现互访,意味着历时数年的日韩外交僵局正在改善,随着美日韩合作日趋紧密,东北亚地缘安全局势出现新困境,阵营对抗的可能性加大,地区和平与稳定受到新挑战,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新威胁。

2.美日韩三边关系强化

在美国的大力劝诱下,日韩关系迅速升温,美日韩三国安全互动进程明显加快。2023年8月18日,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三国元首会晤,会议发表了《戴维营精神》《戴维营原则》和《协商约定》三份文件。《戴维营精神》是三国峰会的联合声明,是一个声明性、成果性文件,表明三国加强合作的态度、原因和目标等。三国表示“将加强在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协调以及美日和美韩联盟之间的战略协调,使三边安全合作达到新的高度。”《戴维营原则》是落实《戴维营精神》的具体化、机制化文件,是强化美日韩三国合作的制度化文件。《协商约定》是一份保密文件。美日韩戴维营峰会对东亚地缘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它意味着美国在东北亚推动“军事铁三角”和“新冷战”取得了重要进展。三国领导人同意深化军事和经济合作,并对中国在南海的所谓“危险和侵略行为”进行了最强烈的联合谴责,三国承诺在危机期间迅速相互磋商,协调应对影响共同利益的地区挑战、挑衅和威胁,承诺每年举行三边峰会,同意每年举行军事训练演习。拜登指出:“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都承诺迅速相互协商,以应对威胁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事件。”近年来,拜登政府为大力推进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而极力建设“小多边”机制,建构美日韩同盟能够弥补印太战略在东北亚的缺失—“小多边”的缺陷。整合美国在东北亚的军事战略,不仅可以增强对朝鲜的有效军事威慑,还能对中国形成战略威慑。从美日韩戴维营会议成果文件,我们看到了亚洲版北约的幽灵在东北亚地区徘徊,美日韩同盟建构的现实与前景是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深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是东北亚国家,东北亚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之地,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正在面临来自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中日关系低谷徘徊、韩国亲美疏华和美日韩建构“小多边”的挑战。中国能否走出美国建构的针对中国的东北亚安全困境,从战略层面看取决于国际体系变迁和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景,从策略层面看取决于东北亚地区和平发展统一阵线的建构情况:联俄朝、稳蒙古,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到:

第一,在复杂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中,继续坚持和平发展战略,高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努力掌控国际法与国际舆论的道义制高点,推动争取东北亚和平发展的统一阵线。

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诉求促使我们不断探索和创新竞争国际环境下的周边外交思路,高度重视元首外交的把舵定向作用,灵活运用“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理念,盘活俄罗斯、朝鲜与蒙古的经济活力,稳定与其既有的政治关系。中国应利用自身经济力量和政策效能在东北亚地区探寻建构“亲华者富”的样板模式,极限施压极端反华国家。注意对日韩采取“双轨外交”和民间外交,采取措施友善对待与华友好的官员、党派、团体、企业、新闻媒体和人士。新时期我们要努力寻求复杂严峻国际环境下的和平发展机遇,探索国际竞争环境下的中国崛起模式,适应东北亚地区“政冷经合”的地缘政治环境,摸索在东北亚国际竞争条件下的“平等互利”“竞争共赢”路径,实现安全、发展和强盛中国的目标。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东北亚地区安全困境的泥沼是国际体系单极格局的霸权政治效应,实现东北亚地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目标任重道远。

第二,东北亚地缘政治环境的再度恶化促使我们要努力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断增强中国护持和平发展战略的国家实力,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东北亚安全战略,努力实现东北亚地区战略力量的平衡,坚定维护中国在东北亚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要有决心、有能力运用多种手段坚定维护国家利益,为捍卫国家利益和领土、主权安全,随时准备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应该看到,美国对华进行战略竞争是关乎中国国家发展前途和命运的博弈,其战略蕴含远远超越了东北亚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范畴,正确认识与定位中美战略竞争关系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关键,也是应对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的核心问题。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的核心在于美国难以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意欲联合盟国力量遏制中国崛起的发展趋势,抢在中国军事力量崛起前在印太地区完善海洋封锁网,在领海主权争议问题上虚构“中国霸权”,强迫中国接受“笼中之虎”的现实。破解中美战略竞争产生的东北亚安全困境,关键在于中国要承受住美国多维极限施压,在严酷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实现中国崛起。应对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要有超越东北亚区域政治全局的宏观视野,科学认识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新常态、新特点。

拜登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确认为阻遏中国发展,路径是通过科技战遏制中国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削弱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将中国固定在国际产业链中低端位置;广泛发动全球盟友、伙伴反华,为中国制造地缘安全困境,设法推动盟友同中国发生冲突或战争,形成围殴中国之势;发动货币战争,收割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中美战略竞争具有国际体系大国竞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对抗性特点,中美关系正在步入战略竞争的新常态,以“竞争+对抗+合作”为主要特征。当代国际体系一超多强的力量结构决定了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仅具有战略全局性和战略遏制性,也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致命性。中国的对策也势必具有防御性、自强性和反击性,我们应对中美战略竞争博弈要有坚决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敢于抗争乃至发生局部冲突和突发事变的心理准备。美国对华进行战略竞争引发的中美关系矛盾与斗争是一场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战略竞争,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盛国家是维护中国东北亚国家利益的基石,也是中国消除东北亚地缘政治困境和挑战的前提。

为应对美国“霸凌”,我们要在战略全局上搞好中国模式建设,吸取苏联衰落和解体的教训,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利用好开放的市场潜力和自身市场规模优势,依靠自身变革和发展,吸引全球优质资本、技术、人才汇聚中国,堵塞人才外流和资本外流的通道,助力创新驱动发展,使中国的和平发展永不止步。

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不断升级对华制裁,“在关键性的高科技领域企图对中国形成全面围堵的态势、阻遏中国的产业升级,将中国规锁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以实现在更长时期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以及军事科技的全面压制”。中国应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对美国对华高科技阻遏政策,我们要化险为机,将压力转变为动力,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中国制造升级,丰富中国智造内涵,不断为中国创新发展注入科技新动能。日益发展和不断强盛的综合国力是我们改变国际权力结构,击碎美国阻遏中国发展迷梦,破解日韩选边站队、押宝美胜中输从而亲美反华的根本方法,也是我们走出东北亚地缘安全困境的重要路径。

第三,应对美日韩建构“亚洲版北约”的东北亚安全困境,中国要从战略视角高度重视俄罗斯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中的战略协作伙伴作用。

中俄有长达4 300多公里的边界线,具有和则两利、斗则俱损的地缘政治友邻特点。美国从护持全球霸权出发将中俄两国视为挑战者和重点遏制对象,在欧洲大力推进北约东扩,在印太地区强化美日澳印关系,极力在欧亚地缘政治空间围堵俄罗斯和中国,中俄两国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为武器来应对美国的地缘政治阻遏。美国弱俄抑中的政策迫使中俄共同做出了相互接近的地缘战略选择,在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中,中俄加强协作来应对美日、美韩军事同盟的威胁。从1997年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到2022年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俄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关系,持续扩大务实合作,进行有效国际协作。特别是从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迄今,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严重恶化,相互严厉制裁,与此同时,西方施压中国力度不减反增,中俄两国通过增强高层交往机制化,深化经贸、能源各领域互利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沟通与配合,深化政治互信,巩固两国战略协作关系。

无论从国际政治视野还是维护中国东北亚地缘政治利益需要,保持中俄友好关系、帮助俄罗斯度过西方国家制裁难关都极其重要。发展中俄关系的难点在于俄罗斯发动俄乌战争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公平道义的挑战使中国处境尴尬,俄罗斯深陷俄乌战争,国际处境孤立、无暇他顾,削弱了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国际战略地位,中国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利益承受了美日韩“小多边”的更大压力。从维护中国东北亚地缘安全利益的视角看,只要俄罗斯不倒向西方国家阵营,日韩不为美国火中取栗,率先发动对华冲突,美国就无法在东北亚隔岸观火、获取渔翁之利,也难以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获得完胜。

总之,为维护中国东北亚安全利益、推进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繁荣,新时期的中国外交要超越传统外交思维,以新安全观统筹总揽中国东北亚地缘战略,破解周边国家中存在的政治安全亲美国、经济利益取中国、国际关系悖中国的思维与行动,逐渐提升以强国思维和方式把握、调节东北亚国家的竞合关系。在东北亚安全困境和复杂国际竞争环境中,努力促进东北亚地区爱好和平、希望发展的国家建立和平发展的统一阵线,探寻中国在东北亚地区存在安全困境和国际竞争环境中实现发展与强盛的路径,提升中国化解矛盾与分歧、实现合作安全和共同繁荣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