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红 | 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中的疑问句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5期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栏目

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中的疑问句

李春红 | 文

一、引言

教育部《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将“汉语国际教育”更名为“国际中文教育”,归于教育学并增设博士专业学位,不仅大大提升了其学科地位,构建了本硕博贯通的培养体系,亦对本专业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的完善提出了新的挑战。所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有史有论是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科存在的必要条件,只有“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才能以域外之眼,从全球史视角审视域外汉语教育文献“史”的体系性价值。

虽说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国际中文教育”名称的前身)作为专门学科的确立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汉语作为目的语的教育自汉唐以来已千余年。不仅是中国本土的汉语教育,全球范围内留存下来的汉语教育文献及相关研究著述等更为丰赡。然而,较长时期以来对外汉语教育史研究局限于新中国之后的汉语教学,域外国别化的汉语历史文献的发现与整理起步相对较晚,其史论研究不到40年。代表性成果如鲁健骥、张西平、李宇明等的论著,主要从学科史的必要性、中文教育史研究对象、方法论及性质等角度提出前瞻性思考;金基石、王幼敏、程裕祯、吕必松等集中于东亚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文教育史研究;姚小平、王顺洪、李真、顾钧、岳岚等从汉语教育文献及汉语史等角度作了历史梳理及个案考察。近几年来,赵杨从国际中文教育的“学术话语权”构建角度,指出了立足汉语与汉语教学史构建其话语权的基本途径;左鹏军在提出“国际汉语学论纲”的同时,也指出其学术史与研究史应为其学科的理论基础。

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史及学术史研究应立足于文化自信,挖掘历史文献,不仅要了解千余年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汉语作为目的语教育的一般发展规律,也要进一步研究不同时期不同国别汉语教育的特点,挖掘其蕴藏于汉语教育文献中的语言教育观念问题,进而为当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发展提供扎实的史论基础。

二、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教育中的“满洲语”文献

随着域外汉语文献的发现与整理,以明清到民国时期域外汉语文献为语料考察汉语特征尤其是汉语口语及北京官话的研究方兴未艾,从域外之眼,极大丰富并深化了明清之后的汉语史研究。同时,随着域外汉语文献研究的逐步深入,其区域化与国别化特征愈发显著。李无未从中日韩三国近现代文典中的“品词”体系提出了“东亚语法理论环流”论,指出“品词”理论大量出现在近现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中。2018年,李无未《日本近现代汉语语法学史》的问世“第一次建立了汉语语法学史共时‘国别’学术话语的新范畴”。

作为东亚最早接触汉字和汉文化的地区之一,朝鲜半岛官方及民间的汉语教育历史都很悠久,形成了良好的传统和体系。朝鲜时代(1392—1910)出现了《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等大批汉语教科书,汪维辉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与《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的汇集整理,为近代汉语尤其是北方汉语口语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语料。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丰赡,代表性的如李泰洙、汪维辉、岳辉、任玉函、刘春兰等的著述。

相对于朝鲜时代汉语文献独特的汉语史及学科史价值,日据时期(1910—1945)朝鲜半岛刊行的系列汉语会话书作为民国时期的域外汉语教育文献,也因其“可能是海外编印的最早的一批现代式汉语口语教科书”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早期现代汉语及汉语教育“史”的连续性。“研究现代汉语应该以口语为主”,民初朝鲜半岛汉语会话教科书的“口语化”特征与同时期域外汉语的语法观相辅相成。目前所见当时刊行的汉语教科书文献约40余部,海外已整理出版《汉语会话书》及其续编,另有相关文献目录等。韩国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代表性成果有李明晶、金雅瑛、苏恩希、申美燮、金雅瑛和朴在渊等的论著。

201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丛书之“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系列收录“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共有会话书十部,分别为《改正增补汉语独学》《修正独习汉语指南》《高等官话华语精选》《速修汉语自通》《官话华语教范》《速修汉语大成》《无先生速修中国语自通》《中语大全》《“内鲜满”最速成中国语自通》《官话标准》,是目前国内关于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文献比较全面的引介。刘云论及上述教科书。随着朝鲜日据时期汉语文献的引入,国内相关研究逐步增多,包括综述性研究、对比研究及单本会话书的个案研究等。囿于此时期汉语文献发现与整理的不足,其整体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对部分汉语会话书的关注较少,缺乏“史”的连续性。

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半岛之后,朝鲜总督府连续颁布四次朝鲜教育令,一般分为三个阶段:1911—1922年第一次朝鲜教育令时期,1922—1938年第二次朝鲜教育令时期,1938—1945年第三、四次朝鲜教育令时期。朝鲜半岛的汉语教育政策随着教育令几经变换,汉语教育也经历了从中断到兴起、从民间为主到官方支持的嬗变。随着教育政策的更迭,朝鲜半岛出现了一批以自学及速成为主的汉语会话书。

这些会话书一方面承继了朝鲜时代末期汉语教科书的传统,初级速成教科书居多,口语特征鲜明,重视实用性;另一方面也因汉语教育政策的变化而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尤其是第二次朝鲜教育令时期出现的“满洲语”会话教科书,凸显了1931年之后朝鲜汉语教育的殖民色彩。1922—1938年第二次朝鲜教育令时期是汉语教育重大变革时期。成立于1924年的京城帝国大学于1926年开设法文学部支那语文学专门课。魏建功曾于1927年应邀在此授课,同时期教授汉语的还有中国讲师董长志。一般认为京城帝国大学汉语课程的设置代表着朝鲜官办汉语教育的重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巩固中国东北地区的统治,将“满洲移民计划”纳入国家决策并实施。基于朝鲜半岛作为日本战略基地的价值,朝鲜总督府认识到汉语教育的重要性,于1932年颁布教育令,将汉语纳入外语教育。各地中、高等学校都逐渐恢复了汉语科目,官方及民间汉语教学机构日益增多。此时期出版发行的汉语会话书有15种之多,仅1933—1935年间就有9种。得到朝鲜总督府支持的新满蒙社不仅开办汉语讲习所,还刊行了多部以“满洲语”命名的汉语会话书。

本文所论朝鲜刊行的五部汉语教育文献,均未见于北大社“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包括《满洲语速成会话讲义录》(简称《讲义录》)、《速修满洲语自通》(简称《自通》)、《满洲语讲座》(简称《讲座》)、《无师速修满洲语大王》(简称《大王》)及《实用官话满洲语问答会话集》(简称《会话集》),均以“满洲语”命名,刊行于1934—1935年。汉语会话书从“支那语”“中国语”“汉语”等改称“满语”或“满洲语”,实质上是日本政府为强化“满洲国”殖民统治,试图从语言名称上分裂中国的体现。“该满洲语非满族人母语之满语”,而“是以当时东北土音、北京音、山东音为基础的汉语东北话”。冠以“满洲语”的汉语会话书或因其特殊性,较少见于日据时期朝鲜汉语会话书的研究范围。金雅瑛和朴在渊综述韩国日据时期汉语学习书籍及研究时提到上述五部文献,但研究对象较少涉及“满洲语”系列。虽然上述五部汉语会话书以“满洲语”命名,但在语法记录上与同时期朝鲜汉语会话书基本同质,朝鲜汉语教育史及民国时期域外汉语教育研究不应规避此类文献。

基于其速成汉语的需要,五部汉语会话书都是口语会话体例,多问答形式,其中疑问句比重最大。学界对明清汉语疑问句的研究著述颇丰,如张美兰、傅惠钧、徐丽、李无未等的成果,但均未涉及民国时期域外汉语文献。限于域外文献史料的相对匮乏,目前对朝鲜半岛日据时期汉语教科书的语法考察起步较晚,而同时期国内语法学界对汉语疑问句的界定与研究亦尚未成熟。《马氏文通》作为中国第一部真正的语法书,对于古代汉语疑问句是以“字类”为纲来研究的;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以白话文为研究对象,但其疑问句研究仍是以“词类”为纲。刊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五部朝鲜汉语会话书中也未出现疑问句相关概念,而是以疑问词或结构引出各类疑问句,或也受到上述以“词类”为纲的影响,其呈现方式多是“以词带句”,即给出一定词汇或语法结构然后引出句类句式;句法形式出现较为随意,不成体系,也较少有对句法特点及功能的语法说明。按汉语会话书中所记录的疑问词的差别,我们将其主要分为四类:以“麽(麼)、嗎、罷”类语气词为标记的是非问句;以“甚麽”类疑问词为标记的特指问句;以“是X(还)是Y”为代表的选择问句;以“VP-Neg-VP”为代表的反复问句。尽管当时语法学界及汉语教科书都未有清晰的疑问句观念,但五部汉语会话书已拥有较为完备的疑问句系统。当然,囿于初级速成汉语会话书的限定,其句式还多为简式。

作为“同时”语料的真实记录,这些会话书中的疑问句呈现出发展嬗变期汉语语法观念的过渡性。基于此,本文主要考察五部汉语会话书的疑问句,探讨民国时期汉语语法观念在域外汉语教育界的传播与影响。

五部汉语会话书出现的语气词主要为“麽(麼)、嗎、罷”。“麽(麼)、嗎”类与“罷”类疑问程度并不完全一致,出现频率也有较大差异,“麽(麼)”出现频率最高,“嗎”次之,“罷”最少。三者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一)“麽(麼)、嗎”类疑问词为标记的疑问句

“麽(麼)、嗎”为独立性疑问语气词,一般来说,是“本来没有疑问”的句子需要二者来表达疑问,其标记的疑问句多属纯粹传疑类,标记是非问句主要传达理性信息,向听者提出信息要求并期望对方做出回答。这也是是非问句会大量出现在口语“会话”类教科书中的原因之一。《讲义录》中将“麽”归为“助词”。

五部会话书中多写作“麽”,少量例句为“麼”,“麽”为“麼”俗字。“么”由“无”逐渐变化而来,属“吗”较古的一种形式。“么”出现于晚唐,明代开始有少量用“吗”替代“么”的用例;清中期以前,“么”占据主导地位。“吗”作为疑问语气词使用为后起用法,出现时间较晚。“有人采用了比较适合于后代音系的谐声偏旁的‘马’字,写作‘嗎’。”一直到19世纪末,“么”“吗”并存。1908年《小额》中“吗”的用例占了绝大多数,到1927年现代小说《老张的哲学》中,“吗”已基本替代了“么”,但北京口语中“么”仍然常用。五部汉语会话书中“么”“吗”为标记的疑问句都有较多用例,或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处于嬗变期的早期现代汉语中“么”“吗”的共存以及北方口语中“么”的地位及发展变化。

五部汉语会话书“麽(麼)”为标记的疑问句最多,共489例,《讲义录》及《自通》中出现频率最高。以“嗎”(也写作“媽”“碼”)为标记的疑问句151个,大大少于“麽(麼)”为标记的疑问句数量。如:

你有嗎?/念过新闻纸嗎?/梁先生在家嗎?/今儿没事嗎?(《自通》)

“麽(麼)”为标记的疑问句专列于会话书《大王》“会话组织”一章中,《讲义录》在第3章“常用散话”中也单列“麽”并给出20个以“麽”结尾的问句;其他疑问语气词“嗎、罷”为标记的疑问句都在上述两部会话书中单列出现。如:

都完了麽?/饭得了麽?/你不饿麽?/先生来麽?/你有铅笔麽?(《自通》)

好麽?/来(走)了麽?/在家麽?/吃了饭了麽?/他回来了麽?(《大王》)

你告訴他了麽?/他愛用功麽?/你會說中國話麽?/你到過中國麽?/前邊兒有道兒麽?/明天你有工夫麽?(《讲义录》)

同时,大部分例句只有问句而无回答。有问有答的例句相对较少。如《讲义录》例:

他還沒來麼?他已經來了。/來不來不要緊麼?不來不行。

这种频率的差异或跟五部汉语会话书的语体特征—口语性质及“麽(麼)”在当时汉语口语中的流行程度有关。

(二)“罷”类疑问词为标记的疑问句

影响汉语语气词使用的三个主要因素为“说话人的主观态度、说听双方的社会地位和交际角色以及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要求。”“罷”类疑问词所标记的疑问句与以“麽(麼)、嗎”为标记的疑问句疑问程度在语气上存在明显差别,这也是语言交际的主观性与互动性在语气词及问句中的体现。“麽(麼)、嗎”疑问词多表询问,“罷”则多表测度。

“罷(罢)”出现于明代后期,一直到民国时期都占优势,“吧”虽在清末民初文献中已出现,但“罷(罢)”仍为主体。五部汉语会话书中也未见“吧”的写法,以《自通》为例:

下雨罷?/又停电了罷?/你是敬山先生罷?/晚点儿就赶不上罷?

比较“麽(麼)、嗎”类与“罷”类疑问句的语气差异可知,“罷”类疑问句更多表达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揣摩与猜测,确信度比较高;而“麽(麼)、嗎”类疑问句则是说话人有疑而问。两类疑问句所蕴涵的“信/疑”程度互为消长,“信”增一分,“疑”就减一分,反之亦然。“罷”类疑问句为“信”四分之三,而“疑”四分之一;“麽(麼)、嗎”类疑问句则是“信”四分之一而“疑”四分之三。

他回来了麽?/他回来了罷?

又停电了嗎?/甲:電燈怎麽還不來?乙:又停电了罷?

总之,五部汉语会话书中疑问语气词大致分为纯粹传疑类和要求证实类,也可称为询问类与测度类,前者以“麽(麼)、嗎”为代表,后者以“罷”为代表,二者表疑问的程度并不相同。五部汉语会话书中询问类疑问句使用频率远远大于测度类疑问句,“麽(麼)”与“嗎”为标记的疑问句分布与共现情况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方话疑问词的嬗变过程。

四、“甚麽”类疑问代词及特指疑问句

《马氏文通》与《大韩文典》中虽无“疑问代词”的概念,但出现了相近表述,前者为“询问代字”,后者为“问代名词(不定指)”。汉语会话书词类概念中并没有“疑问代词”及其上述概念名称,“代词(代字)”仅有“人称代字”与“指示代字”。不过《大王》“会话组织”专列出了“甚麽/那儿(?)/多喒(多偺、多咱)/几个/多少/多大/多/怎么/为什么”等可归入“询问代字”范畴的词语,基本延续了“以词带句”的传统。本文将上述疑问词统一归称为“甚麽”类疑问代词并以上述疑问代词为标记,按其意义相关度分为以下几类。

(一)“多喒/偺/咱(甚麽时候儿)”类疑问句

五部会话书中出现了时间疑问词“多喒/偺/咱”三种形式,“喒/偺/咱”为“早晚”的合音形式,“多早晚”到18世纪末期的文献中已完全合音为“多喒”。出现最多的特指问句是以表时间的疑问代词“多喒”为标记的疑问句。《大王》“会话组织”一章中单列“多喒”一词,加括号注解为“甚麽时候儿”并在例句中释为同义,“多喒/偺/咱”为北方方言口语。

五部汉语会话书中“多喒”为标记的疑问句用例最多,“多咱”出现最少。如《自通》中以“多喒”为标记的疑问句14例,“多偺”5例,“甚麽時候儿”2例,“多咱”仅1例。如:

多喒回来?/你多偺动身?/你甚麽時候儿去呀?/你打算多咱动身?

以“多喒/偺/咱”为标记的特指疑问句,虽在五部汉语会话书中分布不同,但都为询问时间的疑问代词,都表示“甚麽时候儿”。有趣的是,出现于明代文献,至今在现代汉语中常用的“甚麽时候儿(什么时候儿)”在汉语会话书中的例句非常之少,而且一定带“儿”,也就是说,没有“甚麽时候”,只有“甚麽时候儿”。这和当下的现代汉语还是有差异的,也基本符合会话书“会话”特性与口语化特征。汉语会话书因其“会话书”特点,更倾向于“多喒/偺/咱”为标记的特指疑问句,也兼顾了“甚麽时候儿”为标记的疑问句,仍带口语特征的“儿”。五部汉语会话书常有成对的口语书面语或方言通语并存于同一段对话中的情况出现。“多喒/偺/咱”与“甚麽时候儿”的并存,也是不同语体词汇并现的用例,显现出民国时期域外汉语会话书疑问代词的混杂性、地域性与过渡性等特征。

(二)“甚麽、怎麽、為甚麽”类疑问句

以“甚麽”“怎麽”“為甚麽”等疑问代词为标记的特指疑问句在五部会话书中的出现频率与分布并不相同。以“甚麽”为标记的特指问句数量最多,共243例;其次是以“怎麽”为标记的特指疑问句,共158例;以“為甚麽”为标记的特指疑问句数量最少,仅9例。如:

受了甚麽累了?/有甚麽毛病呢?/他怎麽生病了?(《自通》)

今天怎麽這麽冷?(《讲义录》)

你為甚麽哭哪?(《大王》)

五部汉语会话书以“甚麽、怎麽”为标记的特指疑问句出现频率较高,“為甚麼”作为后来才出现的疑问代词,以其为标记的特指疑问句在汉语会话书中的数量也最少。

(三)“多兒、多少”类疑问句

五部汉语会话书中以“多兒、多少”为标记的特指疑问句的分布情况也有差别。以“多兒”为标记的疑问句共43例,以“多少”为标记的疑问句共110例,疑问代词“多少”出现的频率明显高于口语化疑问词“多兒”。如《自通》中口语特征明显的“多兒”(8例)明显少于“多少”(43例);而《大王》中两词数量相当,“多兒”(16例)还要多于“多少”(14例)。《自通》作者文世荣作为当时朝鲜半岛代表性语言学家,其编撰的汉语会话书语料较为丰富,语言相对规范,或可解释《自通》使用“多少”大于“多兒”的情况;而《大王》的编撰更侧重初级口语的交际性。这或可说明民国汉语会话书对疑问词的选择存在不同的驱动机制,其呈现出的语体差异及特征隐含着会话书编撰者在编写目的及编撰策略上的倾向性,抑或为编者语言习惯使然。以“多兒”为标记的疑问句都以“多兒錢”的形式出现,没有其他诸如“多兒斤”等情况,这也从另一角度解释了汉语会话书中“多兒”为标记的疑问句数量明显少于以“多少”为标记疑问句的部分原因。如:

一共多兒錢?/這部書多兒錢?(《自通》)

奉天的頭等多兒錢?(《讲座》)

上旅順的二等車票是多少錢?(《讲义录》)

有多少裏?/你打算招多少股份?(《自通》)

用“多少”提问的疑问句虽也出现过“多少+钱”结构,但更多见其他格式,如“多少裏”“多少人”“多少信资”“多少股份”等,可见,疑问词“多兒”与“多少”不仅是语体差异,还存在汉语词汇本身句法结构与语义搭配的差异。或者说,“多兒”的口语体本身限制了它的句法组合能力,“多兒”跟名词组合使用的频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是否为特定时代或地域的语言特征,还需更多文献语料来证明。

(四)以“那儿(?)”为标记的疑问句

汉语会话书中“那儿”有两个意思:一是指示代词“那儿”,一是疑问代词“那儿(?)”。《大王》“会话组织”中区分了指示代词“那儿”与疑问代词“那儿(?)”,并从发音角度进行了解释。从形式上看,“?”的标记非常清楚地区分了指示代词“那”和疑问代词“那”。会话书中的疑问代词“那”基本都是提问处所,如“那兒有”“您打那兒來”等。

疑问代词“那”约在汉末就出现了,其产生时间早于用作指示代词的“那”。现代汉语中的疑问代词“哪”,直到“五四”时期都还写作“那”。20世纪30年代汉语会话书里的疑问代词“那(儿)”,也都未写成疑问代词“哪(儿)”的形式。如《讲义录》例:

你又要上那兒去?我回頭要送一個朋友上火車站去。

五部汉语会话书也出现了“哪”,但仅用作句末语气词,并非表疑问的“哪”。如:

你多咱起身哪?/下雨哪。(《大王》)

五部汉语会话书中做疑问代词的“那(儿)”大量存在,基本印证了早期汉语疑问代词“那(儿)”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仍是常用写法;据此可推疑问代词“哪”的写法在20世纪30年代应还未常用,其出现时间应晚于语气词“哪”。

综上,五部汉语会话书以“甚麽”类疑问词为标记引出特指问句,其对同义疑问词的选择倾向体现了各自语体差异,如“多咱/甚麽时候儿”“多儿/多少”等;以不同疑问词为标记的疑问句出现频率的多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初汉语词汇的过渡性与时代特征,如以“为什么”为标记的特指问句数量很少,疑问代词“那”还未写成现代汉语常用的“哪”等,都佐证了同时期汉语词汇的嬗变。

五、选择问句与反复问句

(一)“是X(还)是Y”类结构及选择问句

五部汉语会话书中“是X(还)是Y”类结构及选择问句要比同时期朝鲜语法类汉语教科书《中语大全》中出现的频率更多,而且在体例的专门呈现上更为清晰,句式的类别化也更为显著。据清末民初北京话语料选择问句的统计,“是A是B”类疑问句出现的比例最高,为二分之一强,其次是“A还是B”类,约在三分之一左右。汉语会话书中特别指明的选择问句也主要包括两类:一为“是X(,)是Y(?)”类。《大王》在“会话组织”中记录了“是○是(?)”结构的选择问句,并专列一节强调说明,可见此类选择问句的特殊性。如:

这是你的是我的?/是长的是短的?/是你去是我去?

第二种选择问句为“是X(,)还是Y(?)”类,前一个“是”常保留,跟现代汉语中的“X还是Y”并不一致。如《自通》中的例证:

甲:你是要吃飯呢,還是要喝酒呢?

乙:或飯或酒都可以。

甲:你是坐車去呀,還是坐船去呢?

甲:……這盪車是客車呢,還是貨車呢?

乙:是貨車,不搭客。

元明时期选择疑问句常用的关联词,包括“是、还是、只是、却是、却”等,相关句式以“是……是……”“还是……还是……”最多。到清时,使用率最高的为“是……是……”,五部汉语会话书中记录的选择疑问句类型及其出现频率,与清末民初早期北京话语料基本一致,“是X(,)是Y(?)”的出现比例大于“是X(,)还是Y(?)”类。这与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官话指南》《北京官话谈论新篇》《官话急就篇》《燕京妇语》中二者的出现频率相近。由此可见,在清末民初时期,不管是域外汉语教科书还是北京话语料,“是X(,)是Y”的使用频率仍然占上风。随着汉语口语的逐步发展,最常用的选择疑问句由“是X(,)是Y”类发展为“是X(,)还是Y”,并在逐步口语化中简省为“X还是Y”类。

尽管同一时期汉语语法学界对于疑问句句类还未有较为清晰的语法观念,但是五部会话书中记录的“是X(还)是Y”类选择问句结构,呈现出了民国时期域外汉语语法观中关于疑问句句类的过渡性特征。参照现代汉语口语使用频率较高的“X还是Y”类选择问句,或可一窥民初域外汉语会话书中选择疑问句的呈现特质及同时期的句类观。

(二)“VP-Neg-VP”结构及反复问句

汉语反复问句最早出现的形式为完整式“VP-Neg-VP”,后来是简略式“VP-Neg”。作为结构独特的问句之一,反复问句在漫长的历时发展过程中分化出多种丰富灵活的表现形式并在演化中此消彼长。“VP-Neg”式反复问句的不断分化还与上部分提到的语气词“麽”关系密切。五部汉语会话书中主要为完整式“VP-Neg-VP”以及省略式“VP-Neg”两种,尤其以“VP不VP”及“VP了没有”为代表。由于域外汉语会话书初级口语的特殊性限制与要求,语料中呈现的最具代表性的问句形式为“V不V”。

《大王》在“会话组织”中专门有“……不……”结构的记录,如:

要不要?/行不行?/去不去?/你賣不賣?

《会话集》在“动词部”中也出现了大量“V不V”结构,动词多为口语交际常用词,符合其作为初级汉语口语教科书的性质与特征。如:“你知道不知道”“你認得不認得”“你會不會”“他來不來”“你買不買”“認識不認識”“記得不記得”“明白不明白”“行不行”“對不對”“是不是”“要不要”“去不去”“中不中”“清楚不清楚”“好看不好看”。

五部汉语会话书中“V不V”结构以“行不行、对不对、是不是、去不去、买不买、要不要”结构为标记的反复问句数量最多。其分布情况如表2:

以“行不行”为标记的反复问句在汉语会话书中出现频率最高,“V不V”应是当时口语中最为常用的反复问句表达。除了“VP不VP”,“VP了没有(?)”结构作为省略式“VP-Neg”的强式类的反复问句也较为常见,如《大王》:

他來了沒有?/水開了沒有?/病好了沒有?/洋衣裳是做得了沒有?

在《自通》共发现8例,分别是:

火車開了沒有?/那件事成了沒有?/你和他打聽了沒有?/已經有了人家兒了沒有?/你念書了沒有?/請大夫瞧了沒有?/你去過了沒有?/動身的日子定了沒有?

五部会话书记录的反复问句结构为基本式及简约式,形式变化不繁复,主要以“VP不VP(?)”及“VP了没有(?)”这一强式为主。这与刘性银和金雅瑛以日据朝鲜不同语料汉语会话书反复问句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清代语料如《儿女英雄传》中出现的“可-VP”及“V也不V”等特殊形式的反复问句在民初会话书中并未看到,其他复杂形式也基本没有出现。这除了呈现出清末民初汉语语料的过渡性特征外,也契合其作为汉语初级口语速成教科书的性质。

六、结语

日据时期朝鲜半岛汉语会话书疑问句“以词带句”的呈现方式与同时期的《中语大全》较为相似。作为日据时期汉语教科书中的语法类著作,《中语大全》也仅是在第二部分《中国语大典》出现了“疑问词(一)(二)(三)”,以“谁”“多少”“甚麽”等疑问词为例,以词带句,并未出现句类概念,句类编排上较为随意且不成体系。与同时期汉语语法学界及汉语教科书所记录的较为详尽的词类概念相比,五部汉语会话书对词类和句类厚薄不一的记录态度或因汉语语法的句类系统研究相对于词类起步较晚所致。这或可说明民国早期现代汉语疑问句理论体系处于发展过渡时期且不够成熟。

19世纪末,《马氏文通》按助词传达的语气将汉语句子的类型分为传信(判断句)与传疑(疑问句)。1909年俞吉濬《大韩文典》将句子分为“名词句、形容词句、添附词句”,依是以词为据,这部著作与《马氏文通》齐名,并称“中韩语法学史上的双子星座”。1907年章士钊《中等国文典》第一次从整个句子的表达入手,将汉语句类分为“陈述句、疑问句、命令句、感叹句”,此四分法基本沿袭至今日现代汉语句类划分。1924年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承继了《马氏文通》的传统,以“词类”为纲,并根据语气将汉语句子划分为决定句、商榷句、疑问句、惊叹句与祈使句五种。“对于疑问句研究来说,该书的贡献首先在于在研究对象上实现了由文言向白话的转变。”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对日本的汉语语法研究及汉语教科书的编撰影响较早也较为深远。1937年日本就出现了翻译本《黎氏中国语语法》,最为著名的是仓石武四郎1938年依据《新著国语文法》编译的《中国语语法篇》,但依然晚于本文所论五本汉语教科书的刊行年代。据此推论,1907年章士钊提出的“疑问句”概念与1924年黎锦熙提出的五种汉语句子划分等语法观念还未对朝鲜汉语教科书语法产生直接的影响。1942年何容的《中国文法论》第一次提出汉语句子如果按语气分类,应称为“句类”。1944年吕叔湘在《中国文法要略(中卷)》中提出疑问句可分为特指问与是非问两类。20世纪50年代,中国语法学界的关注点依然集中在词类和句法结构形式的描写上,对句类的研究仍弱于词类,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所改变。

日据时期朝鲜刊行的汉语会话书中记录的疑问句及其对各类疑问词的选择,不仅呈现了20世纪初域外汉语句类教学的混杂性、地域性与过渡性特征,反映出当时域外汉语教学中的句类认知及域外汉语教育界语法观念的嬗变,而且从域外视角佐证了早期现代汉语疑问句语法观念的发展脉络。作为民国时期早期现代汉语口语的域外语料,其与清末近代汉语口语及之后成熟时期的现代汉语句类的历时比较还有待深入挖掘;作为域外汉语教育史文献,其与同时期他国刊行的汉语教科书句类的同时比较也亟须加强。民初域外汉语教育文献作为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过渡期的“史”的意义,以及在20世纪域外汉语传播史及国际中文教育史视域的意义还有待挖掘及体系化。在国际中文教育逐步向学科化、科学化、专业化发展的新形势下,域外区域化与国别化的汉语教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或将为汉语教育史及汉语语法学史提供更为宽广的全球史视阈。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全文图片除特殊声明者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