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鼎 刘洋 | 数字外交对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影响及中国应对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5期

“国际关系研究”栏目

数字外交对国际话语权博弈的

影响及中国应对

陈小鼎 刘洋  | 文

(一)数字外交的概念界定

数字外交源起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早期的数字外交被视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工具,旨在通过信息控制来影响外国受众的感知管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随着数字媒体和传播技术的发展,数字外交的主体不再限于专业外交官或政府部门,那些能够触及互联网的非国家行为体,比如科技巨头、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开始兼备数字外交的主体和受众身份,深度参与外交实践。同时,数字外交的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到双边对话、多边对话、首脑峰会、公众互动等,形成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交互式传播机制。当前,社交媒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外交活动的数字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同时引入了网络安全、电子商务、隐私保护等新兴数字主题,数字外交的议题范围持续扩大。从工具维度到模式维度,再到当前的战略维度,数字外交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事实上,数字外交并非传统外交与数字工具的简单结合,而应被视为外交工具、外交模式和外交战略等多层次变革的新阶段。简言之,外交实践的数字化促成了一种更具参与性的外交文化,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愈发深远的影响。

就概念而言,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数字外交经常与网络外交、云外交等相提并论。有学者认为,数字外交指使用数字工具和技术进行外交活动,网络外交则指使用外交工具和外交思维来解决网络空间产生的问题。换言之,数字外交强调数字的工具性特征,网络外交则强调网络空间的国家利益维护。然而,这类区分一定程度上限定了数字外交的使用范畴,过于强调外交工具价值。有观点则指出网络外交、数字外交等均未能全面而准确地反映公共外交与数字技术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从而提出了“数字化公共外交”的概念。本文认为,无论是电子外交、网络外交还是数字外交,主要是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而变化的一种称谓。由于数字外交更契合当下的数字化趋势以及大数据时代背景,本文倾向于使用数字外交这一概念,具体包括全球数字化进程中的外交形态、外交功能和外交运行方式,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外交场景中的运用及其影响。

(二)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阐释网络外交的概念、特征及趋势等。20世纪末期,信息技术开始影响外交业务,突出表现在“游戏节奏的变化”,即网络空间的外交活动要求即时、高效的反应。随着技术的进步,“信息空间”越来越一体化的同时,也更加碎片化和复杂化,故愈发关注公共外交中的“感知管理”。此外,由于网络外交具有“行为体的个体化、心灵直达性以及即时互动性”三大特征,依靠光速传播和虚拟互动的双重优势,网络外交成为各国开展外交活动的新利器,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了外交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地位。当前,网络外交的兴起与发展对整个外交机制产生了强劲冲击力,应放宽外交问题的研究视野,不能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更需要注重国家与社会、社会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通过美国对华网络外交的实践可以预见,全球信息争霸战将会走向白热化,国际社会在“自由”与“安全”这一传统对立命题的博弈中将面临更为深刻的伦理困境,全球文明融合与冲突的趋势将会在虚拟空间进一步走向深入。大体而言,虽然这一阶段相关成果多属于描述性研究,且研究视角较为宏观,但都预见性地指出了数字技术对外交活动可能产生的深远影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数字外交的表述部分取代了网络外交的概念,这一趋势在学术领域表现得更加明显。受益于数字外交的不断推进,既有成果的研究视角愈发多元,尤其强化了案例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研究议题。

第一类强调数字技术对大国外交战略的深远影响,主要涉及数字外交如何影响国家形象的塑造、政治输出的成效以及大国数字竞争等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欧盟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展示抗疫成果,积极塑造自身形象,但未能充分推动社交媒体的双向互动,导致欧盟驻华使团的数字公共外交未能与中国网民形成对话关系,变成了二者对各自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的再表达。就政治输出成效而言,虽然美国利用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输出和政治渗透,但无法从根本上赢得他国民心,也无法阻挡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美国霸权不断衰落的历史命运。以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网络外交实践为例,美国虽然凭借网络沟通和政治作秀占据了信息传播的高地,达到了塑造舆论环境、扰乱他国秩序的短期目标,但难以实现赢得他国民心的根本目标。尽管如此,美国网络外交仍属于低成本、高回报的外交方式。还有成果强调了数字外交对于国际竞争的战略意义。以欧盟为例,网络议题不仅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更成为欧盟拓展自身软硬权力、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巩固其在全球网络安全格局中地位的主要抓手。而俄罗斯的数字外交实践则“有助于厘清自助的国际体系下非盟友/无战争大国如何用数字外交传播策略回应国家间竞争关系”,更加深入地理解大国数字外交行为。

第二类侧重于数字外交带来的多重风险。虽然数字外交一方面在实践过程中发挥着沟通、协调、预测、渗透等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受到国际规范缺失、技术缺陷、伦理风险、虚假信息传播以及数字鸿沟等方面的制约。比如,数字外交中“深度伪造”以深度学习为手段、以内容篡改为目标,旨在误导公共舆论、放大议题争议范围、掩盖政治责任、操纵个人决策和破坏社会信任,给全球政治和国家间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风险。缺乏规范共识的数字外交行为不仅模糊了正常外交发言与造谣式言论的界限,还容易导致国家之间的误解与误判。至于数字外交的南北差异与数字鸿沟问题,在技术先进和技术落后的国家间体现得更加明显。精通数字外交的国家在塑造多边议程方面的能力更强,在国际谈判中表现更好,对数字治理国际标准及规范享有更大的定义权。因此,相较于传统的“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之间,未来国际事务中的不平等将主要出现在“数字北方”与“数字南方”之间。

第三类则关注数字外交的发展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开启了数字外交发展的新时代,线上外交从疫情之初的临时安排逐渐变为常规操作。通过数字外交,政府领导人几乎可以同一天参加不同地点举行的多个会议,既降低了外交成本,又提高了外交效率。数字外交的低成本与便捷性不仅有效解决了疫情导致的社交距离限制问题,实现了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均等,还有助于提高外交活动的效率,拓宽外交议题范围与互动空间,比如全球合作抗疫、疫后重建等。后疫情时代,虽然线下外交活动逐步恢复,但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混合外交变得更加普遍。尽管混合外交的兴起带来第三波数字浪潮,外交模式进入新阶段,但数字外交不会取代传统外交,而是在谈判领域辅助线下外交。换言之,数字技术的确部分改变了外交模式,但传统外交目前仍占据主导地位。数字外交的发展推动传统外交主体加速适应数字化进程,不断测试、研究和采用复杂的技术,从而提高外交战略的有效性。

虽然既有成果视角比较多元,但仍存在碎片化以致研究深度不足的问题,尤其未能就数字外交与国际话语权博弈之间的互动展开深入分析。事实上,技术迭代引发的外交模式变革只是表象,数字外交的根本价值仍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塑造国际话语权。当前,逆全球化、单边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交织叠加,大国之间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竞争态势愈发激烈。数字外交的发展导致现有外交体系在危机决策能力、信息分析能力、机制管理能力上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加剧了国际话语权的博弈。鉴于此,明确数字外交与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嬗变机制,探讨中国的因应之策至关重要。

话语权概念的提出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权力决定了“由谁说”“说什么”和“怎样说”。可以说,话语权之争的本质即权力之争。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就意味着掌握了国际事务、国际标准以及国际规则的定义权、解释权和评判权。一旦国际话语权缺失或者不足,一国将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加剧了数字地缘政治的竞争态势,数字外交的蓬勃发展不仅意味着国际关系领域的一场技术革命,更关乎国际话语权之争。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的全面外溢加速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构,权力对抗、制度竞争与意识形态对立高度交织,国际话语权竞争已然成为数字外交时代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国际话语权主要涉及话语施行者、话语内容、话语对象、话语平台和话语反馈五个方面的问题。受此启发,本文将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机制概括为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以及话语认同四个环节,即“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以及“说得怎么样”。这四个环节相互作用,最终决定了话语权的生成以及强弱程度。

数字外交究竟如何影响国际话语权的博弈?从宏观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技术、观念与空间三个维度。在技术维度上,数字工具从单一转向多元,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技术迅速发展,激化了传统数字霸权国与新兴数字大国之间的数字平台话语权之争。在观念维度上,数字外交背景下的国际话语传播正在从“主体本位”转向“受众本位”,如何避免自说自话并获得受众的认同成为话语权博弈的落脚点。在空间维度上,数字外交极大地拓宽了国际话语权的生成空间,国际话语的辐射范围从现实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在话语影响力大幅提升的同时,也放大了政治的脆弱性。鉴于此,以技术、观念与空间三个维度为观照,结合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机制,数字外交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认同四个方面加剧了国际话语权的博弈(图1)。

(一)话语主体: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数字外交的发展显著提升了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话语权博弈中的影响力。在传统外交实践中,国家既是主要发声群体,也是话语权博弈的核心力量,诸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普通民众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度并不算高。但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话语主体从一元转向多元,突出表现在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外交实践与话语权博弈的积极性与影响力明显增强。并且,非官方立场的属性以及丰富多样的话语内容不仅扩大了受众范围,还提高了话语互动的频率。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为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国家间竞争、参与全球治理、影响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

就国际话语权博弈而言,数字技术赋予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某种程度上甚至比许多国家还要强大,对占据数据和算法双重优势的科技巨头而言尤其如此。尽管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丰富了既有的外交实践,但其影响力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国家的主权认同感,“多层次博弈”成为国际话语权竞争的新常态。“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政治机器人的使用、编程化的舆论操控以及深度信息伪造,不仅意味着数字外交正式进入‘算法政治’时代,也标志着国际国内舆论竞争‘智能化对抗’时代的来临。”以脸书和推特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通过数据分流、规则设置等手段塑造国际网络空间舆论走向,以马斯克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巨头则通过技术支持、表明立场等多种形式介入外交博弈与舆论战。国际资本巨头越来越热衷于将技术资源转化为国际政治影响力,深度参与大国博弈。凭借数字资本的社会渗透力,数字公司在信息剪裁、规范塑造、议程设置和政策影响方面的权力不断扩张,进一步加剧了话语权博弈的复杂性。可以说,乌克兰危机的复杂化与长期化与非国家行为体的“数字崛起”密切相关。

总之,数字外交的变革丰富了国际话语权博弈的主体,尤其是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度与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以数字公司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开始积极参与外交实践,一方面推动了国际话语权博弈主体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则表明数据和算法正在成为影响国际秩序调整的新变量。值得注意的是,非国家行为体不仅有强烈的利益诉求,还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理念等身份政治认知。数字巨头通过算法技术嵌入话语生产和传播体系,部分削弱了国家在话语权竞争中的主导地位。随着新兴数字巨头等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话语权博弈中的实力和作用日益凸显,其谋求话语主导权与政治影响力的主动性也不断增强。当下,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理念和利益分歧愈发明显,行为互动愈加复杂,话语权博弈更为激烈。

(二)话语内容:数字议题的关注度明显上升

数字技术改变了外交活动的数字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网络安全、电子商务、隐私保护等数字议题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外交谈判中,国际话语权博弈的内容也愈发聚焦于数字相关的议题。一般而言,话语内容的设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权国家的实力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然而,数字外交的变革加速了主权国家的去中心化趋势,即便是那些在数字技术层面稍显薄弱的国家,也可以尝试争夺数字规范领域的话语权,从而提升国际话语权博弈的竞争力。欧盟在全球数字规范领域的成就便是鲜明例证。因此,在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数字经济、数字主权和人工智能等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外交议题备受关注,新兴科技大国与传统数字霸权国之间围绕数字相关议题展开的竞争也愈发激烈。

数字经济是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鉴于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国不断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抢占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前沿与数字技术制高点,由此引发以“数字发展”为目标的新一轮国际话语权竞争热潮。中美之间的数字竞争尤为激烈。随着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的战略焦虑持续加深,政治安全逻辑逐渐压倒经济发展逻辑,通过技术封锁与舆论渲染对中国企业进行双重打压。2020年2月14日,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警告美国盟友,不要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开展业务,并呼吁其他国家在全球竞相开发5G网络之际与美国合作。2020年8月1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所有公司向华为出售任何采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无论这些芯片是否是根据华为的用户规格定制的。美国一方面在不同场合渲染华为5G技术存在网络安全隐患,一方面组建“芯片联盟”对华为实施芯片制裁,归根到底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数字经济发展的话语权之争。

大国之间关于网络空间规范话语权的竞争也愈发激烈。2020年11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报告称,技术竞争将是美国下届政府面临的首要外交挑战之一,其中技术依赖将导致中美之间在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安全等方面出现一系列问题。2022年5月19日,英国司法部长苏拉·布雷弗曼(Suella Braverman)在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发表题为《未来前沿的国际法》的演讲,阐述了英国对国际法适用于网络空间关键问题的立场。这是继前任司法部长杰里米·赖特(Jeremy Wright)发表《21世纪的网络与国际法》后,又一次相同主题的立场性演讲。在现有国际法关于网络空间规范尚不明确的情况下,英国通过高官演讲的方式渐进、明确地提出本国的立场和主张,意在填补网络空间的国际法赤字,争夺网络空间规范领域的话语权。欧盟则在网络空间数据治理、人工智能等领域率先提出《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人工智能法案》(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数据治理法案》(Data Governance Act)等多项法案,试图通过规范话语权弥补技术短板,掌握全球数字规范的话语主导权。2023年11月1日,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在英国布莱奇利园召开,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吴朝晖率团参加峰会,积极宣介中方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中方“以人为本”“尊重他国主权和遵守他国法律”“加强国际合作和对话”“帮助发展中国家”等多条倡议被纳入会议成果《布莱奇利宣言》之中,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总之,数字资源正在冲击并革新传统的结构性权力,国家间地缘政治、经济与文化的竞争模式亦发生了重大变化。数字主权、数据安全、数字经济等数字议题成为大国数字外交的关注焦点,与之相应的话语权争夺愈发激烈。

(三)话语平台:网络空间成为大国外交新场域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控制着全球范围内的主流新闻媒体与网络平台,享有绝对的话语权优势。比如,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前四位依次为Facebook、YooTube、WhatsApp和Instagram,均为美国企业。凭借平台优势,西方国家持续向其他国家进行价值观输出,强化意识形态,为权力竞争服务。这种“话语操纵”往往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渗透性和策略性,能够使客体在不经意间接受特定的符号意义。因此,在西方话语霸权体系下,世界充斥着发达国家的声音。数字外交的变革则开始驱动这一传统的话语霸权体系呈现“去中心化”趋势,为实现国际声音多元化提供了契机。基于此,网络空间已然成为大国外交与话语权博弈的最新场域。

众所周知,鉴于平台基于算法而运行的特性,对平台具有掌控权的国家在话语权博弈中显然更具优势。数字技术的核心是算法,算法一旦被国家行为体使用,就会成为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追求权力和利益的国际政治工具,并通过“技术嵌入”和“权力赋能”产生“非中性”作用。因此,算法在为用户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操控着所载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数字强国正是依靠强大的算法优势主导信息生产、流通和传播的全过程,操控网络空间的舆论导向以及意识形态的灌输。在乌克兰危机中,社交平台政治化、武器化的趋势尤其明显。谷歌、脸书、微软、苹果、万事达等几乎所有与互联网相关的西方国际化企业因价值立场而加入对利益冲突国的制裁,限制网络服务。乌克兰危机凸显了网络空间武器化的危险倾向,突出表现为代码武器化、社交媒体武器化与互联网资源武器化,网络底层信任基础遭遇严峻挑战,未来网络空间秩序将愈发混乱。

西方网络话语霸权的另一鲜明例证是持续多年的巴以冲突。2023年10月初,持续数十年的巴以问题严重升级,双方伤亡人数持续上升,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然而,时隔近四十年,情况仍如巴勒斯坦裔美国知识分子、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1984年所说的那样,巴勒斯坦人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巴勒斯坦的声音被排除在西方主流媒体的叙述之外。冲突发生后,巴勒斯坦驻英国大使胡萨姆·佐姆洛特(Husam Zomlot)在接受BBC的采访直播中强调了西方媒体的虚伪做派。他指出,每当发生针对以色列人的袭击时,他就会被邀请接受采访并要求谴责相关行为,而采访以色列官员时却从不要求其自我谴责。数千名巴勒斯坦支持者表示,他们的帖子已被压制或从Facebook和Instagram上删除,即使这些消息没有违反这些平台的规则;人工智能工程师阿亚·奥马尔(Aya Omar)则称,她经常浏览的巴勒斯坦媒体账户已经全部被Meta和Instagram屏蔽。可以说,从一开始,社交媒体就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结构的权力中心所吸引并与之结盟,西方主流媒体所倡导的中立、客观、真实、自由等价值取向,背后是与政治利益和身份认同相勾连的双标立场。

西方通过“舆论战”“信息战”“认知战”等非军事手段,实现了帮助乌克兰抢占国际舆论先机的目的。而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尽管西方社交媒体过滤了诸多不利于以色列的新闻信息,但以抖音为代表的新兴社交平台秉持客观中立、尊重事实的原则,发布了诸多视觉冲击感极强的短视频,真实展现了巴以冲突现场的残酷程度以及国际舆论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灾难的谴责。由此可见,由于西方长期掌握社交平台控制权,国际话语的多元化很难自动实现,但数字外交拓宽了国际话语权的生成空间,为国际社会听到多元声音提供了有效渠道。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表明,从现实空间到虚拟空间,国际话语权博弈不仅关乎国家形象的塑造,甚至牵动着各国的国家安全。随着网络空间日益成为大国外交的主战场,如何应对日益碎片化、军备化的网络空间话语权竞争,是对大国战略定力和外交智慧的重要考验。可以预见的是,未来数字霸权国与数字新兴国之间关于网络空间资源分配以及治理规则等领域的话语权之争也将愈发激烈。

(四)话语认同:数字冷战加剧意识形态对立

数字空间的话语传播既可以塑造正向认同,也可能加剧诸如网络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等负面认知。因此,数字外交在拓宽了国际话语权生成空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话语认同的碎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社会对技术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即一致的价值观、态度和信仰。当前,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嵌入互联网技术之中。与“走廊外交”等面对面外交形式相比,数字外交的辐射力呈指数级增长,信息随手可得、观点精准推送的媒介形态使得话语受众对主权国家的价值观、忠诚度和身份认同面临来自虚拟空间的巨大挑战。个性化的推荐机制导致数字用户被“同质化”信息所包围,加剧了“信息茧房”产生的可能性。因此,虽然数字媒介的多元化和社会化促进了国际传播中政治和文化的融合并轨,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网络平台日益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价值认同,导致外交服务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共识遭到侵蚀。当下,网络极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意识形态对立。

美国政治的极化与中美对立的加剧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形成的。近年来,为弥合美国国内政治裂隙,拜登政府以中国为“存在性威胁”凝聚国内共识,导致公共政策过度安全化,对中美关系乃至全球治理都造成了重大冲击。2020年8月,美国出台“清洁网络计划”(Clean Network Initiative),正式拉开了数字冷战的序幕,旨在以文明冲突论作为最高指导思想,进行意识形态划线,构建遏制中国的同盟圈。拜登上台后,尤其强调联盟体系和选择性脱钩在未来美国科技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并试图在此基础上锻造大国竞争的新工具—科技联盟战略。传统地缘政治的冷战思维已经蔓延至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对立与价值观冲突甚嚣尘上。根据盖洛普最新民意调查,2023年仅15%的美国人对中国具有好感,创下历史新低,而2019年该比例为41%,2020年为33%,2021年和2022年为20%,在经济和军事上,美国人普遍将中国视为严重威胁。无论是“清洁网络计划”,还是“民主科技联盟”,究其实质都是美国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为噱头,阻挠中国崛起、维护霸权地位的外交话术。

尽管如此,不得不承认的是,结合既有的技术平台优势与外交话语体系,数字外交已经成为美国传播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一支利箭。为维护霸权地位,美国充分利用数字外交的高度敏感性向对手施加外交决策压力,利用算法优势定向传播虚假信息,实现对他国政治干预和意识形态渗透的目的。乌克兰危机中,以科技巨头为代表的“硅谷军团”集体对俄宣战,几乎所有与互联网相关的西方企业都加入了对俄制裁,限制其网络服务,俄罗斯毫无招架之力。所谓“科技无国界”本质上仍无法脱离意识形态对抗与地缘政治博弈的思维框架。

综上所述,数字外交的变革对国际话语权的主体、内容、平台与认同度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激化了国际话语权的博弈态势。以数字科技巨头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话语主体,与数字技术相关的话语内容受到更多关注,网络空间成为话语权博弈的最新场域,现实空间的冷战思维延伸至数字空间,意识形态对立加剧。当前,随着世界政治极化趋势的加剧,中国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将更加复杂,如何有效应对数字外交变革背景下的国际话语权博弈,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数字外交的变革赋予国际话语权更加鲜明的数字特性,加剧了国际话语权博弈的态势。话语权竞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数字空间多元话语力量角逐的背后是权力的博弈。当前中美竞争全方位展开,国际话语权争夺尤其激烈。凭借数字领先优势和霸权国地位,美国加紧拉拢、胁迫盟友和合作伙伴,从技术、舆论等多个维度对华实施围堵。但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外交同时具有权力扁平化的特征,部分削弱了数字霸权国的控制力,从而为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创造了新机遇。基于此,需要将数字外交和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机制相结合,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话语认同四个环节协同发力。

(一)话语主体:培养专业人才队伍,推动多元主体发声

数字外交对外交队伍提出了更高的数字技能要求。专业的数字外交人才队伍是抢占话语先机的关键。一方面,快速变化的网络环境加上模糊不清的“游戏规则”,使参与主体必须在短时间内作出反应;另一方面,非国家行为体话语影响力的增强加剧了话语权博弈的复杂态势,使外交决策的过程变得更难以预测。对此,应从制度资源、数字基建和人才引进等方面系统培养数字外交人才队伍。早在1992年,马耳他地中海外交学院就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计算机外交应用单位,2002年发展为现在的非政府组织迪普洛(Diplo),专门从事互联网治理和数字政策领域的能力建设,涉及数字外交、数据和外交、科技外交、人工智能外交、互联网治理和数字政策等多个主题,并开展了日内瓦互联网平台、非洲数字外交与治理、互联网中的民间社会、亚欧公共外交等多个项目。多年来该机构成功培训了来自208个国家和地区的7200多名校友,其中包括在政府、私营和民间部门、媒体和学术界工作的个人。对此,中国可以充分借鉴,打造专业数字外交人才培养基地,提高外交队伍的数字素养,建立稳定高效的数字外交人才梯队。

话语主体中的官方主体是表达中国立场和观点的主要力量,非官方主体则是国际受众全方位了解中国的具象化部分。在外交实践中,话语主体的相对单一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话语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对数字外交的参与较为全面,除政府之外,国际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人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国际舆论竞争中,中国的声音基本通过官方渠道发出,制约了话语内容的丰富性与叙事的多维性,容易被外界视为政治宣传,产生排斥心理。比如,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中国企业的人权影响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与中资企业海外人权影响相关的问题经常被政治化。西方的非政府组织是对中国海外企业“人权问责”的主要力量,中国的行业协会组织在应对此类问题时话语力量明显偏弱。众所周知,所谓的“人权”问题是西方对中国进行舆论发难的主流议题。对此,官方层面应以国际人权标准为原则,强化企业的人权规范意识;企业层面则需要建立强有力的行业组织,提升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话语传播力,敢于就海外经营中的人权问题进行主动沟通和信息披露,有理有力地应对伴随海外投资而产生的“输出型人权挑战”。

总之,在议题设定和话语塑造的策略上,官方主体与非官方主体既有分工也有协作。就官方主体而言,需加快提升数字素养与技术能力;就非官方主体而言,则需引导其与官方主体形成正向联动,避免走向“各自为战”的碎片化趋势,在推动多元发声的同时,实现从“宣传”向“传播”的转变。因此,中国应在不断提升官方话语主体国际传播能力的同时,加大力度培育广泛的民间话语主体,将国际话语权的施行主体扩展到数字企业、民间团体、社会名人等非官方行为体,尤其要充分利用数字企业的技术优势扩大话语受众范围,提升话语的国际传播力。

(二)话语内容:契合时代议题,凝练话语特色

话语内容的质量决定了话语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数字时代尤其如此。话语生产方式与传播环境的代际更迭,意味着必须紧扣时代议题,凝练话语特色,拓展话语权的生成空间。美国之所以能够以“数字安全”“数字主权”为由联合盟友封杀华为,一方面是基于美国相对有效的联盟管理,另一方面则是擅长运用话语霸权,炒作当前最受关注的数字议题,在不同外交场合渲染“中国威胁论”。数字竞争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争取数字领域的技术话语权与规范话语权,对于整体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至关重要。面对美西方的数字技术封锁与舆论围堵,中国既需要提升科技实力,也需要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做好技术升级和思想转换的有效衔接。

以数字治理为例,其虽然具有高效、透明等优点,但也存在隐私泄露、数据篡改、算法歧视、数字鸿沟、信息茧房等重大隐患,应加快构建约束数字权力的法律法规,规范数字权力的应用。面对西方国家在数字领域相继提出的法案、倡议等规范性内容,中国须逐步由“规则适应者”转向“规则制定者”,提升争夺数字规范话语权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庞大用户和以手机为代表的传感器数量是中国数字权力的重要来源,因此,中国可以凭借数字权力的特点和优势,推动国际数字治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2020年9月8日,外交部长王毅在“抓住数字机遇,共谋合作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呼吁各国秉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平衡处理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并希望这一倡议能为制定数字安全全球规则提供蓝本。作为全球数据安全领域首份国际倡议,该倡议以习近平主席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体现了与美国技术民粹主义、单边主义与霸权主义迥异的理念内核,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国际社会越是动荡,越需要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2023年2月21日,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团结精神适应深刻调整的国际格局,以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旨在消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推动国际社会携手为动荡变化的时代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究其实质,中国以和谐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观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虽然中国的和谐秩序观与西方的主流秩序观明显不同,但是却与西方新的理论发展趋势相契合,主要优势体现在与“整合性世界秩序”的逻辑一致以及强适用性上。近年来,中国相继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为动荡不安的国际社会注入了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三大倡议不仅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更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坚持的现实主义传统,追求和合共生,切中当前国际关系新需求。

(三)话语平台:深耕网络空间,整合媒介资源

网络空间是国际话语生成和传播的主要阵地,数字基础设施巨头决定了全球平台生态的整体设计和数据分流。当前,在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网络中,虽然微信、抖音、腾讯、新浪微博均名次靠前,但主要是依靠人口数量优势,话语传播力大多囿于国内。并且,为维持社交平台的垄断优势,美国联合其盟友与伙伴对中国社交平台围追堵截。比如,TikTok因迅速上升的海外受欢迎程度成为打击的重点对象;华为公司因全球领先的芯片技术遭受美国的压制。数字空间的国际话语权竞争日益激烈。面对重重封锁,中国需要深耕网络空间,突破技术和话语的双重压制。

2023年9月,华为发布新品手机Mate 60 Pro,被美国制裁数年后,这款新品也被称为“防制裁手机”。发布新品的时间恰好选在美国商务部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访华期间,华为这一操作意味着芯片技术跑出了“中国速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23年9月20日,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提出了华为全面智能化战略,加速行业智能化,致力于打造中国坚实的算力底座,为世界构建第二选择。中国能否突破美西方对中国的数字技术封锁和规则限制,决定着世界能否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因此,中国需要充分发挥既有的数字技术优势,依靠“数据”和“算法”双轮驱动,争夺国际网络空间的话语主导权。

此外,中国现有国际话语平台存在数量多、质量低、传播内容同质化等问题。因此,应全力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发挥数字化传播的独特优势,实现多种媒介资源和生产要素有效整合,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形成多维立体的数字化国际传播体系。2024年7月1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具体而言,中国既要着力提升在已有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中的话语发声权和话语影响力,更要充分利用当前的5G、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等技术支撑,尽快打造数量优势与质量优势并举的国际媒体,有效传递中国声音。尤其应当鼓励一批政治素质过硬、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际主流刊物上发文,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声,强化中国话语的学理基础与可信度,提升学术性话语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要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趋势,在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上下功夫,在乐于接受和易于理解上下功夫,让更多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不断提升对外传播效果。”

(四)话语认同:践行多边主义,树立战略信誉

美西方国际话语权的本质在于维护其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无论是“数字冷战”,还是“算法政治霸权”,美国的根本目的都是霸权护持。因此,西方话语充斥着冲突与对抗的底层逻辑,意在通过技术、文化和价值输出缓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带来的战略焦虑。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遗余力地倡导“价值观外交”,渲染“中国威胁论”,理由就是中国的崛起缺乏价值观支撑,无法为世界提供值得期许的未来。鉴于此,中国要在多样化、碎片化的世界中寻求均衡,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的改良与区域秩序的生成,就必须超越实用主义的窠臼,具备高度的历史担当与战略自信。

虽然当前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盛行,但国际关系多元化仍是大势所趋,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全球治理注入新的活力,既是中国践行大国责任的体现,也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契机。以信息安全规范的国际扩散为例,在西方主导国际信息安全规范设置的背景下,中国倡导的“主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在2021年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UNGGE)与联合国信息安全开放式工作组(OEWG)相继发表的共识报告中均得到明确认可。这可以视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博弈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纪之问的中国答案,为推动世界现代化进程、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当然,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只有落到实处,才能获得良好的话语认同效果,增强话语主体的战略信誉。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呈现明显的排他性倾向,“全球化”公共产品正在转向“半球化”甚至“俱乐部化”,受惠者范围愈发受限。在西方大国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下降、中国实力增强的双重影响下,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也不断增强。新型南南合作、“一带一路”倡议均是例证。

中国和合文化中蕴含的“和平共处”“和而不同”等思想与西方“零和博弈”“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想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无论是新型南南合作还是“一带一路”倡议,都旨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新型国际关系为指导的新型南南合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弥补西方主导国际话语体系中话语权缺失的被动态势,强化南方国家的集体话语权。与西方根深蒂固的冲突秩序观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为推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新思路。2023年10月,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作为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151个国家、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踊跃与会,共襄盛举,清晰表明了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美西方长期以来的舆论攻击和污名化并未削弱“一带一路”的吸引力。十年来,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在真诚对话、平等交流、开放合作中,不仅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更是颇具代表性的中国话语和中国标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变乱交织的当下,西方话语愈发强调意识形态对立与价值观冲突,中国则通过提供真正具有全球性、平等性和互惠性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持续注入正能量,带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树立了良好的大国战略信誉,提升了中国话语的国际认同度。

数字外交的发展不仅带来技术层面的变革,更改变了传统权力格局的分配,赋予了国际话语权竞争新的内涵和特征。数字外交主要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与话语认同四个层面加剧了国际话语权的博弈。其中,凭借数字关键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优势,数字科技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成为影响话语权博弈的重要主体;数字主权、数字安全、数字经济等与数字相关的议题愈发受到关注;以社交平台为代表的网络空间成为大国外交和话语竞争的最新场域;与此同时,算法政治霸权与数字冷战的加剧,导致话语认同更加碎片化,严重恶化了国际舆论环境,加剧了全球局势的对立与紧张。

在数字化进程加速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话语权既是西方维持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崛起进程中突破“话语困境”的重要路径。出于霸权护持的考量,任何有别于西方话语理念的思想和实践都会遭到美欧强烈反对和话语攻击。面对世界之变与时代之变,应审慎思考数字外交对国际话语权竞争带来的风险,同时厘清数字时代权力去中心化的特性,化“话语困境”为“话语契机”。具体而言,应将数字外交与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机制充分结合,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平台与话语认同四个层面协同发力。在话语主体上,注重培养专业的数字外交人才队伍,构建系统的数字外交话语体系,加大力度培育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广泛的民间话语主体,尤其是媒介素养高、国家意志坚定的国内外网络意见领袖,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多元发声,讲好中国故事;在话语内容上,紧扣时代议题,打破话语陷阱的同时,挖掘“算法”“技术”背后的霸权政治实质,以高度的历史自信和大国担当凝练话语的中国特色;在话语平台上,深耕网络空间,依靠“数据”“算法”双轮驱动争夺社交平台的控制权,形成多维立体的数字化国际传播体系,实现正面涉华内容的智能推送,塑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在话语认同上,坚持倡导并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着重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和能力,强化中国崛起的合法性,增强话语主体的战略信誉。

总之,中国不仅要充分把握数字外交带来的新机遇,更要警惕俄罗斯和巴勒斯坦在国际舆论中被“锁喉”的类似风险,牢牢把握国际事务的发声权以及是非曲直的评判权。通过多元外交主体、多维外交议题、多样传播方式以及多种话语平台,塑造积极有为的国际形象,彰显大国气度与担当,将发展优势转化为话语影响力,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