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试论学术期刊的有为和无为

☞无为期刊遭遇有为改革

○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建立学术期刊体系，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激发了学术期刊的发展。

○ 新世纪以来，面对学术界和期刊界的批评和窘迫，期刊人开始进行改革，包括统一注释标准、明确投稿要求、推动专栏建设、创办网络专业刊等。

○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内耗和内卷问题逐渐显现。

☞从案头编辑到策划、约稿编辑—编辑角色的演化

○学术期刊编辑的角色从传统的案头编辑转变为策划编辑、约稿编辑，面临数字化挑战。

○编辑不仅要关注论文质量，还要考虑影响因子、转载转引等评价指标。

○编辑职业化导致了编辑与学术共同体的分离，编辑的知识结构和责任使命发生变化。

☞学术期刊的责任与使命

○ 学术期刊的角色从被动服务转变为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学术平台。

○期刊编辑通过策划重点栏目、制定学术标准和写作规范、做好学术守门员等方式，推动学术发展。

☞学术期刊与学术评价

○学术期刊的评价体系受到广泛关注，SCI、SSCI等索引系统成为评价论文影响力的依据。

○中国特有的C刊现象导致学术界对期刊评价的焦虑，评价机制的混乱和急功近利对学术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 推动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共同体，采用同行评议制度，提高学术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结  语

○ 反思过去二十多年的期刊改革，作者认为应该在有为与无为之间找到平衡。

○ 改革的目标应从强化制度监督转向培养伦理和诚信机制，减少内卷和内耗，促进学术生态的健康发展。

如果从1665年世界最早的两份学术期刊,即法国的《学者杂志》和英国的《哲学汇刊》创刊开始算起,学术期刊已经走过三个半世纪的历程。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期刊只是学术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特征、目标、使命均受制于学术共同体。正常的学术共同体,诚如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Polanyi)的界定,遵循的是一种“随机秩序”(spontaneousorder),“一种自发的、无意识的秩序”。波兰尼对科学共同体的定义应该是基于其对近代早期科学实践的观察。有学者注意到,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包括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和稍后的弗朗西斯·培根、勒内·笛卡尔等,都视科学探索为个人志业,只是需要验证或讨论时才通过书信或书籍出版方式与同行分享其发现或见解。一般认为,“科学实践的个人特征到17世纪因致力于交流科学见解的学会和期刊的出现才大为改观”。对这一转变的最好诠释就是1660年伦敦皇家学会的建立和1665年《哲学汇刊》的创刊。从此以后,学会和作为学会旗舰的会刊就成了学术共同体的核心。学会首任秘书和《哲学汇刊》创办人亨利·奥尔登伯格(HenryOldenburg)为鉴定来稿的学术质量还首创了同行评议制度,该制度将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成功地联系在一起。从这种意义上说,1665年之后的欧洲学术共同体也不完全是自发的、无序的,学会和会刊对共同体的引领作用已经显示出来。

波兰尼之所以强调学术研究和学术共同体的自发性,所针对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蔚然成风的计划学术,而这一趋势的根源还在于30年代大萧条引起的经济领域自由放任政策的危机。一方面,遍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萧条让各国领导人和知识精英意识到自由放任带来的严重后果,纷纷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等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另一方面,受大萧条冲击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与在计划经济中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苏联形成鲜明对比,在各国知识分子中出现对有组织有计划的学术研究的热切期盼。即使以保守主义见长的英国学术界也难以免俗,很多热衷于公共事务的科学家卷入当时盛行的计划科学运动。1945年12月,英国科学进步协会

(theBritishAssociationfortheAdvancementofScience)开会讨论计划科学,并邀请当时已经在科学哲学界崭露头角的迈克尔·波兰尼到会致辞。从匈牙利移民到英国的波兰尼是计划学术的坚定反对者,对于英国学界一批服膺于“计划”学术的科学家很不以为然,但却在舆论中居于少数。在其致辞中,波兰尼抱着引发众怒的勇气更新了他对计划学术的批评,“但却惊奇地发现,发言人和听众均支持其观点,即科学应遵循其内在理路自由地探索”。按照波兰尼的说法,从那以后计划学术运动在英国渐趋式微。

波兰尼试图从哲学的高度阐述学术研究的自发性和偶然性,否定计划学术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计划学术不仅存在于30年代苏联的“五年计划”之中,在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由于众多研究基金的设立而将原来的个人研究纳入到不同程度的集体研究之中,这种团体合作体现在学术发表上就是联署作者的普遍化,说明大多数涉及实验、统计和调查类发现都是由一个团队而不是个人完成的。与科学革命时期单打独斗的独立作者发表不同的是,19世纪末以来团队成果的逐渐增多。对此我们只要浏览一下一些著名科学杂志的文章目录即可一目了然。

尽管欧美等学术强国依然在追求自由自在的学术研究,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受外界干预和影响的纯粹学术几乎是不存在的,就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放任理论从未完全实现一样。更何况,在一些传统社会中,“为解决复杂且不确定的环境问题而向国家提供科学咨询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下世界各国的学术期刊来说,无论学术界是否情愿,都不得不承认,它已经难以避免地为各种外在力量所驱动,成为从大学到国家的行政机构对学者进行学术评价的工具了。根据朱剑的观察,这种以学术评价为目标的对学术生态的外来干预主要起因于二战之后的冷战状态:“国家对于科研的巨大投入成为战后科研资金的主要来源,科研资金则成为大学及研究机构全力以赴争夺的对象”,为了公平分配科研基金,“专业评价机构应运而生”。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发表的重要平台,自然也被纳入评价体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外来干预,让学术期刊背离了自然、自在、自发的原始状态,由无为走向有为。

具体到中国国内的学术期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迎来了80年代的科学春天。然而,由于研究人员的数量有限,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相对较少,学术发表基本上还是遵循传统的自由自在的方式,学术之外的干预因素并不多。尽管国家从1991年就开始设立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学术研究,但早期的资助数量相对较少,并未对大多数人的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在很多资深编辑的回忆中,八九十年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无论是科研还是编辑工作都要从容得多。学者们没有今天这样大的发表压力,也就没有因僧多粥少造成的内卷。这种岁月静好的局面甚至掩盖了中国学术期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生存状态。到上世纪末,中国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性学术期刊存在的各种问题开始显现。朱剑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透露,上世纪末的199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本来要整顿综合刊过多的乱象,结果“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导致了治理整顿的结果与初衷大相径庭,以致形成了如今一校一刊、一盘散沙般的学报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这样,随着中国学术的崛起和知识产出的增多,综合性大学学报遍地开花。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年间,“文科学报总数翻了一番多,达到了1,300余家”。当学术界和期刊界逐渐认识到千刊一面的综合性大学学报不能代表学术期刊发展的正常方向时,中国的期刊困境已经积重难返。

《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

既然学术界期望的期刊专业化发展在传统的纸质刊出版上已经无能为力,期刊改革的目标指向了世纪初在中国方兴未艾的网络化出版。在朱剑、仲伟民等学报主编的组织和策划下,2012年以教育部名刊为主的17家学报在知网共同推出了《马克思主义学报》、《历史学报》、《文学学报》、《哲学学报》、《政治学报》等10种网络专业刊。这个被称为“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的网络出版系统参与的学报后来增加到上百家,专业刊的数量也增加到数十种。这一设计的目标就是通过网络媒体实现综合性学报专业化呈现,所针对的是中国综合性学报的拼盘化现象,所追求的是学术期刊的专业化发展,所依托的是正在兴起的数字化、网络化阅读趋势。与国家指导的各项改革不同,这一期刊改革举措完全是由学术期刊自己发起的。过去三十年中国期刊发展经历了光盘版、网络版、微信公众号版等多个发展阶段。期刊界在增加和改进传播渠道上的有为主义(activism)经常需要与信息化传播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赛跑。科技的不断进步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数字化改变了很多读者的阅读习惯,促使期刊不断追求新的传播方式。虽然由于后来网络化由呈现到搜索的转向让网络专业刊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一尝试仍不失为中国期刊改革的一大壮举,在中国期刊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除了综合刊过多这一痼疾之外,中国学术期刊也受到本世纪初学术繁荣中滋长的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的侵蚀。一位学报编辑曾在文章中对当时中国学术期刊的文化生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学术共同体生态失衡”殃及学术期刊,“使得一部分学术期刊在‘真学术’面前抬不起头,它们缺乏学术公正与学术尊严,学术质量平庸,假冒伪劣的学术泡沫和垃圾充斥着期刊,占据着大量的学术版面,这种状况让有良知的编辑痛心疾首”。可以说,世纪之交工作在高校学报的一批期刊编辑是最先感知到学术生态变化的学术群体。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一方面是经济的迅速繁荣,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经费逐年增加,研究队伍不断扩充,学术产出也成倍增长;另一方面,各行各业都在寻求与世界接轨,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也在走向国际化,学术期刊为了追求高质量发展也必须有所作为,开始积极探索各种改革路径。激励期刊界锐意创新大胆改革的是教育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一系列举措,其中影响最着的当属2003年底正式启动的“名刊工程”。从2003年底到2011年5月,该工程在全国一千多种高校人文社科期刊中前后分三批遴选出31种高校名刊,通过树立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学术期刊整体质量的提升,以改变大学学报“全、散、小、弱”的状况,实现“专、特、大、强”的目标。

对于期刊界来说,要跟上国家的改革步伐,首先要解决的是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在朱剑2007年刊发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文章《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阐述。经过几年的酝酿,一批率先成为教育部名刊的大学学报开始推动积极有为的改革。仲伟民、朱剑2012年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刊文,提出要摆脱“1950年代以来逐步固化的综合性、内向性模式”,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报体系。期刊改革的路径在张耀铭的几篇重头文章中得到系统阐述,即要摆脱中国学术期刊“全、散、小、弱”的状况,从千刊一面的局面中脱颖而出,就要建立自己的品牌,提升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具体包括

(1)提升选题策划能力,

(2)建立特色栏目,

(3)加强专题研究,

(4)推出名家名文,

(5)开展学术争鸣,等等。这些改革有一个总体目标,就是张耀铭总结的“重建学术期刊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首先要剔除制作假刊、滥发增刊和买卖版面等以刊牟利的现象;其次要摆脱平庸,改头换面,所发文章从内容到注释格式都要遵循严格的学术标准;第三,通过采用同行匿名评审制度等形式提高稿件录用的公正性和透明性,并让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共同体;第四,通过社科资助等方式鼓励期刊推动学术创新,引领学术潮流。张耀铭还举出《文史哲》围绕重大学术问题举办学术会议、《南京大学学报》倡导“专栏特约主持人”制度以及《清华大学学报》设立“百盛—清华学报优秀论文奖”等案例,说明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为改进期刊质量、推动学术进步做出的诸多努力。改革的齿轮在寻求有所作为的各家学报编辑部的推动下转动起来。朱剑在近期发表的文章中追溯了期刊改革中两个著名的话题,即“编辑学者化”和“编辑引领学术”的来龙去脉:“要说两者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不管大刊小刊名刊普刊,编辑们都不甘现状,积极励志,勇于突破自我使然。”

学术期刊要有所作为,首先要求期刊编辑转变角色,承担起新的责任和使命。而20世纪70年代末的期刊体制改革造就的期刊编辑职业化为中国期刊人命运的变幻起伏埋下了伏笔。根据朱剑的研究,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学术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数量的激增”,“作为一个独立行业的学术期刊(学报)职业编辑队伍也迅速壮大”。“当脱离了学术研究和从未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职业编辑成为编辑主体之时,他们已不再具有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显然,制度层面的职业化改变了编辑与学者的传统关系,对‘编研一体’传统的否定直接导致了学术期刊编辑全面退出了学术研究领域而与学术共同体分离”。职业化重新规定了学术期刊编辑的责任与使命,也重新塑造了编辑的知识结构:首先,单位认同取代了学术共同体认同。既然期刊是由单位主办,主编和编辑也都由单位任命,他们当然要对单位负责。其次,编辑代替学者掌控了学术成果的评判权。诚如朱剑所见,“通过体制的赋权,编辑可以凭借审稿来支配甚至指挥学者的学术研究”。

最后,以高校学报为主的综合性期刊的多学科特征决定了人数有限的期刊编辑不可能追求专家化发展,而必须应对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挑战,变成了“杂家”,也就是刘石所认同的“编辑应该是toknowsomethinga-bouteverything”,并认为“一流学者的文章恐怕也只能由具有二流乃至三流学术水平的编辑来编发”才是合理的。从八九十年代过来人的各种回忆看,大部分期刊编辑对于70年代末开始的编辑职业化是乐于接受的。相对于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期刊编辑的工作压力要小一些,却又能在很多学术会议上受到“尊宠和礼遇”。如果能在身心上接受这种体制安排,期刊编辑应该是个令人羡慕的职业,这或许就是很多资深编辑回忆中那段云淡风轻的美好时光。

传统意义上的期刊编辑是案头编辑,每天拆阅和反馈一封封纸质邮件,从中选出优秀的文稿发表,大多比较清静无为,虽然也有较为繁忙的大刊编辑,但案牍劳形总能在大小学者们由衷的谢语中得到慰藉。他们秉持的是内容为王的办刊宗旨,所关注的也主要是论文质量,而不必考虑其影响因子、转载转引或者获奖评优,更不用为期刊分级和基金资助费心劳神。那时的期刊编辑大多意识不到其职业可能带来的权力和利益,也就不会看重任何非正常的回报。根据曾供职于武汉大学学报多年的叶娟丽教授的回忆,近十年来退休的那批编辑,多数是在1980年代转岗而来。“这批编辑主导了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黄金30年,并且确立了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则,其中之一就是恪守专职编辑本分,不介入学术,做纯技术性的编辑”。作为职业编辑,他们所能获得的最大奖赏就是一代又一代学术新人都会记住他们第一篇重要文章是谁编的。笔者1988年硕士毕业留校工作,1990年在《世界历史》发表了第一篇代表作,至今记得编辑部黄启芳老师覆信中的温文尔雅。如今黄老师已去世多年,很多学术同行还时常谈起她,铭记着她的恩泽。对一位“甘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编辑来说,能为广大作者所铭记,能活在作者心中,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境界。只是时过境迁,即使期刊编辑们没忘初心,也回不到当年的工作环境了,现在的学术生态和办刊条件已今非昔比。

《进步与公正》

对很多期刊编辑来说,最值得怀念的还是没有所谓核心期刊、没有期刊排名的那些年的恬淡与温馨。曾在一家大学学报工作数十年之久的陈颖对于核心期刊排行榜在中国的登堂入室及其造成的期刊恶性竞争有深切的体会:“随着一些图书情报机构的有意诱导、持续加温,加上高校、科研院所等学术单位科研管理部门的有意无意配合,所谓核心期刊排行榜竟逐渐流行开来,经过二三十年的浸润,如今已堂而皇之成为几乎所有高校和科研单位考核学者学术水平科研业绩的不可或缺的主要指标之一。对于学术期刊而言,这几乎是一个看不见的巨大天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所谓核心期刊评价都如影随形难以挣脱。于是,为了在所谓核心期刊排行榜中挣得一席之地,众多学术期刊不得不认真对待主动迎合诸如影响因子、被引率、下载频次等评价指标,久而久之竟相沿成习,温水煮青蛙般沦为期刊评价机构的‘奴隶’。”表面上看学术期刊越来越受重视,期刊编辑地位也水涨船高、炙手可热;而实际上,原来很多与世无争的编辑现在却被卷入各种权力角逐中,一方面要应付超越学术的各种要求和请托,另一方面又要为自己供职的期刊争取到“核心”的地位和可观的名次,为此不得不主动出击,利用各种机会约请名家稿件以提高转引率,勾兑二次文摘编辑以提高转载率,利用多媒体增加所刊文章的能见度和传播范围。这就导致编辑角色发生根本变化,由案头编辑、文字编辑转化为策划编辑、约稿编辑和多媒体编辑。

从过去二十多年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是学术繁荣还是传播技术改进都对主编和编辑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在期刊编辑被职业化并逐渐疏离于学术共同体的八九十年代,学者队伍和学术产出都保持在有限的规模。就笔者所熟悉的历史学领域而言,很多资深教授一辈子正式发表的文章也不过十来篇;有的教授虽然学富五车却不着一字。相比之下,学术期刊编辑少发甚至不发文章也不会有任何压力。大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学术发表就驶入快车道,经过一二十年的积累,学界出现了很多著作等身的学者,发表的文章动辄上百篇,甚至数百篇。这种现象加重了编辑的身份焦虑:如果不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可观的发表,自己还算不算一位学者?在对于学术期刊回归学术共同体已成共识的当今中国,期刊编辑如果不能自动学者化,就要付出比学者更多的努力去证明自己。由此我们看到很多编辑在承担了繁重的编校工作的同时,还要抽出时间做科研,不然的话职称就难以晋升,待遇上也与教学科研岗拉开了更大的距离。

学术期刊编辑面临的另外一重压力是数字化带来的挑战。中国学术期刊由无为向有为转变时期,正赶上学术传播的网络化、数字化革命。追求学术传播的方便、快捷成为很多期刊的办刊目标,自然也成为加诸编辑岗位的新要求。张耀铭十多年前就曾撰文谈“数字挑战与编辑重塑”问题。他指出:“面对数字化的挑战,学术期刊必须转变发展方式,学会数字化生存。学术期刊的编辑不仅要了解不断涌现的各种新技术,如期刊采编系统、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电子排版系统、电子校对技术、数字化出版技术、手机出版、RSS订阅、博客等,积极将新技术应用于期刊出版中,而且必须转换自己的角色定位。”关于角色转换,张耀铭谈到的两点变化至今依然困扰着学术期刊的主编和编辑们:其一是“由单纯的文字编辑转型为全媒体编辑”。随着信息化革命向纵深发展,对学术信息的传播要求越来越高。期刊编辑要想跟上信息革命的技术进步,不仅要熟悉网页的设计与操作,还要了解移动互联网技术。其二是“由学者型主编转型为职业化主编”。他认为,将主编工作仅仅看作学术科研之外的一份兼职是不够的。身为主编就应该投入其中,使所办刊物“体现出一种整体的编辑思路、学术导向和审美情趣”。张文提到的主编职业化与前文所谈编辑学者化看似矛盾的两个方向,却形成相向而行的双重压力,让学术期刊编辑们告别了云淡风轻的案头生涯,既要在各自领域的科研工作中站稳脚跟,又要成为新媒体能手和社交达人,让所编辑的期刊在正常的学术影响和不正常的学术分级与排名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可以说,至晚到本世纪初,学术期刊角色定位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被动服务于学术共同体,逐渐转变为具有主体意识的独立学术平台,以推动学术进步与发展的助推器和催化剂自任。期刊职能变化的背后是主编和编辑职责的变化,从过去“为人做嫁”的服务型工作转变为学术研究隐形的指导和指挥者。只要浏览一下过去二十多年发表的有关学术期刊使命的文章,不难发现充斥其中的各种高大上的口号,很多期刊往往在政治高调中忘记了自身的基本定位,那就是作为学术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在推动学术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学术繁荣中究竟要承担起什么样的使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客观地说,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发表、展示和交流平台,经常不自觉地成为学术活动的中心。历史上不乏作为某个学术团体的旗舰杂志引领学术新潮流的案例,如催生年鉴学派的创刊于  1929年的《经济社会史年鉴》(1946年改名为《经济、社会、文化年鉴》),还有中国近代史上围绕《学衡》杂志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衡派,围绕《食货》杂志形成的食货学派,都是因期刊而得名。然而,很多学者在关注期刊与学派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二者之间固有的本末与因果关系。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历史上一些学术流派的形成过程,就会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有一批拥有某种创新性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学者,为了表达他们的观点才创办一份学术期刊或者其他形式的学术媒体。近代思想史上较早出现的学派是法国的百科全书学派(Encyclopédiste)。这个学派虽然以狄德罗等人编著的《百科全书》(全称《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

Encyclopédie,oudictionnaireraisonnédessciences,desartsetdesmétiers)命名,但了解其历史背景的学者都清楚,在主编《百科全书》之前,狄德罗就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启蒙思想家结成一个圈子,成员包括孟德斯鸠、魁奈、伏尔泰、卢梭、达朗贝尔等,他们都参与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后来的年鉴学派的情况也大抵如此。根据彼得·伯克的研究,年鉴学派的创立者是两个人,费夫尔和布洛赫。二人都出身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同时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从此开始了长达13年的不间断的合作。办公室相邻的费弗尔和布洛赫每天都一起讨论他们感兴趣的历史地理和社会心理等问题,间或有别的学科的同事加入其中,逐渐形成一套全新的历史研究视角和方法。1929年他们共同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

(Annalesd‘histoireéconomiqueetsociale),

并以此为平台带动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历史学家投身其中。尽管期刊名称后来两度变更,但学派的特色具有明显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我们可以说年鉴学派以《经济社会史年鉴》这份期刊而得名,但期刊只是学术群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学派与学刊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体现在上文中提及的近代中国的两个案例身上,无论是《学衡》派还是《食货》派,都是先有一批在思想、方法上寻求创新或者异于常人的学者,才有期刊和学派。当然,厘清学术期刊与其所依托的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要否定期刊在推动学术发展中可以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其实,回顾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巨大变化,不难看出学术期刊编辑,尤其是高校学报编辑们锐意进取、不断创新以引领学术的心路历程。在积极有为的心态下,引领学术的很多路径被开拓出来。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通过策划和组织重点栏目,推动期刊特色化发展。重视栏目设置,以栏目体现特色,是过去二十年期刊界的普遍做法,也是很多综合刊克服拼盘化弊端的有效举措,受到广大读者的赞赏。通过重点栏目的设置可以实现如下办刊目标:其一是贯彻国家大政方针,达到主题宣传的目的。高自龙总结了新时代学术期刊创新引领的五个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与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中国化转化以及中华文化、中国理论的世界化转化。这五个方面也是很多期刊栏目设置的重点考虑。

其二是关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支持国家人文社科研究规划。二战后从部分西方国家开始通过国家和各种基金会资助对学术研究提供支持,进而影响学术研究方向。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开启了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进入新世纪以后对人文社科研究支持力度也开始加大。很多学术期刊都会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支持项目成果更为重视,其实也是变相支持国家导向的学术研究。

其三是关注国际国内学术研究新视角、新方法、新问题,推动学术前沿的不断开拓。如果说前两种情况期刊编辑只是让所编期刊被动地服务于国家大政方针和学术导向的话,第三种情况则要求编辑侧身学术活动,把握学术动态,对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有足够的了解,亦或通过各种学缘联系到具有国际视野或前

沿经历的学者出面主持专栏,如《澳门理工学报》近年来开设的“动物研究专题”即属此类。也许还有第四种情况,尽管并不像前三种情况一样被各家期刊普遍采用,但却成为很多原来名不见经传的期刊异军突起的强项,那就是藉助办刊机构和办刊环境的特殊性而开设的特色栏目,如《澳门理工学报》长期设立的“港澳研究”和“中西文化”等。

需要指出的是,专题的突出、专栏的开设也应该把握好度,要给专题之外的研究留出足够的空间。很多期刊的版面都被各种各样的专栏占据,而很多专栏的稿件来自约稿,无法纳入专栏的稿件发表往往会被推迟甚至拒绝。长此以往必然会破坏自由自发的学术生态,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健康成长。

二是要通过期刊制定的学术标准和写作规范,引领学术发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回望历史,中国学术现代化道路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从晚清以来孕育发展起来的现代学术研究由于革命和战争的冲击而屡屡中断。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为了全面更新中国的学术标准和规范而积极寻求与世界接轨。就人文社科成果的发表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很多期刊和出版单位还不重视标准化生产,编排体例和注释格式五花八门,不规范现象比比皆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期刊率先在学术发表上引领了一条标准化、规范化的道路,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推出关于引文注释格式的规定,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修订了《综合性期刊文献引证技术规范》,后来陆续被高校学报等综合性期刊采用,并带动了很多高校学位论文注释格式的改进,对于年轻学者良好学术习惯的养成起到指导作用。除了注释格式之外,几家名刊学报还率先要求作者投稿要有相关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很多期刊也整顿了原来不甚地道的摘要写法,让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写作更为规范合理。

三是做好学术守门员,既不让好稿件从自己手中溜掉,也不让学术含金量不够的稿件以次充好,更不能让存在学术不端的稿件在自己手中蒙混过关。为减少和杜绝学术不端现象,中国知网从2008年开始正式推出“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成为学术守门员手中的利器。藉助知网等检测平台,文科学术期刊率先发起对学术不端的检测,从而减少了投稿中的抄袭、剽窃、伪造、篡改等不端问题。学术不端是一个全球现象,但毋庸讳言的是在中国学术界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作为学术发表主要平台的学术期刊自然成了学术腐败和不端的重灾区之一。各界对学术不端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也就是量化评价逐渐进入学术管理机构的视野、职称评审开始与论文发表密切挂钩以及全国的学术产出开始腾飞的时代。学术跃进和繁荣虽然催生了一大批优秀成果,也导致了学术发表上的泥沙俱下。有学者注意到,“从1997年到2017年,几乎每年都有学术不端案例被媒体曝光”,“尤其是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国外出版机构撤稿事件,严重损害了我国学术界的形象,甚至对国家科技创新、学术繁荣乃至国际形象都造成了消极影响”。由此可见,学术期刊对学术论文发表的把关作用关乎国家形象和学界颜面,也为论者所特别关注:“我国作为世界第二期刊大国,目前共出版各类学术期刊6,000多种,所提供的版面每年可刊登数百万篇论文,但依然无法满足论文发表的需求,核心期刊更是炙手可热。‘唯论文’评价机制导致的学术腐败不胜枚举,还催生了大量的论文中介、论文枪手,加剧了学术界的乱象。”对于屡禁不止的学术不端现象,教育部、科技部等中央部门三令五申地加以治理,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加强了惩治力度,应该说收效还是非常显著的。中央各部颁发的惩治条例,为期刊进行学术把关、当好学术守门员提供了可靠依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期刊跌宕起伏的命运和有为无为的取舍总是与学术评价纠结在一起,无论是作为筛选作者投稿、决定学术发表的评价主体,还是被收录、转引、转载的评价客体,期刊都深陷当今中国已泛滥成灾的学术评价的漩涡。期刊评价一般认为始于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1955年加菲尔德在《科学》杂志发文提出了“引文索引”的设想,目的是为科学家提供感兴趣的文献索引,以便于科学家及时了解本领域的科学发表。1960年他创办了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ISI),并以此为基地,在1963年建立了科学索引(SCI)数据库,随后又建立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和艺术与人文索引(A&HCI)数据库。无论加菲尔德当年的初衷如何,这几个索引系统后来都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查阅和评价论文影响力的依据。SCI系统作为一种衡量标准从上世纪末引入中国后,马上受到各个科研机构学术管理部门的广泛青睐,成为高校评估和管理科研任务的重要参考。2000年南京大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成立以后,中文学术界便有了自己的索引系统CSSCI,从此C刊成为期刊的标准身份,也是期刊编辑部和广大作者追求的基本目标,很多高校规定C刊之外的论文发表不计入工作量,这就铸就了中国学术界特有的C刊现象:一方面,各家人文社科类期刊为被南京社科评价中心收录为C刊而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数据比拼,有的期刊为此甚至不惜数据造假;另一方面,由于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统计科研成果时只认C刊(有的又在C刊之内再分更高层次的A刊和B刊),作者在投稿时自然会瞄准C刊,使数量相对有限的C刊成为学术发表的紧缺资源。由C刊引发的焦虑像幽灵一样在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徘徊:首先,C刊是博士研究生按期毕业走上科研道路的敲门砖,在读期间至少发表1篇C刊依然是大多数高校取得博士学位的基本要求;其次,青年教师职称晋升如无C刊发表(直接采用SCI标准的学科除外)基本不可能入围;最后,那些已经获得高级职称的资深教师和科研人员似乎发表要相对容易一些了,但又不能不为其所培养的硕、博士研究生顺利毕业而陷入新一轮的焦虑。C刊焦虑像阴霾一样笼罩着为学术内卷所苦的各大高校。即使在中央各部委联合反“五唯”的今天,这一现象都未曾动摇过。人们将批评的矛头既指向他们熟悉的各家C刊,也指向制造了C刊的以南大社科评价中心为代表的评价机构,似乎是期刊和评价机构联合制造了C刊现象。更为清醒的批评者则看到了掌握指挥棒的科研和教学管理部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凌驾于科研之上的行政权力的乱作为。仲伟民对学术评价乱象总结说:“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急功近利以及学术大跃进,造成科研行政管理部门过多干预学术,在学术管理上甚至乱作为。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大学排名、学科排名以及五花八门的课题申请及评奖活动等,更是将这种不合理的评价机制推向极致。”

如何看待学术界对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各种学术评价的尖锐批评?首先还是要以理性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判断一下以量化评价为主的学术评价是否合理。很多人在对当今社会的过度评价的批评中流露出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生态的怀念,那时SCI的影响还未波及到人文社科领域,学术评价主要靠口碑。但那样的“学术环境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可遇而不可求,即使其中也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却能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学术体量已经翻了几倍,自然难以沿用过去的管理方式。SCI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C刊之所以能成为从中央到地方挥之不去的社会现象,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曾在南大社科评价中心工作多年的沈固朝在谈及引文索引与学术评价关系时指出:“引文索引数据用作评价工具的原因主要有:

1.定性评价的主观性、非共识性、耗时性及某些难以避免的人为因素干预;

2.以论文数量代替成果质量的趋向;

3.引文索引在总体上客观地反映出科研成果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4.期刊影响因子以期刊论文在学术界的反响、影响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较客观地反映了期刊的质量;

5.广泛大样本的统计

分析数据保证了对来源期刊评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这里道出了一个客观现实,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的蓬勃发展和海量产出让原来的定性评价难以实施,以影响因子为主要依据的量化评价成为不得已的选择。

然而,这种不得已又不能不面对另一个现实,也就是仲伟民所警示的“量化评价扼杀人文学术”:“目前的学术评价机制不仅使人文学科处于极其不利的处境,主要刊登人文学科论文的社科学术期刊也同样陷入困境。”他比较了同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份权威期刊《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根据2014年发布的影响因子年报,后者的复合影响因子达到9.831,而前者还不到1,只有0.954。l人文学科的学科特点和从事人文研究学者的写作习惯导致人文类文章转引率和影响因子过低现象不仅拉低了以人文类见长的学术期刊的各项数据指标,让一些综合类期刊直接取消了历史、文学等人文类栏目,也影响到人文类专业刊的在各类期刊分级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到广大人文类学者的职称晋升和岗位评级,长此以往必然威胁到整个人文学术的生存状态。当然,面对学术界的尖锐批评,评价机构也在不断改进其评价体系,力图“将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以同行专家定性评价为主导”,“将共性评价与个性评价相结合”,“依据学科属性,将期刊分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综合期刊和冷门绝学四大类”,通过细化学科分类解决量化评价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争取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过去二十年学界和期刊界做出的一个共同努力就是推动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共同体。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回归学术共同体的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选文机制上加入同行评议,即双向匿名同行评议(double-blindpeerreview),让学者参与到期刊的审稿流程,与期刊编辑一起当好学术守门员。根据张耀铭的回忆,中国学术期刊匿名评审制度的逐步实行主要是本世纪初的事。他写道,“200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提出‘有条件的学报可以逐步实行同行专家的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同行评议在我国高校学报界开始得到广泛推广”。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同行评议已经成为期刊界的“新常态”。

《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研究》

对于学术期刊来说,双向匿名同行评议的采用具有无为和有为双重含义。将原来由期刊编辑单方面决定的稿件审查和采用权力全部或部分地交到同行专家学者手中,也就是让学术评价回归学术共同体,意味着让学术期刊回到一定程度的无为状态;而对于历史上缺少同行评议传统的中国学术期刊来说,采用匿名审稿制这一举措本身又是一场具有自我革命意义的有为改革,不仅在用稿机制上实现了“看得见的公平”,还产生了一定的外延性的制约作用,包括对行政权力、对评价机构和对商业资本的多重制约。

同行评议制度经常被溯源到最早的学术期刊《哲学汇刊》主编奥尔登伯格经常将汇刊的来稿寄给皇家学会相关成员鉴定的做法,到19世纪才被欧美国家的学术期刊广泛采用。对于没有将学术期刊公开分级的欧美各国,是不是同行评议期刊是高校或科研机构鉴别是不是正规学术发表的主要标准。同行评议的积极作用在学界已经得到公认。一位英国权威期刊主编曾经评论说:“我在同行评议中看到四个目标:选取应发内容,改进要发内容,发现错误,发现造假。”同时他也对同行评议存在的问题了然于胸:“用同行评议提前筛选的问题在于其低效、缓慢、昂贵、歧视、不专业、抑制创新以及易被滥用,即将重要的当作次要的筛除。”5这些问题在对同行评议制度的批评中被反覆提及,其中中外学术界有共识的几点包括评审效率低、评审周期长和评审意见不专业、不公正等,成为评审制度改革的重点。进入新世纪以来全世界科学发表井喷式的增长让很多学术期刊面临寻找合适的评审人的压力,而即便那些视学术评审为共同体义务的热心学者也难以应付经常收到的评审任务,编辑们往往几经周折才能找到合适的评审人,中间自然耗费了不少时间。如果评审人因为工作繁忙而推迟甚至忘记评审任务,反馈的时间会再次延迟,评审周期就是在这样的周折中被一再打破、反覆延长,而很多期刊面对这样的问题却束手无策,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相对于评审时间和效率方面的问题,很多评审意见所表现出的尖酸刻薄也是编辑们深感头痛的问题。有学者注意到,通常认为审稿人评论的是数据、论证方式和研究方法,然而有的审稿人却毫不掩饰地贬低作者的研究能力,甚至达到人身攻击的程度。在笔者主编英文刊《中国历史学前沿》(FrontiersofHistoryinChina)和《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间,经常会有编辑反映收到的评审意见过于尖刻,每次我都会建议编辑反馈给作者时要删掉一些刻薄的话,如果能用正常的语言把意见表述清楚,为什么非要用难听的话去刺激作者?前者的评审人主要是美、英等国的海外专家,后者则主要来自国内。也就是说,这样的现象不只存在于以中国学者为主的学术共同体中。针对这一问题,eLife等国际著名科学期刊曾尝试改革同行评议中的一些规则,如公开评审意见,即开放式同行评议(OpenPeerReview)。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让期刊更难找到合适的评审人,因为“开放式同行评议往往要求审稿人公开身份,对这一点大部分审稿人都不能接受”。6过去二十年来,对同行评议制度做出的改革尝试大多归于失败,让学术期刊与学术共同体之间陷于一种颇为尴尬的关系。从对同行评议制度的各种批评来看,该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参与评审的同行专家学者履责过程中未能恪守学术伦理标准的问题。

因此,当我们呼吁期刊回归学术共同体的时候,就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被寄予厚望的中国学术共同体能否承担起学术评价的重担?李剑鸣在一篇讨论学术评价的文章中,将“权力支配、人情主导,标准缺失”认定为损害学术评价的三种主要因素。但对于有人提出的“把学术评价交给学术共同体”却心存疑虑。他追问说:“我们现在有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吗?”、“上面说到的‘人情’和标准问题,难道不就是发生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吗?”由此可见,要解决学术评价中的人情泛滥和标准缺失问题,重要的是建立学术共同体的自治与自律(autonomy),包括“制定学术规范,建立学术标准,形成学术伦理准则”。7笔者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职业伦理声明》中的规定强调说,“深信知识进步的价值与尊严的教授,知道他所肩负的特殊责任。他对他所属学科的基本责任就是寻求并如实陈述他所发现的事实。为此目的他要致力于发展和提升他的学术能力。在使用、拓展和传播知识时,他承担着运用严格的自律和判断的责任。他要履行学术诚信”;“要彻底纠正学风和学术不端问题,改善学术生态环境,还是需要从学术诚信和学术伦理建设入手,明确需要承担责任的机构和团体,补上缺位环节,严格惩戒措施”。8而对于学术期刊和学术共同体来说,要想有所作为,就需要参照欧美国家的职业团体传统,制定行业标准,发挥行业学会作用,通过准入机制和惩戒措施鼓励对共同体的贡献,抑制同行之间因不正当竞争造成的内卷和内耗,通过黑名单等追责措施惩治学术不端和有违学术诚信与伦理的行为。总之,尽管同行评议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依然是学术评价中最为理性可靠的制度。对于采用同行评议时间不长的中国学术界来说,更不能因噎废食,因为学术共同体的不健全就否定同行评议的作用。

《庄子·大宗师》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如果在英国的牛津、剑桥等老牌高校住上几个月,就会发现投身学术不一定总要不舍昼夜地汲汲以求,也可以如刘禹锡《陋室铭》中所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在恬淡自在中“调素琴,阅金经”。科学研究的正常、自然状态本可以是一种“随机秩序”,学者们通过自发的努力和相互交流完成科学发现。而学术期刊的发展也应该遵从科学革命以来那种近乎老庄哲学的“无为无治”状态,学术期刊编辑们也可在令人愉悦的学术交流中作逍遥游。然而,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的学术期刊编辑们身处学术井喷中泥沙俱下的大环境中,正常的学术研究刚刚恢复却发现已经落伍,而学术期刊则因为综合刊数量的剧增导致整体质量下滑,以致很多期刊沦为学术垃圾场。

在这种情况下,学术期刊编辑们不得不走出逍遥状态,从无为转向有为,推动从栏目设置到注释格式、从文字编辑到全能编辑的各项改革,不仅让中国学术期刊的整体质量获得全面提升,也大大推动了中国的学术创新和学术繁荣。与此同时,期刊编辑自身的定位和角色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从当年的案头编辑转化为今天的策划编辑、约稿编辑;从文字编辑修炼成无所不能的多媒体编辑。他们不再甘于平庸,却不自觉地陷于无休止的内卷;他们在时代变革的大潮中勇敢地接受自我革命,却也可能在激进的洪流中迷失自我。反思过去二十多年的期刊改革,我们在为取得巨大成就而骄傲的同时,也不能不为一切以工具理性为导向的现代化发展而担忧。能否把握好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平衡,在锐意改革的同时又能不忘初心,小到一份期刊的质量和声誉,大到整个学术生态的维持,都是十分重要的。

客观地说,过去二三十年中国学术期刊改革成就主要在于编辑制度的完善和传播方式的创新两个方面,如今这两个方面均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的边际效益则似乎越来越低。要从有为转向无为,改革的目标就应该从强化制度监督转向培养伦理和诚信机制,包括加强全社会的诚信与伦理教育,加强职业伦理规训,发挥好具有从业资格要求的各种学者团体以及期刊界的期刊协会或学报研究会这样一些职业学会的作用,制定出比较一致的学术诚信和学术伦理标准,并以诚信、信任和尊重为原则履行这些标准,从而减少或消除内卷和内耗,促进中国学术生态的健康发展。

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原常务副主编。著有《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转型》（2019）、《进步与公正：美国早期的共和实验及其在工业化时代遭遇的挑战》（2020）、《美国工业化转型时期农民状况研究》（202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