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莲 张觉文 | 东北亚国家关系的矛盾性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基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的视角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4期

“国际关系研究”栏目

东北亚国家关系的矛盾性

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基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的视角

刘雪莲 张觉文  | 文

全球化与地缘政治是当今世界的两个主要话题。一方面,全球化处于转型时期。由于美国和西方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政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断裂,使全球化的发展受到很大冲击,全球化整体处在动荡和转型时期。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后,世界范围的地缘政治对抗愈加凸显。大国博弈、再边界化、能源政治等地缘对抗因素不断冲击着现实国家关系及未来国际秩序的建构。这两方面实际上代表着当今世界发展与安全领域的重大变化,是判断世界形势的重要方面。

从现实国际关系的发展来看,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冷战后,一方面,在全球化迅猛发展时期,一些学者曾经用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去抹杀地缘政治的需求与影响,提出“地缘政治时代的终结”、用“智缘政治”来取代地缘政治等观点,也有学者将科技因素与地缘政治相结合,提出“网缘政治”观念。然而,单纯从地缘政治本身的立论渊源—人境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就决定了:无论全球化如何发展,国家都要在特定的地缘环境中生存,地缘环境对国家政治行为以及国家关系的影响不能被抹杀,而国家依据地缘环境的需求也是现实的和持续的。有些学者就当今形势对地缘政治的“空间性”作出了新的定义,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空间定义,国家战略空间已经从原来的二维、三维转向现今的四维、五维等多维战略空间,地缘政治的价值不仅存在而且在扩展。另一方面,地缘政治也不能抹杀全球化的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是俄乌冲突,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对抗性。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已经终结”。比如英国皇家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提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民族主义已经高举大旗,互利共赢的全球化时代已经过去,大国间的对抗重新回到时代的舞台,国际权力的格局将会有重大改变,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会成为全球战略博弈的中心带。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Dani Rodrik)认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多边主义受到严重挤压,全球供应链几乎断裂,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夸大保护政策的作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变得很难复苏,同时他还认为“超级全球化的理想”几乎不可能实现,只有一定限度的全球化才是解决各国经济问题的关键。然而,从现实变化中可以看出,在大国冲突的背后,全球化的联系仍然在持续,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仍然存在。作为地缘政治支撑的国家主义实际上已经“被全球化洗刷过”,国家的生存发展方式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不再像以往可以凭借“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去发展,国家间的联系性、相互依存性在相当长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同时,在大国竞争和冲突的背后,也有很多不能用地缘政治去解释的非权力性因素,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的这些因素都是地缘政治背后不能抹杀的影响因素。因而,全球化是不应被放弃的,国际社会需要重新设计一套新的全球化体系,形成更加团结、关系更紧密的全球化体系。

事实上,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从历史来看,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发展进程存在着巨大的交集。首先,世界范围内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既是全球化发展的基础,也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提,这种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成为全球化与地缘政治共同的起点。其次,19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就是不断突破自然地理因素的束缚,不断打破地理区域的隔绝状态,而使一个全球意义的地理政治空间逐渐成为可能,进而在推动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建构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因此,在西方列强的殖民扩张中,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与地缘政治的变迁过程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从冷战后的变化来看,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也凸显出全球化对地缘政治形态的重塑,表现在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区域性的地缘联合、国家边境的开放性、不同地区资源、能源以及人员的流动性等方面,中国适应全球化发展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也在重塑着地缘政治。同时,地缘政治变化也影响着全球化进程,这种影响表现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家之间和区域之间地缘的开放性推动了全球化的扩展,带来了世界的整体性发展,使国际政治逐步向全球政治转变;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大国竞争以及美国“印太”区域的构建,在单元和体系层面撕裂着全球化的联系,干扰着全球化进程。这表明,在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相交织的发展过程中,二者的矛盾性也始终存在并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演进历程。

总体来说,全球化追求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整体性,而地缘政治更突出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带来世界的分裂与对抗,两者存在着矛盾性。然而,在世界的发展变化进程中,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两者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塑造,逐渐形成了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交织性。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总表现为世界的合作与和谐,在全球化的不均衡发展中也形成了新的非对称性的地缘权力结构关系,同样,地缘政治也并非总是冲突和对抗的,其背后相互依存关系所带来的地缘开放和地缘整合也不容忽视。因此,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交织性体现了当今世界局势以及世界未来发展的矛盾统一性特征,也成为我们观察世界与地区形势的重要视角。

东北亚地区历来是全球关注的重点,对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的研究也从未间断过。从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特征来看,东北亚是大国力量比较集中的地区,既有本地区的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以及中等强国韩国,也有地区外的美国力量的存在。近年来,受美国全球战略的影响,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德国等也将力量向东亚地区渗透,使东北亚地区的大国力量及其大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和动态化。同时,东北亚地区又是海洋力量、陆上力量相交织的地区,历史上,海陆力量之间的对抗、海陆国家围绕边缘地带的对抗等各种力量的不同组合,在东北亚地区的舞台上交替上演,带来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结构的复杂变化。从东北亚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来看,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也给东北亚地区带来了动力与机遇,各大国之间抛开历史恩怨和海陆对抗观念而进行联合,使东北亚地区也出现了双边与多边的经济合作,地区主义得到发展。然而,由于东北亚地区是冷战遗留比较深的地区,因而始终是矛盾比较集中的地区,尤其是美国提出“印太战略”之后,对东北亚国家间关系造成了新的冲击,带来了新的矛盾。以往,学者们从地缘政治角度对东北亚地缘政治特征、结构和局势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同时,从全球化视角对东北亚的地区主义和经济合作的成就与挑战也进行过很多研究,而从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属性兼具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两个方面,有很多矛盾是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所带来的。因而,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的视角去分析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的矛盾性,既符合东北亚地区的特色,也符合时代变化的特点。

可以说,在当今动荡而不确定的世界里,全球化与地缘政治都没有消失,只是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不同程度地凸显。这两个方面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整个世界形势的复杂特征,共同影响着世界形势的发展。正如2022年6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所指出的: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这同样也是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面临的矛盾性问题。

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相互交织的世界局势明显映射到东北亚国家关系之中,从而带来东北亚国家关系的矛盾性逻辑。这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体系层面的发展逻辑与权力逻辑的矛盾性;二是区域层面的区域整合与区域离散的矛盾性;三是国家政策选择层面的区域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矛盾性。这三个层面的矛盾性共同构成了东北亚国家关系的复杂性。

(一)体系层面:发展逻辑与权力逻辑的矛盾性

中美关系是东北亚地区不可回避的重要国家关系,以往中美关系一直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中美关系逐渐转化为战略竞争关系,不仅凸显出竞争性质,而且将竞争提升到战略层面。由于这种战略竞争关系是“在中国快速发展与美国试图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因而中美战略竞争的展开与演变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进而塑造21世纪的国际体系。东北亚地区可以说是中美战略竞争的先行区,体系层面的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必然在东北亚地区凸显出来。

在中美关系的变化中,明显反映了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相互交织的矛盾性。首先是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美贸易战,破坏和阻碍了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表面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是由于中美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实质上是美国打着贸易公平的旗号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阻挠。其次是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并联合其盟友在地缘政治上遏制中国。在权力转移的思维观念下,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强调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未来10年是美国与中国进行较量的“决定性10年”,美国对华战略的总目标就是“竞而胜之”。这些主张突出了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对抗。最后是挑动意识形态对立,玩阵营对抗的老把戏。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体系性竞争者”,并从维护美国国内民主体制安全的角度看待“中国威胁”,在国际层面,则利用“民主峰会”和“价值观外交”等形式排斥中国。美国将“逆全球化”的举措与大国竞争的地缘政治选择紧密结合在一起,目标就是要在体系和秩序层面维护美国的霸权以及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

实际上,在战略层面,中国始终不希望用“竞争”一词来描述或者定位中美关系。当美国以贸易保护主义和科技脱钩等方式追求“美国第一”时,中国仍然致力于推进全球化的发展;当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进行地缘遏制时,中国仍然致力于与美国进行对话和谈判,协调双方立场。中美两国在对待相互关系问题上之所以有不同的行为选择,实质上是因为中美两国选择了不同的体系建构逻辑,美国所奉行的是“权力主导”的霸权逻辑,认定中国的崛起是美国的威胁,明确将中国确定为主要战略对手,这种逻辑的背后是遏制、对抗、控制、冲突等。中国倡导以“发展”为主导来建构未来的世界秩序,发展逻辑的主要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的繁荣与进步。发展逻辑的背后是合作、互利、共赢、共享等。

美国的“权力逻辑”来源于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重“力”的思维观念,按照西方的理论逻辑,一个国家强大了就首先会攫取地区霸权,然后攫取世界霸权,因而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就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而中国倡导的“发展逻辑”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势”的思维方式,它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反映了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它首先打破了西方“国强必霸”的思维逻辑,明确主张“不称霸”,其次凸显了作为大国的国际担当,就是做“负责任国家”。

具体到东北亚地区的中美关系,发展逻辑和权力逻辑的矛盾性非常突出。首先是受美国权力逻辑的影响,经济联系出现割裂性。2018年由美国率先发起的“贸易战”给中美两国的经济交往造成严重的困扰,美国方面不仅对中国启动“301调查”,而且对《中国制造2025》中的相关产业加征关税,使中美在全球化发展中建立起来的贸易联系出现裂痕。后来美国主张的“科技脱钩”不光是在中美之间,美国还调动其盟友一起针对中国的5G产品、半导体芯片等进行打压和断供。作为出口导向型国家的韩国,为迎合美国,限制对中国的半导体芯片出口,致使本国经济也受到很大冲击。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1—5月份,韩国对华出口额为497亿美元,同比减少27.3%。2022年5月,美国在东京宣布启动新的亚太经济伙伴关系,即“印太经济框架”(IPEF),明确将中国排斥在外。相比之下,中国奉行发展逻辑,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推动地区国家的合作和共同发展。在东北亚地区,始于2014年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取得很多成果,“现阶段,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主要依托两个通道:第一条通道在中国境内从天津出发,途经北京、张家口、大同,在乌兰察布与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相连接,经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经乌兰巴托至俄罗斯,最后抵达欧洲腹地。第二条通道连接大连、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中国东北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经满洲里、绥芬河口岸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相连,再经俄罗斯欧亚大铁路直至欧亚大陆西端的欧洲腹地”。这两条通道将中蒙俄三国以及中国东北地区、俄罗斯远东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连接在一起。此外,日本通过“第三方市场”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韩国加入了亚投行,也在采取不同方式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连接。2023年7月1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组数据,上半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9.8%,高出整体增速7.7个百分点;前5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长19.6%。这些数据表明,“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沿线国家共同繁荣的重要平台。

其次是美国从“力”的角度出发,在地缘政治方面遏制中国。早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就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以海制陆”来阻止中国的发展势头。特朗普上台后提出了“印太战略”,不仅凸显了海洋因素,而且联合海洋盟友,使美国在“以海制陆”基础上增强了对中国“以海制海”的制衡举措,包括重启美日印澳四方机制(QUAD)、建立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邀请日本和韩国参加北约峰会等。在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下,原有的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结构遭受冲击,地区的独立性减弱,安全对抗性增强,中国面临着新的地缘政治挑战,中国周边的战略压力增大。同时,由于日韩对美国的追随,欧洲一些国家对东亚事务的介入,亚欧大陆东西两个边缘地带出现了地缘的流动性,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增强。中国则一直致力于与美国的对话以及与东北亚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2022年11月14日,中美两国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会晤并达成了一系列共识,特别是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海问题上取得了成果。拜登也表示,中美关系如何发展,对世界的未来走向至关重要。

综上可见,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的矛盾性在中美之间突出地表现为发展逻辑与权力逻辑之间的矛盾性,美国以权力逻辑构筑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制造安全上的对抗关系并试图割裂中国与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国以发展逻辑推动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缓和中美关系,稳定周边关系。应该看到,在美西方及其地区盟友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围堵时,也不得不关注地缘政治背后的经济联系,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相互依存关系制约着权力逻辑的运用限度;而在中国所推行的“一带一路”的发展逻辑背后,也始终存在着美西方及其地区盟友以权力对抗思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质疑和抵制。可以说,在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视角下,在体系层面所表现的发展逻辑和权力逻辑的矛盾性还将持续很长时间,并直接影响作为中美关系先行区的东北亚地区的整体局势,同时也会影响东北亚区域形势和地区国家的战略选择。

(二)区域层面:区域整合与区域离散的矛盾性

冷战后,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区域一体化也随之推进。由于经济力量的推动,东北亚地区也呈现出区域整合的趋势。中日韩是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促动下,这几个国家不仅自身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也带来了东北亚地区的整体繁荣和世界地位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日韩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合作不断加深。中日韩从1999年开始启动三国合作,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发表《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2012年5月,在第5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并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2015年中日韩自贸协定生效,2019年第8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虽然三国合作进展缓慢,但是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在2019年中日韩合作20周年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三国的经贸合作是压舱石,20年间,中日韩之间的贸易额从1 300亿美元增至7 200亿美元,成为彼此最为重要的经贸伙伴。2021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 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1%;中韩贸易总额为3 6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9%。2022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为中日韩经贸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1—10月中国对韩国、日本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16.3%和8.1%,韩国、日本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06.2%和36.8%。二是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机制化合作被广泛建立起来。比如已经建立起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三国外长会议、经济部长会议、文化部长会议等机制,在韩国首尔设立了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三国还与东盟之间建立了“10+1”“10+3”合作机制。2023年7月,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青岛会见出席2023年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的主要嘉宾时指出,去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也是中韩建交30周年,当年中日一举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中韩成功摆脱冷战阴霾的困扰,其中的经验和智慧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并借鉴。中日韩合作启动20多年来,已形成成熟的次区域合作机制,三国合作不仅造福三方,也惠及亚洲,利于世界。中日韩合作要重整行装再出发。此外,东北亚地区国家还参与了其他的地区机制,比如亚投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显示出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和发展需求。

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利益交融以及合作机制的建立,推动了东北亚地区的区域整合。这种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合作有赖于全球化的发展,即使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时,这种联系与合作也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相反,在某种条件下有些方面的合作可能还会加强,比如在面对东北亚地区所存在的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时,只有合作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然而,由于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的复杂性,地缘政治支配下的区域离散性也明显存在。从历史来看,东北亚国家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争端问题,都深深地刻入国家关系的现实中,时常触动着国家之间敏感的神经。历史延续下来的领土争端问题,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日俄之间的北方四岛问题、日韩之间的独岛(日本称竹岛)问题等,往往作为国家之间现实的重要地缘冲突问题而存在,如果不能通过谈判等方式加以解决,就会成为国家间关系发展的长期性阻碍因素。而历史认识问题,如日本对侵略历史的认知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等在现实中常常表现为观念性的建构。它不是国家间具体的地缘冲突,而是通过观念建构的身份与认知给现实国家关系带来损害,这种损害有时比现实可见的地缘冲突更严重。总体来说,“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延续是东北亚地区的特殊性,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给东北亚地区带来的不是整合,而是离散和对抗,进而构成了东北亚特有的区域环境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些特征是复杂历史形成的,是凭借全球化发展难以改变和重塑的方面,这也决定了东北亚区域离散的长期性。

从现实来看,东北亚是冷战遗留比较深的地区,美日、美韩同盟关系的存在并强化,使东北亚区域呈现离散状态,朝鲜半岛分裂状态的延续,是东北亚地区国家关系嬗变的主要动因。冷战后,美日、美韩同盟关系经历过多次调整而不断得到加强,这种同盟关系由于有其针对性、排他性,使得东北亚地区整体性的安全机制很难建立起来,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东北亚地区的整体性发展。近些年来,美国通过“印太战略”以及重启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等,不断在安全上制造区域的离散性,大搞地缘对抗。2022年5月拜登在亚洲之行中所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由于其明确排斥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因而是典型的离散策略。所以说,“东北亚作为一个区域而言,并没有真正走出历史,朝鲜半岛的对抗并没有终结,没有建立一个各国共同参与的区域安全机制。新时代的东北亚无法通过翻转历史解决现存的问题,只能在面向未来的调整和变革中寻求答案”。

在现实层面,东北亚地区的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往往是错位的,虽然我们将东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称为国家关系的“压舱石”,但实际上地缘经济给地缘政治带来的外溢效应是很有限的。在东北亚地区,地缘政治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在国家关系缓和时,经济合作会被推进,而当国家关系紧张甚至对抗时,地缘政治的主导性就会凸显出来并阻碍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因此,区域整合与区域离散所反映的就是经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的矛盾性,它导致了东北亚地区发展与安全的二元对立。有学者用“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来描述东北亚地区这种二元对立状态,但实质上,正如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不是简单对立一样,发展与安全也不是二元分割的。事实上这两方面也不可能是割裂的,而是交织在一起的,在经济关系中有政治安全因素的存在,在政治安全关系中蕴含着经济的联系性。在发展与安全相交织的理念下,区域离散并不是单纯的安全问题,其背后的发展问题会对其产生影响,换言之,虽然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外溢效应很有限,但是坚持“以发展促安全”在东北亚地区仍然是可以操作的维护和平的路径。

(三)国家层面:区域主义与国家主义选择的矛盾性

国家主义和区域主义作为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在追求国家利益上强调不同的方面。国家主义注重国家独立、主权和国家认同,而区域主义则强调区域合作、一体化和共同发展。通过对国家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差异性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东北亚国家在政策选择方面的矛盾性。

首先,在对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强调方面,国家主义往往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主张在国际事务中捍卫国家独立和自主,强调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在处理领土争端或主权问题时,国家主义者往往坚定地捍卫本国利益,有时甚至不惜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相比之下,区域主义更注重区域一体化和合作。区域主义的倡导者认为,加强区域内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可以促进区域和平与繁荣。因此,在面临与主权有关的问题时,区域主义者更倾向于通过对话、谈判与合作来解决问题,以实现共同利益。

其次,在平衡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方面,国家主义一般强调国内政策的优先性,并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国家主义倾向于保护国内产业,维护民族文化,抵制外来影响;而区域主义的目标是在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取得平衡。区域主义通过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寻求在国际事务中实现国家利益和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这可能导致区域主义者在决策过程中更愿意参与国际合作和交流,以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最后,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国家主义在地缘政治方面通常表现出更加敌对和竞争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国家主义可能会寻求扩大本国的影响力和地位,有时甚至试图破坏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地位。与此相反,区域主义倾向于促进邻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因为这种良好关系可以带来一个更加稳定与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这种对合作而非竞争的偏爱导致区域主义更注重寻找共同点和应对共同挑战的政策。

东北亚的未来何去何从,是走向区域整体化,还是因为安全问题走向离散化,这最终的根本还是取决于地区国家政策的主动选择。东北亚地区是最为多样化的一个地区,该地区的国家在国家影响力规模、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这里既有具备世界性影响力的大国,也有中等国家;既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也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有欠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的情境下,不同国家会有区域主义和国家主义选择的矛盾性,因为在东北亚地区,国家与区域、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特殊性。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区域成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维护区域和平与繁荣应该是区域各国的共同需求,在这个需求之下,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应该是各国的行为选择。然而,东北亚国家基于不同的国家利益,常常在区域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摇摆,当两者出现矛盾甚至冲突时,国家主义往往成为最后的选择。

近两年,在中美竞争的态势下,日本与韩国的政策变化比较明显,其中也凸显出政策选择的矛盾性。日本凭借与欧亚大陆“若即若离”的地缘特点,一方面参与欧亚大陆东部的经济发展,在区域化趋势促动下,采取“脱欧入亚”政策,使其经济与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另一方面,日本在政治上加入西方阵营,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及西方国家,实行价值观外交,表现出与东北亚区域“渐行渐远”的趋势,从而造成国家与区域的“分离性”。事实上,从地缘角度来讲,日本对东北亚区域环境的依赖是根本性的,其战略需求与东北亚区域密切关联,安全有赖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经济增长也同样需要以东北亚的发展作为整体依托。

韩国作为朝鲜半岛上的重要国家,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韩国在地缘上离不开东北亚。虽然韩国历任政府乃至新政府都试图将韩国的外交范围进一步拓展,增强其国际影响力,但是由于韩国自身所处的地缘环境以及朝鲜半岛的分裂局势,导致韩美同盟始终是韩国安全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依仗。安全上的依赖性导致韩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外交政策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同时,韩国在发展方面又与中国难以割舍,这就导致韩国要面对安全和政治上依靠美国、发展上依靠中国的复杂矛盾的局面。韩国既想利用中国的市场、俄罗斯的能源来发展本国经济,又企图在安全方面通过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制衡牵制中国。因此,韩国外交政策的选择很难摆脱安全与发展的矛盾性,这也充分反映了韩国在地缘政治和外交政策选择方面“海陆分裂”的性格。总体来说,韩国是将自身定位在东北亚区域的,但是尹锡悦上台之后,并不满足于韩国“中等强国”的身份和地位,而是积极靠近美西方,参加北约峰会等,力图使自身的影响力超越地区的束缚,进而成为“全球枢纽国家”。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逐渐将国家战略选择从向“欧洲靠拢”转为向“亚洲挺进”。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更加坚定了其向“亚洲挺进”的决心。与此同时,俄罗斯也会将乌克兰危机后的复杂关系带到东北亚。俄乌冲突为美国在东北亚打造集体防御提供了绝佳的机会,美国借机串联东北亚盟友,组织多边军事力量,达到延伸威慑的多层次目标:在东北亚进一步孤立围堵俄罗斯;领导盟友集体介入台海;部署核武器与导弹防御武器,对朝鲜实施威慑;在东海、台海及南海等区域实施延伸威慑。乌克兰危机后,美国并没有减轻对中国的遏制,相反利用西方情绪性的反应,企图在东北亚开辟“第二战场”,达到强化东北亚盟友的战略合作,打造东北亚安全格局“板块化”效应,从而推动美日韩三国联合制衡中俄的战略目的。

总之,通过分析东北亚国家政策的选择逻辑,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主义和区域主义的矛盾性。在全球化迅猛发展时期,区域一体化受到普遍关注;而在地缘冲突频发、地缘政治问题比较集中的时期,从国家立场出发则是国家外交选择的主要取向。事实上,区域主义并不排斥国家主义,区域化从政策角度来看,也是主权国家的一种主动性的选择,是维护和扩展国家利益的一种体现,区域一体化也是以国家和国家利益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主义和国家主义本身并不矛盾,是国家政策选择带来了国家与区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性。

从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相互交织的矛盾性在东北亚地区的映射,可以看到东北亚地区发展与安全两大主题的相互交织,这也是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将长期面临的矛盾性现实。

(一)在体系层面要坚持全球化和世界和平的大方向

坚持全球化就是坚持人类发展的大方向。坚持以“发展”为主导,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和长远目标。在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大挫折的时刻,2020年,习近平主席在76届联大上鲜明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2022年6月,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又提出“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的思想。从中可以看到,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发展观不是泛泛的,是具有鲜明价值内涵的“正向发展”观,其中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世界整体合作和整体发展的理念。在东北亚地区,中国外交要持续彰显“发展特色”,推进中日韩三国的合作,深化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利用“一带一路”、RCEP、“10+1”和“10+3”等区域合作机制,努力建构东北亚区域国家间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区域的持续繁荣做出贡献。

在不确定的世界认清地缘政治风险、维护世界的总体和平,是中国外交努力的大方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针对国际秩序转型的风险防范是关键。从当前来看,首先,大国之间的竞争风险是尤其需要关注的,努力化解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抵御地缘政治风险的主要方面。东北亚地区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地区,特别是在中美竞争加剧的形势下,中国与其他地区大国之间关系的协调是维护地区稳定的核心。其次,要防范世界热点地区的风险向东北亚区域外溢,当前就是要防范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风险外溢。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在任何重大地区冲突面前都不可能是旁观者,面对风险,中国不仅要有塑造地缘政治环境的外交智慧,还需要有积极的预警外交,防患于未然。

在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相交织的世界形势下,中国需要发挥自己的力量,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去影响世界,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世界和地区的进步,以自身的世界贡献塑造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环境,从而为世界持续的发展与和平创造战略机遇期。

(二)在地区层面要审时度势

首先,中国作为东北亚地区的大国,要利用自身地缘政治优势致力于推进区域内的合作与治理。在美国所制造的地区地缘对抗的紧张局势下,中国外交不能被美国“牵着鼻子走”,而是要另辟蹊径,在中国能够发挥作用的方面去努力,包括提升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国家的软实力、国家的韧性能力等。具体来说,中国要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通过多边或双边合作等方式,加强与周边国家的联系,要稳定周边、经略周边,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在开放中与区域内国家共同发展,坚持以“发展”来引领东北亚地区的未来,以“发展”来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在东北亚地区各国所面临的共同的非传统安全等问题上,诸如环境污染、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核扩散等问题,要发挥好中国的影响力,推动地区各国的通力合作和共同治理。总体来说,就是将东北亚地区的发展与安全两方面问题协同起来。

其次,中国要关注东北亚地区的海洋问题。海洋问题同样是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交织的问题,全球化的发展有赖于海洋的开发和利用,海洋是联结世界的通道,同时也是地缘政治争夺的重要空间领域,随着海洋资源开发的进展,未来海洋的争夺战将会愈演愈烈。从当前来看,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场域在“印太”海洋地区,因此对海洋的关注是中国东北亚政策的重要方面。中国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海域面积十分辽阔,发展海洋权益是题中应有之义。东海、台海以及联结着的南海,不仅关乎中国的发展,更是关乎中国的主权。作为海陆兼备的大国,中国应树立的海洋观应不止于海面、局限于洋面,更应发挥在东北亚区域内的地缘优势,着眼于陆地与海洋的联通循环、协调互促,致力于陆海统筹、海陆联动、以陆观海、以海养陆。面对中国与周边海洋国家之间呈现的新形势,中国外交要致力于在海洋法的基础上建设新型海洋关系,努力突破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以海制海”和“以海制陆”的地缘封锁。

最后,中国需要细化、差异化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所处的东北亚地区本就是具有国家制度多样性、民族差异性和文化差异性的地区,在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基础上,中国可以针对国家间关系的特殊性,采取不同的措施。例如,中日韩三国中,日本和韩国都属于美国的盟友,但中国同日韩两国的关系却有很大不同。中韩之间由于在历史记忆和传统文化等方面较为接近,在东北亚核心国家中,中韩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好;中日之间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恩怨和领土问题,导致两国之间形成较为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但是中国与日本在经济合作方面又具有高度的联系性。因而,中国需要把握好与日韩两国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点,采取不同的政策方式来协调。中俄关系仍将是东北亚地区大国关系的重要方面,经历俄乌冲突的战火洗礼、受到美欧等西方国家集体排挤的俄罗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会更注重与中国的紧密联系,把握好中俄关系,也是保证未来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

(三)在国家层面要做好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平衡

首先,保持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是做好外交选择的前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经济发展依旧是中国未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在促进发展过程中,中国始终注重不同地缘区域之间的平衡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注重国内外不同区域之间的平衡发展问题,这种平衡不是绝对的均衡,而是战略选择上的平衡,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即对内与对外的互动平衡;国内区域间及领域间的平衡;对外开放的平衡等。从地缘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政策是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建立发展特区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在对外开放方面,主要是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放。这一时期虽然对内发展和对外开放都是不平衡的,但是目标都是“发展”这一重要主题。21世纪到来之际,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非凡的进展,中国的政策选择开始进入协调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又相继提出不同区域的倾斜式发展战略,主要目的就是解决东部与西部、中心与边缘的发展差距问题。在对外开放方面,中国逐渐从对发达国家的开放走向对世界的全方位、全领域的开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开放仍然以“发展”为主导,但是开始注重周边,力图平衡外交政策中的大国关系与周边关系。东北亚地区作为中国周边的重要区域,既是中国处理与美国等大国关系的重要先行区,也是周边外交的重要实践区,还是中国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国家的发展连接区,因而,东北亚区域在促进中国周边经济发展和内外平衡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总之,这些内外政策的协调过程包含发展与地缘政治、地缘安全之间的内在关系,许多表面上看似发展的政策,都有地缘上的战略意义。

其次,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力图将国内区域与国际区域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而达到中国与周边共同发展的目标。在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之下,中国推动了与周边区域、国家、企业的合作,六条经济合作走廊的建设,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不同国家企业间的项目合作,使中国的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联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利益共同体”。2023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十年来,“一带一路”平台作为沿线区域的公共产品,促进了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带动了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及其基础设施建设,也使中国的国内发展与周边发展形成互动,在地缘上实现进一步整合。

东北亚地区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之中,比如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以及在冰上丝绸之路、远东开发等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与蒙古国“草原之路”的对接,韩国加入亚投行、中日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等。虽然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曲折,但是“一带一路”对东北亚地区以及各国的政策选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注重边境地区在开放环境下的内外合作与地缘安全。边境地区是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相交织的典型地区,边境的开放有赖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在边境开放之后,许多边境地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并带动起边疆和内地的经济发展。边境地区在开放过程中也经历着社会性重构,使跨境地区的融合性越来越紧密,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跨境区域。同时,伴随着边境地区的开放,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移民、贩毒、污染等也呈现流动性,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使边境地区的安全形势复杂化。发展与安全并举,成为边境地区治理以及跨境交流的核心要义。相对于国家间关系来讲,边境地区的发展与安全是次国家次区域层面的,但是边境的变化是在国家大战略指导下实现的,或者说是国家大战略的一部分。

由于边境的开放,中国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中国也努力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与东北亚国家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一是通过每两年一次的东北亚博览会,建立起东北亚国家间、企业间、科研院所间的交流与合作;二是建设区域互联互通的自由贸易网络通道,促进跨文化交流沟通,降低运输成本,消除贸易壁垒,充分发挥东北地区“通道+经贸平台”效应,夯实对区域一体化建设的助推基础;三是加强边境贸易和人员交流,实现优势互补。

当前,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相交织的矛盾性在东北亚地区表现明显,从这一视角分析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关系,更符合百年变局下的复杂性局势,同时,全球化与地缘政治相交织的现实,体现出来的核心问题就是发展与安全问题,这也是中国东北亚外交战略关注的主要问题。在东北亚地区,中美的大国博弈已经超越了地区局限并开始向体系层面扩展,这表现在一些欧洲国家越来越深地介入东北亚地区,在地缘政治方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亚欧大陆东西边缘地带的力量流动。美国及其盟友之间关系的加强和“印太战略”的推行使得区域离散性增强,地缘政治对抗性凸显。与此同时,在对抗的背后又有着国家间相互依存的联系,体现了冲突的背后存在着发展逻辑,东北亚国家都从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受益,并寻求继续深化地区合作。尽管发展的背后依然有权力竞争逻辑在支配,但国家间经济发展的纽带很难人为割断。因此,东北亚国家关系的未来取决于区域行为体驾驭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矛盾性力量的能力。它要求各国在追求国家利益和促进区域合作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确保全球化的潜在收益不被地缘政治竞争所消散。鉴于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政策制定者们有必要继续监测和分析东北亚地区全球化和地缘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发挥好区域现有机制的功能,将地缘政治的冲突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以保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环境。东北亚地区的发展与稳定,要依靠东北亚各国的共同努力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