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志伟 祝晓光 | 高清海哲学思想中“类”和“种”的术语英译研究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4期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纪念高清海先生专题”栏目

高清海哲学思想中

“类”和“种”的术语英译研究

韩志伟 祝晓光  | 文

按照术语翻译领域的黄金法则“有名用其名,无名才起名”,翻译高清海的“类”和“种”似乎有着黑白分明的操作方法,先在英语世界中找对应词,有就直接拿来用,没有就自己造一个。然而,我们必须面对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有名不能用,无名不好起”。尽管目前国内尚无高清海著作的英译本,也无针对其术语的英译研究,但是在研究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英文摘要和正文术语对照中散落着不少国内学者使用过的英译尝试。总体上来说,主要有如下四种尝试。第一种,直接使用马克思的德语原文术语,比如“类”(Gattung)、“类存在”(Gattungswesen);第二种,直接使用马克思的英译本术语,比如“类”(spe-cies)、“类概念”(concept of species)、“类哲学”(philosophy of species或species philoso-phy);第三种,用genus,比如“类概念”(genus concept)、“类哲学”(genera philosophy或genus philosophy);第四种,用汉语拼音,比如“类哲学”(philosophy of Lei或Lei philoso-phy)。概括起来,前两种是“有名用其名”,把高清海的“类”等同于马克思的“类”;后两种是“无名才起名”,要么选择一个与马克思无关的英语词,要么直接使用汉语拼音。面对这种分裂的意见,我们首先提出如下问题:高清海的“类”与马克思的“类”在逻辑上到底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马克思的术语翻译高清海的术语?另外,上述尝试基本上都集中在高清海“类”这一单独的术语上,而与“类”密切相关的“种”又当如何处理?

马克思的“类”(Gattung)有一种“大全”的意味。首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手稿》)中,“类”不仅不局限于人,而且还包含了人和动物共同的生命基础。“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Gattungsleben)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和动物相比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马克思明确指出,类生活(Gattungsleben)不仅有“肉体方面”,而且还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其区别仅是一种程度的不同,即是否更具有普遍性。

其次,在《手稿》中,马克思以英语外来词的形式一共使用了8次species,而汉语译本根据不同的语境分别译成了“种”和“类”,这种区分更多是从汉语语言习惯出发,而非其本质含义,在某些情况下,“类”(Gattung)和“种”(species)很大程度上含义相当。比如,“一个种的整体特征、种的类特征(ihr Gattungscharakter)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征(Gattungscharakter des Menschen)”。马克思在明确指出人和动物都是种(species),并且种都具有类特征(Gattungscharakter),而人和动物的类特征有所不同。具体说来,人的类特征是“类存在物”或“类本质”(Gattungswesen):“人是类存在物(Gattungswesen),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Gattung)—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同样作为种的人和动物,同样拥有类生活和类特征的人和动物,本质差别在于人有“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也就是说,人不仅能够把类作为对象,而且人也把自身当做类对待。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类”(Gattung)本身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它包括人和动物,包括人性和动物性,由它组成的很多词比如类生活(Gattungsleben)、类特征(Gattungscharakter)等也都具有泛指的含义。但类存在物或类本质(Gattungswesen)则是一个特指的概念,它只表示人。简单说,人和动物都归属于某个类,但是只有人才能自觉到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在德语中Gattung一词表达的含义很宽泛,它既可以是生物分类学介于“种”和“科”之间的层级“属”,也可以在非科学意义上表达“种类”“种属”“类别”等日常的概念。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语境中,“类”是一个“大全式”的概念,它包括人和其他一切生物,指人时不仅限于人的社会性,也包括人的自然性、肉体性和生物基本属性。

这一点在英译本中格外明显,《手稿》中全部52处Gattung和8处species都被统一翻译成英语的species。换句话说,从德语的Gattung和species到英语的species并不存在“问题化”,而进入汉语时这种“问题化”产生了,因为汉语中并没有某个单独的词语与德语Gattung或英语species具有相同的内涵和外延,在汉语中这种“大全式”的概念只能被“拆开”才能被理解,而高清海正是在这种属于中国人特有的语言框架中提出了“类”和“种”的问题。

高清海明确指出使用“类”的理由:“我们可以重新启用类的范畴,用以表述人性和物性相区别的规定原则”,类是“人性原则的理念规定”。而“类”能够特指人性原则理念规定并且能够区别人性和物性,这必须建立在对“类”和“种”关系的理解基础之上才能完成。“类在种的基础上形成,包括了种却高于种。”这种提问方式与《手稿》的提问方式虽一脉相承,但在语言形式上完全不同。在《手稿》中,除“类存在物”或“类本质”特指人之外,“类”本身并不区分人和动物,马克思的确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了“类”,即泛指人与物和特指人的两种意义,但鉴于德语本身的特点,这种双重含义并不需要用两个独立的词区分,所以都表现在Gattung上面。高清海敏锐地透过语言的迷雾捕捉到了马克思Gattung一词的双重含义,并用汉语特有的方式“类”和“种”表达出来,正如他指出的:“如果我们把类放到马克思的实践基础去理解,那就会发现,它的规定正是表现了人之区别于物的那种本性。事实上马克思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理解实践的,由于把生产活动理解为类活动即一种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才可能从实践中引申出区别于物的那些属于人的根本特性”。

高清海对于潜藏在“类”(德语为Gattung,英译为species)中的“一词双义”的敏锐观察集中表现在他精辟的论断中:“以往的一些哲学家……讲的虽是类,赋予它的仍然主要是种的内涵。”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种”做出了“很具哲学意味”的定义,即根据物的特性给物分类。在此,species(物种)一词更侧重高清海“种”的这重含义。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的species一词在德语译本中用的是Art。马克思在《手稿》中也使用了Art一词,但是汉语译本却翻译成“类”:“同类(Tierart)而不同种的动物”。高清海在这种纷乱的语言差异中抓住了要害,即无论用哪种语言,无论选择哪个词语,对物做出规定的归根结底都是“种”,即便汉语根据语言习惯翻译成了“类”,它表达的“种”的本质并不发生变化。这充分体现在高清海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高清海指出:“在他(费尔巴哈)看来,男人和女人合在一起才是类的实存。费尔巴哈失足在什么地方呢?他从类本性中所看到的差别,不过就是男女的一点性别差异,此外再没有别的了,他并未跳出种规定所允许的差别”。这就是说,费尔巴哈虽然作为德国人使用了“类”(Gattung),但是他没有充分把握它的双重含义。

正是在这种超越语言迷雾的本质把握中,高清海揭示出马克思对“类”的双重含义的理解:“我们从类这个概念的历史演化中可以看出,历史上人们使用的类概念是具有双重内涵的。那里包含种的传统观念的内涵,但也明显体现出了人们要克服种的观念,试图赋予它以表达人的特殊本性的努力。只是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找不到能够从人身上把它与种区别开来的现实基础,所以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这个问题马克思把它解决了,因此也就赋予这个概念以新的生命”。

概括起来,高清海对“类”的重启是在继承马克思思想、彻底穿透了英汉德三语互译迷雾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人的汉语的特有表达方式提出的一整套新的问题。在语言上具体体现为,高清海的“类”总是和“种”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但是又各有侧重,其中“类”是仅属于人的特性。在高清海的术语系统中,“类”和“种”的辩证统一和马克思的“类”(Gattung)在语言形式上较为接近,但是这种提问方式的内涵却比马克思的提问方式更为丰富。这就是为什么高清海提出:“马克思的哲学实现了哲学理论的根本变革,但在类的问题上,我们只能看作奠定了一个基础,这一理论的丰富的内涵,马克思并没有来得及展开……今天我们的任务,应当在马克思奠定的基础上,再往前走,进一步结合现实把它发挥成为内容更加丰富和完整的理论。”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手稿》的德语原文出发还是从高清海的汉语原文出发,最终总是会发现,汉语和德语似乎互为“棱镜”。当德语Gattung一束光投射进汉语时,汉语“棱镜”总把它散射成两束光—“类”和“种”;反过来,只有汉语“类”和“种”这两束光同时照射到德语“棱镜”时,Gattung作为大全的概念才又显现出来。现在把“类”和“种”的这对术语翻译成英语,我们必须承认高清海和马克思思想之间的同源性与差异性,所以既不能完全照搬照抄马克思的术语遮蔽高清海具有中国特色的提问方式,也不应该另起炉灶让读者看不出高清海和马克思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最理想的出发点应该是以马克思英译本中已经被广为接受的species一词作为基础,然后在其之上进一步“加工”成更能充分表达高清海思想特色的术语。

高清海的“类”和“种”这对术语虽然是名词,但其提问方式却充满了动词性,这与马克思的术语species的名词性提问方式有着本质的差别。马克思使用species侧重表达的是“人之本质的意识特性”这一名词性的概念,而高清海的“类”和“种”则“突破了意识特性这一点而具有了全局性和整体性……比之马克思哲学更具广泛性和灵活性”。这种全局性和灵活性就体现在高清海的这种“名词动用”的提问方式上,这具体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类”的主动性和“种”的被动性、“类”的进行性和“种”的完成性、“类”和“种”以空间性关照时间性。

(一)“类”的主动性和“种”的被动性

人和动物的生存方式不同,“动物是依附-适应型的生存方式,一切都要依靠大自然来安排、提供”,人则是“自为性-创造型的生存方式,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劳动生产提供的”。这决不是说人已经彻底克服了动物性,不再食人间烟火,而是说人的生命已经二重化,即“人既有与动物相同的生命,这是物种规定的本能生命;又有人自己创生的自为生命,这属于人的自主生命。前者如果叫做种生命,后者就可以称作人的类生命”。人从其他动物中脱颖而出,这种变化的本质在于人的“生命从大自然的绝对主宰中获得了解放……从完全被支配的地位获得了某种自主的本性”。人的这种生命本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要由人自己去争取、去创造的”。这段对类生命和种生命的论述非常集中地把“类”的主动性和“种”的被动性直观地表达了出来,“种”意味着“依附”“依靠”“(被)规定”“(被)主宰”“被支配”,而“类”则意味着“自为”“创造”“靠自己”“创生”“自主”“解放”“争取”。

值得注意的是,“类”的主动和“种”的被动并非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超越”的关系,“‘超越’这一概念,具有对原有存在或性质的‘否定’含义。这里的否定不意味着抛弃、消灭、打倒原有的,而是在保留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发展和创造”。“种”的特点在于它具有“前定性”“凝固性”“预成性”等被动性的限制特点,因而“类”对“种”的超越就体现在“突破了种的限制,也就是超越了通常所了解的本性的规定”。另外,“类”的这种主动性的超越不仅体现在上述的对“种”的被“给予的,只能现成地接受,不能自行改变”的本能生命方面,也体现在人超越个体自我生成社会生命这一方面,即“个体愈是发挥独立性的创造活动,类本性的内容也就愈丰富、愈充实”。

(二)“类”的进行性和“种”的完成性

“类”具有进行性,“种”具有完成性。从个体生命角度来说,种生命是“前定本质与生命结构为一体”,而人作为类生命“只能与他的活动相适应,从活动中创生、随活动的变化而变化”。高清海所说的“类”和“种”决非某种静态的名词概念,而是在时间意义上对生命做出了区分,“种”的前定性、普遍性、绝对性和永恒不变性不能简单理解为“静止”,而是针对“运动”而言在时间上的一种完成,因此它才无法去把握永远处于进行中的“活生生的人”。从个体生命推广开来放眼整个历史,这种进行与完成的反差更为明显。类本性具有“历史性、发展性的特点。物种也要变化,但它的变化是自然的选择……种性自身不具有历史性。只有在自我创生的类关系中,才有世代相继的继承关系,因而也才会有历史性。从这一意义说,发展也只是属于人和人类社会才会具有的性质,即类存在所特有的进化方式和变化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类”的进行与“种”的完成同样不是一种割裂与对立的关系。“类”一端牵动的是生命个体,另一端牵动的是生命整体,人作为类生命通过自我创造“在历史上才能得到不断地充实和丰富”,“永远处在生成之中,它是过去的存在,又体现着未来的规定”。从人诞生的那刻起,作为生命个体的“种”终究在死亡中“完成”自身,但是对人而言,每一次“完成”却又注入了“类”这一永不停息的“进行”之中,它从未停息也不可能停息,“人的本性是在人的参与中形成,随着人自身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变异的”。正如孙正聿所指出的,人的历史正是“个性化的类本性的生成史”。

(三)“类”和“种”以空间性关照时间性

王文斌指出,汉语推崇格物致知,对表达事物的名词格外重视,因此会把很多动词性含义隐藏在名词中,即“常借用体现空间的名物来表达具有时间性的行为或动作”。高清海所用的“类”和“种”就是这样的两个具有空间性的词语,比如种生命“具有自我封闭性”,而类生命则是“开放的,类的含义在这里就意味着突破种的规定、超越种的局限……为原来生命自我封闭的循环圈打开了一个通向更广大世界的通道、缺口”。在空间意义上的“封闭”和“开放”是高清海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认识,它具体体现在高清海认为人的“类生命”终极的超越性体现在“宇宙生命”:“人在宇宙之中,宇宙也在人之中,应当从宇宙去理解人,从人去理解宇宙,这二者的统一,正是类哲学应有的内容”。元永浩指出,西方哲学对于“类”的理解最终的落脚点是主体,即“大我”,而高清海的“类-种”话语构成的“宇宙生命”则将“类”的落脚点定位在“大生命”之上,其本质是让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大地上结出独特的果实。马天俊也指出,宇宙生命是高清海对马克思实践观的进一步发挥,他通过词源学指出,“宇宙”二字本身即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基于房屋的空间性隐喻,而“类”与“种”、“宇宙”、“天”与“人”这些空间隐喻的背后却涌动着人不断在时间中成长与实践的身影。这种空间决非静态,而是一种充满动态力量的时间画面,人“能够把自然力转化为为我所用之力”,“人通过人的类本性即人道,与大自然的天道融合为一了,然后才能做到看来是按照人的意志、实际实现的是天道对物的重新塑造”。这种在空间中蕴含时间的维度下,人作为“类存在”才能历经“群体本位”“个体本位”的历史发展过程,最终在对人性的充分觉醒中达到自觉的“类本位”。因此,我们必须在富含时间性的基础上去理解类生命和种生命分别作为类哲学“拱顶石”和“基石”的空间隐喻。

基于上述三方面讨论,我们认为翻译高清海的“类”和“种”必须在马克思术语species的基础上做动词化的处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对术语活生生的动作性表达出来,如果直接采用英语名词species,则必然把高清海“类”和“种”的动态性封存在抽象的概念之中,这种动态性也即高清海反复强调的具体性:“类是一个具体性概念。人们常常很担心,以类来表征人的本性会不会把人抽象化……应当说,事情恰恰相反,在历史上,人所以总是被抽象化,正是来源于种的观念,这种抽象化的理解正需要类的理念去矫正”。因此,我们选择术语意译策略中的“加缀术”,即在species的基础上加上英语常用动词后缀-ize新造一词来承担高清海这对术语的英译,-ize表示“使成为”或“使…化”的含义。然后在speciesize这一动词的基础上,根据“类”的主动性、进行性和“种”的被动性、完成性再分别变化为speciesizing和specie-sized。而且,这样一来,原来被锁定在“类”和“种”两个空间性汉字中的时间性维度也表达了出来,“类”就有了“在做”的含义,“种”就有了“做完”的含义。这样“加工”而成的两个术语不仅在内容上符合高清海的思想意味,而且在形式上也更为灵活地构成其他词语,比如“类生命”“类思维”“类本性”等都顺理成章地可以用具有形容词性的speciesizing和speciesized加以修饰。从汉语和英语对比的更深层角度来说,我们的译法实际上贯彻了沈家煊近年来指出的汉语是一种名动包含的语言,而英语则是一种名动分离的语言这一深刻的论断。

沈家煊指出,英语和德语的动词早已从名词中分化成独立的并与名词对立的类别,而汉语的动词尚未从名词中分化出来。这样看来,马克思的“类”,无论是德语原文的Gattung还是英语通行译文的species,都是用作指称的,是一个高度分化的概念性名词,而它必须依靠另一个独立的动词对它解释,做出陈述。而高清海的“类”和“种”两个名词依旧包含着动词丰富的含义,这一点高清海从语言上有专门的论述,他说:“类这个词包含种的含义,但又超越了种的界限、限制。在通常使用中,类虽然也有区分界限的意思,如类别、分类、各从其类等,但含义要更宽泛、更灵活,它除了区分还有聚合、融通、相似的含义,更富于辩证性质,如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区分群物、使有类族(族就是聚的意思)等。我们通常讲的人类,它不论种族不同、国家区别、个体差异,已把人看作类的整体”。这就是说,“类”虽然有着“分类”“聚合”和“融通”的动词含义,但是这些动态最终汇聚于一个实实在在的名词之中,而“种”虽然看似是一种前定的“无能为力”,但是就如同中国人俗话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即便是一个被规定好的概念,它也必须通过动态的生长才能名副其实地存在。在这一点上,高清海所说的“类”和“种”并非西方语言名动分离意义上的被陈述、被解读的抽象概念,它本身就蕴含了自我的生成和阐释原则,因此“类”不能被划归到西方“是即是、否即否”的语言规则上,用高清海自己的话说人的类本性“是这,也是那;又是,又否”,而这与沈家煊从语言上对汉语的解读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英语noun和verb的关系好比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是男人就不是女人,是女人就不是男人……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好比man和woman的关系,woman也是man,但是man不都是woman。”

基于高清海的思想本身,又充分考虑了汉语和英语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高清海“类”和“种”这对术语的翻译策略是“有名不能拿来用,无名不能凭空起”。高清海的“类”和“种”这对术语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必须考虑待译术语所属的概念系统,考虑与已有术语的关联性和系统性;而另一方面,这对术语也是一种中国式的创新概念,相应地,有必要通过造词来填补术语词汇空缺。尽管我们“制造”了新词,但是我们认为,稍微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方读者应该不难把马克思本人的术语species和经过常用动词后缀 -ize改造的两个术语联系起来,即尽量做到让英语读者能够“望文生义”“顾名思义”。

将高清海的“类”和“种”在马克思的species基础上改造为动词化的speciesizing和specie-sized,本质上是在中西方文化沟通中建桥的一次尝试,我们是在文化可以相互理解和借鉴的这一信念基础上,充分考虑中西语言和文化差异才提出的译文。高清海一生始终追求让哲学“从他到我”,借鉴和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并最终将它们化为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和力量。而我们现在的翻译尝试,则是让高清海的思想“从我到他”,力求把他极具中国韵味的思想再传播到英语世界中去。正是在“你来我往”的基础上,西方思想才在中国土壤上长出果子,而中国思想才能真正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正如高清海所说:“不同民族多歧的异样文化和思维模式,就显示出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从历史上看,异样文化的相互吸收、会通和融合,往往是促使陷入僵化的文化传统走出困境、焕发新的生命活力的有效药剂和动力。”

从中西文化沟通融合的层面上看,我们的术语英译策略考虑到了如下两点。首先,西方哲学不同流派往往有一套鲜明的术语系统,而中国哲学则以其源头为圆心向周围辐射,不霸占某一术语,比如“道”这个核心术语各家都用,总有些相通之处。但是在这种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各家又有自己的继承者,因此让看似相同的术语获得了独具一格的特殊含义。“类”和“种”这对概念源自西方哲学,但是高清海却选取它们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术语,把它们引到中国现实的语境中来,加以继承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哲学家特有的气魄。现在把高清海的思想推广到英语世界,面对的是如何“反其道而行之”,让英语读者能够感受到高清海的哲学并非在西方哲学框架中的照搬照抄,而是要让他们感到来自东方的文化与他们熟知的西方文化既有共通之处,同时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

更重要的一点是,主词和谓词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困扰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话题。近代以来,我们深受西方的影响,主谓结构深入人心。然而细想,在汉语中,主谓结构仅仅是构句的多种结构之一,并不以有无主谓判断是否成句,沈家煊概括说:“这是汉语用法包含语法这个大格局所决定的,符合中国哲学体用不二的观念”。当我们面对高清海的类哲学时,似乎总想给它下一个定义,让“类哲学”作为一个主词,然后寻找某个谓词对它加以阐释。似乎我们一定要把主谓对立起来,类哲学就是一个静态的、无助的主词,它只能绝望地站在原地,等待谓词的搭救,借助谓词才能动起来。然而,“类哲学”这一提法本身就充满了活力,它超越了主谓结构,并不需要一个额外谓词的拯救就已经“自为”地运转起来。这与高清海对哲学本身的理解是密不可分的:“所谓哲学,不过就是人为了获得自我本质、升华自我人性,以理论形式所表达的那种人对自我本性的意识,以及人作为人所应有的看待世界事物、对待自身生活的那种人的态度、人的观点和人的境界。”因此,“类哲学”并非在“哲学”的基础上加上一个僵死的叫做“类”的限定,而是以一种类的方式去面对哲学,这本身就是一种包含了动态意蕴的、超越主谓结构的思想。王南湜指出,西方把哲学理解为一种理论性的知识,而高清海基于中国文化看到的哲学却是一种“精神境界”,是人本身,生命本身。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再次面临如何把中国人高清海超越主谓结构的思想翻译成西方人更容易接受的严格的主谓结构,即“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在species后加上-ize使之成为西方人更重视的谓词观念,把这种活力直接注入“类哲学”这个术语本身,而不是让一个纯粹静态的“类哲学”无助地等待谓词的援助之手。如邹诗鹏指出:“(高清海的)类并不只是一个概念……类表达的正是当代人类生活的现实处境与实践方向。”孙利天也提到,高清海认为“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哲学范畴史,用范畴规整世界、推演世界是西方哲学的实质;它的根本缺陷在于把无法纳入范畴的多样性、非同一性排斥掉了”。而我们之所以不选择一个纯粹表示概念的名词来翻译高清海的“类”,也正是希望这样能尽最大可能遵循高清海本人的认识,不把他的“类”变成另一个“规整”和“推演”的僵死范畴。

最后,作为译者,我们实际上跨越时空体会到了高清海的苦恼和希望。邹诗鹏指出:“不理解高清海的个体生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高清海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时期,高清海吸收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并让其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结出硕果,不能把他的哲学限定为某一领域的哲学,这本身就是“种”的思维方式。他一直在寻求摆脱某一种哲学或某一位哲学家的影响,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诞生了类哲学,因而,他的“类”面对的是中国现实本身,融入的是中国哲人独立的思考,目的是解决中国人自己的问题。然而,仅仅站在西方哲学的传统去看,“类”这个概念却是一个已经被扬弃了的陈旧概念,自己想说的肺腑之言被掩盖在僵死的刻板印象之下,正是这种矛盾才让高清海陷入了巨大的苦恼。“类”实际上就处在中国和西方这两种语言秩序之间的那个“混沌”之境,它作为一个语词虽然充满了活力,但是也难免造成这样或那样的误解。正因如此高清海晚年时才说:“当然我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如果确有一个比类更优越、更适当的概念来表达这里提出的思想和问题,我也是很乐于接受的”,可以想象高清海在“精神上的孤独”。一个人的个体生命被抛入那个给定的时代,高清海的哲学也必然被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们因此也就必须直面“类”哲学本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译者看似是通过一门语言的秩序重建“类”哲学在另一门语言中的秩序,然而实际上面对并且必须穿过的是无限的混沌,高清海彼时的彷徨又岂能不跨越时空借译者之手在此刻重现?然而,倘若苦恼可以穿梭时空,希望与寄托又何尝不会?在生命将尽之时,他指出:“中华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具有我们的特殊性,我们的苦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只有我们自己体会得最深,它是西方人难以领会的”。他将这份哲学遗嘱寄托在我们后来人的身上,希望中国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民族的哲学,今天我们希望用译文让高清海的哲学思想真正成为世界文化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