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忠桥 | 康德的平等观念探究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6期

“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基础理论研究专题”栏目

康德的平等观念探究

段忠桥 | 文

现代平等观念,即“一切人,或者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者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是启蒙运动倡导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洛克、卢梭著作中的一个重要论题。然而,作为启蒙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康德对平等问题却少有论述,以致在后人的研究中我们很少看到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成果。当然,少有论述不等于没有论述,仔细查阅一下康德的论著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其晚年的著作,特别是在《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不适用于实践》(1793年,以下简称《论俗语》)、《论永久和平》(1795年)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年)的一些章节中,还是多次谈到平等问题,只不过他的一些表述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前后矛盾,以致让人难以看出他的平等观念到底是什么。仔细读一下康德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他实际上讲了与三类人相关的三种平等:一是社会中作为人的每个成员之间的平等,二是社会中作为臣民的每个成员之间的平等,三是社会中作为公民的每个成员之间的平等。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三种平等的辨析,探究康德的平等观念,并对照洛克、卢梭的相关论述,对它做一简要的评价。

一、最能体现康德平等观念的两段论述

探究康德的平等观念,无疑要从康德本人的相关论述入手。然而,康德并未对平等问题做过专门的论述,只是在论述其他问题时顺带谈到它,并且很零散。以上面提到的三本著作为例,涉及平等问题的较为集中的论述只出现在《论俗语》的第二节“论国家法权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论永久和平》的第二章“永久和平的第一条确定条款:每个国家中的公民宪政应当是共和制的”和《道德形而上学》第一部“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中的“法权论的划分”。因此,从它们之中找出最能表明他的平等观念的那些论述,就成了我们探究的出发点。在我看来,这样的论述只有两段。

第一段出自《论俗语》:

公民状态仅仅作为有法权的状态来看,建立在如下的先天原则之上:

1.社会中作为人的每个成员的自由;

2.社会中作为臣民的每个成员与每个他人的平等;

3.一个共同体中作为公民的每个成员的独立。

这些原则不仅是已经建立起来的国家所立的法,而且惟有依据它们,才有可能按照一般外在人权的纯粹理性原则建立起国家。

第二段出自《论永久和平》:

首先依据一个社会的成员之自由的原则(作为人),其次依据所有成员对一个惟一的共同立法之附属性的原理(作为臣民),再次依据这些成员之平等的法则(作为国家公民)所建立的宪政—由源始契约的理念所产生、一个民族的一切法权立法都必须建立于其上的惟一宪政—就是共和制的宪政。

这两段话虽然出自相隔两年的两本著作,在表述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它们的主旨和内容基本相同。第一,它们讲的都是建立理想国家的依据,只不过前者把理想国家说成是“按照一般外在人权的纯粹理性原则建立起国家”,后者把理想国家说成是“共和制的宪政”。第二,它们都讲到社会中的三类人,即作为人的社会成员、作为臣民的社会成员和作为公民的社会成员,只不过在前者的说法中,第一类和第二类人被说成是“社会中”的,第三类人被说成是“一个共同体中”的;在后者的说法中,三类人都被说成是“一个社会”的。第三,它们都讲了建立理想国家的三个依据,只不过前者将这三个依据说成是社会中作为人的每个成员的自由原则、社会中作为臣民的每个成员与每个他人的平等原则、一个共同体中作为公民的每个成员的独立原则,后者把这三个依据说成是一个社会的成员之自由的原则(作为人)、所有成员对一个唯一的共同立法之附属性的原理(作为臣民)、这些成员之平等的法则(作为国家公民)。第四,虽然前者讲的臣民的平等原则在后者那里被说成是臣民的附属性原理,前者讲的公民的独立原则在后者那里被说成是国家公民的平等法则,但只要认真读一下康德对这些表述的进一步说明就可发现,它们实际上讲的是一回事。

康德在这两段话中讲的社会,指的既不是现实存在的社会,也不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社会,而是依据他的“一般外在人权的纯粹理性”建立的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为什么会存在对应三个原则的三类成员?这个问题让人困惑不解,因为康德的“一般外在人权的纯粹理性”讲的是一种基于人的理性本质的普遍人权观念,根据这一观念,每个人生来都具有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法权,从中推导不出社会存在三类分别具有自由、平等、独立三种法权的社会成员的论断。然而,不只这两段话里,康德在其他地方都没对这一问题做出任何解释。

从表面上看,这两段话讲的是理想社会中的三类人应分别具有的三种法权。第一段话把这三种法权说成是作为人的社会成员应具有的自由、作为臣民的社会成员应具有的平等和作为公民的社会成员应具有的独立;第二段话把这三种法权说成自由原则(作为人)、附属性原理(作为臣民)、平等法则(作为国家公民)。两段话中只有两处讲到平等,即第一段讲的臣民的平等和第二段讲的国家公民的平等,为什么说它们是最能表明康德的平等观念的论述呢?这是因为,从康德对这三种法权的阐释来看,它们不是互不相干,而是相互包含的。在对这三种法权做进一步的阐释时,康德常常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谈,讲自由的同时就要讲到平等或独立,讲平等的同时就讲到自由或独立,讲独立的同时就要讲到自由或平等。由此可以认为,康德对自由和独立的论述,也包含着对平等的论述。我的这一理解是受牛津大学政治哲学教授G.A.科恩的启发。他在谈到洛克的自由、平等和独立的思想时讲了这样一段话:

洛克认为,如果政府不经人民同意而对他们行使权力,这将与人的自然自由相抵触。他在(《政府论》下)第95段写道:“人类天生都是自由的、平等的和独立的,如不得到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统治。”顺便说一句,自由、平等和独立的特征在这里是相同的。因为平等在于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任何他人之上,任何人都不“受制于其他任何人的意志或权威”(第54段),这与自由和独立是完全相同的,正如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那样。

在科恩看来,洛克这里讲的平等与他讲的自由和独立特征相同,相互包含。在我看来,康德在这两段话中讲的平等也与他讲的自由和独立特征相同,相互包含。不同的是,在洛克那里,自由、平等和独立是“人类”,即每一个人生来具有的权利,因而每个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康德则将社会成员分为三类,分别论述了作为人的社会成员之间应具有的自由(平等)、作为臣民的社会成员之间应具有的平等和作为公民的社会成员之间应具有的独立(平等)。由此说来,康德的平等观念就不是体现在对“人类”平等的论述中,而是体现在对这三类人的三种平等的论述中。在康德的全部著作中,除了《论俗语》和《论永久和平》中的这两段话,我们再也找不到最能表明他的平等观念的其他论述,因此,把它们作为探究他的平等观念的出发点是合适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康德是如何论述这三类人的三种平等的。

二、社会中作为人的每个成员之间的平等

康德讲的第三类人的平等,是社会中作为公民的每个成员之间的平等。公民是一个在康德的著作中多次出现的概念,康德对它的使用存在很大的灵活性,常常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它不同的含义。前边指出,康德曾用国家公民指称作为人的每一个社会成员,也曾用国家公民指称社会中一部分具有立法表决权的成员。这里讲的社会中作为公民的每个成员指的就是后者。对此,康德在《论俗语》中有这样一段论述:

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作为公民,亦即作为共同立法者的独立(sibisufficientia)。在立法本身这一点上,所有在已经现存的公共法律之下自由而平等的人们,就颁立这些法律的法权而言,毕竟不能被视为全都平等的。不能有这项法权的人们,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仍然屈从于对这些法律的遵循,并由此分享按照这些法律的保护;只不过不是作为公民,而是作为受保护的伙伴。

这段话表明,公民也是共同体(即社会)的成员,按照康德关于三类人的论述,他们既是第一类作为人的成员,也是第二类作为臣民的成员,是“在已经现存的公共法律之下自由而平等的人们”。但作为第二类的臣民,他们与另一些臣民不同,他们拥有颁立法律的法权(康德有时也将其称为立法表决权),而另一些臣民则不拥有,并因此被视为公民的“受保护的伙伴”。“受保护的伙伴”属于哪一类人?对此康德没做任何论述。前边表明,卢梭也曾使用过公民概念,但他把公民作为对“人民”的另一种称谓—共同体的结合者集体地就称作“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可见,康德这里对公民概念的用法与卢梭的用法明显不同。进而言之,当康德把“公民”与“受保护的伙伴”相提并论时,他此时讲的共同体就不像卢梭讲的那样由全体“人民”构成,而是由他讲的“公民”与“受保护的伙伴”这两类人构成。

“受保护的伙伴”为什么不能拥有立法表决权?对此,康德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而只是说“要构成共同体这个概念,就要外在的自由、平等和所有人的意志的统一这三个概念齐聚,对于后者来说,既然需要投票,则当前两者合并起来时,独立就是其条件”。这意味着,“受保护的伙伴”不能拥有立法表决权是因为他们不是独立的。

那什么样的臣民才能成为公民呢?康德说,从自然资质上看,公民不能是孩童,也不能是妇女,因为这二者都不是自己法权的主人,都没有独立性。此外,更重要的是,要成为自己的法权的主人,公民要拥有某种财产(就连任何艺术、手艺或者美术或者科学都能够算在内)来维持生计。这是因为,“在他为了生活而必须从他人那里有所获得的情况下,他仅仅通过转让归他所有的东西来获得,不是通过他同意他人使用他自己的力量来获得,因而他除了为共同体服务之外,不在该词的本义上为任何人服务”。说的再清楚一点就是:公民所需的资质就在于,他只能依靠自己的财产而不能依靠为别人的服务来维持生计,因为靠为别人服务维持生计意味着其独立性的丧失。对此,康德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制作一件opus[作品]的人,能够通过转让把它交给另一个人,就好像它是自己的财产似的。但是,prastatio opera[劳动的付出]却不是转让。家仆、店员、短工,甚至理发匠,都仅仅是operarii[工人],不是artificies[艺人](在该词较宽泛的意义上),而且不是国家成员,从而也没有资格是公民。尽管我让他清理我的柴火的人和我让他把我的布制成一件衣服的裁缝看起来与我的关系十分相似,但前者却与后者不同,就像理发匠与假发制造者(我也可能为此把头发交付给他)不同,因而就像短工与艺术家或者手艺人不同一样,后者制作一件作品,只要他未得到酬报,作品就属于他。因此,作为经营者的后一种人与他人交换的是自己的财产(opus[作品]),前一种人交换的是自己的力量的使用,他同意一个他人使用他自己的力量(operam[劳动])。

不难看出,康德在这里是以自己制作作品的人和以劳动服务于他人的人为例,来说明使一个臣民能够成为公民的独立性。按照他的说法,有资质成为公民的只是某种作品的制作者,如作家、艺术家、艺匠,而家仆、店员、短工甚至理发匠则都没有资质成为公民,甚至不是国家成员。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康德对公民的资格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只有表决的能力才构成国家公民的资格,但表决的能力却以国家公民在人民中的独立性为前提条件。这一前提条件将国家公民区分为积极的国家公民与消极的国家公民(这一区分我们在前边已经讲过)。消极的公民包括在一个商人或者在一个手工艺人那里的帮工、家仆(不是为国家服务的人)、未成年人(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市民身份上)、所有女人和一般而言每个不能凭借自己的经营而是不得不受他人雇用(国家的雇用除外)以维持自己的生存(食品和保护)的人,以及木工、铁匠、家庭教师、佃农。他们“都只是共同体的帮工,因为他们必然要受其他个人的命令或者保护,因而不具有公民的独立性”。由于不具有独立性,他们就不能成为具有表决能力的积极的公民。

需要强调指出,康德这里讲的作为具有表决能力的积极公民的独立性—只能依靠自己的财产,而不能依靠为别人的服务来维持生计,与他在前边讲的第一类人,即作为人的社会成员具有的独立性,在含义上大不相同。对于后者,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还有这样一段论述:

自由(对另一个人的强制任性的独立性),就它能够与另一个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并存而言,就是这种惟一的、源始的、每个人凭借自己的人性应当具有的法权。—生而具有的平等,亦即除了人们也能够相互赋予责任的事情之外、不在更多的事情上被他人赋予责任的独立性……

不难看出,这段话讲的独立性,指的是作为人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凭借自己的人性而具有的一种法权,它与自由和平等是相互包含的。可见,康德讲的作为具有表决能力的积极公民的独立性,是他对独立性概念的另一种用法,是为了论证公民和“受保护的伙伴”之间的不平等而特别提出来的。

由于康德将臣民进一步分为公民和“受保护的伙伴”,因而,他讲的公民的平等实际上是以他们和“受保护的伙伴”之间的不平等为前提的。那公民之间的平等体现在哪里呢?对此,康德没有在理论上做什么论证,只给出一个例子:“在这里,艺匠与大地主(或者小地主)都相互平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只有权投一票。”大地主为什么只有权投一票呢?康德说:“这样,如果一项法律赋予地主以等级的特权,使他们的后代要么永远都是(封地的)大地主,这些封地不可以出售或者通过继承而分割,并且因此而不可以为人民中更多的人所利用,要么即便有这种分割,但除了属于某个任意为此指定的人群的人之外,没有人能够从中有所获得,这就已经与上述平等原理发生抵触,也就是说,大地主消灭了许多本来能够占有其地位的较小的所有者,连同其选票;因此以他们的名义投票,所以就只有一票”。由此说来,康德讲的公民之间的平等只在于“每个人都只有权投一票”,而不管一个人拥有多少财产。进而言之,“对于立法来说能够投票者的数目就必须按照拥有财产者的人数,而并非按照财产的多寡来判定”。

以上是对康德平等观念的初步探究。如果我的辨析能够成立,那么就启蒙运动中对现代平等观念的贡献而言,康德便难以同洛克和卢梭相提并论。洛克早在1690年匿名出版的《政府论》中就明确提出:“人从本性上说都是生而平等的,都应该享受共同的权利和特权,除非能把作为万物之主,并永受祝福的上帝用明白语言所表达出来的选任提供出来,用以显示某一个特定个人的优越性,要不然就应拿出一个人对一个上级表示服从而自己作出的许诺。”卢梭在1755年出版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也明确提出,“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平等的”,任何人对于自己的同类都没有任何天然的权威。康德无疑熟知洛克和卢梭的平等主张,但他只是在论述第一类人,即作为人的社会成员的平等时,才极其简略地谈到这类人指的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这类人的平等指的是任何人都不能强制别人,也不能被别人强制。就此而言,他对第一类人的平等的论述,不过是对洛克和卢梭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的重申,其独到之处只在于将平等基于人性中的理性,而不像洛克那样把平等基于上帝、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9],或像卢梭那样把平等基于人性中的心灵。然而,在论述第二类和第三类人的平等时,康德又将第一类人分为国家元首和臣民两类,认为在前者和后者之间存在一种强迫与被强迫的关系;将第二类人,即作为臣民的社会成员分为公民和“受保护的伙伴”两类,认为只有前者才具有立法表决权。这样一来,虽然他随后论述了臣民之间的平等和公民之间的平等,但这是以国家元首和臣民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公民与“受保护的伙伴”之间的不平等为前提的,实际上是对他讲的第一类人的平等的否定。就此而言,他讲的第二类、第三类人的平等,是与洛克和卢梭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张相悖的,是他的平等观念不彻底的表现。至于他讲的第二类人即臣民之间的法权上的平等,在洛克那里早有论述,而且比他给出的理由都更充分、更具说服力。总之,尽管康德在其他方面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就现代平等观念而言,他并没有多少建树,更不能与洛克和卢梭比肩而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