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闲话一百0八》一文中提及袁澄中老同学时曾有如下文字：
说起自家祖上的辉煌来，澄中依旧低调，依旧欲语还休。他们家从曾祖一代开始就从浙江迁至上海，他祖母经氏一翼就曾有人担任过上海南市（租界以南的上海老城）电信总管，或与“丹国大北电报公司”有所关联——它是丹麦、英国、帝俄等国在旧中国开设的电信机构，1870-1871年间，铺设上海—香港，上海—长崎，长崎—海参崴海底电线。有关资料说“津沪电线通报后，经营四个月，亏损甚大。自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改为官督商办，招股集资，分年缴还官办本银（湘平银十七万八千七百余两），听其自取报资，以充经费。盛宣怀、郑观应、经元善、谢家福、王荣和等集股湘平银八万两，是其创办资本。”其中的“经元善”这个人，就与袁澄中祖母同属一个姓氏（此处想起了曾任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先生——而同届副主席则是南通张謇嫡孙张绪武）。
最近听读涉及义和团运动史料之余，我不由对袁同学祖先经元善先生的政治胆识和见义勇为之举产生了深深的敬佩。虽然我初述经元善通电全国的文章《上海闲话一六四：爱国为名但祸国为实者值得警惕》横遭屏蔽，但是我在阅读更多史料后认为有必要重申的是：经元善可谓“东南互保运动”前奏曲的弹拨者——想必时任工商联副主席的张绪武（张謇嫡孙）曾与经叔平先生提过各自先人在“互保运动”中遥相呼应之事。
作为经元善后人的袁澄中老同学阅后给我发来一张谱系图并且提醒我说：
“十八世经元善旁边经大钧是我祖母的父亲。”
义和团义和团运动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反洋教，杀洋人，1900年夏迅速进入北京、天津，恰巧慈禧太后在戊戌变法之后通过政变重新亲政，她不满光绪皇帝屡次违逆己意而打算另立新君。不料各国公使出于对开明皇帝光绪的喜爱而联合反对慈禧，只得暂时作罢，但却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召集群臣宣布封端郡王之子溥隽为储君（时称“大阿哥”），再次试图废黜光绪。就在两天之后，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以“候补知府衔”等一千两百多人联合蔡元培、黄炎培等1231名维新人士和绅商联名通电（拍发电报）反对“己亥交储”（即废立现任皇上），要求收回成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经元善由此得罪慈禧太后，遭清政府通缉，家财被抄，被迫去澳门避难，由此离开上海电报局总办岗位……
“己亥交储”的消息传到上海，经元善悲愤难抑，曾密电洋务派骨干、时任电报局督办大臣的盛宣怀，请其上言挽回。岂料经元善旋得盛氏的复电仅一句话：“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虽然经元善甚至连一木都算不上，但他已顾不了这么多。除了联合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黄炎培等旅沪维新人士和绅商表示反对之外，经元善还于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上海电报局总办的职名领衔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了如下电文：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总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经元善尽管还挂了一个江苏候补知府的虚职，但充其量只是一个在野人士，照理在戊戌政变维新人士杀的杀、囚的囚、免的免、逃的逃腥风血雨下，他大可以像无数其他富绅一样，虽心有戚戚但仍不妨做一个识时务顺潮流的聪明人。尤其在得知慈禧老佛爷蓄谋已久的为废光绪而立大阿哥的残酷事实后，他更可不必做出以卵击石的捋虎须行为，何况盛宣怀已明确告知过他“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然而，经元善坚信，他此前的赈灾救难、兴学开智固然为人生之善，但是面临朝廷和权柄逆时代而动，使国家和民族欲返黑暗的危难时刻，自己敢于挺身而出，仗义谏言，虽一木粉碎而不惜，则更是人生的首善，大善。且说电文到达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己亥建储”的主要参与者、时任直隶总督兼充办理通商事务北洋大臣的荣禄一看，怒声喝道：“这经元善是何等人，胆敢妄言干政，一定要把为首的杀几个，看他们怕不怕。”第二天面奏慈禧时，荣禄坚称“经元善案一定要杀几个，以昭炯戒”。在王文韶的婉言斡旋之下，慈禧下旨：
“饬地方官拘捕监禁，以为儆戒。”
1900年1月24日(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廷发布立溥俊为大阿哥的上谕，隐含废立之意。翌日电讯传到上海，“沪上人心鼎沸”，发生了经元善暨寓沪绅商1231人联名抗疏的事件。27日，《苏报》发表这份电文，并加按语说，本埠接奉电谕后，“绅商士庶纷然哄动。皆谓，名为立嗣，实则废立”，“皆有奋不顾身与君存亡之志”。《新闻报》社说责问，“不废之废，何以告海内”？《中外日报》电讯指称，此诏为“上迫于母后，下挟于权奸”所下，“太后此举”是“日暮途穷，不为久常之计”的表现。该报还征引“西人”的话，称“经某”“忠勇”，“虽已避匿，但已为皇上办一件大事”，并警告，若逼皇上退位，“恐南省难免大乱”。借用“西人”之口表达了“南北之见”或谓“东南意识”。
张謇，字季直，江苏名士，身为状元出身的实业家和教育家，是东南绅商的上层人士。“建储”事件发生后，张状元感到震惊和忧虑，他关心上海报纸，并和上海报论产生了某种共鸣。他在1900年1月26日日记中这样写道：“闻今上有立宣宗元孙悙邸之孙端王子溥俊为子，承穆庙后嗣统之诏，岁晏运穷，大祸将至，天人之际可畏也哉！”27日日记又写道：“见《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昨说果确，并有明正元旦内禅，改元“普庆”之说，亦有“保庆”之说，海内人心益惶惶已”。
甲午战争伊始（特别是庚子年起），上海及东南一带新兴绅商阶层社会主体思想和参与意识迅速增强，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凸显，正是反映了上海和东南绅商阶层从自己的处境和感受出发，对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一种强烈关心。事实上，张謇作为一位出身于翁同龢系的士人，他自戊戌政变以来一直关心光绪帝的政治命运和人身安全。政变发生不久，他因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对荣禄等人的废立阴谋能“持正论”，曾借助汪笃甫、王寿芸的引介，恳请刘坤一“上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刘在张謇代拟的疏稿上又自加“伏愿皇太后皇上慈孝相孚，以慰天下臣民尊亲共戴之忱”二语。“己亥建储”发生后，刘坤一在奏国事迄退疏中又有“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义止”这样的鲠直之语。张謇于1900年3月13日(二月十三日)作《奉送新宁督部入朝》诗，对刘坤一的这两份维护光绪帝的奏稿作“戊己堂堂两奏传，勋名况自中兴年”的称颂。
可以这么说，经元善的联名“抗疏”，张季直的劝刘“护”帝，都代表了东南绅商反对后党废立阴谋的不同斗争方式，而上海报刊对“己亥建储”的报道和评论正是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声，这也是洋溢于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的前奏。
现在不妨说说义和团与红卫兵的特点或曰“共同点”，那就是都喜欢标榜爱国，其实却从事祸国的勾当，而且还祸害国际准则和人类文明。义和团的衰亡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吹嘘刀枪不入，妖言惑众。在受到慈禧招安之后，攻打外国驻华使馆，实质上根本不是在抵抗侵略，而是无视基本的国际准则，只是被清廷利用来进行政治斗争，最终导致了八国联军一路攻入京城，吓得慈禧一小撮统治者仓皇西逃。由此可见，义和团所谓的爱国与“扶清灭洋”，其实就是祸国殃民，而非爱国利民。
如今看来，义和团和红卫兵在历史上产生过什么破坏作用，应该说是早有定论。可是，眼下的爱国贼们却是一个尚无正式命名的群体。当代的爱国贼实质上与历史上的义和团、红卫兵相差无几，但却更狡猾、更无耻、更功利。作为近年来一批以爱国为幌子的投机分子，他们把爱国当成生意，举凡有利可图，那就争先恐后。这帮子人大致有如下几大特点：
第一，突出自己，压抑他人。如果谁和他们在国家统一上的思路相异相左，就会被污蔑为汉奸，谁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有所肯定，希望中国有所借鉴的话，那谁就是反华。如此一来，历史上的许多仁人志士也都难脱反华和汉奸之嫌了。第二，他们人格分裂，有些人明明千方百计地在争取运往西方定居，却要将西方说得一无是处，个别人甚至通过骂中国而获得西方给予的定居权，但是反过来又通过骂西方来充当“爱国英雄”。第三，他们以爱国来装点门面，其中有的就是坑蒙拐骗之徒，却要把爱国当成护身符来欺世盗名，四处招摇。比如某些战狼人物悄悄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或让家人拿着美国绿卡，而自己却天天面对公众大骂美国。还有一些知名的“国师”也以“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作为口号和信条。而最为可怜的则是那些小粉红、自干五，看到批评时政的言论就气呼呼地骂人，但是到头来别人“润”出国了，他们却还只能够留在国内继续过着“韭菜被宰割”的惨淡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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