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科举与推行新教育是晚清新政时期两项重大改革举措，影响深远且在进程上紧密缠结。1904年1月13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等进呈《重订学堂章程折》同时附呈《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如此联动，根本的考虑是力图通过递减科举，为新教育的推行扫清障碍。其中反复申明“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之意，在1905年立停科举时得以延续，却多被时人及后之研究者忽略。桑兵已注意及此，指出“无论实情如何，当时人和后来者将立停科举解释为废科举，这与主其事的内外重臣的想法有所出入，后者的愿望只是纳科举于学堂，将科举与学堂合为一途”。关晓红也观察到，“合并科举于学堂的思路及改革趋势由来已久”。这一设计“确是用心良苦，并非藉口托词，且作为立停科举的重要依据而为清廷认可”。这为我们深入认知停科举与新教育体系的内在关联提供了思路。
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其核心是作为传统政教体系根本的选官制。通观清末新教育的发展进程，自戊戌变法时期成书的《劝学篇》到新政之初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澄清吏治、培养中国传统政教体系所需的政治人才一直为当政者所看重。1905年立停科举前后，修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奏设的京师法律学堂，以及被枢府确立为各省样板的直隶法政教育方案，皆以“培养吏才之地”为定位。至1907年初学部正式奏设京师法政学堂，着眼于新政改革的现实需求，培养高等专门法政人才，兼具培训已仕及候补官吏的功能。这一功能随着“预备立宪”的进程而愈发突显，最终成为重中之重，相当能体现清季新教育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兼具科举“造就已仕人员”的功能，而非纯粹的教育建制。
就制度设计而言，法政学堂培养法政人才的主体目标与其兼具的“造就已仕人员”功能界域分明；立停科举方案中为“旧学应举之寒儒”保留的优拔贡考试也明令禁止新式学堂学生参加；对于游学毕业生，清廷自1906年起也开始分成培才和抡才两层面进行考核。概而言之，对于多数新式读书人而言，新教育建制终究不再是“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上升性社会变动路径。时人已注意到并质疑新教育脱离仕途的倾向，而力图以新式学堂办法保存国粹的存古学堂，成为时人瞩目的“官学分途”典型。张之洞、沈曾植等官方大员淡化功名利禄、疏离“官学”的存古愿景，虽然曲高和寡，却是清季民初知识精英追寻“学术独立”的重要一环，相当值得注意。
有鉴于此，张之洞设计了由“学堂教人之学”递升“专门著述之学”的学程。所有读书人自幼“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从15到20岁以“守约之法”通晓中学大略，其间可兼习西文。此后绝大多数人“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极少数“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则任其博观深造“专门著述之学”。
以外国榜样为据，用“普通”“专门”两分的观念思考知识和学术的生产流程，是晚清朝野知识精英的共识，也是清末民初思想文化界一个重要而持续的动向。在“不讲西学则势不行，兼讲中西则力不给”的情势下，“讲求时政、广究西法”成为绝大多数读书人的学习目标；中学教育被简约到“损之又损”的程度，正是当时中学在“中西学战”中败退的缩影。面对“儒术危矣”的文化危机，《劝学篇》将关注的重心放在新式学堂“人人为之”的基础学程上，试图确保新式读书人在全力讲求西学之前“通晓中学大略”而“无离经叛道之患”。
但这并不意味着“专门”层面的中学研习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点缀。所谓“任自为之、无有底止”的“专门著述之学”，看似较随意，其实不仅因应着当时“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的现状，也暗合“以个人钻研为主”的中国传统学术研习取向。更重要的是，在《劝学篇》成书的戊戌变法时期，虽然科举已饱受非议，但并未被废。而晚清新教育也以官力为主导，以官绅合作为基础。作为以注重文教学术著称的官方重臣，张之洞倡言“好古研精，不骛功名”的“专门著述之学”，说其试图引导“专门”层面的中学研习者疏离于功名利禄之途，似不为过。
若以稍开阔的眼光看，清代学人向往并追寻“不骛功名”的学术至少可以追溯至乾嘉时代。王国维观察到乾嘉时代士大夫“肆意稽古，不复视为经世之具，而经史小学专门之业兴焉”。经史小学既俨然为“专门之业”，实有疏离科举功名和官学体系的动向。唯学术成为“专业”不必意味着“独立”已完全实现。那时的读书人即便心向学术，也大多先以科考为务。不少“肆意稽古”的学术精英实际并未荒废举业，一般还有长短不一的仕宦经历。而少数科场失意者常被表述为“沦落”或“潦倒”，提示着至少在时人通常的认知中，成为“专业”的学术仍未从根本上撼动以“官学”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科举在读书人心目中的“正途”地位。
嘉、道以降，一批“不以科举为事”而“专勉实学”的书院相继兴起，普遍成为热衷“经史小学专门之业”者的重要依托，也是中国传统学术沿着“研治经史、讲求实学”的理路，脱离科举功名和官学体系的表征。张之洞在四川、广东倡办的尊经、广雅书院正是其中的重镇。唯尊经、广雅乃至张氏在湖广总督任上所办经心、两湖书院，固将八股制艺明确排除在教学授受之外，但允许学生“自为之”，或“应他书院［时文］课”，古学研习虽有不以科考为指针的文教学术机构支撑，但与科举功名仍是相对独立而又若即若离的关系。
实际上，《劝学篇》所言“专门著述之学”正与“不以科举为事”而“专勉实学”的书院，尤其是张之洞付出极大心血的四川尊经、广东广雅等书院，在根本精神上相通：皆力图让“古学”的研习和传承摆脱以科举为核心的功名利禄导向，回归其学术的本位。《劝学篇》之所以不明言“专门著述之学”的渊源，而将其概略表述为“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任自为之”的学程，或与张之洞对“书院积习”早有洞察有关，可能还有避免被“新学家”抨击的考虑。
至1904年初，张之洞参与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奏准颁行，规划并首次付诸实施了一套由普通到专门逐级递升的新教育建制，其中并未设置高等专门性质的中学研习机构。同年晚些时候，张之洞创设“专力中学、务造精深”的存古学堂，填补了《奏定学堂章程》的缺失。由此，官方的中学人才培养建制形成了一整套由普通到专门的学程：由中小学堂起步，到高等专门性质的存古学堂，再到大学堂经、文两科，乃至通儒院。
存古学堂的兴办意味着《劝学篇》中“博观深造、任自为之”的“专门著述之学”被高等专门的新式学堂办法取代。张之洞试图通过将专门层面的中学授受与研习纳入新教育体系，发挥新式学堂在“管理”方面的长处，补传统书院管理体制松散之不足，也有避免“为谈新学者所诟病”之意。他对该校学生的毕业待遇和深造资格有较周详的考虑：兼习外文者，“毕业后可照高等学堂例奏请奖励，并准送入大学堂文学专科肄业，将来递升入通儒院”；不习洋文者，“奖励须量减一等，毕业后止能送入大学堂文学选科肄习”。
但确保存古学堂毕业生能像其他新式读书人一样获得相应的“出身奖励”，并不意味着要将专门层面的古学研习和授受导向功名利禄之途。7年的学制本不为“急于谋生者”所设，其一整套中学研习方案更是未有只字言及“入官用世”，显然意在让学生在“专力中学”时能不计名利，静心治学，潜心精造。说其力图培养的仍是《劝学篇》所谓“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似不为过。
值得注意的是，张氏的办学规划并非完全不考虑存古学生“作吏治民”的现实出路。唯其拟定的存古学堂教学方案仅有两处言及“入仕临民”，皆在为学生“开其腐陋、化其虚矫”的西学通习课中。西学既成席卷之势，且被时人认为更“切用”，则在“专力中学，务造精深”之余，无论“谋生”还是“作吏”的现实考虑，皆着落在辅助性质的西学课程中。换言之，张之洞在专门层面为中学的研习寻求疏离仕途利禄的理路时，西学实际扮演着助力和推手的角色，甚可思！
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方案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在注重清代汉学的同时，将理学完全摒除在教学内容之外，这不仅与其本人的学术取向异趣，而且明显不同于《奏定学堂章程》的中学教育配置。张氏毕生力主兼讲汉宋，虽推重汉学，但从同光之交的《輶轩语》《尊经书院记》到戊戌变法时期的《劝学篇》，一直未尝废弃理学。《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中学教育也以“汉宋兼讲”为中学授受的总体构想。张之洞亲自拟订的《奏定学务纲要》明确提出高等及其以下各学堂以“理学为中国儒家最精之言，惟宗旨仍归于躬行实践”，以“行检笃谨”为培养目标，凸显“处处皆以理学为本”的“官学”导向。至于理学中“过于精深微渺”的内容，则于经科大学专设“理学门”以研究之。以此为参照，张之洞稍后办存古学堂，未有只字言及理学内容，多少有些淡化乃至疏离于“官学”意识形态之意。
清季新教育中各类学堂的章程及课程表是考察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演变的重要参考系之一。宋学与今文经学在晚清反乾嘉正统方面是天然的同盟。唯清季新教育中的经学与理学毕竟异趣，后人或可皆视为“儒学”，但在《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学制中，经学和理学实是两个界域较分明的中学分支门类。尽管张之洞倾注不少心血的湖北存古学堂是各省仿办的依据，但其摒除理学的做法并未得到普遍认可。目前所知安徽、广东、陕西、山东、四川、湖南等省存古学堂皆将理学纳入教学内容，安徽、四川两省的办学方案尤其凸显理学的地位。
大约在光、宣之交，晚清大儒沈曾植在安徽提学使任内倡办存古学堂，不仅将理学列为独立的学科，而且拟聘以理学见长的程朝仪为学堂监督，甚至推行一整套以理学为支撑的读书规程和管理规章。沈曾植并不只是单纯增加理学的授受内容，而是力求多面同时联动地深度变革张之洞创制的主流模式，说其已在试图另寻一条存古之路，似不为过。稍晚，署理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为宋代蜀中大儒范景仁、范纯夫、张南轩、魏鹤山设立“宋四先生祠”，存古学堂即设于祠内，理学由监督亲自讲授，与经学、史、词章并列为“主课”，力图以理学转移蜀中学风。
唯沈、赵二人倡导理学，皆有超脱功名利禄的一面。安徽存古学堂明确提出“以通经学古，为道德名誉之事，不导人于利禄之途”，故学生毕业后不奏请奖励。既“不导人于利禄之途”，则该校注重理学，是推助其褪去“官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回归其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而清流名臣赵启霖以“义理”为“新政学务”的纲要，希望蜀中读书人能注重这一“根本之学”，“自然思想高尚，不营扰于仕宦温饱，致蹈委琐之弊；自能涵养德性，不致蹈嚣张之弊；自能敬礼师长，不致蹈傲慢之弊；自能束身规范，不致蹈放荡之弊；自能笃念国粹，不致蹈抛荒经学国文之弊；自能切实用功，不致蹈有表面无精神之弊”。
据《书后》所述，时人注意到新教育已非国家抡选“官材”之地。以前国家培育人才，是要令其“入官”而“治民”。而新式学堂只是给毕业生发证明学习经历的“凭照”，即便是研习传统学问的存古学堂毕业生，也只是称之“通儒”而已，不能因此而入仕为官。研习传统学问都不能“入官”，不能“治民”，意味着官场皆是“不学之人”。“教学为一途，官人又为一途，两途区分，迥不相合”，新式学堂终究与旧时的科举一样，皆有“学非所用之弊”。
不仅如此，新教育的南辕北辙之弊较科举更甚。此前读书人因科考可以得官而趋之若鹜，而其时“官”“学”分途后，有志功名的读书人对新式学堂“相率裹足”。对士而言，功利固不足重。但是读书人如果都淡视功名，则无人愿意为国家奋不顾身，鞠躬尽瘁，故对国家而言，功名又“不可以不重”。新教育不让学堂学生“有功名之出路”，正是“欲入室者，闭之门”。
尽管清廷颁行了一整套逐级递升的学堂奖励出身办法，《重订学堂章程折》也表示学堂“奖励录用之法，比照奏准鼓励出洋游学生，于奖给出身之外，复请分别录用”。但时人看重的则是学堂奖励出身“皆未见之施行”；《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考核、考验和分别录用办法，固然都是“学堂中人入官之明据。然用以何官，则犹未可必也”。更重要的是，“新政”之前新式学堂已有数年发展，“肇兴之始，非不筹及其出身，迄乎今日，其学堂学生登朝堂而受任寄者有几人哉！”近来各省“教职及府佐、州佐等杂职”裁后，虽有学堂毕业生可补遗缺的传闻。但“教职不治民，佐杂虽佐治民而无治民之特权”，无法满足学堂学生入仕之志。国家必然难收“学堂育才之效”。
对于时人的种种疑虑和不满，《书后》多取安抚和宽慰的态度。按照该文作者的诠释，“新政”以前，科举仍是重中之重，学堂并非“正途”。“新政”之初，新教育“草创，学科未备，不得遽议其出身。继则学堂规模虽渐就绪”，但学生逐级递升，尚须时日，国家“所取之士不能猝及于学生”。朝廷虽决心停科举而出以三科递减的方案，也缘于此。张之洞改科举而为学堂发展辅路，以前引《重订学堂章程折》中“分别录用”的表述树立标准，建存古学堂旨在培养“通儒”。“通儒者，通天、地、人之谓也。能通天、地、人者，必能仔肩国家之重寄”，由此可知国家将“大用而重用”学堂人才。
此外，对于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时人尚有为何不明确毕业学生的质疑。所谓“录用之等级”，实指“入仕临民”的阶梯，而非升学方案。对此《书后》进一步解释说，“君子之作事也，必先其所当急”。张之洞忧虑“醉心欧化、损害正学”之弊，急于在新教育中保存国粹以挽救之，此后肯定会上奏，“请定升级，为吾学子之荣而济国家之用”。
通观《书后》全文，作者一直在耐心地为张之洞办存古学堂释疑解惑，颇有些为其“代言”的意味。唯以存古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堂需要对毕业出身及出路详加阐释，正说明当时质疑声即便未到众口铄金的地步，也实不可谓小。尊西趋新当然是大势所趋，废科举的舆论也呈压倒之势，但时人心向往之的，依然是“官”“学”合为一途以便“学有所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似乎仍在相当程度上深入人心。由此反观清廷出台的学堂奖励出身举措，确有相当的针对性：当时尚不具备将“官”与“学”完全分途的条件。
《书后》作者尽管完全出以张之洞的立场，但事实证明其论断并不成立。大约两年半后，张之洞进呈的《创立存古学堂折》在毕业奖励出身和学业升等方面，与《建置存古学堂札文》并无不同，并没有言及毕业学生“录用之等级”。张之洞的办学意图不仅被反对者建构成“守旧”的负面形象，支持者对其也有相当程度的误解。而《书后》断言的落空恰提示着张之洞倡导存古学生毕业深造而不明言“录用之等级”，确如时人质疑的那样，有意在高等专门性质的中学研习机构将“官”与“学”分为两途。
存古学堂毕竟是官立性质，“官”“学”分途的趋向显然不能大肆宣扬，只能静默地见之于行事。实际上张之洞鼓励存古学生毕业深造而不明示奖励出身“录用之等级”的做法，并未影响到该校的吸引力。因为办学规格高、待遇优厚又得当政者重视，湖北存古学堂首次招考正额120人，而“备取”考生即达142人。首届学员中甚至有已经派充师范学堂、高等小学堂教员者，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张之洞“鼓舞多方、网罗殆遍”的设想。而明确规定学生毕业不奏请奖励的安徽存古学堂，办学规模小，仅有50个“正课生”名额。沈曾植、吴同甲延用“古观风试”，联名将试题札饬各属地方官出示招考，限期将卷纸寄到省城，总计收到650多份试卷，录取比例不到13:1，淘汰率则高达92%以上。这样的吸引力固然与鄂、皖两省士林较浓郁的“存古”风尚有关，也从一个侧面提示尽管新式学堂不再是传统的“上升性社会变动”渠道和路径，但在书院、科举相继废除的情形下，仍有相当数量的读书人将研习“古学”视为改变现状和命运的机会。
实际上，比照旧功名资格的“毕业奖励出身”，的确普遍为清季新式学堂学生和办学员绅所看重。存古学堂由湖北推广到全国的进程也不例外。张之洞急于解经籍道息、中学师资匮乏之忧，将存古学堂招生定位在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学制七年，毕业后兼习洋文者照高等学堂例奏请奖励。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五年制中等学堂、三年制高等学堂总计八年学程少一年，已是获得毕业奖励和学业升等的捷径。但不少省份仍不满足于此，在实际运作中竭力为存古学生争取更短的学程和更高的毕业待遇。1910年，山东兴办存古学堂即对张之洞的奖励出身方案视而不见，参照优级师范学堂给予存古学生毕业出身的学生不必兼习洋文，即可获取高等层级奖励的待遇。还有派充“高等国文教员”的毕业出路，明显违反了《奏定任用教员章程》中有关高等学堂教员由大学堂毕业生或是拥有大学毕业文凭的留学生出任的规定。犹有甚者，办学规模和影响仅次于湖北的江苏存古学堂完全面向中下层旧式读书人招生，允许学生遵循科举时代的“惯例”，参加立停科举后本为宽筹“旧学应举之寒儒”出路而保留的1909年优拔考试。这些学生虽然身处新教育中，但在身份认同上并未转换成新式学堂学生，不但明显有违中央政府的禁令，也与张之洞开办存古学堂的初衷明显异趣。不仅如此，该校开办简章原本没有毕业奖励的规定，但首届学员于1911年修满三年学程时，校方仍然为其奏请高规格的奖励出身。入校时，有廪、增、附生功名者能够得到与五年制中等学堂毕业生同等的毕业奖励出身机会。这样一来，该校学生最终兼有新、旧两种“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且两种渠道和途径皆逾于常格。
山东、江苏等省的毕业奖励出身方案固然在追求速效和躐等方面，明显较张之洞的规划走得更远，但终究只是注重程度的不同。而广东、四川官绅将存古学堂视作官途升阶，则与张氏只字未及“入仕临民”的中学研习愿景多少有些背道而驰的意味。目前所知，清季仅有广东存古学堂完全保留了张之洞宏远的7年学制，唯其办学目标除“研求古学、永保国粹、养成教材”外，还要“兼备从政之选”。“学而优则仕”本为传统政教体系的“正途”，在这里被边缘化为附属的办学功能，已是不小的改变，但终究为学生明确保留了通过“研求古学”以“从政”的希望，适与前文所述张之洞将“入仕临民”的现实考虑落在西学课程上，形成鲜明对照。
在四川蓬州举人魏鼎看来，“存古之道均归实验”，“入官以后”正是重要的“实验”阶段。因此，存古学堂必须“讲明政治”，学生研习经学、地理学、史学，皆是为以后“入官”做准备，史学更是以“外国政治”“古人政体”为重心，让学生获得“宪政才识”，以便将来出任议员。这样的思路和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当时盛行一时的法政教育，终未被四川主政者付诸实践，但可印证《书后》引述的“学古”以“入官治民”的时人言论并非少数人的呼声。张之洞、沈曾植等人“官”“学”分途的倾向，即便在支持保存国粹者中也难觅知音。
清季知识精英追求“学术独立”的努力，尤其是王国维的相关言说得到了学界关注。1905年，王氏纵论“近年之学术界”，以“纯粹”的学术眼光，对严复的译书事业，康有为、谭嗣同受西学影响而“改造古代之学说”，报章杂志所登“学术上之议论”，官办、私立学校的教学授受，乃至海外留学界和文学界的思想动向皆有不同程度的批评。在他看来，近时思想界既无“能动之力”，也“未尝受动”，实因多数读书人“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怀实利之目的”，鲜肯“研究冷淡乾燥、无益于世之思想问题”。
前文所述张之洞疏离“官学”且未有只字言及“入世治民”的中学研习方案，以及毕业奖励出身不对应“录用之等级”的做法，实际同样针对“政治之野心”“实利之目的”。王国维推崇“西洋之学术”，尤重西方哲学，对官方新教育建制“大学分科、不列哲学”的做法颇为不满。在他眼中，张之洞“养成呫哔之俗儒”的京师大学开办计划，正是国内学校缺乏“欧人深邃伟大之思想”的负面典型。唯若暂且不论具体的学术倾向与文化观念之别，仅就对“学术”本身的理解、认知和愿景而言，王国维与张之洞在根本精神上似乎不无相通之处。他们皆注意到“政治之野心”“实利之目的”对学术研习的羁绊和干扰，力图规避或袪除之，虽具体主张和角度明显不同，但都努力将学术导向“独立”于政治和功利之路。
类似这样殊途同归的情形尚有他例。章太炎1924年发表的《救学弊论》对张之洞有更激烈的批评。章太炎强调为学先立志，而张氏“优养士类”的办学取向正是“学者丧志之因”：
这里所言学子“趣于营利”“唯禄利是务”之弊，大体是清末王国维所见“政治之野心”“实利之目的”愈演愈烈的结果。在学术研习不宜“导人以利禄之途”这一核心取向上，清季的张之洞、沈曾植、王国维以及民初的章太炎实际同向而行。若说清季民初讲求“学术独立”的努力不仅是在野知识精英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朝野共同的趋向，似不为过。
不过，对于如何在学校中导扬学术，时人有着明显不同甚至对立的认知。章太炎认为，“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故对张之洞“优养士类”批评有加。而沈曾植甚至直接取消毕业奖励出身，将学术完全剥离于利禄之途。唯新政之初立改书院为学堂、废八股改试策论，继而渐停乃至立停科举，相当数量的读书人失去生计。他们无论在新教育体系内外，皆有现实的后顾之忧。张之洞办学之所以“务为豪举”，固与其性情和人生际遇有关，恐怕也是考虑到当时并非适宜静心求学的升平时代，力图通过“优其居处，厚其资用”，解决学生后顾之忧。他为存古学堂学生拟定的毕业奖励出身，或有类似考量，在“体恤寒畯”方面，不无针对性。其实章太炎也肯定“其志固以劝人入学”，盖良有以也。章氏讲求“攻苦食淡”固然贴近君子固穷、安贫乐道的古训，但若考虑到清季激变时代的社会情势及读书人整体的境遇，说其是在逆势而为，多少有些理想化的意味，似不为过。
读书人的生计问题的确是影响学术演进的重要因素。1919年初，顾颉刚感慨道：从前学人尚可脱离科举，专心求学，如今在学校外已寻不到“许多笃志研精的人”，原因就是“生计”问题，“贫穷的人不许他们进学校，不许他们研究学问”。前文说过大约20年前，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设想的“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同样是在新式学堂外从事“任自为之”的“专门著述之学”，与顾氏所言“笃志研精的人”即便不是同义词，也指向大体相同的社群。顾先生注意到学校对于家境贫寒者不甚友好，学校之外已无研究学问者，正是新、旧教育的一大区别，也从反面提示着张之洞致力于解决师生的后顾之忧，成效或未必如人意，但确有其必要性。
关键是“驱全国读书的人都进学校”后，新教育“朝夕提撕的东西，是没精神的课业，是有主义的实利，是成为风气的趋附势利心”，且有变本加厉之势。可知作为“灌输学问、创造学问的机关”，学校“志气堕落”，几乎是清季民初在野知识精英的共识。而顾先生对晚清民初“新旧的争执”，观察尤为细致深刻。在他看来，新派“厌故喜新”，多为“一往无前的盲动”，旧派“被旧俗笼罩周密，只能守祖宗的成法”。庚子后两派都失败，只有调和新旧者“仍得保持他们的地位”，又细分为“因时派、体用派、实利派”。“因时派”“曲学阿时，哗众取宠”；“体用派”认可物质层面的西学而不认同其“精神”，张之洞及其《劝学篇》即最有力的表征。“实利派”继“体用派”而兴，是最贴近当下时势的派别。他们以新旧为空话，也不关心体用之别，只“把实利当作精神的归宿点”，“足以使人丧失志气，做趋附迎合的勾当，现在做官的经验主义、讲教育的实用主义、伦理观念的随俗主义，都可归纳在里头”。其影响既遍及官场、教育界以及道德思想领域，说其已是声势强劲的社会思潮，似不为过。新式学校体制无论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师生的生计问题，皆未有效抵御上述社会思潮的侵蚀，终未成为真正昌明学问的机关，“真实学问的势力不能去改革社会而做学问的人反被社会融化了”。顾先生明确表示，“‘学’‘仕’本来是一贯的东西”，有志气堕落的“学”，故有“卑陋、黑暗、荒谬”的“仕”，是“当然的因果”。
这位新文化派的骨干学人虽竭力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学问“新境界”，但其安身立命处仍可见传统的“学”“仕”相依、“政”“教”相连的思维，甚可思！
顾颉刚认为“实利派”的出现，缘于“旧精神已经突破，新精神尚未产生”，可知在通常认为新文化运动已渐趋深入的1919年，趋新学人已认识到学术思想界“破而不立”之弊。清季民初，不少知识精英固已在相当程度上疏离“孔孟以来相传之道统”，但为纯粹的学术眼光所认可而足以替代之的“新精神”一直没有出现。这样一种信仰层面的“真空”情形是顾颉刚个人独特的感受，还是民初知识精英较普遍的认知，相关面相尚有较宽广的研究空间。
若以较宏阔的眼光看，在中国传统政教体系中，学术承载着士人关怀天下、心系苍生的理想，读书人无论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皆以之为重要凭借，故更多时候并非独立于“政”之外，而是与“政”互为表里，紧密相连。这一根本观念至清末仍在延续。一般认为，晚清因国力渐趋衰微而“统治松弛、文网渐开”。唯官方（包括枢府以及“阖省”层级的大员）至光、宣之交仍相当重视学术的走向和嬗变，虽细致而具体地甄别与钦定话语体系异趣的言论，严控学堂讲授偏离“正统”的学术“新说”，但允许其在民间存续和传播。如此能动而开放地履行学术管控的职责，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助中国传统学术在“私家者著述”层面有疏离于政治而“独立”发展的空间。相关面相颇值得注意，但只能另文探讨了。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9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