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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史研究的缘起，大致与史学评论相关，而对前人的著作作出相关的评论，其主要目的是讨论其得失利弊，以求探讨历史研究的性质，探寻历史书写的不同路径。譬如，西方史学的源头是被誉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其《历史》的写作虽然以记录希波战争为主体，但同时记载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史事，堪称一部希腊视角的“世界通史”。比希罗多德约小二十岁的修昔底德（约前460—前400）则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名世，该著主题集中、叙述连贯，与希罗多德的取径颇为不同。该著起始部分便交代了他的历史观念和写作志向。他首先申明“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者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突出了其写作“当代史”的意义。然后，他写道：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久远的。上述这段说法，被许多古希腊史学的研究者视作修昔底德对希罗多德不点名的批评，凸显修昔底德希图另辟蹊径，重塑史学传统。这一批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修昔底德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含有“虚构”的成分，二是修昔底德指出，希罗多德的历史书写只是想取悦一时，而他的写作则想揭示恒久的人性。无独有偶，中国传统史学在汉代进入了一个繁盛的时代，以司马迁（前145—前87）和班固（32—92）两人的史学为代表。班固对前辈司马迁写作的《史记》也发表了一些议论，以突出自己写作志趣的不同。班固指出了司马迁《史记》所据的各类文本，称赞其知识之渊博和治史之勤奋，能“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同时他也批评道：《史记》的写作“甚多疏略，或有牴牾……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似乎也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认为司马迁的取材过于广博，未免疏漏、错谬之处，二是指出司马迁的历史观，并未以儒家理想为准绳。
一、“六家、二体”和“完美历史”——史学史研究的起始
上述例子，可以视作史学史研究的雏形，但毕竟只是片言只语，尚不构成对前人著作的全面评价。当然，即使在古典时代，也有更为详尽、周到的评论。比如，罗马时代的希腊史家哈利卡尔纳索斯的狄奥尼修斯（约前60—前7），就对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做了详细的评论，其英译本的篇幅达160多页。但由于狄奥尼修斯主要针对的是一位史家的一部作品，所以还称不上对历史书写演变的“史”的观察。
以管见所及，南朝刘勰（465—？）《文心雕龙》中的“史传”篇，虽然十分简要，但称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史学史论著之一。刘勰从中国古代史官的设置和《尚书》《春秋》的编纂开始，称赞了孔子的“春秋笔法”，评论了《左传》《战国策》等作品，又讨论了司马迁、班固史著的得失，再论述汉亡之后的史家和史书，对之一一评论。更重要的是，他在回顾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演变之后，对历史书写的功用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了历史的价值，同时承认“信史”的必要和难度：“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两个世纪之后，中国又出现了一部更为详尽、系统的史学史论著，那就是刘知幾（661—721）所撰之《史通》。《史通》体大思精，内容涉及历史书写的许多方面，对于前人著作的评论，也更为直接、具体，如“古今正史”篇便是一例。更值得一提的是，刘知幾对以往历史书写的总结，不但关注刘勰注意到的“信史”的方法，撰有“直书”“曲笔”等篇，还总结了史书写作的体裁。现今流行的《史通》版本，以“六家”和“二体”为起始，前者讨论了中国史学的起源，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史记》和《汉书》为代表，后者则将迄至那时的史书体裁概括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种。刘知幾的史学史总结与刘勰有相似之处，但更为丰厚、详细。譬如刘勰指出，司马迁的《史记》尽管显现“博雅宏辩之才”，但也有“条例踳落之失”，仅仅几句简单的评论，而刘知幾虽然称赞《史记》的详备，“显隐必该，洪纤靡失”，但也指出其“事迹错糅，前后乖舛”，且因“多聚旧记”，所以“语饶重出”。不过，刘知幾虽然对司马迁有所批评，但对后者所创之纪传体，与始自《春秋》的编年体相较，指出“二体”源远流长，虽互有长短，但“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刘知幾能写出《史通》这样的史学史名著，笔者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到刘知幾生活的唐代，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强盛稳定的阶段，官修历史也已经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传统，唐代史家编修的史书在数量上超越了汉代；二是刘知幾本人有着丰富的治史经验和成就，不但参与了大型类书《三教珠英》的编纂，还曾在史馆任职多年，积累了编写起居注、实录和国史的丰富经验，而后者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主要工作步骤。如果说上述原因促成了《史通》之类史学史论著的出现，那么在欧洲相似的情形要到近代早期才出现。从长时段的视角考察，古代欧亚历史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譬如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及其历史意义比较类似，两大帝国的衰亡及其后果也可以略作比较，那就是北方民族的入侵和异教（欧洲是源自中东的基督教，而中国是出自南亚的佛教）的兴起或侵入。但两者之后的历史发展则相异大于相似。经过数个世纪的分裂，6世纪末开始，隋、唐的建立让中原大地甚至西域归于一统。8世纪末，查理曼大帝统一了欧洲大部，但半个世纪之后其帝国便分崩离析。之后的欧洲虽有试图重振神圣罗马帝国的数度尝试，但统治的疆域和时间均无法与唐宋相比。事实上，欧洲中世纪各王国之间的纵横捭阖、尊俎折冲，到了近代早期愈演愈烈，为之后民族国家的兴起搭建了进一步发展的舞台。与之相比，中国的历史上也曾战乱频仍，但分久必合，统一的帝国仍是其主流趋势，与欧洲历史的发展形成明显的对比。不过虽然相异，但经过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基督教会的势力逐渐走向式微，欧洲的民族国家成为历史演进的主导力量，其政权之逐步稳定和强盛，同样有助于历史书写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6世纪之后的法兰西王国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自那时开始直到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波旁王朝不但维持了多个世纪的统治，还不断向外扩张，有助于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16世纪的法兰西史学出现了一股“新史学”的思潮，其特征是走出中世纪神学人士编写编年史的传统，结合文艺复兴对古典文化的重建，重申“历史为人生之师”（historia magistra vitae）的古代理想，让历史书写走下神坛，走向为世俗政治服务的方向，以求为日渐扩大的政府官吏提供实用和有效的资鉴。用乔治·休培特的话来形容，那时法国的“新史学”思潮，为的是探求“完美历史的理念”（the idea of perfect history）。与刘勰、刘知幾的史学史研究类似，16世纪法国史家之追寻“完美历史的理念”主要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改进历史研究和书写的方法，讨论“信史”的可能和标准；二是评述前代史家的著作，检讨其优劣，借此阐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历史书写。当然，基于欧亚历史的不同，欧洲学者的探究与中国史家还是有其相异之处，那就是前者还希望重新界定历史学的性质，阐明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欧洲中世纪的僧侣史家往往将人类历史的演变与“上帝创世”相连，由此而将其演进过程分为七段：“上帝创世”为第一期，“诺亚方舟”第二期，亚伯拉罕第三期，大卫王第四期，巴比伦囚虏第五期，耶稣降世第六期，“最后之审判”和“天国之到来”为第七期。在这样的神学框架之下，人类历史的活动仅仅在第六期和第七期之间展开。与之相对照，让·博丹（约1530—1596）在16世纪中叶写作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一书的首章中，便指出历史有三种：人类历史、自然历史和神圣历史。他承认自然历史和神圣历史之重要，“我们从三种历史中获得极大的帮助，尤其是神圣历史”。但很快又指出，虽然由人的行为所构成的人类历史存在许多不足，却是他写作此书的主题内容。博丹做了这样的解释：“在三类历史中，我们暂且将神圣历史留给神学家、自然历史留给哲学家，我们自己长久且专心地集中关注属人的行为以及支配属人行为的各种法则。”换言之，他的《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以探究人类历史的行为为目的，是对人类历史演变的一种哲学思考。该书的第五章“对历史的正确评价”和第六章“国家政体类型”集中展现了博丹从地理环境和政体兴衰方面对以往历史变动所做的分析和解释。同时，《易于认识历史的方法》亦是一部史学史的著作，其表现是不但在第一章就讨论历史的性质，而且在第二、三、四和第十章对历史书写的材料、方法和以往史家，均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做出了评价。就博丹评论的范围而言，不仅从古至今而且从里到外，对欧洲之外的如阿拉伯、土耳其和非洲、印度及所谓“鞑靼”史家也做了评论。就总体而言，博丹对这些史家及其作品做了两大分类：一是普遍史家也即通史史家（如希罗多德、波里比乌斯、狄俄多儒斯〔Diodorus〕和尤西比乌斯等）；二是民族史家。但后者写作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史，因为在那时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尚未成为欧洲历史的常态。如果说这一分类法与刘知幾讨论中国史学的“六家”和“二体”有类似之处，那么博丹对史家品质的讨论则又可以与刘知幾提出的“史才、史学、史识”的著名说法，略作参照。博丹在第四章“史家的择取”中写道：“我认为，有三类史家：第一类天生能干，并且从训练中也受益良多，他们对事务有精深的把控；第二类史家缺乏教育，却不乏实践和天赋能力；第三类有一些天赋才能，缺乏实践事务经验，但对收集历史材料有惊人的热情和努力，因此他们与那些终身从事公共事务的人几乎水平相当。”博丹当然是16世纪法国的杰出人物，但那时追求“完美历史”、希望改造旧有史学传统的人士，远不止他一个。比他略早的有亚田·帕斯揆（Étienne Pasquier，1529—1615），著有《法兰西研究》（Recherches de la France）。据休陪特的研究，帕斯揆以“研究”为其书名，就是想将其著作与之前的传统相分离，借助博古学的方法，侧重呈现原始史料。而被后人视作欧洲史学史写作第一人的波佩利尼埃尔（Lancelot de la Popelinière，1541—1608）则系统整理和分析了历史书写的传统，写就《史学史》（Histoire des Histoires）、《完美历史的理念》（Idée de l'histoire accomplie）、《新法兰西史刍议》（Dessein de l'histoire nouvelle des François）、《法兰西史》（Histoire de France）和《三个世界》（Les Trois Mondes）等著作。易言之，如果刘知幾是中国史学史之父，那么他的欧洲对角——波佩利尼埃尔与之相仿，既有实际的历史书写经验，又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领域建树多多。更可一提的是，两人的坎坷遭遇也有相似之处。刘知幾晚年曾遭贬职，而波佩利尼埃尔则因在《法兰西史》中坚持不偏不倚的宗教立场而被天主教会审讯，最终被革除了教籍。他们在史学上著述宏富、造诣过人，但都死于贫困。波佩利尼埃尔在欧洲最老的大学之一——图卢兹大学接受了法学教育，比他大十余岁的博丹曾在该校法学院任教，但两人之间是否存在具体的师生关系，则无从知晓。与博丹类似，波佩利尼埃尔之研究史学史，是为系统整理以往的历史书写传统，以求寻找新的出发点，即获致他所谓的“完美历史”。他的《史学史》当之无愧为欧洲第一部史学史著作，因为他不但像博丹那样，对以往的史家分门别类，还对历史书写的演变发展做出了阶段性的总结。他认为，最初的史学，可以被称为“自然的”历史记载；原初的人们为了帮助记住往事，用简陋的方式记载一些史事。中国古人的“结绳记事”，与他的形容或许类似。第二阶段的史学采取了诗歌的形式抑或史诗，第三阶段则采取年纪或编年史的形式，而希罗多德《历史》的诞生则标志史学进入了用散文叙事的第四阶段。波佩利尼埃尔指出，古希腊史学代表了史学史上的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但可惜的是，自此之后的一千余年，历史书写并未出现崭新的、长足的进展，因此他呼吁他的同代学者共同努力，进一步追寻和缔造“完美的历史”，也即“创造名副其实的史学”（l'Histoire digne de ce nom doit estre generale）。波佩利尼埃尔的史学史论述有四大特点：一是提倡历史进步的观念，认为古代和中世纪史家的著述虽能被称作史学，即达到了历史学的基本标准，但远非完美无缺，有待后人的大力改进和全面突破。二是强调通史抑或普遍史的重要，要展现社会文化各个层面。他认为古代和中世纪的史家都囿于各自的成见，未能呈现历史的全貌。三是指出历史书写需要哲学的思考，也即对历史事件的发生不只是做简单的罗列陈述，而是需要指出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具有普遍主义视角，用全球的视角概括史学的演变，像博丹那样，他不仅评价欧洲大陆的史家，还注意到阿拉伯、土耳其、非洲和俄罗斯的史家。
或许是波佩利尼埃尔对古希腊之后的史家评价不高，他的《史学史》虽然有包罗万象的架势，但实际内容则颇为干涩。乔治·萨弗尔在以波佩利尼埃尔为题的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自此［古希腊史学］之后，《史学史》就有点像书目列表；波佩利尼埃尔仅仅举了大部分史家的名字，而对他们的评论不是寥寥数语，便是无关痛痒。”值得一提的是，波佩利尼埃尔的做法后来成为史学史研究的一个形式，不但在西方颇为常见，而且见于中国史学史学界。笔者将在下面做一点简要的回顾和比较，以呈现史学史这一领域所形成的传统路径及其特点。自波佩利尼埃尔之后，西方史学界只有一些零星的史学史论著。但路德维希·瓦克勒（Ludwig Wachler，1767—1838）《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研究和艺术史》（Geschichte der historischen Forschung und Kunst：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litterarischen Cultur in Europa）地位重要，因为它总结了文艺复兴之后历史研究的长足进步。他曾受教于哥廷根大学，从师于“哥廷根学派”的多位教授，而该书出现之时已经是19世纪初年了。众所周知，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那时出现了大量历史类的作品，由此推动了史学史的研究。1885年德意志史家法兰兹·魏格勒（Franz Xaver von Wegele，1823—1897）写作的《自人文主义兴起以来的德意志史学史》，便是一例。到20世纪初年，欧美学界出现了两部影响深远的近代史学史著作，一是爱德华·富艾特（Eduard Fueter，1876—1928）的《近代史学史》（Geschichte der neueren Historiographie），二是G.P.古奇（Gooch，1873—1968）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从很大程度上说，这两本书是史学史成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两书出版相隔不到两年（前者为1911年，后者则是1913年），但两位作者的取径略有所不同。前者的著作概括了自文艺复兴至19世纪末历史书写的变化及其在欧洲各国的发展，注重社会文化思潮（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等）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联，然后以著名史家和史著为例加以描述。显然，富艾特的内容远比书目列表丰富，但古奇的取径则更为灵活多样，其章节内容有的围绕一个史家，如莱巴托尔德·尼布尔（Barthold Niebuhr）、列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等，有的则专注于一个学派（如普鲁士学派、牛津学派）、一个国家（如美国）或地区（如古代东方、希腊和拜占庭）、一个重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或一个专题（如犹太人与天主教会、天主教史学和文明史学等）。富艾特和古奇之后，史学史著作的写作基本沿着他们开创的路径发展，但波佩利尼埃尔的书目列表做法也仍有市场。一旦史学史的研究者试图概括众多的著作，那么他们的做法就相对容易沦为扩大版的书目列表，貌似史家的花名册乃至“点鬼薄”，因为书中涉及的大部分作者均已谢世。美国史学史家詹姆士·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的《历史著作史》（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和哈利·巴恩斯的同名著作，都在20世纪上半叶出版。他们特别是巴恩斯提到了不少史家和著作，但往往寥寥数笔，甚至还不如百科全书的条目丰富。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比较富艾特、古奇和汤普森、巴恩斯的写作形式，并未想特别拔高前者而贬低后者，因为在互联网尚未出现的时代，史学史研究者编纂简明、扼要的史家名人录，简单评述他们的生平和作品，仍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代有传人、经久不息。比如20世纪末罗马尼亚当代史家鲁吉安·博亚主编了《从古至1800年的伟大史家：一本国际词典》及其续编《现代伟大史家：一本国际词典》两册，便是一个现代的例子。加拿大的史学史家丹尼尔·伍尔夫也在那时主编了《全球史学史百科全书》，其中收入了世界各地史家的条目，评价其作品的价值和贡献。而在中国，书目表的编纂历史更为源远流长。如果说《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为其源头，那么明清两代学者所编纂的《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其规模代表了世界学术史上的杰出成就，为后人研究中国学术中“史部”的发展，提供了全面扎实的基础。同样从20世纪初年开始，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渐渐受到重视，朱希祖和梁启超为较早的提倡者之一。金毓黻于1944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便直接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亦是中国学者写作的第一部史学史通史。与此同时，对中国历史书籍的整理和做出概要性的介绍，也有着平行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如王树民编过《史部要籍解题》，之后写作了《中国史学史纲要》，李宗邺则编有《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仓修良与魏得良合作，于1983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应该是“文革”之后第一部中国传统史学史的通史著作。之后仓修良又主编了五卷本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每卷有六百页上下，收入的史著从《尚书》《春秋》一直到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论集》等当代史家的作品，均约请不同的作者来撰写相关评介。此书于1990年初版，2005年再版，可见这样的史学史研究形式仍然受到学界的欢迎。仓修良在“新版序”中也提到《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指出前者是中国最大的丛书，而后者是最大的类书。由此，《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是中国当代史学史家对自“艺文志”和“经籍志”以来书目和版本研究传统继承和发展的一个著例。当然，既然是史学史的研究，那么“丛书”“类书”这样的目录学形式，只是其中的一支，而更多的现代作品采取的是富艾特和古奇的取径。上面已经提到，富艾特的做法是在社会、文化思潮变化的背景下探讨历史著述形式的变化。他的《近代史学史》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史学”，第二部分“人文主义史学在欧洲的传播和民族政治史学”，第三部分“启蒙运动之前、人文主义史学之外的史学”，第四部分“启蒙运动的史学”，第五部分“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史学”和第六部分“与浪漫主义史学相对的现实主义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在每一部分之下又分有几章，具体讨论比如人文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及其追随者和批评者。举例而言，第四部分“启蒙运动的史学”共分五章：第一章为总论。第二章是“启蒙运动史学的主要特色和伏尔泰的史学”，里面又分三节，第一节描述伏尔泰的史学，第二节伏尔泰史学在英国的影响，以休谟、罗伯逊和吉本为例，第三节是伏尔泰史学在德意志的影响，以哥廷根学派的奥古斯特·施勒策尔（August Schlözer）、路德维希·施庇特勒（Ludwig Spittler）和米夏埃尔·施密特（Michael Schmidt）等人为例。第三章是“孟德斯鸠的史学”。第四章是“以约翰·温克尔曼和约斯图斯·莫泽尔为代表的德意志史学的自主发展”。第五章是“卢梭影响下的德意志启蒙史学”（包含席勒、赫尔德等）。古奇的《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共分二十七章，从概括的内容而言，涉及欧洲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比富艾特的内容要丰富不少。如上所述，他的章节安排比较灵活多样：第一章题为“从文艺复兴到法国大革命”，为其著之后的章节搭建了历史背景。第二章则以尼布尔为主角，指出其罗马史研究为近代史学成为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奠定了基础。第六章以兰克为主角，第七章以普鲁士学派为中心，讨论兰克史学的发展和影响。上述例子表明，古奇的写作路径展现了他个人的、独断的“史识”和判断。可以这么说，兰克荣膺“近代科学史学之父”的称号，古奇之功莫大焉。富艾特是兰克的同胞，其著差不多同时出版，但他没有让兰克独傲群雄，而是在其著第五部分第一章第四节的第三小节中，描述了兰克及其学派的贡献。当然，富艾特与古奇两人亦有共识，富艾特在该章第四节的第二小节中将尼布尔视为主角，因此古奇推崇尼布尔和兰克，并非无源之水。总体而言，兰克地位的提升，与他们两人的评价颇有关系。譬如在19世纪下半叶，匈牙利史家乔治·策尔菲（George Gustavus Zerffi，1821—1892）曾应日本修史馆之邀，写作了《史学》（直译《历史科学》）一书，对自古以来的西方史学之演变做了一番概览。他在书中即视19世纪下半叶的德意志史学为西方史学发展的高峰，但尚没有将兰克视作一个出类拔萃的领军人物。古奇之后的史学史论著，较少见类似他这种凸显个别史家的取径，但他的影响在英美学界有例可循。譬如上面已经提到，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一书的最后几章以古代东方、犹太人和基督教会、天主教史学等为题，在这之前还有“欧洲诸小国”一章。詹姆士·汤普森在其《历史著作史》下卷中也有类似的编排，即以这些内容为结尾，比如第十编是“古代东方、古典时代和拜占庭研究”，第十一编为“十九世纪的教会史家”，第十二编则是“欧洲诸小国”。与此相对照，富艾特以史学思潮为取径的写作方式，则在巴恩斯的著述中有所体现。巴恩斯《历史著作史》共有十五章，从第五章开始讲述近代史学，题为“人文主义和历史书写”，第七章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起：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和理性主义的扩展”，第八章为“浪漫主义和历史哲学”，第九章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历史书写”，第十章是“批判历史学派的兴起”，以兰克史学为核心内容。
三、从“内在理路”到“内外结合”——史学史研究的变化
如果说上述例子有助于展现史学史这一研究领域的传承，那么我们还应注意到其中出现的显著变化。在英国，古奇之后专攻史学史的是剑桥大学教授赫伯特·巴特费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1900—1979）。巴特费尔德与古奇一样，在剑桥接受了历史教育，但古奇一直没有担任学术职位，而巴特费尔德则三十岁不到就回到剑桥任教，并且以史学史为其主要研究领域，兼治科学史、宗教史和18世纪政治制度史。如果说古奇的史学史研究与同辈学者相比，更有个人特色，那么巴特费尔德则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三十出头时写作的《历史的辉格解释》，虽然篇幅不大，但很快成为任何想入行的学者的必读书之一。如上所述，富艾特和古奇的著作出版后，史学史在西方学界已经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他们的著作与19世纪末出版的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即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相得益彰，为历史研究之走向职业化，培养合格的历史从业者，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具体言之，富艾特、古奇等人的史学史著述让历史专业的学生了解到历史学这一学科的前世今生，熟悉前人的成就和贡献，而伯伦汉、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著作则展示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史料的运用和写作的要求。这两类作品均有助于促进历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化。而巴特费尔德《历史的辉格解释》则另辟蹊径，以英国史学的演变为例，指出了历史研究和书写的“阿喀琉斯之踵”，也即历史书写中由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产生的局限和不足。他指出，以往的历史学家虽有忠实重建过去的愿望，但都无法避免以今律古的取径。这一以今律古的做法就是他所定义的“辉格史学”。他在书的起始便交代了自己写作的宗旨和立场：“我要探讨的是一种许多历史学家都具有的倾向，他们站在新教徒和辉格派一边撰写历史，赞美业已成功的革命，强调在过去出现的某些进步原则，编写出能够确认现实甚至美化现实的故事。”易言之，“辉格史学”的表现是相信人类历史的不断进步，以此来选择搜集标志历史进步的事件和人物——“只有与20世纪有关的历史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然后建立这些事件和人物行为之间的因果链，也即前一时代如何帮助和成全了后一时代的发展，由此来充分展现历史前行的伟大步伐。巴特费尔德认为，“辉格史学”简化了历史演化的过程，将之做了二元化的处理——进步与落后、善与恶、传统与现代等，而其结果是历史书写被用来灌输和宣传一种道德观，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学的事实性。巴特费尔德批评“辉格史学”，表现出他本人对历史研究的态度，那就是强调历史书写需要摆脱道德说教的意图，不能根据已有的假设来理解和解释历史，而是需要了解“人类变迁是复杂的，任何选择和特定行为的结果都是难以预测的”。历史学家能做的是，“向人们具体地展示整个情节，并且通过具体的讲述，揭示其全部复杂性”。毋庸赘言，他的这一立场与兰克学派提倡的“如实直书”，有不少相似之处。不过笔者以为，巴特费尔德对史学史研究的贡献，不仅是将兰克学派的理想贯彻作为标准来衡量史书的优劣（这一做法是否会成功抑或是否应该成为史学史研究的目的，此处无暇详论），而是他采取的批判性的研究路径。因为在他之前，如富艾特、古奇等人的写作大都类似于树立历史学的“光荣榜”或建立历史学家的“名人堂”，而巴特费尔德则反其道而行之，从英国史学的演变为例，指出在他眼里存在于历史书写传统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巴特费尔德之后，采取批判的角度的史学史研究者并不很多，格奥尔格·伊格尔斯是其中相当杰出的一位。中国读者对伊格尔斯的学术生涯，相对比较熟悉。改革开放后，他是较早访问中国的西方学者之一。他的专著《欧洲史学新方向》和主编的《国际历史研究手册》均在20世纪80年代便有了中文版。前者由赵世玲、赵世瑜迤译，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写了中译本的序言，指出伊格尔斯“对欧洲史学史、思想史造诣很深”。伊格尔斯1926年底出生于德国汉堡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1938年为躲避纳粹主义统治，跟随父母移民美国。他在大学毕业之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深造，于195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以法国圣西门主义为题。之后伊格尔斯的兴趣转向欧洲史学史，并在1960年访问英国，拜见了巴特费尔德。他在自传中指出，虽然他博士毕业之后，为支持黑人的平权运动，在美国南方的一所名不见经传的黑人大学任教，但巴特费尔德等英国教授不以为忤，对他提携有加。更重要的是，伊格尔斯承认，巴特费尔德在《历史的辉格解释》中对英国史学的系统批评，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伊格尔斯之后发表的史学史论著，的确带有了批判的棱角。他访问英国后，在《历史和理论》杂志上发表的《美国和德国历史思想中的兰克形象》一文，便是一例。他比较了美、德两国对兰克史学接受程度的不同，隐晦地批评了美国第一和第二代史学家对兰克史学的误读和误解。他于1968年出版的《德意志历史观念》一书，则更具批判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德的史家特别是“比勒菲尔德学派”的学者，受到了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他们发表论著，指出德国现代化走上了歧路，因此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伊格尔斯与他们气味相投，从德意志近代史学入手，指出兰克史学和历史主义传统的保守性。此书由他自己写成德文出版之后，在德国史学界产生了比英美学界更为深远的影响。作为一项史学史的研究，《德意志历史观念》采取了思想史的路径，描述和分析了历史主义这一重要的史学观念的兴衰。伊格尔斯讲述了它的起源，然后以威廉·洪堡、兰克、普鲁士学派、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韦伯、特罗尔奇和梅尼克为主要研究对象，指出了这一民族思想传统的影响和问题。伊格尔斯的研究方式与富艾特比较相似，是以揭示和讨论思想史的内在理路为宗旨。《德意志历史观念》于1983年再版，其封底推荐语的第一条就称它为“思想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a major achievement in intellectual history）。但在伊格尔斯给该书再版写的序言中，指出：“我的书没有将历史思想的发展置于一个真空中。我对历史书写的政治背景也十分清楚。但我今天会对历史研究和书写相对应的社会结构，更为关注一些。”换言之，到了该书再版的20世纪80年代初，伊格尔斯已经有意探索史学史研究的新路径。其实，早在《德意志历史观念》再版之前，伊格尔斯已经开始有意突破史学史研究的思想史路径，试图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也即将历史观念和书写的变化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相联系，考察和分析史学史。伊格尔斯于1975年出版的《欧洲史学新方向》一书，便是这一尝试的开始。他在该书首章的起始，便点明了他另辟蹊径的意图：至少自文艺复兴以来，按照欧洲大陆学术的定义，历史学已经成为一门“科学”（Wissenschaft）。但直至最近，史学史的研究尚未对之加以特别的关注。大多数的史学史著作，均以史家、著作和观念为研究对象。富艾特、古奇、巴特费尔德和康恩的著作为迄今最佳的例子，因为他们都试图在历史观念和学术的语境中评论史家。但是，很少有人在社会和制度背景下考察史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演变。我在本书中的章节中将以19和20世纪的历史学科演变为研究对象，在这方面做一点贡献……我的写作还想展现这样的观念：史学史不能仅仅从学科的内在发展来研究；历史如何书写反映了社会、政治和制度的影响。因此，伊格尔斯提倡走出思想史的传统路径，包括他写作《德意志历史观念》，即采取“内在理路”和“外在环境”相互结合的新的研究方法。例如，伊格尔斯在讲述近代科学史学渊源时，特别关注18世纪“哥廷根历史学派”的贡献，指出他们是兰克史学的前身。而兰克学派在19世纪的兴盛，与当时普鲁士的政治环境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德意志地区是历史上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地，诸侯林立，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和新教相互攻讦，更加深了分裂割据的局面。但自18世纪中叶开始，普鲁士逐渐强盛。拿破仑战争之后，它很快成为德意志地区唯一能与奥地利相抗衡的王国。1810年建于普鲁士首都柏林的柏林大学，因此得天独厚，享尽资源而遽然兴起。伊格尔斯指出：“历史研究的变化反映了迅速变化的政治环境……比起其他官僚组织不那么健全的国家，普鲁士的大学为有志学习的公务人员提供了更多的训练场所。在中产阶级尚未获取政治影响力的状态下，这些人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占据了特殊的地位。柏林大学雇佣的一些教授，如讲授罗马史的巴托尔德·尼布尔，神学的恩斯特·施莱尔马赫，法学的弗雷德里希·冯·萨维尼和卡尔·艾希豪恩，以及1825年到来的兰克，在认知和政治的立场上，相对比较一致。”他接着又写道，兰克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期间，不但从事历史著述，而且应普鲁士政府之邀，主编了《政治历史杂志》（Politisch-Historische Zeitschrift）。易言之，兰克及其学派的兴盛和影响，并非无本之木，而是与普鲁士的政治变迁息息相关。伊格尔斯采取“内外结合”的路径研究史学史，从社会、政治的大环境着眼来分析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变化，也在他与笔者和穆赫吉合著的《全球史学史》中有充分的体现。此书的“导论”由伊格尔斯执笔，他在其中指出：“现有的史学史著作存在一个重要缺点，它们过于认真地对待历史的学术性，多少有些偏重于表面价值，而没有充分认识到，无论在西方还是在非西方的社会中，学术研究中很大程度上只是更广泛的历史文化中的一个部分”。我们三人在写作过程中，并没有就此取径多加讨论，因为这已经是我们写作此书的共识。应该说，将史学史的变化置于“更广泛的历史文化中”加以考察，此书比《欧洲史学新方向》表现得更为明显。只要看一下该书的章节标题，便能明白这一点。如第二章讨论“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史学的兴盛”，第一节以“革命时代的史学”为题，不但关注民族主义的思潮，还注意到19世纪中期革命形势的变化对历史书写的影响。第三章以西方和东亚为例，讨论“学院派史学与历史研究的职业化”，第一节以“科学崇拜与民族国家的范式”为题，第二节“儒家史学的危机与东亚近代史学的形成”，同样注意政治和文化两方面因素对历史研究书写转型的重要影响。第四章的标题径直以“两次世界大战阴影下的历史写作”，更是一个显例。第六章讨论“战后史学的新挑战”，第一节以“冷战与世界新秩序的出现”为题，也同样强调历史书写的变化与战后世界国际形势的变迁，须臾无可分离。因此，《全球史学史》不仅是英语世界第一本以全球视角考察近现代历史书写变化的著作，还将伊格尔斯倡导的“内外结合”的史学史研究路径付诸实践。
上面的讨论，希望有助于读者了解史学史这一研究领域的演变，启发思考史学史研究今后的发展道路。作为结束语，笔者想强调指出，伊格尔斯所提倡的“内外结合”的史学史研究路径，自然是深化这一领域、提高研究水平的一条路径，但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事实上，如果将一种研究路径视作史学史研究的唯一形式，对这一学科的发展毫无益处，也并非伊格尔斯的本意。如同上述，伊格尔斯本人在治学生涯中也采取过不同的研究路径。他用思想史的方法写成的《德意志历史观念》，至今仍是我们了解德意志近代史学发展的必读书之一。他在之后提倡和实践用新的方式研究史学史，其实也可以采用同样的“内外结合”的路径来加以理解。换言之，伊格尔斯“内外结合”路径的生成，有其自身的“时间性”抑或“暂时性”（temporality）。他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博士学位期间，正是思想史研究在美国史学界发达昌盛的时代，所以他深谙其路径，并熟练运用，将自己成就为欧洲史学史的一位专家。但他又是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在求学期间和毕业之后积极投身于当时蓬勃兴起的民权运动，所以他目睹了20世纪60年代的思想文化变迁，而且置身其间，经历了那一时代的洗礼。他在20世纪70年代写作《欧洲史学新方向》时，提倡从政治社会的角度考察史学史的变化，便是他思想变化的结果之一，其原因与社会史流派的兴盛，势必产生了一定的关联。在伊格尔斯之外，我们可以用上面提到的另一位史学史专家丹尼尔·伍尔夫的例子来说明，史学史的研究路径可以因人而异，呈现多样化的色彩。与伊格尔斯相比，伍尔夫至少年轻了一辈，但他进入史学史研究的领域时，与伊格尔斯一样经历了从思想史到社会史的转变。伍尔夫在1990年开始在加拿大的大学任教之后，出版了《英国斯图亚特早期的历史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 in Early Stuart England）。十年之后，他写作了《英国近代早期的历史阅读》（Reading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和《往事的社会流传》（The Social Circulation of the Past），其社会史的取径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伍尔夫开始转向全球史学史的研究，主编了五卷本的《牛津历史著作史》（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写作了《全球史学通史》（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不过在后者的编写和创作中，他并没有特别注重从政治、社会的背景来考察历史书写的传承和变化。笔者以伊格尔斯和伍尔夫两人为例，是想强调史学史研究的路径，本来就是多种多样、不断更新的，其近年的变化既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又结合了史家本人的训练和兴趣。伊格尔斯和伍尔夫的治史经验和路径，或许可以用“博约相济”来概括，因为他们提倡和实践全球的视角，显现了他们的“博”，而他们的成名作又以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史学传承作为对象，因此亦有“约”的一面。事实上，近代以来的史学史的研究还有一个颇为常见的“博约相济”的路径，笔者没有在上面细加讨论，那就是从一个史家的生涯出发，以小见大，探讨和分析历史观念和实践的重大变化。这一方面的例子颇多，在中外史学史的领域可谓俯拾皆是，笔者在这里略举几例，作为本文的结束。1971年美国汉学家劳伦斯·施耐德（Laurence Schneider）出版了《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以顾颉刚的生涯为例展现中国现代史学的变迁。之后，王汎森的《傅斯年：中国近代政治和历史中的个体生命》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汉学家侯格睿（Grant Hardy）的《青铜与竹简的世界》，以司马迁为例来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的传统，而德国史专家罗杰·契克林（Roger Chickering）的《卡尔·兰普勒希特：一个德国学者的生涯》，则以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这位兰克史学的挑战者为中心，指出了兰克学派的内在不足及其影响的衰降。相似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层出不穷，足证史学史这一研究领域，因其富于变化而生机十足。过去是如此，将来亦会如此。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7期，注释从略。
责编|刘莉
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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