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首先是文学创作、文学作品的历史，准确解读文本是文学史、文论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文学史研究的独特魅力所在。文学史上对不少经典作品流行的解读并不深刻甚至有误，对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的解读即是一例。还原此诗具体创作过程，准确解读其复杂内涵，回顾其解读史，还牵涉复杂的诗学问题。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为千古名篇，家喻户晓，主要是因为“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景色描写和论者推崇的“绝胜烟柳满皇都”的对比构思。此诗对早春景物的描写，赢得了从宋至今一千多年来诗论家的一致赞美。如钱仲联、徐永端先生论此诗写景之高妙、精彩，云：“诗人象一位高明的水墨画家，挥洒着他那饱蘸水分的妙笔，隐隐泛出了那一抹青青之痕，便是早春的草色。远远望去，再象也没有，可走近了，反倒看不出。这句‘草色遥看近却无’，真可谓兼摄远近，空处传神”，尤其是“诗人还来个对比：‘绝胜烟柳满皇都’。诗人认为初春草色比那满城处处烟柳的景色不知要胜过多少倍”，“象这样运用对比手法，与一般不同，这是一种加倍写法，为了突出春色的特征”。早春时节，小草经过细雨的滋润逐渐由枯黄转绿，其色其貌若隐若现、若有若无。韩愈眼光独到，构思别致，能发现如此细微之物，捕捉如此灵动之美，在大量表现春景的唐诗中确实独树一帜。
理解《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诗意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对“绝胜”一词音义的认识。
“绝胜”一词在通行的词典中有两个义项，分别是“最佳”和“远远超过”。这两个义项在此诗中看起来都适用，但对两个不同语义的采信，导致了对“绝胜烟柳满皇都”诗意乃至整首诗意思的歧解。当然，就语言表达的基本规则和韩愈的交流目的而言，合理、正确的解释当然只有一个，不能两存。
“绝胜”被用作“最佳”或“最佳的风景”意在中古文献中有不少用例，如中唐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入庐山回归沃州序》云：“会稽山水，自古绝胜。”唐书法家韦续《墨薮》云：“……然至行草，右军亦绝胜。”唐以后这种用法的例子更多，如南宋范成大《与同僚游栖霞》诗句“竹杖芒鞋俗网疏，每逢绝胜更踟蹰”。“绝胜”作此意解时，和“胜绝”可替换使用，语意偏指自然风景。此诗中是否可解作“最佳”或“最佳的风景”？我们可从音韵学“硬知识”的角度做出判断，一般来说，格律诗的语言规则是刚性规则。“胜”字在现代汉语中只有一个读音（去声，仄声），但在中古汉语中为平、仄声两读，其读音和声调在《广韵》中被分别记为“识蒸切，平蒸审三”“诗证切，去证审三”，语义也有差异，有的字是音异义异，有的是音异义同，情况比较复杂。根据刘子瑜、刘宋川的研究，“胜”字作动词“超过”的意思解，读平、仄声皆可，而做形容词“最佳”解则读音必须是仄声。然而，如果将此处的“绝胜”语义解读为“最佳”“极好”或“极好的风景”，则读音必须读仄声，这显然与这首绝句的格律规范不合。“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之“绝胜”必须读为平声方符合规范，因此，姑且不论句法通顺与否，此词语的读音不允许作此义解读。所以，“绝胜”的语义不可以作“最佳”解，只能作“远远超过”解。此外，从语脉来看，“最是”“绝胜”含有比较、夸张与强调的意思，“草色遥看近却无”超过“烟柳满皇都”，这首诗前、后句逻辑完全自洽。
既然“绝胜”只能解释为“远远超出”，则看起来古今学者对此诗字面意思的解读确实是正解。可是，韩愈是否真认为“烟柳满皇都”不如“草色遥看近却无”呢？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之第一首，确实赞美了小草灵动之美，但学者们都忽略了这组诗的第二首：“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很明显，第二首诗的意思是提醒此诗的受赠者张籍：你不要认为我官大、年老，就必然失去对春色的热爱。因此，在草色转绿之时，韩愈请张籍“先到江头看”，看看“江头”“柳色”是否转深——曲江柳色“烟柳满皇都”，是最美的风景。第二首诗不仅反映出韩愈与张籍的深厚友谊，也揭示了韩愈热爱春深的真实心理。
四季既是人类生活自然节序，也为人们提供了审美资源，“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人生活于人间却超脱世俗，他们尤敏感于四季之变换，“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而四季之中，最受人们欢迎的当然是生机勃勃、百花齐放的春天，而在政治相对清明、经济比较繁荣、国力相对强大、文化十分开放的唐代，人们对春天的大红大绿格外青睐。李白《早春寄王汉阳》诗云：“闻道春还未相识，走傍寒梅访消息。昨夜东风入武阳，陌头杨柳黄金色。碧水浩浩云茫茫，美人不来空断肠。预拂青山一片石，与君连日醉壶觞。”“走傍寒梅访消息”的迫切心情，透露了李白在早春乍暖还寒时节对和煦春光的热烈期待。王涯《游春词二首》（其二）诗“经过柳陌与桃蹊，寻逐春光着处迷。鸟度时时冲絮起，花繁衮衮压枝低”，表明在诗人心底万紫千红有着无限魅力。刘禹锡诗名句“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生动地表现出中唐人对仲春百花齐放景象的热爱和沉湎。元稹创作《生春二十首》（五律），以“何处生春早”为首句，刻画了早春的种种生动景象，而白居易《和春深》和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酬答唱和，皆以“何处春深好”为首句，创作五律各20首，表现了春深时节的自然景象和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内容丰富，极为生动。唐人爱春天的热烈奔放、百花齐放，春末夏初大红大紫的牡丹更让唐人如醉如痴，如王叡《牡丹》诗句：“牡丹妖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王建《长安春游》诗云：“骑马傍闲坊，新衣著雨香。桃花红粉醉，柳树白云狂。不觉愁春去，何曾得日长。牡丹相次发，城里又须忙。”白居易《牡丹芳》诗句：“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刘禹锡《赏牡丹》诗句：“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徐凝《寄白司马》诗句：“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可见唐人丰富、高雅的生活情趣和热烈似火的生活激情。
曲江作为长安之春的代表甚至高潮是唐人的共识。晚唐人康骈《剧谈录》记载：“曲江池，本秦世隑洲，开元中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玩，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唐玄宗开元间对曲江池进行疏浚、治理后，曲江水面开阔，花木繁盛，周边楼宇壮观，遂成长安风景胜地。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记载：“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崔颢《渭城少年行》诗：“长安道上春可怜，摇风荡日曲江边。万户楼台临渭水，五陵花柳满秦川。”杜甫《丽人行》诗句再现了达官贵人游览曲江水滨的场景：“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虽经安史之乱破坏，但到中唐，风景已得到恢复，特别是唐德宗于贞元五年（789）废除正月朔日之节，定二月初一为中和节，并在中和节、上巳节以及重阳节于曲江赐宴，迄唐末成为定制，另外，新中进士春天还在曲江亭举行“关宴”，这些制度设计加之科考人数的增加，使得曲江风光在中唐文人中的影响更大，曲江成为长安春游最佳处所，“三春车马客，一代繁华地”（刘禹锡《曲江春望》），其影响甚至超过了盛唐。与韩愈同年登进士科的欧阳詹，从八闽来到富丽繁华的长安，于贞元五年五月十五日撰写了《曲江池记》，惊叹曲江风景之美：“皎皛如练，清明若空。俯睇冲融，得渭北之飞雁；斜窥澹泞，见终南之片石。珍木周庇，奇华中缛，重楼夭矫以萦映，危榭巉岩以辉烛。芬芳荫渗，滉瀁电烻，凝烟吐霭，泛羽游鳞。斐郁郁以闲丽，谧徽徽而清肃。其涵虚抱景，气象澄鲜，有如此者！皇皇后辟，振振都人，遇佳辰于令月，就妙赏乎胜趣。”此时的曲江岸北还修建了曲江亭，绿柳掩映，是君臣欣赏曲江水上风光的绝佳地点，白居易诗句“曲江岸北凭栏干”（《曲江亭晚望》）、“金谷园中黄袅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苏州柳》），表明曲江烟柳几乎是中唐时期公认的长安春游胜景和风景地标。
据植物学家研究，柳树是中国本土原生物种，生长广泛，种类也多，与中国人的生活和审美关系密切，《诗经·采薇》中就出现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描写，中古时期柳树更被寄托惜别之意，甚至与葬俗也有联系，唐诗中出现大量“柳”意象。“烟柳”本指烟雾笼罩的柳林，也比喻柳叶舒展，柳枝轻软下垂，婀娜多姿，远远望去如同烟雾笼罩一般，展现了柳树清新而妩媚的形象。在古典诗词中，“烟”作名词时，本意指火烧物体所散发的烟雾，如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诗句“依依墟里烟”、王维《使至塞上》诗句“大漠孤烟直”等，而水汽升腾氤氲的雾霭很像烟雾，也被称为“烟”，如李白《望庐山瀑布》诗句“日照香炉生紫烟”，而当其作为形容词对其他景象进行限定描写时，“烟”往往表现的是景象朦胧如烟雾笼罩之感，如“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李白“烟花三月下扬州”（《送孟浩然之广陵》），“烟涛微茫信难求”“水澹澹兮生烟”（《梦游天姥吟留别》），“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等。值得注意的是，“烟柳”不是指早春柳树刚刚生出浅黄嫩芽的形象，而是指柳叶丰满后娇柔袅娜之态及如烟雾笼罩的美好形象，时序肯定是春深或夏秋，如“更逢晴日柳含烟”（苏珽《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桃花复含宿雨，绿柳更待春烟”（王维《田园乐七首》其六）、“三月尽时头白日，与春老别更依依。迁莺为向杨花道，绊惹春风莫放归”（白居易《柳絮》）、“烟柳飞轻絮，风榆落小钱”（张仲素《春游曲》其一）、“娇春杨柳含细烟”（李贺《浩歌》）、“落花兼柳絮，无处不纷纷”（张乔《送友人往宜春》）、“梅花落尽柳如烟”（唐彦谦《寄友三首》）、“轻染龙池杨柳烟”（温庭筠《长安晚春》）、“满街杨柳绿丝烟”（韦庄《丙辰年鄜州遭寒食城外醉吟五首》）、“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台城》）等。从时间来看，只有到了春深才会形成“烟柳”，柳树才会飘絮，那时花开最盛甚至已要凋谢，如“桃红柳絮白，照日复随风”（梁庾肩吾《春日》）、“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杜甫《绝句漫兴》其五）、“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苏轼《和孔密州东栏梨花》）等。从六朝到唐宋的诗例都表明“烟柳”不是早春而是春深的景象。唐时长安街道两侧遍植槐、柳，“漏泄春光还柳条”（杜甫《腊日》），但最美的春景还是曲江烟柳，《中朝故事》记载，“曲江池畔多柳，亦号为柳衙，意谓其成行列如排衙也”。诗人多有描写，如“曲江绿柳变烟条，寒谷冰随暖气销。才见春光生绮陌，已闻清乐动云韶”（王涯《游春词二首》其二）、“翠色连荒岸，烟姿入远楼”（鱼玄机《赋得江边柳》）、“曲江亭畔碧婆娑”（白居易《苏州柳》）、“绿丝垂柳遮风暗，红药低丛拂砌繁”（李绅《忆春日曲江宴后许至芙蓉园》）、“柳色看犹浅，泉声觉渐多”（张籍《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见招》），可见春深时节曲江柳色如烟之巨大魅力，曲江之美尤美在柳色如烟。
韩愈眼光独到，善于发现早春独特之美景。其《春雪间早梅》诗云，“梅将雪共春，彩艳不相因……愿得长辉映，轻微敢自珍”，再现了雪中早梅凌寒而开之美。韩愈《早春雪中闻莺》“朝莺雪里新，雪树眼前春。带涩先迎气，侵寒已报人。共矜初听早，谁贵后闻频”，则写春未至而莺声婉转之可贵。尽管如此，韩愈仍然和常人一样欣赏、喜欢各种各样盛开的花儿，如芍药——“丈人庭中开好花，更无凡木争春华……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李花——“当春天地争奢华，洛阳园苑尤纷拏。谁将平地万堆雪，剪刻作此连天花”（《平旦入西园二首》其二），梨花——“桃溪惆怅不能过，红艳纷纷落地多。闻道郭西千树雪，欲将君去醉如何”（《闻梨花发赠刘师命》）、“洛阳城外清明节，百花寥落梨花发。今日相逢瘴海头，共惊烂熳开正月”（《梨花下赠刘师命》），杏花——“居邻北郭古寺空，杏花两株能白红。曲江满园不可到，看此宁避雨与风”（《杏花》）等。而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景象最为他所喜欢，如其诗“皇天平分成四时，春气漫诞最可悲。杂花妆林草盖地，白日坐上倾天维。蜂喧鸟咽留不得，红萼万片从风吹”（《感春四首》其二）、“早晚飞来入锦城，谁人教解百般鸣？春风红树惊眠处，似妒歌童作艳声”（《和武相公早春闻莺》）、“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游城南十六首》之《晚春》）等。
韩愈不仅终身喜爱万紫千红的春天，也和张籍及其同时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等一样，热爱“烟柳满皇都”的景色，尤其是作为皇都春色高潮表征的“曲江烟柳”。韩愈创作《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的长庆年间，和张籍以及白居易等人皆身在长安且过从甚密，往来曲江畅游、唱和极为频繁。长庆初，唐文宗继位后，朝廷大权尚未被宦官完全操控，但朝臣间政争激烈。韩愈对张籍有提携之恩，二人关系极为亲密，此时韩愈身为尚书省吏部侍郎，而张籍则担任尚书省工部下属水部员外郎。张籍是韩愈的至交，也是白居易的朋友，韩愈和白居易的关系却很特别。白居易、元稹共同的好友李绅攻击韩愈，可见韩愈与白居易明显分属不同政治集团，谈不上关系密切，但不算直接的政敌，现存诗歌显示这几年他们常常歌咏唱和，分享、交流早春畅游曲江的感受，而张籍可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中介”。韩愈《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徽阁老、张十八助教》再现了“曲江千顷秋波净，平铺红云盖明镜”之美，表明曲江之游是他们的共同爱好。现存韩愈、张籍以及白居易的唱和诗集中在长庆年间，而且内容主要围绕早春春游或曲江春游：除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外，长庆二年（822）春韩愈作《早春与张十八博士籍游杨尚书林亭，寄第三阁老，兼呈白、冯二阁老》相赠，白居易以《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回应；白居易有诗《曲江独行招张十八》，张籍回赠《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见招》；韩愈有《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回赠以《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唱和颇为热烈，堪称唐诗史上的春天大合唱！这些诗表明他们喜欢到早春的曲江游览，反映出他们渴望春回人间、春回长安、春回曲江的急切心情。
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二）所谓“春心”以及“凭君先到江头看”还反映了当时京城早春的一种社会风气和风俗习惯。六朝以来，踏青赏春习俗（如上巳节）流行，除了文人士大夫，最热衷春游的是青年男女，尤其是富贵子弟。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都人仕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豪门子弟更为积极，当时诗人即注意到这种现象：“春欲来，每日望春门早开。黄衫白马带尘土，逢著探春人却回。御堤内园晓过急，九衢大宅家家入。青帝少女染桃花，露妆初出红犹湿。光风暾暾蝶宛宛，绕树气匝枝柯软。可怜寒食街中郎，早起著得单衣裳。少年即见春好处，似我白头无好树”（王建《春来曲》）、“旭日朱楼光，东风不惊尘。公子醉未起，美人争探春。探春不为桑，探春不为麦。日日出西园，只望花柳色。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孟郊《长安早春》）。所以，《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二）请张籍去曲江探春，其实是韩愈的幽默：虽然你、我皆已非少年，但是我们和年轻人一样热爱春天，现在我请你离开案头，亲自去曲江看看柳色如何。韩愈恳请比自己还年长两岁的张籍前往“江头”做“探春”使者，这是老友间的幽默与调侃，显示二人关系亲密无间，更反映出他们对春回曲江共同的热烈期待。
韩愈和世人一样，非常喜爱万紫千红的春色，喜爱曲江烟柳，却为什么在《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中说“草色遥看近却无”之美远超“烟柳满皇都”之美呢？
小草形体微小，和花的五颜六色、树的高大魁梧相比显然不那么引人注目，对季候轮替的反应也不如花与树直接、亮眼，确实微不足道。唐前和唐代诗歌中正面刻画青草意象的诗句不多，对草的描写也比较粗略，大多只是作为人活动的背景，或以芳草萋萋、枯草苍黄显示荒芜，或以草色、草长变化表现季节变化。描写小草、展现小草独特作用与魅力的诗文，最早的是淮南小山“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唐诗如“六帝没幽草，深宫冥绿苔”（李白《金陵凤凰台置酒》）、杜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映阶碧草自春色”（《蜀相》）、“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衰草际黄云”（韩愈《暮行河堤上》）等。正面描写草的诗句不多，写草的好诗更少。宋人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是宋人所做最有影响的唐宋诗题材分类选本，于草类诗门下只收唐人诗3首，分别是刘长卿《春草宫怀古》、郑谷《曲江春草》、崔国辅《长信草》，这三首诗的内容意都不在草，而是借草起兴。其实，今天看来，《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不收的孟郊、韩愈、白居易等写春草的诗才堪称高妙。查《文苑英华》只收录“萱草”题材的诗，没有收入一般草类题材或主题的诗歌。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采取拟人化手法，赋予草以生命，赞美春草的顽强生命力，构思新颖。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以及另外一首《春雪》与其好友孟郊的诗看起来有所呼应，不过，由于孟郊两诗无法编年，我们无法准确了解韩、孟诗歌创作时间之先后，所以难以确认是否存在影响关系，不过，仍可看出韩、孟关系亲密，诗歌创作亦互动密切。孟郊《春后雨》描写雨后春草生的景象：“昨夜一霎雨，天意苏群物。何物最先知，虚庭草争出。”《春日有感》诗注意到初春萌生的草芽：“雨滴草芽出，一日长一日。”《游子吟》诗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更是写春草的名句，通过草的萌生来表现早春的到来：草色青青，则意味着三月。晚唐诗人韩偓《六言三首》（其一）诗句“三月尽草青时”，也是以“草青”表达“春尽”之时。韩愈《春雪》诗句“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关注春草初生之态，而《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则敏锐地刻画了在春雨润泽之下春草渐生的形象，正所谓“物微意不浅”（杜甫《病马》），而且与孟郊诗相比，韩诗形象更为鲜明，表现早春之草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灵动之美，显示出韩愈眼光比孟郊更犀利，刻画更准确，独创精神更突出。
从一般意义上，可以说，中唐诗人欣赏低微小草之美，显示了与欣赏大红大紫牡丹的盛唐诗人审美趣味的时代差异，然而韩愈、张籍、白居易不约而同对小草之美的关注，尤其是《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对早春小草之美的发现，却与当时特定的天气有关。关于《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的写作时间，宋代以来普遍认为是长庆三年。长庆年间的气候具有明显的特点：冬寒春迟。韩愈诗题中的“早春”在唐诗中一般并没有明确特指哪个月，而泛指春季的开始，所指时间都应该是夏历（农历）正月开始的时间。如宗楚客《奉和人日清晖阁宴群臣遇雪应制》：“九重中叶启，七日早春还。”孟浩然《早春润州送从弟还乡》：“兄弟游吴国，庭闱恋楚关。已多新岁感，更饯白眉还。归泛西江水，离筵北固山。乡园欲有赠，梅柳著先攀。”岑参《陪使君早春西亭送王赞府赴选（得归字）》：“西亭系五马，为送故人归。客舍草新出，关门花欲飞。到来逢岁酒，却去换春衣。吏部应相待，如君才调稀。”夏历的正月起始（古代所谓“元旦”，即现代“春节”）与立春时间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年份，“元旦”在今公历1月下旬，而有的年份“元旦”可能晚至今公历2月中旬，时间相差十几天或至半个月。公历与农历时间换算，意在帮助理解物候，物候的改变在现代公历中的时间点大体一致。就春天的物候来说，二十四节气之立春（一般在今公历2月2日前后）开始，天气转暖，春归大地，植物先后绽出绿芽，花朵含苞待放；夏历2月大致对应着公历的2月下旬、3月上旬，其时柳叶已舒展，贺知章名诗就说“二月春风似剪刀”（《咏柳》）。据吕蔚光、竺可桢、蓝勇等学者的研究，相比前后朝代，唐代气候总体上较温暖、湿润，但是不同时段也存在差异，根据李文涛的研究结论，794—849年的半个世纪属于“气候寒冷”期。韩愈、张籍、白居易的京城唱和诗，围绕曲江早春春游的主题比较集中、突出，应该与这两年的气候有关。长庆二年二月（822年2月26日—3月26日）冰尚未融化，说明当年天气寒冷，春天尚未开始，长期生活在关中、中原的白居易《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诗中便说“二月因何更有冰”，表示出明显的迷惑不解。二月冰雪未消的季候景象，对处在关中的长安而言有点反常。史料反映，“长庆年间的公元821—822年冬，淮河口外黄海结冰，冰区范围也较广”，气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长庆三年初春大概率仍和上一年一样比较寒冷。寒冬迟迟不走，春天迟迟不归，对一般人而言都要担心甚至焦虑，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审美问题，还涉及现实问题，如果“寒夜无被眠”，当然更希望冬天早点结束，所以每当寒去春来，诗人自然十分高兴，白居易《早春》诗云“雪散因和气，冰开得暖光。春销不得处，唯有鬓边霜”。
一般认为，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创作于长庆三年早春，这年春节比立春晚，立春是在长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即公元823年2月1日，而正月（初一到二十九）对应的已是823年2月15日—3月15日，新年开始（元日、现在所谓“春节”）时已立春半月余，正月下旬是公历3月上旬。在物候上，柳树在正常情况下应已长出新叶并呈现绿色，不过，这年春天迟到，冬寒久久不散。早春到来，表现为气温的回升，更直接表现为物候的变化，“偏惊物候新”（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冬去春来就是按照正常的节序，应该是“江旷春潮白，山长晓岫青。他乡临睨极，花柳映边亭”（王勃《早春野望》）、“莺声随坐啸，柳色唤行春”（岑参《陪使君早春东郊游眺（得春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杜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春天最早出现在哪里？不是桃、李、杏，更不是牡丹，而是在屋下路边常被忽视随处可见的低微小草。冬去春来，微不足道的小草比树木能更早感知气候的变化，天暖雨后探出头来变成绿色，所谓“春来草自青”“春气动百草”（薛稷《早春鱼亭山》）。白居易也注意到草芽与春回大地的关联：“风吹新绿草芽拆，雨洒轻黄柳条湿”（《长安早春旅怀》）、“冰销泉脉动，雪尽草芽生”（《早春独游曲江》）。尽管“天街小雨润如酥”，却仍然“草色遥看近却无”，说明草不茂盛。但又因气温很低，韩愈才特别期待春回大地——不仅希望天气暖和，更期待美丽多彩的春色。将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一组二首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必然会想到韩愈的另一种感受：冬寒不散，春回迟迟，“烟柳满皇都”还很遥远。不过，韩愈极其敏锐，他捕捉到期待已久的好消息：春寒料峭之中，经过潇潇春雨的滋润，渺小的小草终于渐渐泛起绿色，虽然这隐约的绿色若有若无，却代表冬天正在慢慢消退，代表着冬去春来，所以，韩愈才关心此刻的曲江“柳色如今深未深”，迫不及待地调侃张籍，请他去实地查看。因此，韩愈说“草色遥看近却无”“绝胜”“烟柳满皇都”——“草色遥看近却无”之所以“绝对超过”、十分珍贵，其实不仅是如古今学者所理解的草色泛绿本身好看，具有若有若无的灵动之美，更重要的是它预报了和煦温暖、柳色如烟、万紫千红的蓬勃春天即将归来！
可以说，《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是韩愈在长庆三年寒冷的早春里的望春之作，是因这年春天迟到的意外“气候事件”而产生的名作。
韩愈的生命感受真实而丰富，他喜欢“草色遥看近却无”，但更期待“烟柳满皇都”和曲江柳色，热爱温暖热烈的春天。《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原意并非如后代流行之解读，只读出第一首的表面意思——韩愈只喜欢“草色遥看近却无”。这种“误读”有着复杂的原因和深刻的诗学根源。直观地看，似乎是解读者忽视一题二首组诗的内在结构及前后呼应，忽视诗歌产生与特定具体环境的密切关系造成的，而从根本上看，是因为宋代以来的解读忽视了韩愈正常的赏春心理，又基于韩愈的诗学理念，才对此诗内容进行了创新却片面的解读。
经历了安史之乱，生活在盛唐之后的韩愈及其同时代的诗人，在政治、思想和文学创作诸领域都大力倡导改革与创新。在诗歌创作方面，韩愈明确提出“惟陈言之务去”、“诗句新”（《送僧澄观》）。“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这是韩愈对孟郊诗歌创新精神的描述，也是韩愈自己的艺术追求。韩愈《答刘正夫书》鲜明地提出了自己诗歌创新的理念与技巧乃至“秘籍”：“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夫文岂异于是乎？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然则用功深者，其收名也远。若皆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将“草色遥看近却无”认定为“最是一年春好处”，正是韩愈这种诗歌创新理念的具体实践。从整体上看，韩孟诗派、元白诗派和中唐诗人的创新意识都自觉而强烈。
宋代诗歌和宋代诗学是通过自觉解释前代文学经验、选择典范与传统而逐步完成其文学特色的建构的。宋初推崇白体、晚唐体、西崑体是早期探索，到北宋中叶，终于发现杜甫和韩愈才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和典范，“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是宋代出现的文化奇观，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引发了宋代诗人的共鸣，韩愈诗歌的刻意创新被广泛推崇和自觉学习。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对韩愈的赞美无以复加：“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钱锺书说：“韩昌黎之在北宋，可谓千秋万岁，名不寂寞者矣。欧阳永叔尊之为文宗，石徂徕列之于道统。”
在宋代以来的学者看来，桃花、柳树的大红大绿正是人们于春深“朝夕所见者”，也是人们日常所希望欣赏之景色，而韩愈为求“自树立”，取得“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的效果，刻意追求新人耳目，避生就熟，《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就被解读为韩愈诗学思想的成功实践：它捕捉了人们一般不太关注的早春物色，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早春细雨、春草初生等物候特点，清新别致，饶有情趣。不是烟柳婆娑的春深，而是乍暖还寒的早春；不是大红大紫的桃红柳绿之美，而是春草初生其形色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灵动之美与柔弱之美。在宋人眼中，这首诗正体现了韩愈乃至韩孟诗派以丑为美、以俗为雅、以苦为乐、于平淡中求奇尚怪之创新意识和艺术思维特点，充分表现了韩愈眼光之独到、构思之奇特，也体现了“惟陈言之务去”的诗学思想。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云：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此退之《早春诗》也。“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此子瞻《初冬诗》也。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
虽然韩愈赞美早春绿草，苏轼赞美初冬“橙黄橘绿”——不同于广受宋人赞美的荷花、寒菊与蜡梅，但在胡仔看来，苏轼《赠刘景文》将两种景物进行比较、求新求异的艺术构思正来自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二人眼光独到，与众不同。宋末元初诗论家刘壎还分析了韩愈刻意追求尖新的艺术经验对王安石和宋人绝句创作的深刻启示：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此韩诗也。荆公早年悟其机轴，平生绝句实得于此。虽殊欠骨力，而流丽闲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其后学荆公而不至者为四灵（赵灵芝、翁灵舒、徐灵晖、徐灵渊）。又其后卑浅者落江湖，风斯下矣。
明代诗论家李日华却解说得极为明白：
韩昌黎以一年好处在“草色有无间”，则初春时也。苏东坡又以为“橙黄橘绿时”，唐人则以为在“新笋晚花时”（按，元稹《褒城驿(军大夫严秦修)》诗句），大抵各有会心，不容互废耳。余则以为四时早暮，悉有好处，在人不在境。如饱后缓步青莎白石间；熟寐初醒，茶铛适沸，作松雨洒窗声；四月积阴乍开，浓绿欲到人眉目边；夏月午后薄醉，临沼弄水，吸荷花香；秋暮倚高阁，看霜树，青黄红紫，掩映堆垛；冬日欲雪，忽冰珠迸落竹树中，琤琤清响，皆不可谓非骚人消受处也。
李日华强调自然美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创作却需要与众不同，各美其美。清代学者黄叔灿说得直截了当：
“草色遥看近却无”，写照工甚，正如画家设色，在有意无意之间。“最是”二句，言春之好处，正在此时，绝胜于烟柳全胜时也。
今天，大量的韩诗注本和唐诗选本所持皆是此种观点。
这一“甚解”为韩愈赢得了更多的赞美。不过，虽然美妙，却属于先入之见的误读；虽是个案，却出自对韩愈文学创作、诗学思想的整体认知。钱锺书先生指出：“明人批评宋人学唐人诗而不像，且不知这‘不像处’正是宋诗的特点。”宋诗写景求别致、求尖新，对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这个细节的曲解、发挥，和宋诗特点、宋代诗学是一致的，生动地折射出赵宋时代特定的诗学观念和文化思潮，以及后代学者对韩愈诗学的独特接受和对其某些诗歌的片面解读。在韩愈诗歌接受史上，宋人影响最大，他们正是通过对韩愈诗学理念和艺术经验自觉地解读、总结和学习，才最终建构了宋诗的精神典范，并形成了有别于唐诗的自家面貌。
总体来看，唐人既理性，也感性，既追求理想，也热爱世俗生活。中唐诗人杨巨源《城东早春》诗云：“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韩愈也肯定喜爱“新春”之“绿柳才黄半未匀”，更可能是“上林花似锦”时那熙熙攘攘的“看花人”之一。韩愈虽有可能因为不喜欢“花时鞍马多”（白居易《曲江独行招张十八》）的拥挤、喧闹，不一定真的前往赶那份热闹，但其一生对“花似锦”的热爱却与一般人并无不同（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宋人也是如此）。韩愈爱早春，更爱春深，爱小草，更爱柳绿桃红。由韩愈对早春之细雨绿草如此热爱，可以想象他对姹紫嫣红的春深必然更加深情向往，否则一支被风吹折落地的不知名的花枝绝不会激起他如此“心旌摇荡”——“浮艳侵天难就看，清香扑地只遥闻。春风也是多情思，故捡繁枝折赠君”（《风折花枝》）。其实，春风哪有“多情思”，诗人才是真正的“多情思”！这正是韩愈及其所处的唐代才有的那种“春心”和“多情”、想象和浪漫，而崇尚理性、张扬道德、追求奇崛之美的宋人似乎只会欣赏凌寒而开的菊、梅及“出淤泥而不染”的莲。
就《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而言，我们大可欣赏韩愈眼光的独到，以及构思和表达（对小草的喜爱以及夸张的表达方式）的别致，不必将韩愈对早春“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那春雨温润、春草泛绿的敏锐发现及其诗歌的精彩表现，错会为韩愈真的认为此景“最是一年春好处”，甚至超过了“烟柳满皇都”的精彩和春之高潮。这首诗同样也反映了韩愈后期绝句诗风的清新流丽，如其对大自然感性美的呈现，对小草绿色渐显的敏锐发现，对初春细雨温暖滋润和春草无限生机的感觉，乃至对平常景象和帝都日常生活的愉快感知，也表现了诗人平生少有的雍容风度和饱满的生活激情——这是唐人共有和特有的时代心理、时代精神。近人程学恂说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其一）表现出“真唐人性格”，正揭示了韩诗个性中所包含的大唐时代的精神与气质共性。因此，虽然身为中唐诗人的韩愈自觉追求创新和奇崛的风格，与盛唐诗的气象高华、意象丰满、感情热烈已有很大差异，但其毕竟仍属唐代诗人，所以韩愈诗风具有鲜明的两面性。韩诗虽于平淡中求奇崛，但只突出奇崛、创新而忽视自然、亲切，强调独特个性而忽视时代共性，将韩愈的理论宣示完全等同于其真实、复杂的生活态度，等同于每一首诗作的具体创作实践，未免失于片面。作家的感受是其个性与时代共性的交融，作家的创作与其真实的生活态度并不一定完全相同，作家提出的抽象理论与其具体创作有时也不一致，对韩愈诗学的“先入之见”、文学创作中思想感受和表达的复杂性以及字面的歧义，造成了千年来对韩愈真实审美心理及其诗《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的片面解读和误解。
诗歌源于生活，是诗人某一时刻、某种现实情境下的具体感受，《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就是韩愈受当时特定地理环境、季节、天气、物候等自然条件偶然变化因素影响所作。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说过：“在艺术中，我们专注于现象的直接外观，并且最充分地欣赏着这种外观的全部丰富性和多样性。”程千帆先生也说过：“文学活动，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研究，其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思维活动应当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感字当头，而不是知字当头。”杰出的文学作品一定表现了作家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生命经验，这与作家丰富的生活情境和创作现场有关，甚至与某一刹那的感觉有关。诗歌是诗人个人生命感受最感性、最个性、最丰富的表达，所反映的既有时代共性，也有独特个性。诗人既感于社会政治，更感于生活，感于环境，感于四季甚至天气，因此尽可能地还原、回归诗歌复杂的具体的社会现实背景和所处的多重情境，才是准确而深入理解诗歌多重内涵的正确路径。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8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