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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家的职责是探察“天人之际”的“古今之变”，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生之道”，为理性认识环境问题和积极应对生态挑战提供历史知见。由于多种原因，中国环境史研究曾以古代为重，同现实环境关系更加密切的近代环境史研究反而相对薄弱。近年这种局面正在加速改变，近代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受到主流学界重视，这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自然推进，同时反映了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等重大时代课题的积极响应，形势令人鼓舞。要想推进这一研究持续、稳健向前发展，同仁尚需进一步加强学理探讨和系统建构，包括明确“生态位”、圈定“问题域”、建立“工具箱”和形成“表达式”等。当下重要工作之一，是在“断代史”“专门史”两个脉络之中探讨如何促进范式转换和领域展开，以便明确前进的方向：一是在断代史研究脉络中探讨继“革命史”“现代化”之后建立“环境史”范式（即中国近代历史的生态学解释）的可能性；二是从专门史研究脉络中探求环境史研究由农业向工业、由传统向现代（近代）、由乡野向城市、由地方向全球推进和展开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建立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实际的环境史学范式。这种相向而行的梳理和思考，有利于两个学脉的彼此交合、相互补益和共同进步。环境史学者对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贡献在于，在历史叙事和解说中增加环境因素考量和生态关系分析，把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视为历史运动变化的一条基本线索，把自然环境因素作为社会发展转型的一个重要变量，有助于进一步拓展、深化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认识。关于这些问题，笔者近年发表过几点浅见，均是临时受命，言说匆匆且有篇幅限制，感觉未尽己意，故此稍做展开，求教于博雅通识之士，敬请批评指正！
在当代学术史和学科理论研究中，恐怕没有哪个词汇像“范式”（paradigm）这样招人喜爱了。只是，在其生父托马斯·库恩的育婴篮——《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年初版）里，“范式”就不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孩子。七十多年来，经过各种各样的转述，它变成了一个面相和属性都越来越模糊的家伙，在不同的学科领域甚至同一学科的不同语境之中具有相当不同的意蕴，大抵是指某个学术领域和学术共同体中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兴趣、对象、目标、思想理路、技术方法和规范准则等。历史学者通常使用这个词语来说明特定时期学者群体共同或相近的研究兴趣、主题命意、思想模型、问题预设、理论依据、价值取向、叙事结构、论说方式甚至观点结论。它们营造特定的学术圈、思想场，形成大体可以察见、描述和评说的研究导向和学术景观。我们在这里使用“范式”一词，主要指示两个紧密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的思想向度：一是将自然资源环境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和影响因子引入历史研究，建立一种基于生态学分析的中国近代历史叙事、解说体系；二是探寻中国近代环境史自身的研究范式——关于近代人与自然关系和生态环境演变的叙事结构、论说方式、概念话语和分析工具等。历史学是最古老的一门学问，与时俱进，故历久弥新。环境史是20世纪后期新开拓的一个史学领域，其创立之初衷是透过时间纵深查问当今各种环境问题的病根病史，为理性认识和妥善应对生态危机提供经验。在六十余年的不断求索中，环境史研究逐渐从应激反应转入沉静思考，如今已经成为一项具有深厚生命情怀和广阔思想境界的学术志业，致力于揭示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影响、彼此因应和协同演变的历史过程和动力机制，寻求合理、永续的“生生之道”。环境史家勇敢挑战那种将人与自然关系排除在外、造成自然界和历史相对立的历史观，思想驰骋于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扩展的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双向作用、交相融摄的历史界面，奋力为历史科学开疆拓土，不仅打开了新的视野，而且带来了新的思维。它不只是想在历史学固有园地的内部新开一条垄畦，而且要冲破固有园地的篱笆，重置思想劳作的平台，并且调整旧式畦垄的走向，改变思想行进的轨道。不得不承认，环境史直到现在还是一门“志大才疏”、远未成熟的学问，通常被视作历史学的众多分支之一，在中国的学科目录中更是刚刚被勉强收入“专门史”一栏，成为众多名目的杂项研究之一。人们常据字面意思，想当然地把环境史理解为“环境的历史”，只有环境史学者一直在自矜门第、驰高骛远，认定它既是一个新的研究视域，也是一种新的编纂类型、叙事方式和解释体系。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曾经给予环境史以极高期许，将其定位为继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之后，“最新的并且也许也是最后一种历史的类型”，甚至是“各种历史类型发展的一个顶点”。他认为，在学科的发展演进中，新生的学科将改变历史书写，丰富历史认识，并修改历史观点，例如环境史家重新书写欧洲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对以往被忽视的生态破坏问题加以强调，从而“修正了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及经济快速增长问题上的传统观点”，凸显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矛盾；对一些具体事物和事件的历史描述也会因此改变，例如瓦特蒸汽机在经济上具有效性，在生态上却具破坏性，环境史家对它的描述和评价自然不同于经济史家。他特别指出，“任何一种历史书写模式都将在后来所出现的新的历史书写模式的方法及视域内获得新生”；“历史书写的每一种类型既从它本身过去的发展过程中，也从它的‘对手’的领域内吸收营养，这条‘食物链’的顶端就是环境史。历史书写的每一种类型同时还根据具体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经济及社会问题（以及统治性的观点和社会力量）而加以重写”。奥康纳关于环境史兴起和发展的意义及其同其他史学研究的关系的思考是具有见地和启发性的，他把环境史看成现代史学发展进化产生的一个更（最）高级的新类型，同时也看到了环境史同其他史学类型的互摄、互补和包容性发展。虽然我们在他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本著作里没有发现“范式”（Paradigm）一词，但“类型”“方式”“模式”等词语频繁出现，想来应与“范式”相差不多。无论如何，对整个历史学来说，环境史是一个非常显著而且意义重大的范式创新——由于它把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研究主题，历史学家的思想轨道便不再只在“人”的一边单面铺设、单线延伸，而是在人类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相互缠绕之中多维度、多层次展开，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彼此制约关系被特别地凸显出来，历史书写因而更具立体性和综合性，不少学者认为环境史比其他史学形式更具“整体史”特征。当然，“范式”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层次不同、大小不一的“范式”具有不同的涵纳和覆盖。在实际研究中，“范式”总是针对不同的对象和问题，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它并非先验和超验的存在，而是思想实践的结果，甚至是研究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就本题而言，环境史能否独立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学术界域和思想立场的新型范式，可否/如何应用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叙事和解释，以及如何从实际出发，建立既不同于中国农业时代，也不同于西方工业社会的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的有效范式，都还需要认真开展许多讨论。即使前人已经提出某些可供参照的思想原则和理论模型，如何合理借取、适度改造和正确应用，终需取决于实际研究的考察对象、问题意识和目标指向。现在我们只是在设想，在此前实践中凝练出来的那些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应可通过增加对自然资源、环境条件和生态因素的考量得到补充或修正，建立一种“环境史”或“生态史”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并非没有可能；而关于近代中国这个特定历史时空及其特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乃至国际关系形势下的生态环境变迁和人与自然关系演化，亦应有可能通过积极而持续的学理探索和实证研究形成某种（或许不止一种）适用的范式。
从鸦片战争爆发到解放战争胜利，110年间的近代中国，风雷激荡，潮流奔涌，政权更迭，社会转型，无数的人和事因缘际会，关系错综复杂，形势变幻莫测，诚可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大变局，运用何种叙事和论说方式，方能舒展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画卷，从而获得历史真知正见？自来思想进路多有分歧并且因时变异。西方（主要是美国）史家从外部观察中国近代历史，曾经先后提出“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和“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采用不同的思想模型和研究框架呈现他们眼中的历史镜像。中国本土学者更是顺应时代发展主题的变化，不断拓宽视域，探究问题，主要经历了从革命史研究到现代化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两种范式前后相继，各领风骚数十年，但是并非新旧替代、远相悬隔和互无关涉，而是相互穿插、渗透交融、彼此涵纳。当然，两者的目标、旨趣终究有所不同，研究对象各有侧重。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是一条无可置疑的历史主线，“革命”因此自然而然率先成为中国近代史书写叙事的第一主题词，“革命史”则成为主要研究范式。“革命史”研究范式诞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多年不断推进、凝结，形成完整框架。胡绳及其代表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为这一范式的设计和定格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将其下限设定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作为其间80年历史书写的主要分段和骨干内容，讲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悲苦过程，缅怀仁人志士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关于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革命历史，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提出了四个阶段划分，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1921—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5—1951）。要之，20世纪80年代以前，革命史范式一直居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导地位——既是叙事主线，也是思想纲领。比起革命史，现代化研究范式似乎存在较多麻烦，首先是词语翻译带来的概念问题。“modern time”既可被译为近代也可被译为现代，“modernization”既可被译为近代化也可被译为现代化，而汉语中的近代与现代、近代化与现代化具有相当不同的时间指代和历史意蕴，难免出现词语混用、时间交错现象，最近还有学者把晚清民国时期的近代化称为“早期现代化”。所以，学人使用“近代化”和“现代化”“近代性”和“现代性”诸概念，往往需要做些说明，以确定其叙事、论说的“现象界”和“问题域”。无论如何，它们属于同一个宏大的历史进程，用词虽然不同，意蕴不难把握。关于中国“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历史思考，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蒋廷黻。他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最热衷于论说“近代化”问题和最频繁使用“近代化”一词的历史学家，甚至明确指出近百年中华民族的唯一根本问题就是能否“近代化”。在他心里，“近代化”就是接受近代文化，包括利用科学和机械、建立民族国家，其方向和目标则是赶上西洋人，实现国家富强。由于多种原因，蒋氏的“近代化”研究并未立即得到广泛响应，更没有很快地被认同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建设发展目标；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更是以世界历史上空前的速率和规模跃迁、腾飞，以科学化、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等作为主要导向的现代化进程持续加速。因应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历史学者重提“现代化”研究，多种主、客观因素因缘际会地促其迅速成为重新认识百年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主要研究范式，大批学者加入这个同时代发展主题相应的学术实践中。其中，罗荣渠因著有《现代化新论》一书，成为“现代化”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放眼世界历史，结合中国实际，综合多方面的思想实践成果，从四个方面概括了“现代化”的历史含义和主要表现：（1）现代化是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2）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即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3）“现代化是自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4）现代化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欧美是近代科技和工业文明的早发、先进地区，学人关于现代化的历史研究在科技、工业、城市发展水平和国际贸易等方面主要对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意味着应把“现代化”全盘等同于“西方化”。在现代世界体系形成的历史过程中，由于文明传统、历史基础和现实国情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建设方略并不相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国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以苏联的成就作为标杆，尔后又经历深刻检视、反思和调整，现代化进程多经曲折。不论选择何种道路，具体进程如何，转变社会形态，赶超世界先进，运用现代科技，建设工业体系，推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全面变革，是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共同趋向和总体目标。自从采用现代化范式，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观察视域、思想框架到具体课题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相比于革命史研究中经常出现的反帝、反封建、政治、党派、主义、阶级、农民战争、工人运动、英雄人物等词，科学、民主、工业、城市、现代性、社会转型、中西体用等则是现代化研究论著中更常见的关键词。当然，两者之中的人物、事件、线索往往互相穿插，彼此交织，并非总是泾渭分明甚至互相隔断。只是，同革命史主线清晰、节奏明快的“三个高潮”“八个事件”和“四个阶段”相比，“现代化”研究则是一派山重水复、杂花生树的景象。总体上看，历史观察的视域和历史叙事的范围都有了极大的拓展，众多专史鱼贯而出甚至簇拥而生，研究课题日益庞杂，中国史学园林的近代片区由此呈现出多层次、多向度的全新学术景观。我们知道，任何学科的视域拓展、思想转轨和范式更新都具有其内在逻辑和外部机缘。历史学作为一门历久弥新的古老学问，总是在不断回应时代紧迫问题。就人类历史总体而论，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前置性和基底性，但并不意味着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急迫的问题，从而成为那时史家的主要关切。近代中国的最迫切任务是通过民族运动和阶级斗争推翻“三座大山”，政治革命是第一主题，决定了革命史率先成为主要范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改变贫困落后面貌、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新的时代主题，由“革命史”转向“现代化”，系统清理中国本土文化的历史遗产，全面考察各种现代性因素移植、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从而为现代国家、社会建设提供资鉴，乃是与时俱进且合情合理的范式转换。“现代化”并非一个空洞、抽象的名词概念，而是拥有极其丰富的历史内涵。若能贯通古今，放眼世界，准确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方位，自可知晓“现代化”乃是一个包含政治革命、产业更新、社会转型和文化嬗变的空前伟大的民族实践运动，并且明悟近代史研究的上述转向并非后一范式对前一范式的简单替换，而是后者在前者基础上的拓展深化。“革命”和“建设”从来不是截然分开的两种历史活动，而是同一历史推车的两个并进滚动的车轮。有学者早就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要实现近代化，就必须解决近代化与反帝反封建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既不应离开近代化而孤立地谈论反帝反封建斗争，又不应低估反帝反封建斗争对近代化历程所起的先导作用。”从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作为一个曾经长期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古老国家，中国文明体系庞大，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其现代化进程不可能照抄西方剧本。其他方面暂且不说，单是其千姿百态的自然面貌、复杂多样的生态系统和多元交汇的民族文化，特别是跨入近代门槛时的庞大人口基数和巨大生态压力，就决定我们必须面对环境资源的严重约束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但先前的“革命史”和“现代化”研究都不曾于此专门用心多下笔墨，导致人与自然这一基本历史关系长期缺位，至少是被严重虚化，不能不说这是近代以来史学发展的一大差池。自清末民初始借西学改造本土学统，构建近（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史学，“科学化”即一基本趋向，蒋廷黻开创中国近代史研究亦是尊奉实证科学精神。百余年来，历经思想争论、范式转换和方法更新，中国史学成就巨大毋庸置疑。但不得不承认，过去百年的历史研究“科学化”主要是“社会科学化”，由于实行分科治学和专业教育，原本博综天人的“史”逐渐被肢解甚至脔割，离舍自然界的趋向愈来愈明显。主流历史学家把日月星辰的历史交给天文学家，把大地山川的历史交给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把植物和动物的历史交给生物学家，把江河湖海的历史交给水利学家……自己则专治人类社会历史，而所在学术领域也被定格为“文科”。不必奇怪自然的历史在正宗史学殿堂中逐渐缺位，因“革命史”和“现代化”的历史探照灯都是照向“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而甚少寻觅自然环境变迁的轨迹，叙事论说很少顾及天地万物和人与自然关系。史家虽“欲通古今之变”，却不再用心也逐渐无力去“究天人之际”，人类史与自然史因之分道扬镳，长期割裂，浸成巨大鸿沟。然则“古今之变”并不局限于社会内部，更加本底的变化发生在“天人之际”，并且自然变迁必定引起社会响应，或者说两者必定彼此因应。近代中国，排空而来的工业文明与持久内蕴的本土文明以空前巨大的能量强烈地激荡和对冲，不止导致人世间风起云涌，自然界也是地动山摇。要想完整地认识近代中国，就不能过于偏视一方。所幸，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度，若说历史就是中华民族把握人生、认识社会和了解世界的主要方式，也不算是言过其实。因此，虽然近代以来史学渐遭肢解，主流史学驱逐排除了自然，但在其他学科还是有人关注，因为几乎所有学科都会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众多国家事业部门（如农林、水利、冶金、矿产、医药卫生等）也在其下属高校或者研究院（所）组织部门、行业进行历史研究，由此形成的学术景观：人文社会领域有哲学史、文学史、法制史、经济史、社会史等，自然科学领域有农业（农学）史、水利史、工业史、冶金史、交通史、医学史、生物学史、化学史、数学史、天文学史等，可谓行行自书其史。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史和科技史大体遵循“李约瑟范式”开展研究，传统自然知识在“分科治学”体制之下分别梳理，在国家学科目录中分附于不同学科门类（如农学、理学、医学）之下，与文科中的文学史、经济史、法律史等并存分立，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极少相遇交集，其学术诉求、思想导向和研究进路同正牌史学特别是“革命史”“现代化”大异其趣，完全不在一个统系。在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考察经济（包括农林、工矿、交通、水利等）、灾害（特别是洪涝、干旱、地震等）、疫病（医疗卫生），已向气候气象、地质土壤、江河湖海、动植矿物、病毒细菌、粪秽垃圾等诸多环境因素投去了应有的一瞥，一些事象和问题被视为“现代化”的内容和“现代性”的表现，相关研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命意、叙事和论说都是基于各门专史的学理与目标，而非以整体观察和系统解说近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变迁为鹄的。直到最近二十多年，才有少数“非主流”“不安分”的青年学者公开宣扬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意向，以求在前人思想的空隙场地拓荒垦种，别开生面。不过，历史学家向有博综天人的志向，而所谓“范式”亦并非铁桶一般的封闭院墙。在历史学家眼里，一切事物包括史学本身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被重新定义，“范式”也是如此。从一个范式转向另一范式，意味着改换思想轨道，固然特别值得重视，也容易引起关注，但“范式”本身从内涵到外延都并非固定不变，实际研究中的常见情形是不同领域学者基于各自范式开展研究活动，总是尽可能地拓宽视域、更新思路，逐渐远离原初的主题和核心，最终走向“越界”“失范”。就革命史范式而言，虽然最初主要考察政党、政权、阶级矛盾、武装斗争、变法维新等，但是随着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展开，学者逐渐在愈来愈广泛的意义上理解“革命”。除了政治革命，其他方面显著而强烈的发展变化均被视为“革命”，例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科技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等。“革命史”之蕴含和牵连越来越广泛，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流逐渐漫出原本就不十分高固更非完全封闭的堤岸，基于不同范式的探视目光和思想触角，在不断外向延伸的过程之中发生碰撞和对接，一些原本以为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和问题也开始发生联系。举例来说，一直积极倡导“新革命史”的李金铮就是因为发现“革命”外延不断扩大的事实而提出其新的研究主张。关于中共革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他问道：我们是否可以生态环境的视角，探讨中共革命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革命根据地多名之为“边区”，本身就表明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自然生态环境对革命政权的策略、手段和行为有何制约？反过来，革命政权的策略、手段和行为对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又产生了哪些影响？相信沿着此种思想理路向前发展的革命史研究，将逐渐增添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和分析，并且从中获益。革命史如此，现代化研究就更加无法避谈百余年来中华大地人与自然关系由于科学化、工业化、城市化特别是大规模开发利用化石能源、金属矿产等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了。大致梳理一下学术史，我们发现在中国环境史学兴起之前，已有一些学者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历史叙事范围，作为他们解释区域社会经济的一个新凭据。例如，美国汉学家裴宜理、周锡瑞等人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注意生态因素对华北民众生计和社会秩序的影响，试图揭示清代华北民众暴力和动乱背后的生态压力；黄宗智的华北农民经济与社会变迁研究也包含了生态环境考量；其后，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对华北“环境—社会”双向关系进行了较有深度的探研。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通过中英对比，就近代中国工业兴起和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能源—产业区位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观点，试图对中国何以未能发生像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产业革命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其因宏大叙事而造成的缺陷引起了不少批评，但至少引发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换位”思考，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这些具有环境导向的研究尝试，不仅增加了区域历史观察和分析的维度，对华北环境史研究增加思想宽度也具有一定启发作用。南方区域史研究也出现了同样趋向，例如濮德培《耗尽土地：1500—1850年湖南的国家与农民》一书的书名就表明他在考察明清湖南地区国家与农民关系时，将生态环境特别是土地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考量因素，他对相关问题的重视，殆是其后来摇身变成环境史学者的学术基础。美国环境史研究兴起较早，上述学者受到环境史的启发、触动并不奇怪。至于伊懋可（Mark Elvin）、马立博（Robert Marks）从区域社会经济史转向环境史，更是大家熟知的情况了。这种学术取向和方法不久便被中国学者采纳，多位中青年学者做出了卓有成绩的努力。例如，马俊亚通过翔实研究，揭露清朝至民国时期国家基于漕务、河务和盐务“大局”考量而制定、实施的政策，给淮北地区带来了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导致当地环境、经济、社会状况全面恶化，成为“被牺牲的局部”。他试图告诉我们，在权力宰制社会一切的历史时代，权力强横、政策不公是如何摧残了一个原本就很脆弱的地方生态系统，导致民生经济破败和地方社会恶化；他以强烈的悲悯之心诉说了苟活在当地日形恶化生态环境下的人们的种种苦难。其精彩论述令人鼓舞，距离我们理想中的环境史论说框架，纵使未达，亦不远矣！由此可见，随着时代发展，某些新的气氛逐渐生成，区域社会经济史和环境史研究其实早已有所相通。必须特别指出，环境史研究固然首先需要解决自然界在以往历史叙事中经常缺位的问题，让“自然进入历史”，同时也在积极学习、吸收“革命史”和“现代化”研究成果，从中寻找自然环境变化的物质经济和社会文化驱动力，从而理解某个历史时空的人们何以采用这种而非其他方式适应、利用和改造所在的自然环境，以谋取自己的生计。同样重要的问题是，虽然中国环境史研究已向近代展开，但目前成果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农业，关于更具“现代性”的城市和工业环境史的研究论著还相当寡少，这意味着同仁的视线和思绪依然黏着于农业时代的泥泞土地，环境史学的研究者们尚须鼓足勇气、重整装备，由农业、农村向工业和城市挺进。要之，近代中国历史是一个宏大的整体过程，可以通过多种范式进行考察。各种范式起始有先后，热度有变化，但不是非此即彼的取舍，至多只是增强视角、调整焦点和转移侧重，如何进行取决于研究者的不同学术兴趣和现实关怀，从根本上说，研究范式转换须顺应时代主题变化。
人与自然关系和人类社会关系是两大基本历史关系，前者具有前置性和基底性，因为没有活着的人，就没有人的历史，要想维持、延续和发展生命，就必须首先同自然界打交道，开展物质变换，获得生活资料；社会关系则服务于生活目的，在劳动实践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由此出发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明确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观点非常明确：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亦即具有生物属性和生理需要的人与其所在自然环境的关系，是首先需要确定的历史事实；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人类生命活动的自然基础——地质、山岳水文地理、气候以及其他自然条件——和它们在人类历史活动中所发生的变更出发。他们反复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人靠自然界存活，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总之，人与自然关系是比人类社会关系更具本底根基性的关系，历史研究本应首先关注这类关系。遗憾的是，史家一度只管在人类社会内部铺设思想轨道，而严重忽略（至少是虚化）了人类历史的自然根基。当历史进入工业时代，特别到20世纪后期，工业文明覆盖全球，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力量神奇增长，而生态危机亦骤然加剧。历史学家开始担忧人类及其大地母亲的未来命运，察思工业文明的环境代价和生态弊端，揭露资本主义对地球家园的严重损害，环境史学应运而生。在中国，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最终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发展，人民摆脱饥寒，国家日益富强，民族全面振兴，但自然资源紧缺、生态系统退化问题也随之而来。在以空前速率和规模实现工业化后，着手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应对生态挑战，保护资源环境，就成为现实之急需和历史的必然。随着环境保护成为一项基本国策，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新时代赋予历史学者一个新的学术使命，就是探究古今人与自然关系演变，整理既往环境经验，提炼传统生态智慧，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近代距今不远，各种问题同现实关联密切，查问近代环境病史，诊断当今生态危机，自应成为中国环境史研究的重点。同样重要的理由是，近代以来，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不断颠覆原有的人与自然关系，这是“数千年之一大变局”中最深沉而重大的历史变化。要想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认识，亦应把潜藏在历史洪流深处的人与自然关系演变作为一个基本问题，把自然因素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历史观察范围并尝试进行生态学解释。直到现在，环境史学者还不敢声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任务，更未企图否定或者取代革命史、现代化范式。他们只想增加新的视角（生态环境变迁视角）和维度（人与自然关系维度），认识那些曾经被忽略的历史面相和历史问题。他们打算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整理事实、分析问题并提出新的知见。不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层面，只要选题合理并且方法得当，环境考量和生态分析都有可能为革命史、现代化研究提供助益。环境史将围绕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个主题重新发掘整理历史资料，深入更加基础的物质层面，揭示近代历史变迁的深隐奥秘，甚至重新定义“革命史”和“现代化”。如果我们承认社会革命的经济基础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认同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工业化的精魄是科学化，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不论是近代世界还是近代中国，最深层的革命是人与自然关系底层逻辑的变更，包括物质变换特别是材料获取、利用方式的变更，能量转换、聚散和利用方式的变更，信息汇集、整理和传递方式的变更。正是这三大变更托举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变革，并为“现代化”设置物质基底条件。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浩浩历史洪流的“深流”，是新的物质生活需求、新的社会发展目标与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产业经济体系的双向驱动和协同演进，伴随着人口—资源关系的重新配置和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众多要素的重新组合。环境史将着重关注近代中国工业、城市、交通通信事业兴起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环境影响。它们作为近代化的主要标志，引领产业经济革命、物质生活嬗变和其他众多方面的历史变化，毫无疑问受到人口、资本、技术、制度、观念、习俗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自然资源禀赋、地理环境条件、生态系统面貌也都是其非常重要的支撑、塑造或者阻滞、胁迫力量。作为“现代性”的主要标志，由电学、光学、化学、声学、机器制造和生物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大机器生产、化石能源利用、化工材料合成、农畜品种改良，以及交通通信设施、药品和医疗器材、建筑和土木工程等众多方面的颠覆性改变，都是基于对自然资源和自然规律的不断发现和运用，不断改变生活世界的基本面貌，改变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并且产生新的利益关系和权力结构。当然，在不同国家和社会，这些改变的发生和发展机制不尽相同。中国近代化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外源性而非原生型的近代化，至少起初是一个“应变”而非“自变”的历史过程，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制度建设和思想变革，以仿效、追赶的方式推动和实现的，国家力量在其起始阶段发挥了主导作用。中国近代化当然具有内在的需求和内生的动力，但实际过程不断受到外来刺激、威胁、驱动和压迫。所以不必奇怪，中国近代化特别是工业化是从军事开始的，首先是制造新式火器、火轮，以图捍卫海疆、抵御外敌，然后由军用转向民用，机器制造、煤炭开采、钢铁冶炼、铁路港口兴建，火力发电、机器纺织、机械加工及其他数十个种类的民用工业渐次发展起来。如果说大机器是产业现代化的一个突出标志，中国至少有一点同英国和其他欧美国家颇不相同，那就是由手工业生产向大机器生产转变是在劳动力充裕甚至过剩条件下进行的。既然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近代环境史研究无疑需要重点探究在工业领域表现出来的新型人与自然关系。不论是总体观察还是在个案研究中，环境史研究都具有不同于经济史的问题意识、叙事内容甚至价值判断，进而提出不同的历史知见。环境史研究或许无须像经济史研究那样对不同类型的资本、企业及其运作机制进行深度分析，但必须关注和评估它们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在能源、矿山、金属、化工、交通等领域的历史表现。学者若有意提出关于近代产业体系的历史生态学解释，除了要考察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影响，还需要关注各种新鲜事物的涌现、系统要素的组合和调管机制的建立与运行。他将发现近代中国产业经济从企业、行业到体系的发育包含着无数要素的聚合、众多关系的联结，它们共同形成新的物质变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系统，结构、功能都愈来愈趋繁复，与自然生态系统演化颇相类似，因此亦可进行生态系统观察和生态关系分析。例如，主要由汉阳铁厂、大冶铁山和萍乡煤矿联合组成的近代著名大型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即存在很多与环境相关的问题：煤炭和矿石开采受到地质、地貌环境的支持和制约，反过来影响和改变地质、地貌；煤炭从萍乡、铁矿石从大治运往汉阳，都需要解决陆运、水运和后来铁路运输所遭遇的诸多环境问题，特别是湘江、长江水道利用问题；企业长期发展必定在厂矿内部和周围地区造成一定程度的空气、水体和土地污染，广大工人完全没有安全保障和医疗支持的恶劣工作环境和严重生活困境，较之恩格斯曾经揭露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生存环境状况恐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都是近代环境史研究应当关注的议题。因此，同一历史对象可从经济史、革命史（例如工人罢工）、现代化（技术设施、现代企业组织管理）等多种角度进行考察，而当我们将其作为环境史的一个研究对象，重点即应放在矿山矿石、河流铁路、空气水体、烟尘废料、重金属污染等这些自然和人造的环境上。由于视角转换，关于这个近代企业的历史看法就会迥然不同。类似的实例何止千万？！事实上，一旦我们决定不仅把自然环境当作历史活动的舞台，而且要对各种历史活动进行环境史考察或生态学分析，历史叙事和论说框架就要被重置，同一历史故事便将出现新的版本，同一历史画卷亦将出现新的构图。就拿李金铮所主张的“新革命史”研究来说，不仅边区根据地存在环境问题，红军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东北抗联驰骋的白山黑水、花园口炸开后的黄河泛区等都可以进行环境史考察。我们相信，随着相关研究持续深入展开，同仁将不仅进一步确证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前置性和基底性意义，而且会看到众多自然因素对近代历史进程的参与。人们将会发现，近代中华民族不只遭受“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而且背负资源匮乏、生态退化的沉重压力。进而发现，大清帝国走向土崩瓦解，古老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渊，既是空前未有的社会危机，也是日益深重的生态危机，两者形成恶性耦合和叠加。人们还将发现，在辽阔山川大地、海陆疆域上发生的几乎所有近代中国故事——不论民族觉醒、政治革命、经济变迁还是社会转型、文明更化、精神重塑等都直接或间接关联着广泛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复杂多样的自然环境并非寂然不动的僵硬舞台，许多自然要素和环境问题都能动介入、参与了近代历史故事情节。这里首先强调环境史对革命史、现代化或者其他研究范式和编纂类型的“助益”和“补充”作用，但我们也不想为了取悦或者忌讳而回避问题。正如在现实之中经济部门与环境部门常有可能变成“冤家对头”，在历史学的语境里，环境史或生态史范式与革命史和现代化范式之间并非总是“一团和气”，而是存在不少龃龉，认知差异或使我们陷入某些严重的价值悖论和思想纠结。特别是在目前形势下，国人对“现代化”的赞美讴歌尚未尽兴，而迅速加剧的生态危机则要求我们对工业时代诸多“现代性”发展的文明弊端和生态恶果进行历史清算。由于中国和西方工业化进程存在时间差距和空间错位，直到现在我们还主要从正面评价工业、城市和科技的发展、进步，没有像西方同行那样开展历史的省察和批判，但是诸多现代性环境问题毕竟是工业文明无法推脱的过愆，我们无法避而不谈。说得更具体一点吧。我们知道，中国环境史研究因欧风美雨的刺激而兴起，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颇受西方同行影响，但中西环境史学之肇兴实有显著不同的现实背景。在西方，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通常被认为是工业文明的“负产品”（最典型“负产品”是污染），是资本主义贪欲膨胀、科学技术滥用无度的恶劣后果，因此其环境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环境问题是工业-资本主义批判和现代性反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甚至是核心部分。与之相比，在中国，由于现代化是“继生”和“后发”的，与欧美国家存在明显时差，环境破坏的表现和程度都不相同，因之，中国学者虽然同样基于对现实环境问题的忧思开展研究，但学术取向、问题意识和价值观念颇不相同并且颇为矛盾纠结：一是注意力主要放在过去数千年而不是最近百余年，二是主要关注伴随农业发展和文明进步而发生的环境变化和生态退化，在“经济开发—环境破坏”的思想框架之下，对历史上由人类物质经济活动所导致的森林破坏、土地瘠化、沙漠扩张、湿地萎缩和水系紊乱等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带有相当浓郁的怀古情愫。近代环境史研究不但时间延滞，而且思想守旧，虽然一批学者的注意力已经从农业、乡野转移到工业和城市，但更多的学者还在延续农业时代的课题，“现代性”的环境问题（如工业和城市污染）仍然没有成为研究重点。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企业、工业经济、城市文明、科学技术等重要的“现代化”标识，一直被视为近代发展进步的主要历史表现，对它们的肯定和赞许远多于揭露与批判。从环境史学建立的初衷来说，我们确实需要注重了解近代社会在认识、处理人与自然方面曾经有过哪些作为、发生过哪些失误甚至有意无意犯下哪些罪恶——不仅造成了即时性的破坏和灾难，而且造成了延时性的“祸胎暗结”，成为新中国的沉重负累。当然，对现代化的环境影响评价应当理性、中肯，不能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这关乎对何以需要现代化、怎样的现代化适合中国和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重大问题的历史认识和现实态度。
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如何建立自己的范式？乍听起来这个提问有些奇怪：既然它都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范式，难道至今尚未自成研究范式？很遗憾，我们不得不老实承认目前还真没有！当然，这个问题隐含着不易阐明的理由：当我们把环境史当作一个审视近代中国的新范式，意在表明一种史学立场，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至少不该空缺。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是对的，任何历史记载都应该从自然基础及其变更出发，那么中国近代史当然可以结合自然环境因素重新书写和论说。至于专以中国近代人与自然互动关系作为主题的环境史研究，若想自成格局，即需做好其“内史”学理建构，架设四梁八柱，形成自己的主体性、思想域、故事集、问题丛、工具箱、构图法和知识树，争取确立学术“生态位”。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工作，自非本文和本人承担得了，这里只能提供若干粗浅的建议。一是明确目标导向。研究中国近代环境史，首先是为了追溯当今环境问题的近代根源，找出近代环境变迁的社会经济、文化乃至政治驱动力，帮助人们历史、理性地认识当今环境生态危机的积聚过程，也是为了重审、重构社会历史，揭示自然环境如何为近代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运动设置舞台、提供条件和制造限制。这是环境史两条相互缠绕的思想推进路线。只有明确目标导向，才能确定观察哪些事象、讲述哪些故事、讨论哪些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环境史学者集体同意“环境史”并非简单讲述“环境的历史”，而是关于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要义在于揭示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诸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但环境史叙事不能不以气候、土地、山林薮泽、江河湖海、动植物种等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的种种变化作为基本内容，毕竟它们是构成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结构性要素的变化。离开了它们，人与自然关系也无从谈起。二是归集研究对象。自然环境是人类寄生托命的家园，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环境里进行，环境条件规约人的一切活动，无限众多的自然事物和因素给人类活动提供了各种可能，也设置了许多限制；从地球生命系统中演化出来的人类，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动物，既有无限的欲望，又有无限的潜能，能够不断创造进化。古往今来，人们以越来越多的理由开辟愈来愈广阔的领域，不断建造自己的生活世界，人同天地万物的关系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生物与其生境的关系，具有无与伦比的广域性和广涉性，足以让所有环境史学者都深感无力把握。中国近代史虽然只有110年，却经历了数千年未有的巨变，开启了自从进入农业时代以来最广泛而深刻的人与自然关系变革，无限庞杂的事实、错综缠结的关系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变化，令人了无头绪，坠入重重迷雾。因此，若不能合理归整对象和事实，即不能通观全局、分清主次、对准焦点并以恰当的方式铺陈史实、分析问题和推进思想。回顾中外环境史学史，可知其大致经历了从个案选择、层面划分再到系统归纳的演进过程，研究对象不断增加。只有对它们进行合理归集，才能设计出适用的研究框架，对极其庞杂的史料信息做出合理的分门别类。三是揭示底层逻辑。人与自然之间的首要关系是物质关系，从个人身体到社会肌体都必须拥有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才能生存，而经济生产是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的主要界面，其本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物质消费（不论生产消费还是生活消费）必定导致环境与社会之间的能量流动，所有人类活动都将消耗资源（特别是能源）并且产生废物，因而都要进行新陈代谢。质言之，人类与自然交往、社会与环境互动，是永不停歇的物质变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过程，是持续不断的新陈代谢。任何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面貌都要受制于生存资源的丰俭、环境质量的优劣，取决于物质变换、能量流动、信息传递的方式和效率，而近代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主要标识，正是以上方面在众多历史因素综合作用下所启动的革命性变化。同陈旭麓笔下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相比，这是更深层次的吐故纳新。物质变换、能量流动、信息传递方式及其规模和速率的变化，构成近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基层：物质方面主要体现在人工材料包括金属材料（如钢铁）大量增加、化学合成材料（如塑料）出现，逐渐替代天然材料（如木料、石料、泥土等）；能量方面的表现，一是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在生产领域全面取代生物质燃料并向生活领域进军，二是光、热、电多种能量形式实现相互转换，带动大机器使用和交通、通讯、照明等诸多方面的革命性变化；信息传递则不仅表现在自然生物信息的聚散，更表现在社会文化信息的传播，整个世界因此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三个方面互相支撑、彼此促进和协同演化，每个方面都建立在愈来愈复杂的知识、技术和工具系统之上，牵动极其辽阔的领域，对人类社会乃至整个地球系统新陈代谢都产生颠覆性影响。工具（机械）技术作为物质变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的手段，是人类社会同自然世界交往的中介体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说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那么近代工具技术体系的创立（引进）、发展和应用则是核心中的核心，环境史学者应当予以高度重视。事实上，工具技术体系本身亦可借用生态系统理论进行观察和分析，因为科学技术谱系和工具机器系统如同生物物种谱系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生长、自组织和不断演化的特性；各种工具技术之间也如同动、植物种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和彼此依存的关系。任何技术都不会孤立出现，不能独自存在和单独应用，而是需要相应的配套支持系统；一项关键技术如铁器、牛耕、蒸汽机、发电机等的发明创造和推广应用，往往产生后果难料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引起人类社会及其所在自然环境的系统性变化。历史学家不过多谈论虚玄问题，他们的任务是通过揭橥史实洞察世变。中国近代环境史首先需要了解物质世界在那110年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同生态环境有何关系。晚清思想家薛福成曾经对比中外物质材料，特别提到竹子：中国之竹与外国之铁相埒，造纸制笔，非竹不可；农具兵器用竹甚多；竹屋、竹楼、竹床、竹几、竹椅，至于承水之竹笕，簟也，囤皮也，大小所宜，难更仆数。又如笋可以供馔，叶可以代薪。以竹制器，在不华不朴之间，其用亦广矣哉！我们可以认为，竹与铁的差异正反映了传统与近代、落后与先进的差异。随着新式制造逐渐从军用转向民用，近代采矿、铁路、电力、电讯、机器纺织、加工等事业陆续起步，社会物质生活领域也逐渐弥漫着革命的气息，这些也未尝不是“数千年之一大变局”的重要表征。只是，不论官办、官督商办还是民营商办，中国企业一直遭受外国资本排挤、打压，新兴工业产品一概被视为洋货，“洋火”“洋油”“洋灰”“洋钉”“洋瓷碗”的叫法一直存续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依然存在于许多年长者的记忆之中，其实它们的制作原料都是取自于中国并由中国工人生产，化学合成材料制品大量替代天然材料制品不过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四是描述景观物象。1921年，孙中山发表了他的《实业计划（物质建设）》。在这份计划里，他以宏大的胸襟气魄提出了一个旷古未有的宏伟规划，意图引进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开利源、修港路、开矿山、建工厂、造机器、垦边疆，以图全面振兴实业，改善民生，实现国家富强。这是一份振兴实业的计划，也是一个重塑山河的理想，其中的交通事业发展规划尤其令人震撼。除了大批海港、河港和运河，他还计划修建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最终形成水陆并包、联通全国的庞大交通网络。很难想象一百多年前的他是如何制订出这份宏伟蓝图的，他心中蕴藏着一幅何等壮丽的华夏景观！众所周知，此后数十年，由于其继任者背叛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多灾多难的中国根本无法实施他的计划。如今人们乘坐风驰电掣而安稳舒适的高铁漫游全国，谁能想象此情此景早就出现在百年以前那位伟人的梦境之中。毫无疑问，孙中山的梦想是近代式的，早他百年的乾隆皇帝不可能做出此梦，后者最大的筑造梦想不过是圆明园的华美壮丽，或许偶尔关心过河堤、海塘固若金汤。近代中国，既是旧梦破碎之地，又是新梦生起之时，各种梦境里多少都有些许现实景观物象的影子。就景观而言，自洋务运动开始，先军用再民用，国人仿照西方投资方式，运用近代科学技术，开办新式矿山、工厂，修筑铁路、公路，建设城市、港口……自然和社会的景观都有一些改变，而构成新环境的一部分。沈渭滨描述说：西方生产技术的引用和使用，使中国开始走向世界。近代工矿企业的出现，使手工作坊的脚踏纺车、手工织机相形见绌；沙船、舢板在蒸汽轮船面前黯然失色；泥泞小道之旁并列着铁路，独轮车被轰隆驶去的火车远远抛在后面。中世纪田园生活被汽笛的长鸣所扰乱，自然经济笼罩着的深沉夜空被资本主义的产生划出了一线曙光。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多元化趋向终于发生。从物象来看，电灯、电报、电话、电唱机等各种新鲜事物，逐渐改变人们的作息、通讯、娱乐方式，甚至颠覆时空观念和情感模式；自来水、抽水马桶和城市供、排系统，则启动至今仍难评估其巨大而深远生态影响的新陈代谢革命……众多“现代性”的事物不断集辏，形成新的环境意象，显示近代人与自然关系正在逐渐重塑。我们知道，物象景观——不论自然的、人文的还是自然与人文交融的，都是历史性的，最直观地反映不同时代人们的生存环境。环境史当然要讲述不同时代的自然环境面貌，留意其在前后时代的变迁——它们既改变人，也被人所改变；既反映自然影响人类的历史，也反映人化自然和人造环境的历史。中国大地有人类活动的时间可能长达200—300万年，直到进入农业时代以后才逐渐受到人类砍伐、垦殖、开凿和建造的影响，但基本上只是修理地表。自从进入近代，环境面貌和物象景观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引起的变化尤其显著，环境学者不能视而不见。五是超越时间隔断。时间是认识历史的第一维度，而时间本身——从观念知识、计时方法到时序制度都是历史性的，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一部分。近代中国，由于工厂生产、社会服务和城市生活的集体性，需要制订共同遵循的作息时间表，于是时间安排从农业社会的顺时而动转为工业社会的按时上班，完全变成了一种具有相当强制性的社会集体建构。钟表的发明和普遍使用为之提供了支持，电灯照明则给延长生产和社交活动创造了机会。但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另外一个时间问题。由于环境变迁通常是一个长期过程，许多环境问题需要在较大时间尺度上进行评量才能认清其因和果。中国近代历史只有110年，许多环境问题在传统农业时代就已经产生，至近代甚至现代还在继续累进，须得瞻前顾后、上溯下延，才能认识清楚。还有不少问题特别是在大量利用化石能源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虽然肇始于近代，但其全局性的严重恶果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凸显出来，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废弃物污染是其中最大的问题。为了更好地认识这段新旧问题交叠的环境史，我们建议在理念上区分三种“自然界”：一是“现实的自然界”，即从前代继承下来、作为近代历史运动前置基础的生态环境；二是“实践的自然界”，即在近代社会实践中人们具体接触、实际扰动和密切互动的生态环境；三是“重置的自然界”，即经过百余年重新认识、重新塑造的天空、大地、山川、海洋、生物、景观等，不论好坏、优劣、利弊，都是中华民族赖以继续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这三种“自然界”是为方便梳理问题而进行的区分，具有不同的意蕴和涵纳，在学理逻辑或有未洽，在研究实践中也难以截然判分，但我们并非故弄玄虚，率尔生造，而是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启发。《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他们这里所说的“环境”，当然不只是自然环境，而是包括从前代积累和继承下来的各种东西，但必定包括自然环境。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代历史遗留下来的环境之中继续生活，把它变成实践活动的对象即“实践的自然界”；在开展生产活动、谋取生活资料的过程中，人们既受制于现实的环境又进一步对其实施改造，自然环境因此继续被改变，形成后人无法拒绝的“现实的自然界”。人与自然之间就是如此双向塑造、彼此因应和协同演化，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历史过程。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在逻辑上区分三种“自然界”，有利于透过时间纵深了解不同历史阶段自然环境的实际状况、前后时代变化及其变化的过程和原因。正因如此，我们一面呼吁走出农业时代，注重探讨“现代性”的环境问题，了解它们与近代工业、科技、资本的关系，洞察近代中国人与自然关系的新变化及其新动力，同时吁请注意观察环境问题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延续性，许多“现代性”的环境问题（如重金属污染、煤烟尘）其实并不那么“现代”，只是到了近代才变得严重起来；而对一些古已有之的老问题（如水土流失、干旱洪涝、传染疾病）的近代应对策略和解决方式愈来愈具“近代性”——既可能表现在技术措施上，也可能表现在动员、组织和管理方面。六是把握空间局域。古往今来，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发展，世代相继，不断扩大活动空间，开发自然资源，突破自然限制，应对环境挑战，人与自然关系演变具体呈现于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进行的空间展开。就像其他史学领域所做的那样，环境史学以时间编排前后相继的变化，以空间展现多元并存的差异。时空协进，相须相随，始终不曾分离。环境史学者对空间问题并不陌生，相反，他们已经处理得非常娴熟，许多课题就是以特定地域作为对象而展开的，不必过多饶舌。这里只想提请特别注意中国近代人与自然关系在空间格局上所发生的诸多变化。概要而言：其一，经过数千年不断拓殖，特别是经过明清时期流民上山、下海、出关、闯边，未经人类活动扰动的原始荒野几乎不复存在，出于特殊政治目的被严厉封禁的最后一片原野——东北地区也不得不允许移民放垦，这意味着通过人口（劳动力）移动不断扩大农区的传统资源利用和经济发展模式基本走到尽头。其二，随着西方殖民资本主义在全球迅速扩张，古老中国也被强行拖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也就加入了世界生态体系，与其他地区的生态联系不断增强。其三，近代工业特别是铁路、公路、航运、通信事业发展带来了诸多变化，传统时代的区域和地方封闭性被日益打破，地区之间的物资转输和商业贸易形成全国网络，相互补充和依赖的程度不断提高。这些发展既加强了地区联系，同时也降解了地方特色，甚至淡化了乡土情感。其对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我们只需稍稍改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流传千载的俗语便可明了梗概，即一方水土不再能够养活一方之人，一方水土不再只养一方之人，一方之人不再只靠一方水土养活。其四，自唐宋完成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后来居上，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同时也是文化重心。随着海洋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往来的主要通路，开埠城市率先接触工业文明和近代科技，沿海地区成为近代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前哨，除少数大型河港城市（如武汉）外，近代工业文明覆盖传统农业文明的历史进程大体上自东南向西北渐次展开，唯抗日战争时期向大后方撤退出现了一个特殊意外的空间腾挪时局。明了空间局域的上述变化，对于认识近代环境变迁的空间过程和表现具有重要意义。正如需要超越近代看近代才能正确认识近代，我们需要放眼世界看中国才能全面了解中国。当然，历史是多层次、多面相的，人与自然关系更是如此。同一历史现象和问题，以不同空间尺度进行观察和评估，可能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一方面需要把握全国乃至全球总体趋向和基本态势，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忽略局部问题和地方经验。我们固然需要认识工厂、城市的“现代性”和“先进性”，也需要了解山场和村寨的原生态和老传统，它们都有可能为当今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借鉴和启示。七是综揽生命之网。环境史所欲探讨的人与自然关系，跨越两界、贯通古今，因时因地而异，具有极端的广涉性、广域性和复杂性，因此需要复杂的头脑做复杂的思维。采用何种思想模型和技术工具来安置如此众多的因素、事象、事件和问题，始终是环境史学者的最大难题。美国环境史家沃斯特的建议是把环境史研究对象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过去的自然环境，即由有机和无机的因素共同构成的历史自然生态系统；二是人类的生产模式，包括工具技术、经济模式、社会组织等，意在了解大自然如何规约各种人类生存模式，以及后者如何反过来对前者造成影响；三是概念、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包括关于自然的观念、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即人类与自然发生心智和精神联系的层面。三个层面并非截然分开，关系亦非固定不变，它们是相互作用、动态变化和辩证统一的整体。三个层面的划分简洁而明晰，自然得到广泛认同。但他很快意识到，最大的挑战并非如何确定不同的研究层面，而是怎样建立不同层面之间的联系。在多方求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国生态学家马世骏、王如松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概念，经王如松等人继续发挥，形成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理论模型。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就是一类生态系统，是以人的行为做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文化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它包括三个子系统：一是自然子系统，由水、土、气、生、矿及其间的相互关系构成，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生存环境；二是经济子系统，指人类依托自然环境条件开展的生产、流通、消费、还原和调控活动；三是社会生态子系统，由人的观念、体制和文化构成。三个子系统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秩序上形成生态耦合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决定系统的发展、演替方向。其思想结构与沃斯特相当接近，但更加重视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生态耦合关系和互动作用机制。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不论“三个层面”还是“三个子系统”划分，都是把自然系统放在先在、前置的地位，也都把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纳入他们的思想框架之中。这些思想框架值得我们参考、借鉴，但中国近代环境史的叙事框架和问题议项，必须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进行合理设计和选择，而不能简单仿效。我们的具体建议如下：一是把自然环境的基本面貌、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及其结构性要素的显著变化作为近代环境史叙事的基础内容。气候、土地、河流湖泊、森林草原、野生动物等各种结构性的生态系统要素，农区、草原、渔场、城市、港口、工厂、矿山等各类生产场所、生活空间的景观变化，自然营力、人类活动和两者协同作用造成的水土流失、沙漠扩张、生物入侵、物种减少、能源短缺、环境污染、水旱灾害、火灾矿难、烈性传染病等各种生态破坏和环境灾害，都有许多需要讲述的故事和值得探究的问题。我们还将探究近代环境变迁的社会文化驱动力，追问近代中国何以新旧矛盾不断叠加、生态系统持续恶化，同日益深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相伴随行，形成恶性交叠。要揭露外国列强如何通过武力侵略攫取各种特权，疯狂掠夺、无耻盗取中国宝贵的矿山、森林、珍稀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洋人、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对中国山川大地和万物生灵犯下了何等罄竹难书的罪恶。要通过事实陈述，近代中国在战争、灾害、疫病等多重打击下陷入了何等严重的经济和生态双重贫困之中。二是运用复合生态系统思想综合探讨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社会诸多要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协同作用。例如，考察化石能源如何逐步替代生物能源成为驱动社会运行的主要能量基础，带来了哪些经济、社会和生态后果；探讨生态系统退化、环境资源压力如何胁迫社会转型和经济变革，反过来，资本、科技、工业、市场这些近代社会因素如何驱动资源开发、环境改造并且造成新的生态问题；采用生态学的视镜考察城市作为新型人类生态系统和“现代性”标识，如何逐渐形成新的物质变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机制，如何加速改变人口分布格局、资源配置关系、产业经济结构、城乡地理景观，如何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财富观念、文化风尚乃至时空意识，如何造就新的阶级、阶层、职业群体和社会关系，如何导致城乡关系对立、新陈代谢断裂，如何改变环境卫生观念、改造粪秽处理系统，逐渐切断了数千年延续的城乡有机物质循环巨型“生态链”。三是系统探讨与环境相关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问题，包括“西学东渐”形势和“科学救国”理想如何促进近代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和教育之肇兴，气象、地质、地理、水文、生物等科学如何改变国人对自然界的认知方式和思想态度，江河整治、水土保持、疫病防控、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科学尝试怎样起步和展开，成功与否，实效如何。需要指出的是，在环境史研究兴起之前，不同学科领域都已对上述问题做过大量研究，成果已然非常丰富。如何避免重复性、同质化研究，以彰显环境史学的特色和意义，是需要认真分梳、探讨的问题。在我们看来，环境史是一种多学科综合研究试验，其“思想场域”在百科汇流之处，其研究特色是“取百科之道术，求故实之新知”，但这并非漫无目标地四处漂流。既然环境史研究的主题是“历史上的人与自然关系”，分析和揭示各种历史关系，自然而然就是研究工作的重心。我们在实际研究中发现，由单一关系分析导出单向因果结论不难做到，但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人与自然关系都是相互交织和富于变化的，简单因果关系分析难以驾驭这些关系。有鉴于此，我们曾经提出“因应—协同”以弥补甚至替代“因—果”关系分析，并且认为需要具备多线性甚至立体网状思维。所幸，环境史家从一开始就把生态学作为主要理论导引和分析工具，而生态学正是一门以生命物种为中心的复杂关系学，而这门关系学经历了由关系线、关系链到关系网（例如从一对一的捕食与被捕食关系到多营养级的食物链再到复杂生态系统的食物网）的思想进步。或许正因如此，罗德里克·纳什、约翰·麦克尼尔、拉杰·帕特尔等著名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把“网”的思想意象引入环境史研究。特别是帕特尔和他的合作者，总是把“生命之网”（web of life）挂在嘴边，显然都是受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理论影响。事实上，“生命之网”一词也是最近几年我们反复重申的一个核心概念，一是因为我们把生命中心和生命共同体作为环境史学的核心概念，二是为了安置环境史上无数的事象和问题，确实特别需要采用一种多维、立体、网状的系统思维方式。摆脱简单、机械的因果分析，以便观察由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众多要素和因子共同结成的“生命之网”，是如何在多种力量协同作用下，随着时间、空间和人群的变化而始生、流动、易形、破损和修复的。这不仅契合于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与中国古贤万物一气相通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也是一脉相承。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持续创造和不断演化的生命系统。创造和演化的原力来自具有自然与文化双重属性的人类生命需求，其历史过程则表现出随着时势变化不断展开的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彼此因应和协同作用——“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伴随人类生命活动而不断展开的人际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构成两种相互纠缠的基本历史关系。历史学家透过时间纵深洞察世变，不但需要探究人类内部事务，包括人口增减、经济盛衰、政权更迭、社会流动、文化嬗变、利益纷争乃至军事对抗，努力揭示和把握事件、局势、趋向和规律，而且需要探究潜藏在人类生命长河底部的人与自然关系。不同历史时局中的人间万象和故事情节，犹如不断聚散的微澜、浪花、波涛和随时变化的湾流、漩涡和潮汛，最具基底性的变化则是自然力量与人类力量的此消彼长。若能从底层逻辑出发，进行更加沉静的观察和思考，我们定可发现，人类社会历史的重大转型时期，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发生深刻变革时期：从采集、捕猎社会向农耕、畜牧社会演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都同时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性变化。但历史学家一向偏重人类内部事务而忽视自然环境变化。这种学术偏向应当归咎于现今日益受到审察和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它的长期盛行导致历史学家忘却了一个基本事实——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文理“分科治学”的体制之下，自然的故事在正牌历史学家编写的大小“剧本”中几乎被尽数删除。为了纠正这种偏向，环境史学者试图让“自然进入历史”，弥补历史叙事的长期空缺，同时让“人类回归自然”，发掘更加本底的人类故事。他们努力揭示人类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复杂历史关联，从更具根本性的人与自然关系维度重新认识文明盛衰、社会治乱、族群聚散、人生沉浮，透过历史的表象认识历史的本质，不只欣赏万古江河表面的浪花跳跃、波光潋滟、桨声帆影和渔歌互答，还要感受浩浩历史洪流深处的暗涌、旋回、折冲和撞击。探研近代环境史，就要把人与自然关系、生态系统、环境资源等作为近代中国宏大历史变局的重要变量和基本问题，探询当代生态危机的近代根源，并且揭示“革命史”“现代化”的自然基底。与古代环境史研究相比，近代环境史研究需要更关注中国与世界日益紧密的生态关联。在全球史视野中，波澜壮阔的科学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汇成近世历史的浩浩洪流，在既充满差异又整体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世界体系逐渐形成——不仅形成了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形成了世界生态体系。观察近期国际史学的发展动向，全球史研究对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重视令人印象深刻，全球史的生态视角和环境史的全球视野正在发生有趣的交汇。鸟瞰世界历史，可知不同区域、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生态联系，正如（或者说伴随）它们之间的文明联系，由最初的隔离逐渐走向紧密联通。近代以前，亚欧大陆农耕与游牧两个世界长期并存，大致呈现南北对峙之势，既分领畛域、异途发展，又彼此穿插、互动演化。15世纪，东西方分别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世界联系显著增强。此后，科技、产业革命驱动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在西欧、北美率先崛起，与其他区域文明东西对峙而以西风压倒东风，世界历史的车轮开始转动：一则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分异和对立逐渐消弭，二则新兴工业文明不断倾轧传统农业文明。两百多年中，弥漫铁血腥味的西方殖民资本主义不断向外扩张，近代工业、科技等诸多现代性因素持续传播、扩散，“人类之网”逐渐伸张、密织，覆盖整个世界，进入全球一体化时代——在物质层面表现为商品大流通和物种大交换，在精神层面则表现为宗教信仰、思想知识和价值观念的大碰撞。进入20世纪以后，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不断扫荡封建残余并最终瓦解近代殖民体系。因此，历史学家高频使用工业、科技、资本、市场、自由、民主、革命、解放等词语来记录和描述近代世界。在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西方资产阶级曾经发挥引领作用，他们主导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就物质经济和科学技术层面而言，无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先进性和高效率。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予以充分肯定。《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时至今日，人类似乎已经成为这颗蓝色星球的主宰，两种力量似乎完全倒置，两者关系几乎彻底颠覆。然而世道运行，物极必反。近三百年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其嗜利本性的不断驱使之下，凭借日益强大的科技力量，钻天入地，涂炭生灵，疯狂掠夺自然资源，暴戾搅翻自然秩序，引起愈来愈频繁而强烈的反馈和报复，大自然以灾难的方式释放出巨大的摧毁力量，令人怖畏和战栗。人们终于醒悟：随着人类活动力度持续增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加速退化甚至恶化，日益迫近足以动摇文明根本、断绝人类生机的地步；文明之舟越造越大、愈行愈疾，势欲无远弗届、朝发夕至，其实已然驶入前程凶险、生死难卜的汹涌波涛，很有可能整体倾覆！正因如此，西方环境史学从一开始便具有比较强烈的工业文明反思和资本主义批判意识。在世界现代化历史图景中，中国无疑是一个重要板块，不论是被动应对还是主动融入，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中华民族不断扩大、增强和深化同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的总体历史趋势是无可置疑的。在此，笔者想要特别指出，南北、东西文明差异的背后是地理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差异，近代世界变迁的基底是地理格局的改变和人与自然关系模式的转换，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包括随着地理阻隔逐渐打破而不断增进的生态关联。鸦片战争以前，海外传入的棉花、玉米、番薯、烟草对中国造成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伦敦茶馆、巴黎时装店已经隐约影响到遥远中国特别是南方茶山、瓷窑和蚕乡的水、土、林地生态。进入近代，在众多“现代性”因素共同作用下，曾被大洋、荒漠和高山严重阻隔的中外生态联系不断扩大和加强：由外而内，更多种类的动物、植物及其培育品种，更多“洋货”产品，还有细菌、病毒，随着人流、物流不断扩大而加速传播，进而造成社会生态影响；由内而外，虽然丝绸、茶叶等传统产业优势相继被日本、印度侵夺，但更多产业如棉业、烟业、蔗糖业、林业、矿业等不断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此时，较之伦敦茶馆，纽约股市和东京期货交易所对中国城市、乡村、森林、矿山生态环境的影响远为显著。所有这些，都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广泛而紧密地关联着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能量流动、信息传递和社会—生态系统的新陈代谢。毫无疑问，近代中国的革命运动和现代化进程，以及与之相伴随行的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变迁，固然缘于一系列外源性因素的刺激、冲撞和嵌入，但更需深究的是古老中国的内部困境、内生动力、内在机制和独特经历。中国近代时间约当第一次、第二次科技和工业革命阶段（从蒸汽机到电气化）。那时，化石能源逐渐替代生物燃料成为驱动工业发展和城市运行的主要能量基础，由资本家、雇佣工人、新式企业和大机器共同构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瓦解传统的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与之相应，中国大地上的人与自然关系也在许多方面陆续发生显著甚至颠覆性的历史变化，以广义的“革命”概念和标准衡之，未尝不是经历（至少已经开启）了一场历史空前的环境革命。这场革命其实早在清朝中期就已经暗流涌动、蓄势待发，其具体表现是日益普遍的生存焦虑和环境觉醒，其历史根源则是人口—资源关系已经严重失衡。鸦片战争爆发以前，中国人口总数已经超过4亿，“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的人口密度超过了同一时期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已经超过现在的大部分发达国家。也就是说，在步入工业化、城市化轨道之前，中国人口规模已然庞大，资源约束已经发生，生态危机亦已显现，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定充满荆棘、步履艰难，单就自然资源条件和生态系统负荷而论，中国现代化也决然难以照抄西方的剧本。总而言之，近代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着社会文化和物质经济，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关联着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物质经济和自然环境虽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是其中任一系统的状态、结构和功能的发展变化都同时受到其他两个系统的制约，因而，人类社会应当被视为一个相互作用、彼此制约和协同演化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据此而言，110年的中国近代史就是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演进的历史。中国近代环境史研究，应当从此一基本国情出发，基于历史同情之理解，潜入历史洪流的深处，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如何重新进行要素组合、空间厝置和体系再造，逐步完成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转变。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7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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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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