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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基础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生产力发展在全球范围取得卓越成就。2010年开始我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超过4200美元，从中下等收入国家正式跃升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GDP相当于美国GDP的46.11%，之后这一百分比一路攀升，2022年达到78.01%。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我国人均GDP 2019年之后连年超过1万美元，2021年之后连续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从时序比较的角度看，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迁，站在新的起点。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集中体现为两个“十五年”战略，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此前高增长阶段的国际环境相比，我国的两个“十五年”战略是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推进的，这意味着需要在更加错综复杂的客观条件下实现更为宏伟高远的目标。发展环境和目标定位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此前的生产力发展思路不能直接“外推”，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生产力理论、转换发展方式。毫无疑问，新质生产力是我国立足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提出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意义重大，实践价值突出。从实施的角度看，需要在深刻把握其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清晰地说明当前的发展状态、影响因素以及未来的推进路径，以此从“定量化”“实证性”的角度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资源。本文在梳理和评述现有文献基础上，侧重于从生产率的时序、跨国比较视角来理解我国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以此体现对新质生产力相关文献的边际改进，也体现对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回应。
自2023年9月以来，发展新质生产力迅速成为我国学术界高度关注和深入探究的热点问题。根据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2023年9月至2024年3月，该数据库收录的标题中含有“新质生产力”的论文数已达594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数已达143篇。就研究主题而言，这些文献关注的问题包括：新质生产力的提出背景、内涵特征、重大意义、发展方式、测度指标等。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多个维度来把握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从多个视角来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进程中历史地、逻辑地获得的一种新形态；是新科技、新能源、新产业以及促使这三方面融合的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是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的生产力；是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生产力、契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能够带来高品质生活的生产力；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生产力要素、生产力结构、生产力功能构成的“要素—结构—功能”系统，具有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融合、人本内蕴特征；其多维内涵体现在结果、要素、要素组合、产业形态、保障等维度上。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理论创新意义，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具有新术语革命的性质。在实践层面，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推进新型工业化，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激活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潜力。财政政策、数字化转型、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四链”融合等因素都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显而易见，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具有视角多元、主题广泛的特征。但现有研究基本上采用了逻辑推演和定性分析法，多关注理论层面，实证分析较少。即使有文献尝试构建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指标，也主要集中在逻辑推演维度，缺乏为指标赋值以把握新质生产力实践的成果。对于新时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回应内外部经济格局转变、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现实课题。在有关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从“重要性、必要性”转向“实践性、操作性”的背景下，定量研究不可或缺，它会补充与支撑定性研究，有助于人们更精准地把握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历史方位和未来走向。在定量分析新质生产力时，有必要明确研究的两个基准：一是时空比较基准。理解我国的新质生产力需要适当的“参照系”，这不仅要从时序演变角度把握新质生产力是怎样形成发展的，而且要从跨国对比角度说明新质生产力处于何种方位。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分析，有助于相对精确地刻画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践特征。时空比较基准也要求测度指标具备一定条件，即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方式能够满足“有助于开展时空比较”的要求。二是生产率基准。任何生产力都涉及投入与产出的转化关系，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是社会的生产体系能够更有效率地满足人们的需求。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关键是投入—产出转化的高效率。技术变革、要素配置、产业转型以及要素组合优化在“结果”意义上均体现为生产率提高，而生产率提高可被视为分析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主线”。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集中体现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产品/服务供给能够“更有效率”地满足城乡居民需求。已有文献也显示，经济增长在根本上是生产率提高而非要素供给增长的过程。随着我国劳动力供给趋于峰值，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显得日益重要。这说明，可以从多个维度来测度新质生产力，但生产率这一维度不可或缺，且地位举足轻重，理解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和推进方向必须将生产率（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放在关键位置。本文试图从生产率的时空比较出发，在偏定量的意义上分析我国新质生产力问题，具有实践的必要性和理论的合理性。
二、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特征：生产率的时空比较
考虑到生产率包括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且跨国的时序比较分析对数据可得性有严格要求，因此本文侧重于从三种重要投入要素（劳动、土地、生态）来分析要素生产率。原始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数据来自佩恩表。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上等收入国家，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追赶上，因此，本文针对生产率的跨国分析以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日本、欧盟作为主要“参照系”。此外，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对现阶段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启示意义，本文的生产率时空比较通常从1991年开始直至数据可得的新近年份。世界银行数据库给出了1991—2021年不同经济体就业人口人均GDP（2011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本文以此进行劳动生产率的跨国比较。从时序的角度看，1991—2021年我国劳动生产率持续快速增长。图1显示，1991—2021年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国、日本、欧盟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都有所提升，分别从11.88%升至83.28%，从3.31%升至26.01%，从4.26%升至44.46%，从3.95%升至34.60%。整体上看，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攀升的背景下，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以更快速度增长，逐渐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和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但仍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图2—4是1991—2019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的数据。我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从66.26%升至139.00%，2010年开始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美国、日本、欧盟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分别从2.58%升至5.61%（1997—2019年）、从6.81%升至31.58%（1994—2019年）、从11.68%升至22.02%（1995—2019年）。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国、日本、欧盟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分别从17.54%升至93.46%（1991—2019年）、从6.32%升至23.87%（1997—2019年）、从7.06%升至33.01%（1994—2019年）、从9.22%升至41.29%（1995—2019年）。我国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国、日本、欧盟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百分比分别从24.24%升至65.88%（1991—2019年）、从5.79%升至17.79%（1997—2019年）、从7.66%升至33.14%（1994—2019年）、从7.14%升至32.01%（1995—2019年）。20世纪90年代初迄今，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绝对数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相对数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和主要发达经济体水平。但横向比较来看，现阶段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时序比较增长显著、横向比较差距明显，是我国劳动生产率变动的基本特征。这一结论为精准把握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方位提供了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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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发展不仅需要劳动要素投入，而且需要土地等其他要素投入。在现代社会，生态资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无论是宏观经济运行，还是微观企业经营，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均建立在生态资源更有效率利用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将生态资源视为与劳动、土地类似的一种生产要素或经济投入，并考察生态资源生产率即经济产出与生态资源投入间的相对关系。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不同国家均使用部分土地以形成农业产出，因此可以利用单位农业土地的产出来近似地反映土地生产率。世界银行数据库给出了1960年以来不同经济体每公顷土地的谷类产量，本文据此形成我国土地生产率的跨国比较数据。1991—2022年我国土地生产率从4231.4千克/公顷持续增至6379.6千克/公顷，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农业用地规模缩减的背景下，土地生产率的增长成为确保我国农产品供给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重要力量。图5 显示，从全球范围看，1992年以来，我国土地生产率始终超过欧盟，持续追赶日本，超出世界平均水平50%左右，2022年相当于世界水平的152.54%；但我国土地生产率始终低于美国，2022年相当于美国土地生产率的79.04%。
世界银行数据库给出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不同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即每2011年PPP美元GDP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图6显示，1991—2020年我国每2011年PPP美元GDP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1.30千克降至0.48千克，这说明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碳排放强度的持续下降，每单位碳排放量对应的经济产出明显增长。通过对比发现，现阶段我国生态资源生产率的增长压力依然突出，2020年世界平均、美国、日本、欧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为0.26千克、0.22千克、0.20千克、0.13千克，分别相当于中国的54.2%、45.8%、41.7%和27.1%。从跨国比较来看，现阶段我国的生态资源利用仍具有粗放型特征，提高生态资源生产率的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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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要素生产率之外，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剔除有形要素投入之外，要素组合方式变化而导致的产业增长情况，是体现所有要素组合形态及其产出效率的核心指标。从生产率比较视角理解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特征，必然涉及对全要素生产率演变情况的分析。跨国和时序比较需要获得我国和其他多个经济体的数据，佩恩表10.01版给出了1950—2019年全球各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满足跨国和时序比较的研究要求，因此本文采用该数据库来分析。如果设1991—2019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为1，则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先下降、后增长的变动趋势。2002—2019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普遍下降，原因可能是美国次债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后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使主要发达经济体内部以及相互之间出现了资源流动阻滞。从这一阶段的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升，主要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下降。但现阶段我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落差仍是明显的。以2019年为例，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大约相当于美国的40%、英国的50%和日本的60%。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供给—需求—转化三维视角
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集中体现为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时空比较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显著的增长态势，但横向比较来看，二者仍与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落差（除了土地生产率高于欧盟之外）。这是现阶段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背景和历史方位，一方面说明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备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必要性和急迫性。生产率变动是理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切入点，应该对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给出合理解释。从理论上说，无论是要素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是一种“效率”，是生产向消费的转化程度，体现为特定经济体中供给端的产品（或服务）生产与需求端的产品需求的匹配程度、耦合程度。供给端的产品生产越能充分地转化为市场需求，完成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越能够及时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显著提升微观的企业生产效率和宏观的国民经济效率。生产率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供给与需求的对接效率，即这种对接是否充分、及时、精准、敏捷。由此出发，生产率受到供给、需求、转化三重因素的影响，可以从供给—需求—转化“三位一体”分析框架来解释我国的生产率演变。它们分别反映了供给端的产品创新能力、需求端的市场需求拉力、链接端的市场交易成本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从供给的角度看，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整体的国民经济，其产品供给能力都取决于要素供给规模和要素组合状态。考虑到要素供给存在边界和边际收益递减，则要素组合水平对生产效率的作用至关重要。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创新对要素组合水平具有直接的、关键的影响，而科技创新首先取决于研发经费投入以及研发人员密度。图7显示，我国研发投入强度从1996年的0.56%升至2021年的2.43%，已超过欧盟（2021年为2.28%），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21年为2.71%），但与美国（2021年为3.46%）和日本（2021年为3.30%）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图8显示，1996—2021年我国研发人员密度的时序意义增长非常明显。但从横向比较来看，这一数据仍然低于美国、日本和欧盟。这从侧面反映了虽然我国在科技创新以及产品供给方面有长足进步，但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在科技创新的人员投入上仍有较大差距，这不可避免地对提升产品供给水平和生产率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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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的角度看，生产的最终目标是满足城乡居民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相对于出口贸易或国际需求而言，国内需求对企业生产更具有决定性作用。考虑到投资需求最终要转化为居民消费需求，因此分析我国居民消费的变化状况，对于在需求端认识生产率演变具有重要作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可以得出居民消费水平时序变动信息。就绝对数而言，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95—2022年我国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从557.0美元增至4465.3美元，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缩小。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通常代表特定经济体的居民消费水平。1991—2022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始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日本和欧盟，这意味着拓展国内市场面临阻力和约束，生产端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等受到抑制。
从转化的角度看，生产率体现了供给端的产品生产与需求端的市场消费之间的匹配程度和耦合程度，与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产业、企业之间的再配置水平紧密相关。从逻辑上说，各类要素流动越充分、再配置面临的交易成本越低，则供给端的要素组合效率越显著，需求端的居民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越突出，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对接转化程度越充分。在经济实践中，技术因素（如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数字技术的应用水平等）和制度因素（如各类要素的产权保护、微观主体的经济选择权、市场规则的统一化程度等）都会影响要素再配置时的交易成本。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对要素配置的作用不断凸显，要素的流动性和再配置效率明显提升。然而，对标新时代的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我国要素的流动性和再配置效率仍有待提升，经济体制改革仍有待深化，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使命。从跨国比较的角度看，产业间的劳动生产率落差能够反映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再配置状况。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再配置的交易成本越小，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越具有趋同特征，其落差越呈现缩减趋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并考虑数据可得性，可以比较分析我国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落差。1997—2003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从39.20%降至17.52%，之后小幅上升并保持在20%左右，2019年该比值为20.44%。1997—2002年我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从25.21%降至19.23%，之后也有小幅上升并保持在25%左右，2019年该比值为26.06%。1997—2019年美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均保持较高水平。前者的最低值是68.33%（2012年），最高值是93.66%（2005年），2019年为87.07%；后者的最低值是56.57%（1997年），最高值是86.04%（2005年），2019年为82.69%。上述数据对比说明，我国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仍存在阻力，劳动力在城乡、地区、产业之间的对接效率有待提升。进一步地，还可以从两个维度证明前文的结论。一是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的关系。工业化率通常用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率通常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分别代表了特定经济体现代化进程中的产值结构变迁和人口结构变迁。在劳动力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形下，二者的落差通常较小，即两种结构变迁保持着较强的同步性。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显示，1997—2021年我国工业化率从82.10%升至92.76%，城市化率从32.88%升至62.51%，二者的落差从49.22个百分点降至30.25个百分点。同期美国工业化率从98.66%升至99.04%，城市化率从75.70%升至83.08%，二者的落差从22.96个百分点降至15.96个百分点。二是不同城市化率之间的关系。从国际经验来看，现代化通常伴随着城市化率的逐步提高，这是一个农村劳动力职业非农化、农村人口身份市民化的过程。与此相对，我国的城市化或农村劳动力流转表现为两个过程：农村劳动力先流向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然后部分进城务工人员通过身份转换，成为城市户籍人口，前一过程涉及的人口规模显著高于后一过程，这导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间存在显著落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5.2%，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为47.7%。由此可见，现阶段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中，要素在不同领域之间对接面临的交易成本问题仍然突出，这必然不利于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2012年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领域出现了一系列趋势性、结构性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从高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立足趋势性、结构性转变的新发展阶段，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迈向现代化新征程的必然选择。在这一进程中，加快培育、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三者之间存在紧密的逻辑关系，它们分别阐述了新征程上我国的战略目标、首要任务和主攻方向，体现整体部署、经济要求和操作方式三者的有机统一。就此而言，新时代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价值不言而喻。它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客观需要，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然选择。从操作的角度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把握现阶段新质生产力的时空特征和所处方位，特别是从历史和全球视角出发，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给予相对清晰的“画像”，以此确立后续的努力方向和推进路径。基于前文对生产率“时序比较增长显著，横向比较差距明显”特征的分析，我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越发清晰，即以大幅度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为逻辑主线和目标导向，在缓解供给、需求、转化等环节约束的前提下，培育、壮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力量源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构成了社会变迁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调整，生产关系变动会对生产力发展产生反作用。由此出发，需要以新型生产关系来驱动生产力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生产关系体现为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其规则化的表现通常为经济制度。据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经济制度安排，依靠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支持体系。具体而言，制度层面的支持体系至少包括以下五点：一是完善科技创新及成果应用体制机制。以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为导向，在国家财政资源配置中提高科技创新投入力度，持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和基础研发经费比重；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型举国体制等制度优势，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为目标导向，进行组织优化和资源配置，在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机构合作的基础上解决科技创新领域的“卡脖子”难题，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上形成新的制高点；畅通产学研用不同环节的转化渠道，强化成果应用在科技创新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利用“转化经理人”等方式提高创新成果应用水平；加强对各类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从重要战略资产的角度理解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提高城乡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和持续学习能力，将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口质量红利；在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建设中提高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水平，在供给端夯实促进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基石。二是优化国内市场需求扩张的制度体系。现阶段我国以提高生产率为主线来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在制度层面推动市场需求扩张，不断放大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以此牵引供给端的产品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供给向市场需求转化的效率。在这方面，我国应将稳就业、增岗位放在宏观调控更突出的位置，加快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依靠新型城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协同来提高就业创造能力；进一步完善产业政策，统筹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进一步优化财税政策，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城乡、地区、行业等收入差距，特别是在城乡收入差距相对数持续缩减的情形下，将城乡收入差距绝对数的缩减程度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标志；加快推进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着力解决超大特大城市“新二元结构”问题，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的社会保障水平，使城乡居民有更高的收入和更强的意愿来提高消费支出。三是依靠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我国的经济活动与国际经济形势紧密相关，国内供给端的产品创新和需求端的市场拉力，都受到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现阶段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小院高墙”“长臂管辖”等倾向明显抬头，我国提升生产率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我国需要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更加主动地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积极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过程。在这方面，可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制度探索功能，着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结合国内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来提高产业链附加值，推进贸易产品和贸易伙伴的多元化；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便利性，增强人民币在国际结算、支付等方面的影响力；与成员国共同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经济组织持续发展。这些举措有助于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并通过影响经济体系的供求两端来提高生产率。四是以要素市场化为突破口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1978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增强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扩大微观主体经济自主权的过程。现阶段我国以提高生产率为主线来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将完善供求之间的对接机制——市场机制放在突出位置。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与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息息相关。就此而言，我国需要进一步深化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促使市场在这些要素的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依托要素的充分流动来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当务之急是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剥离户籍事实上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降低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进入城市就业、融入城市生活的制度成本，推进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和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逐步收敛。同时，加快推进农村耕地和宅基地的“三权分置”改革，着力提高耕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再配置效率，加快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一体化进程，以此扩大农村居民的土地资源配置选择权，并拓展城市要素和农村要素的市场化对接渠道；进一步加强数据要素的产权保护力度，完善数字产品的定价机制，规范数字产品的交易平台，以此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以数据要素有效配置为基础的新业态、新模式。五是依靠政府职能转变为生产率增长提供坚实保障。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有效市场，也取决于有为政府。新时代我国政府职能的发挥需要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硬道理，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导向，在市场增强、市场稳定、市场服务中体现“更好发挥政府职能”。在这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和激励体系，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融入政府绩效评价之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在部门协同中推进科技创新关键领域的联合攻关；还可以通过完善和实施产业政策、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供产业和创新引导基金等来支撑创新强国建设。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各类企业的产权保护力度，完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依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取向来优化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提供制度支撑。现阶段我国服务业化、城市化、数字化、老龄化相互叠加，新技术、新产业对不同微观主体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别，生产率提高会导致不同群体的收入发生变化，数字经济也会对部分劳动者产生就业替代效应。据此，我国各级政府需要前瞻性地判断这些变化趋势，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健全社会保障网络等方式舒缓可能的震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更高水平组合，进而为持续提高生产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强大力量源泉。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8期，注释从略。
责编|孙中博
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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