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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是中国诗歌题材的总汇，几乎各类题材都有名篇，但如果要问哪一题材是唐诗的代表，那无疑是边塞诗。唐代诗歌以边塞诗最为有名，总体质量上也是边塞诗最高，但学者对唐代边塞诗的评价历来都比较一般，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对唐代边塞诗反映的战争的性质存有疑虑，故不敢多下赞语；二是认为唐代边塞诗中所表现的爱国之情含有忠君、功名思想，故不敢多加肯定。笔者认为，第一，不宜以今天的观点评价历史上的战争和古人的人生观。第二，论诗不是论史，论诗固然会涉及历史，但论诗重要的是品评诗中所表现的人物情怀以及展现的美学场景。诗的品位最重要的是审美。从审美角度看，唐代边塞诗描绘了令人惊叹的战地风光，抒发了人类最深挚的情感。边塞诗并非只出于唐代，但只有唐代边塞诗才有如此宏大的规模、超绝的地位和丰富的形态。可以说，唐诗的主调是边塞之志，唐诗表现的豪情是边塞之情，唐诗的风采在于边塞之美。边塞诗代表性诗人高适、岑参、王昌龄、王子焕、李颀等，均是唐代第一流的诗人。要了解唐代边塞诗中的战争是何性质，还需回溯历史。唐初期至中期的战争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突厥问题。唐代建立初期，维护政权稳定是当务之急，唐高祖和唐太宗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国内事务。此时边患严重，东突厥和西突厥在唐王朝北部与西北部虎视眈眈，西南吐蕃部落也频繁侵扰。东突厥屡屡侵犯，直至长驱直入，直逼长安，对新政权与长安百姓构成严重威胁。唐高祖李渊无力对抗东突厥，只能俯首称臣，不断退让。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试图改变这一现状，其策略主要有二：其一，发动战争讨伐突厥。他派遣名将李世![]()
、李靖带兵西征东突厥，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灭亡。相比东突厥，西突厥更加强大，自西向东不断扩张，逐渐占领唐王朝管辖的今新疆大部。唐太宗派凉州都督郭孝恪出征，西突厥兵败，发生内讧，各部遣使入唐，请立可汗，唐王朝取得阶段性胜利。其二，以文化同化突厥人。李世民采纳时任中书令的温彦博将归附突厥各部安置在朔方（今河套地区）的建议，希望以中原文化同化突厥人。唐高宗、武则天时，唐王朝边境再起苍黄。西突厥崛起，多次跨过边界进犯。吐蕃在松赞干布去世后不断侵扰唐王朝，安史之乱时趁机占领陇右、河西大片地区。东突厥残余部落于云中城发展壮大，在唐王朝北部边境开始新一轮的军事侵扰。5世纪末、6世纪初，带有突厥血统的奚族和准蒙古族的契丹人在东北一代崛起。契丹人大贺窟哥被唐太宗封为松漠都督，并赐姓李，其孙大贺阿卜固在位时与奚族一起进犯唐王朝边境。可见，唐王朝边境并未得到长时间的平静。唐王朝发起的战争在当时的语境中是积极的、正义的，其主要目的是保境安民。二是贸易问题。在边患频仍的同时，贸易问题也困扰着唐王朝。除西突厥外，丝绸之路沿线还有诸多西域小国，这些小国虽不能对唐王朝产生大的威胁，但其占据交通要道，阻碍中西贸易，影响对外交流，劫掠过往客商，给唐王朝经济、文化活动带来诸多困扰。对于唐王朝来说，只有将其收归旗下，才能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唐王朝采取武力征服和物质满足的策略，逐一解决了焉耆、龟兹、吐谷浑、高昌等国带来的问题。需要特别提及的是高昌国。高昌地处天山南麓，是古代西域的交通枢纽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国土面积较大，军事力量强大，高昌王麹文泰公然劫掠商道。太宗深知高昌的重要性，为彻底解决西北问题，设立安西都护府。唐代文人崇尚军功，主动请缨任职安西都护府的不在少数，也正因如此，留下了诸多描绘边塞生活的壮丽诗篇。总括唐王朝前中期在西北边境的军事活动，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军事活动的基本性质是保境安民的正义战争，主要目的是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这不仅有利于唐王朝，也有利于西域、中亚诸国诸民族，乃至丝绸之路的远端——欧洲。判断唐代边塞诗中的战争是不是正义战争，一是要历史地看，唐王朝与今天中国的版图不同，应以当时版图为据；二是当时并没有国际法，国家疆界的划分不能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应尊重当时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选择。除此之外，还要充分认识到，边塞诗是一种艺术形式，所描写的并不完全是史实，其真实性主要在所反映的历史精神上，而不是在具体问题上。诗人写诗的立场与战争的性质并不一定完全一致。唐代边塞诗中的战争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只是艺术上的虚构，不应因诗中用了些真实的地名和人名，就根据史实对诗中战争的性质做出判断。总体上看，唐代边塞诗皆充溢着保卫国家的豪情。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云：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不教胡马度阴山”，即阻止突厥入侵中原。高适诗歌同样多次歌颂保境安民的正义战争，其《燕歌行》中有“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句，这里的“汉家”指的是唐王朝，“汉将”指的是唐将。此诗有序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其中，“张公”即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张守珪。诗中之事《旧唐书》有载：“二十六年，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馀烬于潢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真陀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高适闻听此事，作诗讽刺，诗中表达了对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的赞美。诗云：“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与张守珪的谎报战绩相比，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才是那个时代最崇高精神的体现。《燕歌行》以讽刺的手法反映了高适对战争正义性的认识，《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则正面表达了高适对爱国战争的肯定与赞美。诗歌开场即云：“遥传副丞相，昨日破西蕃。”副丞相指唐将哥舒翰，西蕃就是吐蕃。此句简明轻快，胜利的喜悦蕴含其中。回顾唐王朝和吐蕃的关系即可理解为何高适如此欣喜。总体上说，唐王朝对吐蕃的态度是友好、宽容的。太宗时，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和亲；中宗时，金城公主与尺带珠丹和亲。尺带珠丹贪图河西九曲之地，借口以此作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向唐王朝索要土地。唐王朝明知吐蕃欺诈之意，还是赐予了这块土地。吐蕃以此为军事基地屯兵并挑衅唐王朝。《旧唐书》载：“先是，吐蕃每至麦熟时，即率部众至积石军获取之，共呼为‘吐蕃麦庄’，前后无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难得、杨景晖等潜引兵至积石军，设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骑至，翰于城中率骁勇驰击，杀之略尽，馀或挺走，伏兵邀击，匹马不还。”哥舒翰对吐蕃的反击显然是正义的。高适此诗歌颂哥舒翰“长策一言决，高踪百代存，威棱慑沙漠，忠义感乾坤”，赞美之意溢于言表。两首诗结合，可见高适对战争的基本立场，即赞美和歌颂正义的战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高适虽然歌颂正义的战争，但并不意味着他崇尚战争。在《蓟门五首》（其五）中，高适写道：“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戎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胡汉之间的冲突没有解决，战争就不可能停止，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也就没有尽头。可见，高适是追求和平的。但是，高适并不赞同和亲，在他看来，和亲并不能真正达到“和”与“亲”的效果。高适《塞上》写道：“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高适的认识是深刻的，和亲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矛盾，延缓冲突，但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策。自汉代以来，和亲手段一直是辅助性的，一旦发生实质性的边境冲突，和亲关系很容易破裂。高适希望获得长久的和平，但他又不知和平之路何在，只能在诗中怅然叹道，“倚剑欲谁语？关河空郁纡”。战争的性质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从最基本的正义观看，确定战争性质最重要的是判断战争总体上是否有利于家国的稳定、安宁。为保境安民短时间进入他国领地或暂时收缩战场、放弃部分土地，都不能视作一场战争被判定为非正义性的根据，至少不是充分的根据。另外，在古代中国，国权、国土、国君是一体的，爱国情感中必然包含忠君思想，所以诗中表现的忠君思想只能看作时代的痕迹，并不影响诗歌主题，也不影响对诗歌的价值评判。唐代边塞诗突出反映了边塞诗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其人生观、价值观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前面谈的保境安民，二是建功立业。王昌龄《变行路难》写道：向晚横吹悲，风动马嘶合。前驱引旌节，千里阵云匝。单于下阴山，砂砾空飒飒。封侯取一战，岂复念闺阁。王昌龄认为，人生价值的实现，一定是“封侯”高于“闺阁”，也就是说，建功立业高于儿女情长。这种价值观是初唐、盛唐诗人，尤其是边塞诗人的共识。李白《塞下曲六首》（其一）云：“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战士们终日奋战，只为击败敌国，建功立业。李贺的《南园十三首》（其五）更是直接表明志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新唐书》中评价道：“唐承隋乱，宜救之以忠，忠厚则乡党之行修；乡党之行修，则人物之道长；人物之道长，则冠冕之绪崇；冠冕之绪崇，则教化之风美；乃可与古参矣。”虽然文人更多的是参赞军务，很少战场杀敌，但他们杀敌之斗志是昂扬的，建功之心情是迫切的。文人参赞军务是中国军事文化中的重要传统，尤以唐代为盛，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唐代君主以武力立身，崇尚军功，由此自上而下形成了重军功的社会风尚。唐高祖李渊侍隋时就掌管军事，反隋后更是凭借武力征服四海，形成了崇尚武力、轻视文官的思想倾向。“唐高祖时代的中央文官体制比起唐代后来的规模来说是很小的，它在最高层相对地说也是不拘礼仪的，这反映了皇帝本人及其所任命的官吏之间出身大体相仿”，“高祖的很多最高层文武官员都是他的太原军事幕僚中的旧部”。这种重军功的倾向，一直延续到唐中期。唐玄宗李隆基以文采著名，军事才能同样出众。“唐隆政变”中，玄宗表现了杰出的军事素养。《旧唐书》记载：“（玄宗）分遣万骑往玄武门杀羽林将军韦播、高嵩，持首而至，众欢叫大集。攻白兽、玄德等门，斩关而进，左万骑自左入，右万骑自右入，合于凌烟阁前。时太极殿前有宿卫梓宫万骑，闻噪声，皆披甲应之。韦庶人惶惑走入飞骑营，为乱兵所害。于是分遣诛韦氏之党，比明，内外讨捕，皆斩之。”这次政变为玄宗登基奠定了基础。此后平定天下，开启了“开元盛世”。唐代帝王崇尚军功直接影响了文人士子。第二，文人可通过建立军功走向仕途。唐代虽自高祖始就实行科举制，但通过科举取得官职的文人非常少。太宗时期，应试人数仍然不多。入仕可通过权贵推荐，也可靠军功。李白、杜甫就曾干谒权贵。相比而言，通过建立军功走向仕途更为可靠。这就决定了唐代文人多非文气书生，他们喜好武艺、兵法。李白在吹捧权贵韩朝宗的文章《与韩荆州书》中自我介绍：“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高适自称“二十解书剑”，《行路难》（其一）云，“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唐代诗人目睹无数布衣寒士因建立军功跻身朝堂，自然也就燃起了依靠自身军事才干建立功业的想法。就文人而言，进入将军幕帐参赞军务是最适合的职业选择。高适《别冯判官》有云：“才子方为客，将军正渴贤。遥知幕府下，书记日翩翩。”《唐才子传》载岑参为杜鸿渐幕府，又载张渭“自矜奇骨，必谈笑封侯。二十四受辟，从戎营朔十载，亭障间稍立功勋”。可见，进入幕府是文人建功立业常见的选择。第三，唐代有文官进入军界的政策。唐代节度使制度始于唐睿宗。《新唐书》载：“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节度使一开始主要负责军事，后来逐渐掌管辖区内军、民、财、政及人员任用，这就为后来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埋下了隐患。关于节度使官制，《旧唐书》载：“节度使：（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受命之日，赐之旌节，谓之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行则建节符，树六纛。外任之重，无比焉。至德已后，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节度使之号。）节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军司马一人，判官二人，掌书记一人，参谋，（无员数也。）随军四人。”可见，节度使执掌事务繁多，这就需要除军事才能之外的其他能力，文人因此得以入仕。事实也是如此，除西部各藩镇外，大部分节度使为高级文官。例如朔方节度使王晙文才出众，玄宗在《授王晙朔方节度使制》中赞扬“王晙学综九流，才苞七德，武称敌国，文乃时宗”。只要足够优秀，文人就有得到皇帝重用的机会，这为唐代文人开辟了一条进入权力中心的新路。“许多这类官员虽然身为文官，但可能在武职中几乎度过他整个官宦生涯，而且是与许多将军一样的职业军人”，文人承担军事类职位在唐代并不少见。除担任最高长官外，还有诸多文人作为幕府出现在军队中。岑参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僚佐，高适则入河西幕府为掌书记，封常清曾升任安西节度使，后入朝，封御史大夫。可见，文人依靠守边征战寻求出路与唐王朝的政策密切相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诗人与边塞、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以高适为例，《旧唐书》评价，“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高适20岁时曾去长安求取功名，“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其时宰相李林甫擅权，并不重视高适，仅将其看作一般举子，高适发出“布衣不得干明主”的感慨，最终决定北上蓟门，希望能建立军功。初到蓟门，高适慨然唱道：“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这次出塞，高适并没有获得什么机遇，也没有遇到赏识他的伯乐，他叹息“勋庸今已矣，不识霍将军”，只得“长剑独归来”。天宝十一年（752），哥舒翰赏识高适，在玄宗前力荐，高适由此获得正式官职。安史之乱时，高适劝玄宗入蜀，得玄宗赞赏：“侍御史高适，立节贞峻，植躬高朗，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宜回纠逖之任，俾超讽谕之职。可谏议大夫，赐绯鱼袋。”唐肃宗时，永王李璘抗旨不遵，高适认为永王必败，深得肃宗赏识，随后封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高适在诗中明确表达了其走军功道路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送李侍御赴安西》）
隐轸戎旅间，功业竞相褒。（《自武威赴临洮谒大夫不及因书即事寄河西陇右幕下诸公》）
最有意思的是高适的《塞下曲》，将军功求取功名与科举求取功名进行了比较：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诗歌饱含激情，生动地再现了战场之壮烈美，但这并非源于纯粹的欣赏活动，而是源于诗人对功名的求取之心。在高适看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与其皓首穷经，蹉跎一生，不如走向战场，建立军功，成就伟业。诗歌最后两句带有明显的嘲讽意味。由此可见，唐代以军功求前程被视为正确的人生选择。岑参亦如此。岑参天宝三年（744）进士及第，授兵曹参军；天宝八年（749）充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幕府掌书记。岑参两次出塞，在黄沙大漠生活了6年，他同样在诗中表示，通过科举求取功名不如通过军功求取功名：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银山碛西馆》）
怜君白面一书生，读书千卷未成名。（《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在《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一诗中，岑参豪迈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杜甫在《前出塞九首》（其九）中也说：“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诸多评论者认为，为封建统治者卖命是谈不上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这种观点长期影响着文艺评论界，直至今天。但是，对于高适、岑参、王昌龄等边塞派诗人来说，驰骋疆场的军旅人生就是壮丽的人生。唐代边塞诗所表现的人生观从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应给予充分肯定。边塞何以为美，战争又何以为美，是值得讨论的问题。边塞多高山荒漠，自然条件恶劣，不适合人类生存；战争更加残酷，战士朝不保夕，远离家人和故土。这如何能称之为美？然而，到了诗人笔下，战争内蕴的精神就显现了出来，一种振奋人心的美感也油然而生。高适《燕歌行》写道：![]()
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庭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由诗可见，高适书写战争有两个特点：其一，既突出战争的激烈、残酷，又表现了战争的威武、雄壮。“![]()
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前句可见军队人数众多，表现了雄壮之美，后句可见战场风云变幻，表现了凌厉之美。此特点也见于《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一诗：作气群山动，扬军大旆翻。奇兵邀转战，连弩绝归奔，泉喷诸戎血，风驱死虏魂。头飞攒万戟，面缚聚辕门，鬼哭黄埃暮，天愁白日昏。石城与岩险，铁骑皆云屯。群山高大、旌旗翻滚、惨烈的厮杀、肃杀的天气，此诗描写战场画面感极强，能迅速将读者引入情景，感受战斗的激烈。其二，重视战场形势的描写，试图揭示战争中隐含的社会问题。《燕歌行》有讽喻意味。战士出生入死，将军却奢靡享乐；战场上不顾生死，心里却无比思念家人；奋勇杀敌是为报效君王，可又有几人能为君王所知。高适的反思是深刻的。《燕歌行》是因时事而作。张守珪假传捷报，后事情败露，《旧唐书》载“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张守珪之事让出身文人、关心士卒的高适颇为不满。岑参诗书写战争也有极高的造诣：朝登剑阁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奉和相公发益昌》）
日落辕门鼓角鸣，千群面缚出蕃城。洗兵鱼海云迎阵，秣马龙堆月照营。（《献封大夫破播仙凯歌六章》）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从岑参诗可以看出，战争之美在于其正义性，在于为正义奋斗时的精神，只有正义的战争才能充满豪气。战士们的视死如归使人顿悟生死，人生境界的提升就发生在这一时刻。生与死在战场上得到强烈对比，这就是战争的美学意义。岑参“写战争不大诅咒战争的残酷，而常赞颂战争的伟大”，主要是因为他写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除了表现战争的壮美外，唐代边塞诗还描绘了边塞自然风光之美。其中，岑参诗最为出色。岑参写边塞风光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反映现实，又美化现实。岑参诗并不回避边塞极度恶劣的自然条件，他写诗的过人之处在于，可以用最美妙的词句将最恶劣的自然条件描绘出来。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写雪花：“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风雪极为寒冷，但春风与梨花冲散了这种寒冷，产生了对比。《天山雪歌送萧治归京》则这样写边塞雪月：“天山雪云常不开，千峰万岭雪崔嵬。北风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汉月照银山，复逐胡风过铁关。”月在自然景物中最为特殊，只要有月的参与，自然景观就增添了美妙与温馨。岑参写月，不只与雪相配，也与沙漠、山岭、城楼相配，诗中创造了一幅幅美丽的景象：山口月欲出，光照关城楼。溪流与松风，静夜相飕飕。（《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银山峡口风似箭，铁门关西月如练。（《银山碛西馆》）
凉秋八月萧关道，北风吹断天山草。昆仑山南月欲斜，胡人向月吹胡笳。胡笳怨兮将送君，秦山遥望陇山云。边城夜夜多愁梦，向月胡笳谁喜闻。（《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月，有动态之美、思乡之美、色彩之美、异域之美。岑参将月之美与边疆战事融为一体，为月的内涵注入了新的元素。其二，创造了诡异奇绝的意境。岑参写景偏重于自然风光的雄奇伟丽，又与写人相结合，烘托出戍边战士的英雄气概，情景交融。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写道：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此诗描写的边塞风光苍莽雄壮，但最终仍落到写人上，景之壮美与人格之壮美相得益彰。又如《送张献心充副使归河西杂句》云：澄湖万顷深见底，清冰一片光照人。云中昨夜使星动，西门驿楼出相送……张掖城头碛云黑，送君一去天外忆。万顷湖水、湖冰清澈、深夜无垠、宇宙洪荒，营造了阴冷而奇幻的送别场景。诗歌景象宏大，送别之意深沉，余味无穷。王之涣的《凉州词》同样传唱千年：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黄河之远，在白云天际；孤城之远，在万仞山中。一句诗，似乎整个大唐疆域尽在其中，宏阔磅礴。唐代边塞诗对边塞风光的描写反映了这样一种审美意识：美不只在杏花、春雨、江南，也在骏马、秋风、塞北；秀丽是美，雄壮也是美；赏心悦目是美，惊心动魄同样是美。战争是可赞美的，当战争奏响的是正义的主旋律时，它就是壮丽的画卷、英雄的诗篇、崇高的乐章。唐代边塞诗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这样的画卷、诗篇和乐章。唐代边塞诗不是纪实文学，若仔细考据，确与史实关联，但理解边塞诗不宜以史实视之。总体上说，边塞诗基本属于抒情诗。边塞诗蕴含着丰富的情感，思乡之情、怀友之意、报君之心、爱国之志均在其中。如果要概括边塞诗所反映的核心精神，那就是唐代的时代精神。唐代的时代精神是通过情感显现的，这种情感既表现为个性化的个人情感，也表现为具有时代性的集体情感。
总体上看，唐代边塞诗中蕴含的是崇高的、伟大的家国情感。边塞是建功报国之地，诗人出塞是为了完成帝国使命和君王嘱托，所以有强烈的使命感、荣誉感与责任感，这不仅使诗人可以以旷达的心态面对恶劣的战场环境，也使边塞诗具有了一种崇高、伟大的情感品质。人的情感既可以表现为柔美闲适的个人情感，也可以表现为崇高的家国情感。伟大的、超越个体的家国情感赋予唐代边塞诗也赋予大唐一种崇高之美。唐代边塞诗中的情感大体可分为忧时、思乡、怀友、自许几类，虽总体上均见出悲喜交融的崇高感，但又不可一言以概之。如“忧时”。“忧”，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状态，这里的“忧”是深沉的、有关怀的、有抱负的。“忧时”总是与抨击时政结合在一起。诗人既要表达，又不能明说，于是，借汉喻唐、借褒为贬、借物喻人、藏而不露、点到为止、时隐时现，就成为诗人“忧时”的基本写作方式。王昌龄《塞下曲四首》（其三）：“奉诏甘泉宫，总征天下兵。朝廷备礼出，郡国豫郊迎。纷纷几万人，去者无全生。臣愿节宫厩，分以赐边城。”王昌龄希望宫中将马厩中肥壮的骏马赐予边疆战士，以增强其作战能力，讽刺之意明显。《塞下曲四首》（其四）：“边头何惨惨，已葬霍将军。部曲皆相吊，燕南代北闻。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更遣黄龙戍，唯当哭塞云。”即使主将战死，下属被贬，仍需继续战斗，这就是守边将士的命运，愤懑之意溢于言表。唐代边塞诗不追求描写具体的战争情景，而重在表达情感，其表达的情感复杂婉曲、深挚丰厚，多为愤懑、纠结、无法直言之情。边塞诗中的乡情则要明朗一些，这是唐代边塞诗与前代边塞诗、征戍诗、闺怨诗的不同之处。征戍诗、闺怨诗的主人公反对战争，所以诗中充满了哀怨。唐代边塞诗人出塞是为了保境安民、建功立业、维护正义，这使得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同时对故乡表现了浓郁深厚而不哀怨的情感。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这并不是说诗人没有思乡之情，诗人吟道，“别家赖归梦，山塞多离忧”。尽管如此，有了这样的自觉，思乡之苦就减轻了许多，诗人也在使命意识的作用下获得了超越和升华。孟子说：“充实之谓美。”边塞诗“充实”的是戍边这一行动的伦理意义，因充实而有光辉，因善而美。唐代边塞诗写友情，多在送别时刻，表现了真挚、悲绝、克制的情感。友人前途未卜，此去可能就是生死别离，因此总是满是伤感。诗人送别友人，也给予友人美好祝福和临别叮咛。高适《别董大二首》：“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王昌龄《别陶副使归南海》：“宝刀留赠长相忆，当取戈船万户侯。”岑参《原头送范侍御》：“别君只有相思梦，遮莫千山与万山。”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庄子曰：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在中华民族传统人伦观中，朋友是非常重要的，唐代边塞诗表现了深厚的友情。关于交友，唐人也有自己的认识。高适《赠别晋三处士》“知己从来不易知，慕君为人与君好”，这句诗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交友之道最好的概括。边塞诗人自许、自励，但并无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之感，根本原因是这种情感具有真实性。骆宾王《从军中行路难》“绛节朱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谁惮三边征战苦”、杨炯《从军行》“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崔融《塞垣行》“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岂要黄河誓，须勒燕山石”、杜甫《昔游》“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均是诗人真实的自白，盛唐自信的气息拂面而来。当然，在这些豪迈之语中也有诗人的忧思。如王昌龄《从军行二首》（其一）：“百战苦风尘，十年履霜露。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树。早知行路难，悔不理章句。”杨炯《战城南》：“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幢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沈佺期《出塞》：“十年通大漠，万里出长平。寒日生戈剑，阴云摇旆旌。饥乌啼旧垒，疲马恋空城。辛苦皋兰北，胡尘掩汉兵。”杜荀鹤《塞上伤战士》：“战士说辛勤，书生不忍闻。三边远天子，一命信将军。野火烧人骨，阴风卷阵云。其如禁城里，何以重要勋。”岑参晚年总结自己的一生：“早知逢世乱，少小谩读书。悔不学弯弓，向东射狂胡。偶从谏官列，谬向丹墀趋。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抚剑伤世路，哀歌泣良图。功业今已迟，览镜悲白须。平生抱忠义，不敢私微躯。”这些诗歌体现了诗人对战争的忧思，也表现了唐代边塞诗积极豪迈的基本情绪。唐代边塞诗人还有一种情感状态——达观。边塞地区环境恶劣，战争频繁，唯有达观者才能于绝境中获得生存的力量。边塞诗人之达观精神有两重思想资源：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和道家无为而治的精神。进取者于儒家获得资源，失意者于道家求得安慰。儒道并用，可以此安慰他人，如高适的“穷达自有时，夫子莫下泪”“丈夫穷达未可知，看君不合长数奇”；亦可用于自我安慰，如王昌龄的“人生须达命，有酒且长歌”，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边塞诗表现的情感极其丰富，虽有哀怨和感伤，但更多的是豪迈之情，积极奋进，迸发着自我超越的力量。这也折射出唐王朝的时代精神：踩着瓦砾，踏着尸骸，雄强奋发，呼啸前进！岁月无痕，精神长存。唐代边塞诗人对人生的负责态度及其追求正义、向往和平的精神，都是留给今天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但从不惧怕战争。唐代边塞诗中体现的豪情壮志、奋力拼搏的时代精神，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激励着各个时代的中国人。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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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陈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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