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为AI）的出现已有近60年的历史，它极大地重塑着现代社会，导致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伦理规则、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工智能一开始是一个知识论问题，但现在成为一个涉及人类终极命运的哲学问题，一个或许将危及人类自身存在的问题。2022 年初，查默斯 (David Chalmers) 在其新书《现实+每一个虚拟世界都是一个新的现实》中描绘了未来百年人类对虚拟世界高度依赖的场景。斯坦福大学虚拟人机交互实验室创始主任拜伦森（Jeremy Bailenson）认为，元宇宙背景下的虚拟现实并非使人类远离现实，而是丰富了人类对现实的体验，提高了人类的沟通与学习能力，使人类和现实世界和谐相处。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为人类提供的虚拟形态主要是仿真空间，在某些场景下“高仿真”消解了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界限，这一现象在人工智能时代虚拟城市空间最为突出。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城市是人类的一个社区聚落，它既是人类为生存而形成的一种物质手段，也是对人类在生活过程中为应对外界环境所形成的系列符号，这些符号记述着人类活动的轨迹。所以，如同人类所创造的语言本身一样，城市也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艺术创造，表达和释放着人类的创造性欲望。20世纪后，城市化的步伐明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而受到思想家的关注，法国的福柯（Michel Foucault）与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美国的苏贾（Edward William Soja）与哈维（David Harvey）等人对现代城市空间的权利与正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认为应该重新发现空间范畴的能动性、主体性、政治性。“资本必须被设想为一个过程而不是被具体化为一个物。城市化的研究是对通过自然和社会景观的生产以及意识的生产而呈现出来的、过程的研究”。虚拟城市是以地理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现代通信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的综合应用为基础构造的多维信息空间或网络空间，是对数字城市的虚拟表达，为现代城市的设计与规划，城市空间人们的交流提供了网络化与虚拟化的新型空间。德波（Guy Ernest Dobord）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出现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形成了所谓的“景观社会”理论，这一理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批判一脉相承。德波认为景观是一种颠倒了的商品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表象，不是人的关系决定商品关系，而是商品关系殖民了社会生活，“现实显现于景观，景观就是现实”。虚拟城市的出现为人类社会呈现了德波所谓的“景观”社会。虚拟城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用现代视角关照虚拟城市，“景观”概念是一个具有价值的切入点，它可以呈现城市发展的前世、今生与未来，使人类能以自己的理性去更好地认识城市，规划未来城市发展新格局。
“虚拟”概念大致分三类：其一，指与现实相对立的非存在；其二，指与实际存在不同的潜在；其三，指被“创造”出的“现实”。虚拟城市是指通过信息技术“创造”的一个与物理现实相异的“现实”，主要以数字与符号为媒介和载体，世界上的人、地、物正在被数字化并带入虚拟的世界，成为数字领域的一部分，人类赖以生存的物理空间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发达的交通体系、新能源、新材料等广泛应用而被不断重构。人工智能时代拟像秩序呈现为“虚拟社会化”，它将物理“数字化”并将数字“物理化”，真实与虚拟之间的清晰界限正在消失。元宇宙虚拟城市的基本要素，即以 Identity (身份)、Friends(朋友)、Immersive(沉浸感)、Low Friction(低延迟)、Variety(多样性)、Anywhere(随地)、Economy(经济)、Civility(文明)为核心建构一个虚拟在场空间和社会经济系统。现代主义城市被单一目标和宏大叙事所主宰，而后现代城市则可能拥有更丰富的结构和更多变的色调。有的好，有的坏，更多的居于两极之间。由于虚拟与现实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后现代城市正从现实生活螺旋式地变化为虚拟现实，后现代城市的形式也越来越由景观和消费的需求来决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催发出互联网技术，在城市发展方面出现了城市数字化与虚拟化的趋势。虚拟城市的产生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初三维城市模型（Three Dimension City Model,3DCM）的图像生成技术，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统计分析、模糊逻辑、人工神经网络等技术的数据挖掘为城市发展提供诸如交通、环境、城市建设、人口分布、经济发展等方面辅助决策信息，借此使虚拟城市逐渐由概念变为现实。就技术层面而言，虚拟城市是通过信息网络技术对现实城市的数字化呈现，可以通过数字化信息处理，使城市人口、城市地理、城市资源、城市生态等方面的信息获取相当便捷，尤其是可视化的虚拟仿真，为城市建设、城市交通、社区管理、城市旅游等方面提供了许多便捷、人性化的服务。
2021年提出的元宇宙概念可以被视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及其所导致的一种文明形态，它会将“虚拟城市”发展推进到一种新形态。数字代码是元宇宙构建的主要形式，元宇宙中的虚拟世界以图像作为主要表征，这种虚拟世界与现实物理世界并非完全隔绝，而是相互叠加，共同创作出“真实的日常生活”公共时空。元宇宙所提供的逼近现实且超越现实的新世界对现实空间进行了多重延伸。目前，元宇宙所能达到的技术主要集中在区块链、数字孪生、物联网、人联网等技术方面，通过这些技术把人类生活各方面联接起来而形成一个虚拟的世界，活动于其间的个体人通过数字替身在虚拟世界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进行社会活动。这一过程与非虚拟世界的不同之处在于个体人一直受控于计算机技术与信息技术形成的三维形象。区块链是P2P 网络（Peer to Peer Network）、智能合约、共识机制、密码学等技术的集成创新。它基于“共识信任”与特殊加密技术，具有不易篡改的特征，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信息的有效传递与共享、基础设施的转型与共用、商业数据的监管与共享等技术保障。数字孪生是通过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将物理世界的物与人、人与事等要素实现数字化，在网络世界形成与物理世界相对应的一个虚拟世界。数字孪生技术应用到虚拟城市建设催生了数字城市与物理城市的精准映射，它在三维城市模型基础之上加载全量数据资源，实现数据驱动下的全景可视化与动态的高效管理，实现了虚拟城市在虚拟世界仿真、在现实世界执行的城市管理需求。物联网是互联网技术不断升级的结果，它是按约定的协议通过智能终端产品实现跟踪、定位、监控、管理、信息交换、物品智能化识别等功能。物联网实现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智能交通、智能汽车等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人联网是上述技术的综合，强调以人为中心，实现人的实时、互动、体验，融合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上述技术在现实中的应用为虚拟城市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保证，实现了“在虚拟世界中把人造物，自然物、虚拟动物等一切虚拟物接入到一个更大的虚拟空间中”。在虚拟世界中，“几乎所有被称为‘虚拟’商品的东西现在都被证明是真实的，所谓的‘虚拟’与所谓的‘真实’如此平滑地融合在一起，以至于两者之间的区别越来越难以看清”，这正是虚拟城市的技术机理与文化表征。
人工智能时代的虚拟城市是一个以有形的物理实体与网络虚拟空间组成的城市新形态，它具有传统城市所有的要素，更重要的它是由一种可计算、物理化的概念进化而成的一种具有便携性，比特化的产品单位。空间表象就是空间的“语言”表现，这种语言的表现形式有符号、代码、语言文本形态的知识等。这些符号、代码与语言有着丰富的内容，它们形成了城市的“流动空间”，“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这些要素与形式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被精确地感知与呈现，在所需要的时间与空间进行个性化的推送与输出。城市意象最具典范性的设计理念与地标性的建筑的形状、颜色、纹理和细部，都能生动、具体地呈现在屏幕中，其他的城市文化要素也都能实现这种可意象性，如虚拟城市中的工业生产领域通过孪生数据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城市商业活动是最具变动性的意象要素，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大众传媒使城市商业成为城市文化景观最为显著的表现。“景观就是商品已经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时刻。商品关系不只是可见的，而且是人们所能看见的全部：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商品的世界”。人工智能时代，虚拟城市通过三维建模、场景与商品的可视化渲染，实时、动态地展示现实城市中一切商品形态及商业活动。在现实城市中构成意象的道路、河流、楼宇、学校、医院、公园、小区等各类实体以及所有设施部件，在数字城市模型中可以逼真再现，这些模型同样能够反映城市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内涵，反映城市市民的各种诉求与生存境遇，这些都是虚拟城市的可意象性的一面。
虚拟城市中的意象具有空表征的特点。所谓“空表征”系指对象不是一种现实性存在，而是一种概念性存在。在人工智能技术中，空表征其实就转化为对目标的虚拟表征。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消费社会中的拟像持悲观态度：“拟像是与表象对立的。表象源自符号与实存之间的对应关系，相反的，拟像源自这种对应关系的乌托邦，源自对符号作为价值的根本否定，源自符号作为每一个指涉物的反转与死亡判决”。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表象最大的特征是符号与实存之间的对应关系被消解，表象由于意义弱化而空洞化，进而被无指涉的拟像秩序所吸入，形成“压抑性仿真”。
虚拟世界所谓的“物理”规律是由人所设定，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人可以“创造”出数字化的、满足自身需要的虚拟存在并获得体验。一般而言，作为人体产生感知反应的感知系统最基本方面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和方向六个方面。这些方面转化到虚拟现实系统的体验性中分别为视觉沉浸、听觉沉浸、触觉沉浸、嗅觉沉浸和味觉沉浸，目前虚拟现实技术中前三种在理论和技术方面相对而言比较成熟。具体来说，虚拟城市空间的构建，利用高性能服务器、高度集成的计算机软硬件以及各类先进的传感器，通过视觉、听觉、触觉作用，“将可能世界变为虚拟世界，从而把可想象的变成虚拟现实”。虚拟城市体验通过借助动作捕捉仪、数据鞋、数据手套等传感设备，为受众提供多感官、超时空、参与式、互动式体验空间，这一过程的技术基础是数字图像与数字声音合成技术，在体验过程中人们凭借这一技术使听觉、视觉、触觉等感官协调运行，其结果使人获得超越自然状态的感官体验。就此可以看出虚拟对象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中存在巨大差异，在现实空间中它被视为空的，但在虚拟空间通过被构造而成为“现实的存在”，如游戏中的虚拟场景。在一个“适人化”的多维信息空间，玩家被虚拟空间所包围，有着强烈的身临其境的体验，自身完全与虚拟空间融为一体。
交互性是虚拟城市全景体验的另一种形态，指人与虚拟环境中的物之间形成的认知与控制程度，这种程度以信息的方式被人接受，进而提高与改善人们的操作水平。交互性大致可以分为“视觉交互”与“行为交互”两种类型。生活在物理世界的人在进行社会交往时所形成的人机关系可以通过空间距离位置的变化来进行观察、定义，在元宇宙虚拟城市空间中，需要借助于一些三维设备和传感设备来完成交互操作以实现虚拟人际交互。在虚拟空间中，主体通过数字替身完成主体对虚拟世界的再创造，而现实世界的主体可以沉浸并与之发生交互作用。人们在虚拟空间的交往具有符号性特征与象征意义，个体通过数字身份与实体性人相脱离，通过体验来实现价值与心理体验的需要，这些体验与现实体验相异，是一种高度中介性的体验，发生在多模式和三维环境中。在这些新的社交空间中，人们能超越“物理现实”和内在生物约束的意愿，同时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
城市化是空间生产的首要领域，在芒福德看来，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弊端主要是城市发展过度依赖资本与追求资本增值所导致的异化现象，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认定尺度在城市发展中被消解，城市并未完全为人类提供舒适满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由于商业文明主导了城市的发展，现代城市被视为追逐财富与权力的场所和奴役大多数人的工具，“大都市表面上是一片和平景象，一切运转得井井有条，但暴力的深度和广度突然加大了”，“社会阶级的区隔，既以空间生态的方式存在，又以垂直隔离的方式表现”，城市空间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一个特殊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社会阶层的断裂无法避免，阶层之间的冲突与阶级的矛盾同样无法调和。政权的维护与城市空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哈维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政治霸权及其意识形态与其对社会个体的控制有关，而社会中的个体与社会物质生产所形成的语境有关，社会的物质生产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展开，就此而言，空间“对于维持政治权力来说就不止是有一点点意义”。基于信息技术的虚拟城市网络组织具有现代性的去中心化与分散化的特征，是一种多元、平行的组织方式，“信息时代超越了政治，是因为它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极大丰富的权力，政治的定义特征、对稀有权力资源的争夺，都被消除了”。在某种意义上说，虚拟城市的城市空间由于其高度的流动性而使个体与阶层的自由性有所改善，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传统城市中主导性阶层对政治秩序的控制与支配、城市空间权利的不平等现象有一定的改善，“一个网络组织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中心”，虚拟城市空间的这种多元化与非集中化意味着社会个体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资本的本质是追逐剩余价值，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生产—消费领域形成一个连续不断的闭环。消费主义、文化产业、传媒经济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新样态，更加强化了城市作为财富与权利聚集地的地位。马克思非常重视消费活动在社会生活与历史演进中的作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消费又引起商品拜物教的异化现象，“拜物教远不能使人超脱感性欲望，相反，它倒是‘感性欲望的宗教’”，马克思所谓商品拜物教中的“物”不是单纯的物质，而是指代基于商品及其消费的社会关系。对于这种社会关系的批判贯穿了西方现代社会，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到现象学派都对消费时代进行了批判与反思，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后，对西方消费社会的批判更加强烈。列斐伏尔在《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中提出“受控消费的官僚社会”，将消费领域视为产生统治力量的领域。鲍德里亚将列斐夫尔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我们在物品面前越来越不平等”，并且将“物”替换成“影像”， “物质生产领域与符号领域相互交换各自的内容，这种说法仍然远不够正确：这些领域作为原貌完全消失了，它们丧失了各自的特性，同时也丧失了确定性”。鲍德里亚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错误地理解为对实体性、对象性的崇拜批判，导致他无法真正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但其提出的消费现象的符号化与虚拟化同虚拟城市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目前，席卷全球的产能过剩使实物性消费能力同产能出现倒挂，符号性消费日渐增长。虚拟城市的消费既具有实物的功能性消费，但更多的是对物的符号性消费，数字孪生化不同于传统的建模和仿真，其主要价值在于采用松散耦合方法实现技术自治，在保持架构稳定的前提下适应不同应用场景的数据颗粒度要求，维持创新活跃度，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产品和服务需求。这样就促使符号意义不断扩张，广泛地渗透到日常生活，导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某种程度上分化了消费控制的官僚体系，为市民提供了自我价值实现的空间。
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步伐越来越快，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形成了许多大都市，都市物理空间与生产空间越来越大，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版图，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全球化迈向更深的层次，“巨型城市是连接全球网络的连接点”，“是信息时代之新空间形式—过程—流动空间的焦点与权力中心”。面对庞大的空间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控制能力并非无所不能，它不能将全球生产纳入其生产领域，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完整工业体系与生产能力的国家既融入世界生产体系，同时也具有自身相对独立性的一面。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结果就是越来越集中，最终形成几个节点中心，这些节点中心为巨型城市的形成提供了技术保障。这些巨型城市不是发达国家的专利，中国巨型城市的发展也对世界城市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尤其是中国智能城市的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数据+平台”的云服务模式将逐渐深化，不断积累数据，为行业决策提供快速、准确、充分和完整的信息。虚拟城市发展实行实体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并行发展的策略，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形成多维虚拟空间，新型城市模型、城市发展规划、城市资源配置、城市智慧交通、城市之间空间分布等关乎城市发展质量的诸多方面都可借助虚拟城市提供科学依据。在具体的产品设计、生产、消费等方面也有别于传统的批量设计与生产，实现设计、生产、消费的个性化与多元化，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现代城市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顺应，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一环，但现代城市发展所引发的一些社会阶层的矛盾与冲突相伴而行，西方思想家着力探讨城市问题的目的也在于解决这些矛盾。从理想的角度来考察，人工智能时代虚拟城市的流动空间通过人的数字虚拟身份辅之以其他技术手段可以消除已有的阶级对立与社会等级差异，让社会民主与社会正义由空想变为现实。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这些矛盾根本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米切尔坚持认为，在传统的城市里，地理布局确定人的命运；你所在的地方通常决定你是何种人，但是网络将这一切都给非空间化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公民可辨识性已被抹去。
无论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虚无”，人类仍需立足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正如米歇尔多次指出的那样，“我们仍然得呆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而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正是从这个位置出发，你写出所有你自己的‘真理’”。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不可能离开具体的物理空间，政治公共活动空间是公共空间的一种，是社会力量、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等交互作用的焦点。但是，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地理学景观永远不会处于平衡状态，同空间生产相向而行，“社区的公共空间被以阶级和财富为标准的分隔空间所取代，城市里的公共空间会变成更加支离破碎的混合体”，这是通过虚拟城市对权利进行重新分配，但资本主义生产与空间生产之间必然产生的矛盾冲突在虚拟城市中依然无法彻底解决。
城市权利是对城镇化过程的某种控制权，对建设城市和改造城市方式的某种控制权，从根本上和以激进的方式来实现对城市的控制权。人工智能时代虚拟城市中人的身体以不同的方式与空间连接在一起而都成了半个“数字人”，人与外部的界限已被削弱，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演变成临时的位置性差异。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乐观地认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资本主义能够终结一切不公正，并创造出一个人人都能像企业家那样自由地实现人生价值的世界。随着不公正的消除，国家将变成多余之物，并且由于其无用性而陷于崩溃”。在他看来，虚拟城市空间的流动性使人能挣脱资本主义社会的枷锁而实现人的平等，进而推进社会民主和正义的实现。按照这种思路，发达的网络社会似乎能够实现人们所期望的社会平等、公平正义，但现实并非这样，人们所期望的公平正义的彻底实现只是一个乌托邦，因为网络社会的底层逻辑无法摆脱政治与资本的参与，甚至是控制，“我们观察到信息革命释放出庞大生产力的同时，全球经济里人类悲惨的黑洞也益形巩固”。前景既是乐观的又是悲观的：虚拟世界或者会复兴民主，或者会创造出一个极权的全球秩序。它将会消灭空间，或产生一个全新的都市秩序；它不是使人麻木，就是使人们获得解放。
城市的规模不仅仅是物理空间规模，更关系到城市必须具备的社会组织惯例和必须履行的文化职能。从当代技术哲学的维度看，人工智能技术导致人类文明自身存在一定隐忧，这并非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太危险，而是因为人类文明自身存在结构性问题，“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而且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这个结构性的隐患就是人类文明的技术发展与制度发展之间的失衡。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会激发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就此而言人类技术文明的发展步伐快于人类制度文明的发展，如工具的发明语言的发明、逻辑和数学的发明，以及农耕技术、工业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生活与原始生活有天壤之别。这些技术出现同样引发新的社会矛盾，成为思想家批判与反思的对象，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对政治危险的警惕。技术进步的神话源于理性时代，后者也给了我们代议民主的神话，这是一种新的组织观念，尽管这种民主制度的活力不再，但仍然运行良好。技术发展与人的民主自由之间存在张力，人们在对一种启蒙理想感到绝望的同时，很难找到另外一种理想的生存理念。这些思想使我们看到，在人工智能技术时代，虚拟城市设计中应该在技术与现实、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有清晰的界限；技术是人类肢体的延伸，可以延伸人的生物性能力，但它又是以消解人类的某种生物能力为代价。人工智能时代的虚拟技术尽管呈现与渲染了比现实空间更为“真实”的空间，但它毕竟是虚实相即的视觉空间，永远无法彻底代替人类生活的物理空间。作为理性的人类既要通过人工智能的诸多技术提升未来城市发展的质量，也要防止过度强化虚拟技术而使人类对现实物理空间感知出现钝化的趋势，进而使人类成为技术的奴隶，这也是人工智能时代值得人们警惕的一个问题。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8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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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编|陈家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