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桢，洪钰琳 | 邓茂七起义与明中叶的社会治理

正统年间，明初盛世的局面被一系列变故戳破，危机四伏，史称：“正统而后，或变生于腹里，或衅起与边陲。”正统十三年（1448）是一个历史节点，二月爆发邓茂七起义，“不两月间，天下震动，闻风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扑灭”，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崩坏。三月，英宗发动第三次“麓川之役”，命靖远伯王骥总督军务，都督宫聚为总兵官，发南京、云南、湖广、四川、贵州官军十三万再讨思机发，重新建立了边疆安全环境秩序。九月，广东黄萧养揭竿而起，“旬月至万余人”。正统十四年（1449）五月，湖广、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所在蜂起。八月，土木堡之变发生，英宗被俘，国力军威由盛转衰。

邓茂七起义虽历时不长，却在明史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往学界主要从农民战争史或地方反乱史的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关于邓茂七起义的既有研究集中于闽西北、赣东南山区民众的反抗斗争，而对其历史作用和影响的探讨则侧重于赋役制度的变化、卫所屯政的影响、山林开发和社会经济变迁等方面。本文拟从社会治理的视角，考察邓茂七起义波及闽浙粤三省部分地区，其陆海联动所引起的明朝统治危机，就明朝官方的危机处理与邓茂七起义的溢出效应进行初步探讨，提出新的解释，冀能对明代的变迁与社会转型提供一个具象化的认识。

明朝官方对邓茂七之变的危机处理，体现出国家强制能力、地方执行能力、社会治理能力的变化。对此，本文从危机认定、管控响应（包含从地方层级提升到中央层级）、执行成效三方面来加以考察。同时，邓茂七及其追随者生前没有留下自己的记述，有关邓茂七之变的信息都是由其对立方官府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包括相关地方官府、出征将领、兵部的奏报，朝廷的谕旨，御史弹劾调查，利害相关方的自辩，地方人士的记忆，有用的参证资料有家族档案如墓志铭、神道碑、族谱，地方民间文献如祠庙碑铭等。我们广事搜罗，从“碎片”中提取出有用的证据，还原危机处理的时机和决策到行动的全过程，分析其得失和结果。现简述如下：

1.正统十三年二月，危机初现，属地管控破防

正统十三年二月，邓茂七以福建沙县二十四都陈山寨为据点起义。“茂七沙县人，充巡警总甲，时郡邑长吏受富民贿，纵其多取田租，倍征债息，小民赴愬无所。茂七因扇怵之为盗，劫其富民尽杀之。复拒捕，杀巡检及其县官，遂大肆劫掠，伪称铲平王。”此时的属地政府责任人为福建三司和延平府及沙县、尤溪县等府县官员，驻军福建行都指挥使司及下属延平卫所各级军官。事发之初，属地官员没有及时处理，“福建三司失机，致贼徒邓茂七等为乱”，甚至掩盖瞒报军情，“巡按御史柴文显当贼势微时匿不以奏”。福建二都司“节次将腹里福州等六卫原调出海并补造战船官军二千八十三员名，沿海永宁等五卫守城出海官军二千五百员名，俱各调往沙、尤二县捕贼”。但调拨的军队迟迟不能会集，“时都指挥同知雍埜不即起发近卫所官军扑灭，却调隔远卫分以致延缓，养成贼势”。

正统十三年八月初二日，英宗从兵部的奏报中得知，“福建强贼邓茂七攻劫沙、尤二县，杀死千户杨琮，虏去千户张能。其时延平卫千户张聪及行都司委指挥师镇程俊及都指挥佥事范真、参议金敬、副使邵宏誉，各领军督捕，俱不获一贼，其畏缩坐视如此，乞行巡按御史究治其罪”。但英宗过于相信官方治理社会的力量，判断这是一起属地政府和驻军可以自行扑灭的地方暴乱事件，寄望他们扭转局势，指示兵部“且俱不问”，即令巡按福建御史张海前去处理，“依前提督，奋力捕贼，以赎前罪”。这就延误了中央层级应变响应、及时止损的时机。邓茂七于八月十一日围攻延平府城，事态进一步扩大。“埜领军与都指挥范真等，于延平城外秋竹铺与贼对敌，而埜辄先登舟以为众先，致贼乘机追逐，将真与指挥彭玺等杀死水中。埜隐其败，却称真暮夜行舟溺死，欺瞒朝廷。”

2.八月二十一日，启动应急响应，派丁瑄抚捕，刘聚、张楷听候征剿

八月二十一日，英宗得知邓茂七势力很快向延平、建宁、邵武等地蔓延，命监察御史丁瑄往福建“抚捕”，又“恐贼众军寡，猝不能制”，命左军都督府左都督刘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楷往福建，并选调南京官军、达官达军人听候征剿，下旨说：“尔至南京，即将所选官军加意操练，如遇瑄遣人催接，尔等即率之会同瑄及彼处四司官，相机征剿。”

张楷时在畿辅一带巡视，九月初一日赶回京师。初三日，英宗宣谕张楷：“昨晚福建报到，贼人招抚不服，必须出师，今添差都督刘得新、陈荣与你每调用。”初五日，敕浙江、江西三司并巡按监察御史，“各选官军三千，委都指挥一员，领赴福建，听都督刘聚等调度”。十一日，张楷等陛辞，又奉面谕：“听着，你每不可迟，福建一方百姓望你每来救他，务要将贼人杀灭尽绝，回时陞赏。南京止许住三日。”

十月初一日，张楷才到达南京，即从决策到开始行动用了20天，从北京到南京又走了19天。他下令分遣都督佥事刘得新调江西官军三千，从建昌至邵武汇合，自率南京官军等从浙江出发。然而，当时军备废弛、卫所兵额减少是普遍现象，永乐年间全国卫所军额约279万，正统十四年全国逃亡军士则达163万。南京选派操练官军“清出私占之数居多”，缺额严重，张楷为召集兵士操练而滞留。英宗“南京止许住三日”便出发的命令，成为一纸空文。

九月十五日，英宗接到张海的奏报后，得知“邓茂七等畏服从化”，同意通过招抚的方式平息动乱，还令张海等明正官吏激变之罪。十月初八日，英宗收到丁瑄奏报：“贼徒闻调天兵将至，俯伏跪拜，祈恩悔罪”，遂下令丁瑄会同福建四司继续抚谕，令刘聚、张楷如若入闽，暂且在建宁行都司操练，“酌量进止，务在得宜，不许轻进”。实际上，丁瑄这次招抚并无成效，刘聚、张楷寄希望于招抚，在南京消极观望，未如英宗预期那般迅速入闽。

3.十月二十八日，危机响应升级，陈懋佩征夷将军印紧急驰援

十月二十七日，英宗“得奏贼首聚众陈山寨，不服招抚，又遣贼徒各县抢掠，延缓之久，愈肆奸谋，侵扰地方，为患甚大”，下令调在京五军神机等营官兵二万增援福建。二十八日，英宗以“此贼非老将不能平”，决定派宁阳侯陈懋前往福建镇压，调浙江漕运军二万、江西漕运军七千人听候派遣。十一月初四日，正式任命宁阳侯陈懋佩征夷将军印充总兵官，保定伯梁珤为左副总兵、平江伯陈豫为右副总兵，都督佥事范雄为左参将，董兴为右参将，刑部尚书金濂参赞军务，太监吉祥、王瑾提督神机铳炮，征战福建，“合前调南京官军捣贼巢穴”。

宁阳侯陈懋等征战福建，体现了英宗对邓茂七之变的态度，即由招抚转向武力镇压。但临时组建的援军队伍多仓促应征、士气不振，“福建征进官军多系山东、河南及江北直隶卫所，赴京轮操之数，居京日久，衣装敝坏”。此外，从浙江、江西派去的漕运兵“又皆运粮甫毕，未得休息，彼此迫于贫困”，以致军律涣散，违法乱纪时有发生。户部原令将江西广信、建昌、赣州三府贮仓粮，由地方大吏从长计议，斟酌多寡，运往福建延平备用。然而，浙江、江西运粮至闽路程险阻，“有分水、仙霞二关，山岭险峻，车不得进，惟人背负肩挑”，并且“其经历之处，贼盗不时出没”。这就延误了行动计划，导致行军缓慢。

对于陈懋南征，明廷决策层是有不同意见的。十二月初七日，兵部尚书邝埜奏请预赏犒官军、别派将卒、留京军于南京操备，被英宗怒斥：“埜等皆掌兵政官，乃不量事情言事，朝廷赏功自有定论，如何要先给赏？既命总兵官统大军剿贼，又要别选将卒？南京已有重兵操备，又要留在京操备官军？此等小寇尚尔，设有大事，何以处之？今姑记罪。若再尔妄言，俱重罪不宥。”

4.十一月十三日，张楷入闽，固守建宁，畏缩退避

十一月初一日，刘聚、张楷行至江西广信（今上饶市信州区）。此时，浙江处州叶宗留率军声援邓茂七，占据江西广信府铅山县的车盘岭和福建延平府的建阳县，阻碍明军入闽道路。初六日，刘聚率军绕道建昌（今江西南城县）入闽，进击建阳县。张楷驻兵铅山，寡谋躁进，匆匆派都督佥事陈荣、指挥戴礼等进兵剿捕叶宗留。十二日，陈荣等领兵二千至玉山县的阴浆源山，被叶宗留伏兵狙击，损兵折将，陈荣及指挥刘真等俱死。十三日，建宁知府张瑛等率民夫与官军击退建宁城外的邓茂七部众，张楷遂抄小路进至建宁，就地建立行营。

但是，张楷在等待陈懋大军到来的八十多天里，“安坐建宁城中，贼徒劫杀，既不率军救援，又将官军取回，惟务宴饮，污浊彰闻，故将贼情文饰妄奏，欺瞒朝廷”，“奉命剿贼半年，并无捷报”，“笙歌为乐，笑傲自如。楷以平时所和唐诗逼令建宁府刊行，其于军政置之度外”。“又楷在彼所作《除夕》诗……流传京师，人多传诵，迹其为诗如此，则其存心可知”。直到正统十四年二月初六日，邵武卫指挥同知刘福斩杀邓茂七之后，张楷才进军延平，甚至谎报军功。英宗令往浙江剿办，刘聚、张楷等以“建宁、延平、邵武等处贼盗未息，难便起程”为由，奏请暂缓前往浙江的行程，等待陈懋到后同进。

刘聚、张楷没有圧实危机管控责任，使英宗对他们的信任度降到冰点。二月十一日，英宗下旨：“刘聚张楷进兵，月久全无实效，只虚文支吾，再不用心，必杀不宥。”三月初三日，又斥责说：“尔聚、楷到建宁凡三月，未闻效尺寸之劳，乃酣歌贪黩，苟延月日，畏缩退避，为下所讥诮，以为妇人女子不若，深负委付之重”，无奈一将难求，只好“以尔等受命捕贼，姑暂宽容，其痛自改悔……复尔重罪不宥”。

5.正统十四年三月初三日，陈懋抵达建宁，危机外溢东南沿海

正统十四年正月初六日，陈懋大军来到浙江富阳县东安镇，此时距受命南征已过去63天。陈懋等到东安镇时，驻扎在贤明山下，“大军一临，山川改色，居民骏奔，官吏逃匿，合用粮料，无处支给”，暴露了行军粮草供应缺乏、兵丁抄掠盛行、百姓逃亡的窘境。幸有当地新登致仕教谕罗寿与同随军刑部郎中陆矩是旧识，出面督同粮长袁檖，才将官贮粮料依数放支。

正月二十三日，从京师出发80天后，太监曹吉祥、王瑾的先头部队抵达建宁。接着，保定伯梁珤等率官军陆续进入福建。二月初六日，邓茂七在延平之战中阵亡，战场形势反转。“反寇邓茂七余党复纠众烧毁县治，邀截粮道”，梁珤率官军民壮镇压，“斩首九百级，生擒七十余人，贼众溃散”。“福建尤溪贼首郑永祖胁从四千人来攻延平府，都指挥雍埜、蒋贵等各帅官军民壮三千人分路剿捕，生擒永祖及其徒十八人，斩首五百余级。”月底，都督佥事董兴进军建宁，“擒贼首伪都指挥翁觅等四十八人，斩首七十余级”。按察副使邵宏誉在南平“擒伪都指挥朱子华等十二人”，江西指挥吴玉在建阳杀敌千余，“擒伪百户朱永贵及从贼三人，俱获其木印、铜印、飞虎旗号”。

三月初三日，历经100天，陈懋率军抵达建宁。随着入闽明军的大军压境，邓茂七余部节节败退。四月，陈懋率官军攻破沙县陈山寨，邓茂七的直属部队被歼灭。然而，危机并没有解除，邓茂七之变的战火已外溢到东南沿海各地，形成山呼海啸之势。

对于邓茂七之变的溢出效应，诸多因素起作用，除王朝制度体系与治理能力、地方管控能力外，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官民之间、军民之间以及空间上的海陆互动关系，都是重要的参数。笔者以府级行政区域的范围为单位，观察东南地方社会人群在危急时刻的不同表现。

1.闽东浙南民众响应起义

正统十四年三月，邓茂七余部占领南平县武步铺，又“驾舟二百艘”截古田县水口驿，向福州府转移。三月二十日，英宗命陈懋等调兵扑灭外溢战火，敕曰：“福州犹未靖，俱宜调兵扑灭，毋令滋蔓。”梁珤向福州方向进兵，夺水口驿，“斩伪都指挥及从贼四百余级，生擒六十四人，尽获其舟”。水陆并进，兵至福州府，“备榜遣官分谕各县，复业者五千余人”。

闽东沿海民众响应邓茂七，在福宁州，“佃民柴显五率党百余，诈称伪王邓茂七副将，结寨西门外，日夜攻城”。所辖县地出现“愚民啸聚，所至劫掠”的情景，福安县“旁近愚民乘机啸聚,侵掠县境”。四月，“强贼”千余人攻陷罗源县及延亭巡检司，“官军敌死者甚众”。五月，宁德、连江等县相继为起义军攻陷。七月，“贼党四起……侵劫宁德县藏，取累年册籍”。官方文书往往将响应邓茂七起义的民众定义为“寇盗”之徒，将抵抗起义的民众塑造为“良民”的形象，符合王朝统治、国家治理的主流叙事。

叶宗留余部在叶希八的率领下转回浙江，“丽水杨希、鲍村陶得二各领众数千往投之”。正统十四年正月，陶得二率众从丽水向处州府城进攻。都指挥沈鳞、参议耿定、佥事王晟领军四千，从绍兴踰台州支援处州，被困城中。总兵徐恭领军二千星夜驰赴，也被困据城自守。二月，起义民众攻破松阳、龙泉、青田等县，逼近兰溪县。三月，遂昌县民苏才、俞伯通等趁势兴起，“伪称王号，纠众千余行劫乡村，遂攻兰溪县苏村寨”。陈鉴胡又带领“千余徒攻金公岩，分劫义乌、武义、东阳境，烧毁县治”。四月，“伪大王苏记养”率众进攻金华、义乌等县。五月，张楷率军从建阳赶到处州镇压，在丽水铜山寺大败陶得二，招降四万余人，余众退入山中。六月，民军再次围攻处州城，不克，散往各地。七月，“庆元大社贼徒万余搬抢粮米，官吏居民悉逃，丽水、青田小民皆往从焉”。

动乱的火花同时从福州和处州两个方向蔓延至温州府。正统十四年三月，福州“流贼”窜至温州府平阳县，“攻围蒲门千户所”；福宁县流民、矿徒自宁德进入温州境内，金乡卫指挥同知李上守蒲门所抵抗；平阳县民众“千余啸聚塘村，杀温州卫指挥刘安”。瑞安县罗阳地处闽浙交界，受邓茂七、叶宗留煽动，“人心稍有摇惑，不服事于攸司矣”。正统十四年春，“括寇叶无敌等来迫众从谋，富义者悬金募客数人，勠叶无敌等四人首级，里中叶友名、□文习、彭孟通等献之于郡，粗定一时。未几，群党昌炽，众附渠魁王□□□□肆劫掠，□□□之东林寺松□□□□堂围之，时军士竟日立□□□□□店火含□□□□奋刃□□□□披靡，延颈受刃而已”。处州丽水陈鉴胡等人也趁势进入温州，“温郡汹汹，平阳、瑞安山乡，被其党劫掠”。四月，陈鉴胡进攻平阳等县，与总督浙江备倭都指挥使李信、都指挥王瑛等官军在仪山大战，“杀死巡海都指挥等官王瑛等一十九人”。景泰元年（1450）四月，罗阳民变复起，“钦差总戎李信、侍御陈璚、布政使孙原贞、按察使轩輗、都指挥张永等总兵讨之”，“分兵驻于三港台湖为后援，中军坚壁莒冈作连珠营，知府黄玘总民兵进屯仙居。瑞安县丞陈醇同□长潘尹序入罗洋，诱谕群盗”，因一鼓而并擒之，余党奔寿宁县官台山。八月，再次“劫掠”罗阳，与官军在交洋交战，指挥顾铭、平阳所正千户洪珍等战死。十月，山寇白鹞等围平阳县城，温州卫指挥王宇屯兵东门外军桥抵抗。温州境内动乱不断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景泰二年（1451）。

2.漳州海上势力兴起

邓茂七起义后，其势力迅即往东南的漳州、泉州二府及沿海方向扩散，并得到了民间海上力量的响应。

正统十四年初，邓茂七派遣杨福部南下漳州府龙岩县，“岩民有为之向导者，遂大求贿于岩，且令胁众，不尔且屠邑，邑人骚动。时王源、刘锐谋薄贿以缓其锋，而急求救于郡”。事情败露后，邓茂七怒而派遣杨福、姜京五以数万众向龙岩压境，官军迎战于铁石洋，败绩，“（杨）福等乘胜追至岩山之阳，官民死者甚众。贼遂入城，官民居储焚掠殆尽”。

接着，长泰县、南靖县也相继被攻陷，杨福率军包围漳州城。龙溪县义民陈舒突出重围，前往漳州卫求援，指挥佥事顾斌引兵进入漳州城内。杨福围城达五十余天，“驰突不得入，乃纵火燔民居及庙以去”。

邓茂七“多胁良民从乱”，九龙江地方民众借机响应。当时的地方官府用“邓茂七作乱，漳寇乘之”来形容这一局面。龙溪县九都《霞苑黄氏族谱》载：“红巾贼邓茂七倡乱，乡寇张牛仔聚集匪类，贼党綦多，又有巨魁张胡狮等乘风响应，剽掠村落，势甚猖獗。”九都地处九龙江出海口，是月港的核心区域，地尽斥卤，人多地少，民众以海为生，活跃于琉球、南洋诸国之间。海禁政策阻碍了当地民众的谋生之路，所以当邓茂七队伍进入漳州之时，“乡寇”张牛仔、张胡狮等地方民众趁势响应。

其间，另一海上武装势力也趁机兴起。陈万宁本是漳州海商，早年在浯屿、铜山一带从事走私贸易，因违背禁令入狱。正统十四年，陈万宁、郑利贞、郭乾孝、郑本成等人在解京途中趁势逃脱，下海行劫。严启盛是福建龙溪八都人，“积年下番，劫掠海道”，趁乱纠集同县的蔡佛保、郑礼谟等一百八十余人下海起事，“抢得福州地面大海船二只，小船四只，节次劫杀官军人”。

接着，杨福部转而向九龙江南溪一带进攻，漳浦县被攻陷。“县官奔潮州，人民携老抱幼孺，提挈衣装食物，仓皇走匿无所，遇贼杀死殊众”，漳民张福荣、曾钦童、陈皓、蔡孟贞在城中接应。其中蔡孟贞为漳浦县西坂村的地方豪强，带领地方民众响应。

成化年间，漳浦人陈亹回忆邓茂七之变时，有这样一段表述：“吾闽盗起沙尤，蔓延至漳，漳无赖子弟被胁为党与，出入向导，五县为罹其患。”不难发现，杨福部进入漳州府龙岩、南靖、长泰、龙溪、漳浦五县，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积极响应，冲击了旧的统治秩序。

3.泉州民众从贼如崩

正统十四年秋，邓茂七余部陈敬德、吴都总、乌脚毛率军南下，从尤溪大官岭入泉州府德化县境，“烧德化县治，结寨山谷”。接着，由德化天马格、苏坑隘等处入永春境内，永春县大姓尤麟儿拣其子弟及乡骁勇百余人，推拳师三都福鼎（覆鼎）岑楼人郭荣六为帅，结寨白鹳山抵抗。陈敬德等攻入永春县城，毁公堂，向小姑方向挺进，与郭荣六率领的乡兵在钉岭、半岭等山区地带展开激烈战斗，陈敬德被郭荣六斩杀。余部退至永春、南安交界的上塔结垒休整，转而进攻安溪，地方巨贾李森“率敢死士掩击之”。随后，横穿南安县境逼近泉州府城，据说，“攻郡城贼首帅则治民也，南安民陈欧子”。

泉州府城守备空虚，卫所官军一时调动不到，“郡将王指挥观望不武”，民情骚动。泉州知府熊尚初请求支援未果，只好和晋江主簿史孟常、阴阳学正术杨仕洪前往城南古陵坡抵抗。八月初二日，知府熊尚初兵败被杀。

位于晋江、南安交界的黄山，本地人吴四官组织地方民众啸聚而起，“人皆望风奔投”。“大营、小盈、周岭、洋尾地方贼寇”闻风而起，陈敬德余部顺势攻克同安县城。至此，形成德化、永春、南安、晋江、安溪、同安、惠安七县地方民众响应，“七泉从贼如崩”的局面。

是年三月，“海贼”张秉彝、郑尾仔驾船二百艘进犯永宁卫中左千户所（今厦门），同安县民叶秉乾率乡兵击退。随后，“海贼”又进攻安仁里高浦所，并袭击高浦所城周围的村庄。三月二十八日，进攻安仁里十四都后溪头（今集美后溪镇），城内人许厥猷领兵抵抗，战死于豪南山。四月初一日，进攻仁德里兑山村（今集美兑山村），兑山李氏六世祖普兴公死于兵乱。四月十四日，又逼近积善里瑶山乡（今集美瑶山社），当地人周彝训战死，遗体被海浪冲到屿仔尾。

在台湾海峡活动的海上武装与永宁卫指挥同知钱辂在黑水洋作战，“海寇严启盛恃险为乱，（钱）辂躬率舟师追七日夜，至黑水洋及之，大小十一战”。官府加强浯屿的海上防守力量，分遣崇武所战船前往浯屿防守。

金门浯州盐场同样遭受海盗袭击，“明正统十四年，沙尤邓茂七作乱，贼党陷同安，引夷艘焚劫浯洲仓盐，毁民舍，杀掠兵官”。这里的“夷艘”指的应该是海商海盗群体。金门青屿张氏族谱描述了“海寇登岸”的历史场景：

正统乙（己）巳年，乡寇为孽，邑里递为保障计，以叔益彬有谋略，举为民兵之总以御寇。众约遇警以螺声为号，务相援救。未几，海寇登岸，大肆劫掠，叔率本宗子弟往御之，里有黄、陈二家负约不赴。叔欲闻官正其罪，二家惧，潜先于总戎处反间之，檄下。金门百户陈回往按其事，回竟受二家赂，逼叔首实，锻炼成狱。叔自分非力可支，饮恨慷慨就死，回尤阴附总戎，陷以拒捕，延祸全家五人皆从戎。

据族谱记载，青屿张氏为灶户家族，张益彬为浯州场“千夫长”，组织乡兵剿捕海寇，却被诬以非罪，蒙冤而死，并“延祸全家五人皆从戎”。青屿位于同安县浯州十七都，“在太武山之西，其出盐之地，大率亦居其半”。正统年间浯州盐场实行“盐课改折”，盐户获得了盐业经济的自主权，金门灶户得以与海商、卫所军户等群体一同加入私人海上贸易的浪潮，而有官府眼中的“海寇”活动。

4.潮州海域的海上激变

广东潮州府地处闽粤交界，民间走私贸易活跃，柘林、樟林、南澳等都是私商船只停泊的良港。潮州毗邻漳州的诏安湾，双方往来密切。早在宣德元年（1426），“倭夷犯上里……通事刘秀勾引倭舟入泊于湾港，威召各村各里之保长，赴舟领货，名曰‘放苏’。邻村皆靡然从之，遂以肆掠”。正统九年（1444），“广东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傍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其余俱归。复具舟将发，知府王源获其四人以闻”。这里所谓“傍郡亡赖”，就是漳州海上人群，而漳州海寇也频繁出现于潮州海域，“漳寇林乌铁等拥众扰郡之三饶甚猖獗”。正统十三年还发生了“漳州海寇陈万宁攻劫潮阳”的事件。

随着邓茂七余部向漳泉沿海地区进攻，广东地方官府开始留意潮州海防局势。正统十四年正月初七日，广东备倭都指挥佥事杜信奏称，“沿海东、西二路备倭官军累次调入腹里操备。即今福建贼邓茂七余党奔窜海边，劫掠官民，乞将原调官军退回守备”。正月十三日，广东都司、布政司、巡按监察御史，收到潮州府“程乡县递到伪文书，开称：邓社长等诱惑良民，并镇海卫地方贼船从海洋登岸劫掠，被官军杀退等情”。“邓社长”指“福建沙县贼首邓茂七社长”，也就是说潮州地区出现以“邓茂七社长名色”聚众起事的现象。地方官府随即奏报朝廷，并提升战备。

明英宗接到广东官员的奏报，指出：“今此所传诈伪文书，乃言贼首未死，奸诈所为，诱胁人心之事。及海洋登岸贼徒，盖是贼首凶党逃遁散漫偷生之徒。又闻有漳州旧贼陈万宁积年在海劫掠，或是其人。”英宗乃下诏：“尔等即便星夜添委堂上能干官往沿海地方，会同杜信等提督守海官军及沿海官军及沿海一应备倭、巡司、弓兵人等固守城池。及广置器械预备，仍严督军官昼夜哨探瞭望。有贼徒登岸及近海边，即相机剿杀……军卫有司但有一应诈伪文书，即时收贮，不许虚传，惊惑人民。”“伪文书”的存在，也说明邓茂七余部或在潮州的追随者，打着“邓社长”旗号发动群众，继续抗争。

正统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沈衡奏报，“海贼驾船十余艘泊福建镇海卫玄钟千户所，攻围城池”。考虑到“玄钟地邻潮州，恐敌犯境”，明廷即檄备倭都指挥杜信等严督隄备。玄钟千户所置于洪武二十年（1387），坐落梅岭半岛，是诏安湾的门户。“海贼”围攻南诏把截所城。南诏把截所建于明初，属漳浦县，是漳潮间交通的重要节点。宋为南诏场，后为沿海寨，元时筑有石城。是时，“海贼”以蛇洲为基地，与“山贼”轮番攻围把截所，义民涂膺入城率众抵抗：“山贼制梯，作长匮障身，至城下。膺严号令，分垛备守……明日海贼至，御复如之。”涂膺又写信赴潮乞援，调来援兵，方才解除所城之围。

四月二十四日，“福建海贼陈万宁攻广东潮阳县，劫官库银钞，杀主簿邓选，潮州府知府刘湛劾奏守备指挥高亮、千户周诚畏缩不援之罪”。二十九日，广东按察司佥事张忠向朝廷奏报，“闽贼二千余徒攻劫海阳县，杀伤人民甚众”，“潮州卫指挥佥事高璚等哨守黄冈，不即䇿应”。陈万宁等“诱致漳、潮居民入海驾船，累次登岸杀伤县官，劫掠官库”，得到了大部分滨海民众的响应，于是潮州海域不断出现“海寇登岸”的事件。

5.腹地与海疆共振

瓦剌犯边，威胁首都北京的安全，明廷将官军主力集中在北方，而刘聚、张楷和陈懋等南征大军因战火尚未平息无法回调。八月，英宗北狩，发生土木堡之变。九月，代宗即位。十月初五日，刘聚、张楷还朝，六科十三道交劾之，被免官。十一月初四日，叶盛弹劾“陈懋等典握重兵，罔效劳瘁，有逡巡畏缩之状，无奋勇克敌之心，出师几及一年，功迹曾何分寸，亏折军马，贻患生灵”，“又访得陈懋等奢侈恣肆，供亿浩繁，公私之括索骚然，上下之征求无厌，不顾人怨，不恤民艰”。代宗念及“今贼寇已平矣”，并没有降罪，初六日，“特恩”加宁阳侯陈懋为太保，升平江伯陈豫为平江侯，都督佥事董兴为都督同知，刑部尚书金濂兼太子宾客。初九日，保定伯梁珤往福建讨贼未平而归，法司论当斩，命降为事官，送武清侯石亨处自效。

明廷从邓茂七起义的危机处理中得到惨痛的教训，认识到防止外溢的重要性，提高了应急处置能力。正统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因“海贼”黄萧养围攻广州城数月不退，来援的安乡伯张安战败溺死，都指挥使王清被俘，巡抚监察御史沈衡派人间道告急，朝廷命都督同知董兴充左总兵官，调遣广西、江西、南京官军前往征讨。景泰元年二月，董兴率江西、两广的狼兵三万至广州。四月十一日，董兴帅官军至大洲头，大破黄萧养船队，萧养中流矢而死。董兴将其首级献上京师，论功升为右都督，留下镇守广东。

景泰元年四月十四日，朝廷起用保定伯梁珤佩平蛮将军为总兵官，统领官军剿杀贵州“苗贼”。十二月初二日，“苗贼劫掠湖广安化、湘乡二县，命总督军务、右都御史王来，总兵官保定伯梁珤，及都布按三司调兵剿捕”。梁珤平定贵州、湖南少数民族起义立功，景泰五年（1454）二月二十七日，朝廷赐保定侯梁珤券诰。

邓茂七起义的溢出效应使明朝进入由治入乱、动荡不安的时代，对地域社会转型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历史影响，这一影响不局限于陆地社会，更是渗透到海洋社会。

1.县域治理体系的调整

邓茂七起义的溢出效应破坏了明朝统治的底层，恢复县级政权为当务之急。正如天顺二年（1458）的《龙岩县重建县治记》所说：“今之县治，犹古之百里侯国也，有民人有社稷，朝廷张官置吏于斯为重。”

首先，重建县治公署城池等基础设施成为地方官府的首要任务。景泰元年三月，英宗命筑古田、宁德两县城。同年，泉州卫指挥使杨海重修同安县城。景泰四年（1453），知县黄希礼奏请重修上杭县城。天顺二年重建龙岩县治公署。天顺六年（1462）漳州府城重建东门内外楼。弘治、正德年间，福建迎来修筑县城的高潮。

其次，调整地方行政区划，在动乱地区增设新县。景泰三年（1452），浙江温州府置泰顺县，处州府置宣平县、景宁县、云和县，福建延平府置永安县。景泰六年（1455），福建建宁府置寿宁县。

再者，加强军事防卫体系，增设千户所。正统十四年，都督范雄奏请以沙县浮流巡检司置永安千户所。景泰二年十月，“设沙县、永安、尤溪、龙岩四千户所，调福州左、右，邵武，漳州卫四千户所官军实之”。与此同时，福建各县设置机兵，增强地方防御能力。福建地方卫所军已经呈现衰败的现象，自正统十四年后，不得不设置机兵，“地方官各募民壮，随处操练，遇警调用”。

此外，调整海防，内迁水寨。景泰三年，镇守福建尚书薛希琏奏称：“今备倭军船分为九澳，星散势弱。看得烽火门、小埕澳、南日山、涪㠗（浯屿）、西门澳五处，俱系要地，欲出海军船分立五寨哨捕。”薛希琏将铜山水寨从井尾澳迁往西门地。

2.底层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

邓茂七起义使明代民间底层社会重新整合，形成了与海洋生存模式紧密相连的强宗大族，以及以“义民”为代表的新地主群体。这些人成为地方社会重建的新地方精英。

《皇明世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尚书金濂、宁阳侯陈懋征邓茂七，道经广东某村，见居民以铁为墙，问之知为“铁墙”。陈氏二公入其家，盛馔相款，犒军牛酒皆遍。其堂以文木为柱，白金为砖，碾玉为四龙承其梁，几案桮桊亦加金玉，服玩极天下之巧，以钜万计，且藏甲兵壮士千人防盗贼。金公恶其僣，奏籍其赀，法书名书至不可尽，但揭绢素而已。有司鎔其墙，数月始尽。

广东沿海某村居民以铁为墙，“白金为砖”，建筑堂室，陈列俱文物，法书名书，价值巨万，过着奢华的生活，还私藏甲兵壮士千人防备盗贼，无视官府的法度，僭越逾制，不受官府的约束。

二十年后，来闽担任福建按察副使的何乔新指出：

八闽自沙尤之变以来，民多桀骜，下凌上，贱犯贵，相帅成风。而强宗大族依凭城社暴横尤甚，盖吾江右所无也。郡县吏宁违上司之令，而不敢违势家之一言，以为上司不过督责，而势家能陷以重罪故也。凡为政者，脂韦媕婀，辄得美誉，不再岁而迁，否则怨诽纷然，或因以得罪……天下日入于弊，而未知所以救之之方，此大可虑也。

民间风气大变，“民多桀骜，下凌上，贱犯贵，相帅成风”是指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坏，而所谓“强宗大族依凭城社暴横尤甚”，在沿海地区就是形成了谋求海洋利益的强宗大族，即后人所描述的：漳州龙溪、嵩屿等处“素以航海通番为生，其间豪之家，往往藏匿无赖，私造巨舟，接济器食，相倚为利”。漳泉“各澳之民，僻处海隅，俗如化外，而势豪数姓人家，又从而把持之，以故羽翼众多，番船联络，遂贻东南莫大之害”。“闽、广、隶、浙沿海大造楼船，公行贸贩，仕宦豪右为之聚薮，守令无识，多欲少刚，明知而莫敢问，或以赂通；其细民苦于困穷者，又协助而驾船，党与日繁，酿成厉阶。”这些强宗大族挑战官府的权威，影响地方官员的施政，甚至“能陷以重罪”，所以“郡县吏宁违上司之令，而不敢违势家一言”。

嘉靖四十年(1561)，吏科给事中郭汝霖“奉使琉球，道沿闽省往来经历者四载”，对“先朝尝遭倭宼及土豪邓茂七之变，所以制驭之者数载而始定”的影响深有体会。他指出，福建崇山巨海，深林僻谷，“自两关入延平，自延平入福州，自福州抵漳泉，皆崎岖，一路无他途可以救援，一方有事，则西逼江西，北扰浙直，南骚广东，三方为之不宁”。其民多轻剽好利，“当无事之时，凭山海之险，犹或时未静……有司稍急赋税，则动辄竖激变之旗”，“福建之民力穷极而事不可已，事不可已则劳费繁滋于此，而无以处之。臣恐其变之无息日也”。

同时，支持官府平乱的义民成为地方社会重建的新地主群体。为解决南下明军的粮饷供应不足的问题，正统十四年二月，英宗令户部右侍郎储懋前往延平、建宁、福州、漳泉等地，向民间劝借饷军，“其愿出米三五百石以上助官者，具奏旌异”。于是，龙岩县民杨廷瑞出米八百斛。据现存的《旌表杨政忠义碑记》载：“诏命郡县长官躬率耆老诣殷实之家，劝借米粟，以助不给。能输纳者或冠带荣身，或请敕立石旌异。廷瑞遵奉惟谨，命其子杨政运白米捌百斛，赴雁石营以给军饷。”龙岩县义士王璟、翁实、陈邦止、邓肃林“各运白米四百石赴雁石营交纳”，赐冠带荣身。丘存质“令子兴输粟一千石”，官府赐其子丘兴冠带，赐其子丘昂官封顺天府治中。丘存质、陈邦止等人成为新的地方精英，乐于捐资，参与重修龙岩县城，在地域社会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龙溪县民郭秉敦“运私米千余石助防守。寇灭，事闻，赐旌表”。海澄县富民周世纲捐输米谷400余石，协助官军守卫漳州府城。天顺二年，漳州知府谢骞旌表周世纲，里人立义民碑。同安县民叶秉乾率领民勇抵抗“沙尤寇”与“海盗”的侵袭，中左所、高浦所城得以保全。成化四年（1468），福建御史涂棐上疏旌表叶秉乾“忠义”。他们皆因义民身份获得免除杂役泛差、表门立石等福利，并被官方赋予“表励乡俗”的地位和威望，在地方社会掌握了话语权。

3.治理制度创新，增设跨省域的南赣巡抚

弘治八年（1495）四月，因江西南安、赣州二府“界福建、广东、湖广之交，流贼出没，事无统一，难于追捕，以致盗贼猖獗，地方不宁”，明廷决定设置跨省域的南赣巡抚，升广东布政使金泽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首任南赣巡抚，驻扎赣州，巡抚江西南安府、赣州府、建昌府，福建汀州府，广东潮州府、惠州府、南雄府，湖广郴州府，“会同各该镇守官严督兵备、守备分巡分守军卫有司，剿捕盗贼，抚安军民。凡事干各该府州地方贼情、军马、钱粮，各该都布按三司官员俱听节制调度。平时民情事务不须干预”。弘治十年（1497），划除建昌府，增广东韶州府、福建漳州府。南赣巡抚的军事管辖范围从内陆山地延伸到闽粤沿海地区，即邓茂七起义外溢的地区，于弘治十七年（1504）因讨贼顺利而被撤销。

正德六年（1511），因江西、福建、广东交界地方烽火再起，明廷复设南赣巡抚。周南为南赣巡抚，集诸道兵击汀州大帽山张时旺、黄镛等，于正德八年（1513）移师会总督陈金，平姚源王浩八之乱。正德九年（1514）正月，进周南为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但南畿巡抚与地方官职权存在矛盾，责任不专,类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赏罚，致令盗贼滋多，地方受祸，在实践中社会治理效果不彰。正德十年（1515）八月，升陈恪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十二月，改陈恪为大理寺卿，命服阕都察院右副御史公勉仁接任。正德十一年（1516）正月，改公勉仁抚治郧阳等地，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文森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半年之中换了三任，没有作为，而文森称病未赴任，南赣巡抚又空缺了半年。正德十一年八月十九日，以兵部尚书王琼荐，升南京鸿胪寺卿王守仁为都察院左佥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十六日，王守仁到任。二月十九日选兵二千，自赣起程，进军汀州、上杭，会福建、广东兵，征讨福建漳州詹师富，攻破南靖、平和、漳浦交界的长富村、象湖山、可塘洞等处。四月班师。五月回到赣州，“疏言权轻，无以令将士，请给旗牌，提督军务，得便宜从事。尚书王琼奏从其请”。“特改命尔提督军务，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军马钱粮事宜，俱听便宜区画，以足军饷。但有盗贼生发，即便设法调兵剿杀，不许踵袭旧弊，招抚蒙蔽，重为民患。其管领兵快人等官员，不问文职武职，若在军前违期并逗遛退缩者，俱听军法从事。”这一特殊的制度安排，改变“地连四省，事权不一”的状态，对由乱入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明朝官方对邓茂七起义的危机处理，内容复杂、内涵丰富，尽管持续时间不长，但对明王朝乃至地域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持久的。

邓茂七起义体现出明代官方与民间、政府与民众、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和对抗。邓茂七起义所引起的危机反映了上到朝廷决策、机构运作，下至地方执行层面能否有效处理危机、平息危机的问题。邓茂七起义打破了明初建立的社会秩序，基层治理体系分崩离析。景泰、天顺年间进入地方社会的重建过程。明王朝为加强对地方社会的管控，调整县域治理体系，重建地方官署，调整地方行政区划；加强军事防卫体系，设置机兵、民壮；重新整合底层社会结构，旌表义民；增设跨省域的南赣巡抚，管辖范围从内陆山区延伸至闽粤沿海地区。

然而，明代地域社会秩序的转变已经悄然发生，不可逆转。邓茂七之乱过后，明代社会经济、民风、习俗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景泰以来，岁频饥馑，俗渐浇漓，讦讼繁兴，踰越法度。乃至乡谷愚顽，梗弗率化。”地方乡族势力逐渐兴起。地方民勇乡豪在镇压动乱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官府旌表义民的形式，成为新的地方精英。他们重建地方社会，参与公共事务。而于东南海洋社会而言，这些地方精英成为谋求海洋利益的强宗大族，挑战官府的权威，航海通番。明代民间海洋贸易活动愈发活跃，“亦寇亦商”成为东南海上人群日常的生计模式。

从长时间段的历史脉络来看，邓茂七起义不仅是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件或农民起义，其影响范围也不局限于福建或闽赣山区。邓茂七起义应该被看作明中叶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缩影。通过对邓茂七起义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明中叶历史变迁的多维互动关系，包括王朝与地方、官方与民间、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复杂联动。